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边缘化的经典——《历史与阶级意识》100年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0辑）》
吕迪格·丹内曼（Rüdiger Dannemann），现任国际卢卡奇协会主席，《国际卢卡奇协会年鉴》主编
本文原稿为吕迪格·丹内曼教授向“重访卢卡奇国际学术研讨会”（2024年11月9日—10日，南京）提交的主题发言，经作者授权首发。
本文译者：肖萧，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文章摘要
本文探讨了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接受情况。文章指出，尽管卢卡奇的作品在意识形态史上具有深远影响，但长期以来被边缘化，其思想影响力远不及阿多诺、本雅明或葛兰西等人。这种边缘化现象与卢卡奇的革命热情、黑格尔遗产以及普遍主义立场密切相关。文章分析了卢卡奇思想的连续性与断裂性问题，强调其晚期著作的重要性及其思想的连贯性。卢卡奇的思想发展被理解为一种延续，从早期对现代生活中“对象化”的批判到物化理论，再到晚期的美学和本体论研究。《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汇集了卢卡奇对人类解放的反思，并批判了 20 世纪解放斗争中的危险幻觉和不理想的发展。文章还讨论了卢卡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构想，强调他将正统理解为一种任务和挑战，而非保障和防御。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特质在于其反教条主义的立场和对实践哲学的重视。他的思想不仅对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当代社会提供了批判性视角，特别是在面对新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问题等全球性挑战时。总之，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及其晚期著作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中的困境
按照阿克塞尔·霍耐特的说法，格奥尔格·卢卡奇创作了一部“在意识形态鸿沟两侧的思想史上都留下了深刻印记”的作品。他是（或许可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化身。然而长期以来，他却只受到了边缘化地接受，即便在今天，其思想影响力也远不及阿多诺、本雅明或安东尼奥·葛兰西等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下文中，我将尝试回答这个问题，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作出解答，希望我的初步思考能够启发他人，也许还能引发一些不同的见解。
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卢卡奇的一生中，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地位与它今天所具有的地位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公认的（尽管并非毫无争议的）主导意识形态，通过列宁（或者说：以列宁版本的形式），它是一个时代巨变——十月革命的理论，常常在去殖民化进程中作为理论阐述的表达工具以及斗争武器而存在。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其核心理论功能，即便在对抗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的野蛮行径时，它因斯大林主义教条化变形而沦为形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但这并未削弱其作为国际政治哲学辩论焦点的地位。冷战期间及去斯大林化时期，马克思主义始终处于关于制度冲突议题的国际论争中心，特别是在1968年全球反抗浪潮中，自由主义版本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在西方社会议程中获得了有限但重要的理论空间。这场运动的分支一直延伸至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东欧国家以东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形式出现，并在卢卡奇晚期前后被纳入布达佩斯学派。卢卡奇正是在这一思想舞台上走向了马克思，他的形象在知识分子中被塑造，既留下深刻印记亦伴随持久争议。在《被勒索的和解评卢卡奇<反对被误解的现实主义>》一文中，阿多诺描绘了一个天赋异禀，甚至才华横溢的青年卢卡奇的形象，他后来仍然拥有无与伦比的思想力量，但将其用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服务，从而犯下了理智的自我牺牲。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领军人物阿多诺在1956年后这次理论介入（指对卢卡奇思想的批判）引发了无数效仿者。尽管近年来批判理论内部要求对卢卡奇更细致审视的呼声越来越多，但阿多诺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断然判定至今仍具效力。