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苏联去：论卢卡奇30年代的思想转变
作者简介：李灿，中共南京市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0辑〉》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卢卡奇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1930—1945）”（24CZX008）阶段性成果。
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到《布鲁姆提纲》一系列文本中，卢卡奇的思想逐渐从救世主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面向现实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他本人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共产主义哲学家和党的理论家。卢卡奇在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转变，植根于维也纳时期对革命的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认识，是其成熟时期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础。到苏联去，成为卢卡奇理论发展和政治信仰的必然选择。从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的青年时期向马克思主义时期转变的过程中，卢卡奇形成了一种以社会变革可能性为基础的新世界观，构成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开端和主线。
卢卡奇（György Lukács）
在漫长的理论生涯中，卢卡奇不仅经历了从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文化的杰出代表到马克思主义者的突然转变，而且在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成熟转变中，也经历了跳跃、断裂和自我批评，从文风精致的散文家，蜕变为一位看起来刚硬、乏味的思想家。为何会出现一个截然不同的卢卡奇？这种转变是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的？是哪些具体的环境、哪些理论上的探索为其铺垫并引发了这一转变？要正确评价卢卡奇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及其对当今时代的意义，首先需要明确其思想形成阶段与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成熟阶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从维也纳到莫斯科，1920年至1930年间卢卡奇的思想发展过程，不仅是理解卢卡奇从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到成熟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节点，同时也是全面、准确地理解晚年卢卡奇在美学、伦理学和本体论领域提出的重要理论问题的基础。
一、共产主义的召唤：决定性的信仰认同
（一）世纪之交匈牙利的文化危机
1848年革命失败后，欧洲陷入了社会和文化上的衰落与危机进程。资产阶级以政治权力为代价维护其自身的阶级经济利益。一度作为进步文化先锋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以自由主义之名，成现状的辩护者。直到19世纪末，理性逐渐被“生命”所取代，辩证法被直觉主义、神秘主义、生命论和意志论所取代。知识分子越来越受到这个充满不安的世界的困扰，他们试图通过转向精神科学来应对。相对于西方，卢卡奇所处的匈牙利无论在哲学还是文化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滞后。匈牙利的资本主义发展与资产阶级的成长始终受到贵族利益的制约。直到20世纪初，随着《二十世纪》和《西方》等具有创新倾向的杂志出现，保守精神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冲击。尽管在艺术、文学、音乐等领域涌现了许多天才人物，但他们孤立无援。因此匈牙利未能形成一种可与西方媲美的文化，也未能摆脱相对于西方滞后的根本局限。
尽管卢卡奇的思想基础来源于匈牙利丰富的文化宝库，但他本人在本质上始终与帝国主义中欧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这样的背景下，卢卡奇青年时期对国际文学的热爱——从福楼拜到易卜生，对绘画和音乐艺术先锋派的同情，以及与当代戏剧学习相关的在塔利亚剧院的经历，这一切都表明了他所坚守的文化之路—不是匈牙利传统中被动顺从、听天由命的静默主义，而是具备革命意识的阿迪•安德烈（Ady Endre）带来的新的思想。卢卡奇在1909年写道：“作为没有革命的匈牙利革命诗人⋯⋯他代表着意识、战歌和号角声，是那面旗帜，假使有一天要战斗，所有人都可以围绕它集结。”在阿迪的启示下，卢卡奇逐渐意识到，匈牙利的文化有必要向欧洲文化敞开大门，这再次点燃了他对资本主义以及匈牙利文化危机的哲学思考。
（二）《小说理论》：从美学到历史哲学
作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庞大项目的前期成果，《小说理论》中的美学问题直接指向伦理和历史哲学。特尔图良（Nicolae Tertulian）敏锐地指出，卢卡奇在撰写《小说理论》时，其思想重心已明显转向伦理学与历史哲学问题。书中关于史诗体裁发展的宏大叙事框架，实质上是为其探讨的核心道德与历史问题提供背景和铺垫。开篇对希腊史诗抒情元素的颂扬，以及结尾部分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的弥赛亚式语调，正是卢卡奇对历史与哲学问题深刻关注的集中体现，也成为其思想动力的重要来源。在此时的卢卡奇身上，弥漫着一种关于革命的伦理紧张感。在《小说理论》的结尾，卢卡奇热情颂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然而不是将其作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写过任何小说”），而是作“第二伦理”的先知，即那个“从当下已完成的罪恶中崛起，宣告新世代的到来”的人来颂扬。
