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方法的结构（上）
莫里斯·戈德利耶
本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
本文节选自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经济的理性与非理性》一书的第二章，该章由戈德利耶于1960年至1964年发表在《思想》（La Pensee）、《经济与政治》（Economie et Poli-tique）、《规划问题》（Problemes de planification）等杂志上的5篇文章构成。本文为戈德利耶于1960年5月和6月发表在《经济与政治》（Economieet Politique）第70和71期的文章，因原文篇幅过长，分为上下两部分。 Maurice Godelier, “The Structures of the Method of Capital”，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p. 130 -195.
作者简介：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1934一至今），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奠基人。
译者简介：周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要
戈德利耶从认识论角度，具体解析了《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他受结构主义方法的启发，将这一叙述方法分解为“假设一演绎法”和“辩证法”两种抽象分析工具。在这篇文章中，戈德利耶通过对《资本论》研究对象及体系结构的细致剖析，着重从“假设的使用”和“演绎运算”两个关键维度，对“假设一演绎法”进行了详细的阐释。戈德利耶指出，马克思通过设定简化的假设，为经济理论的理性分析划定了明确的分析领域，这些假设为逻辑演绎和数学分析提供了基础。在戈德利耶这里，运用“假设一演绎法”，可以剖析经济体系基本经济结构的本质，并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内在逻辑，深化对这一体系内部结构的理解。
《资本论》的方法与《资本论》的内容是不可能分开的。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牢牢抓住这种方法的根源，它就在内容中。内容是什么？它首先是可以被形式化地定义为按一定“顺序”分析的特定“主题”。而这个顺序又是什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顺序？那就属于方法的问题，方法与《资本论》的内容、主题有关。
更确切地说，这一主题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体系的理论，即由历史规定的经济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概念性程序来分析这一体系，这种程序探索内容，并通过使用经济范畴中的特殊概念（例如“商品”这一范畴）来获取对这些内容的理解。
为了揭示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容，马克思采用了这些经济范畴，并按照一定的顺序展开这些范畴，这种顺序反映了体系的内容及其内部组织方式，即体系的规律。这些范畴的顺序“再现”了被分析的经济体系的实际顺序。因此，经济范畴是《资本论》理论的“理想主题”，而实际处理这些经济范畴并将它们相互联系起来的方法，使这一主题形成了一种理论：这种方法将反思转化为理论，并确保了理论的合理性和真实性。
由于这种方法包含了处理范畴的一定方式，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经济范畴？我将其定义为经济结构的概念。它是一种理想化的存在，一个“理想的对象”，是反思意识的产物，这种意识创造了它，以便通过它来观察思维之外的现实，但思维又希望了解这一现实。在我看来，这个定义阐明了马克思的一句话：
“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
正是这种理想主题，被这种方法组织成一套理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与黑格尔的方法进行对比，来确定马克思的方法论特征。这样，我们就驳斥了一种常见的但又含混的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比较。
马克思的方法运用概念，分析范畴，但它并非其所阐述的概念的理论，也不是“概念的逻辑”。它是现实的逻辑，换句话说，它关注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概念所指向的对象。虽然我们将看到，马克思的理论包含了辩证运动，但这并不是概念（Begriff）自我对立并在他者中自我认同的运动。这种辩证法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只是形式上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有相似之处。它与马克思的辩证法相似的地方在于，都涉及对概念、对理想化对象的处理。然而，现实的逻辑并不是概念的理想逻辑。对马克思来说，后者的基础和来源只能是现实，它“再现了”现实。辩证法，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当它不再作为思辨方法的工具时，它便发生了转变，转而成为通向经济现实内容的一种途径。
然而，为了使经济科学能够利用这一经过改造的工具，首先需要进行哲学上的初步阐释，目的是通过批判哲学唯心主义，消除对这一工具的思辨性利用。这正是黑格尔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马克思在谈到这一点时写道：“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
我已经指出，《资本论》的方法问题在于《资本论》在多大程度上是按照一定的顺序组织起来的。我们已经看到，以这种方式“安排”的是一个理想的领域，即一系列范畴。我已经阐明了这些范畴的性质及其功能。我直接避免了对马克思方法的误解，并消除了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混淆。但是，马克思的方法随后表现为一个双重过程——哲学和科学的——的结果，它预设了这一过程并构成了其基础。因此，这种方法的复杂性正是其丰富性的必然代价。
我们现在必须充分说明分析马克思的方法遇到的困难，以便完成我们对它提出的问题的性质的初步考察。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马克思的方法是一种按照一定顺序组织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方法，这种顺序使得《资本论》成为资本主义理论的阐释。那么，这个顺序究竟是什么呢？
马克思从“商品”这一范畴入手，分析了商品交换的条件、货币的存在，随后阐释了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为了解释这一转化过程，他揭示了这种转化的秘密在于一种特殊商品的买卖，即劳动力的买卖。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见证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论》第一卷）。
