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伦理与历史:卢卡奇思想的统一性
作者简介:张笑夷,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0辑)》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及其现实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1BZX1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
在卢卡奇的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作品中存在着统一性。这种统一性的价值论基础是关于“总体”的信念,既表现出早期对古希腊统一的文化的赞叹和迷恋,又表现为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对社会主义事业的肯定和坚守。卢卡奇思想的这种统一的哲学—伦理学面相是,对一种合乎人性的生活的伦理观念的执着,对人的自主性之生成与社会民主化之实现的持续的、深入的思考。这种统一在方法论结构层面的表现是具体总体的辩证法,即如何给“总体”一个具体的“世界”,如何使“应该”客观化。卢卡奇是位真正的哲学家。他的思想的统一性是其伟大的哲学品格的反映。当然,本文对卢卡奇思想统一性的研究并不是要否定卢卡奇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或削弱其思想的丰富性。毋庸置疑,卢卡奇的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都各具特色、魅力非凡。
格奥尔格·卢卡奇(Gybrgy Lukacs, 1885-1971)
格奥尔格•卢卡奇(Gybrgy Lukacs, 1885-1971)是20世纪精神文化发展的有力推动者,在哲学、美学、文艺理论等领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来看,卢卡奇不仅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对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实现所作的理论思考仍然可以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提供有益启示。
卢卡奇思想的面相是多重的。不过,即使从整体视域或长时段出发来审视卢卡奇的思想历程,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和强调卢卡奇思想的变化,忽略了他思想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其实,我们很难想象一位思想家在其持续不断地思考中只有断裂而没有延续。如果把卢卡奇的思想发展视为一次哲学历险的话,一种哲学的本质或哲学家的哲学品格似乎是早已形成了的。卢卡奇本人也曾宣称,在他的思想发展中没有任何非有机的成分。他的自传以及生前写的一些重要的自传性文章都试图对此进行说明。既然如此,考察卢卡奇思想的统一性便对深入理解他各个时期思想的形成、变化和特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通过追溯卢卡奇的思想发展历程,试图理解并揭示其思想的统一性,以便在此基础上更好地理解卢卡奇的哲学品格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当然,此项工作并不是要否定卢卡奇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或削弱其思想的丰富性。毋庸置疑,卢卡奇的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都各具特色、魅力非凡。
01 作为生活之真理的“总体”:卢卡奇思想的价值论基础
如果卢卡奇的思想经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那么我们就需要追问,“组织”起这个有机整体的要素是什么?是什么为卢卡奇的思想提供了某种统一性?不可否认,卢卡奇的思想经历与其在特定时代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不过,如果我们仅将其思想视为对时代状况和人类生活经验的反映,那恐怕是不充分的。回顾他一生富有争议的思想转变和经历,可以发现,即便卢卡奇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但他都致力于解决同一个基本问题。起初,这个问题通过他关于美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被提出来,后来,在不断深化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中,他一次又一次对这个问题作出创造性的回答。对卢卡奇来说,他一生的理论求索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人究竟能不能过上一种更有意义、更本质、更有人的尊严的生活?为更有意义和更人性的生活而斗争一直是人类思想和行动求索的共同任务。卢卡奇像其他哲学家一样自觉地踏上了这条路,并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不过,在这个问题得到回答之前,早已先在地被确定下来的是作为卢卡奇思想统一性基础的一种价值信念:卢卡奇视为真理和真正的现实的“总体”。作为生活与本质、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人的内在信念和外在规制的统一,卢卡奇总体性的世界观当然是在对资本主义文化和生活的亲身经验和反思中逐渐明晰的,但从童年时代起,卢卡奇通过阅读就已经自发地产生了对总体性的生活和完整的人的渴望。