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青年卢卡奇历史概念的再审视
——基于历史存在论视域的考察
作者简介:夏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张楚媛,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0辑)》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4JZD009);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唯物史观发展的原创性贡献研究”(22AKS001)。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
历史概念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范畴,也是卢卡奇构建自身理论体系、复原马克思哲学本真面目的逻辑基础与理论起点。在对第二国际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和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双重批判中,卢卡奇糅合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语境,将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历史”定位为一种主客体相统一的总体性存在和生成性存在,并在同“物化”和“阶级意识”的关联阐释中明确了历史之规定。然而,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历史”是在存在论视域下得以确定的,并强调以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去把握历史的根本性要求。青年卢卡奇以黑格尔式的抽象思辨逻辑来设定历史概念,未能准确把握马克思历史概念的真实意蕴,最终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思辨之中。反思青年卢卡奇的历史规定,对于科学把握和准确领悟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革命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与阶级意识》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史上,对“历史”这一概念的理解程度不仅是判定研究者是否科学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思想视域和理论性质的主要标尺,还是直接关系到研究者自身学说体系能否得以成功建构的关键所在。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圣经”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便以其特有的“历史”解读方式成为一个典型。尽管《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涉及诸多范畴,但究竟哪一范畴在本书中占据基础和本体地位,学界众说纷纭、看法不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历史”这一概念在青年卢卡奇的著述语境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1922年的序言当中,卢卡奇曾明确指出,对待马克思方法的真正本质,必须“正确地理解”并“正确地加以运用”,而不求在其他意义上去进行改进。对卢卡奇来说,坚持按照马克思的原有本意来解释和阐明马克思的学说,首要的前提就是承认并赞同马克思所发现的认识社会和历史的正确方法,而“这个方法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历史的”。针对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矛盾焦点——“二元对立”和第二国际实证主义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歪曲和误读,青年卢卡奇在批判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和吸纳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试图回到“历史”中去,通过对“历史”这一基本范畴的再阐发,还原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面目。本文基于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文本考辨,以青年卢卡奇对“历史”这一范畴的阐发为基本线索,在厘清青年卢卡奇历史之规定和马克思存在论视域下历史之真实意蕴的基础上,反思和澄明青年卢卡奇从历史出发的理论尝试,既有“复原”马克思哲学历史观本真内涵的一面,又有偏离其革命实质意义的一面。
01 何以“历史”:青年卢卡奇对实证主义 科学和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是马克思在哲学领域实现的革命创新,也是他毕生研究继而奉献给人类社会的最为宝贵的精神智慧。自十九世纪诞生以来,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便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强烈震动,继而成为被颂赞、被传扬抑或是被歪曲、被诋毁的理论对象。20世纪20年代,风云动荡的革命形势不仅在客观上引发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分化,而且开启着新旧理论的激烈冲突和重新探索的新时期。针对第二国际主义者对马克思辩证法的“修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山鼻祖卢卡奇试图重新阐明“历史”这一基本范畴,在全面批判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的错误倾向以及清算自身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过程中,力求“正本清源”,重返马克思哲学的本真面相。
