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

批判理论与技术问题:重新审视法兰克福学派

作者: 日期:2026-11-16 浏览次数:

批判理论与技术问题:重新审视法兰克福学派1


杰勒德·德兰迪、尼尔·哈里斯2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治思想系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0辑,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当代批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技术问题。这不利于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技术现在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核心特征,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形态的组成部分。本文采用的方法是通过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提供的概念性术语来研究当今的技术问题,而不是试图拯救第一代批判理论家的技术实体论,该理论由于历史的变迁而在一定程度上变得过时。这种方法的指导原则是,批判理论的核心思想仍然为我们评估当今技术的性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对第一代批判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的重建与考察,以及借鉴贝尔纳·斯蒂格勒和安德鲁·芬伯格的著作,我们可以得出一种更稳健的技术理论,能够批判性地追问技术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提供了现代思想与技术重要的接触之一。本文重新审视这一丰富的学术资源,以评估当前的技术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已经被广泛讨论,而技术在批判理论中的地位和意义仍有进一步反思的空间。与第一代批判理论家不同,当代批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技术。但有两个例外比较突出,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在一项关于加速作为现代社会关键动力的重要著作中,纳入了对技术的描述,尽管他的主要目的不是提供这样的技术理论。3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杰出工作为批判理论中的技术问题提供了相当多的线索,同时也将其带入与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STS)富有成效的对话中。这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芬伯格和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工作之上,但就其哲学基础而言,它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本文的目标不是提出一种新的技术理论,也不是为了拯救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提出的在当下看来不够透明的技术理论。

相反,我们的策略是通过更一般的批判理论框架来重新处理技术问题,而非将传统理论对技术的具体解释作为主要基础。这一理论基础的指导思想是这样一种信念,即批判理论的核心思想为评估当今技术的本质提供了基础。然而,要发展这一点,我们需要超越批判理论中的技术理论本身。通过重建批判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我们可以识别过去和当代学术的局限性,并可以得出一种更稳健的技术理论。因此,本文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当我们以批判理论的视野来看待技术时,应当如何理解技术?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将以跨越批判理论中的技术理论为出发点。第二部分以最近关于数字化和监控资本主义的文献为例,对技术理论在批判理论中的相关性进行当代评估。这些文献似乎证实了第一代批判理论的预言。虽然人们普遍同情批判理论家在技术批判问题上的担忧,但有人认为,我们需要扩展并进一步发展他们的思想。第三部分着眼于其他的技术方法,这些方法要么超越了批判理论(例如STS、斯蒂格勒),要么像芬伯格所做的工作那样,寻求一种综合。本文认为,这些替代性的技术方案在纠正批判理论的许多缺点的同时,并不能为它们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一种充分的解决方案。本文的后几节试图通过对批判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简要重构来解决这些问题(第四节),然后通过这种框架来重塑当代技术理论(第五节)。

一 批判理论中的技术问题

不同于后哈贝马斯学派的思潮,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特别关注技术。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而言,技术问题与自然本身的问题密切相关。一种肤浅的观点可能会认为,这是对现代性进行蔑视的一种表达,而现代性是20世纪上半叶欧洲思想的一个明显特征。对技术的蔑视在对现代性的保守主义批判中尤为普遍,例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作品。这些主题也体现在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著作中,在1954年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海德格尔在现代性中看到了技术的现实性与从其隐藏的“本质”中衍生出的另一种选择之间的根本分歧。4但无论这种选择是什么,它都不符合现代性。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批判同样具有这种反技术的转变,这与他们对美国的厌恶相关。因为美国与技术的胜利有关,但这是基于对现代性和未来可能性截然不同的假设。与保守的技术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主要批判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之间的联系,他们看到了技术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本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对前技术时代抱有怀旧情绪。虽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启蒙思想的工具性、同一性思维特征持深刻的批判态度,但他们的内在一超越方法论保留了对当下潜力的关注。简而言之,现在需要对非理性进行理性批判,而不是倒退到前技术时代。尽管他们对未来深感悲观,但过去无法为当下提供避难所。

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也许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它们进行的综合的最重要的阐述:同样借鉴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和韦伯的合理化理论。这一框架使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超越了马克思将技术视为机器的观点,(即机器)作为一种补充劳动的东西,同时保持实质上的独特性。与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他们也不认为技术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资本主义,而是认为技术有自身的动力。尽管韦伯将“技术”(Technik)的概念简化为一种不同于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形怯,但他更广泛地理性化理论,如著名的“铁笼”(iron cage)主题所示,这为将技术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形怯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学基础。因此,资本主义可以被设想为既是技术驱动的,又是更普遍的东西即工具理性的表达。

工具理性这一概念实际上是早期批判理论理解支配(domination)的主要概念,有了这一概念,就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待技术,同时超越马克思主义,捕捉其文化维度。与保守的技术批判相反,它的积极方面也可以在创造新的文化现实方面观察到。在这方面,本雅明的著作很重要。本雅明对新兴技术带来的新型美学体验很敏感,并意识到“艺术作品的灵魂”将无法在机械复制时代生存。5现代文化不再以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中的原始文化为基础。技术使文化摆脱了之前将美学与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光环和真实感的负担。现代文化是后光环时代的,这导致了随着视角的改变而来的“脱离了传统的领域”(shattering of tradition)6。

当本雅明看到现代技术为激进文化转型创造潜力时,阿多诺却认为,本雅明没有充分考虑资本主义创造文化产业的能力,这种文化产业将在娱乐的新可能性中蓬勃发展,并实现伪真实性(Pseudo-authenticity)。尽管如此,本雅明的著作还是为技术和文化带来了新视角,极大地影响了大众文化批判中的批判理论。它还捕捉到了现代技术在救赎性和倒退性之间的矛盾心理。然而,毫无疑问,人们普遍认为技术带来的后果主要是倒退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明确持批判的观点,认为技术是统治的工具和物化的主要来源。7在后来的作品中,阿多诺看到了无线电广播的潜在进步应用,而不是电视的使用,他认为电视从根本上是倒退的。正如他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所证明的那样8,毫无疑问,阿多诺压倒性地将技术视为工具理性的一种表达,这种理性引发了物化并消除批判气质。