根据卢卡奇对自己早期思想的回顾，“左的伦理与右的认识论”这一公式更加准确地描述了他在《小说理论》时期的立场：其中“左的伦理”已经隐含了伦理与政治的渗透，一种向着“道德理想主义”的激进主义。然而，尽管《小说理论》中的伦理思想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倾向，其改变世界的理想也充满了革命性，卢卡奇的思想框架中仍缺乏对理论目的的深刻反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卢卡奇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更多是一种普遍的、浪漫化的反资本主义思潮，其革命性特征——如意识形态批判、阶级斗争和辩证法——已被淡化甚至剥离。直到十月革命爆发后，布尔什维主义的问题才真正进入卢卡奇的视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武器的意义也随之凸显。从那时起，卢卡奇再也无法逃避或拖延其思想立场的抉择，与此同时，匈牙利国内的历史事件也对他形成了巨大压力。在这种背景下，知识分子的选择变得迫在眉睫。
（三）共产主义的召唤：从革命的伦理困境到信仰飞跃
1918年12月，卢卡奇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匈牙利共产党。这一决定是在时代加速的推动下做出的突然选择，其速度之快令许多人感到意外。这一行动是卢卡奇从伦理犹豫到信仰飞跃的决定性时刻，一种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体行动，逐渐被激发起改变现存世界的决心。在理论层面，卢卡奇思想的根本“转变”直到他重新认识到历史哲学对社会主义的意义后才真正开始。卢卡奇在1919年写的《策略与伦理》中第一篇同名文章中问道：“个人的良心和责任感与战术上正确的集体行动有什么关系？”他回答说，个人的良心必须受他“必要的历史哲学意识”的支配，而不是考虑个人动机。在道德问题上没有中立性，个人必须像“他的行动或不行动取决于世界命运的改变”一样行事。人类的命运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悲剧性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个人面临着两种选择，其中任何一种都会让他们背负着罪恶感，正确的选择是牺牲自己的道德纯洁性来实现“更高的理念”。卢卡奇指出，从社会主义的视角来看，历史哲学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真正的标准只能是，在特定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方式是否有助于实现其目标，即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因此，所有通过历史哲学唤醒意识和现实的手段都应被视为好的，而所有掩盖这种意识的手段则应被视坏的。”同时，卢卡奇也根据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哲学合理性制定了自己的行为准则，他借用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犹滴》中的话：“如果上帝将原罪摆放在我和要我去做的行动之间，那我怎能逃避它？”因此，“人必须从神秘的伦理中走出来，成为残酷的讲求实际的政客，必须去侵犯那绝对的戒律”，“我之所以决定积极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伦理的考虑”。只有在伦理框架内，才能准确把握卢卡奇思想“转变”的实质。这一转变源于真实的革命危机以及十月革命的深远影响。对卢卡奇而言，他坚决反对战争，并对“西方民主”的形式持怀疑态度，尤其拒绝将英国议会制视为理想模式。然而，在当时，他尚未找到一种合适的替代方案。十月革命的出现如同一道划破天际的光芒，对卢卡奇而言，这标志着一个不可逆转的转折点。他在自传中明确表示：“成共产党人的确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最大的发展成就。”从那时起，一个全新的卢卡奇诞生了——在思想、选择、行乃至整个人生轨迹上，他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二、维也纳时期：《历史与阶级意识》及卢卡奇的理论反思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Studien über marxistische Dialektik）
1919年匈牙利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政权成立百余天后，就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遭遇失败，卢卡奇以及其他革命核心领导分散流亡在莫斯科和维也纳。革命希望逐渐消退，来自共产国际和匈牙利共产党内的压力使得卢卡奇不得不暂时压制住革命的热情。他的青年伙伴、革命战友巴拉兹（Bela Balazs）在日记中写道：“卢卡奇偏离了他的初衷，在口袋里装着左轮手枪调查丢失的党费。”在维也纳，卢卡奇成为左派出版物《共产主义》的主编（1920—1921），并在《红旗》《无产阶级》《三月》《100%》等共产主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积极参与制定了一条“左的”政治和理论路线。此时的维也纳是欧洲各国流亡的共产主义领导人的聚集地。卢卡奇是他们中最有活力的人之一，他参与关于战术和理论问题的辩论，关于世界革命将会到来的信念充盈着他的内心。
