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简介：斯蒂芬妮·罗莎（Stephanie Roza），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哲学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译者简介：肖萧，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0辑）》，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本文探讨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及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特别关注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哲学思想。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旨在对抗斯大林主义的教条化，强调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维度。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将劳动视为人类自我实现的核心手段，强调个体在自由劳动中的自我表达与社会联系。文章重点分析了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其“物化”理论。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在经济领域造成了劳动者的异化，还在社会和文化层面导致了个体的物化，使人们失去了对自身生活的控制权。他指出，晚期资本主义通过操纵技术，如广告和数字平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物化，使个体的自由时间被商品化，个性被标准化。文章最后指出，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性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带来的进步与异化的双重影响，还为实现个体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民主化提供了理论支持。通过关注人类主体性的未来，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为当代社会的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家通常对路易·阿尔都塞的命题非常熟悉，但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本身（阿尔都塞批评的靶子）却很少被研究。根据1965年发表的著名论文集《保卫马克思》，成熟的马克思采用了一种他早期文本中所缺席的“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特别是，在1845年至1846年，马克思放弃异化概念，这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后辈的一个范畴，也是哲学人本主义固有幻想的承载。此外，根据阿尔都塞的观点，成熟的马克思拒绝像欧洲古典哲学那样将人视为能够自由行动的自主主体。相反，个人必须被理解为全球经济、政治和法律范畴的人格化，“因此，每个人都是一系列复杂结构的‘承载者’，这些结构的‘效应’决定了特定的个性形式，在这些结构的相互作用中，每个‘个人’都找到了‘他的’位置，相信自己能找到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甚至在他出生或渴望之前就在等待着他，尽管他非常‘渴望’”。
《保卫马克思》
因此，个人人格只是更大的结果。人没有自主权，无法改变任何事情：她认为她的愿望和意志在她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就已经被“渴望”和“想要”了。她只能想要和渴望结构为她决定的东西。因此，谈论人类自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意识形态是实存的，但只是作结构的影响。分析它们意味着根据决定它们的结构来解释人类如何生产它们。
在60年代的法国共产党中，阿尔都塞是一个相当边缘的思想家。哲学家吕西安•塞夫曾是中央委员会成员，占据着更核心的地位，他的著作致力于展示阿尔都塞“认识论断裂”概念在文献学和哲学上的脆弱性，证明异化概念的词汇特征，特别是外化（Entausserung）和异化（Entfremdung） 这两个术语，在成熟的马克思的文本中仍然存在，甚至在他看来，在概念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因此，他非常严肃且有据可查的批评反而证明了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反对阿尔都塞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阿尔都塞理论没有考虑到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变体及其具体论点。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回到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研究他们作品的内容。然而，大多数研究人员往往继续表现得好像阿尔都塞的主张不需要回归这种思想传统一样。
