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关于现代性批判的“三位一体”——以施密德对三元空间辩证法的解读为例1
陶惠娟2
（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
列斐伏尔一生以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三位一体”思想为主线来诠释日常生活批判，其前后思想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即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批判转向了现代性意义的社会批判，《元哲学》就是这一转折的关键点。总体性革命的接连失败导致了现代性的不断发展，重新审视总体性革命成了一种迫切需要。在此过程中，列斐伏尔阐明了一种新的辩证法，旨在以尼采思想的方式改变世界，将马克思试图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理想从政治变革转为一种艺术创造。这一辩证法全面地体现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形成了三元空间辩证法。本文以施密德对三元辩证法的解读为视角，通过空间生产的“三维一体”还原元哲学的“三位一体”，论证马克思的总体性革命之方法论功能不再依赖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而是要在艺术瞬间中完成新境况的创造，这对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列斐伏尔一生以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三位一体”思想为主线来诠释日常生活批判，其前后思想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即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批判转向了现代性意义的社会批判，《元哲学》即为这一转折的关键点。“在列斐伏尔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成功地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概念去保持其潜能，以帮助我们理解并彻底改变这个日常生活被资本完全殖民化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工业化社会呈现的消费意识形态导致人们陷入日常生活的矛盾中，20世纪欧洲以至世界革命的接连失败导致现代性的不断发展，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革命已不合时宜，重新审视总体性革命成为一种迫切的需要。在此过程中，列斐伏尔阐明了一种新的辩证法，旨在以尼采思想的方式改变世界，将马克思试图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理想从政治变革转为一种艺术创造。这一辩证法全面地体现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形成了三元空间辩证法。
作为20世纪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为城市理论、地理规划、建筑文化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与爱德华·索亚和大卫·哈维在研究倾向4上不同，施密德从解释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哲学来源出发，指出可以把城市空间理论与元哲学认识论联系起来5，而对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的三维辩证理论，最好的理解方式是参照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三位一体。6在施密德看来，列斐伏尔以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思想为基础，提出了极具原创性的辩证法。7具体表现为，继《被神秘化的意识》《辩证唯物主义》之后，列斐伏尔在《元哲学》中提出了以尼采为导向的一种激进批判哲学，阐明了新的三元辩证法。克里斯汀·罗斯（Kristin Ross）、安迪·麦瑞菲尔德（Andy Merrifield）等也呼吁，我们在关注、梳理列斐伏尔著作的整体定位和历史脉络的同时，可以从其独特的元哲学中扩展由此产生的对空间、时间和城市的研究。对此，罗斯与之不谋而合，她以堪称典范的方式对列斐伏尔的元哲学、日常生活批判及其城市和空间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进行了论证。8因此，通过施密德对三元空间辩证法的解读，探寻列斐伏尔为何以及如何转向现代性意义的社会批判，这是本文所要思考并研究的问题。
列斐伏尔
一、“生产”概念中的元哲学
《空间的生产》在20世纪70年代初出版时反响平平，虽然列斐伏尔关于马克思主义、日常生活和城市等主题的著作被广泛传阅，但人们很少关注他对空间问题的思考。后来，“空间转向”开始深入到社会科学领域，空间问题也备受关注，从本质上说，这与城市化和全球化的结合有关。在这种背景下，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的意义在于，它将城市和空间的范畴系统地整合在一个庞大的社会理论体系里，使人们能够在多元层面上理解和分析空间问题。
（一）列斐伏尔关于“生产”的概念之构想
