《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康德主义线索——
从“形式一内容”的非理性主义到“质一量”的总体辩证法
作者简介:檀健哲,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哲学等。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0辑〉》
摘要
新康德主义是理解青年卢卡奇重要的思想背景。本文认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使用的“形式—内容”的认识结构来源于其早期对于新康德主义思想的批判性吸收,这表现为对于新康德主义的双重态度;一方面,卢卡奇吸收来自新康德主义的“形式一内容”认知模式,重新梳理德国古典哲学克服康德的自在之物的历史,并以此切入马克思的思想,将马克思与韦伯关联起来,认为“形式”与“内容”的分裂是物化意识和物化结构的根源所在。另一方面,卢卡奇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逐渐走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在辩证法中找到了统一“量化”之形式与“质”之内容的方案,也找到了克服物化的关键——无产阶级。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一节,卢卡奇谈到了克服自在之物与非理性主义的两种方案:
乍一看,似乎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可能解决的两难困境。因为要么就是“非理性的”内容一无遗漏地化为概念体系(Begriffssystem),就是说,这个体系是封闭的,必须被构造成能适用于一切东西,似乎不存在任何内容即既定性(Gegebenheit)的非理性……要么就是被迫承认:既定性、内容进入形式,进入形式结构,进入形式的相互关系,即决定性地延伸进体系本身的结构(in die Struktur des Systemsselbst bestimmend hineinragt),这样,作为体系的体系就必须被抛弃,体系只能是对事实的尽可能一目了然的记载,一种尽可能条分缕析的描述……[1]
《历史与阶级意识》
读者可能会产生疑问:这里所提及的思想涉及何人?卢卡奇在之前刚刚阐述了自在之物的作用以及近代理性主义在数学方面的发展。明显,这两种方案并不出自德国古典哲学家本身。黑格尔虽然在辩证法中消除了自在之物,但其方法并不是数学。黑格尔同时还是卢卡奇在后文正面阐释的要素,是正确克服非理性的关键。另一方面,自康德以来,德国古典哲学家的重要工作就在于构建整全性的哲学体系。因此,抛弃“体系的体系”,似乎也不符合德国古典哲学家的思想特征。
本文认为,通过了解青年卢卡奇的思想背景可以进一步看到其对自己早期所接受的新康德主义哲学的描述。[2]青年卢卡奇除了受到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影响,还仔细研究了新康德主义思想家的诸多哲学著作,他曾认真阅读马堡学派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保罗•纳托普(Paul Natorp)的作品,更受教于西南学派的文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拉斯克(Emil Lask)等人,对新康德主义各个学派的哲学思想规划有很深的了解。[3]在新康德主义哲学中,马堡学派为改造康德哲学,以最新的数学和逻辑学方法重建了一种纯粹逻辑的意识哲学,试图克服自在之物。西南学派则意识到,纯粹的逻辑学是一种纯形式性原则,它自身并不能包含事物的内容,事物的内容必须来源于逻辑学之外。这样,形式和内容的冲突在新康德主义不同学派的争论中已经初见端倪。而此处卢卡奇所说的对于“完全不可能解决的两难困境”的两种解决方案,正是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的思想家激烈争论并且深刻影响到卢卡奇的关键。
可以看到,卢卡奇对于新康德主义的了解不仅限于“文化哲学”或者“二元论”。因此,我们有必要跟随卢卡奇一起深入新康德主义不同流派自身的哲学规划,他一面站在新康德主义的立场上,使用新康德主义的哲学史框架来理解物化意识的哲学史过程,将自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哲学史视为“形式”和“内容”的分离和结合,是克服自在之物和非理性的尝试。同时,他也自觉反对新康德主义,运用唯物主义立场,将新康德主义两学派之间的争论视为真正的物化意识——“资产阶级思想”二律背反的社会结构性表现。在这一基础上,卢卡奇通过马克思走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试图通过总体的辩证法超越形式与内容的分离,为无产阶级破除物化意识的革命提供哲学上的基础。[4]
注释:
[1]Lukács, Georg, Georg Lukács Werke Band II-Frühschriften II-Geschichte undKlassenbewußtsein, Neuwied und Berlin: Luchterhand, 1968, S. 295. 中译文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93 页,根据德文有改动。
[2]一个可能的反对意见来自卢卡奇自己的注解。卢卡奇在上一段引文的注释中指出:“人们也许会想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本文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卢卡奇是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影响更多,还是受到现象学的影响更多。问题在于:卢卡奇如何定位现象学方法。在这一基础上,尽管卢卡奇在早期的艺术哲学思考中也提到了现象学,但卢卡奇接触现象学的时期也是胡塞尔等早期现象学家刚刚开始走出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并独立探索现象学方法的时期。这意味着,实际上对于卢卡奇而言,早期现象学和新康德主义的区分边界并不明晰。卢卡奇的确受到了现象学思潮的影响,但是他是在新康德主义的框架下定位现象学的。因此,理解卢卡奇的新康德主义框架是更为基础性的任务。实际上胡塞尔本人早期也和新康德思想家有很多交流。参见:Andrea Staiti, The Ideen and Neo-Kantianism, in Lester Embree and Thomas Nenon eds. , Husserl's Ideen, Dordrecht: Springer, 2013, pp. 71 - 90.
[3]参见卢卡奇在海德堡求学时期的哲学读书笔记:Lukacs, Georg, Heidelberger Notizen (1910 -1913):Ein Textauswahl, hrsg. Bela Bacso, Budapest: Akademiai Kiad6, 1997.
[4]学界对新康德主义和青年卢卡奇的关注仍然有待展开,多集中讨论卢卡奇和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倾向的关系,并将新康德主义对于青年卢卡奇的影响框定在卢卡奇早期的美学一艺术论文写作时期。倪逸偲研究了拉斯克对费希特的研究,并为费希特提供了辩护。参见倪逸偲:《历史哲学的生成重解卢卡奇的费希特批评》,《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在国外文献方面,虽然新康德主义与卢卡奇的关系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仍有部分研究关注到了卢卡奇和新康德主义的哲学规划之间的隐秘关联,即认识到了早期的新康德主义思想对于卢卡奇创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复杂影响。汤姆•洛克莫尔(Tom Rockmore)注意到了卢卡奇的“非理性主义”观念与李凯尔特、拉斯克的关联。洛克莫尔进一步讨论了拉斯克在《费希特的观念论与历史》中对德国观念论传统的分析,并认为拉斯克在其中已经使用了类似“形式一内容”的二元论框架。在其余部分,洛克莫尔对卢卡奇的分析仍然集中于卢卡奇对德国观念论的讨论。而康斯坦丁诺斯•卡乌拉托斯(Konstantinos Kavoulakos)则在论著中正确地指出,“形式—内容”结构是卢卡奇从李凯尔特和拉斯克等人所继承的分析框架,卡乌拉托斯也仔细论述了李凯尔特和拉斯克的哲学认识论,并认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涉及了部分柯亨的思想。在这方面,齐格弗里德•基尔(Siegfried Keil)的《卢卡奇20年代作品中的新康德主义》从卢卡奇的作品中指认出了多重新康德主义影响,这些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包括李凯尔特、拉斯克、柯亨、纳托普、卡西尔与汉斯•法伊欣格(Hans Vaihinger)。基尔提出了极为富有洞见的观点,认为卢卡奇受到纳托普等马堡学派思想家的影响,将认识活动本身视为是对于对象的创造(Schöpfung)。基尔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因为由于马堡学派不承认外部作为感性材料之来源的自在之物,因此对象本身源自某种形式性的主体的创造(Genesis)活动。对于纳托普(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纳托普)而言,认识本身就是创造性的。