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忽视，使当今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人在思想史和当代社会分析方面失去了有趣甚至有用的思考与论证。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从 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达到顶峰。尽管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此，但它最初是作为一种手段在哲学上对抗斯大林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最富裕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出现所进行的批判性思考丰富了这一理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仍然与以往一样重要。
这篇论文首先概述这股思潮从 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70年代逐渐衰落的历史。然后，它重点关注了格奥尔格·卢卡奇哲学的几个主要方面，他可能是所有人中最重要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卢卡奇是一位匈牙利哲学家，在1917—1919年的革命浪潮中被马克思主义所征服，他一直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一致，直至1971 年在布达佩斯逝世。尽管如此，他的著作在哲学和政治上表现出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有时是谨慎的，有时十分直接，这导致他一生与苏联及后来的匈牙利当局产生了诸多问题。1956年，卢卡奇在布达佩斯参与了短暂的政府改革，差点被处决。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着手一项艰巨的事业，即寻找一门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这部不朽的未竟之作就是这些努力的产物。许多马克思主义专家都不知道，这部著作非常重要，值得被再次发现，因为迄今为止它一直受到保密对待。然而，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最近，日本哲学家斋藤幸平（Kohei Saito）出版了一本《人类世中的马克思》（Marx in the Anthropocene）的著作，他在书中使用了《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的某些概念来分析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本文的最后指出，某些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卢卡奇对过去的反思，有助于我们反思当代社会的运作方式、数字平台的统治以及这些平台的统治对人类的影响。
一、20世纪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
今天，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已成为一块被遗忘的大陆，它曾是一股丰富的哲学和政治思潮，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反对斯大林主义，在理论上，当然，也在实践上谴责它的悲剧性后果。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末，当时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的倡议下，一些长期不为人知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逐渐向读者开放。1927年，该研究所所长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yazanov）首次用德语出版了一份1843年的手稿，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932年，马克思于1844年在巴黎撰写的《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1846年在布鲁塞尔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作为其先导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几乎同时在苏联和德国出版。在法国，莫利托（Jules Molitor）于 1927年至1947年间编辑阿尔弗雷德·科斯特斯（Alfred Costes）翻译马克思的哲学著作：在1845年以德语出版但从未被翻译为法语的《神圣家族》于1927年和1928年分两期出版，于1937年至1947年间出版了大部分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些文本更新了人们的思想，因它们揭示了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的人本主义，使20世纪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人本主义的再利用合法化。事实上，青年马克思公开表示他的思想是人本主义。他的推理基于一种将在集体历史中实现的人的本质的观念。在他看来，人在自身的历史进程中逐渐使自己人性化。这种人性化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劳动，劳动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改变着劳动者自身：劳动者发展自身的能力和知识，塑造自身的环境，使之成为一个更人性化的世界。因此，劳动是个人和集体实现人类本质的重要手段之一。正是在自由劳动中，每个人才能最充分地表达自身，用自身的特质创造出一个对象、一种思想或一种行动，这在某种程度上将是他的个性在世上留下的痕迹。这种自由的劳动是人类自身实现的条件。这种自我实现不仅不会将人与人之间彼此隔离开，而且通过深厚的纽带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自身的才能使他们彼此有用且和蔼可亲：正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在自由社会中，作为他我的人成为人的一个需要。这一观念被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进一步发展。用卢卡奇的学生阿格妮丝 ·赫勒的话来说：“人类需要的最高客体是他人。换言之，人性化的程度是通过被视为最终结果的人已成为他人需要的最重要客体的方式来衡量的。”