生产，源于“poiesis”一词。“生产”即生成，是一种制造模式，如果说“实践”是相对于人而言的，那么“生产”则与外部的物质世界相关联。列斐伏尔意识到，并非所有的创造都是“生产”，但所有的“生产”都是创造。他认为，现代技术在“生产”以外的领域内运作，与其说是模仿，毋宁说是一种表示或表达，可以从“生产”过程中看出，这是一种实践模式。引起列斐伏尔注意的是，“实践”一词可以用来描述一系列社会活动，特别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活动。转向“实践”是有意义的，但列斐伏尔强调“生产”与创造性的涌动同样重要，“模仿”同样需要理解。模仿是根据一种形式发生的活动，并对这种活动加以补充，马克思认为它可以使模范、亲子关系和从属关系成为可能。“元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可以说是马克思所谓的能动的“家庭”与被动的“亲属制度”之间的关系：“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由较低级的形式进到较高级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有当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9
为了理解这一点，首先有必要走出一个误区，即空间是“存在于自身”而独立于物质现实的认识。针对这一观点，列斐伏尔提出，空间从根本上 与社会现实存在着紧密联系。由此可见，空间“本身”永远不能作为认识 论的出发点。甚至说，空间“本身”并不存在，它是被生产出来的。但是，我们如何把握这个社会空间呢？与大多数当代空间理论一样，列斐伏尔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概念出发。空间代表同时性，是社会10现实的同步秩序，另一方面，时间是指历时秩序，从而也是社会生产的历史进程。空间和时间并不是纯粹的物质因素，它们不能简化为纯粹的、先验的概念，而应当被理解为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列斐伏尔将它们视为社会产品，因此，它们既是社会生产的结果，也是社会生产的前提。因此，空间和时间并不具备普遍存在的意义，它们从社会中产生，只能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被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空间和时间具有历史性。
空间何以产生？施密德理解的核心要义就是，空间的生产可以被辩证地划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维度或过程，它们也可以被称为空间产生的共振瞬间。一方面，它们指的是“空间实践”（La pratique spatiale）、“空间表征”（Les representations de l’espace）和“表征空间”（Les espaces de reprèsentation）的三位一体，另一方面，它们指的是“感知的”“构思的”和“居住的”空间。这个平行的系列指向双重的空间构造方法：一种指向现象学，另一种指向语言学或符号学。施密德指出，迄今为止，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有三个方面一直被忽视。第一，以“三位一体”的辩证法为主线。列斐伏尔在他几乎所有著作中发展了一种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在每个方面都是独立的。它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三足鼎立，基于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三者思想的“三位一体”。第二，语言理论的融合。列斐伏尔在学习尼采的同时发展了自己的语言理论，读者在阅读并理解他的作品时几乎从未关注过这一事实，正源于此，他第一次意识到用自己的语言理论阐释三元辩证法。第三，法国现象学的影响。海德格尔对列斐伏尔作品的影响早已被广泛关注，但是，法国现象学家莫里斯·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和加斯东·巴什拉尔（Gaston Bachelard）在很大程度上也作了相应的贡献。在施密德看来，关注这三个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充分地理解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11
然而，在施密德看来，这三个维度却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其存在意义只有在一个整体的语境中才会清晰地显现出来，换句话说，只有在列斐伏尔的全部著作中才能重构。要理解这三个维度，必须从具体的辩证法开始。
（二）基于唯物主义的辩证思维
继黑格尔辩证法之后，列斐伏尔的辩证法也从概念层面界定。在他看来，一个词只能通过与其他词义的关系来把握，然后再进行对其本身的否定。因此，假设一个对象，也就意味着总是假设它的对立面，也就是说，这个词只有从它与其对立面的辩证关系中才能获得同一性。第三项由此产生，否定和体现了另外两项。因此，关于一个词的定义引发了众所周知的自我运动情形：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一个假定的词经过了肯定，本身也包含否定的否定。两个词在它们内在联系的基础上相互影响产生新的定义，即第三个词。第三项通过否定第二项来反对第一项，从而通过克服第一项中不完整和有限的内容进行弥补。
