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的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
——《论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发展(1840—1844)》解读
提要
卢卡奇对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研究,没有《青年黑格尔》一书中那种依据早期手稿、笔记和书信的细读,而是由斯大林教条主义教科书哲学话语反注文本的方式,错误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前置于青年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之中,这样,他也就将《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人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史观错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基础,从而根本上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这造成了后来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中理论逻辑构序方向上的巨大逻辑偏离。
作者简介
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0辑)》,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卢卡奇,作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奠基者之一,也是后来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有影响的“布达佩斯学派”的真正学术带头人。他本人的学术道路是复杂和曲折的。他写下的多种文本,已经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熟知对象。卢卡奇中晚期哲学思想的基础,表现为一种以劳动目的设定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类哲学话语,这种异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缘起于他对青年马克思早期文本质性的误认。无论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还是《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当卢卡奇从中发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并将其直接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时,他都非历史地错失了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复杂历史真相,这对后来卢卡奇建构自己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理论体系时所出现的根本性失误具有直接的影响。在此,本文集中讨论卢卡奇对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中一些需要反思的主要观点。
卢卡奇青年马克思研究的方法论
对应1937年写下的青年黑格尔研究,在1954年,卢卡奇再一次将思考的焦点聚集于青年马克思,他在《德国哲学杂志》上发表了重要的《论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发展(1840—1844)》(Zur philosophischen Entrwicklung des Jungen Marx)。这是卢卡奇写下的关于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并不多见的文本,他对马克思另一专题性的解读出现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下卷中。对比这一文本与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卢卡奇自己的青年黑格尔哲学研究,我们不难发现一些研究方法论上的差异。
《卢卡奇论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
第一,虽然由于文献方面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早期的大量笔记的主要部分还没有得到整理和发表,可是,由梁赞诺夫领导的苏联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已经在着手编译出版MEGA1,其中,1927—1929年出版的第1卷(上、下两册)中,除去卢卡奇这里即将解读的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部分手稿以外,已经同时发表了青年马克思1840-1843年间的摘录笔记和部分通信,包括重要的《柏林笔记》《波恩笔记》和《克罗茨纳赫笔记》。1930年出版的第3卷中,青年马克思多册本的《巴黎笔记》也已经公开出版。那时候,卢卡奇正好就在研究院工作。如果依我们上面看到的出现在《青年黑格尔》一书中的文献细读法,卢卡奇也应该结合已经看到的早期笔记和通信,完整地再现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历史进程,然而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卢卡奇并没有这样做。我前面已经指出,卢卡奇并没有关注MEGA文献的发表,也没有仔细研究和思考马克思原始文献的文本学内涵。
第二,卢卡奇面对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文本时,在基本思考逻辑中还是屈从于斯大林教条主义传统教科书体系的构序原则,即以《联共布党史》的平滑进化论叙事逻辑描述思想史的进程,于是,我们在卢卡奇这里讨论的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发展中,看不到出现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内部的复杂逻辑矛盾和不同理论思考线索的交织,特别是1845年之前青年马克思哲学思考(《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与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的根本异质性。这是我们格外要注意的方面。因为这种研究方法中的缺陷,将会导致卢卡奇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中的重大缺陷,最终出现人本主义化的马克思哲学逻辑构式,之后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正是这种逻辑误认的最终结果。这种思想史方法论上的问题,同时出现在众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比如弗罗姆、早期列斐伏尔、萨特和杜娜耶夫斯卡娅等。
从这篇论文的开始,已经身处布达佩斯的卢卡奇就自觉表明了他的研究与当时苏东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传统的不同,他分析说,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通过出版青年马克思过渡时期(Übergangszeit)的重要手稿,学者们得以了解青年马克思的一生,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没有详细深入地论述他从青年黑格尔派发展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dialektischen und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is)的有关路径和相关阶段。迄今为止,我们缺乏的是一部全面介绍青年马克思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各个阶段的专著。
从卢卡奇的这段综合性的表述中,我们可以体知到如下一些信息:一是固然卢卡奇对苏联式教条主义体系十分反感,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构架仍然是他思想史研究中的隐性理论坐标。二是青年马克思1844年以前的哲学思想发展,被指认为“青年马克思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 Übergangszeit(过渡时期),似乎这是一种目的论的必然。三是卢卡奇看到了已经出版的MEGA1第1卷和第3卷,他说,“自从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出版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以来,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基本轮廓已经清晰可见”。他还专门加了注释标注了MEGA1的文献来源。但是,事实上他并没有打算利用其中已发表的相关笔记和书信,这一态度显然不同于他对青年黑格尔研究的方法。依我的判断,这里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认识论障碍。
