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康德主义背景下重读卢卡奇的早期马克思主义
康斯坦丁诺斯·卡沃拉科斯
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哲学院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0辑）》
康斯坦丁诺斯·卡沃拉科斯（Konstantinos Kavoulakos），希腊塞萨洛尼基亚里士多德大学哲学院教授。
本文是2024年南京大学召开的“重访卢卡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卡沃拉科斯教授提交的会议论文。文章部分修改自他的著作：Kavoulakos, Konstantinos. Georg Lukács’s Philosophy of Praxis: From Neo-Kantianism to Marxism.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8.
本文译者：李思昱，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文章摘要
新康德主义的哲学是早年卢卡奇以原创性的方式阅读马克思的重要背景。在新康德主义的关于认识的内容与形式的研究基础上，卢卡奇通过内容相较于形式的优先性来理解主客体的中介，以实践相较于理论的优先性来构建开放的历史辩证法。在1916年《海德堡美学》手稿中卢卡奇沿袭了新康德主义对于经验现实的分析，区分了两种主体性行为，对应着互相对立的规范性主体和经验主体，也就是把能动地构成客体的主体行为和被动地接受客体的主体行为区分开来。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运用了新康德主义的术语“客观性形式”来命名日常生活的核心形式，借用马克思的“商品形式”概念来规定资产阶级社会核心形式。从新康德主义出发，我们可以避免把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看作向唯心主义的简单倒退。
即便大多数批判理论的研究者都愿意承认，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这本经典之作中呈现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十分重要，但就实际情况而言，事情并非如此。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更大思潮中的主要思想家和其他人物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批判。这导致我们认为关于卢卡奇思想的争论已然结束，卢卡奇思想所有的正面贡献都已经被他之后的思想继承吸收了。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以后，处于不同立场的，甚至是对立的人们都一致批判卢卡奇是从马克思主义退回到了唯心主义哲学。即使是批判理论的主要理论家，比如阿多诺和哈贝马斯，对卢卡奇早年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解读也是同样片面的。虽然他们的批判的哲学理论基础不同，但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卢卡奇是走向唯心主义的。有趣的是，来自批判理论的主要论点，和教科书式的马列主义者反对卢卡奇的观点是一样的，和阿尔都塞派的代表的观点也是一样的。
格奥尔格·卢卡奇（1885—1971）
阿多诺对卢卡奇的物化概念的批判既尖锐又典型。在《否定辩证法》一书中，阿多诺简短地谈到卢卡奇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是一个为了保证同一性思维的全能，否认客体他性、非同一性的形式主义者。更进一步说，卢卡奇所谓的混淆了对象化和物化，正是错误地把克服物化看作对客观性的唯心主义式的克服。在我看来，错的不是阿多诺的评判标准。根本上，阿多诺并没能正确把握卢卡奇的理论本质。
特奥多尔·W·阿多诺（1903—1969）
为了强调这一观点，我们可以考察新康德主义对卢卡奇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它反映了他者的问题是如何在卢卡奇的思想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无疑，在卢卡奇走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他更接近黑格尔，并且使用了黑格尔的一系列概念和思维构架。但是，卢卡奇又是从什么视角看待黑格尔辩证法，尝试将黑格尔辩证法改造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呢？
