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话语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的生成与退隐——基于《启蒙辩证法》1944年版本与1947年版本的比较研究
徐蕴涵、李乾坤1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
《启蒙辩证法》1944年版和1947年版的差异问题，对于理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启蒙辩证法》1944年第一版的形成过程和1947年第二版的文本改动情况可以发现，我们可以还原《启蒙辩证法》的原初语境，即通过发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和方法，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形式展开批判分析。1947年的修改，系统性地掩盖了这些范畴和方法，这造成了一个重要后果，即人们将《启蒙辩证法》当成了一部纯粹的哲学和文化批判著作。通过回顾和比较《启蒙辩证法》1944年和1947年两个版本，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总体性特征得以呈现。
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巅峰的著作《启蒙辩证法》，其1944年和1947年版本的差异问题，一直以来很少得到学界的关注。1944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辩证逻辑研究计划的最终成果《哲学断片》，即《启蒙辩证法》的第一版，以油印本的形式，作为献给弗里德里希·波洛克五十周岁生日的礼物首次问世2，这一版印数不多，只在小范围内部传播。1947年，《启蒙辩证法》第二版由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奎里多出版社出版，在这一版的序言中，霍克海默写道：“该书对战争期间定稿的文本没有做出重大改动。”3然而比较1944年和1947年版本我们会发现，霍克海默这句话似乎并不属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1947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对1944年的第一版进行了大量修订，而修订的基本原则，就是试图淡化书中具有浓厚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政治经济学表述。这一修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书写。近年来，海内外学者逐渐意识到法兰克福学派思想中的政治经济学成分。4为进一步探讨《启蒙辩证法》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本文将通过对比该书不同版本间的文本改动，从版本的形成、文本的改动和思想史意义三个角度对《启蒙辩证法》进行研读和分析。
一、《启蒙辩证法》各版本及其由来
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直接参与编纂和发行的《启蒙辩证法》共有三个版本，即1944年纽约社会研究所版、1947年阿姆斯特丹奎里多出版社版和196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费舍尔出版社版。值得注意的是，在《启蒙辩证法》初版与第二版之间存在不少差异，而后两个版本则基本保持一致。在初版的写作中存在着两条思想路径，其一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辩证法路径，其二是霍克海默和波洛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在最终的文本中，这两条路径完成了汇合。
霍克海默
《启蒙辩证法》的辩证法路径源于霍克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关于“辩证逻辑”的项目。尽管《启蒙辩证法》是该项目的产物，但在30年代末霍克海默逐渐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后，发生了理论上的重要转变，导致《启蒙辩证法》只是部分地呈现出该项目原先主要论述的辩证逻辑。而后者在霍克海默的《论真理问题》《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等30年代中后期著作中有所体现，并主要对资产阶级科学和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5事实上，启蒙与神话的辩证法是《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也是霍克海默结合了神话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文献，并对《理性的终结》中“理性的自我毁灭”这一核心思想重新论述。其余诸如文化工业和关于反犹主义的研究则建立在阿多诺音乐哲学和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启发下关于文明和野蛮的辩证法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6这两个辩证法都在讨论同一个主题，即《启蒙辩证法》1944年和1947年两版序言中所写“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7。此外，对于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讨论补充了关于辩证法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性批判实质上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价值形式的分析为基础的，这就体现了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启蒙辩证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底蕴。8