第一代批判理论家所努力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技术概念中手段与目的的分离。与汉娜·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不同,他们也在技术中看到了手段对目的的胜利,他们认为解决方案不是回到人类历史上的早期阶段,当时技术仍然以目标为导向,正如阿伦特对人类控制技术的技术工具模型的描述。9但随着工具主义时代的到来,技术失去了与目标的直接联系。对于批判理论来说,其目的是重申目标,而不是哀叹现代技术本身。

马尔库塞在批判理论中将技术作为“技术官僚”(technocracy)的一种形态进行了经典的描述。在《现代技术的一些社会含义》(1941年)中,马尔库塞认为,技术可以促进威权主义,第三帝国有明显的技术官僚因素,这加速了其向战争经济的过渡。10对马尔库塞来说,逐渐蔓延的技术官僚促使社会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越来越多地由机械过程调节。体现在工业资本主义中的现代技术理性,是以便利性、效率性、标准化为基础的,它导致了自我持存和原子化,以及个人自主性的丧失。技术理性侵蚀批判理性。在《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中,马尔库塞对技术的批判成为对更普遍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一部分:技术既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11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意义上,技术理性无处不在的传播使得另一种社会或思维方法的概念变得不可能。

尽管技术和资本主义融合在一起,马尔库塞仍然认为,批判理性可以占据上风,但前提是它抵制技术理性,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那么,问题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技术官僚。马尔库塞1941年的文章明确反对“反工业革命”等反技术政治。他的立场是,技术可以被人道化和民主化,以对抗技术官僚。12

尽管马尔库塞抱有乌托邦思想,但他对后资本主义社会将如何实现毫无概念。尽管在学生运动中获得了不同寻常的共鸣,但他的“新感性”缺乏一种伴随而来的明确的哲学转型。他当然不会天真地认为新兴技术会带来社会主义的未来。然而,他确实看到了技术成为创造更人性化未来的一部分的必要性。他对技术的理解——与本雅明的照相机或阿多诺的收音机相比——仅限于那些属于工业标准化范畴的例子,比如福特主义的装配线,但这也很复杂。技术的工具维度和文化维度是不能分开的。以洗衣机为例,它将人们(历史上主要是女性)从乏味的性别化工作中解放出来,但它也是一种消费物品和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产品。洗衣机本身并没有使批判性思考成为可能,而是为文化转型创造了一个空间。工具性的工业技术可以用于人类的解放,但它们也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没有这样的物品,即使确实有可能创造出全新的技术种类。现实情况是,技术产品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出来的。

马尔库塞很清楚,技术不是中立的,而是嵌入社会关系和生产系统中的:“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13。机器可以是中立的,因为它可以用于不同的目的,但它总是位于一个社会环境中。14在使物质进步成为可能的同时,包括生活质量的提高,技术产生了一种新的不自由,因为它阻止了个人变得自主,人们只在他们的商品中看到自己。归根结底,技术导致物化,并使社会控制能够锚定在资本主义产生的新需求中。

马尔库塞的目标最终不是技术,而是他所谓的“技术理性”或技术官僚主义:将技术作为统治的工具。这包括对技术作为现代性终极表达的更普遍的崇拜15。对技术的敬畏培养了一种肯定的社会观。他对技术的描述除了提及战后美国社会的标志性消费品(如电视和汽车),没有讨论具体的技术。因此更合理的做法是,在不考虑理想政治目标的情况下,从技术工具化的角度来看待技术。

马尔库赛

整个批判理论传统以20世纪初出生的德国知识分子为基础,继承了19世纪德国人从Technik16(工具主义/技艺)的角度看待技术的倾向。19世纪,随着德国工程的崛起和科学地位的提高,Technik的概念获得流行,该术语被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采用。它取代了更古老、更具文化性的技术(Technologia)概念,后者在16世纪围绕艺术科学出现。17马克思和韦伯以及其他德国学者,如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海德格尔,都使用Technik一词,德国知识分子将这个术语引入英语世界,赋予“技术”(technology)这个旧概念一种新的含义,它反映了科学的主导地位,并与文明的物质方面相关。

由此导致的后果是技术的文化和工具概念出现了分歧,从而使该术语失去了与希腊技术(techne)概念的文化联系,后者包含工艺和艺术的概念,而不是表示知识的认知概念(episteme)。技术(technology)的概念,包括术语本身,在16世纪出现时,既包含了认识论,又包含了技术论,直到它围绕科学概念被重新发明。技术(Technology)作为一个术语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被普遍使用,当时它重新出现,意思与Technik大致相同。但旧技术概念的创造性和文化维度并未完全抹去。它被认为部分包含在Technik中,因为科学是技术的基础,需要发明的创造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是文化的。然而,Technik的这一概念并不能满足一个更广泛、更全面的技术概念,该概念可以容纳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的“本质”。这种新的技术概念试图捕捉技术的工具和文化层面,但以一种突出其物质方面的方法。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技术(technology)概念奠定了马尔库塞技术理论的基础,可以看作与更保守的技术批判形成鲜明对比。

