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Kostas Axelos,1924-2010),法国希腊裔哲学家、翻译家和学术活动家。20世纪后半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或“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及“开放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之一。他是赫拉克利特、马克思、荷尔德林和马拉美的研究专家,曾于1962—1973年在索邦大学任教,2010年2月4日在巴黎逝世。
市民社会和国家
经济社会的解剖学提供了分析和研究市民社会的现实起源的工具。政治社会属于因异化而已经变为准自主的总体社会的领域,而政治社会的发展是受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大写的社会的客观现实性依赖于人的力量对生产过程的激活,而人的力量在政治社会的诸形式中并通过这些形式得以组织起来,其中,国家是最强有力的表现形式。
人们(人本身就是自然的社会的产物)在生产他们的物质生活的过程中同生产着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建立联系,并在这个过程中彼此联系起来。人们同生产力的关系既受到生产力的发展的制约,也受到生产力的发展形态的制约。人们所处的生产关系受到人们的需要和生产方式的制约,而且,生产关系在现实中先在于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反过来,政治形式又反作用于经济力量,这种反作用是现实的、居于次要地位的。“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的历史观是何等荒谬。”
国家只是对市民社会及其中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市民社会是真正的主角发生冲突的戏剧舞台:被剥削压迫阶级(生产社会财富的阶级)和剥削压迫阶级(拥有生产力并将其作为财产加以合法占有的阶级)。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权力工具和斗争武器,它构成上层建筑的支柱。国家的本质必须通过历史发展来加以把握,——这将通向现在和它的未来,甚至是它的非未来。
城乡分离不仅导致和促进劳动分工、私有动产以及资本与工业的形成条件的“反自然”的发展,而且也产生了对一种行政管理机关和政治一般的需要。这种行政机关和政治——它们是产生于经济而非某些永恒现实的历史产物——相应地变为自主的,并同生产力的发展逻辑相悖而行。政治组织形式和经济生产力量的关系是冲突的根源。市民社会不仅是历史的发源地,而且是持续冲突的发源地。生产力(及从事生产的人们)和各种关系形式(劳动和财产的组织形式、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闯入市民社会的内部,并将使它遭到破坏。
在形式上,市民社会被看作正义和自由的保证、整个社会的公正管理。但事实上,事情并没有按照这种方式发展,而且恰恰相反。市民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只是对统治阶级中的个人来说是实际有效的。它很难成为普遍有效的。在社会中,无论是从经济的角度还是从公民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总体生产力通过大多数个人(准确地说,这个“阶级”不是一个阶级,因为它构成了社会的总体大众,代表着大写的社会的劳动)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关系的总和服务于最少数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和掌握政治机构的阶级)的利益。同时,总体生产力看起来是独立的,同个人相分离的,形成一个同个人相疏远的世界。然而,这些力量之所以是现实的力量,只是由于各个人的劳动社会地联系起来。现实的总体生产力的具体形式是同与这些力量相分离的各个人的抽象形式相对立的。一种独立的脱离个人的平等表象积累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社会关系构成了自治的、同个人相疏远的政治世界,但这些社会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行政机关的具体形式和国家的具体形式同个人是相对立的,现在又转变为抽象。而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异化是经济异化的异化表现。
因此,国家在同社会的联系中解放自身,并产生一种准独立的存在,并始终在两个方面进行斗争:一方面是对抗它的内部敌人即无产阶级和一般的被剥削者,另一方面是对抗它的外部敌人即其他民族社会。外部政治仍然从属于内部政治。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各个领域的组织——社会组织、法律组织、国家组织、政治组织、管理组织——由于生产和经济生活而得以发展。这是从现实的基础中产生出来的上层建筑。这种机制一直都存在着,特别是自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时代以来尤为如此。但是,这种现象总会这样吗?或者,难道马克思不曾设想将某一历史阶段——它试图变为普遍的——的现实的真理普遍化到整个历史吗?我们好像能够肯定地回答这两个问题。