《启蒙辩证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31年霍克海默就职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时的演讲。他指出：“当务之急是要将关于当代哲学问题的研究都组织在一起，而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在这些研究中将长期合作，共同完成可以在其他领域的实验室中单独完成的工作。”9为了延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经济分析就成了跨学科合作研究中重要的一环。此后，霍克海默一直尝试为研究所招纳经济学的研究者。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为了充实《启蒙辩证法》的“历史的和经济学的细节”，霍克海默曾试图联系弗郎茨·诺伊曼（Franz Neumann）和奥托·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等学者。这二位学者的研究往往以大量的经济学材料作为理论支撑10，然而他们的著作最终并未得到霍克海默的正面反馈，双方未能达成深度的跨学科合作。11
事实上，1944年版《启蒙辩证法》中主要运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来源于霍克海默的《权威主义国家》（The Authoritarian State）和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它的可能性及其限度》（State Capitalism：It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12与此同时，霍克海默在美国期间，针对美国阶级问题所表现出的“匪帮”现象所进行的研究，也构成了《启蒙辩证法》的重要基础。匪帮理论（Racket Theory）是霍克海默基于垄断资本主义最新发展阶段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权力关系理论作出的发展，其代表性成果，就是论《阶级关系的社会学》。出于一系列原因，《启蒙辩证法》正式出版的文本中删去了大部分关于匪帮理论的论述，但它依然为《启蒙辩证法》中的社会理论提供了最基础的分析背景。13波洛克所著《国家资本主义》发表于《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1941年第2期，并在研究所内部引起轩然大波。阿多诺、诺伊曼等学者对该文进行了强烈的批评。而相较于研究所的其他核心成员，霍克海默则倾向于支持波洛克在这篇文章中的看法。1941年7月，霍克海默在给波洛克的信中写道：“在这样的分析中，我们认识到国家资本主义是经济上更有效的当代形式。这篇文章仅仅通过指出这些问题，通过坚决地表明这些问题在技术上的可解决性，就发挥了重要的祛魅作用。我认为这朝着我们急需的新宣言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14数月后，霍克海默发表了《理性的终结》一文，并发表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1941年第3期。15该文结合了匪帮理论和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并在之后的《启蒙辩证法》中得到了继承。霍克海默赞同波洛克关于“理性确立了个体对总体的从属地位”16的观点，并在理性自我保存属性的意义上将其引申为“个人利益必须始终服从于共同（群体）利益”。17《启蒙辩证法》将这一观点从人类学层面上进行了二次表述：“最初的范畴表现了有组织的部落及其支配个体的权力”18。除此之外，《启蒙辩证法》中还有多处延续了《权威主义国家》《国家资本主义》和《理性的终结》中关于法西斯和极权主义国家的论述。19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对于《启蒙辩证法》形成的重要影响。
综上可知，《启蒙辩证法》初版很大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方法。但是，这一重要线索，却在1947年版的修订中几乎消失了。
1945年，阿多诺在与苏黎世的古根海默出版社协商重新出版《社会理论研究》期刊的同时，顺便向霍克海默提议在欧洲重新出版《哲学断片》。考虑到战后德国的复杂局势，霍克海默此时选择保持观望态度，《启蒙辩证法》一书也并未立即再版20。1946年，霍克海默开始考虑恢复研究所在欧洲的声誉，并计划在欧洲重新出版《哲学断片》。次年，《启蒙辩证法》经过修订，由阿姆斯特丹奎里多出版社印刷出版。1947年版本的《启蒙辩证法》与1944年出版的《哲学断片》在篇目形式上便存在明显的差异：1944年版的书名“哲学断片”变成了1947年版的副标题，而1947年版的主标题，则使用了1944年版第一章标题“启蒙辩证法”，而第一章标题随之也被改为“启蒙的概念”。
在1947年版《启蒙辩证法》的序言部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形式上保留了1944年的序言21，并在结尾处添加了署有1947年日期的附言，声称他们除了对该书“反犹主义的要素”一章增加新论点外，并未对再版文本作出重大改动。然而，较之于篇目结构上的修改，更为重要、产生重大影响的，恰恰是内容上的修改。1947年版《启蒙辩证法》实际上对《哲学断片》的一些概念性字句作出了系统性的替换和修改，而作者则有意在公开出版的最新版本中淡化乃至掩盖前一版本的出发点与理论意旨。
阿多诺
在历史影响上，1947年版《启蒙辩证法》基本奠定了后世对于这一经典著作的印象，因为现今主流的1969年版《启蒙辩证法》并未对1947年版的文本进行任何较大的改动。相较于前两个版本，1969年版的发行原因具有更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意义。考虑到战后西方的政治环境，霍克海默原本对《启蒙辩证法》在60年代的再版持反对意见。在这一时期，美国、西德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于出版物里共产主义思想的审查机制十分严格，因此研究所不得不在著作出版前进行相应的自我审查。1961年，波洛克整理了《启蒙辩证法》文本中“存在问题的段落和表达方式”，并向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重新接触《启蒙辩证法》以令人兴奋的方式带来了两种体验：一方面，它包含了很多令人信服的重要思想；另一方面，在今天，人们在不想冒险的情况下能说的比十五年前要少得多。……我的问号和叉号主要表示对过于开放的语言的顾虑。只有在少数地方，我觉得作为一个‘专家’，我必须对所说内容的准确性表示怀疑。总之，我得出了一个令人非常悲伤的结论：辩证法的内容不适合大众传播。”22而相比起霍克海默和波洛克，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担忧，并支持发行新版本，表示“我们逐渐都老了，没必要那么注重安全问题”23。