第一代批判理论之后,技术理论从批判理论的视野中消失了。哈贝马斯的工作很少关注技术,一个例外是1968年一篇题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文章,其中哈贝马斯对马尔库塞“新科学”(New Science)的观念质疑,这种信念将使新技术成为可能。18哈贝马斯不赞成这种乌托邦主义,认为技术存在于目的理性行动的范围内。对于哈贝马斯来说,作为Technik的技术是对自然的技术性控制问题,因而在满足程度上是中立的,只要它仅限于这个领域。相比之下,交往理性主要不是工具性的,而是社会性的。这种推理的结果是,技术本身并不具有社会性,因此被排除在交往行动之外。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这样的立场似乎完全过时了。

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的论点是,自19世纪末以来,出现了一种“技术科学化”的趋势,科学和技术已经成为主导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19。技术,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科学,不能带来解放,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政治的替代品,而政治变成了仅仅是为社会问题寻找技术解决方案的技术官僚问题。技术是意识形态的,因为政治解决方案被视为技术解决方案。归根结底,哈贝马斯同意马尔库塞的观点,即技术理性入侵了社会世界,扭曲了交往理性。

后来的批判理论在技术问题上趋于沉默。哈贝马斯的主要作品没有给技术任何位置,技术通常被视为工具理性的表达,并与系统整合有关。在技术的基本意义上,非工具性力量必然被视为存在于技术的范畴之外。他的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基本假设,即技术是非社会的,却又持有技术必然是一种统治形态的相反观点,这存在着深刻的问题。在《认识与兴趣》中提出的关于自然知识是基于预测的主张,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因为它假设基于预测的知识如果不应用于社会世界是没有价值的。20哈贝马斯反对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虽然这为后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见解,但它并没有质疑自然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在于,批判理论传统只能从机器模型或非社会工具的角度看待技术,并且它与人类行动的社会性质存在张力。

很明显,哈贝马斯持有一种矛盾的立场,他认为技术在生活世界的领域之外,因此是非社会的,同时它又是统治的可能来源,就像它成为政治的替代品一样。这一立场使得他不得不将统治视为非社会的。正如芬伯格所表明的那样21,哈贝马斯致力于将技术视为本质上中立的观点,这种观点与他所谓的技术控制的认知兴趣联系在一起,正如1968年在《认识与兴趣》中所宣布的那样。后来批判理论发展,忽视了技术的地位,如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无论如何设想承认关系,在调解这种关系时都难以回避技术问题。同样,当代批判理论的各种关注点,无论是在规范性政治哲学还是在后殖民主义批判中,技术问题仍然奇怪地缺席。

二 反思技术:法兰克福学派是对的吗?

批判理论显然有必要重新审视技术,因为技术是社会生活结构的一部分,也是社会本体论的组成部分。22在转向替代方案之前,可以确定两种可能的选项。第一种是试图挽救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著作中包含的技术理论,并将其应用于当今的发展(第二种理论将在下一节中讨论)。尽管前面的讨论中提到了一些问题,但他们的基本思想在今天绝不能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最近关于技术官僚权力的文献在许多方面证实了他们将技术视为工具理性普遍发展的概念。的确,他们的工作主要涉及工业主义的扩张,而今天,在后工业数字时代,技术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代社会技术基础的巨大变革也表明,技术不是稳定的,而是不断变化的。然而,这可能正是技术有可能成为主要统治形态的原因。

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批判在当代学术界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因为它的核心关注点是工具理性和相关的技术官僚权力形成。一个说明性的例子是大卫·贝瑞(David M.Berry)关于从文化产业向计算产业转变的理论。23贝瑞试图将批判理论应用于数字时代,以了解技术的民主化和整合权力的辩证法。他的作品捕捉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数字技术被呈现为计算理性,但很明显,它们已经超越了生产和信息存储的纯粹工具用途。数字技术也赋予了权力,但很容易成为物化的工具和新型治理的基础。24

这种观点也出现在其他当代文献中,让人想起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批判。理查德·西摩(Richard Seymour)认为,平台资本主义的反乌托邦世界是将平台用户的情感、个人特征提取出来,并将他们的欲望、愿景和交际表达重新包装为一种商品体验。25推特(Twitter)被呈现为类似于保罗·克利(Paul Klee)画作中的“推特机器”(Twittering Machine):将人性和机器融合到自我延续的商品化、工具性和提取的技巧中。同样,詹姆斯·布瑞德尔(James Bridle)的《新黑暗时代》26为当今的数字世界重构了《启蒙辩证法》中所呈现的技术方法。对布瑞德尔来说,一个矛盾的讽刺是,我们接触到的信息越多,我们从“后真相”中识别“真相”的能力就会成比例地受损。使“信息”的轻松传播永久化的逻辑,恰恰切断了我们进行批判性探究的能力。在布瑞德尔看来,看似民主化的信息交换,实际上是技术精英阶层对信息交换过程的加速掌控。虽然书籍和文章出版的过程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除了一小群专家之外,很少有人理解并决定支撑数字平台的算法。

布里德尔的叙述还进一步推动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另外两个主题。对阿多诺来说,启蒙思想的一个根本缺陷是“同一性思维”的兴起,这导致了对特定事物的概念性支配。而对布里德尔来说,信息时代促成了“信息思维”(information thinking)的兴起。但这是一种错误的信念,即认为如果能够收集足够的数据,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计算机化系统来解决。虽然霍克海默写道,启蒙运动将自然简化为“一堆东西”(a heap of things)27,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现代性导致了“技术先验论”(technological a priori)的上升28,但布里德尔同样声称信息时代导致了将世界视为类似于计算潜力和原始数据的主体。由于数据只是对社会现实丰富性的抽象、弱化的表征,我们对社会世界的现象学经验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它的欣赏都会被削弱29。

阅读这些关于技术转型及其向主体性内部领域延伸的描述,有某种技术决定论的宿命感在起作用,类似于韦伯描述的合理化的“铁笼”。然而,从批判理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对社会的改造并不是由技术本身来解释的。数字时代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也是反资本主义力量的产物。虽然互联网的起源并不具体在于资本主义内部,但互联网是在资本主义结构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性所推动的。