以“历史”为主要切入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第二国际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进行了“修正”。伯恩斯坦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白,贯通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最为重要的“基本规律”“是它的特殊的历史理论”。这一特殊的理论便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同该理论共存亡的。伯恩斯坦认识到了历史问题或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的重要基础地位,但他受新康德主义的影响,主张以经验的、逻辑的自然科学方法来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用折中主义的方式将唯物史观界定为一种“庸俗的经济史观”和“历史宿命论”,从而抵制和替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法因素。在历史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考茨基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非唯物史观出发,将社会历史和社会关系赋以纯粹自然主义的理解,主张用同一种规律来解释自然历史和人类历史,从而把社会发展进程等同于生物进化历程,用源于自然环境的“抽象的人性”来阐释历史,其理论最终成为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理论歪曲和篡改,青年卢卡奇旗帜鲜明地站在反抗斗争的最前列。在《历史与阶级意识》所收录的“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卢卡奇将批判矛头直指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论”,认为这种“借助于观察、抽象和实验等取得‘纯’事实并找出它们的联系的办法”的自然科学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具体来讲,卢卡奇从“孤立性”“非历史性”“意识形态性”三个方面展开对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猛烈批驳:首先,从自然科学的方法性质来看,这种抽象的研究方法用纯粹数量关系来表现事物本质,其量化过程最终造成社会现象的“孤立化”倾向。整体被分为个别,相互联系的事实变成孤立的事实,孤立的人和孤立的事实群为资产阶级科学的大行其道提供了理论平台。所有这些不仅改变着“社会的现象”,而且也改变着“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其次,卢卡奇认为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看起来非常科学实际上却不科学的原因就在于其对“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质”的忽视。在卢卡奇看来,实证主义的科学以纯粹性所掌握的“事实”恰恰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些事实不仅在持续变化,而且根据其客观结构来判定,它们还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如若因自然科学的“精确”需要而把事实的本质和客观结构当作永恒不变的前提和基础,必定会模糊甚至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和暂时性。因此,对待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和事实,必须对其本质进行历史的和辩证的考察。最后,当自然科学的“理想认知”被应用到社会实践领域中,“它便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科学”的方法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作出的意识形态辩护。资产阶级一方面按照永恒不变的规律来界定和理解自己的生存,另一方面把社会现实难以忽视和解决的矛盾看作与资本主义私有制无关的表面现象。于是,当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摒弃或抹杀了辩证法作为方法的合法性,人类社会历史就会变得难以把握和无法了解。与第二国际“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反,卢卡奇强烈要求恢复和坚持马克思辩证法的方法论立场,力图打破实证主义方法论所营造的意识形态幻象。
在批判第二国际实证主义方法论、强调“历史”的重要性的同时,青年卢卡奇也在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方法困境中找到了建构自身哲学体系的逻辑动因——“历史”。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用大量的篇幅论证并批判了近代理性形而上学陷入的“二律背反”方法论困境。卢卡奇认为,近代哲学的一大特色便是从主体出发去把握对象。“从全面系统的怀疑论,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经霍布斯、斯宾诺莎、莱布尼兹,走过了一条笔直的发展道路”,这条“笔直的发展道路”贯彻和遵循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全部世界是主体所意构的对象世界。换言之,为了克服以前的理性主义“部分性的体系”缺陷,近代理性形而上学试图将思维航向转向“内在性”的发展道路,主张以思维主体的内在性意识来包罗万象,将存在设想为这一主体的思想产物,其最突出的特点便在于把通过数学、几何学等形式的方式所掌握的理性认识,既同“认识一般”又同“‘我们’的认识”简单地、武断地画上等号。但这种理性主义的形式体系一旦企图将全部客观存在都纳入自身范畴时,必然会触碰甚至无法超越非理性原则的界限或限制。卢卡奇认为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现象在康德的“自在之物”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康德以先验意识来说明自我意识的同一性,在他看来,以近代科学为范例的认识本质上是知性范畴对感性材料进行统摄、加工构成的知识,但要求将一切都置于对象性思维的知性却难以认识物自体。这样一来,康德便用“自在之物”设置起了理性体系的普遍认识功能所不可逾越的屏障,康德哲学也就无法解决主体与客体、自由和必然的真正统一问题。从结果来看,认识内容的具体生成问题、认识内容的真实性质以及如何寻求认识内容的道路问题都难以得到解决。换言之,“历史这一方面的道路就给方法本身阻塞了”。鉴于此,卢卡奇认为,要解决自笛卡尔以降形成的二律背反,克服主客体二元分裂的问题,必须寻求一种类似斯宾诺莎哲学所宣称的实体说。这个实体就是“哲学基础的事物的秩序和联系,那就是历史……而且只是在历史中,才存在着起源的具体基础”。