基尔认为这是导致卢卡奇陷入革命的主观主义的根源,因为卢卡奇正是沿着这一思想认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改变就等同于现实社会结构的改变。其他涉及该方面的研究还有理查德•韦斯特曼(Richard Westerman)等人。参见:Konstantinos Kavoulakos, Georg Lukács's Philosophy of Praxis: From Neo-Kantianism to Marxism,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2018, Pp. 13-70;汤姆•洛克莫尔:《非理性主义:卢卡奇与马克思主义理性观》,孟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版,第50—73页;Keil, Siegfried,”Neukantianismus in Lukács' Arbeiten der zwanziger Jahre.“ in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Vol. 25, No. 3, 1977,S.322-334;理查德•韦斯特曼:《意识的物化:卢卡奇同一的主体—客体中的胡塞尔现象学》,参见孙乐强、李乾坤主编:《卢卡奇研究指南》第二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5—354页。
一、新康德主义背景:“形式”与“内容”的分裂
新康德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具有清晰边界的学派,严格来说,它仅仅是对于19世纪下半叶部分哲学家的哲学风格和哲学倾向的总体概括。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自然科学和生理学、早期心理学的出现,传统哲学的研究领域,诸如意识问题、本体论等受到重大冲击。哲学家们急需重新厘定哲学的任务,以回应这些冲击。在这一背景下,新康德主义思想家们提出了“回到康德”这一口号。在他们看来,只有以康德尊重自然科学的方式,才能协调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可以说,新康德主义思想家们重新复兴“康德”,并不是由于他们偏爱历史上的康德,而是因为他们面临着与康德当年类似的哲学境况。在这种重新“向康德请益”的氛围中,新康德主义内部逐渐形成了两大流派——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
1.马堡学派:纯粹逻辑的数学化体系
马堡学派的柯亨首先提出了协调方案:让哲学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根基,并重构哲学体系。对于柯亨来说,康德的成就在于将哲学建立在牛顿式科学之上,而牛顿的成就在于将数学引入自然科学中。柯亨认为,康德哲学的核心关切之一是数学化科学的成立条件:“康德把哲学问题集中到了数学自然科学上,他首先明确表示,哲学问题并不是一般的认识问题,而是数学一自然科学认识问题。”[1]对康德而言,感性形式是数学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但柯亨试图以不同于绝对观念论的方式取消感性的外部来源。他吸收19世纪以来的数学理论成果认为“无穷小(Infinitesimal)”的概念和微分学的进展使得数学超出了康德时代的限制,使得一直困扰康德的时空连续性问题在数学自身中得到解决:无需通过感性经验来设想直线,因为从微分学引入的方法使得直线的连续性可以在数学自身之内被定义。经验的外部性来源由此被消解,时空不再是数学知识的前提条件,而是基于“无穷小量”的新数学为时空连续提供了保障。“无穷小”的根基在于“内强量(Intensität)”,即人类对于线向着无穷小的分隔和连续的密集程度有了新的理解。对于柯亨而言,“无穷小”和“内强量”都不是自然界的实在,而是人类思想的结晶。因此,人类的思维通过数学,把握了在数学自身中得到定义的对象,不再需要康德意义上的自在之物提供“外部”刺激,一切都可以通过数学方法自身产生并在自身之内得到解决。如此一来感性本身也是思想的产物,所以感性和知性之间的严格界限被消解了,一切都被思想(Denken)所包含。柯亨将这种以数学方法核心建构起的思想体系称为“批判的观念论(Der kritische Idealismus)”。
在传统哲学中,事物的观念和事物本身必定具有差距,就像观念中的圆在现实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同的事物一样。柯亨将现代数学的新发展和微积分方法引入康德哲学,而在使用微积分和解析几何的条件下,现实中的事物可以近乎原封不动地被数学思想所把握,并呈现在观念中。对于柯亨而言,这证明了意识有能力借助“无穷小”和“内强量”来建构一个连续性(Kontinuität)的意识世界。意识的连续性贯穿了从认识论到伦理学、美学的各个学科,构成了柯亨哲学体系的核心。
通过对于康德哲学的改造,柯亨大大拓展了康德意义上的“先验逻辑”。在康德的意义上,先验逻辑代表着意识在认识论意义上的运作机制。但其仅是使得被接受进人意识的内容得以具有可理解性的形式要素,总有一个外部的自在之物作为内容的提供者被设定。柯亨则认为,一切都被包含在思想中。因此,范畴体系中的“判断(Urteil)”不仅是事物可理解性的根基,对象的被给予性也必须在其中被创造出来。这种特殊“判断”被称为“起源判断(das Urteil des Ursprungs)”,是理论认识得以可能的逻辑性条件,而柯亨也借此开创了完全不同于德国观念论结构的、可以和自然科学方法融合的哲学观念论体系。
柯亨这种利用新数学方法改造康德哲学的规划,极大地影响了卢卡奇对康德的理解。青年卢卡奇在笔记中写道:“(对柯亨和康德而言)哲学等于科学等于自然科学”。[2]这一表述精准地概括了柯亨思想的实质:康德的哲学是自然科学奠基的哲学,而柯亨自己则接续了康德的任务,继续强调数学方法对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奠基性作用,将康德的思想予以彻底化。这样,哲学不仅成为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根基,自然科学方法所使用的数学本身也嵌入了柯亨的思想,成为其哲学体系的一部分。通过柯享,卢卡奇将康德的思想与自然科学的量化方法紧密关联起来,这一影响持续到《历史与阶级意识》。
在柯亨的基础上,纳托普进一步发展了马堡学派的思想。他认同柯亨的看法,将逻辑学和数学视为哲学的根基方法。在1910年的《精确科学的哲学根基》(Die logischen Grundlagen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en)一书中,他进一步发展了马堡学派的思想,将数学视以逻辑为基础的精确科学,并认为数学的基础概念本身就是逻辑概念,而数学的公理和定理可以通过逻辑规则推导出来。这一看法使得逻辑和数学进一步深度统一。
在柯亨和纳托普看来,一切都可以在逻辑和数学层面被理解,因此不存在“非理性”问题。即便是“无理数”(irrationale Zahl/irrational number),在柯亨看来也可以被新的数学方法所理解:“算术思想的力量在于此:不确定性(Unbestimmtheit)被提升为确定性的缺失(Bestimmungslosigkeit)……从统一的角度看,确定性的缺失可以被转化为最高的确定性……在其中,更高层次的内容变得可以把握和确定。”[3]在初等数学上无法得到明确理解的无理数,可以通过将其在高等数学中转化为无穷级数来获得数学上的表示,所以无理数的内在机制也可以被理性所把握。[4]纳托普同样认为,马堡学派的观念论是接续康德的“纯粹观念论(reiner Idealismus)”。自然科学和这种纯粹的观念论是可以互通的。正如自然科学的探索永无止境一样,纯粹观念论中只存在有待于被理性化的东西,没有无法被理性化的东西。因此,不存在根本意义上的“非理性”。[5]甚至当柯亨对于微积分和连续性的理解受到了魏尔斯特拉斯函数(Weierstrass function)的挑战时,纳托普虽然意识到了柯亨的不足,但仍为一种连续性体系辩护。[6]因为他与柯亨一样认为,连续性是意识和对象之间认识可能性的根基。青年卢卡奇在笔记中指出,“概念也同时是存在的原则”。[7]这一看法十分精准,因为“连续性”原则在根本意义上指意识和实在的连续性,它保障了实在可以完整地被意识所包含在内。
2.西南学派:自然科学方法的界限与非理性的浮现
同时,以李凯尔特、拉斯克为代表的西南学派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哲学方案。李凯尔特在《逻辑的“一”“统一”,与数学的“一”》(Das Eine, Einheit, und die Eins)中对纳托普提出了反对。李凯尔特认为,数学需要逻辑,但数学本身也有赖于非逻辑之物(Alogische)才可以成立。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注释中指出:“我们发现,李凯尔特的文章《逻辑的‘一’、‘统一’,与数学的‘一’》(载《逻各斯》II,第1页)对数学的非理性问题作了极深刻的分析。”[8]卢卡奇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李凯尔特在这篇文章中运用了“形式一内容”结构来分析数学,而“形式一内容”结构正是卢卡奇日后用来分析德国古典哲学和物化意识的重要根据。