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及其发生的一切冲突的考察中,马克思从未停止确认经济对政治的优先性。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被认为能够解释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然而,并非只是由于经济的辩证法(或者主要是由于经济逻辑)才实现了从史前史向历史的过渡,缔造了东方帝国和亚细亚民族的繁衍生息与兴衰变迁,造就了希腊-罗马世界的建立,导致了蛮族的入侵,促成了中世纪的封建社会的建构以及现代的到来。每个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都不能单独解释历史的生成,只有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角度才能加以解释。经济质料、经济内容和生产方式不是那么容易就同政治形式和政治组织相分离的。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不是作为一种现实基础和一种唯心主义的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的。伟大的非经济的历史事件不只是构成组织一种有机体的组织:它们本身就是构成性的和有机的。
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共产党宣言》中引用的一些段落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更不用说马克思的其他更直截了当的著述)中的很多其他文本都坚持主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一著名论断。生产力形成基础,并由劳动者所掌握。而交往形式/关系形式构成通过法和国家组织起来的服务于剥削者的利益的上层建筑。它所产生的这种矛盾和阶级斗争似乎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一切进步、革命和冲突都是从“内部的”经济和政治角度来加以考察的,而没有任何第三种力量或解决方案对这种根本的二元论产生影响。马克思思想的伟大和局限就在于从事物的现存状态出发,并将其普遍化到过去和未来。马克思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当代历史的视域都变为总体的现实。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真实的、并为当下的普遍历史运动注入活力的东西,现在和将来都是真实的东西也恰好是真实的。一切冲突都可归结于一种共同特征:“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关系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关系形式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关注的是当前由无产阶级所推动的技术发展和为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提供保障的行政形式、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之间的矛盾。因此,马克思大大窄化了政治的意义。当然,马克思对经济社会变革、结构转换和纯粹的政治变革所做的界划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一般而言,政治不只是反作用于经济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斗争。它至少与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和决定性。诚然,我们可以找到国家间斗争的经济基础,将国家看作似乎准独立于经济运动的自主实体。不过,在过去,国家已经扮演着一种基本的首要的角色,即使在后马克思的思想和政治中,我们也目睹了政治对经济的复仇。
至于当下的政治异化,马克思孜孜不倦地对市民社会和一切机构体制进行了否定性批判,甚至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对国家的批判持有一种消灭国家的观点,并特别集中地抨击了作为最近几个世纪的国家机构的资产阶级国家。
“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意志即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样,法随后也被归结为法律。”
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国家,无论是法律还是机构制度,它们都没有自己的历史。它们的发展源自经济的发展,并通过经济的发展获得进—步发展。事实上,它们在异化中变成自主的,异化赋予它们一种虚假的表象:它们是一种特殊的独立的存在。所有这些上层建筑——它构成市民社会的“结构”——在使它们自身同经济领域相异化的同时也使置身其中的人们发生异化。这些上层建筑所搭建的框架使人与物保持原地不动,阻碍了他们的发展和繁荣。所有政治的、国家的、行政的、制度的和司法的“生成”都是在个人的头顶上发生的,并献身于异化。马克思揭露了大写的法则和大写的法的谎言:司法法则只是经济法则的畸变形式,司法法则源自经济法则,同时又使经济法则变得神秘化。法仅仅是统治阶级的法,保证统治阶级的权利。在市民社会——它是现实社会的有组织的“人为的”形式,即经济社会——中,国家是统治者,负责制定现存事物状况的法则和合法地位。