1918年末，在卢卡奇突然决定加入匈牙利共产党的时候，他便已经开始系统地研究哲学了。自1912年起，他就不再继续研究散文主义，不再从历史学和社会学出发研究文学了，而是全心全意地投入纯哲学的研究中。同期，卢卡奇搬到了海德堡，在德国西南部新康德主义学派的指导下研究哲学，写了一篇博士论文。毫不夸张地说，卢卡奇是在海德堡的新康德主义者那里学的哲学。所以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并非简单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是能够以新的、有成效的方式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尤其是卢卡奇刚刚获得的关于近代哲学问题的深刻认识能够作为他的阅读基础。
这一点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变得尤为清晰，尤其是《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这一章。卢卡奇经常提及新康德主义的主要思想家，这表明他在海德堡学习期间所面对的哲学问题仍然在构建着他的思维框架。尽管卢卡奇对李凯尔特和拉斯克有所批评，但是对他们的肯定是显著的。
在对近代哲学核心问题的构想上，新康德主义对卢卡奇的影响变得明显。近代哲学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知识的内容的问题。当然，卢卡奇转向辩证哲学的用意在于超越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框架。但是，我们不应该忽略两个重要的事实。首先，尽管拉斯克拒绝辩证哲学的观念方法，但是他已经洞察到这种超越是必要的。第二，卢卡奇对辩证哲学的理论问题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保留着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卢卡奇始终和泛逻辑主义保持距离，他对黑格尔的泛逻辑主义同样如此。
更准确地说，卢卡奇基于新康德主义对近代哲学的分析，把内容问题和与之相关的历史性的个人放在了思考的中心位置。并且，卢卡奇把他们和历史的全新发展内在地联系起来。卢卡奇试图通过转向历史中的主客体辩证中介，来解决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但是，卢卡奇和拉斯克对形式主义认识论的批评是一致的，即通过内容相较于形式的优先性来理解主客体的中介。事实上，在拉斯克关于“客观意义”的“超越性—本体论”中，我们能遇到一种对于形式与内容关系原型的、近似于辩证法的理解。这种辩证法是开放的，因为非理性的内容决定了围绕它的理性形式。这意味着形式主义所认为的逻辑形式的优先性是站不住脚的。
卢卡奇接受了这一观点，并且在相似的方向上试图用一种本体论来超越康德的主观主义认识论。但同时卢卡奇又超越了拉斯克，因为卢卡奇通过提出一种历史的辩证本体论来宣扬实践之于理论的优先性。卢卡奇是在马克思的《大纲》中找到了这种本体论的线索，也就是在马克思看来“存在的规定和形式”总是被它们所围绕的历史性内容所决定。因此，和常见的对卢卡奇的批评不同，卢卡奇所思考真正的主客体中介和历史性实践的辩证法这两个领域在其内在意义上是不能被系统化的，是开放的。卢卡奇后来也是从这一诠释角度在《社会存在本体论》中思考马克思的理论的。
因此，把卢卡奇的新康德主义背景放到台前有助于我们摆脱对卢卡奇早前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误解，避免我们将其误解为形式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同时，这能帮助我们理解卢卡奇早年哲学的核心概念，也就是他的物化理论。在卢卡奇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著作中，他试图考察西方世界的合理化进程，并且考察这一合理化进程是如何影响了主体态度和文化结构。不管是基于生命哲学还是新康德主义，卢卡奇运用的是同一个诠释构架的不同版本。他定位了某种核心形式的主客体中介，并把它和对人类的意识和行为产生的影响联系起来。这种诠释构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被再一次运用和精进。
这里我简单回溯一下卢卡奇在1916年《海德堡美学》手稿。其中，卢卡奇的诠释构架最为清晰。在《海德堡美学》手稿中，卢卡奇构建了作为日常生活理论的“经验现实”理论。依赖于新康德主义对于效力领域的分析，卢卡奇把经验现实理解为第二性的领域，或者是由“设定”衍生而来的。也就是说，经验现实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由主体构成的客观性。相较于其他领域，所谓经验现实是表象的、衍生的和人造的领域，是由经验性的形式构成的。通过这些经验性的形式，客体在“历史性的人类”或者“整体人”的经验中显现。
因此，经验现实是由一种经验构成的。在这种经验中，客观性是作为一种现成的、被给予的东西，按照规范的、中立的态度被“整体人”所接受。卢卡奇区分了两种主体性行为，对应着互相对立的规范性主体和经验主体，也就是把能动地构成客体的主体行为和被动地接受客体的主体行为区分开来。在经验现实中，客体的特征是骨化（ossification）。卢卡奇用骨化这一隐喻把被动经验和存在联系起来。事实上，卢卡奇基于新康德主义对存在和效力的经典划分，把被动经验看作“效力转化为存在”，也就是“整体人”的沉沦，他像存在那样经验，或者他经验着存在。因此，经验事实最终是“残酷事实”的领域，是“完全超验性的客体”的层面。卢卡奇这里的超验来自超验性哲学，也就是“同主体相独立”。“完全超验性的客体”是不可穿透的、超验的被给予物。对此，“整体人”只能采取工具性的态度，但是永远不能发展出构成性的行为。