维也纳时期是卢卡奇处于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十年，是他作为持续反思革命问题的政治理论家的十年。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策略与伦理》《历史与阶级意识》《尾巴主义与辩证法》《列宁》都还处在革命还有可能继续的语境中。“思想转变”，即在1926年之后，面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状况，卢卡奇开始更深入地研究列宁和马克思主义，逐渐克服早期的宗派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倾向，不再导向一种推论性的行动主义和实践，而是导向一种越来越由社会历史的客观性所要求的现实主义。
（一）《历史与阶级意识》：不合时宜的经典
《历史与阶级意识》在写作之初并没有一个结构统一的计划，而是汇集了1919年至1922年间撰写的一系列文章，并增加了《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两篇文章。针对第二国际传统中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在书中着重强调了意识、主体性和实践，与此同时，辩证法在书中得到了全面运用。卢卡奇有力地批判了庸俗社会学和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并重新引入了黑格尔的“总体性”和“中介”范畴，但这些范畴被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总体性”概念之中。其主要功能在于通过物化理论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关系被商品化结构的本质。正因如此，《历史与阶级意识》开辟了一条以全新视角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
然而，1923年，当《历史与阶级意识》集结出版之时，世界上还不存在已经取得胜利或者正准备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除了苏联。欧洲其他地区的革命形势则呈现出明显的停滞。因此，主体革命行动的宣言显得如此不合时宜。一方面，共产国际并不认可书中的主张，支持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如德波林［Abram Moiseevich Deborin］、鲁达斯［Laszl6Rudas］）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唯心主义倾向”发起了猛烈抨击。在1924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Grigori Zinoviev）对其进行了无情谴责，宣称“我们绝不能容忍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在我们的共产国际中肆意妄为”。另一方面，世界局势的暂时“稳定”也削弱了这本书的理论有效性。资本主义的体系和统治，尽管表面上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然而在一次一次的危机中，不仅没有濒临崩溃，反而越来越巩固。这种稳定与任何革命目标与理想都格格不入。
（二）《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后革命时代的理论反思
针对共产国际和列宁对自己的批评，卢卡奇在批判和自我批判之间陆续发表了《列宁》（1924）、《赫斯和唯心主义辩证法问题》（1925）、《尾巴主义与辩证法》（1926）、《布鲁姆提纲》（1928）以及一系列政治理论文章，在这些并不“著名”的文本中，我们依然能隐约窥探到卢卡奇的思想线索和发展方向。这些文本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及辩证法的持续研究，还构成了卢卡奇漫长理论生涯中极具决定性的理论阶段，决定着三十年代特别是苏联时期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对特定事件或趋势的分析，到对更普遍的政治性质问题的讨论以及对拉萨尔和赫斯等和马克思相关的早期人物的重新评价，充分展示了卢卡奇思想转变的历程。
1.围绕辩证法的思想史研究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受到批判之后，卢卡奇试图寻找新的方向，他“再次拣起了青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那些宣称已经驳倒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想家所进行的批判”，围绕黑格尔、马克思以及辩证法开展了思想史研究。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为他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了一部意识形态史，相比之下，同时代的革命者与思想家也想把黑格尔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激进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黑格尔那里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最宝贵的东西，即思想与历史的密切关系。因为黑格尔哲学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所谓的终极哲学问题，即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意识与存在的问题作为历史问题处理。卢卡奇对赫斯的研究，正是为了澄清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之间的区别。“由于我再次接受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我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对他的同时代人提出我的反对意见。这些人就是在黑格尔哲学解体时期出现的左翼，以及常常与之紧密相连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也促使我着力将对经济及其社会发展问题进行哲学具体化的倾向放到突出的地位。”