在对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进行分析之后，《资本论》第二卷继续探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这一过程包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以理解资本积累的理论。
有了剩余价值理论和扩大再生产理论，马克思就可以全面阐述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过程（《资本论》第三卷）。我们观察到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利润，进而转化为平均利润的机制，而平均利润则是利润被划分为企业利润、资本利息和地租的基础。扩大再生产是由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决定的，这一规律揭示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体系的基本结构之间的关系。
概括地说，这就是《资本论》的“逻辑顺序”，它构成了资本主义理论的结构。通过考察这一逻辑顺序，我们立即意识到，资本过程的实际结果——利润，以及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不是直接被研究的对象。相反，首先要研究的对象是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被视为利润的根源，它在后续以利息、企业利润和地租等具体但派生的形式“再现”。为了揭示利润的本质并确定它的性质，研究者必须追溯到利润的起源，然后从这一起源出发，逐步推导出利润的具体概念。通过这一过程的深入探究，利润的范畴最终就变得“清晰易懂”了。
因此，《资本论》的逻辑顺序是：
1.表达了研究者接触目标内容的方式结构（例如：在理解剩余价值的本质之前，理论无法把握利润的本质）。
2.这种接触方式本身反映了所思考内容的特性（例如：利润是一种派生的、“发展的”剩余价值形式）。
《资本论》的方法，和它所体现的思维逻辑，是由它探讨的客观内容所决定的。同时，这一内容的客观真理只能通过某种特定的研究途径，即通过理论思维向客观现实的某种特定推进方式来揭示。
《资本论》方法的这种循环性实际上是所有理性认知、所有理论共有的特征的例证。任何知识都是通过某种揭示它的方法才被发现的，而这种方法之所以能成功地揭示出其内容，只是因为它与它所揭示的内容相适应，并在这一内容中找到了根基。因此，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分析《资本论》方法的困难，同时我们也能更深刻地理解了这种方法是如何被决定的。
因此，困难在于，这种方法既反映了研究者的主观探究方法，也体现了他所研究的客观内容。归根结底，是内容为方法提供了“基础”，因为虽然方法体现了思维过程所采用的程序，但思维过程本身表达的是所思考内容的性质。
当我们试图界定研究者的主观探究过程的性质时，这一点就变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在《资本论》的方法中看到了这种主观过程的结果，这引导我们面对马克思方法中产生的最后一个难题。一旦我们分析了这一难题，马克思的方法将在其抽象结构和所面临的问题上得到明确的定义。
莫里斯·戈德利耶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实际上已经掌握了他理论反思的基本成果。自1844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他的研究，并于1859年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这要比《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早了数年。因此，《资本论》的方法并不是发现结果的方式，而是呈现结果的方式。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正是这种呈现方式赋予了《资本论》的理论统一性，确保了其合理性和发展性，并使读者能够“理解”它。马克思理论的真实性，一方面可以在其发现过程中找到证据，另一方面也可以在随后的实践检验中得到证实。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完全意识到了他方法的性质，他写道：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通过叙述方法，构建一个“系统化”的理论成为可能。但是，这种理论的构建只有在真理已经被发现、被掌握，并且内容已经被阐明之后才得以实现。同时，也是通过这种方法，理论的真理性才能得到证明。因此，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在形式上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却具有一致性。
因此，《资本论》的方法不仅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理想构建和“演绎”成为可能，而且还确保了这种“演绎”过程的合理性。因此，对马克思方法的阐释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内容理解的另一面。由于篇幅限制，我显然无法在一篇文章内完整解释整个理论。同时，我也不能忽视其内容的重要性。因此，我将把理论内容作为分析的背景，并假设读者对它已经有所了解。
这标志着结束了我研究方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使我们得以“认识”到《资本论》方法的抽象结构，并阐明了分析这一方法所涉及的问题的性质。我们了解到，方法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内容构成了经济范畴的理想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对象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的，这种顺序由方法决定，而方法又由内容决定，这种循环性是研究马克思方法时的主要困难，但当我们掌握了这种方法的特殊功能——即在此处的叙述功能——时，困难就迎刃而解了。
现在，我们可以着手分析马克思方法的具体结构：但我们现在已经明白，这些结构必须确保理论的统一性、合理性和发展性。我们将具体观察它们是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
一、“假设—演绎”法
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规律进行“叙述”，是通过两种不同的程序来实现的，或者至少，正如我的结论所展示的，是通过两种不同方法综合统一的程序实现的。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暂时将这两种方法视为不相同。我们将第一种方法称为“假设—演绎”法，第二种方法称为“辩证法”。
1.“假设”的使用
《资本论》的分析通过理想化的假设进行，这些假设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资本论》的分析建立在一个简单假设上，这个假设预先限定了分析的范围，同时又使得分析过程能够进行“自我组织”。