然而，与葛兰西甚至本雅明相比，卢卡奇始终被质疑为一名正统且最终陷入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一生都将列宁视为马克思最重要的继承者。因此，他的著作只对那些皈信者具有吸引力。另一重障碍则源自其1923年之前撰写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论文中无可辩驳的历史背景烙印。这些尝试是对十月革命及20世纪20年代初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革命形势的深层回应，它们以弥赛亚式的救赎姿态应对当时的灾难性现实。这种将工人运动神圣化的认知对当代接受者而言难免显得陌生——在一个自认为缺乏可辨识革命主体的时代，尽管早期卢卡奇思想中激荡的革命激情仍对倾向政治激进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散发着独特魅力。即使在后无产阶级时代也是如此，卢卡奇思想仍面临具体的内在理论困境。首先是自《小说理论》和《历史与阶级意识》以来浸透卢卡奇思想的黑格尔遗产。诚然，《历史与阶级意识》有力地强调了马克思所宣称的辩证法（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却遗忘或压制了这种方法），深化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工具的理解，并推动了从巴克乌斯到波斯顿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差异化研究。正是卢卡奇这种黑格尔式的总体性概念，在固守否定辩证法的理论传统背景下几乎遭到普遍拒斥，甚至被与对极权主义的批判相提并论。更值得注意的是，卢卡奇本人后来也谴责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黑格尔“主客体同一”模型的再现实对黑格尔的夸大，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普遍存在的疏离感提供了合理性解释。尽管卢卡奇强调无产阶级的重要性，尽管他具有我们今天所说的“阶级论”观点，但他却是一个公认的普遍主义者。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作为全体人民的解放才是可以想象的。在他看来，除了全人类的利益之外，别无其他利益，这正是无产阶级的特权。这种想法与当代的特质不太相符，当代的特征乃是多元身份政治，而这些身份政治叙事，自然也从20世纪解放进程的艰难经历中得到了某种印证—这些解放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败的。我当然无法消除他人对下文所述的异议，这种说法未免显得过于自信，但我至少想根据近期卢卡奇研究的成果，将上述四种批判性质疑进行问题化探讨。（请允许我在此稍作说明：以下的思想并未涉及卢卡奇本人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对早期作品的严苛评判，为后世接受设下重重障碍。）
二、元批判的方法/视角
让我们从“牺牲知性”的指控开始。当然，这是有政治前提的。在20世纪50年代，它是基于“极权独裁/自由世界”这一颇具问题的二分法。冷战期间，真实社会主义与西方民主价值准则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特征，这往往导致对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系统性污名化与无差别批判。即使是1956年匈牙利革命政府成员的卢卡奇，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经历这种情况，最后一次是在法兰克福颁发歌德奖时。当前关于新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争论，尤其是将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揭示了这种二分法的可疑性，尽管它很简单，但至今仍然有效。但是，仅仅批评批判者的政治动机未免过于短视。更重要的是审视这些批判的前提。首先，卢卡奇是否真的背离了他早期著作中的思想？在汗牛充栋的卢卡奇研究文献中，其思想的连续性与断裂性问题始终存在显著分歧。在以批判理论为特征的接受脉络中，卢卡奇的重要性虽曾被长期遮蔽，但如今已得到更清晰地阐发，但其在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作自我批评后的著作，包括他那明确拒绝斯大林主义与教条主义的卷帙浩繁的晚期著作，仍常被忽视。相比之下，致力于实践哲学的研究者则大力强调卢卡奇晚期著作的重要性及其思想的连贯性。卢卡奇思想的发展被理解为一种延续：从早期（受西美尔和马克斯·韦伯的启发）对现代生活中“对象化”的批判，到成为经典的物化理论（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也一直塑造着美学和文学批评作品，直至他晚期的美学，在其中，艺术为自身自主性的解放斗争被理解为对人类解放的重大贡献。《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从理论上汇集了这位革命当代见证人对人类解放的不理想的发展和机遇的反思，并在逻辑上以一个关于异化的长篇大论结束，该部分以一种既同情又怀疑的方式批判了20世纪/1917年之后解放斗争中常常出现的危险幻觉/不理想的发展（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前所述，《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体现的革命热情，构成了其在我们当下后无产阶级时代被接受的重要障碍，也是1968年抗议运动平息后其被长期边缘化的部分原因。