李凯尔特指出:“对于每一对象,我们都可以从中区分出形式和内容。”[9]逻辑是纯粹形式性的,而数学中的数字等对象则不同,是形式和内容的结合。既然逻辑只能为数学提供形式性根基,那数学对象的内容性要素就必须来自逻辑的外部,这就是“非逻辑”性。为说明这一点,李凯尔特进一步区分了逻辑学意义上的“同一(Identität)”与数学意义上的“相等(Gleichheit)”。“同一”仅表达了形式上的同语反复。但在如“2+1=3”的等式中,“相等”不仅将两边的数字连通起来,还提供了更多的知识性意义。对李凯尔特而言,这正是数学中的“非逻辑要素”所提供的、不同于形式的内容。在数学中,“量”之所以具有意义,是因为承载不同量的数字能够进行比较。而衡量“量”的大小必须依赖于数轴、数学性的序列体系等多重要素,进而必须存在诸如时间或者位置意义上的“前”或“后”。这就说明,数学系统想要成立,必须依赖时空等基础性要素。李凯尔特将时空称为“同质性中介(Das homogene Medium)”,正是在这种“中介”中,事物得以获得某种基础的同质性,但这种中介本身的起源却必然在逻辑之外的。[10]
李凯尔特对非逻辑因素的强调,某种程度上是对康德的回归,因康德也认为数学知识的成立条件有赖于时空。但李凯尔特继续将这种“非逻辑性”向“非理性”层面推进。他发现,逻辑不仅是形式的,它还无法解释事物本身的个别性。尽管存在逻辑上的“个别性”范畴,但这仍然是一个普遍的范畴,可以被用于任何个别事物之上。而具体的个别事物不仅和其他事物有差异,时空所赋予的事物的“此时此地”性也不能被逻辑所把握。马堡学派以数学和逻辑建构的“连续性”哲学体系,在李凯尔特看来永远仅是形式性的,它遗忘了实在的事物自身的具体内容。事物的内容,作为真正的“质”,永远表现出某种异质性,不能被数学的同质性的“量”化操作所完全包含。
青年卢卡奇以同样的角度来反思马堡学派的数学一逻辑化的思想体系:“对马堡学派的形而上学而言,借助无穷小的方法,思维作为存在的创造(Erzeugung)这一意义成为‘精确性的问题’和‘救赎的答案’。决定性的成就在于,思维成为实在(Realität)的根基……但康德也知道谢林后来明确表达的意思:实在的‘实情(Das)’与认识中的‘如何(Wie)’和‘所是之本质(Was)'之间有天壤之别”[11]在这里,卢卡奇已经完全了解了柯亨体系的方法和结果。但卢卡奇这里站在李凯尔特的立场上认为,观念论中的普遍的认知结构,无法真正涵盖事物本身的个别性。[12]
那么,能否将这种事物本身的特性带入体系,同时又保持体系的科学性呢?李凯尔特由此希望在自然科学方法之外,重新建立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李凯尔特继承了文德尔班对于自然科学方法的批评。自然科学方法是从特殊到一般的方法,其目的在于寻找普遍规律,事物本身的个别性仅仅是规律的承载者。而人文科学体系则留有保留事物个别性的希望。李凯尔特将从任何学科出发而认识世界的方式称为“概念建构(Begriffbildung)”,这也泛指任何加工现实世界对象并生产出命题或者知识的过程。自然科学借助数学来完成对于世界的“概念建构”,而数学的核心是“量化”。通过“量化”,事物自身的个别性被抽空,形式化的“量”无法把握个别性的“质”,两者的冲突被推向极致:“量化的自然科学恰恰绝不能把现实的个别性……这样的个别性始终是质的—纳入它们的概念中。”[13]
为彻底说明自然科学方法的局限性,李凯尔特正式提出,“现实”本身具有某种非理性(Irrationalität)的特征,是一种矛盾的结合一“现实”一方面具有连续性(Kontinuität),一方面也具有异质性(Heterogenität)。连续性意味着同质性,和“量化”紧密相关。而异质性则意味着特殊性、个别性,意味着不能被纳入同质性体系中。自然界中没有突然的变化,但同时,没有任何事物和现象与其他事物完全等同,它们都是特殊的、个别的,因此,现实是一种异质性的连续体。[14]如果自然科学只能通过量化方法认识到连续性,异质性作为“剩余”就被排除了。而这正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概念建构——历史文化科学的方法——得以存在的根本性基底。
历史科学研究的任务是描述那些不可替代的、具体的个别性事件:“它们的目标不是提出自然规律,甚至一般说来不仅仅是形成普遍概念……历史科学……要在其个别性中去描述那种绝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现实。”[15]物之间的质性的区别得到了保留。李凯尔特进一步指出了关注个别性的原因:这些个别性对于人来说承载着独特的意义(Bedeutung),即“价值(Wert)”。“价值”不能以判定客观实在性的“存在”或“非存在”作为标准,只能以有效性(Geltung)为标准来评价,而多种价值所构成的体系就是“文化”。
李凯尔特进一步意识到,任何体系都不能陷入纯粹个别性的杂多中。如果历史研究对无穷多的历史个别性都不加选择地予以描述,就会陷入历史主义的迷局。因此,一种仍然具有普遍性要素的“文化一价值”体系是历史科学建构个别性不可或缺的维度。对于几乎不存在价值的历史事件,历史研究者可以从文化一价值角度予以排除,将研究集中在真正承载重要文化价值的事件上。“文化价值”由此成为判定事件是否值得研究的准绳。在李凯尔特眼中,文化—价值体系具有某种先验的普遍性。但这种先验的文化与价值同现存的文化并不冲突。加入了文化—价值因素的“历史科学”成为“历史的文化科学(geschichtliche Kulturwissenschaft)”,其任务在于研究和描述那些不可重复的历史事件,并揭示这些事件对于人的文化性意义。这就是对于“个体”的“概念建构”,让本质不同的个别事件以携带不同价值意义的方式保存于体系之中。
作为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学生,拉斯克进一步推进了“非理性”概念的发展。他认为,“非理性”不仅指表面上缺乏逻辑的东西,如主观的情绪或者音乐,因为它们实质上仍遵从理性结构。“非理性”的真正意涵是“无法被理性化(Nicht-Rationalisierbarkeit)”。和李凯尔特一样,拉斯克强调,现实本身在根本意义上无法被理性认识所完全包含。[16]基于这一点,拉斯克也反对数学的量化方法和逻辑学方法的滥用:
……自然科学不择手段地从理论上渗透到有意义的事物中,以理论的形式及其成就而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自然科学的目标是使物质变得越来越薄,越来越透明。这就是量化的趋势。在数学中的质料是最空洞、最朦胧,因此它是最无拘无束的理论形式的狂欢;但同时也是最精确的科学……不承认这些优点之中的缺点,并把数学和自然科学作为科学性的典范,这种行为何其愚蠢。[17]
被纳托普等人奉为典范的数学和自然科学,仅仅是一种局限在量化领域的形式化科学,它缺乏真正的质料性内容的填充。因此,自然科学的理性化概念构成永远无法理解真正的实在。拉斯克在1902年的长篇论文《费希特的观念论与历史》(Fichtes Idealismus und die Geschichte)展现出了对于哲学史中的“非理性”问题的梳理。拉斯克没有像当代研究一样强调费希特的理性主义规划,而是强调费希特哲学中的一个罕见概念——“非理性的裂缝”(hiatus irrationalis)。这一概念代表着实在和主体必定具有不可跨越的距离,实在本身的非理性由此呼之欲出。[18]更为重要的是,拉斯克将“理性形式”和“非理性内容”的分析模式用于梳理(新)康德式的认识论问题:“感性一直观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如同范畴形式是理性的一样。”[19]这一观点对卢卡奇提出“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有重要意义:正是在拉斯克的阐释下,外在于主体的“自在之物”不再仅是“主体之外”的某种认识论设定,而是成为外在于理性体系的“非理性”剩余。拉斯克甚至认为,价值本身具有某种个体性要素。[20]如果价值不再具有某种先验的普遍性,李凯尔特将体系接纳进个体性的尝试,就会如卢卡奇所言,成为体系本身崩溃的关键。
可以说,在马堡学派看来,意识自身和现实对象在根本意义上具有连续性,因此,意识必定可以完全认识现实的对象。基于这一信念,马堡学派基于新的数学方法构建了一种彻底的先验逻辑,排除了作为感性来源的自在之物,现实本身被观念化、逻辑化。柯亨认为,认识论和伦理学、美学等学科虽然有诸多不同,但都共享着共同的逻辑基础结构,因此它们之间也是连续的。以李凯尔特为代表的西南学派则认为,现实本身必定不能被完全纳入体系中。李凯尔特从数学自身中的非逻辑因素出发,认为数学只能以量化的方式认识世界,这种形式化的、同质化的认识方式,必然使事物本身的“质”层面作为剩余无法被纳入体系中。李凯尔特将这种对数学方法的怀疑提升为非理性:现实本身具有某种非理性的要素,其内容性要素在根本上就不能被任何一种认识形式所完全容纳。因此,自然科学“量化”方法和人文学科的“个别化”方法所遵循的研究逻辑必然是对立而非连续的。拉斯克则进一步将这种“非理性”模式延伸到对于哲学史的认识中,并将康德意义上的“感性一直观”视为非理性之物。由此“量”与事物本身的“质”,作为“形式”和“内容”,陷入彻底对立。正是在这种对立的基础之上,卢卡奇完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更为重要的是,卢卡奇必须寻找到一种可以将“量”的“形式”与“质”的内容相结合的办法,这促使卢卡奇进一步走向黑格尔辩证法,并在社会领域重新激活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
注释:
[1]《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序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82页。
[2]Lukács, Georg, Heidelberger Notizen (1910 - 1913): Ein Textauswahl, hrsg. Béla Bacsó,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97, S. 61
[3]Cohen, Hermann, System der Philosophie-Erster Teil-Logik Der Reinen Erkenntniss, Berlin: Bruno Cassirer, 1902, S. 152.