在关于赫斯的文章中，卢卡奇试图对乌托邦主义的左派进行批判，并将自己青年时期的乌托邦浪漫主义与资产阶级衰退时代的资产阶级意识进行对比。卢卡奇认，如果黑格尔的“与现实的和解”最终成为政治上的反动和哲学上的沉思，那么它就有可能理解逻辑范畴与资产阶级社会的结构形式之间的联系。通过拒绝乌托邦式的应然，并将哲学的重点放在对辩证地掌握的当下的理解上，黑格尔指出了唯一可以了解未来的方法：当下推动历史发展的趋势。卢卡奇在晚年意识到了这一时期的自相矛盾性：“一方面，我强调黑格尔哲学中那些认为经济范畴是社会现实的倾向，以反对拉萨尔和激进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另一方面，我因为费尔巴哈对于黑格尔的非辩证的批判态度，而对他作了尖锐的抨击。这一方面引导出过去已经提及的那个观点：马克思的理论工作直接衔接着黑格尔遗留下来的理论线索。同时，前一方面又使我想要对经济学和辩证法的关系作出更加准确的说明。”
2.对列宁主义的进一步认识
“流亡维也纳是一个学习时期的开始。首先，这意味着进一步熟悉列宁的著作。”列宁作为完美的革命现实主义者，他的理论工作给卢卡奇带来了巨大的思想启示。20世纪20年代被卢卡奇认为是“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越来越失去现实的（甚至是看起来现实的）基础”。而对列宁的进一步认识，使卢卡奇重新认识了现实性，明显的宗派特征开始消退，并为其他更加接近于现实的内容所替代，其重要意义在于，卢卡奇从列宁的形象和思想中、从他的“反苦行僧式的现实主义”中汲取如何指导革命工人运动的灵感。
1924年，卢卡奇出版了《列宁——关于列宁思想统一性的研究》，继续把革命的辩证法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并认为列宁是一个伟大的辩证法家，列宁主义是辩证法发展的新阶段。他认为列宁的优点是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基础上对帝国主义时代的具体理解，对卢卡奇来说，列宁表现为“没有任何禁欲主义特质”的工人领袖。这本书是卢卡奇克服《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错误思想并迈向列宁的决定性的一步。在这本书里卢卡奇对列宁的理论成就与实践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正是列宁恢复了马克思的本质，坚定地反驳了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任何形式的歪曲。在苏联时期，卢卡奇在思想上与列宁达成了高度的统一，按照梅洛一庞蒂的说法，卢卡奇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时期是一种“哲学的进步”，并不是出于对斯大林主义正统思想的纯粹屈服，而是出于根本原因：它使我们能够考虑到“客观世界的厚重感”。列宁的理论力量在于“无论一个概念在哲学上是多么抽象，他总是考虑它在人类实践之中的现实涵义，同时，他的每一个行动总是基于对有关情况的具体分析之上，他总是要使他的分析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有机地、辩证地结合在一起”。
3.《布鲁姆提纲》：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结束
“勃鲁姆提纲的理论内容构成了我的发展的隐秘的目标。只是当我直接面对着一个特殊的、交织着最复杂问题的重要课题时，我才真正开始克服那种自大战后期以来一直构成我的思想特征的矛盾的二重性。也只是在此时，我的马克思主义学徒期才可以被认为是结束了。”1928年，在《布鲁姆提纲》中，卢卡奇认为匈牙利共产党应该以“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也就是用一种资产阶级民主来取代当时的法西斯政权。这份提纲被卢卡奇认为是“对我个人说来起了改变我以后全部发展方向的作用”，最终招致了来自党内的批评：卢卡奇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转而寻找某种第三条道路。这也导致卢卡奇被迫进行自我批评，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他决定今后不做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政治露面。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卢卡奇比以前更坚决地捍卫它们，尽管手段不同。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宣传者，卢卡奇本着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争取实现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中的“正确”意识。他发展成革命工人运动和现实社会主义的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在历史进程的每个阶段都伴随着他自己对形势的分析和战略战术的考虑，并且他始终有意识地将自己的工作与当前的阶级斗争要求相联系。
如果《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述的“实践理论”仍然缺乏真正的“实践”，那么，通过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理论反思，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推进：第一，并非所有的实践都能够超越思辨，并非所有的“行动”都能够推动革命进程。在批判拉萨尔时，卢卡奇借机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激进行动主义，看似革命的主张，如果脱离了辩证的方法论，只能沦为乌托邦式的呼唤。第二，卢卡奇认为，超越思辨的道路没有任何捷径。无论是社会学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赫斯的“现实社会主义模式”，与真正的、历史的、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们都会在理论上作出肤浅的让步。第三，在分析匈牙利革命现实中，卢卡奇已经形成了以现实为导向的政治思想。《布鲁姆提纲》“标志着卢卡奇成为现实主义（党）思想家的过程的开始，这导致了他整个哲学的‘革命性变化’，并在内容和方法上巩固了其马克思主义”。因此，在卢卡奇的思想中，救世主式的乌托邦主义已经不在，取而代之的是历史的具体的辩证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卢卡奇在20世纪30年代初认为自己结束了马克思主义的学徒期，是因为他的思想基础已经隐含了一种基本态度（尽管表达得还不够充分），这种现实主义（无论是哲学上的还是美学上的）的态度成为卢卡奇无论是实践活动还是理论活动中的指导线索。