他向政治悲观主义的转变，转向批判理论所特有的革命性沮丧，似乎是一种必然，随后意味着背离《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基本意图。但在这里也需要谨慎：首先，1923年的卢卡奇绝不是对工人达到自我意识水平的困难视而不见。这篇关于物化的文章是这本文集的理论核心，它正是给自己设定了一个任务，即揭示在资本主义物化世界中被禁锢/迷住的原因。卢卡奇十分清楚商品生产的力量及其向人类心灵深处无限扩张的冲动。但即便在1917年后世界革命浪潮遭遇挫败的背景下，他仍然忠于自己的判断：革命始终是可能实现的—不论是被历史实践所激活，还是因主体性缺失而错失。反思卢卡奇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对世界革命乌托邦幻想的方法论，应被视为左翼记忆文化的重要篇章。如何应对这种失败带来的挫败感？就卢卡奇而言，最初的阶段肯定是压抑的，是对所有事实的蔑视。卢卡奇对社会研究所环境中的典型条件反射仍然感到陌生：革命已经失败，现在需要做的不是计划推翻革命，而是进行反思。他还对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抱有希望。
在卢卡奇《活的思想》的结尾，面对的并非其理论体系的崩塌，而是直面人类陷入一种可能走入历史死胡同的艰难境地。现代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利益而偏离了绝对剥削的道路，通过利益重构实现自我稳固，表面上看似安全且无可替代，然而这种表象掩盖着深层的系统性危机。根据《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释的解放斗争视角及本体论角度来看，它最终被证明是一个充斥着虚幻自由与暴力（尤其表现新殖民主义形态与危机时刻的镇压）的人类历史死胡同。《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蕴含的救世主主义记忆向我们昭示：历史本不必走向如此结局，替代性选择的可能始终存在。但这也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历史的关键时机可能被错失。这种被提及的记忆文化，不仅承载着对《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救世主主义普遍性的回溯，也恰好映射了卢卡奇思想后续发展的内在逻辑。值得注意的是，身份政治路径在近几十年凸显出来，特别是在1989年社会主义的崩溃和左翼运动的衰弱之后。各种少数群体一直在捍卫自己，也不得不自己辩护，以抵御他们在社会中所面临的巨大劣势。传统的工人运动没有充分考虑到他们的利益和需求，这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身份政治取向。此外，目前不存在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球性政治运动，能够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劳工运动那样，令人信服地将自身的利益与人类的利益相提并论。1923年的卢卡奇从无产阶级的非特殊性中推导出其独特性。无产阶级不仅要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而且要为废除商品生产体系而斗争，因为商品生产体系是所有物化形式的最终根源。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超越改良主义实践。在这一背景下，他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普遍主义的批判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在今天，尽管对身份政治有所理解，坚持激进而普遍的视野仍是不可避免的。当代面临的诸多挑战（气候变化、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性别问题以及至关重要的和平政策）唯有通过全球性协作才能解决。一种适应当代语境的“哲学定位”必须像卢卡奇在1923年提出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一样，包含党派性与普遍性的双重维度。在此背景下，卢卡奇对社会问题的强调仍然不可或缺：例如，如果不解决社会问题，无论是实现妇女的平等权利，还是消除美国的种族主义，都将无从谈起。
三、黑格尔的遗产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第一卷 黑格尔）