[4]纳托普在《精确科学的逻辑奠基(Die logischen Grundlagen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en)》中明确表示了这一看法,参见:Natorp, Paul, Die logischen Grundlugen der ezakten Wissenschaften, Leipzig und Berlin: Druck und Verlag Von B. G. Teubner, 1910, S. 172 - 176.
[5]参见洪谦主编《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第82—83页。亦参见: Paul Natorp, Kant und die Marburger Schule, Kant-Studien, Vol. 17, No. 1 - 3, 1912, S. 207 - 208.
[6]在19世纪早期,人们认为函数的连续性和可导性是紧密结合的,而导数则是微分的基础,柯亨的微积分思想也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但魏尔斯特拉斯构造了一种处处连续但又处处不可导的函数,使柯享建立在微积分方法上的连续性原则受到挑战。也因此,柯亨和纳托普在数学上的哲学工作并未对数学界造成非常深刻的影响。数学界仍然沿着奥古斯丁•柯西(AugustinCauchy)、卡尔• 魏尔斯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以至波恩哈德•黎曼(Bernhard Riemann)、格奥尔格•康托(Georg Cantor)等人的思想来思考极限和微积分、连续性的关系。参见: Marco Giovanelli, "Hermann Cohen's Das Princip der Infinitesimal-Methode: The History of an Unsuccessful Book",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A, vol. 58, 2016, pp. 9 - 23.
[7]Lukács, Georg, Heidelberger Notizen (1910 - 1913): Ein Textauswahl, hrsg. Béla Bacso,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97, S. 72.
[8]Lukács, Georg, Georg Lukács Werke Band II-Frühschriften II-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Neuwied und Berlin: Luchterhand, 1968, S. 296. 中译文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94页,根据德文有改动。
[9]Rickert, Heinrich, „Das Eine, Einheit und die Eins. ", in Logos: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der Kultur, Vol. II, 1912, S. 32
[10]Rickert, Heinrich, „Das Eine, Einheit und die Eins. ", in Logos: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der Kultur, Vol. II, 1912, S. 59 - 67.
[11]Lukács, Georg, Heidelberger Notizen (1910 - 1913): Ein Textauswahl, hrsg. Béla Bacsó,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97, S. 76.
[12]实际上,马堡学派虽然整体上重视数学和自然科学方法,但纳托普等人的思想却并非一种形式化的“量化”哲学。马堡学派也并不如西南学派批判的那样,遗忘了事物的“质”。李凯尔特的文章出版后,纳托普在《康德与马堡学派(Kant und die Marburger Schule)》中对于李凯尔特的观点予以回应。纳托普正确地指出,李凯尔特“反对黑格尔的逻辑万能论,意图把逻辑支配的领域限制在最狭窄的范围内,他否认我们的看法,否认我们认为的数目(Zahl)、时间和空间都是纯粹逻辑实体的观点”(译文根据德文有改动)。纳托普还准确地指出了李凯尔特在“量”和“质”上的看法:“量并不是质,质也不是量,量不能转化为质,质也不能转化为量。”紧接着,纳托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按照我的论点,量完全不是质,质也完全不是量,然而两者彼此处在一种非常必然的相互关系中,彼此需要,互为条件,存则共存,亡则俱亡⋯⋯质是圆心,量是圆周,一个圆心只是对于一个圆周而存在的,正如一个圆周只是对于一个圆心存在的一样。”参见洪谦主编《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第89—91页,译文有改动,亦参见: Natorp, Paul, "Kant und die Marburger Schule", Kant-Studien, Vol. 17, No. 1 - 3, 1912, S. 213-215. 在更早的文章中,纳托普认为,认识需要某种“综合性的统一(synthetische Ein-heit)”,借助这种能力,主体可以从感性材料中得出概念。而这包括两种综合能力:“量的综合(quantitativen Synthesis)”与“质的综合(qualitativen Synthesis)”。纳托普认为,前者的核心操作是“综合”,即将不同量的元素组合为整体的能力,关注事物在数量上的大小、比例等,而“质的综合”的核心在于区分(Differenzierung),关注事物的质性的不同。但纳托普仍然认为,这两种综合是互相依存的,它们之间是连续的。但正如柯亨曾指出的那样,“连续性与同一性是完全不同的”。在柯亨的意义上,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都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和美学都可以被还原进认识论的逻辑中。同时柯亨的确认为,三者作为科学,必然具有共同的逻辑基础结构。这意味着,马堡学派的先验逻辑并不希望将事物构造为完全同质的数量关系,而是认为从逻辑和数学中,事物本身的多样性可以得到把握。在这一意义上,纳托普使用了复杂化的逻辑方法,但他不承认自己是“泛逻辑主义”。参见:Natorp, Paul, „Quantität und Qualität in Begriff, Urteil und gegenständlicher Erkenntnis: Ein Kapitel der transscendentalen Logik (I-II).“, Philosophische Monatshefte, Vol. 27, 1891, SS. 1 - 32, 129 - 160; Cohen, Hermann, System der Philosophie-Zreiter Teil-Ethik des reinen Willens, Berlin: Bruno Cassirer, 1904, S. 97- 100. 当然,如果回到西南学派的视角,事物本身的多样性,作为质性内容,必须处于形式性的逻辑系统之外。而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于马堡学派的批评,更多地吸收了李凯尔特和拉斯克的西南学派立场。
[13]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李超杰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132—135页。李凯尔特认为,即便在不借助数学或者不完全使用量化的自然科学领域,自然科学也以达成普遍概念为目标。李凯尔特认为,看似描述个别性的生物学和天文学都具有这种特点。
[14]同上书,第41—51页。
[15]同上书,第67页。
[16]Emil, Lask, Gesammelte Schriften II, hrsg. Eugen Herrigel, Tübingen: Verlag Von J. C.
B. Mohr, 1923, S. 76–80.
[17]Emil, Lask, Gesammelte Schriften III, hrsg. Eugen Herrigel, Tubingen: Verlag Von J. C.
B. Mohr, 1923, S. 243.
[18]现代德国哲学研究一般认为拉斯克的这种解读是一种误读。参见 Bruno,G.Anthony,“Hiatus Irrationalis: Lask's Fateful Misreading of Fichte",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30,no. 3,2021,Pp. 977-95;亦参见:倪逸偲:《历史哲学的生成—重解卢卡奇的费希特批评》,《浙江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但后康德哲学中对于概念性认识和实在的直接性的争论的确存在,例如 Hartmut Traub, Uber die Grenzen der Vemunft: Das Problem der
Irrationalität bei Jacobi und Fichte. " in Fichte Studien Bd. 14, 1998, S. 87 - 106.
[19]Emil, Lask, Gesammelte Schriften II, hrsg. Eugen Herrigel, Tübingen: Verlag Von J. C. B. Mohr, 1923, SS. 78.
[20]参见 Frederick Beiser, "Emil Lask and Kantianism", The Philosophical Forum, vol. 39, no. 2, June 2008, pp. 283 - 95.