卢卡奇已经看到,在1844年之前,青年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转变,这是“马克思克服黑格尔哲学、超越费尔巴哈、创立唯物辩证法(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的过程,与他自觉地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一是青年马克思1844年之前发生的哲学观念转变的性质,卢卡奇的观点显然是传统教科书的逻辑,即马克思在1843—1844年已经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这主要表现为辩证法(去除唯心主义前提的黑格尔)+唯物主义(消除了机械性的费尔巴哈),这样,青年马克思在这种转变中已经成为创立了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唯物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显然是一个不实的判断。这种认识的结果,必将是把《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直接当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基石。二是青年马克思政治立场上转变,指认这种转变的本质是从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立场的转换是对的,但卢卡奇没有更细致地区分,这种发端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论中的哲学共产主义的基础并不是从现实出发的客观逻辑。这里,我们来看卢卡奇的具体思想史分析。
早期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转变
首先,关于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可以看到,卢卡奇将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指认为“天才之作”,并称其具有“观点的独创性、论述的惊人成熟性和思想的巨大丰富性”,认为青年马克思“一出场就比同时代的所有学者领先了一大步”。显然,这不是学术评论,而是抽象的褒奖。第一,卢卡奇认为,“1840—1841年,马克思还不是唯物主义者;此时他的世界观是激进的无神论和泛神论,并且不可避免地带有客观唯心主义(objektivo-idealistischer)的特征”。指认这一时期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基础,这是对的,可青年马克思此时的哲学观念,更多地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聚焦的自我意识哲学,因为这种带有鲜明个体性的构序意向,反映了处于正在上升期的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启蒙精神。第二,卢卡奇认为,青年马克思在这里取得了“哲学史上的巨大成就”,即“他在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中发现了辩证法(Dialektik)的雏形”。因为,在青年马克思看来,“德谟克利特只承认严格的机械必然性,因此否认偶然性,而伊壁鸠鲁哲学则包含了辩证概念的偶然性的雏形,为人类开辟了通往自由的道路”。不难看出,卢卡奇对此时马克思文本的具体分析是不足的,他并没有依据文本认真辨识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紧扣伊壁鸠鲁原子论中强调原子下降中的偶然偏斜,以区别德谟克利特原子直线下降的机械必然性,关键在于这种对拒斥决定论的“偶然性”的关注,与突显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内在关联。这与上述他自己关于青年黑格尔的文本细读形成了生动对比。第三,卢卡奇竟然指认青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表现出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自我意识哲学,“可以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第一个萌芽(ersten Keim der spateren FeuerbachThesen)”。这真有点耸人听闻的感觉。卢卡奇给出的理由为:青年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将唯物主义的传统与辩证法结合起来了。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在场,因为在教条主义的构境中,马克思在《提纲》中实现的思想革命的实质,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显然,1954年时,卢卡奇在关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史研究中还是在用这种逻辑构式反注文本。
其次,关于青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卢卡奇认为,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自己开始“第一次面对经济和社会问题、贫困和剥削问题”,这是对的。也是在那时,一直在青年马克思头脑中居统治地位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念开始发生了动摇,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走向了唯物主义。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1843年马克思写下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依卢卡奇的看法,青年马克思“现在的兴趣集中围绕在黑格尔的根本问题即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burgerlicher Gesellschaft und Staat)之间的关系。而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对黑格尔的偏离和对黑格尔的批判,在马克思世界观(Weltanschauung)的形成过程中达到了一个质的交汇点(qualitativen Knotenpunkt)”。这是符合实际的思想史分析。当然,这个qualitativen Knotenpunkt(质的交汇点)就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立场的转变。卢卡奇认为,这种“重新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在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的影响下发生的”,当然,马克思明确表示了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的不满,所以,马克思
把唯物主义批判扩展到黑格尔的社会理论,把对唯物主义对世界的解释(materialistischen Welterkl 世界的解释)从自然界扩展到社会领域,从对宗教的批判发展到对政治的批判,及其对费尔巴哈的人类学中抽象的“人”(Abstraktums der Mensch)的克服,还包括作为解决这一切的最高思想原则的唯物辩证法(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的创立。因此,如果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以往所有哲学(包括其直接前辈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相比,代表着一种质的新东西,如果它的出现是哲学史上的真正革命,是质的飞跃,那么马克思从一开始就以批判的态度对待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优越性就已经预示了这一点。