从事共同劳动和生活的人们的有机生活和实际社会遭到国家及其大写的法的打击和压制。国家抛弃了社会领域,发展出“自己的”逻辑,背离了普遍利益。国家只关注那些拥有财产的人们的利益。社会阶级、国家机构、政治制度和政治权力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它们对个人来说是自主的,它们奴役个人,甚至制造出一种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幻象。正如法律就是一种幻象,它也因此实际迫使人们重新返回异化的现实,并作为一种压抑和镇压的力量发挥作用。法律的义正词严远非对普遍意志的表达,而是“合法地”表达了某一既定阶级的特殊统治。因此,世界是颠倒的和反常的。当每一事物都恰好相反(实际上是真实的)的时候,一切似乎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根据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所做的激烈批判。马克思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法哲学原理》出发,主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黑格尔国家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国家哲学和法哲学。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以黑格尔政治思想的成就即抓住了现代社会历史的本质为开端的,并给予了充分的承认。马克思没有拒斥黑格尔,而是批判和继承了黑格尔,并进而颠覆了黑格尔。马克思指责黑格尔虽然把握了国家和法的机构、功能,权力的观念本质、起源与发展,却没有认识它们的实际真理,它们的现实的物质的起源和历史。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只是抓住了一切异化之物的观念形式,而没有把握它们的真正现实性。国家和法仍是精神实体,因为唯有精神是国家的真正存在。由此,在市民社会和国家——自主的现实性——内部的人的政治异化就被维持和合理化了。马克思并没有因为他的伟大导师把握了辩证运动、洞察了劳动的否定性和开展了否定性批判就原谅他。因为黑格尔只不过是将一切都溶解在对现存现实的合理化辩护中,这种唯灵论的、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合理化辩护退变为一种神秘化。黑格尔被指责掩盖了矛盾本身以及各种特殊的矛盾表征,即经济生活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国家机构的现实功能与合理化的唯心主义的司法法则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责黑格尔为一切事物(无论是现实中的事物,还是虚假的唯心主义的证明中的事物)的经验现实性进行合理化辩护。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批判主义是虚有其表的,而且他的实证主义是虚假的。
马克思赞赏黑格尔政治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但并不赞成对他所做的简单轻蔑的评判。马克思看到了否定性在黑格尔思想中的作用,因此,他继续毫不留情地批判黑格尔。马克思不断地责备黑格尔,因为他没有否定表象的存在,以便维护真正的存在,反而通过论证异化的合理性来维持和确证表象存在(或异化存在)。在黑格尔的思想中,扬弃和超越经济社会就会通向市民社会,而扬弃和超越市民社会就会通向国家,扬弃和超越国家就会导向普遍历史。但是,马克思随后在依循黑格尔解读精神的生成史时发现,在这一扬弃和超越的过程中只有一种对思想存在的扬弃,并为意识所把握。换言之,这种扬弃仍是在观念中进行的,对现实没有造成任何影响。这种辩证法相信它已经现实地征服了它的对象,并通过证明它的合理性而使它存在于现实中。因此,在这种辩证法和现象学的视域中,现实变成一种观念的元素,并在它的抽象现实性中被考虑。
因此,现实的异化的政治存在仍然被遮蔽着,只是在思想和哲学中才能被揭示出来。然而,政治哲学无法过度弥补政治悲剧的现实。生活在一个由国家组织起来的社会中的人们只是抽象的公民,正是思想而非实际现实证明了这一点。既然政治异化只是经济异化和根本的社会异化的一种异化表现,那么,政治思想的异化就是一种第三层级的异化。因此,马克思写道:“我的真正的政治存在是我的法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自然存在是自然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艺术存在是艺术哲学的存在,我的真正的人的存在是我的哲学的存在。同样,宗教、国家、自然界、艺术的真正存在=宗教哲学、自然哲学、国家哲学、艺术哲学。”因此,政治异化的存在便在实践上被保存下来,而仅在理论上被“超越”。国家是且依然是异化的状态,而这种状况是由整个国家机构、制度、法律和政治所维系的。“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因此,与自身相矛盾的,既与知识又与对象的本质相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是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生活。”因为即使是公民的理论存在和社会正义的纯粹理论“现实”也无法被思想和知识所把握。理论知不是对实际现实的一种充分表达。