从这个普遍的角度来看，当社会关系将劳动变成一个摧毁工人个性和自然愿望的地方时，异化就产生了。无产阶级处于这种非人化的最前沿。在工厂里，工人被剥夺了自身的能力、自身的劳动成果和生活：他自身的活动与他背道而驰，成为一种压垮他的外在力量。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工人异化现象的谴责在《资本论》当中仍然存在。然而，在马克思的最后一部著作中，它被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它成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事实上，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异化的，因他感到自己被经济和社会逻辑，以及他们所无法控制的生产力所支配。然而，这些逻辑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这就是什么共产主义似乎是人类重新控制自己世界的方式。只有当我们共同占有生产、交流和交换资料，并将其作为共同利益进行管理，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时，才有可能摆脱异化。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人的本质和异化的反思，使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深化和丰富对《资本论》某些论点的解释。事实上，通过强调异化的主观维度，《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鼓励读者将个人问题、个人如何受社会现象的影响的问题以及其自身的特权问题重新纳入反思的核心：换句话说，将人类自由问题重新引入马克思主义。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坚持人类意识的内容（哲学的、政治的等等），并试图对其进行解释，甚至是批判性的解释，从而赋予其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新取向与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信条背道而驰，后者认为人类意识不过是贯穿其中的社会经济现实的一种“反映”，并淡化政治、意识形态或法律现象的重要性，将其解释为社会基础运行过程中的副产物。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将历史进程描述为社会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准机械的结果。在这种视角下，个人及其个人信念、选择和目标在历史上的作用微乎其微。正是为了纠正这种取向所固有的理论僵化和对人的蔑视，一些知识分子决定接受人本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这样的人仍然很少：只有法国人亨利·列斐伏尔和当时在莫斯科避难的匈牙利人格奥尔格·卢卡奇的作品考虑到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
战后，特别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去斯大林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在50年代末，苏联的主要哲学家和各共产党内一些最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接受了这一思想。《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国际研究》（Interational Research in the light of Marzism） 于1960年出版了一期专门介绍青年马克思和亚当·沙夫（Adam Schaff）等几位苏联和东欧学者的著作，其中异化问题占据了重要位置。与此同时，在法国，罗杰·加罗蒂（Roger Garaudy）接连出版了两部标题富有表现力的作品：《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和《人的透视》（《人的透视：实存主义、天主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从1961年起，加罗蒂作为政治局正式成员和“党的主要理论家”，他的做法是对当时法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理论进行延伸，即力图与斯大林主义保持距离，同时也与革命激进主义保持距离，并与所有法国民主人士展开讨论。考虑到这一点，加罗蒂引入了哲学对话和多元主义的概念，暗示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有可能达到真理，甚至将“基督教的人性基础”归功于马克思。最重要的是，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反人道主义的论断，首先是对加罗蒂及其定位的回应。