在被众人说服后，霍克海默同意发行《启蒙辩证法》经过修改的意大利语版本，但仍然拒绝以德语再版。在随后几年，西德的学生运动逐渐爆发。起初，霍克海默并不理解这场运动，但随着运动愈来愈激进，霍克海默越发受到学生推崇。有学生找到1947年版《启蒙辩证法》以及霍克海默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其他著作，并将其制作成盗版进行传阅。出于对盗版的愤怒，霍克海默只好将《启蒙辩证法》等著作重新出版。24《霍克海默全集（第五卷）：〈启蒙辩证法〉和1940—1950年的著作》的编者指出：1969年再版的《启蒙辩证法》没有对1947年版的文本作出任何修改，这可能是由于《启蒙辩证法》意大利语版中的文本改动曾被《法兰克福学生报》（die Frank furter Studentenzeitung）的一篇文章揭露，并遭到直白的批判。25至此，战后几经周折的《启蒙辩证法》文本走向稳定，后世所接触到的《启蒙辩证法》都是基于1969年的这一版本。
二、1947年版《启蒙辩证法》的文本改动及其原因
那么，1947年版《启蒙辩证法》在文本内容上，究竟对1944年版做了什么样的修改呢？1987年，《霍克海默全集》（第五卷）对《启蒙辩证法》的文本改动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该书编者详细对比了《启蒙辩证法》1944年版和1947年版的文本，在全集收录的《启蒙辩证法》正文中以脚注的形式标注出发现的文本改动。在卷尾的两篇编者附录中，编者对文本改动进行了概括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对文本改动的可能原因进行了分析。
编者将所有存在文本改动的表述归纳为以下四类：一、“直接与文本的形成时间联系在一起的表述”，例如序言中的“当这项工作两年前开始 时”被改为“当这项工作开始时”；二、“模糊不清或过于烦琐的表述”，这类表述在修改后变得更易于阅读，另外，作者将因理论变化而发生的术语改 动也归入了这一类，如“大众文化”被改为“文化工业”；三、“将垄断资本主义、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不加区分地等同起来的表述”，如“阶级社会”“垄断主义”和“极权主义秩序”都被修改为“法西斯主义”；四、“使用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中某些理论、历史或政治术语的表述”，这类表述往往被替换为一些中性的经济学或社会学术语，比如“无产阶级”被改为“工人”，“资本家”被改为“企业家”，等等。26
文本改动的前两类都属于著作再版时进行的常规修订，不具备特定的理论或政治意义，在此不作讨论；后两类则构成了《启蒙辩证法》文本改动问题的关键，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这些修改绝非霍克海默所言，“没有作出重大改动”，而恰恰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改动。由于信息检索的结果显示第三类文本改动只有几处，且与第四类文本改动多有重合，所以在以下讨论中不再区分这两类改动。碍于当时数据统计技术的不发达，《霍克海默全集》（第五卷）的编者对文本改动的统计仍有遗漏。在该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借助关键词检索和文本对比功能对文本改动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表格来看，文本改动主要出现在“垄断”“剥削”和“阶级社会”三个词上。其中，“垄断”一词删改最多（比例约占90%）。“剥削”和“阶级社会”也被大幅度删改，不过它们在初版中的出现频率远不如“垄断”那么高。除此之外，“交换价值”“生产力”和“阶级历史”这类带有明显政治经济学色彩的术语也所剩无几。但是，并非所有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术语都在文本中“消失”。“垄断”一词虽然遭到了删改，但也存在着被“康采恩”和“托拉斯”替代的情况。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第五章“反犹主义的要素”新增内容中也提到这两个词。“资本”和相关术语在初版中出现频率很高，仅次于“垄断”，但该词相对来说并没有受到过多删改。同时，有一处“剥削”被改为“资本主义经济”，28另一处又将“垄断”改为“总体的资本权力”。29因此“资本”在1947年版中还多出现了两次。“无产阶级”一词虽然在两处被改为“工人”，但作者在“反犹主义的要素”的新增内容中再次使用了“无产阶级”。30由此可知，虽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47年版对政治经济学术语进行了大量删改，但他们还是或者在文本中保留部分术语，或者将之替换为更委婉的说法。在一些新增的内容中，他们甚至仍然坚持使用着个别术语。这充分说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做的文本改动绝非出于对政治经济学方法和概念的拒斥，而是另有原因。
《霍克海默全集》（第五卷）的编者推断了文本改动的三点原因。笔者将在编者判断的基础上，结合文本改动情况和历史政治背景对文本改动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编者指出，文本改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西方世界的政治氛围。31二战结束后，随着铁幕演说的发表和杜鲁门主义的出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冷战格局迅速形成。这一时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笼罩着一股强烈的反共氛围，启动了对共产主义言论的严格审查机制。1947年，美国军事管制政府以“对民主抱有‘虚无主义’思想”为由取缔了《呼唤》（Der Ruf）杂志。32此时的社会研究所尚在美国，并寄希望于在将来获得美国的资助从而回到德国重建研究所，如果因为言论问题重蹈《呼唤》杂志的覆辙，那么研究所的未来发展也必将受到牵连。这一时期，霍克海默在1946年7月15日写给心理治疗师卡塔丽娜·冯·希尔施的一封信中说道：“现在该认真对待《哲学断片》的出版了。我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很复杂。这可能涉及一些实际问题，比如时间、焦虑和疲惫。更深层的感受是一种羞愧，因为我作为一个批评家却进入了更安全的港湾。在一句不经意的话造成无数人丧生之后，继续高谈阔论不是很愚蠢吗？所有的言论不都变得毫无希望了吗？每一份希望在当代知识界这个糟糕舞台上拥有发言权的出版物中都必定存在概念混淆，相比之下，噤声可能带来的误读似乎还要好一些。”33在这段话里，霍克海默流露出了对理论研究和现实走向之间巨大张力的深刻反思，包括对出版物中必定存在的“概念混淆”的担忧，而霍克海默的这些思考，无疑是1947年版《启蒙辩证法》个人的基本语境。