列斐伏尔之所以批评黑格尔的辩证法，大致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反对其理想主义观念。对黑格尔来说，辩证运动发生在概念的层面上，因此只能发生在精神世界里。列斐伏尔指出，这种辩证法不能应用于现实。从本质上说，矛盾的生活绝非依靠想象而来，而是真实存在。所以，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握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矛盾。由此，列斐伏尔遵循马克思的观点，首要考虑的不是思想，而是社会生产的物质过程。第二，他反对黑格尔构建的辩证“体系”。在系统化的哲学里，黑格尔沉浸于“封闭”的过程，从而葬送了他自己最有价值的方法。“在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之前的每一个想要包罗万象的‘体系’（希望是哲学的，所以是系统的和自圆其说的），不过是使用无意识的社会范畴来把握整体。”12这种思想阻碍了人的解放，因为它倾向于支配实践，从而使自己与权力结盟，甚至成为权力本身。这种对实践力量和抽象力量，即思考、写作和话语的批判是贯穿列斐伏尔整部著作的主题，这也是他对当代哲学和科学猛烈抨击的基础。
黑格尔
列斐伏尔眼中的辩证思维有何特别？它认识到，社会现实以矛盾为特征，只有理解了这些矛盾才能理解社会现实，辩证法的核心定义是矛盾 的升华，即德语“das Aufheben des Widerspruchs”。“Aufheben”一方面意味着否定和克服，另一方面，旨在强调更高层次。这种分歧在大多数翻译 中完全消失，例如法语“dépasser”意为超出，英语“transcend”或“sublate”意为超越或消除。黑格尔正是因为其令人眼花缭乱的多义而使用“Aufheben”这个概念的，认为它抓住了辩证的思想和过程。与二阶逻辑或形式逻辑相反，在辩证法中，不可能建立明确的关系，也就是真假逻辑命题联系的规则。正如形式逻辑所示，没有命题可以同时是真与假，列斐伏尔认为：“如果我们考虑内容，如果有内容，一个孤立的命题既不是真也不是假；每一个单独的命题都必须超越自身；每一个有真实内容的命题都是真与假的，如果它被超越，就为真；如果它被断言为绝对，就为假。”13这句话是理解列斐伏尔修辞手法的关键，他在回答一个自己提出的问题时，总是用“是”和“不是”来回答。
列斐伏尔认为，矛盾的扬弃并没有达到它真正的最终状态或目的，而是转化为另一面——它被克服了，但同时又根据这种两面性得以保存和进一步发展。14因此，这种激进意义上的扬弃并不意味着找到更高的甚至是终极真理。矛盾的出现趋向于矛盾的解决，但矛盾的解决不仅是对旧矛盾的否定，而且是对旧矛盾的保留，使矛盾达到更高的层面，也就蕴含了新矛盾的根源。这种对辩证法的理解，其特征是对动态发展的历史的解释。列斐伏尔说运动是一种超越，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超越、扬弃意味着一种历史运动。当然，列斐伏尔并没有就此止步。从唯物主义的角度上说，扬弃的概念是指一种行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实现、一种成为。列斐伏尔认为，在否定与保留这两种决定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即通过行动实现计划的可能性。逻辑和理性、连贯的规整式话语不能捕捉到创造性行为中扬弃的形成和运动过程，因为创造力不能被完全定义，不能被彻底确定。因此，在扬弃的过程中，总是存在着失败的风险，但与此同时，也有可能出现希望。这清楚地表明，列斐伏尔的辩证法有不同的思想来源，不仅仅源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扬弃”，最重要的是还有一部分来自尼采的创造性的实践，即“克服”。列斐伏尔经常使用“超越”（dépassement）这个词，通常作为德语“Aufhebung”的翻译。“Aufhebung”由黑格尔使用并由马克思发展，有一系列众所周知的含义，包括看似矛盾的“提升”“否定”“保留”和“废除”，与尼采的“Überwindung”即“克服”概念同义。
（三）“三位一体”的辩证思维
黑格尔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基于相互矛盾的两项要素，而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则假设了全部的三项要素。每一个要素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命题，都可以指向另外两个命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命题，就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列斐伏尔的“三位一体”辩证法并不像黑格尔辩证法那样以合成的方式结束，它将三个模式联系在一起，这些模式彼此不同，并非在一个合成过程中协调，而是以互动、冲突或结盟的方式存在。15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指出，“三位一体”顾名思义就是指三个要素，而不是两个要素。两个要素联系在一起就可以归结为对立、矛盾。这种二元论式的关系向来是有重要意义的，如反响、反射、镜像效果。哲学发现很难走出主体和客体二分这样的二元论的窠臼，或者诸如笛卡尔式的思维和广延的二元论，康德主义式与后康德主义式、新康德主义式的自我与非我的二元论。当然，这种“二元论式”的理论家们与摩尼教式（Manichaean）16的二元对立的宇宙观毫无共性，他们的二元论完全是精神性的，把生活思想与社会，即自然与社会中如生命体验性、知觉与构思中的一切事物都抽离出去。由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已经从这种“紧箍咒”中挣脱出来，哲学家们受其影响，反过来假设一种“中肯的”（pertinentes）二元性，打着专业化甚至透明化的科学名义，按照一种对立体系，用对立的方式知性地规定。