卢卡奇认为,黑格尔的总体的逻辑学完成了这一任务。黑格尔将斯宾诺莎所谓的实体“规定为精神”,主张实体即主体,作为实体的绝对精神先验地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它是世间万物和全部现象的核心灵魂。通过绝对精神产生自己、对象化自己,并否定自己最终返回自身的辩证运动过程,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自由和必然等分裂对立的困境得到了“解决”,从而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历史表现为绝对精神不断认识自我、走出自我、否定自我又重返自我的运动过程。青年卢卡奇看到了黑格尔哲学思维中的巨大的历史感,但是批判黑格尔将历史理解为一种概念意义上的逻辑演绎,更批判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体所具有的“神话般的、因而是抽象的特性”,因为这种观念的造物主非但不能认识和解决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问题,反而会使得理性重新跌至自在之物的二律背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理性外化并复归的历史运动过程,无非是生产“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历史,是“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因此,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也并未从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二元困境中解脱出来。对于古典哲学来说,它把自身生存基础中的所有二律背反现象都推至表达的极点,力图打破理性形而上学的局限,但结果重新回到了直观二元论的窠臼之中。
简言之,在青年卢卡奇看来,不管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主张的非历史化的实证化阐释,还是近代理性形而上学所存在的“理论远离历史”的事实困境,都存在着难以达至历史的理论局限。也正因此,唯有以“历史”为重要抓手,还原马克思对“历史”的本真规定,才能走出困境。
伯恩斯坦(左)与考茨基(右)
02“历史”之规定:青年卢卡奇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基石
为了批判和扬弃资产阶级哲学的二律背反,卢卡奇主张以历史来实现统一,但统一的逻辑前提是承认“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在继承吸收马克思哲学思想和融合黑格尔哲学辩证法语境的基础上,卢卡奇将自然置于他的哲学视线之外,并在对“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等内容的阐释中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创造性发挥,从而使其“历史”概念具有了独特内涵。
第一,“与自然相对立”的历史。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的注解中,青年卢卡奇直截了当地指出,将辩证法“限定在历史和社会领域,极为重要”。同时,他批评道,由于恩格斯盲目地追随黑格尔的脚步,把辩证法运用到认识和分析自然界中,从而容易导致人们对辩证法的误解。而辩证法的决定性范畴如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性问题是不能结合到自然辩证法之中的。更进一步来思考,自然辩证法如若被定位为刨除主体主观因素的外部规律,这就是“非历史的”,而主体不能融入自然之中去把握和创造客体,也就无法解决自笛卡尔和康德以来的近代理性形而上学所留下的二律背反问题。因此,解决之路唯在于“历史”,自然范畴也应归属于社会历史的领域。这样一来,卢卡奇就将自然和历史完全分割和对立起来,也因此否定和抛弃了自然界的独立存在的客观性。为了澄清这一点,青年卢卡奇借用马克思关于“不同社会形式中自然和社会历史所分别占据的地位不同”等相关论述,从整个人类社会史出发来考察自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在社会力量还未占据优势地位的前资本主义时期,自然的联系(包括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决定和支配着人的存在及其所有的社会表现形式,比如宗教、艺术和哲学等。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自然界的界限在逐步退缩,社会历史则像一种“盲目的力量”主宰和统治着人们的生存和发展,从而将自然界也逐步纳入社会化范畴之中。正因此,卢卡奇认为,“……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此时的卢卡奇自己也承认,对自然的这种直接阐明有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依据——“社会的经济结构”。换言之,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过程(历史),就是自然不断地控制和支配的过程。卢卡奇规定了自然属性的同时,“也就明确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一种历史辩证法”。
第二,“作为总体的、统一的过程”的历史。在青年卢卡奇看来,总体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根本区别于其他一切资产阶级科学的关键所在和基础本质。细而言之,总体性从本质上来说是指历史的总体性,历史是具有总体性的历史。第二国际实证主义的“科学”思潮将自然科学的那种现象描述和经验再现的抽象方法应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试图以此来达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精确认识”,实际上会产生“更大的科学不精确性”。因为它既不承认已有的资产阶级社会“事实”及其内部结构是以历史性的方式产生和发展的,又将这些“事实”直接当作实证主义科学形成概念的出发点。在批判资产阶级实证科学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结构及发展规律当作不变前提的基础上,卢卡奇以商品拜物教思想和“物化”的社会现实作为自己阐明和理解历史总体概念的主要依据。“物化”所具有的迷惑性特征不仅抹杀和掩盖了社会关系的真实痕迹,而且使得资产阶级无法看清这一现象只是社会历史总体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为了正确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物化事实背后的本质,必须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之上,透过这些事实的表面现象和直接存在方式,挖掘它们之间的内部联系,掌握它们原本的历史制约性,才能破除实证科学的意识形态遮蔽。卢卡奇认为,这一破除的方法正是辩证法,也即总体性的认识方法。总体性的方法不是着眼于孤立的事实存在及其表面联系,而是将社会当作一个总体,一个在历史中生成、发展、变化的过程来看待。在总体性的方法论框架下,事实不再是互相孤立、不相统属的直观经验存在,也不是与社会的具体结构全然无关的虚幻,而是在统一的历史进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不同环节和要素。这些不同的环节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历史的辩证关系,只有坚持将事实放进人类历史的动态进程和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才能真正获取对其本质的认知和理解。