当黑格尔将真实存在提升为真理,将理性转化为真实,将真实转化为理性,洞察到理性在真实中的展现的时候,他就用哲学的语言表达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市民社会、国家和政治的非真实的真理。于是,他消除了否定性和革命的历史时间在既定的实在性中的生成。黑格尔曾谈论过存在,但他的言说既证明又掩盖了存在的真正现实性。一方面,正是因为某物存在,它才被确证;另一方面,正是理性证明赋予它存在。黑格尔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既诚实又非诚实的阐释者,但他没有将它的实际真理性转化为一种同样真实的语言。至少,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
不过,马克思自己想要揭露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矛盾和冲突。他想通过实现一种调和的平衡来阻止这些矛盾冲突。他的分析辩证法是分解的,因为他将分解看作社会的碎片化的结果,即一个整体社会分解为部分的、特殊的、异化了的和异化着的社会。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认为,正是经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着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并不是同政治国家相“对立”的,而且政治国家仍然被设定为“髙于”市民社会,以支配整个社会历史发展。国家既是市民社会的支柱,也是市民社会用来对抗它的内部敌人(劳动者)和外部敌人的武器。全部经济生活构成了社会的基础和场域。市民社会,作为组织起来的和正在组织着的形式,受到经济的——技术学的和人的——运动的制约,并形成了阶级斗争的舞台。正是通过阶级斗争——它表现了对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特定关系,国家的政治现实和人事管理的政治现实,特别是财富管理的政治现实才得以建立。马克思强烈反对这种国家观念,即国家是一种自主的管理机构,它将建立一个强大的官僚机构和一种以某种自封的普遍方式发挥社会功能的公职人员。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只是使社会异化和政治异化变得组织化、集中化和制度化。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没有发挥一种集体的或普遍的功能,而是体现了一种特殊的特定的现实与利益。那些掌管国家事务的人们掌管和管理着将自身事务同整个社会的利益“混淆”起来的统治阶级的事务。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关于官僚政治,黑格尔给我们作了一番经验的描述,其中一部分符合实际情况,一部分符合官僚政治本身对自己存在的看法……黑格尔以国家同市民社会、特殊利益同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普遍东西的分离为出发点,而官僚政治实际上以这种分离为基础……黑格尔完全没有阐明官僚政治的内容,只是给官僚政治的‘形式的’组织做了某些一般的规定,而官僚政治实际上只是在它本身以外的一种内容的‘形式主义’。同业公会是官僚政治的唯物主义,而官僚政治则是同业公会的唯灵论。”
然而,当黑格尔试图通过哲学地思考现实,通过在大写的精神和大写的理性中建构现实来描述和论证现存的现实时,他并没有像马克思主义者——不只是马克思——所宣称的那样是天真的“唯灵论的”或“唯心主义的”。黑格尔的政治哲学是完全实在论的,通过一切调解与和解,他把握到全部人类历史所固有的悲剧性矛盾。市民社会同经济社会相对立,国家同市民社会相对立,因为国家凌驾于具体的个人的政治生活和市民生活之上。政治现实并不是完全统一与和谐的,尽管经历了各种调和,但是矛盾仍然存在。不过,马克思并不想在充满矛盾的最高现实面前止步不前,而是要公开抨击这些矛盾。他的目标不只是为了一种总体主义的统一而取代它们,而是要彻底消灭它们。
马克思揭示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形式——官僚主义的形式——和实际内容之间的矛盾,揭示了激活或再现政治生活的思想观念和它的不可调和的肮脏的历史现实之间的矛盾,揭示了各种制度的虚假精神和它们精于算计的物质性之间的矛盾,揭示了行政机关的普遍性和它们极其狭隘的特殊性之间的矛盾,揭示了国家的虚假总体性和人的有机总体性、公民和人、公共生活和类生活之间的矛盾。一切超出现实社会的东西都被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名义加以批判。因此,既然马克思想要消除一切矛盾,实现一种总体主义的统一——这正是他对市民社会和国家进行否定批判的目的所在,那么,马克思自己不就表现出唯心主义吗?这种对于统一的浪漫主义的渴望,这种对于实现出来的总体性的憧憬,这种使马克思关于异化及其各种形式的理论充满活力的集体无政府主义——凭借这种集体无政府主义,各种异化成为各种异化,难道不是带有强烈的唯心主义色彩吗?通过承认和接受中介和异化,黑格尔不就破坏了现实主义者的形象了吗?然而,马克思的辩证法运动也是现实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特别是在它的分析性批判方面。它不停地拆解那些扼杀自然的有机的发展的经济机制、社会机制和政治机制。但是,难道任何自然的有机的发展都必然会在社会组织(无论是怎样的社会组织)中变得异化吗?整个社会能否以准无政府主义的方式来管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组织、技术控制、财富分配呢?政治本身能否被取代?或者政治能否通过普遍化(而不是通过完成)而被废除呢?