这种体系既不能说是具有实质性的，也不能说无足轻重，可以说是一种“完备的”体系，其合理性是被预设的，并求助于一种思想的严格性与自我证明性。这种范式显然具有一种魔力，仅仅借助于一种表达手段，便能将含糊不清的东西变成清晰可见之物，而将处于阴影中的“事物”带向光明世界。17因此，列斐伏尔设想了一个新的、三维的或“三位一体”的辩证法，三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每个要素相对于其他而言有着相似的地位。在列斐伏尔看来，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相互联系使辩证法的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极具重要意义。
马克思
列斐伏尔著作中关于辩证法的基本定位可以理解为社会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矛盾，而元哲学的主要目标就是重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联，修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可以肯定，元哲学的对象十分明确。这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8这就是所谓的“元”，意为“之后、超越”，也是马克思所提到的“变化”（verändern）。如何改变？答案是加入诗歌，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元哲学思想试图重建一个整体，将诗歌与哲学重新统一进行实践。
列斐伏尔强调元哲学的计划需要黑格尔最强大的“合题”及其激进的批判，这个批判一方面植根于马克思的社会实践理论，一方面来源于尼采的艺术、诗歌、音乐和戏剧。19在列斐伏尔看来，艺术作品本身就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在克服工作和玩乐之间矛盾的斗争过程中，列斐伏尔关心的不是高雅的艺术，而是日常生活中的诗歌、生活的艺术：“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的理性与尼采的思想以正当的理由相结合。”20因此，列斐伏尔归纳出一种全新的三维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实践和尼采的艺术对黑格尔进行激进的批判。所以，列斐伏尔旨在以尼采思想的方式改变世界，将马克思试图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理想从政治变革转为一种艺术创造，这就是他心目中元哲学的最核心的含义。
二、语言学与现象学的三元空间辩证法
施密德在《城市、空间与社会：列斐伏尔与空间生产理论》中梳理了列斐伏尔极其复杂的三元空间辩证法：第一块领域是以一种实践感知推算出来的自然与物质性的物质领域，第二块领域是通过数学和哲学的内容来规定逻辑抽象物的精神领域，第三块领域是乌托邦的、想象的与欲望的社会领域。21按照他的理解，空间的生产分为三个辩证联系着的维度，一方面指“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的三位一体，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知、构想和直接的空间。换言之，一方面归于语言或符号理论，另一方面则关乎现象学。
（一）语言学的三元辩证法
在施密德看来，“空间实践”“空间表征”和“表征空间”这三个概念都是基于列斐伏尔自己的三维语言理论。他的语言理论有两个特点，一方面以基本的三维辩证结构为基础，另一方面在于它面向尼采的“象征性”维度。区别于三维语言理论，空间生产理论力求涵盖整个社会实践，而不仅仅是这种实践的部分方面。列斐伏尔认为，只有尼采才正确地提出了语言的问题，从实际的口头语言出发，并从一开始就把意义与价值观和知识与权力联系起来。列斐伏尔特别强调，尼采的作品中包含激进意义的 “隐喻”（metaphor）与“转喻”（metonymy）——两个曾经是古典的却又被庸俗化的概念。在他看来，尼采更多地是一位语言学家而不是哲学家，他是作为一位诗人来接近隐喻与转喻。列斐伏尔认为，对于现代语言学派来说，他们受索绪尔的启迪，这两种说话的修辞手法已经超出了原初语言的范围，这与希腊语的前缀词meta-（元，也译为“事后的”）的意义相一致。在尼采的思想中，“元”是用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来理解的，隐喻和转喻则表现为一种最朴实、最简单的语言。对于考夫曼（Sarah Kaufman）来说，语言总是已经是隐喻和转喻的，尽管如此，考夫曼还是认为，这些手法只适用于概念。概念是在对本来并不相同的事物进行同一化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即它是一种转义或转喻。语言囊括了工具精确化和真理集聚化的功能。22也就是说，一种语言的词汇只给我们提供事物的隐喻，而概念是从对不相同事物的识别中产生的，因此也就产生了转喻。
那么，语言究竟是什么？列斐伏尔引用尼采对真理的定义予以回应，它是“一群活动着的隐喻、转喻和万物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它们在长时间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23。列斐伏尔认为，隐喻和转喻最初也是经使用后才成为修辞的行为。因此，他把社会理解为一个由概念、形式和规则构成的空间建筑，抽象的真理凌驾于感官、身体和欲望的现实之上。换句话说，他认为，行动中的语言总体上要比语言本身更重要，话语要比语言体系更具有创造性。