此外，这也不是霍克海默第一次因政治因素对公开发表的研究小心翼翼。自从研究所搬到美国并受到美国机构资助后，霍克海默一直在言论上保持着警惕态度。例如，在刊载《国家资本主义》的那期《哲学与社会科学研究》序言中，霍克海默在简述波洛克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后，转而称赞美国的民主体制：“与国家资本主义必然相关的前所未有的政府权力现在掌握在民主和人道主义的政府手中。内部和外部的法西主义团体的目标是夺取它，并且不难预期未来几年将会出现这样的尝试。无论当前的战争会如何收场，人们都必须在完美民主的新世界时代和地狱般的专制世界秩序之间做出选择。”34显然，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美国社会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完美民主”。同理，《启蒙辩证法》初版在这方面也并未获得更多自由。“无产阶级”和“资本家”35在初版文本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少，但并非因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够重视阶级问题，而是他们受到政治顾虑的影响。将“无产阶级”改为“工人”，将“资本家”改为“企业家”，这种做法在初版中已经广泛出现。在初版文本中，“工人”和“企业家”出现的次数分别为14次和13次，大大超出了“无产阶级”和“资本家”出现的次数。由此来看，《启蒙辩证法》的文本改动并非一项突然的举措，政治顾虑的暗流早已涌动，只是战后政治矛盾不断尖锐使文本中的保守色彩更为凸显。
在此基础上，编者进一步提出第二点原因：减少文本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是为了和苏联斯大林主义保持距离。这主要还是考虑到政治因素，但同时也涉及霍克海默等人在苏联和斯大林主义问题上的理论立场。其实，在1947年再版之前，霍克海默等人就已经对苏联的实践以及斯大林主义产生了怀疑和批判的态度。随着两极格局逐渐形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共产主义牢牢地打上了苏联的标签。从前还只是稍有些碍眼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俨然成为对苏联的辩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理论上，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都绝不愿意接受这种解读。马克斯·本泽（Max Bense）在1949年的一期《水星》（Merkur）上发表了《启蒙辩证法》和《新音乐的哲学》的书评，暗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著作与苏联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36对此，霍克海默感到非常紧张，并立即写信向阿多诺告知此事，指出应当尽快作出回应。在信中，霍克海默写道：“我的基本想法是对顺势疗法37概念和相关术语的使用进行极其尖锐的抨击，知识分子通过这些术语被最愚蠢的党羽所利用。然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对那边的食人魔的看法必须最清晰地呈现出来。”38这件事不仅再次体现霍克海默对苏联社会主义强烈的批判态度，也充分说明在当时的情形下对《启蒙辩证法》进行一定的文本改动是必然的举措。
除以上两点原因之外，《霍克海默全集》（第五卷）编者还为1947年版《启蒙辩证法》的文本改动提供了另一个解释。编者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47年完全接受了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分析不如政治分析那么重要，所以将“垄断”等相关术语删去。39
然而，结合前文内容可知，这个观点是无法成立的。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霍克海默就已经转向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同期发表的《权威主义国家》和《理性的终结》都带有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倾向。《启蒙辩证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产物。再者，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并非由波洛克原创并为霍克海默被动接受。霍克海默的研究本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霍克海默所著《权威主义国家》在1940年完稿时的原名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于1942年发表时才更名为“权威主义国家”。40同时，在波洛克的《国家资本主义》完稿之时，阿多诺便在给霍克海默的信中这样评价道：“弗利茨41这篇文章的主题显然是来自您的那篇文章42，只不过以一种方式将其简单化和去辩证化了，这就颠倒了您原本的主题。”43因此，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44年还未完全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直到1947年才彻底接受该理论从而进行文本改动，这种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此外，通过文本改动的具体内容也会发现，霍克海默并非抛弃了之前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例如，在1947年版中，“垄断”一词有7处都被改为了“如今”。如果霍克海默认为“垄断”等经济分析术语已经失去了 对当时社会的解释力，他也不会选择用“如今”来替换“垄断”一词。在初版《启蒙辩证法》中，一半以上的“垄断”都出现在第四章“文化工业”中，且不少出现在“文化垄断”这个更为具体的术语中。这个术语直接指向当时美国社会发达的文化产业。很多情况下，只要将“垄段”这个词删去或修改为别的词，那么话语的指向性也就被隐去了。而少数本身具有明显指向性的语句，例如“大制片公司和其中高薪人才的素质都是其所处的垄断体制的产物”，44就整句都遭到删除。更明显的例子是，初版中有一处在提到垄断企业的巨型建筑时以箭牌和洛克菲勒45的大厦为例，而在1947年 版中，“箭牌”和“洛克菲勒”与“垄断”一并被删去。46如此看来，对“垄断”的大幅度删改并非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理论转变，而仍然是一种受制于当时政治环境的无奈举措。综上所述，霍克海默并非直到1947年才彻底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启蒙辩证法》初版的成稿本就是霍克海默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成果的一环。
三、《启蒙辩证法》文本改动的思想史影响