但是，人本主义也是某些非正统思想家对他们试图复兴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所赋予的名称。早在1956年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罪行的报告发表之前，他们就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被斯大林主义硬化，并且反对先进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异化。一些知识分子对东欧的真正社会主义感到失望，并且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发动暴力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面对这一情况，他们寻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解读，以适应他们所处时代的挑战。1965年，《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的作者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主题，将3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从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到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eopold Sedar Senghor），从拉娅·杜娜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到卡莱尔·科西克（Karel Kosik），集体的创作表明将社会主义与人本主义联系起来的思想充满活力。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作者的灵感是相似的：目的是恢复解放潜能的中心地位，这是社会主义工程的核心，正如拉娅·杜娜耶夫斯卡娅所断言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解放理论，否则就什么都不是”。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在退出公众舞台之前，其各种变体在70年代慢慢衰落。
二、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哲学。他的著作从美学到纳粹主义的知识谱系，经由人类学和政治学，在此不可能一一概述。这里的论述仅限于他对资本主义某些方面的批判。卢卡奇遵循其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取向，专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观影响：特别是，他考察了资本主义如何残害我们的生活，限制我们的个人和集体的自由。我现在要聚焦的正是他作品的这一维度。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并没有不加批判地谴责资本主义是人类的不幸，相反，他十分关注这种生产方式所带来的进步。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将人类集体能力的发展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马克思本人反复强调他所处世纪人类所取得的非凡进步。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发动的工业革命打破了自然壁垒，使人类劳动生产率、人员和货物流通速度等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它摧毁了过去人们对社会世界的幻想。过去的人们认为社会是上帝或自然的杰作，而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个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关系按其本来面目显现的世界：由纯粹经济必要性形成社会关系。同样，政治关系现在也往往被视为一种简单的社会管理方式，以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最后，资产阶级通过使全世界人民逐步服从市场规律，将世界各国人民统一在它的枷锁之下。因此，它首次将人类作为一个单一的现实而存在，其特征是基本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
英国工业革命
这场更强大、更统一的人类文化整体革命为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客观基础，使得人类个性和集体性的共同自身实现成为可能。资本主义为一个从矛盾中解放出来的新社会提供了物质、客观的基础，使个人可以在其中蓬勃发展，但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也（辩证地）为极端异化创造了条件。这种异化在19世纪与20世纪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卢卡奇扩展了马克思的分析，以描述他逝世后出现的现象，这些现象今天仍然与我们有关。
甚至在卢卡奇完全被马克思主义所征服之前，他最初的训练和个人性格已经使他从人格发展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激进的批判。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卢卡奇不断深化、纠正和完善他关于资本主义对人类有害影响的分析。在他1923年的著名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他使用了“物化”一词来描述这些影响，马克思本人都很少使用这个术语，但它指的是商品拜物教对主体性的影响。在《资本论》中，拜物教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倾向于将商品本身视为其价值的来源，而这种价值恰恰相反，是他们自身劳动的产物。换句话说，他们为了商品而贬低自身价值，将生产价值的神秘力量归功于商品。
相反，物化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命运”。无论他们是否受制于将人变成机器辅助设备的工业劳动过程，还是受制于官僚机构的要求，人们都看到了自身形象的退化。他们不再将自己视为产生价值和意义、能够行动、感受和思考的整体，而是作为可对象化、可分离和可量化的能力（工作能力、推理能力、计算能力等）的总和。个人不再是活的统一体，不再有任何内在的一致性，因此也不再有任何个人尊严感。这种尊严感是建立在独立完成一项出色工作的自豪感上，或是建立在与他人合作实现共同决定的目标的满足感上。