由此，列斐伏尔得出结论：第一，隐喻与转喻本不是修辞手法，至少在起初并非如此，它们是“变成”修辞手法的，也就是说，它们实质上是行为，而且是解码行为，其所解释出来的并不是已有的东西，而是可说的东西——简而言之为语言。言语活动或者是语言行动的出发点是身体的变形。“空间的表征”与“表征的空间”利用这些“修辞”而使空间领域达到了“中立化”的地步，因为它们也倾向于蒸发空间的抽象部分，使其消散瓦解，然后处于一片明亮与透明（视觉的与几何学意义上的）的境界之中。空间的生产——这场巨大的运动牵动了多层关系：一方面与理性（逻格斯）相关，以类比和演绎的手法进行推理，另一方面与社会结构相关，社会结构反过来与政治结构联系在一起，即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要素——形式、功能与结构都有其复杂的空间性关联。
列斐伏尔构建并发展了关于社会现实的三维模式。物质社会实践作为生活的起初构成第一模式，也是理论分析的起点。它与第二个模式——知识、语言和文字相矛盾，列斐伏尔将其理解为抽象和具体的力量。第三个模式作为战胜死亡的超越形式，是诗歌和欲望。然而，列斐伏尔并非仅仅停留于这种超越和诗意的升华，他不再沉溺于形而上学，而是重新回到实践和活动中。这样就出现了一个三维辩证的模型：物质社会实践（马克思）、语言和思想（黑格尔）和创造性、诗意的行为（尼采），三者紧密地、辩证地联系在一起。不过，列斐伏尔在后期的著作中才明确地定义了这种三元辩证法，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辩证法是长期潜在的“地下式”发展，后来才逐渐完全呈现在公众面前。他认为，这个独特的三维模式是他在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对辩证法的进一步发展。24根据列斐伏尔的观点，黑格尔三位一体的“论题—对立面—综合”旨在解释形成的过程，其实那是一种幻觉，因为它只构建了一种表征。与此相反，马克思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位一体声称产生了生产的过程，但并没有实现。在列斐伏尔看来，似乎并没有像这种辩证法所不能理解的那样有许多不可逾越的鸿沟，他提出了自己的“三元”辩证法，即三种价值分析，假定了三个具有同等价值的时刻，它们以不同的关系与复杂的运动相联系。列斐伏尔的主张不再是生产的解释，也不是生产的产生，而是生产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发现了一个由可能性、不确定性构成的新领域。
（二）现象学的三元空间辩证法
如前所述，“感知的”空间、“构思的”空间和“生活的”空间这些概念源自法国现象学，尤其是巴什拉尔和梅洛庞蒂。然而，与这些方法相比，列斐伏尔始终坚持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于是，认识论的视角就从思考、行为和经验的主体转向其社会产生过程。将这种现象学方法应用于空间的生产，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社会空间不仅包括具体的物质，而且还包括思想观念和情感——一种“体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指导和代表它们的思想，没有投入这种物质上的活生生的体验因素，物质本身或物质实践本身就不存在。纯粹的思想是纯粹的虚构；它来自世界，来自存在，来自物质，也来自生活经验。纯粹的“经验”归根到底是纯粹的神秘主义，它没有实在，没有作为其基础的肉体的物质性，没有内部的构成来表达它的思想，因此也就不会有社会的存在。这三个维度构成了空间生产的矛盾辩证统一，空间只出现在三者的相互作用中。空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不断产生和复制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然而，列斐伏尔始终坚持他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需要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也需要扩展、证实和转变。
新的辩证法表现在重复与差异的对立上。生产活动（既指整体劳动即社会劳动，也指分工的或划分的劳动）与一种特殊的产品，就是既独一无二的又作为工具而存在的空间，从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展开角度看，社会分工内部的辩证运动变得越来越复杂，所谓的自然实体的“实在性”空间与所谓的透明的、“非实在性”空间同时呈现于我们的头脑中。就其作为商业发展、货币与资本积累的环境这一点而言，空间表现为一种“实在性”，但这种“实在性”发展即它的生产一旦被跟踪，它便失去其自主性与实体性的一面。25黑格尔主义可以被看作一个体系，其“国家”显示出一种自我生产和自我维持、自我调节的自动体系。现象学，即人类在变化过程中对事物和意识联系的描述之间的一致性与逻辑（包括形式逻辑、连贯性理论、辩证法）以及历史（斗争、暴力、战争和革命），并非笛卡尔式的。列斐伏尔认为，在此种语境下，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标签，只有过时的教条主义仍然试图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找到一个同质的教义体系。马克思并不认同哲学，哲学家所设想的理性和真理在国家中实现，并在有约束力的制度体系中消失。在他看来，只有通过工人阶级彻底的反思来实现哲学。哲学的实现与实践相一致，无产阶级通过超越传统哲学、超越自我展现了历史无限的可能性。因此，政治上的断裂意味着哲学与古典哲学的决裂、认识论与意识形态的决裂。