自科尔施被开除出党后，卢卡奇看到了自己的命运面临着同样的选择：要么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中逐渐边缘化并沉沦为一个资产阶级思想家，要么在党内找到一种符合内心信仰的生活方式。众所周知，卢卡奇在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结束后坚定地选择了苏联。
三、到苏联去：卢卡奇20世纪30年代思想转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伦理和信仰选择以及马克思主义学徒期的理论发展之后，我们看到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转变对卢卡奇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30年第一次到莫斯科后，卢卡奇对《巴黎手稿》和《哲学笔记》的新研究让他意识到：《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存在一种片面且被夸大的实践概念，存在无产阶级（革命）意识与“历史必然性”之间的机械等同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分离等理论缺陷。卢卡奇只有在意识到《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固有的、无法超越的局限性时，才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面貌，才意识到需要在理论上解决自身在本体论特征上的缺陷。这也成为卢卡奇20世纪30年代思想转变的哲学基础。在实践层面，卢卡奇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党员的使命感，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以思想家的身份投身于艰难的反法西斯和意识形态斗争。
（一）对苏联的坚定选择和更加坚定的自我批判
1930年卢卡奇第一次选择莫斯科的目的是留在党内，从事理论研究。1933年，卢卡奇对苏联的第二次选择的直接动因是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纳粹上台后，共产党员没法继续待在德国了，更加深层的原因则是卢卡奇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彻底绝望。
在卢卡奇的晚年自述中，他屡次提到选择莫斯科最重要的原因是了反对和抵抗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最重要的问题是消灭希特勒。消灭希特勒不能指望西方，只能指望苏联。而斯大林是唯一现存的反希特勒力量”。他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同事兼好友里夫希茨（M. A. Lifshitz）却认为卢卡奇的选择是对其“新祖国（new country）———苏联”的一种坚定信仰：“据我的大致印象，他只是暂时离开了莫斯科前往柏林。莫斯科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让卢卡奇觉得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绿洲，也更满足他的智识渴望。1933年，面对困境，他离开了德国，但他没有像阿多诺或者布莱希特一样选择英国或瑞士。他回到了他的新祖国——俄国。”这一说法间接证明了1929年和1933年两次的主动选择意味着卢卡奇从根本上是认同苏联的。当我们说卢卡奇认同苏联的时候，不是因为他支持斯大林的具体政策，而是因为他认同社会主义的前景，支持“一国社会主义”和“人民阵线”政策，及其反法西斯主义的坚定态度。
卢卡奇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已经完成了他所谓的信仰的飞跃，因此他希望跟他一样对共产主义事业抱有热情的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能够积极地、尽快地完成这个飞跃，选择共产主义，选择马克思主义。但是，在柏林，卢卡奇看到的是他们的退缩，至少是伦理上的退缩，看到主观上的革命态度带来了客观上的反革命的效果，因此他一回到莫斯科就写了一篇《深渊大酒店》：在这个资本主义精美华丽的大酒店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享受着世界观的疯狂之舞，在资本主义深渊的边缘舒适地安顿下来，因为跨越深渊需要付出代价，然而大部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法承受这种代价。卢卡奇在《深渊大酒店》中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虚假性的批判过程与《我走向马克思的道路》对应，又一次表明了卢卡奇本人是如何克服早期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社会变化的犹豫与挣扎的，以及如何从“完全绝望”中实现“信仰飞跃”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展现了他坚定地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如果说1918年卢卡奇选择加入共产党的信仰飞跃仍然带有伦理的底色，那么1933年卢卡奇再次选择苏联则伴随着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彻底决裂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认识，预告着一个新的时期的开始。