因此，人类根据经济机器运行的结果，根据经济机器产生的并非他们个人所选择的目标，开始将自己和他人视作工具。因此，被物化的人被描述为在本质上是被动的，甚至是静观的：他们并不是自己生活的真正参与者。他们甚至不再考虑控制自己的生存进程，更不用说社会的未来了。由于无法实现他们自身，他们只能依靠完全来自外界的更直接、更简单的满足感，比如金钱或社会认可。用卢卡奇的话说，他们沦落为“残酷的利己主义，贪婪地追求荣誉”。
多年来，卢卡奇不断拓宽自身视野，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分析商品拜物教对人格的影响，转向这种拜物教对于个人对周围社会世界的认识的影响。在他20世纪30年代及以后的著作中，拜物教指的是一种幻觉，即认社会是由独立于人的意志的匿名抽象力量所支配。
拜物教幻觉的受害者将自己的不幸视为必然现象的结果。这些现象与他们的意愿相悖，对他们的努力漠不关心，无情且可能是永恒的。卢卡奇认为，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主要兴趣在于祛除拜物教的影响：首先，它通过回顾现实的动态特征，来反驳资本主义世界和经济的严酷性所产生的压倒性印象。现实远非永久固定，而是不断演变的，最重要的是，它坚持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现实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旨在恢复人类对自己和社会的所有权力，它坚持这样一种理念，即人类努力创造的东西可以被人类其他的努力所抵消，或至少可以被修改。
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集体无能力的背景是如何转化到个人层面的？换句话说，当代资本主义是如何具体地阻碍个人自我实现的？答案的第一个要素是经典的：个人被剥夺了自我实现的手段，首先是因他的劳动没有自主权。即使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仍然受到剥削，因此也是异化的，即使剥削没有那么凶猛，即使工作条件没有那么恶劣，工资也比19世纪好。
但另一方面，《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强调社会甚至政治生活也被异化了：这一次，卢卡奇借鉴了马克思对《论犹太人问题》的分析，自战后写作以来，一再提醒我们，资产阶级民主始终是一种“形式民主”，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它植根于经济不平等的土壤之中。少数的富裕群体仍然拥有重要的手段来操纵政治进程以谋取自身利益，而被剥夺实权的大多数人则倾向于放弃政治行动，他们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领导地位而设计的假面具。因此，无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公共领域，人的对象化实现（自我实现）都受到阻碍：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世界在他看来永远不可能是他自己的作品。
为了充分理解卢卡奇分析的含义，我们需要回到他关于全面发展的人的概念。这种实现基于他所说的“特殊性”的发展。特殊性是指每个人利用人类特有能力的方式（用青年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类’能力）。这些能力在物种进化的历史进程中日益完善。“特性”意味着通过添加个人风格来培养某些类品质（艺术创造力、数学推理、美食等）。因此，“特殊性”是特殊与普遍之间的和谐交汇，正如在个体劳动中所表现的那样。
因此，在人类的类能力之外，不存在真正的个性发展。但反过来说，这些类能力只有在具体个体的成就中表现出来时才能实现。此外，为了发展这种“特殊性”，个体之间需要相互帮助。首先，因为他们类能力的培养需要社会教育的努力。其次，因为每个人的特殊性的表达都以它被受众所接受、评论并与他人进行比较为前提。最后，因为个体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能完全自主，在其中他们与他者共同作出重要决定。任何其他社会和政治框架都会阻碍特有个性的完美发展。因此，只有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允许最大限度地发展这种特殊性。
不难看出，在卢卡奇看来，现代民主国家的工资收入和公民身份的现代条件不允许我们各自的个性蓬勃发展。然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不仅简单地重复马克思分析的结论，这些结论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在极具启发性的几页中，卢卡奇回顾了发达工业国家令人眼花缭乱的生产力增长所带来的结果：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全面改善，反映在购买力的提高、获得必需品和非必需品的新途径，以及可用于休闲、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自由时间的出现。这些看似新开辟的自由空间是否使个体能够沿着特殊性的道路前行，如果是这样，又在多大程度上？
三、对晚期资本主义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
遗憾的是，卢卡奇对这个问题的分析相当简短。尽管如此，它们确实提供了一些线索，说明什么人类没有因为资本主义而取得应有的进步。远离经济剥削的时间和个体资源并不是完全自由的：相反，它们是资本家及其政治代表了利益而努力攫取的对象，卢卡奇将这些努力归为操纵范畴。操纵的主要目的是将自由时间和个体资源转移到市场经济手中，使其更有利可图。因此，操纵就是利用人对自我表达和自主的合理渴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既定秩序永久化。