根据卢卡奇的自传,在他15岁之后的阅读中,受到詹姆斯•库柏的《最后一个莫西干人》、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以及易卜生和托尔斯泰的作品的影响,除此还受到匈牙利著名作家贝奈德克•埃列克的人格的影响,卢卡奇逐渐产生了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的想法。正因如此,表现为生活的基本的和积极的意义的总体构成了卢卡奇的精神信念,在卢卡奇那里一直作为一种笛卡尔式的清楚明白的真理和基础而存在着。“认识到一种理想,同时就认识了目前的存在模式的局限。人不可能无限期地忍受其存在的任何一种给定模式的相对局限和狭隘性。这就是他反对强制、反对异化的体制,甚至反对他自己过去的行为模式的原因。这也是他想要改变并改善他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以及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克服那些他视为有限的和否定的生活条件的特征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总体”这一信念和理想成了推动卢卡奇从事理论探索的原动力,是卢卡奇为“改变生活”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价值论基础。
《最后一个莫西干人》(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作为生活之真理的“总体”在卢卡奇思想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面相。在早期阶段,“总体”化身为统一一切生活的“文化”。“文化……是生活的统一,是提高生活和丰富生活统一的力量⋯⋯用一种力量统一了所有生活现象……所以不论你观察生活总体的哪一部分,你都会在它的最深处发现同样的东西。在真的文化中,每一种事物都是表意的。”青年卢卡奇用“文化”表达生活的“总体”,他所谓的“真的文化”是生活与本质的统一。在这种“真的文化”中,艺术和哲学等高级文化形式与日常生活不再是相疏离的,日常生活不再是高级文化的剩余物,而是本身包含和体现总体的一个具体层面。在早期的《小说理论》中,卢卡奇对作为总体的文化的确信表现为对古希腊文化的赞叹和迷恋。“希腊文化的完美在我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而它的陌生则是我们不可逾越的。”“希腊人在历史本身中,经历了与伟大的诸形式先天地(a priori)相适应的所有阶段。”彼时的卢卡奇承袭了德国学术界对人性和希腊文化的认识,把文化总体视为希腊人的自然(本性)。在这部著作中,卢卡奇将作为希腊人的自然(本性)的文化称为“统一的文化”,明确表达了“总体”是这种文化基本的和积极的意义,并特别指出了总体的意涵,“作为每一个个别现象之赋形的居先者(formendes Prius),总体意味着,某种完整的东西可能就是完美的。
它之所以是完美的,是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它的内部,没有什么东西被排除在外,也没有什么东西指向一种更高级的外部事物。它之所以是完美的,是因为它内部的一切都向着自身的完美成熟起来,并通过达到它自身的方式服从于联系”。虽然这种关于文化的观点更多地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成为卢卡奇展开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有力工具,并由此“开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
在卢卡奇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后,“总体”具体化为作为“类生活”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相应地,卢卡奇的哲学,无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和重新阐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都体现着他对“再现”“类生活”这一总体性信念的坚守。恰恰因为卢卡奇相信完整的人和统一的文化才是生活之真理,他才能走向马克思的思想,发现、理解和重新阐释马克思的“类生活”理念。在卢卡奇那里,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所表明的需要在现实中实现的价值目标,也是他总体性世界观的具体化,是他一直追问的生活与本质统一问题的历史解答。卢卡奇在1918年加入共产党后就再也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立场,这并不是因为盲目的信仰和革命的需要,而是因为他对以“实践”为基础的本质与存在、心灵与行动、自我与世界、“内”与“外”的统一的确信。他相信,共产主义运动是“总体”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并且只有共产主义能够保证总体在实际中被实现。诚如科拉科夫斯基所说,卢卡奇“相信马克思主义是历史问题的最终答案。相信共产主义保证人类一切力量的最终和谐并保证人类一切可能性的自由发挥。相信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此人与彼人之间的冲突,以及偶然存在与‘本质’、道德、法律之间的冲突都会在‘原则上’得以解决。相信依然只有共产主义能够在实际中使自身与历史运动统一起来,这种运动允诺上述综合将不可能不被实现”。
许多人对卢卡奇在1970年接受英国《新左派评论》访谈时说过的一句话存有误解。他说:“我在这一点上没有变化。我总是认为,生活在最坏的社会主义里也比生活在最好的资本主义里强。”如果清楚了卢卡奇对社会主义理解的价值论意蕴,就不难理解,他所谓的“最坏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当时任何一个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而是意味着最坏的社会主义也应该是以总体的人和文化为价值内涵和生活原则的社会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一论断才能够得到正确理解。