二、卢卡奇:从新康德主义到辩证法
1.新康德主义批判:物化意识的两种表现
卢卡奇在1918年纪念拉斯克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规划,即对比拉斯克的“形式”概念和马堡学派的“形式”概念,但当时限于文章篇幅并未详尽涉及这一内容。[1]在这一意义上,《历史与阶级意识》实际上是这一问题意识的延续,对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关于形式和内容的不同哲学规划的批判,恰恰构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一节的核心。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中,卢卡奇梳理了自康德以来克服“非理性”自在之物的各种尝试。同时,他也由此提及新康德主义,并指出:马堡学派和西南学派的两种不同克服自在之物的方案都是失败的:
当哲学求助于形式和内容关系的结构前提时,它或者把个别学科的“数学化(mathematisierende)”方法改成哲学的方法(如马堡学派[Marburger Schule]),或者把物质的非理性,从逻辑意义上,说成“最终的”事实(如文德尔班、李凯尔特、拉斯克等)。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只要进行体系化的尝试,没有解决的非理性问题就以总体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2]
卢卡奇非常明确地意识到,两学派所代表的是形式与内容的分离。但卢卡奇并没有停留于此。在转向共产主义之前,他就已经在美学和艺术领域寻找调和这种冲突的方案。[3]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转而认为这种分离是资产阶级思想发展的结果。没有质的、形式化的量化体系,和只有内容、没有体系形式结构的思想,都是克服非理性的失败尝试,两者都表现了对于现实的事实性态度,成为承认现实世界合理性的“物化意识”。为了说明这一点,本文将分析卢卡奇如何运用新康德主义视角对社会问题进行观察,从而发现卢卡奇所阐述的新康德主义克服非理性的两种失败尝试,分别对应横向的物化—社会的物化,与纵向的物化历史层面的物化。
卢卡奇首先批判的对象是马堡学派。马堡学派把“数学化”的方法改造进了哲学的方法,却并没有克服非理性。问题在于“数学化”方法本身。卢卡奇写道:“这些学科让最终是其根据的物质基础停留在非理性(‘非创造性”既定性’)之中,而不加触动,以便在这样形成的、封闭的、从方法论上加以净化的世界中,能不受阻挡地运用可以不成问题地加以运用的知性范畴。这些范畴将被运用于‘理念的’物质,而不再运用于(甚至各学科的)真正物质基础。”[4]受到西南学派的影响,卢卡奇将纯粹数学一逻辑化的体系视为一种完全将内容予以剥离的形式性体系。纳托普将数学视为一种精确科学,即一门可以借助数学一逻辑方法定义自身的学科,它只与自身发生关联,没有“外部”。同样,柯亨运用数学方法取消了感性的被给予性,一切都是思维之内的建构。但对卢卡奇而言,它们都仅是没有内容的形式性体系,因为纯粹“观念中的世界”已然不是现实世界。柯亨的体系似乎可以理解物质,但其把握住的也仅仅是“理念”中的物质罢了。从唯物主义的立场看,纯粹的观念论恰恰让自己陷入了封闭的观念体系的藩禽,反而遗忘了真实存在于观念之外的现实的世界。这样,将直观完全纳入观念性体系的做法,却反而使得人们对于体系之外的现实世界退回到了直观的态度中。非理性的外部现实非但没有被消解,反而被遗忘了。由此,马堡学派的“量化”方法导向了横向层面的物化—人们对于社会结构之变革可能性的遗忘。
尽管卢卡奇对于马堡学派的批判吸收西南学派的部分要素,但卢卡奇紧接着就开始批判西南学派。李凯尔特尝试将事物的个别性保留在科学体系中,建立以先验文化一价值体系为标准的“历史文化科学”,试图保留历史事件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卢卡奇对此则提出尖锐的批判:“所有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都没有能力把现在的世界历史性事件把握为世界的历史。”[5]“历史”被李凯尔特切分成了纯粹个别的、离散的事件点,事件和事件的连续关联也因此被切断,人们无法形成关于历史如何在“过程”中进展的任何知识。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被动接受历史变化,在变化已经发生之后,才将这些变化以“个别性”的方法“客观”地加以研究。由此,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历史,却无法意识到自己就在历史中,自身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对卢卡奇来说,必须从某种总体性的历史过程框架出发,个别性的事件在这一总体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自己的历史定位,历史发展的真正意义由此才得以揭示。这也意味着,人自身是在创造历史的同时来理解历史的。单纯强调个别性的历史研究方法在根本意义上切断了历史自身的连续性:这样,西南学派的构想就会导向纵向层面的物化——对历史性变革的遗忘。
在这一基础上,卢卡奇继续批判了西南学派保留个体性的文化哲学方案:李凯尔特寄予厚望的先验的文化一价值体系,本身不具有任何先验的普遍性,因为李凯尔特的“文化”概念“只不过是把‘对他的集体(即对他的阶级)有效的文化价值’这一事实性当作客观性的标准、导向客观性的向导。随意性和主观性被从个别事实的素材中,从对这些事实的判断中挪进了标准本身,挪进了‘有效的文化价值’中”[6]。在李凯尔特那里,先验的文化标准和现存的文化并不冲突,所以卢卡奇尖锐地指出,李凯尔特反而是根据当下的文化现状来抽象出一种先验的文化标准。因此,这种体系必然会承认现存文化的合理性,甚至赋予其某种普遍性。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现存的文化永远是某种阶级的文化,它不是真正的普遍性,而是反映出某些阶级利益的特殊的东西。李凯尔特最终反而以反映阶级利益的、特殊的文化“冒充”了普遍性,仍被动承认了现存的文化体系的合理性。
2.从新康德主义物化意识到物化结构:马克思与韦伯的关联
在卢卡奇看来,马堡学派代表着“形式性”与“量化数学方法”的极致,而西南学派则代表着“内容性”和“异质性”的“个别性的质”的极致,两者在学说上的对立却都导致了对当下现存世界的“事实性”态度。因此,卢卡奇所说的“物化”所指的正是“形式”和“内容”的分裂本身,单独强调其中一者,并不会改变物化的现状。所以,单独强调“量”之形式的马堡学派与“质”之非理性的西南学派实际上是如硬币之两面一般的二律背反。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卢卡奇坚信,这一分裂根源于某种已经出现在社会中的物化结构。
在审视社会的层面,卢卡奇对于新康德主义实际上具有双重态度:一方面,他接受了新康德式的“形式”—“内容”与“量”—“质”的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他已然发现,新康德主义两学派分裂背后所彰显的正是一种分裂性的社会结构,物化意识来源于现实社会结构中的物化现象,它们都是有待于批判和超越的。卢卡奇的这一双重视角,在其对马克思的分析上得到了最次明显的表现。在第一层面,卢卡奇将马克思和韦伯关联起来。而在第二个层面,卢卡奇则认为马克思又提供了超越新康德主义模式的辩证法,由此发现了黑格尔的重要性。[7]
在“物化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着重从马克思的“商品”章出发。这一分析起点的选择并不仅在于“商品章”是《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端,具有举足轻重的方法论地位,而且在于马克思对于“商品”的物性分析中,通过二重性方法明确区分出作“量”的价值和作为“质”的使用价值:“每一种有用物……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8]这和卢卡奇所接受的新康德式“形式一内容”的认识结构契合在了一起。对卢卡奇来说,价值的二重性的问题在于商品的“质”和“量”的分裂本身:“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9]在交换价值中,商品作为物的使用价值之间的“质”性差异被“抽去”,从而得到了可以转化为“量”的同质性的商品形式:“只是由于质上不同的对象—就它们自然首先获得自己作为商品的对象性这一方面而言——被理解为形式相同的,商品形式作相同性的形式、即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可交换性形式才是可能的。”[10]在这一意义上,卢卡奇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解为“物化(Verdinglichung)”。[11]如前文所述,物化代表着“质”和“量”的分离,因此卢卡奇此处将商品拜物教理解为商品向全社会领域的渗透,是商品形式与“量化”结构对于真实社会结构的抽象过程,并且,商品的“形式”开始获得一种虚假的、脱离社会而独立的地位。
然而,正因为处于新康德式的视角下,卢卡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再定位”出现了多重偏离。张一兵教授指出,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将马克思的商品交换结构中的“事物化”与韦伯思想中的“合理化”进行了“无意识链接”。[12]可以说,这一“无意识链接”的关键恰恰在于影响卢卡奇的新康德主义思想。这种影响产生的“无意识链接”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在“量化形式”—“质性内容”框架下,卢卡奇转换了马克思“剥削”的意涵。对卢卡奇而言,“商品”代表“质”“量”的分裂。而马克思在行文中从价值的二重性引向劳动二重性的做法和劳动力沦为商品的事实,让卢卡奇认为:商品中的“质—量”分裂结构已然跨过物的体系,渗透进入了人与人之间。因此,卢卡奇自然地认为,人与人之间也出现了由这种分裂所带来的“形式”的虚假独立性,并自然地得出了“个人受抽象统治”的结论,认为“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13],反而没有提到剩余价值的产生问题。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通过商品所包含的价值的二重性引出更根本的劳动二重化。代表抽象劳动的价值和代表具体劳动的使用价值,在劳动力商品本身聚合最为深刻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导致了剩余价值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危机,而这一矛盾也恰恰成为剥削的实质根源。但对卢卡奇而言,人本身的质性存在被量化体系所完全抽象,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剥削最为重要的意义。这种分离所带来的抽象在机械化的工业生产流水线上得到了最明显的表现:“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成各个部分,也切断了那些在生产是‘有机’时把劳动的各种个别主体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联系……他们变成一些孤立的原子……不再直接—有机地通过他们的劳动成果属于一个整体,相反,他们的联系越来越仅仅由他们所结合进去的机械过程的抽象规律来中介。”[14]生产过程能够被切分,恰恰说明结构上由不同环节构成的生产体系,被抽象同质性的生产过程,展现了形式性的统治。