这相当于将本应在个人能力领域（即存在的层面）的自由的表达引导到物质财富的唯一领域（即拥有的层面）。这就是广告传播的目的，它依附于时尚和休闲产业，更宽泛地说，依附于不必要的消费品。事实上，广告信息的内容从根本上说总是相同的：它将物质占有视为理想满足的主要形式，或者至少是实现满足的必要手段。因此，从社会声望的角度来看，只有物质和象征性物品的积累是一个人被他人承认、被视有价值的唯一途径。消费品的生产本应只是满足人类需求的一种手段，但对于这些物品的拥有者来说，消费品本身却成为一种目的，是内在价值的外在标志。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能够积累的商品来定义和评估自己，并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人。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是自私的，受自私自利的支配，受纯粹量化标准的制约：谁最富有？谁最有权势？谁能以自己的服务换取对方的满足等。
在另一个层面上，以民主方式参与共同决策、进而塑造社会世界的愿望也被操纵和劫持：他们乐于共同赞美一位将代表所有人做出决策的领袖。卢卡奇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纳粹宣传是最纯粹的政治操纵形式。希特勒本人在《我的奋斗》中阐明了“他自己的政治宣传的本质，通过把它与一个有效的肥皂广告进行比较”。无论如何，根据《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观点，纳粹的目标是根除每个德国人灵魂中的理性和自主权的萌芽。
经济和政治操纵的共同后果是使全人类不了解自己的真实本性、愿望和需求。这两种操纵形式剥夺了个体获得真正的、原初的、创造性的和丰富的个性的机会，将他们束缚在卢卡奇所说的“特性”（Partikularitat）之中。特性是被操纵者自身形象残缺的结果：他认为他自身并非与他人被深刻而必要的纽带联系在一起，而是作为人类物种中一个孤立的标本。他与他人的区别不在于他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具有普遍价值的品质或才能，而在于他个性之外的属性：他的社会声望或政治地位、他的物质财富等。
1919年希特勒的工厂演讲
“特定”存在被强烈地个体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将他的个人利益和物质利益与他人的那些利益区分开来，甚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碾压他人。但这种强烈的个体化并没有真正独特的内容，因对商品和社会声望的争夺最终没有给强烈个性的发展留下多少空间。事实上，这种竞争往往会使每个人的愿望趋于同质化，使个人彼此非常相似。毕竟，所有广告的目的都是让每个人都想要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产品。
因此，卢卡奇的立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往往会消除我们在所有领域的愿望的差别：专业领域、精神领域、政治领域甚至情感领域。这种趋势将导致性格的肤浅和行为的标准化。现代资本主义的运作在经济上以大众消费为基础，在政治上以群众自愿服从不为他们集体利益服务的个体“民主”领导为基础，将倾向于“将人维持在他的‘特性’（Partikularitat）中，将他明确地固定在那里，并将这种存在美化为唯一真正存在的和唯一可取的，将其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征服”。换句话说，就是制造在生活方式和愿望上千篇一律的个体，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轨迹和社会的未来没有真正的控制权，尽管他们生活在相对舒适的物质环境中，却无法获得真正的个人满足，因此总是不满意，却又不知道什么。
这些分析对于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或许也包括中国社会，似乎非常重要。与旧的马克思主义拜物教、物化或异化概念相比，操纵是一个新概念，因为它描述了由某些行为者自觉引发的一种现象：只有在我们自愿改变他人的精神状态，以迫使他们做出或思考某些事情时，操纵才会发生。更重要的是，只有受害者同意，操纵才有效。被操纵者显然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并没有明显意识到自己受到了影响：与早期的异化形式相比，操纵的强制性维度不那么容易察觉。
更重要的是，操纵调动了广告和传播专家资本家或政治代表服务的大量聪明才智的资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其结果（即使这不是直接目的）是使现代社会的成员“特殊化”和物化。从经济角度来看，特殊化和物化是有利可图的，尤其是当它们的影响被受害者所接受时。当然，操纵要想有效，就必须以拜物教和异化的影响为前提：因为如果人类能够在其生命活动（尤其是他们工作）中实现他们自身，他们无疑就不会成为可塑性那么强的主体。然而，操纵却完善并加剧了这种拜物教和物化，因为它给受害者一种自由意志、同意的幻觉，甚至让他们觉得自己无法合理地从存在中要求更多。
所有这些现象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观察到，这些社会现在都受一群专业操纵者的影响。在《马克思和大技术》一书中，作者试图描述在这些社会中操纵的逐渐兴起，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是民主实践的普遍化，这使得资本家要想维持其统治并保证利润，就离不开操纵。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对日常生活的逐步殖民化。这一过程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它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公共关系公司出现，其中包括通信技术人员，他们首先为大公司工作，然后为政客工作。他们的工作就是策划舆论活动，旨在为他们的客户树立良好形象，并诋毁所有批评客户的人（罢工工人、政治对手、记者等）。在西方社会，这些公关公司的目标一直是“制造同意”。用20世纪最著名的美国传播家之一、《舆论》一书的作者爱德华·伯尼斯（Edward Bernays）的话来说：“既然我们的民主旨在引领潮流，那么它就必须由聪明的少数人来领导，因为他们知道如何组织群众，以便更好地引导他们。”在整个20世纪，广告业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其方法，使其变得更加有效。它开发了更加巧妙的流程来操纵消费者的欲望和需求。