第三,“生成社会关系”的历史。在青年卢卡奇的思维理路中,历史的生成性不仅表现为一种历时态的过程性,还体现为一种历史本质上的建构性。为了解决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中的僵硬对立问题,卢卡奇认为德国古典哲学必须以一种“内容变化的逻辑学”作为逻辑依据,并“在历史中,在历史的生成中”找寻辩证法。卢卡奇逻辑地推演出历史的生成和起源问题,将历史的起点归结为行动主体,即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在主体与客体同一的逻辑意义上,历史的生成性得以凸显。从主体角度来看,只有当行动主体不再仅是历史的认识主体,而是真正的实践主体时,才有可能把握客体。主体能够创造和把握客体,这意味着历史不再是历史之外和唯心之内的活动,现实也是被主体把握的“行为”。从客体角度出发,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和客观的实践过程,历史的生成使事物和概念不再变得孤立和僵硬,因为它不是一种纯粹抽象和混沌的空洞变化,也不是一种单纯时态意义上的实际过渡,而是“那种关系的不停的产生和再生产”。一言以蔽之,历史既是主体自身活动的产物,又是“人的活动形式,人对自我(对自然和对其他人的)关系”不停地发生着彻底的变化的过程。在主客体的交互作用下,历史拥有一种生成“一定社会关系和历史性结果”的建构性力量。这样一来,现实世界作为总体的历史过程便表现为一种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历史也不再是思维演绎中的观念的历史,而是彰显着人的具体生存形式的现实实践过程。随着主体现实生活实践的展开,历史不断地得以生成、创造和更新。也正因此,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便在现实活动的历史中得以实现。
第四,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决定历史总体。正如马克思在评价资产阶级经济学时所作出的犀利判断——“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青年卢卡奇认为,这一“历史”任务的解决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来说是“不可完成的”。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家或者完全抛弃历史过程,对历史作出形式主义的僵化性理解——永恒的自然法则,或者将历史当作一种盲目力量的非理性统治。而经济利益上的自私性和思想上的狭隘性也决定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一种虚假意识。这种虚假的意识在主观上表现为对社会历史状况的证实和理解,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社会发展状况的不充分把握和不完全表达。相应地,资产阶级在现实社会中一方面为维护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永恒性作辩护,另一方面却又从私人利益出发,这就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悲剧性的内在矛盾,从而也无法从根本上把握社会历史总体。卢卡奇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是真正一致的,推翻整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使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换言之,无产阶级才是作为总体的历史活动的真正主体。但无产阶级只有在其阶级意识的作用下所采取的实际行动才是历史主体的历史活动,因为在阶级与阶级之间残酷的生死斗争中,阶级意识在其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说,它在总体把握客观历史发展过程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物化困境的同时,“能自觉地把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去”,从而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所肩负的革命重任,实现理论主体和实践主体的内在统一。
概言之,对青年卢卡奇来说,为了彻底打破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现象并克服理性形而上学“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必须将其理论根基重新植回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语境之中,在真正理解和把握“历史”的基础上,捍卫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革命精神。在糅合马克思历史概念和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青年卢卡奇不仅将历史理解为一种辩证法意义上的动态的、统一的历史进程,而且将其定义为一种主客体统一作用下的现实性社会关系的生成过程。然而,青年卢卡奇视域下的历史最终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来把握和决定的,这也决定了他未从根本上理解和把握以历史概念为立论根基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对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超拔之处。
03感性活动建构的“历史”:马克思存在论视域下的历史意蕴
卢卡奇曾高度评价“历史”在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实际运用:“他把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倾向推到了它的逻辑的顶点:他把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社会化了的人的一切现象都彻底地变成了历史问题,因为他具体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并使之全面地开花结果。”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有力代表,卢卡奇是在力图复原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过程中来阐明自己的历史规定的。因此,为了正确理解和科学评判青年卢卡奇的历史观,我们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对文本的深度耕耘中,厘清马克思历史概念的本真规定。