马克思作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始终试图把他的理论变为现实,因此,马克思更关心的是弄清楚现存事物,而不是过去或未来的事物。马克思分解了现存事物,揭示出它的一切缺陷,好像这些缺陷也不可能存在。因此,政治国家被分解开来,并借由市民社会获得实质性的解释,而市民社会本身是一种经济过程的精神化,因为马克思没有清楚地解释总体社会及其本质和类人,也没有实现——迄今为止也没有实现——同时废除“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马克思作为这一运动的创始人不厌其烦地声明:“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些力量和关系都是由人而非物赋予活力——的现实基础之上的国家采取了一种异化了的和异化着的形式,成为一种不依赖于现实的普遍利益的虚假共同体组织。国家不但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具有普遍的现实性,而且它的存在根源于共同利益(和尚未得到满足的利益)与特殊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之间的矛盾。现代人在非自然化的和非人化的物化过程中被碎片化了:人变为劳动者、雇佣工人、经济人、政治动物、公民、公职人员等。他们都是相互分离的,而不是类人(无论如何,他们或许从未成为类人),即同其他人共同劳动、生活,组织共同体生活的总体的人。于是,人被分为两部分:他既过着一种公共生活,又过着一种私人生活,两者互不联系且相互矛盾。
无论是东方亚细亚帝国、古希腊罗马城邦、基督教和中世纪,还是资产阶级都没有完满成功地解决政治生活问题。在亚洲的专制国家中,只有一个人即专制君主是自由的,其他所有“主体”都屈从于他。这种政治国家——如果它可以被称作政治国家的话——是由一个特殊的个体所掌控的。在古代城邦中,共同体由于允许公民获得充分发展而成为一个“真理”,不过,只有自由人才是公民。尽管如此,除奴隶之外的人们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还没有成为两个彼此疏离的世界。人完全是一个由人-公民组成的共同体中的公民。这种现实性当然只是唯心主义的政治人的现实性,而非实际真实的。因为古希腊罗马的遗产(奴隶制)并没有使公共事务成为所有人都能参与的事务。
使真正的民主制有可能到来的诸条件是由基督教而非生产力的发展所创造的吗?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马克思的思想并不十分明确。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有这样一段话:“正如同不是宗教创造人,而是人创造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民主制对其他一切国家形式的关系,同基督教对其他一切宗教的关系是一样的。基督教是卓越超绝的宗教,宗教的本质,作为特殊宗教的神化的人。民主制也是一样,它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作为特殊国家制度的社会化的人。它对其他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关系,同类对自己的各个种的关系是一样的。”当然,马克思在这里并非主张基督教所倡导的面向所有个人(而不再是像东方帝国那样只面向一个人,或者是像古希腊罗马那样只面向某些人)的平等和自由是民主制的源泉。至少他没有明确主张这一点。然而,他的确告诉我们基督教是最完满的宗教形式,而民主制——这里同基督教有关的是马克思本人——是一切政治制度的本质。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想到:基督教和民主制还没有真正实现它们的本质,它们只是通过新的异化形式以特殊的、部分的方式实现它,它们的许诺仍然是形式上的。
“在人民生活的各个不同环节中,政治国家即国家制度的形成是最困难的。对其他领域来说,它是作为普遍理性、作为彼岸之物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历史任务就是国家制度的回归,但各个特殊领域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私人本质将随着国家制度或政治国家的彼岸本质的消除而消除,政治国家的彼岸存在无非是要肯定这些特殊领域自身的异化。政治制度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宗教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尘世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天国。”
在中世纪,人民生活和国家生活是同一的,但现实的人们,虽然不是奴隶,却远非自由的。“因此,这是不自由的民主制,是完成了的异化。抽象的反思的对立性只是现代世界才有。中世纪是现实的二元论”。二元论在现代就变得抽象了。现在,一切都变得抽象了:私人生活、公共生活、国家本身以及全部政治。如果古代人的共同体还是一种“真理”,那么,现代人的共同体已经变为一种唯心主义的“谎言”;现代人、资产阶级只有同货币和商业为伴才是现实的。全部政治生活同样变为形式的,它们促使物质内容得以形成,又使其变得畸形。政府行动接管一切,国家为行政机构所占有。即使是所谓最具有普遍性的政治体制即民主制(而非共和制)也没有成功促使政治生活消除异化。民主制在原则上的确包含着“内容和形式”和“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它的“形式的原则同时也是物质的原则”,因为它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然而,由于“不言而喻,一切国家形式都以民主为自己的真实性,正因为这样,它们有几分不民主,就有几分不真实”,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民主制仍然是抽象的和形式上的,是资产阶级的和特殊的。政治生活统治和扼杀了人民的真正生活。