但在大众操纵领域，与其他领域一样，数字平台的出现改变了游戏规则。它甚至将集体沉醉推向了新的高度。传统的说服技巧（广告、宣传）对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的：广告或宣传信息很容易辨别，即使其动机对外行来说仍然是神秘的。另一方面，数字工具提供了在不留痕迹的情况下影响用户行为的可能性。因此，平台实施了不明显的，甚至是隐形的操纵技术，以便更容易地实现其目标。
20世纪90年代末，斯坦福大学传播学博士布莱恩·杰弗里·福格（Brian Jeffrey Fogg）为开发交互式计算机系统的项目提供了决定性的动力，该系统旨在“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1997年，他在自己的大学成立了“说服性技术实验室”，致力于探索一个全新的领域“电子话术”（captology或computers as persuasive technology，意思是“作为说服术的电脑”），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研究人们在与计算机产品互动时是如何被激励或说服的”，也就是说，设计良好的计算机、软件或算法本身是如何说服人们的。
事实上，福格指出，计算机的说服能力可以使其比有血有肉的操纵者更加有效。他在一本开创性的著作《说服技术》中列举了其中的一些手段。例如，他指出，计算机比人类更具持久性：它们可以连续几天、几周、几个月向你发送通知，敦促你下载更新或续订，直至你最终厌倦了拒绝，“计算机不会感到疲倦，不会感到气馁，不会感到沮丧。它们不需要吃饭或睡觉。它们可以不遗余力地说服你，或者相反，等待合适的时机出现”。因此，计算机可以坚持下去，直至你的行为符合它的期望为止。
但最好的方法是个性化你发送的消息：这种个性化是通过每个人与计算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与计算机软件和平台的多次交互来实现的。福格的许多优秀的学生后来成为马克·扎克伯格的合作者，帮助他将Facebook打造成地球上最重要的社交网络，这并非巧合。但这些平台的运作原理都是一样的。人们在推特（Twitter）（或微博）、视频网站（You-Tube）（或腾讯视频）、抖音上花费的时间越多，他们与其他用户的互动就越多，他们留下的关于你的观点和偏好的信息也就越多，算法会记录这些信息，以便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制的内容，并且首先将这些数据出售给广告商，广告商将向他们发送有针对性的广告。早在2003年，福格就预见到了说服性技术的可能用途：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它们逐渐侵入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在许多活动中完全依赖它们，甚至占据了我们的空闲时间。重要的是要明白，这种沉迷并非偶然：恰恰相反，这是各种平台的设计师所寻求的效果，他们不断地完善调节技术，以引导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消费越来越疯狂，并且在某些情况下推动我们采取某些政治行为，正如在2010 年末剑桥分析公司事件所显示的那样。
所有这些操纵都对经受操纵的人产生了主观影响。在这里，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于分析当代操纵对人类心理造成的扭曲是有用的。从全球范围来看，它们似乎都朝着主体性的商品化以及欲望、情感和与自己及他人的关系日益商品化的方向发展。现在，个体自主性和一种强大、原初个性的发展不仅受到工作和政治关系的等级结构和要求的破坏，而且人们的日常生活还被那些控制并调节人们自由时间、休闲、物质欲望、友谊甚至爱情关系的平台入侵，约会网站的激增就是证明。
因此，每个人都被引导向他人投射一个他自身的形象，这个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无处不在的广告所宣传的审美标准和态度的影响，并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审视和评估自己，就像评估他想要营销的产品一样。每个人都学会将自己视为一组独立的、可客观化的、可测量的特征，这些特征必须根据并非他选择的标准以最有利的方式呈现。简言之，当代社会的公民往往会用看待商品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自己和他人。他们还倾向于把自己和他人当作工具，从而损害了个体性、敏感性甚至尊严。其结果是人际关系的贫困和生存空间的萎缩，而这可能只有通过摆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克服。
因此，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特别是卢卡奇的分析，通过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的两个相互矛盾的特征，为我们理解晚期资本主义提供了有用的钥匙：在某种意义上，个体不那么被异化，因剥削在某些方面不那么残酷。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个体异化程度更高，因操纵现象要求个体自愿参与他们自身的异化。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优势在于，它并不是以一种片面消极的方式来描述资本主义。它使我们能够超越对社会的曲解，既关注20世纪和21世纪所取得的进步，也关注这种进步所带来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并非都是积极的。通过关注人类主体性的未来，它将个体置于它分析的中心。最后，它为工作、政治机构甚至平台的必要民主化指明了方向，这将使人类能够在进步的道路上转危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