在卢卡奇那里,“总体”是一种秩序、一种规范、一种理念、一种坚守。卢卡奇将自己的全部思想和生活都建立在“总体”这一信念之上。这种信念和规范支撑和指引着卢卡奇的生活和思考,使他对社会生活中人类的每一种特定的思想和行动都能提出自己的包含着总体性意蕴的认识。只有从卢卡奇对总体性的确信出发,他各个时期思想的连续与断裂、他所提出的特定的问题以及问题的解决才能被充分地理解和思考。
02 人的充分发展和社会的民主化:卢卡奇思想中持存的伦理主题
“总体”作为一以贯之的、生活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终极目的,使卢卡奇建立起一种通过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产生合乎人性尊严的生活的伦理观念。这种伦理观念引导着卢卡奇对革命、政治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考。“我的伦理观要求转向实践、行动,从而转向政治。这反过来又使我转向经济学,而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的需要最后使我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所有这些发展都是缓慢的、不平稳的。然而,我所选定的方向甚至在俄国革命爆发后的战争期间就已开始明朗起来。”无论是在前马克思主义时期还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无论是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家、美学家还是哲学家,卢卡奇始终是一个坚定的道德主义者。在他看来,每一种事物在道德(伦理)中达到顶点,更好的人、更有意义的生活和更高级的人类历史阶段都无法脱离伦理道德的范畴而存在。无论思维方式发生怎样的转变,卢卡奇的社会历史理论总是贯穿着明晰的伦理批判维度。伦理问题是卢卡奇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他曾指出:“我之所以决定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伦理的考虑。”不仅如此,伦理的考虑也在其思想转变和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是衡量“文化”和有机共同体的不容置疑的价值维度,是达到“类存在”和“类生活”的必由之路。
从青年时代起,个人的自我实现和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就成了卢卡奇进行理论研究和革命实践的动机。在接触奥第(Endre Ady)的诗歌后,奥第成了他终生崇拜的对象,因为“奥第是一个认为革命对他自己的自我实现不可缺少的人”。在这一时期,卢卡奇的思想锋芒直指精神衰颓的资本主义社会,力图以理论创作介入对现实社会的重塑。在《现代戏剧发展史》《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中,一方面,出于对文化作为总体的现实的确信,卢卡奇对资产阶级物化的社会现实及其创造能力的萎缩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揭示这些文学形式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对生活进行抽象的再调整的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吕西安•戈德曼给予《心灵与形式》以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现代思想史上地位重要的一书⋯⋯他在这部著作中通过探讨人的生活和绝对律令之间的关系,重新发现了古典哲学的伟大传统”。卢卡奇在苏格拉底那里看到了哲学家的伟大,在希腊哲学那里看到了哲学的力量。他相信,哲学能够为生活赋予“形式”,帮助人过上“一种自然的、合乎人类尊严的生活”。作为卢卡奇早期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形式”来源于人的伦理生活。卢卡奇指出,伦理“这种力量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能区分事物,为事物划分等级。这种力量能从灵魂本身中为灵魂投射出一个目标,从而为灵魂的内容赋予坚实的形式”。卢卡奇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想要通过哲学伦理学给作为规范和秩序的总体文化一个“世界”。因此,在早期思想的最后一部代表作《小说理论》中,卢卡奇实际上已经站在了告别谢林的艺术是绝对同一性的标志这一观点的思想转折点上,以关于人的充分发展的伦理问题中介,一种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思想初露端倪。
奥第·安德烈(Endre Ady, 1877-1919)
从个人思想的逻辑发展来看,正是因为卢卡奇想要把生活提高到伦理理想的层次,才会面对个人的道德选择或自主的自我规定与其实际行动的结果之间的矛盾,才会使卢卡奇得出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观念无法改变现实的结论。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让卢卡奇仿佛看到了人类文明危机和伦理困境的历史解答。对人类历史往何处去的关切以及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思考使卢卡奇将伦理追求和政治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怎么办’一直是我头脑中的主要问题,这个问题把伦理和政治领域联结在一起。”当卢卡奇意识到革命和伦理问题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框架内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和回答之后,他才决定走向马克思主义,献身共产主义事业。