这是卢卡奇对青年马克思1843年哲学思想转变的基本认识。在他看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青年马克思通过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观念从自然界扩展到社会生活中来,从宗教批判转到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批判,从而创立了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唯物辩证法),成为实现“哲学史上的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也意味着,在1843年,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换,那么,此后马克思的所有文本(尤其是《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理所当然地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著。这正是传统教科书体系中关于马克思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灰色逻辑盲点。因为,在这里青年马克思的哲学立场的确发生了改变,但对于这种思想转变的实质的认识,却缺乏依据文本细读的精确历史分析。在我看来,第一,卢卡奇在这里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的思想虽然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他自己在克罗茨纳赫同时进行的具体的法国历史研究中的自主性成果,因为他直接从欧洲近代政治斗争中体知到社会所有制关系是政治实践的基础,在此,卢卡奇并没有像《青年黑格尔》一书那样,利用MEGA1已经发表的《克罗茨纳赫笔记》(Historisch-politische Notizen,Kreuznacher)五册笔记本,仔细地分析马克思思想转换中的复杂原因和微观机制。第二,卢卡奇没有弄清楚,青年马克思的这一转变只是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观点,虽然这已经是一种“法权唯物主义”(姚顺良语),但并不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方法论。这可能是我与卢卡奇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史研究看法中一个原则性的不同。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卢卡奇认为,第一,青年马克思在这一转变中,依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重新颠倒物质与意识关系中的“主语与谓语”,明确提出了不是国家政治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是正确的判断。然而卢卡奇并没有注意到,青年马克思在这一研究中对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本身的理解仍然是存在问题的,因为马克思在写作这一手稿时,恰恰跳过了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市民社会”那一章,这样,他就没有遭遇斯密经济学语境中的市民社会论的需要一市场交换等核心内容,这就导致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对市民社会的理解还停留在个人私欲的关系上。第二,马克思对唯物辩证法的思考。在卢卡奇看来,正是在这里,“青年马克思走上了一条通向新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展开形式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不仅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被摧毁,而且黑格尔‘逻辑’的各个基本范畴也被摧毁在唯物主义转换(materialistischen Umstilpung)的过程中,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和质的重新加工”。我以为,这也是一种过于夸张的说法。因为在这部书稿中,实在谈不上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改造,他对黑格尔辩证法观念的深入理解和唯物主义改造,实际上发生在后来的《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之中,即便如此,那也不会是唯物辩证法的完成。依我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的历史辩证法理论是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与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同时完成的。
这里,卢卡奇正确地看到,在不久之后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无产阶级立场的转变。但他并没有更精准地辨识出,这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确立。
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
可以说,青年马克思的这一重要学术文本,是卢卡奇之后整个哲学构序逻辑的基础,但是我认为,他对《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的理解中出现了大量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第一,卢卡奇正确地注意到,“从1844年起,英国古典经济学才开始对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是青年马克思写作《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过程中最重要的理论背景。依卢卡奇的看法,在1844年,“马克思开始了长达数月的学习,主要学习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Klassiker derenglischen bürgerlichen Ökonomie)的经典著作”。卢卡奇并没有指认青年马克思的这种经济学的研究是直接受到青年恩格斯与赫斯等人的影响,虽然他写下了关于赫斯思想研究的论文(《赫斯·莫泽斯和唯心主义辩证法问题》,1926)。有趣的是,卢卡奇这里指认的马克思第一次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巴黎笔记”(Historisch-ökonomische Studien,Pariser)已经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在MEGA1中发表。但奇怪的是,除去对其中“穆勒笔记”的少量引用以外,卢卡奇并没有像前述《青年黑格尔》一书中那样,完整地研究和利用“巴黎笔记”。这样,他也就无法深入地了解青年马克思第一次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的具体思想进程。这导致了卢卡奇将《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错误地定位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文本,而无法看到这一文本与“巴黎笔记”复杂的同体关系,特别是青年马克思对经济学这一全新知识领域从不知到知,从表面的拒斥到深刻的哲学批判的转换过程,这使卢卡奇对《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的基本判断失去了准确的思想史基础。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第二,卢卡奇指出,青年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基础的研究和批判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并行的”。这一判断也是正确的。但是,卢卡奇没有注意到,青年马克思是在整个经济学研究的最后,突然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最后一章“绝对知识”进行了专题摘录和研究,留下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摘录“绝对知识章”》(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而这一部分内容于1930年已经发表在MEGA1的第3卷附录中。但卢卡奇并没有直接利用这一重要笔记,而只是根据《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展开的具体讨论来观察这一重要问题,这同样缺失了一种来自笔记文献细读的田野基础。
第三,在卢卡奇看来,《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说明自己新世界观(neue Weltanschauung)的文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并不准确的思想史定位。一方面,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已经完成了科学的哲学世界观的转变,这当然是错误的判断。在他看来,在马克思的哲学构境中,
物质存在优于意识(Prioritat des materiellen Seins vor demBewuBtsein),社会经济(ökonomisch-gesellschaftlichen Seins)优先于社会意识的观点被非常简洁地表述出来。然而,这里所宣称的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相反,是历史的和辩证的(historischer und dialektischer)。它反映了推动人类发展的真正经济力量的辩证法,在此基础上,无产阶级革命的辩证法反映了共产主义的真正实践。