26与马克思一样，尼采认为“异化”揭露了一些可怕的蜕变，首先是历史的间接结果变成形而上学的真理，然后是关于身体的思想。之前神学、道德、历史的“价值”都消失了，对“现在”的把握与神学和哲学问题而非起源问题有关。身体的力量是未知的。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曾经这样概括列斐伏尔的哲学的实践观内涵：“对人的本质的体验与创造：自我的现实化，包括城市的创造、绝对爱的观念、精神分析、改变生活的决定，简而言之，新的境况的创造。”27在列斐伏尔看来，人类的实践并不局限于通过重复的工具性活动（生产）而对外部自然的一种功用性改造，它还包括“爱、激情，身体，感受—充沛过剩的创造力、冲动激动与想象实践……诗创活动”28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三者之间达成了共识，不再是摇摆不定的、忽明忽暗的意识形态，他们就像一束光穿透云层，照耀在社会和政治实践的上空，至此为19世纪末向20世纪甚至更远迈进作出了贡献。29
三、现代性批判的“三位一体”
如今，学术界对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辩证法意见不一，但或多或少都承认其三维要素的内在联系。创造性地借鉴了列斐伏尔诸多概念的大卫·哈维，也对列斐伏尔理论的三维性质疑：“如果认为经验、感知和想象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不是因果决定的，那就太模糊了。”30然而，正是这种辩证理论帮助列斐伏尔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局限。据列斐伏尔推断，这个问题形成了空间生产理论和“空间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分界线，后来由哈维进一步发展。爱德华·索亚的解释在地理领域内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31，与列斐伏尔的三个空间图式相对应，索亚也区分了具体的空间“认识论”，这些认识论分别研究第一空间、第二空间和第三空间。列斐伏尔并不选择从三个独立的空间出发，取而代之的是三个辩证的、相互关联的生产过程。
虽然索亚反复引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但归根结底，他的空间理论与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并不相同。斯图尔特·埃尔登（Stuart Elden）也很难接受列斐伏尔的辩证法，在对索亚的批判中，他指出列斐伏尔的概念既不能取代辩证思维，也没有将空间注入辩证法。他将列斐伏尔的论题与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倾向于对历史变化进行线性的、目的论的阐述，认为“第三项不是辩证法的结果”。也就是说，辩证法不仅是两个相互冲突的术语的解决，还是一个三方互动的过程。然而，这种结构是否仍然可以称为辩证结构有待商榷，因为辩证思维从根本上建立在矛盾的动态基础上，并不局限于活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埃尔登声称，列斐伏尔的“超出”（dépassement）更多的是尼采式的“克服”（Überwinden），而不是黑格尔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扬弃”（Aufhebung）。32
施密德通过对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分析和重构，得出如下决定性的结论：空间生产的三个维度本质上具有同等的价值，这些维度中没有一个可以作为绝对的起源，即使单独作为“论点”，也无特权可使用。空间一直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因为它一直与时间关联，是不断产生的。不过在施密德看来，这仅仅是一种“空间辩证法”的观点，具有误导性，是列斐伏尔在不同领域适用的普遍原则。列斐伏尔的语言理论遵循了这种三元原则，并仔细区分了语言的范式、句法和象征维度。此外，形式—结构—功能的“三位一体”在其著作的各个段落中反复出现，“节奏分析”中的“三位一体”也表现为旋律—和声—节奏。如列斐伏尔所言，“我们所拥有的认识论思想，建构了一种抽象空间和有关一个个抽象（逻辑的—数学的）空间的种种思考”33。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本身，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工具，现在这将被视为它所固有的矛盾的体现。于是，曾经在时间中出现的、并通过自身的现实化而表现出来的辩证法，现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空间发挥作用了。”34