随着1969年版《启蒙辩证法》文本的定格，政治的烙印永久地留在了几经修改的文本之上，进而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和书写。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讨论文本改动在思想史上产生的影响。
首先，文本改动造成了1947年版和以此为基础的各个版本的《启蒙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上的残缺。有必要将这一维度还原并整合到《启蒙辩证法》的理论之中，重现这本该被载入思想史的重要理论资源。《理性与自我保存》47是写作《启蒙辩证法》的重要准备文献，它清晰并简要地呈现出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如何与理性的辩证法交织从而共同构成了《启蒙辩证法》的核心理论，而且还保留了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匪帮理论的一些论述。因此，研究《理性与自我保存》的文本脉络可以很好地呈现出《启蒙辩证法》理论创作时期的原貌。
在《理性与自我保存》中，霍克海默先是考察了理性概念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经历的变迁，进而论述理性概念从唯理论的永恒理念经过怀疑论的清扫最终复归到工具主义（即以利益为原则）的过程，揭示理性的自我保存维度。接着，霍克海默着手分析更为深入的部分，即个体与总体的自我保存之间的关系。一开始，个体的自我保存与总体的自我保存之间还处于平衡状态，但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个体的自我保存倒向了总体的自我保存，极权主义就此登台。霍克海默从两个角度来论述了这一过程的发生：从哲学角度，唯名论对理性概念的改造以及新教的影响使得“人们保留了自愿的顺从来作为一种自我保存的理性形式”48，这种顺从的理性随后被法西斯的极权主义所吞没，理性就在这个过程中与个体一起逐渐瓦解，就这样，原先作为资产阶级核心理念的理性一步步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甚至几近毁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在充斥着匪帮的社会背景下，原先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逐渐被垄断资本主义所取代，“为保持先进技术带来的地位，必须有巨额投资，在这种压力之下，这种斗争最终会沦落为争夺世界统治权的斗争，直到各方达成一致才能中止。自此，在专制政治中，目的和理想的差异让位于顺从程度的差异”，49社会因此逐步并最终迈入了与极权主义相结合的资本主义阶段——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由此可知，国家资本主义理论与理性的辩证法是同一理论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的不同呈现，它们都是在解释资产阶级社会如何在其所推崇的理性逻辑下逐步走向了极权主义。在《启蒙辩证法》中，哲学角度的论述还吸收了阿多诺和本雅明的辩证法思想和人类学、神话学文献，形成了今天为大众所熟知的启蒙与神话的辩证法，而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却由于政治等因素遭到了删改，尽管它依然构成了《启蒙辩证法》理论的核心内容，却由于关键术语的消失而只能作为一条暗线存在于文本之中。
其次，从思想史书写的角度，文本改动使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被长期忽视和遗忘。1973年出版的马丁·杰伊（Martin Jay）的《法兰克福学派史》是学界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以及理论贡献的著作，在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域中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尽管杰伊在这部著作中提到了霍克海默和波洛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以及它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并强调波洛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他并未将这段历史与《启蒙辩证法》联系在一起。在介绍《启蒙辩证法》的章节里，杰伊几乎没有提及波洛克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并且判断《启蒙辩证法》已经远远偏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50杰伊在写作这本书时并不知道《启蒙辩证法》初版《哲学断片》的存在，据此不难推测，杰伊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启蒙辩证法》的文本改动所误导的。两年之后，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对杰伊的这部著作展开了批判，指出杰伊并未发现“法兰克福学派的辩证法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基”51，然而这篇文章的影响力远远不如杰伊的著作，并未改变学界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看法。随后几年，英语学界掀起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热潮，其中1976年出版的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以及1978年出版的《法兰克福学派基础读本》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这两本书都并未提到波洛克或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52，就此进一步加深了大众对法兰克福学派只重哲学和文化批判的印象。
同样，德语学界在一开始也对法兰克福学派持有类似的误判，在1971年出版的《法兰克福学派之过：对批判理论的批判》中，威廉·莱蒙德·拜尔（Wilhelm Reimund Beyer）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归结为一种空洞的哲学批判，认为它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性批判和阶级叙事53。不过，拜尔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误判不全然是因为《启蒙辩证法》的文本改动，而是一部分由于当时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学者哈贝马斯的理论立场。