让我们现在进入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分析。在这本书中，他从这一思想中找到了日常生活中构成社会现实的核心形式。卢卡奇运用了新康德主义的术语“客观性形式”来命名日常生活的核心形式。并且，卢卡奇为这个术语注入了历史性意义、社会本体论意义和认识论意义。接着，卢卡奇通过借用马克思的《资本论》来定义资产阶级社会的客观性形式：商品形式。事实上，卢卡奇把现代性的历史特性和商品形式在一切社会实践领域的普遍化趋势联系了起来。
商品代表资产阶级社会原初的客观性形式，那么它的结构是什么呢？作为要被交换的物品，商品所代表的原则是不同质的事物的形式等同性。所谓的“商品关系”是建立在把不同质的事物都简化为它们共有的唯一元素之上的，也就是客观的、可计算的生产所需的抽象劳动。用卢卡奇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形式是“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型”。因此，对于卢卡奇而言，商品形式代表着一种原形，即渗透社会生活全部领域的抽象的、可计算的合理性。事实上，可计算的合理性决定了现代社会中一切实践的理性对象化。
《历史与阶级意识》初版书影（1923年）
对各个方面的理性对象化的分析必须和对“物化现象”的描述仔细区分开来。“物化现象”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一篇相关论文的第一部分的标题。物化现象是“商品关系的结果”，而“由于商品关系而产生的物化才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意义”。
卢卡奇是从《资本论》的第三卷借用了物化概念，又通过《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商品拜物教”来阐释其意义。物化遮蔽了主客体关系的社会历史性特征，而主客体关系是被主导性的客观性形式组织和限定。通过这种方式，社会性的“第二自然”被建构起来。社会性的“第二自然”是被明确的、可以通过经验分析所表述的规律主宰的，这些规律看似不能被人类的理智和行动所改变。卢卡奇把这种二重的、客观社会本体论意义上和主体思维层面上的现象叫作“物化”。
事实上，只要这种现代的客观性形式能够大规模地实现，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它产生出来的人们行为的社会系统就是受到类似自然性的规律支配的。这些规律独立于社会中的行动者的实践和意志。这导致的结果就是，社会行动者对待社会现实采取了被动的态度。卢卡奇称这种态度为“静观式的”。社会行动者被动的行为同时伴随着特殊的意识形式。这种意识形式被卢卡奇判断为物化意识，它强化了社会行动者的消极性。
重要的是，我们要牢记我们之前区分的理性形式的对象化和它造成的社会现象。清楚的是，卢卡奇并不像他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把理性对象化和物化同一起来。当我们去回顾我之前所分析的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诠释构架，这一点将会更加清楚。
在卢卡奇的新康德主义的经验现实理论和物化理论这两点上，现实都是由客观性的形式构成的，这种客观形式包含一种被动的、仅仅“体验”客体的态度。直接经验的主体面对的是“骨化的”“超验的”现实，他无法赋予这一现实任何意义，只能考虑它的可计算性和实际追求。在《海德堡美学》手稿中卢卡奇察觉到：“一个遥远的，彻底超验的世界对应了日常经验的直接性。”这一观点和后来卢卡奇关于物化的文章吻合。客体的形成以及主体相对于客体的异化和疏远是这一理论的两个相互关联但又截然不同的环节。
从卢卡奇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理论前史来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卢卡奇的物化概念。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只要把他早期思考的社会合理化所带来的结果、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以及韦伯对社会合理化的描述结合起来，就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权力关系的非历史化、中立化和骨化。就算卢卡奇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构架具有误导性，我们仍然可以说卢卡奇能够把理性的对象化和物化清晰地区分开来。这对我们当代接受卢卡奇的物化理论非常重要。现在终于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应该免除所谓的对卢卡奇退回唯心主义的控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