于是,自1918年卢卡奇选择加入共产党投身共产主义运动起,他就不断地推进从伦理维度对作为人及其历史的实现的“社会主义”的理解,形成了《作为一个道德问题的布尔什维主义》(1918年)、《道德在共产主义生产中的作用》(1919年)、《策略与伦理》(1919年)、《共产党的道德使命》(1920年)、《历史与阶级意识》(1923年)等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详细地展现了卢卡奇对社会主义与伦理学关系的深入思考,其中有三个观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深刻的伦理学内涵。卢卡奇认为,作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体现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质的差别恰恰就在于一种伦理的差别——社会主义不仅对无产阶级起到阶级救赎的作用,而且要结束一切阶级斗争以实现全人类的救赎。正是这种新的伦理目标才使无产阶级成了人类解放的代理人。于是,卢卡奇将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视为朝向这种更高秩序的集体伦理。第二,伦理对于策略具有优先性。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伦理与策略的冲突就使民主问题作为一个道德问题凸显出来。用卢卡奇的话说就是,我们是用无产阶级的阶级压迫取代现有的阶级压迫,利用别西卜(Beelzebub)赶走撒旦,还是用真正民主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卢卡奇认为,以阶级压迫实现“部分民主”的立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道德问题”,因为“错误就是错误,压迫就是压迫”。真正的民主道路虽漫长而艰苦,却有助于社会主义的整体实现。真正的民主而不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才是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卢卡奇向无产阶级革命者提醒道,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不是由短期内可以立即获得的好处决定的。事实上,他们有时必须拒绝这些好处,因为它危及真正重要的东西,即最终目标……需要认识那些已经在社会现实之中起作用的力量——那些以实现最终目标为目标的力量,并把它们转化为行动。”第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无产阶级的伦理意识密切相关。既然社会主义主要是伦理的,那么卢卡奇一度认为“社会发展的方向取决于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精神和道德品质、判断力和利他主义”也就不足为奇。在卢卡奇那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的‘伦理学’,是无产阶级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只有无产阶级正确地意识到自身,才能真正成为历史的主客体,才能历史地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但当面对阶级意识如何实现其自觉时,他既强调历史辩证法,又强调党对工人阶级进行指导和领导的必要性。这不仅是打破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现实所造成的物化意识的必然要求,因为“就无产阶级的意识来说,发展是不会自行发挥作用的”,而且因为党的组织作为“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既能直接影响每一个阶级个体,使其“自觉”地成历史的主体—客体,又能有意识地参与和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
可见,卢卡奇的文化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实现条件的讨论最终指向的是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自主决定,即民主化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实际进程的发展,在探索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历史潮流中,在《民主化的进程》(1968年)中得到系统阐述的民主化成了卢卡奇晚年探索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核心范畴之一。正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伦理的理解,卢卡奇认为,“人向类存在迈进是当代重大问题的答案”。民主不是反映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而是实现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促成人实现其类本质和作为总体的社会主义具体化的中介力量。“社会主义民主是容许客观性的政治体制,不违背固有的客观规律,成为自觉活动的人的有目的的构想的一种工具。它是自觉性和自我规定性对盲目客观性的征服。”
《民主化的进程》(Demokratisierung heute und morgen)