1964年，哈贝马斯接替了霍克海默在社会研究所的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席位，并逐渐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代表性学者。哈贝马斯并没有延续霍克海默为批判理论定下的传统路径，而是转向了交往行为理论路径。交往行为理论不再着重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基于阿多诺对交换原则的阐释，试图将交换原则54中蕴涵的理性合理化，这一路径随后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主流范式，并为如今的国际学界和大众所熟知。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中，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培养的一批青年学者中，有一大批人都力图延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开创的经典批判理论范式，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视为理论根基，但是这批人却在20世纪70年代后，仿佛消失于国际学界的视野中。55由于其左翼立场，坚持这两条路径的学者大都处于德国学术界的边缘，因此主流学术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印象主要来源于延续哈贝马斯所开辟的传统的学者，也就难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启蒙辩证法》的方法论基础产生误判。当然，究其现实根源，六八运动的失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逐渐转型，是这批试图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重建批判理论的学者从此落寞的原因。
哈贝马斯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2010年以来，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一股重新发现法兰克福学派的潮流正在形成。这一过程中，标志性的成果或许就是2008年出版的《西方的马克思：联邦德国1965年以来的新马克思阅读》一书，以及2017年SAGE出版集团出版的《法兰克福学派手册》。前者第一次向世人介绍、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中专门聚焦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而后者，则第一次在对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和理论的书写中，将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先驱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海尔姆特·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汉斯于尔根·克拉尔（Hans-Jürgen Krahl）等人和他们的理论列入其中。思想史的书写，与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深层的关联。当资本主义遭遇重大危机和转型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更为深层、基础的分析，就要取代文化批判进入人们的视野。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立100周年之际，现任研究所所长史蒂芬·莱泽尼希（Stephan Lessenich）在访谈中表示，旧批判理论（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经典批判理论范式）并未过时，其基本概念如“矛盾”“危机”“剥削”和“异化”等在很多方面仍然可行，它们不止会被用于分析资本和劳动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直接研究对象，而且将扩展到更广泛的分析对象上，例如那些处于非正式雇佣关系中的社会弱势群体。56这或许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将在今天重新成为社会研究所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由此看来，回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政治经济批判话语是十分必要的。
无论是从《启蒙辩证法》最初的写作过程和理论构成，还是从文本改动的具体情况来看，都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启蒙辩证法》是一部以20世纪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批判最新研究成果为根基的理论著作，是根据当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新状况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作出的进一步发展。如今广为流传的《启蒙辩证法》文本经历了非常多重大的改动，作为冷战时期特殊的政治和理论环境的产物，它不得不隐去文本中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术语。由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启蒙辩证法》甚至法兰克福学派在思想史中的理论贡献都被限制在哲学和文化批判的领域中。因此，在今天重新回顾《启蒙辩证法》最初的文本及其在后来遭遇的重大改动，仍然具有一种重要的思想史和社会史意义。
注释
1.作者简介：徐蕴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李乾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
2.Horkheimer,Max;Adorno,Theodor W.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New York: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1944.