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对“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分析有助于阐明这种关系的特殊性。她认为,数字经济创造了一种基于监控的新型资本主义。大数据的积累产生了“行为盈余”,不仅用于预测人类行为,还用于矫正它30。该产品是一种新型商品,用户以行为数据的形式提供输入,然后被平台用来预测用户的行为。她的论点涉及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官僚权力商品化的批判理论的主题之一。监控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新型权力,她称之为“工具控制主义”(instrumentarianism)。这被认为是通过复杂的“智能”网络设备系统对社会施加强大的控制。新资本主义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后工业形式,但它仍然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即谷歌、Facebook、亚马逊等平台的用户,提供了原材料,而这实际上就是他们的生活。这与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社会”的描述相去不远,在“单向度社会”中,工人通过占用空闲时间继续为资本主义服务,而闲暇是工作的延长。

另一位成功运用法兰克福学派主题来回应当代技术社会挑战的理论家是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交往批判理论》31中,福克斯强调,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无力解释在数字信息时代影响交际领域的无数交叉力量。作为另一种选择,福克斯回到马尔库塞、阿多诺和卢卡奇那里,构建一种辩证的沟通理论。然而,福克斯的论述也试图超越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理解,他强调了接触卢卡奇鲜为人知的作品的重要性——例如,他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32——以及接触一系列通常不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传统一部分的思想家的作品的必要性: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福克斯保留了对参与技术的批判理论工具的关注,但超越了这些权威性的作者。

上述讨论的各种文献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技术的著作与当今的不同情况非常相关。他们的工作表明,技术不是中立的,而是由社会塑造并由资本主义驱动的。所有主要的数字公司都是资本主义企业,其驱动力是利润至上。

然而,还必须认识到,尽管数字技术具有广泛的力量,但它们并不是完全的控制系统。这也许是批判理论的薄弱之处,因为它没有足够深入地了解技术官僚权力如何被具有批判力的公众控制、抵制和动员。批判理论的一个独特维度是,它确实寻求将一种规范的视角用于解释支配,即使尚不清楚社会的规范秩序如何能够凌驾于监控资本主义及其培育的技术性怯之上。这尤其具有挑战性,因为任何此类替代方案都将不得不使用几乎相同形式的技术。通过有关隐私、犯罪和政治使用数据等方面的立法,将Facebook等大型数字巨头置于宪法国家的民主控制之下,这一挑战受到了这样一个事实的损害,即国家本身也受到了它试图控制的力量的破坏。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指出的那样,技术不是中立的,它是处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中:在“科学”“技术”和生产方法之间的关系中。因此,马尔库塞呼吁一种“新感性”,一种与整个世界接触的新方法,包括在社会领域中扩散的技术对象。33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技术对社会秩序而言,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本质上好的或坏的。数字技术保留着巨大的潜力,可以解放社会,进一步促进交流,减少不必要的辛劳和痛苦。批判理论面临的挑战是将这些潜力从它们所处的统治逻辑中解脱出来,而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目前仍在为这种统治逻辑的延续服务。

亚马逊(Amazon)、优步(Uber)和脸书(Facebook)等数字应用程序既可以用于好的目的,也可以用于坏的目的。监控资本主义当然能够通过隐蔽的、往往是非法的做法,在相当程度上操纵用户行为。当这延伸到选民行为时,比如政党购买Facebook广告的做法,就出现了一个对民主构成重大挑战的新领域。尽管存在统治倾向,但数字技术具有多样化的应用,既可以实现普遍的技术理性,也可以促进批判理性。这就是批判理论需要重新思考其技术理论的地方,对技术理论的分析似乎与内在批判的基本思想不一致(见第五节)。

三 超越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批判

前一节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论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辩护方针。尽管第一代人心目中的各种技术与现在的新数字技术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但工具理性的概念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共鸣。新的、无处不在的技术官僚统治的明显增长,显然需要以一种规范的视角来解释。但在这一般立场之外,毫无疑问的是,迄今为止技术的批判性理论能提供的东西太少了。当我们审视最近的批判理论时,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清晰了,因为它未能对社会生活及其物质存在条件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解释。

批判理论对技术进行理解的一个主要局限性是,它以技术(technology)作为技艺(Technik)的概念运作。这种工具性的技术概念不符合技术的社会本体论,也不符合自动化和非人性化的旧观念。虽然哈贝马斯写了关于对比“交往”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文章,并确定了不同的系统和生活世界逻辑,但今天社会生活的结构与技术过程彻底交织在一起。因此,不可能始终如一地认为技术存在于一个单独的社交领域,不同于人际沟通或其他形式的社交互动:我们每天通过whatsApp、Instagram、Hangouts、Skype进行交流。数字现代性的新技术不是静态的后福特主义的,而是便携的、个性化的,而且越来越无形。我们用数字钱包支付饮料费用,我们甚至可以将资金存储在加密货币中。数字技术标志着关于社会现实的新的、不断变化的启示和新的话语。对于马克·费舍(Mark Fisher)来说34,这种将技术作为话语的概念是富有成效的,因为它抓住了技术为我们的社会世界提供形象和塑造的能力。我们无法超越技术而存在,并且越来越无法理解没有技术的社会生活。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意识到YouTube才成立十多年时的那种震惊:数字技术重塑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概念,以至于越来越难以想象没有它们的世界。韩炳哲(Byung-Chul Han)的工作35更进一步,认为我们欣赏美和爱的能力已经通过我们完全陷入技术消费主义理性而以各种方法重塑。因此,正如卢卡奇和韦伯所表明的那样,将技术理解为传播工具理性的主要工具,不足以理解技术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构成作用。