这一过程在现实中表现为流水线机器生产对普通工厂生产的替代。而劳动过程的主体——工人在其中也被量化形式控制,个体之间的质性差异被忽视,只剩下“量”意义上的同质性,一个人可以随时代替另一个人的工作。可以说,卢卡奇对马克思“剥削”含义的细微“偏转”是一种创造性的再阐释:受到“合理化”的体系所掌控本身成为“剥削”。通过阅读《资本论》,卢卡奇得出的却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15]的结论。它直接开启了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于“同一性”的反思。但从后果来看,卢卡奇又隐蔽地舍弃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通过复杂的后续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抵达的剥削结构。在这一点上,卢卡奇此处的“偏转”已经暗中包含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日后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估”乃至“抛弃”。卢卡奇自己在1967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序言中虽然意识到了《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若干问题,也将自己与阿多诺等人划清界限,但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形式一内容”方面对于马克思阐释的这种偏转。虽然此时卢卡奇已经意识到“异化”与“物化”两者“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在概念上”都“不尽相同”,但认为自己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实际上中将“异化”与“物化”当成了同义语。[16]实际上,尽管这两个概念在揭示社会现象层面有共通之处,但《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物化”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思想结构中:“物化”所揭示的是“形式”与“内容”的分离,所展现的是卢卡奇式的(新)康德主义结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异化”(尽管也涉及了诸多分离性的问题)却完全已经超越了康德式的“形式”与“内容”结构。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重点批判的是《精神现象学》中的黑格尔,而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导论中已经指出,不能像康德一样将认识理解主体用来达到外部的某种“工具”。这也意味着,对于黑格尔来说,《精神现象学》克服了以形式来整理外在内容的“工具主义”康德式认识论,也彻底超越了“认识形式”与“外部内容”的二元区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虽然借助费尔巴哈来批判黑格尔,但这一批判不意味着倒退回了康德式的“形式一内容”结构。因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所展现的也是某种分离,但并不是“形式”与“内容”的分离。[17]也因此,尽管“抽象的统治”是马克思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但马克思仍然将这种抽象性的统治视为资本统治的附带环节,“抽象的统治”对马克思而言仅代表剥削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在这个意义上,对剥削含义的“偏转”构成了理解《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隐性线索:正是由于将资本的统治“越轨”理解并简化形式性统治的“合理化”,卢卡奇才会在《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尝试使用类似《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劳动本体论以克服《资本论》中的“资本逻辑”。由于对于“剥削”和“资本”理解的细微差异,卢卡奇直至晚年都对马克思进行着类似的“错位阅读”。[18]
第二,卢卡奇着重突出了自然科学中的量化数学方法在物化现象中的地位,“可计算性”(Kalkulierbarkeit)对卢卡奇而言至关重要。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可计算性”仅是用来说明剩余价值的一个环节,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仍然在于劳动力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张力。卢卡奇早年在柏林求学时期的老师齐美尔已经在《货币哲学》中注意到货币所带来的量化形式对精神的影响:“货币通过它特有的本性成为整个现代科学中一种认知倾向最完美的载体,即它把质的规定性简化为量的规定性⋯⋯不管在哪里,只要用数学来解释物质、构成及运动的原因,它就总是通过纯粹量化的公式来表达其结构和发展。”[19]在量化的形式中,由主体的心灵所创造出的客观文化逐渐会因为量化等形式化的力量而脱离心灵,与主体对立。齐美尔将这种量化造成的对立过程称为“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认为这是文化的悲剧性结果。[20]马堡学派同样重视数学科学的应用,正如上文所述,数学在柯亨和纳托普的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卢卡奇事实上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视马堡学派思想在社会领域现实化,因此,他在马克思身上看到的是“量”化的形式性要素对于内容的抽离。这一“虚假”的形式化体系,与马堡学派试图用数学的量化形式体系把握整个世界的尝试具有类同性,其结果都是使得真实的社会存在被抽空,只剩下纯粹的形式。这种对“量化”的批判使得卢卡奇将自然科学和数学方法也纳入自身的批判中。
通过新康德主义的眼镜,卢卡奇开始“无意识”地勾连马克思和韦伯,而这一操作的第三个特征在于,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认为韦伯的合理化是对马克思“抽象统治”思想的进一步推进。借助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卢卡奇发现了形式化结构从商品的物体系向人的渗透,并将其视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之一,但这也造成了其对马克思的理解发生了部分偏移。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卢卡奇才将马克思与韦伯正式联结起来。因为韦伯的合理化[21]思想以最为深刻的方式涉及了人受形式化体系控制的问题。对卢卡奇而言,马克思发现了“质”—“量”分离:“合理的客体化(rationelle Objektivierung)首先掩盖了一切物的——质的和质料性的(den qualitativen und materiellen)—直接的、物的特征(Dingcharakter)。”[22]但马克思的研究仅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产领域,而在韦伯那里,这种形式化体系的分裂已经蔓延到全社会。最为典型的内容就是可计算性在行政系统上的应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在内部首先建立在计算的基础上…⋯它们只有在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出来,在这里,法官像在具有合理法律的官僚国家中那样或多或少是一架法律条款自动机……法官行使职责至少大体上是可以计算出来的。”[23]韦伯的分析代表着“可计算性”对于全社会的操控,“形式”慢慢获得了一种相对于内容的虚假独立地位。需要注意的是,卢卡奇还从另一个角度阐述韦伯对马克思的深化:马克思“揭示”了“物化”,而韦伯不仅“揭示”了“物化”,他还在自己的研究方法中“表现”着“物化”。“可计算性”对韦伯而言是合理化过程的重要内容,但韦伯也意识到历史事件和社会行动中的非理性要素,并提出诸如“价值理性”等范畴,企图建立更为全面的社会研究方法。[24]韦伯此处正是受到了李凯尔特等西南学派思想家的影响,试图保留历史事件的“不可替代”性。但在卢卡奇看来,韦伯因此也落入了李凯尔特的两难之中:研究方法赋予历史普遍性、规律性的维度,与想要保留历史事件自身不可替代性的企图必然发生冲突。所以卢卡奇特别指出:“通过这种概念体系消除历史事实的纯事实性在方法论上是不可能的……历史事实可以被当作例子,在把握的体系和被把握的客观现实之间,也因此只剩下了一种同样是纯粹偶然的关系。”[25]在这一视角下,韦伯试图保留事件个别性的尝试,反而代表了普遍性“体系”与偶然的“事实”的既定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根据卢卡奇对于“资产阶级的二律背反”的分析,纯粹普遍化、形式化的体系,与承认纯粹偶然性、个体性的学说殊途同归,都无法将世界理解为可以改变的动态过程。对卢卡奇而言,如果说马克思将“形式”与“内容”的分离当作资本主义产生的物化现象加以批判,韦伯则更进一步地将这种分离嵌入自己的社会研究方法论之中。前者已经意识到自己处于物化的社会,还有突破物化的可能性,而后者则彻底使得“物化”镌刻入了自己的研究意识中,无法脱离。在这一点上,韦伯恰恰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物化”的最高表现。由此可见,新康德主义框架正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无意识”偏转到马克思和韦伯学说意涵的内在原因。在表面上,《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主要任务在于重新以黑格尔式辩证法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但这一表层操作却蕴含着更加复杂的深层意涵:为了使得马克思和黑格尔关联,卢卡奇必须先将马克思置于新康德式的“量化形式”—“质性内容”的问题域中,然后再通过这一问题引入作康德批判的黑格尔哲学。这一操作隐秘地以“个人受抽象统治”代替了《资本论》第一卷中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剥削体系,并将自然科学的数学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新批判对象,从而使得韦伯成为马克思的对话者。可以说,卢卡奇的这一创见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新理解史”,但同时埋下了偏离马克思式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根源。
3.具体的总体:“质一量”辩证法与无产阶级的生成