卢卡奇写完《美学》之后本打算写一部专门的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著作。这不仅是他计划已久的一项工作,还是他哲学历程的最终总结。但在写作伦理学的过程中他感觉有必要为之写一个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导论。卢卡奇实际上想通过这个导论来“阐述一种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而这部未完成的著作可以被视为“卢卡奇寻求社会主义人与人关系的适当伦理框架的内在组成部分”。卢卡奇自己也对其抱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它会表明他“所说的那种日常生活的社会主义的本体论基础”。
如果说在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前,卢卡奇还只是停留在一种浪漫的反对资本主义及其一切形式的情绪当中寻求人和社会的革命性变革,那么在选择马克思主义并投身共产主义革命之后,卢卡奇就开始从伦理维度论证共产主义和民主的历史必然性,主张通过“人化”和民主化来实现生活和社会的变革。对卢卡奇来说,人的自我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是自主的道德个体和表现为民主化进程的社会的形成问题。
03 具体总体的辩证法:卢卡奇思想的方法论构架
在探讨了构成卢卡奇思想统一性的价值论基础和伦理主题之后,我们还应该考察这种总体的世界观和伦理观念如何与具体的历史实践相统一的方法论构架。因为能够保证总体具体化和伦理观念贯穿始终的一定是潜藏在作者思想深层的一般理论框架。无论是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前受新康德主义和黑格尔的影响,还是之后进一步研读马克思和列宁并致力于复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卢卡奇都认为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成为现成地应用于一切人类境况的公式,没有任何实践和路线是可以依据一种理论得出来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并不在于应用某种现成理论,而是要坚持始终整体地、历史地和辩证地把握现实,也就是坚持具体总体的辩证法。具体总体的辩证法就是卢卡奇所理解和重塑的人的存在及其历史发展本身。于是,理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就其根本而言是辩证法问题。卢卡奇总是围绕着“总体(现实)—自由(主体性)—必然(客体性)”来展开自己关于人的存在及其具体世界的思考。
在理论生涯的初期,卢卡奇主要通过戏剧、小说等文学体裁来探索总体具体化的道路。不过这个阶段的卢卡奇主要致力于展示“总体”的世界观地位和“形式”的意义。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中,戏剧被论证为呈现具体总体的一种中介,因为戏剧是总体与具体的统一。从内容上讲,戏剧是总体的,因为它所呈现的“整个生活”世界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理想的世界,是最深奥的抽象。从形式上讲,戏剧总是意味着总体的具体化,因为戏剧是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通过有限的人物和情节呈现“整个生活”,也可以说,通过直接的、感性的形式,戏剧呈现出比实际生活中强大得多、完满得多的因果关系和等级秩序。因为“它以感性的方式表现了最深奥的抽象,它在具体事件中展现了最严谨的辩证法”,所以戏剧能够使人们意识到自己“最深刻的生活问题”,在人们身上唤醒“最深刻的生活感”,进而将自己关于生活的总体的世界观具体化。在随后的《心灵与形式》中,具体总体的辩证法则通过艺术形式所固有的“渴望”这个核心概念得到了进一步阐发。“渴望”作为一个意志持续不断地得到伸张和实现的过程,总是与总体保持着某种具有本体论意义和生存论意味的关联。“渴望”是“心灵”与“形式”“生活”与“本质”之间的“中介”。因为“伟大的渴望”,人们与有形之物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并努力与之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渴望”破坏了所有的形式,“它本无形式,却总是被重塑为一个新的、‘更高’的形式,一种对它本质的唯一可能的表达”。“渴望”事关生活的拯救。只有“渴望”才能让生活处于不确定和运动的状态,并有可能促使新的生活形式的产生。
青年卢卡奇对总体具体化之路的探索仍然停留在主观性和内在性层面。这种情况与他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紧密相关。在当时极复杂的匈牙利社会中,尽管资产阶级获得了显著发展,但官僚国家和封建势力依旧强大,而此时的卢卡奇已经意识到资产阶级及其文化的深刻危机,所以不可能寄希望于匈牙利的资产阶级成为真正变革社会的主体。虽然工人阶级运动在匈牙利已经出现,但此时的卢卡奇还无法把缺乏革命意识的工人阶级视为真正变革社会的力量。作为一个深受奥第等民主革命者的激情感染的匈牙利青年,改变自身和改变匈牙利社会的强烈愿望使他希冀从德国理论和文化传统中找到思考和改变现实的理论方法。因此,奥第强烈的抒情性的激情和革命的表达与德国主体性理论被卢卡奇综合在自己的思想中,形成了对“总体”和“渴望”的戏剧性呼唤。在总体具体化的辩证发展中,总体和主观性成为这一时期卢卡奇寻找革命出路的主要关注点以及表达革命诉求的核心。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是卢卡奇思想转变的关键历史事件。他从这场伟大的革命中看到了超越“纯心灵现实的领域”的可能性。因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已经取代了“把乌托邦作为存在来塑造的每一种尝试”,作为一种现实的具体总体,社会主义及其革命主体已经出现在新的人类历史的地平线上。于是,在戏剧、小说等文学理论中探索总体具体化的抽象理论开始转变为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中思考具体总体的生成。