批判理论对技术的描述的局限性导致了社会理论中与技术接触的其他方法。这些在这里不会详细讨论,只是指出理论化的路线,并将斯蒂格勒和芬伯格视为批判技术理论的主要支持者。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工作为一种新的技术方法提供了一个精心设计的框架。在《技术与时间》(Technics and Time)一书中,他认为主体的超越能力和主体对超越的想象都完全融入了技术的世界36。他的核心见解是,技术是人类经验和时间的核心。人类的存在必然嵌入时间性,但我们只能通过技术来获得我们过去的时间性,而技术不能像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简化为工具性。行动需要技术,这也为未来提供了敞开的空间。这些思想是通过与海德格尔和各种法国哲学家的批判性接触而发展起来的,最近被应用于互联网的批判哲学,这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论非常一致,但包含了对替代技术的更有力的论据。在《负人类世》(The Neganthropocene)和他编辑的合集《我们想要的互联网》(La toile que nous voulons)37中,斯蒂格勒主张一种技术与其说是基于“熵”(本质上是走向分裂、不稳定和无序的运动),不如说是基于“负熵”(negantrophy),这种概念表达了一种整合形式,使人类的繁荣和关怀成为可能38。今天,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正在将世界推向熵,但必须加以抵制。“我们想要的互联网”是一个服务于人类需求的社交网络,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需求。

尽管他批评了由于算法监控、自动化和数字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而陷入虚无主义,但斯蒂格勒对互联网彻底转型的潜力持乐观态度,并为已经生病的文明寻找补救措施。这些观点在《颠覆时代》(Age of Disruption)39中得到了扩展,也揭示了他受《启蒙辩证法》关于理性的野蛮性这一论点的启发。最后,负熵的对抗力似乎被下降到熵的力量所压倒。

斯蒂格勒的技术哲学与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的工作有很多共同之处,后者也广泛同情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论,同时认识到需要超越它。两位理论家有很多共同点: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态度,受到《启蒙辩证法》的持久影响,以及对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著作的欣赏。芬伯格引用了斯蒂格勒的著作,主张综合批判理论和科学技术研究特有的建构主义方法。后者显然是技术理论和实证研究最有影响力的方法。像批判理论一样,科学技术研究(STS)是反技术官僚的,是激进思想的表达,尽管它的灵感来自后现代理论而不是现代思想。也许一个区别是,它比人们从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得出的结论更明确地反对决定论。尽管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反对技术决定论,但他们对芬伯格所说的“民主化的干预”(democratic interventions)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概念,这一概念与斯蒂格勒对新互联网的否定性呼吁一致。40

STS将社会行动者的角色更牢固地应用于技术系统的创建,这些系统绝不是简单的自我创造,而是依赖于具体的环境。STS理论家采取强烈的建构主义立场,如所谓的“强纲领”(Strong Programme),倾向于将技术系统视为人类技巧和兴趣的产物,而不是客观结构。在其他版本中,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约翰·劳(John Law)等人所支持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认为技术系统是对象和社会行为者的混合体。这不是评估STS和其他建构主义理论流派的地方,包括福柯怯的应用41。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的背景下,这里的相关考虑是有必要对技术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个人行为者有更强烈的认识,而技术体系并不是全面的统治体系。STS方法尤其是那些反映ANT观点的方法,在超越Technik范畴方面具有额外的优势,Technik范畴限制了德国传统在技术理论化方面的视野。虽然这显然导致了对技术进行富有成效的研究,但目前尚不清楚STS和批判理论的综合会产生什么。芬伯格的主要主张是,它使我们能够将技术视为嵌入其社会背景中。这很重要,但正如西蒙·苏森(Simon Susen)指出的那样,这几乎不是一个独创的见解。42ANT的倾向显然是后人类主义,其目标是超越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区别。无论这样做的优点如何,要调和STS的后人文主义与批判理论的基本人文主义并不容易。这是我们与芬伯格的一个小分歧。

然而,更重要的是,芬伯格的目标是将民主干预的概念发展到他所谓的“技术系统”中,实际上是将技术官僚权力置于民主机构控制之下的任务。芬伯格正确地表明,STS方法纠正了批判理论中将技术视为主要支配和再化力量的趋势。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理性的交往形式可以与工具理性并存。然而,文化和权力并不是分开的力量。芬伯格近期工作的巨大贡献是证明了“技术已经是文化的”43。他所谓的“技术系统”(technosystem)由不同的组成部分构成,这些部分永远不能只简化为技术。例如,它们涉及市场、行政和法律制度,并被置于道德制度和生活形式的背景中。民主干预可以在不同层面进行,而不是在面对敌对对手时只是铁板一块。

在最近一篇深刻而有见地的文章中,芬伯格以互联网为例,展示了技术(technology)——一个现在可以用来捕捉Technics概念的术语——如何在不屈服于技术官僚主义的情况下为民主提供巨大的希望。他的论点的核心在于,互联网不是一个统一的实体,它通过调节参与过程和增强公众意识来重塑政治参与,从而引导自我意识和行动。虽然互联网第一个十年的解放核心已经随着工具性数字资本主义的统治而丧失,但互联网有潜力利用新左派的遗产并推进民主社会主义,这将需要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这离不开技术专家。这最终是因为“互联网是一种交流媒介,它不能被限制在经济的范围内”44。

总之,与其像上面讨论的那样试图挽救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论,显然还有其他替代方法可以推进它。综上所述,对这些关键技术理论进行新的综合可能会有一些优点。本文的目的不是反对这一策略或反驳STS或建构主义方法,这些方法实际上与其说是理论,不如说是方法论。本文的贡献在于表明,如果我们超越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论,从更一般的批判理论框架来处理技术问题,就可以对技术达成独特的理解。斯蒂格勒和芬伯格的著作为这一努力提供了很好的方向。就互联网而言,他们的工作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方面是隐含的暗示,这让人想起马尔库塞对“新科学”的愿景,即互联网提供了新技术的可能性。我们并不反对这些论点,而是试图将他们提出的技术愿景置于更广泛的批判理论框架内,而不是局限于技术理论之中。要了解技术的变革潜力,我们需要将其定位在超越技术本身的事物中。换言之,通过讽刺性地提及海德格尔,技术的本质在于对它所属的社会世界的理解。但要更进一步推进这一进程,我们需要借助一个理论框架。这让我们回到批判理论的核心关注点。