行政机构、公职人员和官僚政治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加深了政治异化。官僚政治助长了“国家形式主义”,试图成为国家和整个社会的自我意识和意志,但它只是一种实践的幻想组织。它是“国家的幻想”。它为内容提供形式,为形式提供内容。作为一种自主的实体,没有人能够从这种(恶的)循环中逃脱。“体现在官僚政治中的‘国家形式主义’,是‘作为形式主义的国家’。”这些制度缺乏实质内容。人的主体性无法通过政治结构使自身对象化。政治的令人窒息的天空沉重地压在人类的大地上。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一种社会的而非政治的动物,无论是在市民社会和国家的肮脏的现实中,还是在以意识形态或政治的方式消除其异化的尝试中,都无法实现自身。启蒙运动的哲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法国大革命、康德的道德观、黑格尔的政治伦理或者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梦想都没有提供关于这种罪恶的救赎方案。人们的真正的物质生活仍然被唯心主义的和唯灵主义的形式和抽象——它们掩盖了社会的类生活的意义——所背叛。政治权力使受其统治的人们变得无能为力。业已建立的国家权力不是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而是一种无生气的组织和体系。它不是将其各个要素融入一个有序的整体,而只是使各个要素像车轮和齿轮一样机械地运转。随着马克思对过去和现在的强有力的否定性批判——并且他只想专注于为拯救未来做积极准备,而没有积极地谈论这个未来,他撕下了政治戏剧主角的面纱,揭穿了它的整个机制。政治悲剧对那些活出它的真谛的人们来说都是虚伪的,但当它的秘密被揭穿之后,它就会变为喜剧。
“因此,官僚政治要维护普遍利益的虚构的特殊性,即它自己的精神,就必须维护特殊利益的虚构的普遍性,即同业公会精神……官僚政治精神是一种纯粹的耶稣会精神、神学精神。官僚是国家耶稣会教士和国家神学家。官僚政治是僧侣共和国。……官僚政治精神是‘形式的国家精神’。因此,官僚政治把‘形式的国家精神’或现实的国家无精神变成了绝对命令。官僚政治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既然官僚政治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
马克思猛烈抨击现代世界的激情就是犹太先知的激情,但是,他的激情是用批判的否定的分析武器武装起来的。它把矛头指向现代世界、资产阶级世界——它实际上还不是一个世界,但它肯定会给其他的同样的现代世界带来光明。他的大炮不仅仅是瞄准最后一个伟大哲学家的政治哲学:他的目标是将异化推向极限的整个现代性——自文艺复兴到19世纪,整个历史阶段(及其全部现实表现和精神表现)。不断前进的技术主义和官僚主义已经掌控了人类的社会现实,它们的形式主义已经将其自身建构成一种可怕的现实力量,使之变成它们的内容。官僚政治的目标已经同国家的目标混淆起来,官僚政治国家的目标已经同整个社会的目标混淆起来,政治生活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鉴于这一切,首要的任务就是描述和批判整个状况,以便最终能够消除人类历史的异化。马克思继续揭露道:“它的(官僚政治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指望下层了解详情细节,下层则指望上层了解普遍的东西。结果彼此都失算。官僚政治是同实在的国家并列的虚构的国家,它是国家的唯灵论。因此,每一件事都具有双重意义,实在的意义和官僚政治的意义,正如同知识(还有意志)也是双重意义的——实在的和官僚政治的。但是,对实在的本质,是根据它的官僚政治本质,根据它那彼岸的唯灵论本质来看待的。官僚政治掌握了国家,掌握了社会的唯灵论本质:这就是它的私有财产。
官僚政治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政治内部靠等级制,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封闭的同业公会性质……因此,权威是它的科学(知识)原则,而神化权威则是它的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信念)。但是,在官僚政治内部,唯灵论变成了粗陋的唯物主义,变成了消极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信仰权威的唯物主义,变成某种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首先,这个官僚把现实的生活看作物质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的精神在官僚政治中自有其独立的存在。因此,官僚政治必须使生活尽可能物质化。其次,这种现实生活,对官僚本身来说,即就现实生活成为他的官僚活动的对象而言,是物质生活,因为它赋有这种生活的精神,它的目的在它之外,它的存在只是办事机构的存在。国家已经只是作为由从属关系和消极服从联系起来的各种固定的官僚势力而存在……对于官僚来说,现实的科学是没有内容的,正如现实的生活是毫无生气的一样,因为他把这种虚构的知识和这种虚构的生活当作本质。”