这一点通过元哲学下的现代性批判得以证明。列斐伏尔之所以不将三者孤立开，是因为黑格尔、马克思与尼采的学说都不是可以长期存续的单独的理论体系，三者都面临着“风险”。第一，国家的真实面貌并不与黑格尔所描述的相一致。列斐伏尔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认为它看起来像是一座城堡：“现代的规模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资本主义式住宅，周边是各种商店、垃圾场。伟大的风格消失了；美丽的理性建筑，除了缺乏视野和令人窒息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35知识官僚与蛮力是国家的两面，对于黑格尔来说，国家与“国家事务”的正当性从总体上来说停滞不前，备受阻碍。黑格尔主义理论上既承认又指责“国家事务”，它使国家引导成为可能。列斐伏尔指出，在现代社会和国家，为了操纵“人”，信息比知识更重要，这也消除了黑格尔口中国家的人道主义特性。第二，1871年，当巴黎工人开始这场“风暴”时，法国革命大胆攻击并成功击败了“国家”。相比之下，德国社会主义在拉萨尔的影响下接受了国家的存在。事实上，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的胜利意味着该运动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取而代之的是“拉萨尔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从属于国家的哲学。然而，马克思却想要把真实和可能结合起来，把依靠历史的科学和对未来的开放结合起来。由此，能够迈向可能之路并为未来而战的只有工人阶级，这也包含多种目的并具有一定的意义，包括资本主义的终结、国家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等。因此，这些目的包含了无数的可能性。第三，尽管尼采坚持关注空间的架构问题，但他所关注的并不是暂时性背景下看似变化多端的现象，而是在不同时间中所出现的重复性、循环性和同时性现象。尼采式的空间并不承认空间是历史时间的产物，尼采认为，“我相信作为力的基础的绝对空间。因为我认为空间是有限的和有形的”36。列斐伏尔指出，力（能量）、时间与空间之间的种种关系仍然悬而未决。尼采式的时间，俨然就像出演宇宙悲剧的舞台，作为生生死死循环重复的空间—时间，与马克思主义的时间概念截然不同。马克思所理解的历史的前进过程是由生产力所推动的，并理所当然地由工业、无产阶级和革命合理性指引其前进的方向。37
对黑格尔来说，国家是社会的结构。黑格尔肯定国家作为至高无上的现实和价值，霸权主义是知识和权力的结合。在列斐伏尔看来，国家和民族国家只不过是一种幌子和假象。对马克思来说，国家只是上层建筑，属于历史性的时刻，知识是否从属于权力，国家能否永远存在，这既不明显也不肯定。不过，摧毁国家成为马克思现实计划的核心。具体而言，工人阶级取代资产阶级的霸权，暴力结束国家和政治的社会地位，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永久的社会属性。对尼采来说，尽管国家政党的力量使社会处于从属地位并获得了对艺术的控制，但艺术代表着辩论的保留，是一种抗议的象征，它代表了尼采起义炽热的精神：对国家、社会和道德压力的顽强捍卫。权力意志的斗争取代了理性的历史和辩证法的“颠倒”。黑格尔的“工作—行动—思想”三位一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社会”三位一体和尼采的“冒险—意志—决定论”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元哲学现代性批判的“三位一体”。38
四、结语
总而言之，对列斐伏尔而言，我们目前思考的现实问题是继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分道扬镳后的一种拓展，它虽然包含对哲学的根本批判，但并未丢弃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概念及其重要性。也就是说，体系建构之外的理论才是他所关注和重视的。在三元空间辩证法中，列斐伏尔总结，空间的真理带回了一个强有力的尼采式的声明（并因此而得到强化）：“可是你们有追求真理的意志，让这种意志意味着能让一切变成人能想到者、人能看到者、人能摸到者！你们应当思考你们所感觉到的，一直贯彻到底（Eure eignen Sinne sollt ihr zu Endedenken）！”39列斐伏尔力图继承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三元空间辩证法中也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不可否认的是，通过对现代性的批判，列斐伏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现代主义哲学。在列斐伏尔的牵引下，马克思主义走向了一种更加尼采化的、巴赫金式的狂欢节化的不可取消的“欣喜”与“生活”的方向，未来的社会文明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注释
1.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使命研究”（22ZXC001）阶段性成果。
2.陶惠娟，1987年生，中共党员，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理工大学基地研究员。
3.张一兵：《列斐伏尔：一个文本线索与思想转折》，《理论探讨》2024年第1期，第120页。
4.索亚通过运用空间辩证法理论深入研究洛杉矶城市群，将其成功地解释为后现代地理学家，哈维则运用和发展列斐伏尔理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积累、空间化生产和发展问题。国外关于列斐伏尔研究的倾向与模式，参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17》，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编，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09—415页。
5.Michel Trebitsch,“Préface: Henri Lefebvre et leDon Juan de la Connaissance”, in Lefebvre,Nietzsche,Paris: Syllepse,2003,pp.5-21.