四 重思批判理论

批评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专注于识别具有激进变革潜力的话语和实践。这种关注源于法兰克福学派计划的左派黑格尔主义(left-Hege-lian)根源:辩证方法专注于发现矛盾及其扬弃的途径。为了本论文的目的,我们的讨论仅限于一个简短的总结。

与理想主义理论(Ideal Theory)不同,例如,内在超越方法涉及社会现实本身,并试图识别社会世界中的潜在现象,这些现象促使行为者超越给定的社会形态及其相关规范。这可能是由于行为者面临着社会逻辑的明确矛盾性质。这种矛盾的揭示有助于迫使社会行为者挑战并超越由主导结构逻辑所灌输的社会和自我理解。因此,在皮特·斯特里多姆(Piet Strydom)之后,内在超越与社会学习过程的发展和对社会世界不断变化的理解有关。45

黑格尔的潜在性(latency)概念对内在超越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的社会秩序中存在变化的可能性46。社会主体超越主流社会规范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意识到在社会秩序中孕育的不那么矛盾的社会理性或社会存在形态。因此,超越的可能性被认为存在于内在的社会世界中;批判理论的挑战是揭示这些潜力。这种超越的途径要么体现在文化模仿中(即民主制度、法律、欲望模仿体验),要么通过概念和规范的中介影响(平等、自由等)来揭示。

批判理论对内在一超越的承诺促成了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批判:内在一批判(immanent-critique)。如上所述,重点是社会现实,并在社会秩序中存在的矛盾中确定超越的可能性。这种批判的概念是反思性的,因为它的前提是揭示主体自我认同的规范和理想与其明显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分歧。通过揭示这些矛盾,超越的本质要求和可能性都出现了。这种解放的动力与弗洛伊德的信念有关,即主体对不可持续的矛盾的认识会产生焦虑反应,希望以超越的形态解决。因此,内在批判是基于对深层潜能和社会学习过程的分析,这些潜能和过程是由主体希望超越令人不安的矛盾的焦虑所驱动的。47这种精神分析冲动与在主体的社会自我理解中超越观念与现实差异的反射性驱动相结合。

黑格尔

与这种内在超越的方法密切相关的是批判理论对社会理性的关注。回到黑格尔对康德关于“理性的范导性观念”(regulative ideas of reason)的理解的改造,批判理论认为社会整体性是理性的主导形态的表现。从这个角度来看,“理性”既是社会主体的认知能力,又表现在社会制度的逻辑和结构中:市场、民主、文化形态。把资本主义市场说成是一种理性的表现形态,是指有一种特定的思想形态,这种思想形态是由市场交换体系延续和表现出来的。对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来说,这种资本主义的思想形态是病态的“工具性的”,与将世界视为仅是剥削和榨取的物质有关。对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来说,这种市场逻辑与启蒙运动促成的“同一性思维”的基本局限性有关,在启蒙运动中,社会世界的特殊性被理解为普遍概念的偶然表现。48显然,这种说法不同于社会世界延续“规范”或“价值观”的想法。对于批判理论家来说,这种说法是,社会制度既是初级生成社会过程的产物,但至关重要的是,它又带来了初级的社会生成进程。

这样的解释并不需要严格的决定论。如上所述,社会主体既在理性的主导社会形态中运作,又对其提出挑战。随着社会过程中所蕴含的矛盾被历史进程所揭示,主体挑战生成的力量,寻求替代的、不可归约的理性。批判理论对内在超越性的聚焦,最好是在试图在社会世界中定位解放潜能这一挑战的框架内来理解,这有助于揭示社会理性中的突出矛盾。

然而,批判理论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推进与矛盾揭示有关的批判。除了“批判”,传统一直致力于“理论化”:将社会文化逻辑置于更广泛的背景中。批判理论家再次与黑格尔的主题产生共鸣,认为理解社会现象的关系本质至关重要,因此他们倡导一种明确的跨学科分析形式。主体性、经济性、文化性、心理和地理学之间的相互联系都是分析的对象。事实上,作为社会整体的格栅(latticework)49被假定为潜伏着解放潜力的逻辑所支撑,往往在相互竞争的社会理性的交叉点上,破裂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为了真正理解社会秩序内部的矛盾,批判理论家试图将有争议的社会实践的位置理论化。特别是主体性、合理性、反身性、客观性和潜在性之间的关系需要批判性地理论化。

总之,批判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专注于识别社会世界中超越的可能性。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批判形式和实质性的理论,将社会实践置于相互竞争的社会逻辑的复杂纠缠中。批判理论方法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对理性进行“更深入”(thicker)的、黑格尔式的曲折理解:其观点是,社会过程和制度既是理性形态的实例,又有助于推动理性形态的发展。当从这样的视角来观察时,技术呈现出一种比早期批判理论家的消极性所暗示的更加矛盾的力量。

五 对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思考

虽然我们无意在本文中提出一种新的技术批判理论,但我们试图提供的是通过批判理论的视角来审视技术问题所凸显的主题。我们认为,第一代批判理论发展的概念框架为探索当今的技术提供了重要的见解。继皮特·斯特里多姆之后,批判理论所特有的内在超越方法表明对技术向社会世界呈现的潜能和现实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将侧重于通过识别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关切交织在一起的矛盾来探寻超越的可能性,而当代技术正是通过这些得以反思性地理解和体现。