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相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其立足的现实基础开启了一种全新的诠释视域,即“历史存在论”。更为具体地来讲,针对“历史”这一概念,马克思没有囿于近代形而上学体系的神秘大厦去展开唯心主义的言说,也没有站在经验式的实证主义立场去进行解读,而是从现实的人的存在本质去把握历史,将历史真正落实到了人的现实活动中去,从而超越了理性精神主导下的历史哲学,确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
何谓马克思视域下的“历史”?马克思的“历史”概念又是如何确定的?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是人类感性活动之劳动的过程。通过感性活动即劳动,人不仅在自然界中得以实现自身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而且创生和建构起一种现实的社会关系。要厘清和阐明关于历史的这一重要规定,必须首先明确一点,即马克思始终是在自然与历史相统一的关系下展开对“历史”这一范畴的述说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直接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更为明确地讲,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赞成自然相对于历史的前提地位,同时肯定人是一种自然的存在。于是,历史在这里表现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即“历史是自然的历史”。但马克思并没有拘泥于将人理解为肉体的、受制约的对象性存在物,而是将人看作一种有自然力、生命力和能动性的主体存在。在实践过程中,人通过对象化活动,占有外部世界,在改变周围环境的过程中确证主体自身的本质力量。可见,现实的自然本质上是历史的自然、“人化的自然”。一言以蔽之,在马克思看来,自然与历史是相互统一的,也正是在这种统一的关系历程中,“现实的生活世界”才得以建构。
马克思对“历史”的指明也正是从揭露和批判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抽象本质着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是直指唯心主义历史观忽视历史的现实基础所造成的“自然与历史相对立”的后果。在马克思看来,唯心主义历史观所指认的“历史”是按照超出自身范围之外的某些标准来书写的。细言之,现实的生活生产成为一种“非历史”的事物,而历史的事物却成为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一来,历史的范围便把人对自然的关系从中剥离出来,自然界与历史之间的对立也由此而来。马克思明确指出:“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重大政治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可见,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论域中,历史得以存在的现实根基要么被完全忽视,要么成为一种与历史进程毫无关联的附加因素。在前一种意义上,历史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主张的“僵死的事实的汇集”,而事实是由理性范畴规定作用下的经验事实。就后者而言,历史是思辨的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纯粹的思想成为历史的核心动力。在马克思看来,两者从根本上来说都本源于理性形而上学的异化形态,因此都“只提供观念的历史”。鉴于此,马克思主张,必须“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并在人们真实的实践活动过程中,用真正的科学终止和取代这些“关于意识的空话”。
在揭露和批判思辨哲学历史观的唯心主义本质的同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重点阐述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四种活动建构。首先,马克思确定了全部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必要前提,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为了创造历史,为了生存下去,人类必须首先进行“生产满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的需要”的历史活动。这一历史活动,是从古至今人类必须每日从事的活动。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任何历史观都必须认识和重视这一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范围。他言辞犀利地指出,也正是因为德国人并未对历史的这一现实存在根基给予应有的重视,所以他们从未拥有过一个历史学家。其次,马克思指认了人类历史进程的第二个活动事实,即“新的需要”,而这个需要是由已经得到满足的生存需要本身、满足生存需要的活动以及在满足需要的过程中使用的工具而重新引发的。在这里,马克思指明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感性需要。感性需要是人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的重要体现,这种需要不同于其他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的纯粹天然需要,而是一种包含“自然需要”基础上的社会需要。因为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还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即“类存在物”。当人的自然需要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即对社会关系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便会在此基础上再次产生新的感性需要,由此不断地推动历史进程的发展,创造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德国思辨哲学不仅没有讲明白如何从所谓的“史前历史”向“真正的历史”过渡的问题,而且将一切历史都归结为“精神的历史”,其学说建构只是在思维领域兜圈子。再次,马克思阐明了进入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即人本身的生产,也就是家庭。起初,家庭(夫妻之间以及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唯一的社会关系代表,但随着人口的增长、新的社会关系以及感性的社会需要的产生,家庭便成为一种“从属的关系”。马克思指出,考察和阐明家庭这一关系形式,必须依据“现有的经验材料”,而不是像缺乏“感性确定性”的德国哲学那样坚持“概念式”的解读。这一“现有的经验材料”指的便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性社会联系,也正是这种社会联系形式的不断更新与完善的过程,表现为“历史”。最后,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作三个方面……把它们看作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换言之,物质生产、再生产、关于人的生产以及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生产是同时进行的。因此,无论是借助劳动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生产他人的生命,都是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双重生产过程。