正如前文所言,卢卡奇不仅从新康德主义视角来理解马克思,马克思还卢卡奇带来了解决新康德主义分歧的希望—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卢卡奇重估了黑格尔主义传统,将辩证方法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如果摒弃或者抹杀辩证法,历史就变得无法了解。”[26]对于社会而言,辩证过程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它们不断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始终在变……只有辩证的总体观能够使我们把现实理解社会过程。”[27]辩证方法成为将社会和历史从物化的“质一量”分裂中解放出来的关键。通过重估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质一量”辩证法,卢卡奇找到了将两者重新融合的关键:“具体的总体”。我们将会看到,“具体的总体”将重新融合“质”之内容与“量”之形式,这样,社会和历史都可以重新成为形式与内容合一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卢卡奇在无产阶级身上看到了“质”和“量”的统一,无产阶级由此成为“具体的总体”的担当者,成为革命的主体。
黑格尔《逻辑学》
卢卡奇已经意识到,马克思和无产阶级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者,因此他沿着马克思的道路回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首先注意到的是《精神现象学》,并认为其将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把它们的统一理解为过程的统一和总体”。[28]“精神”的形态演变为卢卡奇提供了理解辩证法的第一个切入点:辩证法将主体和客体理解力在历史过程中互相作用、互相渗透并互相关联的统一体,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主体和客体都在发生转变。在这种视角下,历史和社会不再是静态的既定物,而是内部不断发生变化的复杂动态结构。这种动态的相互作用结构是突破“事实”结构的第一步。而在“物化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仔细研究了新康德主义中“质”和“量”的分裂,并通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将视角转向黑格尔的《逻辑学》,从而真正说明这一动态结构本身的“总体”性。
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质”论和“量”论都属于存在论的范畴。在“质”论中,黑格尔从“直接性”的“存在”出发,但直接性无法维持自身,必须自身向“量”范畴过渡。[29]对于卢卡奇而言,这一过波本身有双重含义:其一,“质”的“直接性”在辩证法中被扬弃,消除了事物的给定性与不可改变性;第二,“量”被置于“质”之后,意味着数学化的量化只是某种现实的、具有质性内容的抽象,而不是独立的、纯粹形式化的体系:新康德主义的分裂正在逐渐为辩证法体系所消解。
黑格尔在“量”论开端即指出,“量”本身是“连续性(Kontinuität)”与“离散性(Diskretion)”的统一。[30]也正是在这里,黑格尔概括了康德的二律背反:“在一个规定的两个相互对立的环节里,每一方都是脱离对方而孤立的。”[31]这一批判切中了康德的核心,也为卢卡奇点出了新康德主义两学派争论的根源:马堡学派希望排除“质”理解“量”,而西南学派则希望排除“量”而强调“质”。如果两者不再分隔,那么在统一的视角下,两者将有可能融合在一起。
此处,黑格尔的“连续性”与“离散性”还仅限于“量”本身之中。但在“量”论末尾,黑格尔认,“量”也不能再维持自身,需要向“尺度”过渡,而“尺度”所象征的正是“质”和“量”的融合。“质”的范畴最后将会重新出现在“量”中,因两者本身就是一个统一体。这对于卢卡奇来说有特殊意义。如果说从“质”论到“量”论的过渡象征着“量化”的抽象性形式体系对于内容的抽空,那么“量”范畴的向“尺度”的过渡则象征着纯粹数学性的量化思维的根本不足。“质”在“量”论结尾的重新出现代表辩证法能够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统一两者。
在“量”论的结尾,黑格尔认为“量化”思维遇到了根本的缺陷,无法有效地把握世界。这一缺陷的标志正是微积分。这与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的看法形成了对比。在柯亨的新康德主义体系中,微分和“无穷小”具有关键地位,正是在借用微积分方法的基础上,柯亨才将康德意义上的感性全部转化为知性,并建立了基于数学的形式化体系。黑格尔则指出,微积分代表着量化思维的自身崩溃。这一“崩溃”对于卢卡奇而言已经是对于纯粹量化体系的批判。在早期对微积分的争论中,在趋于无穷小时,dx/dy的意义是重要的争论焦点,将两者简化为0/0则会错失微分的真正内涵。黑格尔认为,两者的比例关系已经超出纯粹算术的量化思维理解范围,重新进入了“质”的范围:“在微分计算中作为dx和dy而出现的‘无限小’并非……仅仅指一个非有限的、未给定的大小……而是具有一个已规定的意义,即量的东西或一个比例关系环节本身的质的规定性。”[32]将dx和dy同时理解为0,陷入了知性思维的限度内,必须“超越这个单纯否定的方面(即比例关系的项是作为定量的零),以肯定的方式把诸项理解为质的环节”。[33]这样,“质”的范畴将在“量”中重新出现,思维本身也从严格区分“质”与“量”的知性开始向能够理解“质”与“量”融合的更高形态前进。黑格尔认为,比例关系是一种表现了质的量之间的关系。在分数中,尽管1/2和2/4的各个项的数目不同,却表达了相同的意义。因此,黑格尔认为,“质”和“量”在数学中已经出现了相互转化和相互渗透的可能。
在“尺度”论中,黑格尔进一步阐述了“质”和“量”的互相渗透关系。此时,重新在“量”中出现的“质”不再是孤立的范畴,而是与“量”一起构成了统一的辩证结构,“尺度”就是这一结果。黑格尔最终在化学中找到了质与量融合的例证:不同的酸和不同的碱之间都可以发生一定程度的中和反应。但一种酸可能和某种特定的碱在反应时速率更快,或生成同样量产物时所需的用量更少。反应中所表现出的量的差异,实际上和化学物本身的质性结构有关(在现代的意义上,即与表现“质”性的化学分子式结构有关)。黑格尔借用当时的化学理论,将这种质和量的融合称为“选择性亲和(Wahlverwandtschaft)”。[34]
在“尺度比例关系的节点线(Knotenlinie von Massverhältnissen)”中,黑格尔继续阐述了“质”与“量”的辩证关系,其论点正是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而为人所熟知的“量变引起质变”。卢卡奇认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理解仍有不足:“量变引起质变”不是指在引起质变的那一瞬间完成了从“量”到“质”的转化,而是指“质”本身从一开始已经渗透入“量”中。所以“节点线”的核心在于:质和量本身已经处于辩证性的融合中,这也是卢卡奇所特别强调,“就其内在变化而言,每一个变化都是一种质变”。[35]
通过重新理解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呈现的“质—量”辩证法,卢卡奇终于找到了突破新康德主义“质—量”分裂的关键。李凯尔特无法接受辩证法,将现实视为连续性和异质性的对立,进而将现实视为非理性物。拉斯克曾指出:“如果辩证地变化的概念是可以接受的,这样,而且只有这样,才能克服非理性。”[36]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拒斥让他们错失了克服非理性的机会。卢卡奇则意识到,黑格尔在《逻辑学》和《精神现象学》里使用的辩证法使得“概念”突破了互相之间的界限,在动态关系中互相渗透并互相融合。
在社会现实中,卢卡奇也找到了兼具有“质”与“量”的社会性主体无产阶级。卢卡奇指出,工人提供的是特殊的商品,即自己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商品化表现劳动时间。对于雇主而言,劳动时间仅具有数量上的形式差别。一个工人和另一个工人的一个小时在纯粹形式上是没有差别的。工人看似在这种形式化体系中失去了自己的内容性要素,但卢卡奇极为敏锐地指出,正是在这一点上,工人并没有丧失自己的内容:和资本家不同,工人是现实生产过程的切身参与者。因此,作“工时”的一小时不是纯形式,而是与工人在这一个小时中的具体劳动活动的具体内容相关的一个小时。对于工人来说,它不仅是时钟的流逝,还是自己在这一段时间内通过具体劳动、生产不同的产品使得这一小时得以被逐渐劳动所充满的过程。这样,工人不仅将自己作为劳动力出卖,感受到了作为“工时”的外在的量化时间,工人还拥有根据自己不同的劳动能力、在劳动流程中处于不同地位所具体感受到的、内在的、具有内容的时间。因此,卢卡奇才会说:“对工人来说,劳动时间不仅是他出卖的商品,即劳动力的客体形式(作这种形式,问题对他来说也就是一种等价物的交换,即量的关系),而且同时是他作主体、作为人而存在的决定性的生存形式。”[37]
在这意义上,无产阶级恰恰是“具体的总体”,因为“具体的总体”实际上在卢卡奇看来也是“质”和“量”的再次结合,它将具有双重面向:一方面,它是“总体”,将碎片化的历史整合为一个连续的历史过程,此时,它将“量”的连续性重新赋予缺乏形式整合的、零散的、异质性的“质”,另一方面,它也是“具体”:“总体的范畴绝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只有在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并且能被认为是一个同样动态的和辩证的整体的动态的辩证的环节这层意义上,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中所具有的表面的独立和自主才是一种假象。”[38]在社会层面,它克服了社会形式中“量”的同质性,让个体和无产阶级从同质化体系中解放出来,让异质性的“质”重新在“量”化体系中出现。在“具体的总体”视角下,历史成为经过若干不同事件但自身在这一过程中保持连续的连续体,作历史过程的“转变”(Werden)才可以被无产阶级理解并加以利用。同样,社会不再是单纯的、永恒不变的社会形式,而是由不同异质性社会部门在相互作用关系下形成了结构性动态社会体系。
在“质”和“量”重新结合的情况下,无产阶级真正作为一个“阶级”才真正得以出现。在复杂的社会结构内部,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所在的社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质”的差别,进而意识到,它和其他阶级具有完全不同的“质”(异质性),同时在无产阶级内部,不同的人因为具有同样的阶级地位而团结在一起,继承了“量”当中的连续性。并且,无产阶级处于的社会地位让他们可以将社会作一个整体把握,由此实现了“质”与“量”的融合。对于历史而言,新生成的无产阶级把自己视为一个标志性的、与其他事件的意义都不同的历史事件(异质性),同时,“无产阶级在历史中出现”这一特殊的历史意义必须通过某种连续性来赋予:只有将历史理解为一个“过去一现在一将来”的连续体,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特殊使命才会彰显出来。
注释:
[1]Lukàcs, Georg, „Emil Lask", Kant-Studien, Bd. 22, Heft. 1 - 2, 1918, S. 350.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96—197页。译文有改动,参考 Georg Lukdics, Georg Lukics Werke Barnd II-Frihschriften II-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Neuwied und Berlin: Luchterhand, 1968, S. 298.