卢卡奇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关的方法论问题，迄今为止仍未获得主题化探讨。他的方法论被认为过时，通常被归因于他表面上黑格尔式的“肯定性”总体性理解，并因此被拒绝。除非我们将卢卡奇所强调的黑格尔辩证法整体概念，以现代批判理论不可或缺的“语言哲学转向”之名，作为形而上学思维之遗骸彻底抛弃。当然，在本文的框架内无法更详细地探讨这些根本性问题。我只想请大家注意：当下对卢卡奇黑格尔主义的诸多批评——尤其是那些普遍性过强而具体性不足的批判取向—实则建基于若干并非无懈可击的理论预设。首先，无差别的陈述是错误的。诚然，对黑格尔遗产的重释是卢卡奇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核心关注点。即使是对于晚期卢卡奇的《审美特性》和《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这些迄今为止都几乎没有得到科学分析的晚期作品来说，黑格尔仍然是最重要的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并且由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性接纳，这位转向本体论研究的匈牙利哲学家坚信，关于社会存在的本质，我们总能从黑格尔那里获得具有持久启示性的思想资源。总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需要学习。在采访中，他喜欢用诸如“黑格尔之后无新物”之类的话来激怒来自西方的来访者，对他来说，黑格尔仍然是与马克思并列的最重要的存在。然而，即使《历史与阶级意识》因强调黑格尔对现代哲学（尤其是马克思思想的意义）而遭到唯物主义教条主义者的猛烈抨击，但该书在概念层面仍保留着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与费希特的思想元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卢卡奇从未不加批判地解读黑格尔：这一点可以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撰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片段中就已可见，尽管该文献直至他逝世后才得以面世，但在其中他已明确拒斥黑格尔成熟时期的国家哲学与历史哲学体系。尖锐地说，卢卡奇的早期著作中存在一种“黑格尔的缺席”。尽管《小说理论》一直被视为卢卡奇转向黑格尔主义的首个标志性文献，但近期研究表明，这一已成为经典的“历史哲学尝试”的强大根基在于，新康德主义的史诗形式分析传统。青年卢卡奇深受新康德主义代表（如西美尔、韦伯与狄尔泰）的哲学启蒙，此外，费希特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后者经由其早逝童年挚友埃米尔·拉斯克的中介，深刻触动了这位匈牙利青年思想家的精神世界。卢卡奇并未不加批判地照搬黑格尔的“调和性”的总体性概念，但他坚信没有哪个社会子系统不受商品生产物化逻辑的影响，这种信念与黑格尔哲学一脉相承。在卢卡奇看来，任何社会子系统自身的逻辑都不得不屈从于物化逻辑的霸权统治，否则将面临“毁灭性后果”。必须始终铭记：卢卡奇所继承的马克思思想工程，旨在发展一种严格具体的、历史性的辩证法，而非客观运动的辩证法，后者将致使在哲学和政治层面都站不住脚的历史因果性概念。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性本身即历史之结果或组成部分：一旦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总体性以物化的消极形式出现，这种灾难性的总体性就只能通过全面而综合的思维来应对，而这种思维本身又依赖于其对应物，即一种普遍性、革命性的实践，它是这种实践的表现形式。只有在这种实践之中和通过这种实践，卢卡奇的总体性思维才获得其“肯定性”。
四、卢卡奇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构根
卢卡奇无疑深谙幽默之道，其布达佩斯——维也纳式的机智辩才在诸多谈话中展露无遗。他对“正统”一词的使用，便是他模棱两可的表述的一个典型例证。卢卡奇思想发展的历程及其哲学巨著都过于复杂，难以纳入对正统的简单理解框架之中。我们知道：这位匈牙利人并非与生俱来便转向马克思。他早期的美学作品本可以且毫无疑问也确实在20世纪的思想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要么作为一名预示着后现代和存在主义主题的散文家，要么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的先驱者，或者作为新康德主义的研习者，卢卡奇在美学领域将其向黑格尔辩证法方向进一步推进。然而，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而加剧的严苛伦理立场，使他无法成为受学术界追捧的圣癖的私人学者。1918年，卢卡奇似乎出人意料地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特质在于：既与考茨基所代表的第二国际伪正统划清界限，亦坚决拒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位昔日的黑格尔化新康德主义者，始终与马克斯·阿德勒、奥托·鲍威尔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代表保持距离。然而，卢卡奇对“正统性”的强制性阐释绝非正统。他把正统理解为一种任务和挑战，而非固守教条的防御机制。托马斯主义文学主义的左翼突变，将马克思变成一种有待注释的解放圣经，这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留下了一个充满未经雕琢的钻石的宝库：一种（辩证法）方法，它远比任何具体经济学论述都更为重要（即便后者可能遭受理论攻击）。还有，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若被正确理解，就是理解当下社会总体性的钥匙。这一遗产之所以如此“粗糙”，是因为马克思本人从未有机会全面地阐释过其理论项目的哲学内涵。卢卡奇不仅喜欢引用《资本论》，还喜欢引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早期著作，这表明他将马克思的作品视一种动态发展的统一体，其特征是发展而非断裂。