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的确第一次接受了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这只是一种基本哲学立场上的自觉,但可能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一种“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转变。第一,卢卡奇这里所说的物质先于意识、社会经济存在先于社会意识,仅是传统哲学教科书中的观点,在那里,人的意识被分割为抽象物质决定的意识和社会存在决定的社会意识,看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认的人所有的意识活动都是由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决定的,意识的本质是“我和我所处的环境的关系”。第二,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也不会去认同什么“推动人类发展的真正经济力量的辩证法”,因为那时青年马克思的头脑中只有源自黑格尔的否定性的劳动辩证法。在后来的《大纲》中,这种经济力量的辩证法会被指认为资产阶级世界中特有的以劳动异化为本质的“第二自然辩证法”。
可是卢卡奇坚持认为,此时的青年马克思:
在政治经济存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materialistischen Dialektik)中揭示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并将其转化为相关范畴。这种辩证法一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从而揭示了其历史发展的奥秘。另一方面,它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意味着社会主义不再是抽象的观念(abstrakteideale),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错误地等同于马克思1843年前后的第一次思想转变,将《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哲学唯物主义立场的确立,同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革命,将此时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共产主义简单地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这都是值得商榷的。这是传统教科书体系中马克思思想史中的灰色地带,因为这会将青年马克思此时的人本主义哲学话语错认为neue Weltanschauung(新世界观)的基础,这是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构境中人本学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基本构序意向。我们会在后面关于《社会存在本体论》一书的具体研讨中,看到这一做法的不良后果。
第四,关于卢卡奇对《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人本学劳动异化史观的误判。第一,卢卡奇正确地看到青年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思想基础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在他看来:
“异化”范畴(Kategorie der Entfremdung)是黑格尔哲学特别是《精神现象学》的核心范畴。费尔巴哈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一术语,以便在唯物主义的基础(materialistischer Grundlage)上论述与宗教的关系:与异己(fremde)本质的奇妙反映,他自己创造了这种存在,但作为一种外在的、支配他的力量来崇拜。随着这一范畴被唯物主义颠倒,利用它来对抗宗教。
应该说,这是基本正确的思想史描述。在前述的《青年黑格尔》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Kategorie der Entfremdung(异化范畴)是黑格尔哲学中主体性理念沉沦和物化为外在自然物质存在和社会历史过程的我一它自反性关系,而当费尔巴哈将其唯物主义地颠倒之后,生成了一种特殊的宗教批判构式中的人本主义类本质的异化史观。然而,卢卡奇没有指认后者这种进一步延伸到赫斯交往异化和青年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中的人本学类本质异化史观的非科学性。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第二,卢卡奇认为,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克服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异化问题上的所有缺点,“他赋予了‘异化’这一范畴以全新的历史和社会意义,这是他第一次以科学的方式(erstmals wissenschaftlich gefaß ten)构想出这一意义”。我以为,这是一个并不准确的观点。因为,青年马克思在这里虽然将费尔巴哈的人的自然存在类本质(经过赫斯的交往类本质)改造为工人的劳动,这个劳动概念的确基于“经济学中的路德”(恩格斯语)的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也关联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外化一对象性劳动观,但作为一种人应该具有的本真性劳动类本质,它仍然是抽象和非历史的,从这种理想化的劳动类本质出发去观察和批判资产阶级经济雇佣制度,它不可能是科学的。虽然卢卡奇看到了马克思批评黑格尔错误地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但并没有真正意识到,青年马克思此时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的方法论前提仍然是隐性唯心主义的。这使得卢卡奇在自己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建构中,始终将人本学构境中的劳动一类哲学话语作为理论逻辑基础,这种理论努力和探索当然是与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卢卡奇辨识不清,此时出现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的靠近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和从现实出发的思考,只是一种与占主导地位的人本学话语相异的隐性逻辑线索,在方法论的层面,这种“第二条逻辑线索”(孙伯鍨语)还是屈从于人本学话语的。这些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出现的关注物质生产、对象化活动和工业的零星观点,将在1845年之后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爆燃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伟大思想革命。而当卢卡奇错将《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直接当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这必然会导致他忽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确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基础,不能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特殊性质出发,以历史的、具体的和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来透视社会历史和全部现实世界,从而丧失科学的思想指南。
总的来说,卢卡奇在这里关于青年马克思思想的研究相比之《青年黑格尔》中的思考,无论是在文献利用和方法论方面都大大退步了。究其原因,我推测主要是此时卢卡奇的思想已经深受斯大林教条主义构架的影响,这使得他不能科学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的科学立场,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辨识的重大理论问题。因为,卢卡奇这种对待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错误态度,将导致他在最后建构自己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理论努力中偏离正确的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