因此,马克思清算了一种功能即现代政治的功能的实质,而这种功能本身就是缺乏实质的。公职人员存在于国家、市民社会和整个社会的行政机构中,并在其中发挥作用,但是它的存在是空洞的。这似乎就是马克思对于全部公职人员的看法,因为全部公职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都变成自主的、分离的、同社会中的各个人的类生活相疏离的。这种谴责同样适用于使得压抑的现实缺乏生命和意义的一切制度。任何在本质上普遍的东西在其特殊化中成为异化了的和异化着的东西:人不能靠授权来生活和行动。马克思将粗陋的唯物主义和虚伪的唯灵论看作背靠背不可分离的,但他没有勾勒出任何一种系统的非异化的国家理论。他甚至没有追问这种国家何以可能。马克思对作为走向未来之前提的现存事物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未来,官僚政治将被废除,普遍利益将同特殊利益相一致,形式将变得同现实相一致,并超越任何对立。马克思渴望实现这样一种人与物的情势,即一种没有国家的状态,因此,他希望人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类生活,而不再分裂为两种东西:一方面是私人,另一方面是公民。因此,总体的私人生活应该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而不是划分为两个似乎独立的领域,因为人类活动的一与多的表现形式只发生在一个单一的领域中。这就是马克思的全部追求。他想使社会的经济结构普遍化和废除政治的和国家的上层建筑。他想要个人和人类都能够完全实现为主体,并以共同体的形式统治客体。但是,这种人类愿望的真正实现是否完全可能呢?
通过继承和保留以能动的人的自我,即意志及其力量为基础的西方传统,并将这一传统推向它的最终结果,马克思特别否定了西方历史的一个特殊阶段,即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阶段。因为正是在这一特殊阶段中,国家的官僚政治才上升为社会的主人,“它那粗陋的唯灵论就在于它想创造一切,就是说,它把意志推崇为始因,因为它只是活动着的存在,而它的内容是从外面得到的”。因此,国家成为全能的主体,即绝对的、同它的基础相分离的、把一切事物都作为对象的主体。相反,马克思想要使能动的人的意志(普遍化了的自我)能够同普遍的社会秩序和集体力量共存,于是,整个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形成对客体进行改造、生产和管理的大写的主体的过程。因此,西方传统被普遍化了,并被推向它的最终结果。理性主义的和技术主义的个人主义被转化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基础仍然是技术、理性和意志。共产主义最终将会走向无政府状态。曾经是劳动者、雇佣工人、无产者、资产者、公职人员、公人、私人、理论家和实践者的人,屈从于劳动和分工、资本和阶级以及制度和唯灵主义结构的人,将会在一种总体的社会中成为总体的人,人类将被镌刻进大写的宇宙的历史生成的节律中。
然而,即使市民社会和国家由于自身的逻辑矛盾走向崩溃,它们也必然会遭到这些矛盾的主体即人的攻击。表面上的共同体、国家和市民社会,建立在经济状况、国家法和资产阶级法律状况之上的“共同体”很可能变得独立,变得同个人相疏离并矗立于个人之上。尽管如此,它仍然会被阶级斗争所撕裂。对于有产阶级的统治和被压迫阶级为自身的彻底解放而斗争是相一致的。“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 ,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因此,政治国家只是对以拙劣的方式来表达经济利益的政治斗争的总结。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社会化,劳动分工的替代,私有财产和资本的废除,资产者和劳动者本身的消灭,人类劳动的普遍化,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摧毁——总之,经济的和政治的去异化——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开端的,无产阶级也将反过来消灭自身。由此,通过一种新的特殊的“统治”形式,人类将朝着整体的共产主义前进,那将是一个没有阶级和国家的社会,其中“政治”与“经济”、“社会”与“个人”将融为一体,没有政府行为指导集体行为。