6.Stefan Kipfer,Kanishka Goonewardena,Christian Schmid and Richard Milgrom,“On The Production of Henri Lefebvre”, in Kanishka Goonewardena,Stefan Kipfer,Richard Milgrom and Christian Schmid eds.,Space,Diffrence,Everyday life：Reading Henri Lefebvre,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8,p.13.
7.Christian Schmid,“Henri Lefebvre’s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owards a three-dimensional dialectic”, Bandulasena Goonewardena trans.,in Space,Diffrence,Everyday life：ReadingHenri Lefebvre,Kanishka Goonewardena,Stefan Kipfer,Richard Milgrom and Christian Schmid eds.,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8,p.31.
8.Kristin Ross,Fast Cars,Clean Bod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Reordering of French Culture,Cambridge,MA: The MIT Press,1995,pp.157-196.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354页。
10.这里的社会既不表示“身体”或“物质”的时空总和，也不表示行为和实践的总和。
11.Christian Schmid,“Henri Lefebvre’s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owards a three-dimensional dialectic”, Bandulasena Goonewardena trans.,in Space,Diffrence,Everyday life：Reading Henri Lefebvre,Kanishka Goonewardena,Stefan Kipfer,Richard Milgrom and Christian Schmid eds.,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8,p.28.
12.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69页。
13.Henri Lefebvre,Dialectical Materialism,J.Sturrock trans.,London: Jonathan Cape,1968,p.42.
14.Henri Lefebvre,Metaphilosophy,David Fernbach trans.,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6,p.40.
15.Henri Lefebvre,Rhythmanalysis: Space,Time and Everyday Life,S.Elden and G.Moore trans.,New York: Continuum,2004,p.12.
16.摩尼教，又称作牟尼教、明教，是一个源自古代波斯宗教祆教的宗教，为西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立。其教义认为，在世界本源时，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世界，即光明与黑暗,物质世界出现前，黑暗物质与光明精神互斗，出现后，则是黑暗入侵光明，所以摩尼教反对物质，认为是黑暗。
17.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Donald Nicholson-Smith trans.,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Ltd,1991,pp.37-45.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19.列斐伏尔充分地将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三者相结合用于自己的现代性研究，在此之中，他迅速以黑格尔、马克思和尼采的视角看待现代世界。对列斐伏尔来说，关于黑格尔存在概念的“三重规定”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和尼采对文明的沉思之间的不可容忍的矛盾的处境，也有它的价值，列斐伏尔顽皮地称为“阴影王国”，是一个卓有成效的知识张力，同样将现代世界的矛盾和冲突性质表露无遗。
20.Henri Lefebvre,Metaphilosophy,David Fernbach trans.,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2016,p.129.
21.Christian Schmid.,Stadt,Raum und Gesellschaft.,“in Henri Lefebvre und dieTheorie der Produktion des Raumes”, Stuttgart: Steiner,2005,pp.205-208.
22.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Donald Nicholson-Smith trans.,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Ltd,1991,p.138.
23.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田立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
24.Christian Schmid,“Henri Lefebvre’s Theory of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owards a three-dimensional dialectic”, Bandulasena Goonewardena trans.,in Kanishka Goonewardena,Stefan Kipfer,Richard Milgrom and Christian Schmid eds.,Space,Diffrence,Everyday life：Reading Henri Lefebvre,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8,p.33.
25.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Donald Nicholson-Smith trans.,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Ltd,1991,p.129.
26.Henri Lefebvre,Hegel Marx Nietzsche ou Le Royaume des Ombres,Paris: Casterman,1975,p.21.
27.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的文本学解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35页。
28.同上书，第431页。
29.Henri Lefebvre,Hegel Marx Nietzsche ou Le Royaume des Ombres,Paris: Casterman,1975,p.11.
30.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Oxford: Blackwell,1989,p.219.
31.Kanishka Goonewardena,Stefan Kipfer,Richard Milgrom and Christian Schmid eds.,Space,Diffrence,Everyday life：Reading Henri Lefebvre,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08,p.42.
32.Stuart Elden,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vre,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2004,p.37.
33.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Donald Nicholson-Smith trans.,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Ltd,1991,p.23.
34.Ibid.,p.129.
35.Henri Lefebvre,Hegel Marx Nietzsche ou Le Royaume des Ombres,Paris: Casterman,1975,p.218.
36.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55页。
37.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Donald Nicholson-Smith trans.,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Ltd,1991,pp.22-23.
38.Henri Lefebvre,Hegel Marx Nietzsche ou Le Royaume des Ombres,Paris: Casterman,1975,pp.9 35.
39.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详注本）》，钱春绮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