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核心任务是将技术充分置于当前的社会整体中。正如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所论述的那样,也如上文所讨论的,芬伯格最近又回到了这里,技术在社会进程中并不是“中立的”,但它本质上也不是解放或统治的力量。50正如芬伯格所说,“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51从理论上讲,新经济模式的出现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技术在社会中的功能,拥抱其解放和揭示世界的潜力。因此,当前“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具有重要性。然而,它们尚未通过批判理论的视角进行实质性研究。“技术”在新自由主义中的定位,以及它与“科学”之间存在问题的当代关系,不言而喻地是分析规范冲突的丰富场所,因此可能是激进社会转型的途径。然而,替代性经济秩序不会自行出现。芬伯格正确地看到了他所谓的民主理性与工具理性对立的动力。这两种理性都是具体的现实,并在社会生活的技术背景下发挥作用。这一论点与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的描述没有什么不同,即工具理性/实用理性与交往理性之间的冲突,但不同的是,芬伯格将技术视为社会生活结构的一部分,而非局限于其中一方。

虽然研究技术、科学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未来批判技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充分理解技术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就需要更广泛的参与。技术从根本上重塑了全球秩序:互联网将地球两端的人们即时连接起来,进行从第一次陌生网友约会到无人机袭击的各种前所未有的行动。全球化世界的经验现实带来了新的和有争议的世界主义规范:在伊桑·祖克曼(Ethan Zuckerman)的文章中,我们越来越成为生活在“连接时代”的“数字世界主义者”。52必须将技术理解为这些过程的核心。同样,技术也影响了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结构,既有解放的结果,又有反动的结果。53在性别分工明确的社会中,节省劳力的装置的出现有助于将妇女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同时,新的监测技术意味着经常被种族化的护理人员越来越多地受到监控和监管。今天的批判性技术理论需要与技术在这些有争议和相互关联的社会结构中的复杂位置打交道。这种分析必须寻求将技术定位于存在于社会整体中的更广泛的理性形态中。

虽然过去将技术与理性联系起来的接触将有问题的分岔推进到“技术”和“交往”理性,但当代技术批判理论需要超越这种划分,这种划分通过技术传播的演变而变得站不住脚。如今,考虑没有技术的通信越来越不可能。在分析技术如何影响社会理性时,需要预先考虑两个关键因素:

首先,正如马尔库塞在对“技术先验”的理解中所阐述的那样,技术塑造了主体如何看待世界:它塑造了他们基本的心理和认知过程。然而,与此同时,技术正在深刻地重塑外部世界,使社会逻辑更难识别: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多地被技术提供所增强,推动我们走向“超现实”。54技术对主体认知能力的影响是批判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主体在数字现代性中识别不同“现实”层的能力也是如此。如今,技术调节了主体对客观世界和主体间世界的体验。技术越来越成为主体体验模仿或色情现象的先决条件:考虑一下Tinder,IMAX电影院,Netflix。55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核心关注点是理解主体的理性性态如何受到技术的影响,以及主体如何需要发展新的认知能力才能生存并批判性地参与新兴的资本主义超现实。主体无法逃脱进入一个孤立的技术领域。很快,人们甚至会说主体本身需要技术素养。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一个核心挑战是研究技术对主体批判能力、非工具性思维能力的影响,以及在数字新自由主义蓬勃发展中所需要的新认知能力。

与第一代批判理论的研究计划保持一致,技术批判理论需要研究技术对社会理性的影响。技术的主导地位有助于自然化和巩固基于交换和效率的采掘市场逻辑,残酷榨取利润的中心市场需求通过技术中介得以规范化。主体在数字化功能上的表现被僵化和商品化,并被简化为定量分数。随着技术结构在社会世界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主体必须改变他们的身份,以便新的技术力量能够加以识别。消除主体的特殊性,并将其分解为功能,是《启蒙辩证法》的中心主题,当代技术批判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分析新技术对规范和加速这些动态的影响。

将对上述主题的研究结合起来的一个关注点是识别社会世界中的矛盾,这些矛盾具有超越的解放潜力。如上所述,技术批判理论将对技术与科学、技术与市场交叉处存在的规范冲突进行广泛分析。对大学学术、共享研究、自由探究的渴望,以及相关的学术诚信和团结规范,与可预测投资回报的一级市场命令背道而驰。如上所述,“技术”与资本和科学有着特别复杂的关系。任何一种形式的变化都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技术领域的规范性假设,这种规范性的矛盾体现在技术的世界扩张特征和在全球化过程中浮现的世界主义价值观上,无论这些价值观多么隐蔽。

当透过批判理论的视野观察时,技术似乎是一个具有加速超越可能性的社会领域。技术批判理论将有助于通过分析科学、技术和资本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它所沉淀的世界扩张的规范性,以及技术对作为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存在的主体所造成的简化的、商品化的影响,以及对主体的反身性自我理解,来识别这种矛盾。

六 结语

不可否认,自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的著作问世以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在技术方面。今天,技术的功能特性在创新和揭示本质时变得越来越重要。过去“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之间的冲突似乎已被技术发明和新技术对象的复杂性全面淘汰。然而,我们希望在上述内容中呈现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在技术分析方面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我们有意识地没有立即否定第一代批判理论家对技术的分析,相反,我们已经确定了它们的局限性,并强调当今的技术对象世界只需要不同的理论进行理解和批判性的审视。第一代的实质性分析中有一些仍然中肯和精辟,而有一些则不然。相比之下,正如上述文章所论证的那样,第一代批判理论提供的理论基础并没有失去其效力,如果有的话,它变得更加相关。专注于识别内在社会世界中超越的潜力,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富有成效的途径。使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提供的方法构建的批判技术理论可以提供不同的批判性解释,并对更广泛的理论文献作出重大贡献。