对当前的政治异化的整体分析视域将导向在未来克服这种异化,而这个未来将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不是建立在异化基础上的未来。同时作为哲学家(理论家和梦想家)、科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实践的技术学家)的马克思从未在自己的思想中质疑过实现这种非异化的可能性。这正是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和局限性:为了把握事物的本质并废除它,他抓住了现存事物——当然这是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的,但这种角度至少揭示了全部实体现实的一个方面。马克思在彻底改造性的和革命性的中介视域中为人类的历史性救赎开辟前景。马克思很少涉及对于未来的预见问题,他总是尽量避免先验系统化地阐述这种预见。马克思的思想兼具以下这些特点:太过于理论(具有“唯心主义”、浪漫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性质)和太过于实际(天真的“现实主义”、非常务实,等等),太过于开放和思辨(考察普遍历史以便在思想中使其去异化)以及太过于僵化和教条化(将一切事物都还原为经济和阶级斗争)。但是,当我们认为可以用这种称谓来批评马克思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本质性的东西。这种思想仍然是富有成效和极具问题意识的,甚至是模棱两可的,而不只是辩证的。它在思想领域和现实领域中可得到不同的解释。这种思想的政治问题式远不是单一的,而且,在一个似乎把政治看作其整体命运的世界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开放的。因为政治可能无法如此轻易地就被还原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的二元论不会如此轻易地消失,形式也不会允许自身同物质、现实和作为形式的内容相分离。
马克思以人化的和总体化的经济和社会的名义谴责政治和国家本身。然而,经济、社会(对马克思而言,社会是总体性的,技术学的和人道的经济)和政治(它远远超过了形式)作为它的基础是无法以框架的方式加以区分的。马克思直截了当地指出,无产阶级的解放将首先是一种政治,并使最底层的阶级掌握政治和投身政治。在将马克思的思想和意图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政治甚至似乎超越了经济。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阐述了阶级斗争的三个层面——经济的、政治的和理论的(我们总会遇到这种一分为三的模式)——和在阶级斗争过程中经济从属于政治的必要性。事实上,政治权力尽管自然同经济和技术相关联,但似乎要比经济事实更加显而易见。过去几百年的历史表明,民族之间的冲突(这是马克思严重忽视的一种现实)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同各阶级之间的冲突结合在一起的,甚至达到前者支配后者的程度。因为掌握技术的权力意志逐渐取得了对经济的支配,政治在部署自己的权力意志的过程中发展了自身的辩证法。
我们的目的并非要把马克思的思想应用于元马克思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中。我们想让马克思自己用所有伟大的词句来言说和理解他的充满问题的话语。人们在援引马克思来解决同现实的联系时提出一个无法通过某种单一方式就能仓促解决的重要问题。人们有可能把福音书中的话应用于那种想要成为基督徒的现实中吗?当然,一个人只有始终铭记将两种愿景和两种现实化区分开来的差异,才会提出这一问题。思想总会腾空而起,而现实总是保持自己的分量,尽管如此,没有哪种思想是非真实的或非现实的。面对思想的问题和现实的难题,个人和人类设定了自己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不是所有事物都是既定的和实际的。思想在某些时候能够抓住事物的本质,开辟一条通向生成的道路,但是,生成中的存在会再一次溜走。政治思想亦是如此。“政治”这一术语要在其历史的形成的意义上来把握。西方人在其历史进程中见证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的诞生,这一历史进程现在正趋向一种普遍的行星的生成。然而,没有哪个思想家能够洞察这一大写的历史之谜,使其真相大白。马克思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但这并不因此就是“空想的”。他在努力破译现实,聆听响彻天地的人类悲剧的声音,尽管他并不相信天堂的存在。他还能言说或践行其他事情吗?思想思考着事物的本质,政治活动建造和摧毁着城市与帝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思想是无效的。
马克思想要彻底超越思辨思维,以便使理论的意识形态的抽象“真理”在实践的能量中实现。然而,意识形态异化的伟大英雄们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的实现和政治的实现。作为一切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家的鼻祖,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认识到真正思想的实践的应用和政治的应用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在谈论了哲学王和哲学与政治的一致性之后追问道:“真理通常总是做到的比说到的要少?”
至于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曾毫不犹豫地称其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相当冷静地断言:“理论的目的在于真理,实践的目的在于工作。”
注|本文选自《马克思:技术思想家》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