[3]Lukács, Georg, Georg Lukács Werke Band XVI-Frühe Schriften zur Ästhetik-I Heidelberger Philosophie der Kunst (1912-1914), Neuwied und Berlin: Luchterhand, 1974, S. 50 - 55.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第196页。
[5]同上书,第247页。
[6]同上书,第238—239页。
[7]本文的早期版本曾得到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双利老师的建议,她向我指出卢卡奇对新康德主义具有这种复杂的双重态度。笔者吸收了张老师的观点并继续改进了文章内容。在此向张老师的建议表示感谢。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
[9]同上书,第49页。
[10]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第153页。
[11]同上书,第152页。Lukdcs,Georg, Georg Lukacs Werke Band II-Frihschriften II-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Neuwied und Berlin: Luchterhand, 1968, S. 260.
[12]参见张一兵:《事物化与物化:从韦伯到青年卢卡奇》,《现代哲学》2015年第1期。
[1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52—153页。
[14]同上书,第157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页。
[16]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第20页。
[17]从当代研究的视角而言,我们也可以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等内容中解读出批判“形式”与“内容”分离的意涵。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以“形式一内容”结构而推导出“异化”概念的。相反,卢卡奇的“物化”则是直接从“形式一内容”思想结构中推导而来的。
[18]参见仰海峰:《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对马克思的错位阅读》,《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3期。
[19]西美尔:《货币哲学》,陈戎女、耿开君、文聘元译,华夏出版社 2018年版,第273页。
[20]齐美尔在自己的文章《文化的概念及其悲剧性》(Der Begriff und die Tragidie der Kultur)中拓展了这一观点。这篇文章与卢卡奇的《悲剧的形而上学》刊载于同一期的西南学派杂志《逻各斯》上,卢卡奇很有可能参考过该文章。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的“物化”概念也有齐美尔这一方面的影响。Simmel, Georg, Der Begriff und die Tragodie der Kultur, in Logos: 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der Kultur, Bd. II, 1911/1912, SS. 1 - 25. Je
于这一点的研究亦参见:Figal, Gunter, Gegenstindlichkeil: Das Hermeneutische und die Philosophi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6, S. 126 - 142.
[21]Rationalisierung,即“理性化”。在提及韦伯时,本文按惯例使用“合理化”这一翻译。
[2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第160页。中译文有改动,参见 Lukacs, Georg, Georg Lukdcs Werke Band II-Frühschriften II-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Neuwied und Berlin: Luchterhand, 1968, S. 267.
[23]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第164—165 页。实际上,韦伯在这一章中对议会制和政党政治进行了反思:在行政系统日益官僚化、形式化的德国,议会只能在形式上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能在实质上表现出人民的利益。由于官保制的广泛应用,议会制本身也陷入了形式和内容的分裂。卢卡奇原文没有说明这段引文的出处。这段内容出自韦伯 1918年出版的《新建德国的议会与政权:对官员和政党政治的政治性批判》(Parlament und Regierung im neugeordneten Deutschland: Zur politischen Kritik des Beamtentums und Parteiteesens),韦伯在其中从俾斯麦对于德国的影响出发,对于德国的政治传统、议会制度和政党制度都进行了反思。参见 Weber, Marx, Parlament und Regierung im neugeordneten Deutschland: Zur politischen Kritik des Beamtentums und Parteiwesens, München und Leipzig: Duncker &. Humblot, 1918. 亦参见: Weber, Marx, Max Weber-Gesamtausgabe, Band I - 15: Zur Politik im Weltkrieg: Schriften und Reden 1914 - 1918, Tubingen: J. C. B. Mohr, 1984, S. 420-596.这一论断对卢卡奇批判第二国际有很大的影响。不过,在《物化与阶级意识》的行文中,他没有继续韦伯的推论,而是再次回到了对形式性的批判。
[24]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区分作为历史趋向的“合理化”和韦伯所建立的理性主义社会学研究方法。毫无疑问,韦伯将合理化视为是现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向。但他对历史事件的非理性并非毫无洞察力。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已经发现,现代资本主义中合理化的计算体系反而是受到某种宗教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才逐渐出现的。正因为意识到了历史过程和社会的复杂性,韦伯在研究中提出了诸如“价值理性”的方法,作为“工具理性”的补充。因此,就研究方法而言,一个研究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而韦伯在这里并不想把历史中的非理性转化为理性的产物,而只是想在研究中尽力容纳和阐释历史和社会的非理性行动结构。因此,作为研究方法的“合理化(理性化)”和作为历史趋向的“合理化”具有关联,却也有明显的区别。亦参考:Neugebauer, Georg, Die Grenzen der Rationalität in Max Webers frühen Aufsätzen zur Wissenschaftslehre, in Irrationalität. hrsg. von Christoph Asmuth &. Simon Gabriel Neuffer,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2015, S. 187 - 195.
[2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第243页。
[26]同上书,第62页。
[27]同上书,第64页。
[28]同上书,第88页。
[29]黑格尔:《逻辑学I》,先刚译,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第161—162页。
[30]同上书,第173—188页。“Diskretion”原译为“区间性”,此处改为“离散性”。
[31]同上书,第178页。
[32]同上书,第256页。
[33]同上书,第250页。
[34]“Wahlverwandtschaft”原为化学术语,在18—19世纪初的化学中常用于描述现代意义上类似于置换反应或者复分解反应的过程。对于18—19世纪初的化学家而言,“亲和”大多数时候只能表述两种反应物之间的关系,但这不代表人们已经了解了反应背后的原理。歌德于1809年出版小说《亲和力》(Die Wahlverwndischafien)中借用这一术语来隐喻人之间的关系,这与当时的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者对新科学的成果采取了浪漫式的理解有关。在浪漫派看来,新式的化学、矿物发现说明了自然并非死的机械物,而是某种有机的整体。参见:Berg,Gunnar; Godel, Rainer, Die Begriffe , Verwandtschaft, Und , Wahlverwandtschaft‹ in Der Chemie: Zur Geschichte Einer Metapher. " 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 Vol. 59, 2017, S. 197 - 204.
[3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2017年版,第259—60页。
[36]同上书,第226页。
[37]同上书,第260页。
[38]同上书,第69页。
三、结语
总体而言,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一方面受到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以“质”与“量”的分裂为切入点,发展出“形式”与“内容”的认识模式,并以此核心梳理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并将马克思和韦伯关联起来,发现了社会与历史的物化结构。物化意识的核心即在于“质”性的内容与“量化”的形式之间的分裂。同时,卢卡奇以马克思为中介复活了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传统,从而在“质”与“量”的辩证法中得出了解决“形式”—“内容”分裂的关键概念:“具体的总体”。由此,无产阶级作为“具体的总体”的一部分,成为物化结构崩溃的关键。
尽管《历史与阶级意识》在革命方面被认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卢卡奇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逐渐远离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但纵观卢卡奇的整个哲学生涯,新康德主义的认识模式贯穿了他所有的作品。在《审美特性》中,卢卡奇再次改造了李凯尔特曾用过的“同质性中介”这一概念,并认为艺术作为“同质性中介”,以特殊的方式将异质性的外在世界在艺术中再生产出来。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重新以“异质性”和“同质化”结构来认识现实与哲学的关系。此时,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卢卡奇看来已经不是一种兼具“异质性”与“同质性”的辩证,而是将辩证逻辑作本体论的哲学。完全吸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卢卡奇意识到,即便黑格尔的“逻辑”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形式逻辑,但黑格尔仍然让其全部哲学体系成为“逻辑”的附属,这仍然是一种特的“逻辑主义”。只有现实的“劳动”才可以重新构成主体与外在于主体的异质性世界的中介。而在《理性的毁灭》中,卢卡奇仍在使用“非理性主义”概念来梳理哲学史。可以说,虽然卢卡奇对具体哲学家的态度取决于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程度,但是由新康德主义所奠定的哲学史理解模式,仍然对卢卡奇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