3.Horkheimer,Max;Adorno,Theodor W.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Amsterdam: Querido Verlag,1947,S.12.
4.国外学界的研究参见Douglas Kellner，“The Frankfurt School Revisited：A Critique of Martin Jay’s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New German Critique,No.4,1975,pp.131-152;„Nachwort des Herausgebers“，in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5：›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und Schriften 1940-1950,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Gunzelin Schmid Noerr,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 GmbH,1987,S.423-452;Manfred Gangl，“The Controversy over Friedrich Pollock’s State Capitalism”，History of Social Science,Vol.29,No.2,2016,pp.23-41.国内学界的研究参见柴方国：《波洛克与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5年第1期；张亮：《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李乾坤：《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4期；周嘉昕：《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批判理论》，《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王雨辰、张熊：《政治经济学批判：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4期等。
5.参见John Abromeit：Max Horkheimer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4,8,301-336.
6.魏格豪斯通过书信考证了《启蒙辩证法》中启蒙与神话的辩证法和反犹主义研究的写作过程，参见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上册，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02—431页。
7.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8.参见李乾坤：《理性自我否定的现实根源——析〈启蒙辩证法〉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求是学刊》2016年第3期，第14—21页。
9.Max Horkheimer,“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Social Philosophy and the Tasks of an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in Marx Horkheimer,Betwee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Selected Early Writings,trans.G.Frederick Hunter,Matthew S.Kramer and John Torpey,Cambridge,MA: MIT Press,1993,pp.9-10.
10.霍克海默在1942年3月23日给费利克斯·韦尔的信中写道：“实际上，弗利茨（波洛克）和你本人确实应该在下个月底来这里，这样好开始写作本书的政治和经济部分，……就算我和泰迪（阿多诺）合作我也无法为著作赋予它必要的精确性和具体性。在必须的地方应该添加历史的和经济学的细节，否则它看上去就只是思辨。”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上册，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19页。
11.参见同上书，第293—309页。
12.下文简称《国家资本主义》。
13.参见„Nachwort des Herausgebers“，in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5：›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und Schriften 1940-1950,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Gunzelin SchmidNoerr,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 GmbH,1987,S.439-442;Manfred Gangl，“The Controversy over Friedrich Pollock’s State Capitalism”，History of Social Science,Vol.29（2），2016,p.33；李乾坤：《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分析：霍克海默的“帮会理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1年第1期，第106—124页。
14.Schmidt,Alfred;Noerr,Gunzelin Schmid(Hrsg.):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17：Briefwechsel1941-1948,Frankfurt am Main: S.Fischer Verlag GmbH,1996,S.90-91.
15.《理性的终结》德文版改名为《理性与自我保存》，于1942年发表在《纪念本雅明》上。
16.Max Horkheimer,“The End of Reason”,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Volume IX,1941,p.368.
17.Friedrich Pollock,“State Capitalism: its 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Volume IX,1941,p.210.
18.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和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19.据初步统计，在《启蒙辩证法》（1944年版）中有29次提到“法西斯主义”，35次提到“极权主义”。
20.参见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上册，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14—517页。
21.1947年版的序言相较于初版序言进行了多处修改，但序言的写作日期仍然被标为1944年，隐瞒了序言改动的事实。
22.„Nachwort des Herausgebers“in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5:›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und Schriften 1940-1950,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Gunzelin Schmid Noerr,Frankfurt am Main: S.Fischer Verlag GmbH,1987,S.449.
23.a.a.O.,S.449.脚注不使用任何形式的缩略。
24.参见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下册，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82页。
25.a.a.O.,1987,S.451.
26.„Nachwortdes Herausgebers“in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5:›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und Schriften 1940-1950,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Gunzelin Schmid Noerr,Frankfurt am Main: S.Fischer Verlag GmbH,1987,S.444.
27.删去的这句话为：“垄断者的统治与过去个体资本家的统治一样，并不直接表现为对人的命令。”Horkheimer,Max;Adorno,Theodor W.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New York: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1944,S.32.