（二）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丰富和拓展
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视域的扩展方面，卢卡奇最重要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卢卡奇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必然。卢卡奇认为，现实主义作家能够更深入地触及现实结构的“客观辩证法则”，能从表面现象的流动中揭示出社会主义发展的真正动力，也能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与人类相关的特定时刻、情境或社会历史本质。人类行为的动机、个体命运的展现，都从其现实主义文学也就是与对总体的认识中获得力量，都被重新纳入运动中的现实这一统一框架之内。
“现实主义”（与“乌托邦”构成对立）在卢卡奇那里“是一种从现实中有机衍生出来的革命态度”。因此，它既不是对过去的替代，也不是对现在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既定事物的无批判接受，相反——就像马克思和列宁一样——它是一种对改造世界必要性的成熟认识，但这种改造不是从乌托邦式的幻想开始，而是从历史、社会、阶级关系的客观条件开始。卢卡奇在20世纪30年代对文学的研究基本上再现了他对物化意识的抨击，他将文学概念化为以作者意识为中介的对现实的反映，因此，文学批评是卢卡奇在新的背景下，通过新的、具体的例子继续阐释其早期思想的一种手段。卢卡奇在1923年提出的理论观点，在其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研究中得到了延续与重新应用。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积极评价中，以及“总体性”概念在其文学理论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上。如果一个作家努力反映现实的真实面貌，也就是说，如果他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那么总体性问题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三）对思想史的马克思主义重构
在苏联时期，卢卡奇以进步和反动的线索重构了文学史，以理性和非理性的线索重构了哲学史。最具斯大林主义风格的著作《理性的毁灭》，似乎成了思想史的定论，但是回到卢卡奇20世纪30年代的文本，我们会发现，早在1930年卢卡奇就已经开始思考知识分子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并且在这十五年之间持续地思考和产出。《理性的毁灭》是卢卡奇在苏联时期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总结，不可否认的是《理性的毁灭》在写作风格上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基本的观点早在斯大林主义成为一种不可撼动的教条之前就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背景和理论目的决定了这部著作不是一部严谨的哲学著作，也受到了持续的批判。我们可以说卢卡奇对尼采的评价失之偏颇，可以在具体观点和方法上进行讨论，但是简单地给卢卡奇扣上斯大林主义的帽子对他来说是不太公平的。
总结卢卡奇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转变及其带来的理论后果，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卢卡奇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党的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开展理论研究，当这两个身份分别独立运行的时候，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成果，比如卢卡奇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以及青年黑格尔研究方面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作为党的理论家进行自我批判的姿态也是伦理意义上的真实。然而，当这两个身份重合的时候，也就是当卢卡奇站在党的理论家的立场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就会产出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论战性质的作品，比如《理性的毁灭》。
回到仍然在争论的“真假卢卡奇”问题，对卢卡奇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转变的考察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30年代之后，仍然是一个“真”的卢卡奇，这个“真”并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伦理判断，他对外部压力的反映表达了他真实的态度，并不是说卢卡奇自我批判的内容是真的，而是他作为党的理论家作出自我批评的姿态是真的。如果要从理论上指摘苏联时期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那么可以说，卢卡奇困在一种由他早期的伦理选择带来的理论困境中，苏联的语境加剧了这种困境，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理性与非理性，这种非此即彼的世界观，使得卢卡奇20世纪30年代后的马克思主义指向单一目的（无产阶级革命）和道德视角（社会主义之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并且他在苏联时期尚未找到合适的理论武器来破解这个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