1919年发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性变革》这篇鲜为人知的文本充分展现了卢卡奇的“非正统正统性”。匈牙利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于1919年3月21日宣告成立，仅存续至1919年8月1日。卢卡奇在这一时期的一次乐观甚至狂热的演讲中，讨论了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成立研究所的设想。从这一演讲中可以看出，这位刚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此前主要以文学批评和美学作品闻名的作者，是如何构想受马克思思想启发的研究工作的。卢卡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条件和界限进行了康德式的审视，旨在揭示这种方法的历史前提及其真理诉求。卢卡奇试图揭露马克思思想内在的反教条主义根基，以对抗在第二国际时期已经开始的教条化倾向。尤其是在重构“基础一上层建筑”模型时，卢卡奇创造性地引入了黑格尔的“精神”概念，即客观精神与绝对精神间的区分，以消解科学、艺术和宗教等文化形式与经济领域之间过于直接的关联。卢卡奇的开幕演讲彰显的反权威的气质，甚至不回避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们。而像马克斯·韦伯和黑格尔等“资产阶级”学者与哲人，则被用作知识分化的工具，并被视为话语伙伴。尽管始终保持着智性谨慎，演讲仍努力采取明确而开放的政治立场。其意图是呼吁建立一个研究机构，在其中，历史上可能的科学反思水平以及对革命性变革的必要承诺应同等重要。鉴于匈牙利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一愿景堪称极具乌托邦色彩的雄心。
从当代的角度来看，卢卡奇1919/1922年草案的预设性特质愈发清晰。那种对无产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坚定宣示、基于阶级意识的世界革命迫近性的论断，因其弥赛亚式的悲怆激情而令人震撼，但在今天却引发了异化感与历史挫败感的复杂交织。尽管对各类新社会运动抱有同情，但难以与工人运动的宏大革命传统形成对等呼应。这一点在前文已提及。然而，格奥尔格·卢卡奇远不只是一个“中间人”或单纯的理论灵感来源。在我看来，卢卡奇的早期思想图景，始终是当代批判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难以消化的一根刺—这种批判理论已经变得过于学术化。卢卡奇的计划与葛兰西的计划相似，旨在本着实践哲学的精神建立一个科学机构，试图通过科学机构的实践哲学化，构建一种新型科学文化。这种文化既要赋予底层阶级话语权，又要努力实现最高层级的科学真理探索。在社会变革的总体工程中，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联性必须不断以新的形式持续构建，才能挣脱根植于生活世界的日常意识的物化枷锁。青年卢卡奇意识到，如果不为一种新的普遍文化而斗争，这样的目标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种文化中，那些迄今为止一直处于异质性和从属性的人将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文化的霸权。
对于卢卡奇而言，1923年前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是一个核心议题，他清醒地认识到未来任务的艰巨性，反复强调旧有结构的顽固力量，特别是在从属群体思想和生活方式中，指出了“再物化”的危险：旨在实现变革的理论始终需要批判性反思，尤其是在将自身的方法应用于理论本身，因为即使是物化理论也可以被重新物化。正如一个脱离无产阶级和从属群体的政治组织，终将会退回到传统制度模式中一样。这也依赖于一种以真理为导向的政治运动，即知识与利益在其中不会割裂，而是在追求变革的行动中合二为一（卢卡奇或许会补充：如果可能的话，应该是革命性变革）。尽管当前这种运动尚未形成，但这并不应成为我们不去努力实现这一必要目标的理由。最后，我们不妨借助弗里德里希 ·尼采的《不合时宜的沉思》来阐明卢卡奇的远见卓识。尼采感慨道：“只有当历史服务于生活时，我们才愿意为它服务。”我认为，如果将这句话转译至青年卢卡奇的思想语境中，其表述应为“只有当理论服务于实践时——需特别强调的是，这里指涉的是上文所勾勒的实践哲学，一种面向新的、非物化的生活形式和新文化的政治实践——我们才愿意为之服务”。因此，卢卡奇对“正统”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型的构想，始终是一个兼具哲学家/理论家与政治家双重身份的人，而不是那种满足于宣称理论工作也可被视为一种实践的知识分子类型。这就是为什么毫无疑问：由卢卡奇塑造的马克思主义——也许还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时期的科尔施以及安东尼奥·葛兰西—将会与长期占霸权地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同，也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传统不同。实现这一理论工程的完整建构，仍然是未来亟待完成的思想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