注释

1.本文译自:Gerard Delanty and Neal Harris,“Critical theory and the question of technology:The Frankfurt School revisited”,Thesis Eleven,vol.166,No.1,2021,PP.88-108,经授权发表。

2.作者简介:杰拉德·德兰迪(Gerard Delanty),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治思想系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全球化视域下现代性的比较研究和欧洲社会变迁问题,代表作品:《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权力与自我》《发明欧洲》《共同体》;尼尔·哈里斯(Neal Harris),牛津布鲁克斯大学法律与社会科学学院高级讲师,研究方向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科学与技术研究、后殖民主义,代表作品:《资本主义及其批判者:社会和政治理论中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与社会病理学》。译者简介:杨雷,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3.See Hartmut Rosa,Social Acceleration: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

4.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

5.6.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36页。

7.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西奥多·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对受损生活的反思》,丛子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9.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0.赫伯特·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文集》第一卷,高海清、冯波译,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0—78页

11.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

12.赫伯特·马尔库塞:《马尔库塞文集》第一卷,高海清、冯波译,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50—78页

13.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14.See Herbert Marcuse,From ontology to technology:Fundamental tendencies of industrial society,in Stephen Eric Bronner,Douglas Mackay Kellner(eds),Critical Theory and Society,London:Routledge,1989.

15.See David F.Noble,The Religion of Humanity:The Divinity of Man the Spirit of Invention,London:Penguin Books,1999;David E.Nye,American Technological Sublime,Cambridge,MA:MIT Press,1994.

16.Technik意指工业艺术及其生产材料和方法,是混同技术与艺术的术语。——译者注。

17.Eric Schatzberg,Technology:Critical History of a Concep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8.

18.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3页。

19.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0.尤尔根·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李黎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21.Andrew Feenberg,“Marcuse or Habermas?Two critiques of technology”,Inquiry,Vol.39,No.1,1996,PP.45-70.

22.Clive Lawson,Technology and Isola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

23.David M.Berry,Critical Theory and the Digital,London:Bloomsbury,2014.

24.Antoinette Rouvroy,Thomas Berns,“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 and prospects of emancipation:DisParateness as a precondition for individuation through relationships?”, Reseaux,vol.177,2013,PP.163-196.

25.Richard Seymour,The Twittering Machine,London:Indigo Press,2019.

26.James Bridle,The New Dark Age:Technology and the End of the Future,London: Verso, 2018.

27.Max Horkheimer,“Reason against itself:Some remarks on Enlightenment”, Theory,Culture&Society,vol.10.No.2,1993,P.81.

28.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页。

29.James Bridle,The New Dark Age:Technology and the End of the Future,London: Verso, 2018, p. 43.

30.Shoshana Zuboff,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London:Profile Books, 2019, p. 8.

31.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交往批判理论》,王锦刚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32.卢卡奇:《社会存在本体论导论》,沈耕、毛怡红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

33.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34.Eran Fisher,“Contemporary technology discourse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capit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vol.13,No.2,2010,P.235.

35.韩炳哲:《美的救赎》,关玉红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韩炳哲:《爱欲之死》,宋娥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

36.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37.Bernard Stiegler,The Neganthropocene,London:Open Humanities Press,2018;Bernard Stiegler,La Toile que nous voulons,Limoges:FYP Editions,2017.

38.Bernard Stiegler,The Neganthropocene,London:OPen Humanities Press,2018.

39.Bernard Stiegler,Age of Disruption:Technology and Madness in Computational Capitalism,Cambridge:Polity Press,2019.

40.Andrew Feenberg,“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and STS”, Thesis Eleven,vol.138,No.1,2017,PP.3-12;Andrew Feenberg,Technosystem:The Social Life of Reas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7.

41.Antoinette Rouvroy,Thomas Berns,“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 and ProsPects of emancipation:DisParateness as a precondition for individuation through relationships?”, Reseaux,vol.177,2013,PP.163-196.

42.Simon Susen,“No escape from the technosystem?”,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vol.46,No.6,2019,PP.734-782.

43.Andrew Feenberg,“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and STS”, Thesis Eleven,vol.138,No.1,2017,P.153.

44.Andrew Feenberg,“The internet as network,world,co-construction,and mode of governance”, The In formation Society,vol.35,No.4,2019,P.238.

45.Piet Strydom,“on the originsof the left-Hegelian concept of immanent-transcendence:Reflectionson the background of classical sociology”,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vol.20,No.1,2020,PP.3-21.

46.G.W.F.Hegel,The Science of Log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S47,S62.

47.Axel Honneth,“The diseases of society:Approaching an nearly impossible concept”, Social Research,vol.81,No.3,2014,PP.686-690.

48.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9.格栅(latticework)指的是纵横交错形成的一面方格。这意味着掌握多元学科的基本模型,并置于格栅之中。——译者注。

50.Andrew Feenberg,“Marcuse’s phenomenology:Reading Chapter Six of One-Dimensional Man”, Constellations,vol.20,No.4,2013,PP.604-614.

51.Andrew Feenberg,“Marcuse’s phenomenology:Reading Chapter Six of One-Dimensional Man”, Constellations,vol.20,No.4,2013;Andrew Feenberg,“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 and STS”, Thesis Eleven,vol.138,No.1,2017;Andrew Feenberg,“The Internet as network,world,co-construction,and mode of governanc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vol.35,No.4,2019.

52.伊桑·祖克曼:《超级连接者》,林玮、张晨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53.Wendy Faulkner,“The technology question in feminism:A view from feminist technology studies”,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vol.24,No.1,2001,PP.79-95.

54.Jean Baudrillard,The Transparency of Evil,James Benedict(trans),London:verso,2009.

55.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1:爱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赵和平、印螺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方尔平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