相应地,总体问题就从一个康德式的认识论问题——总体存在,它何以可能?转变为一个马克思式的本体论问题——总体存在,它何以必然?对卢卡奇来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是超验的东西,不是对人类历史的合乎理性的表达,而是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现实的运动。对卢卡奇来说,恢复和重建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要论证作为共产主义的总体在何种意义上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因而也是现实的。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将理论目光从内在精神世界转向了人类历史。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他将历史理解为人与对象相互作用并走向统一的过程。一方面,人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改变对象,历史表现为人的活动的产物,另一方面,被不断改变和塑造的历史也在影响和改变着人自身,人表现为历史的产物。不过,能够寻得历史之真理、驱除历史之迷雾的主体,不是单个的个体,而是阶级,确切地来说,是无产阶级。因为它既是历史必然性过程的原因,又是结果;既是这个过程的反映,又是动力;既是代表人类解放的总体,又是资本主义现实的具体。它如同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精神一般,既是主体又是实体。它的成长与历史的现实逻辑是一致的。因此,总体的历史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产阶级“对现实的认识”“对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自我认识”“对其必然性(即其起源)的阐明”。尽管卢卡奇确有过度强调阶级意识能动性的嫌疑,但无论如何,他已经开始在人的纯粹的心灵领域之外来寻获总体具体化的路径。
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这部未来得及完善的著作中,卢卡奇继续思考总体在历史中具体化和客观化的问题,试图阐明社会存在的基本性质。在这部著作中,卢卡奇所理解的马克思关于社会存在的批判的本体论研究实际上指的是马克思的历史的也就是过程的研究方法。这与《历史与阶级意识》提出的“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方法并不矛盾。相反,《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进一步阐明,马克思的历史的方法就是把一切现存事物的内容和形式把握为历史发展过程,因为“对于过程的研究也就是对当时历史动态的恰好如此存在的研究”。这种批判的本体论研究表明,社会存在的真正特性是过程和过程性。这个过程也是总体具体化或具体的总体实现的过程。作为“社会实践的本体论的基础”的有目的的劳动,“把目的性和因果性两者稳固而统一的交互作用引入到存在中”,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尽管作为客体化的具体产物的“历史过程是因果性的”,但历史的总体趋势“总是由能动的复合体的现实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所推动的”。倘若将此时的卢卡奇指责为经济决定论者,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消除人的活动的目的和意志。实际上,他在谈到社会总体和构成其最小单位的个人的相互作用时明确断言,“无论经济因素如何使所有这些难题成为可能,也只有通过人在各种选择之间作出决定,它们才能转化现实”。
可见,从1917年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卢卡奇的理论关切始终是作为社会总体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具体化,在不同时期,他都致力于阐明这种具体化在历史的中介(阶级意识、劳动等)中何以可能和实现。
04 结语
从卢卡奇思想的整体发展来看,无论是从事文学批评或美学研究还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卢卡奇总是在人和社会的“总体”视域中思考和分析具体问题和事件的。在他那里,“总体”不是意识形态,不是乌托邦,而是渴望被实现出来的现实,是真实的。正因如此,从一开始,卢卡奇就与人为的、虚假的、抽象的、主观的“总体”作斗争,围绕人的自主决定和社会的民主化,阐发一种个体与类的统一如何在历史中显现的具体的历史哲学。同时,对现实的“总体”的渴望使卢卡奇坚持不懈地与既有的客观性作斗争,始终致力于从理论到实践的运动,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真正实现和人生活形式的彻底改变。
在《心灵与形式》中,卢卡奇讲道:“伟大的爱总是带有某种禁欲主义的色彩。苏格拉底将他的渴望转化为一种哲学,这种哲学的顶峰是永恒不可企及的,是所有人渴望的最高目标:智慧的沉思。通过向终极的、无解的冲突迈进,他的渴望摆脱了现实生活中的冲突:爱——渴望的典型形式——成为这种哲学体系的一部分,成为他解释世界的对象,成为世界组合方式的象征;爱神不再是爱神,而是成为宇宙的原则。苏格拉底这个人消失在了他的哲学背后。”如苏格拉底一般,卢卡奇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哲学家。卢卡奇不仅将自己全部的对总体的渴望转化为一种激进的哲学,在具体的哲学形态中揭示人的总体的存在和命运,而且将哲学转化为自身的行为方式,在自身分裂的、悲剧的具体生命经验中寻找这总体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