阿多拉茨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
总结来看,在对脱离历史的现实基础的抽象思辨哲学的批判中,在对历史发展进程的具体活动建构的论述中,马克思明确了以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去把握历史的这一根本要求,继而确证了历史绝非经验事实的集合,也绝非哲学上的历史,而是在自然与历史相统一的视域下,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从现实的人的现实生活出发的感性实践的过程。因此,“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对历史的这一真实规定,使得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有了得以立足的现实根基。
04 历史存在论视域下的审视: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复原与偏离
综观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马克思对关于人类生存发展之“历史”的探讨实际上是对“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的科学”探讨,指涉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科学研究。马克思也将这门科学或学问称为“历史科学”。在马克思的叙事语境中,对历史的“科学”赋义是在批判德国思辨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中实现的。当纯粹思辨的理性按照自身的逻辑体系来构建社会存在,历史便成为一种“观念的叙述”。而马克思以“真正的科学”来批判和反对“抽象的思辨哲学”,用“现实的生产及社会关系”去取代“逻辑的思维的概念运动”,这是马克思超越唯心主义历史观、迈向历史科学的关键环节。也正是在对历史的现实把握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高度上的深刻变革。正如恩格斯所言:“自从历史也得到唯物主义的解释以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表现为黑格尔历史哲学终结之后的科学。因此,再度反观马克思所指认的“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也就具有了独特的意味。
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青年卢卡奇认为坚持马克思思想的基本前提就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方法在其最内在的本质上是符合历史的。青年卢卡奇以历史概念作为他理解马克思哲学和创建自身理论大厦的逻辑出发点,力图在纠正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新康德主义阐释和克服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二律背反”困境的过程中,重现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本真面貌和革命意义。但青年卢卡奇的这一历史规定是否真正理解了马克思哲学历史观的“科学”精神?是否真正走向和复原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革命面目?厘清这一点对准确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科学评价青年卢卡奇历史观的意义和限度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在对历史的具体判断比如“总体的历史”、历史的本质、社会历史的功能等方面,青年卢卡奇逐步“走近”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部分规定,并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上遵循着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就作为总体性的历史而言,卢卡奇要求将社会事实放入总体的历史过程中进行把握的这一认知和规定符合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方法论要求。马克思从来都不是孤立地或从局部的、个别的部分去理解和分析历史事实,而是在摆脱经验主义思维直观性、片面性的基础上,强调必须联系社会的整体架构进行考察,否则就难以切中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卢卡奇强调历史的总体性,也是对超越实证科学拘泥于“经验事实”来解读历史的要求,这体现了他深刻的理论洞见。就历史的本质而言,卢卡奇首先清醒地认识到了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分道扬镳:黑格尔历史观的本质表现为由超验的力量构造的观念的历史进程,而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借助感性活动之劳动的实践过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特定历史关系得以生成。在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青年卢卡奇将历史理解为主客体交互作用下的社会关系的生成和建构过程,在这一点上他较为准确地契合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历史本质。就社会历史的功能而言,马克思的哲学历史观和卢卡奇对历史的规定本质上都可视为一种社会批判历史观。青年卢卡奇以商品拜物教批判为立论出发点,以资产阶级社会的物化结构为现实依据,继而展开了他的历史批判。从本质上来看,青年卢卡奇的历史观也是一种“社会批判历史观”。同时,两者的历史观都与德国思辨历史哲学的批判直接相关。