28.Horkheimer,Max;Adorno,Theodor W.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New York: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1944,S.43;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Amsterdam: Querido Verlag,1947,S.51.
29.Horkheimer,Max;Adorno,Theodor W.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New York: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1944,S.147;Horkheimer,Max;Adorno,Theodor W.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Amsterdam: Querido Verlag,1947,S.144.
30.Horkheimer,Max;Adorno,Theodor W.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Amsterdam: Querido Verlag,1947,S.238.
31.„Nachwortdes Herausgebers“in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5:›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und Schriften 1940-1950,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Gunzelin Schmid Noerr,Frankfurt am Main: S.Fischer Verlag GmbH,1987,S.444.
32.参见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下册，孟登迎、赵文、刘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35页。
33.Schmidt,Alfred;Noerr,Gunzelin Schmid(Hrsg.):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7: Briefwechsel 1941-1948,Frankfurt am Main: S.Fischer Verlag GmbH,1996,S.749.
34.Max Horkheimer,“Preface”,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Volume IX,1941,p.199.
35.“资本家”在初版中只出现了3次。
36.这篇文章的具体内容不详，此处是根据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反应所作的推测。
37.“顺势疗法”是指“‘真正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即对苏联社会主义的隐喻Schmidt,Alfred;Noerr,Gunzelin Schmid（Hrsg.）：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18：Briefwechsel 1949-1973,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 GmbH,1996,S.71，见编者注。
38.Schmidt,Alfred;Noerr,Gunzelin Schmid(Hrsg.):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8: Briefwechsel 1949-1973,Frankfurt am Main: S.FischerVerlagGmbH,1996,S.70.
39.„Kommentar zu den Textvarianten,“in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5:›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und Schriften 1940-1950,herausgegeben von Alfred Schmidt,Gunzelin Schmid Noerr,Frankfurt am Main: S.FischerVerlag GmbH,1987,S.457.
40.Schmidt,Alfred;Noerr,Gunzelin Schmid（Hrsg.）：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6：Briefwechsel 1937-1940,Frankfurt am Main：S.Fischer Verlag GmbH,1995,S.746，见编者注。
41.“弗利茨”是波洛克的昵称。
42.“那篇文章”是指《权威主义国家》。
43.Schmidt,Alfred;Noerr,Gunzelin Schmid(Hrsg.): Max Horkheimer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7: Briefwechsel 1941-1948,Frankfurt am Main: S.Fischer Verlag GmbH,1996,S.55.
44.Horkheimer,Max;Adorno,Theodor W.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New York: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1944,S.150.
45.箭牌与洛克菲勒均为美国的垄断企业。
46.Horkheimer,Max;Adorno,Theodor W.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New York: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1944,S.200;Horkheimer,Max;Adorno,Theodor W.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Amsterdam: Querido Verlag,1947,S.193.
47.前文在叙述写作过程并提及这篇论文时根据时间线原则采用了英文版的标题“理性的终结”，但此处将分析并引用译自德语版的中文译文，因此在提及该文时采用德语版的标题“理性与自我保存”。
48.马克斯·霍克海默：《理性与自我保存》，徐蕴涵、李乾坤译，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6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7页。
49.马克斯·霍克海默：《理性与自我保存》，徐蕴涵、李乾坤译，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6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8页。
50.Martin Jay,The Dialectic of Imagination,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253.
51.Douglas Kellner,“The Frankfurt School Revisited: A Critique of Martin Jay’s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New German Critique,No.4,1975,pp.131-152.
52.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文贯中、魏章玲译，高铦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53.Beyer,Wilhelm Reimund: Die Sünden der Frankfurter Schule Ein Beitrag zur Kritik der›KritischenTheorie‹,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Marxistische Blätter GmbH,1971,pp.24-25.
54.交换原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同一性强制的体现。本文第一部分提到了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同一性批判，但这并非阿多诺对同一性的全部看法。在其1969年留下的纲领性短文《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Zur Spezifikation der kritischenTheorie）中，阿多诺指出，在交换原则的理性中同样存在自由和平等的因素，哈贝马斯摆脱了交换原则的经济学语境，而走向了主体间性的交往行为理论。
55.李乾坤：《批判与建构的冲突——论阿多诺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格局》，《江海学刊》2018年第4期，第225—231页。
56.该访谈于2023年1月30日发表在德国左翼媒体nd（Neues Deutschland）网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