更为准确地讲,这种批判不仅在于理论上对自身思想信仰的清算和对历史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的批判,更在于实践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危机和意识形态幻象的打破,以求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改变现存世界。在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关系方面,卢卡奇直接承认马克思哲学历史观对黑格尔辩证法积极因素的吸收和利用,这本身就是一种对马克思批判性精神的遵守。针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因素的蔑视和攻击,卢卡奇明确指出提出,对那些希望回归或复原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有一项极度“迫切的义务”,那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死狗”,更不是认识的陷阱和圈套,因为他的哲学承认历史的重要性。但卢卡奇并非全盘接受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是对其纯粹抽象的唯心主义本质展开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黑格尔的历史无非是世界精神“利用符合实际要求,符合世界精神的观念的国民的‘自然规定’,用通过它,超越它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行动”。可见,卢卡奇对黑格尔历史哲学性质的判定有着清晰的认知。
另一方面,青年卢卡奇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在“历史总体性”、自然与历史的关系方面以及整体论证基调上根本地偏离了马克思,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就总体性而言,从根本上看,卢卡奇未能正确把握马克思“历史”概念的总体性特征。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总体性问题不仅从未缺场,而且更强调在现实实践的基础上、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把握特殊的历史阶段(资产阶级社会)。这种总体是一种“具体的总体”、现实的总体,并首先承认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类交往方式。而青年卢卡奇的总体未能把握到这一历史的现实根基,他强调的历史总体性也更多地是在“部分与整体”的辩证关系意义上理解的,从而将历史的总体性规定推向一种抽象的思维逻辑。就自然与历史的关系而言,青年卢卡奇虽然未直接否定自然史的存在,但是取消了马克思视域中“自然界不依赖于人而独立存在”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而历史是人类的历史。这实际上是表明只有社会以及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的知识才与哲学相关,历史是局限于人类社会领域中的历史。虽然这一历史概念的规定纠正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旧唯物主义的自然本体论倾向,但很明显,青年卢卡奇对“自然”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回避,甚至其所谓的“将其统一于历史”的观点,不仅会模糊哲学范畴,影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实践概念的清晰阐明,而且也从方法论角度对社会领域诸范畴作出了过度明显的抬高,甚至可以说这种统一与黑格尔通过绝对精神统一自然和历史的方法没有根本差别。也正如卢卡奇1933年在国际作家大会上的发言中所提到的:“尽管已经有意识地试图用马克思来克服和‘扬弃’黑格尔,但是一些有决定意义的辩证法问题还是按唯心主义方式解决的(自然辩证法、反映论等)。”从整体基调来看,青年卢卡奇所诉诸的历史不是马克思语境中从物质生产出发的现实的历史,而是概念化的思辨的历史。此时的卢卡奇将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看作是“自身理论逻辑得以建构和顺利运转的‘双轮’”,试图通过“从黑到马”的方式来阐析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但再次陷入了思辨的哲学逻辑。细言之,卢卡奇寻求思想规定和现实存在相统一的历史,并将其归结为同一主客体的创造“行动”,但他对历史的同一的主体—客体的设定最终又定位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而使得其历史性背后蕴含着浓厚的主体性。更为通俗地来讲,青年卢卡奇的历史是围绕着主体的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展开的。历史是主体实践的产物,而主体的行动或实践是由自我意识(阶级意识)决定的,即历史就是阶级意识,是主体自身的内部行为。于是,实践是一种主体思辨的活动,历史便成为同一的主体—客体(无产阶级)自我对象化(物化)、自我发展、自我认知与最终自我扬弃对象化的辩证运动过程。可见,青年卢卡奇的历史观依旧是以黑格尔主义的方式进行的,这也从根本上与马克思以物质生产为根基的现实的人类史相背离。
毋庸置疑,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坚决捍卫是值得肯定和重视的。然而,正是因为在理论整体基调方面对黑格尔的皈依,青年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没有抓住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最为重要的现实支柱,即感性实践,从而也未曾真正明白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革命性改造,最终堕入了唯心主义历史哲学的思辨之中。也正是在对自身青年时期历史辩证法思想的局限性的反思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基的不断探索中,晚年的卢卡奇提出“返回到存在中去”,并着重建构以物质生产劳动为核心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继而从理论层面缝合了自然与社会的分裂问题,再现了马克思以“感性实践”或“劳动”为根基的社会关系理论,从而“在哲学的高度上恢复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传统”,彰显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经验式、思辨式哲学的革命性意义。这也启示我们,对待任何企图以纯粹的黑格尔精神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必须在切实领悟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和革命性变革意义的基础上,做到仔细甄别和科学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