马克思研究的内容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他不是在研究某个特定国家或特定时代的资本主义，而是在探讨那些赋予资本主义以明确经济“体系”特征并使其具有典型的统一性和同一性的经济关系的本质。这种生产关系只包括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也包括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
因为在这里只有两个阶级：只能支配自己劳动力的工人阶级；对社会生产资料和货币拥有垄断权的资本家阶级。
一旦确立了这一简单假设，便能够进行严谨的逻辑推演了。因此，理论上构建的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完全符合经济现实中的对应关系：
“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着近似的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
这一总体假设使研究对象能够展现其真实的本质。因为在具体的现实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未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真实的本质往往只能通过那些掩盖甚至是与其相矛盾的现象来间接展现。
通过设定假设，思维能够构建出经济结构的纯粹理论，并把握其本质：形成对这些经济结构的概念性理解。现在我们理解了，为什么理论需要把政治经济的范畴概念进行系统化的组织。
“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
这已经揭示了《资本论》中对现实的所谓推论的实质。实际上，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这仅仅是理性认识综合方法的表象。
（2）我举例说明了马克思方法的一般性程序：这一程序在整部著作的每个阶段都会重现。还有其他一些假设，虽然也是普遍性的，但并不具备我已经解释过的第一个假设所具有的整体性。下面是两个这样的例子。
在《资本论》的第一卷、第二卷以及第三卷的开头，为了便于运用价值理论并将之应用于生产理论，马克思提出了一个假设：
“不仅要假定，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交换，而且还要假定，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没有发生任何价值革命。”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提出了简单再生产的假设，并且用了大约一百页的篇幅加以阐述；然而，这个“简单再生产的前提是I（v+c）等于Ⅱc，这个前提同资本主义生产是不相容的……”他在这篇分析的开头就提醒我们：“简单再生产……就只是表现为一个抽象……一种奇怪的假定……”尽管如此，为了分析与资本主义体系相适应的再生产模式：即扩大再生产，这一假设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简单假设在操作上是必要的，它使其他推理过程成为可能。这种方法确保了理论的严谨性和一致性，并构成了证明体系的重要方面。在思考的每个阶段，研究者可以选择进行或不进行某些“演绎”的权利。以下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里……我们假定……因此，我们暂时撇开……”
（3）书中最常见的假设类型是第三种，它在某些方面与其他两种假设相似，但区别在于这类假设的应用范围相对狭窄。这类假设涉及对经济结构间的某些功能关系进行研究，这些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进而调整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每个这样的假设都关系到一个或多个变量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可以是连续发生的，也可以是同时发生的。
其中，P′ = 利润率；s′ = 剩余价值率；v = 可变资本；C = 总资本 = c + v；c = 固定资本。
马克思继续设想等式中一个或多个项的变化情况：
① s′不变，v/C变化（存在四种可能的情况）；
② s′变化（存在两种可能的情况）；
③ s′、v、C均变化（存在五种可能的情况）。
这种假设的运用使数学计算得以实现。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必然导致数学模型的构建，这些模型用数学分析、计算代替了定性的概念分析。概念分析为我们提供了结构的定义，而这些结构作为大小和数量，其在经济理论中数学分析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曾计划建立一套经济学的数学理论。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分析两个变量间的关系时，发展了一套关于一系列简单数学关系式和不等式的均值理论。在研究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的章节中，他指出“首先要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
因此，这类假设提供了使用计算的初步形式可能性——当然，这仅在被分析的结构可以量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的思想为构建“模型”和运用《资本论》出版以来发展的数学工具提供了可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些尝试。
例如，克莱因（Klein）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数学模型，并将之与“古典的”和“凯恩斯的”模型进行对比。他的研究显示，马克思主义模型比简化的凯恩斯主义模型（在凯恩斯模型中，货币数量和利率并不作为变量加以考虑）更加完整。然而，克莱因的马克思主义模型并不是一个动态模型，且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全忠实于马克思的理论原意。
查尔斯·贝特海姆（Charles Bettelheim）在《经济应用评论》（Revue d'Économie Appliquée）中提出了一个模型，该模型旨在明确利润率变化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系。这个模型借鉴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发展的类似概念，从而拓宽了《资本论》的研究。
查尔斯·贝特海姆
通过构建数学模型，我们能够以曲线的形式对经济运动进行符号化表述。例如，在《资本论》手稿中，对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s'-p'）之间的差额进行了详细的计算。这种差额有些有趣的特点，其变化趋势揭示了两种比率相互分离或趋近的情况。基于这些，我们可以绘制出相应的经济运动曲线，并研究它们的交点或间距。
因此，假设的使用让我们能够进行计算，从而掌握经济系统运行的某些规律。
需要注意的是：①如果一个确定的变量A对应一个概率分布的价值B，那么这种关系可能是随机的。在这种情况下，将构建一个“概率”模型：A是价值B集合的函数；这种模型更贴近现实，因为它考虑了概率的不确定性；②对变量变化的假设建立在对这些变化发生时间的假设之上。如果对时间的假设不同，那么对这些变化的分析也会相应地发生显著变化。
再次以《资本论》中的一个例子来举例，s′和p′之间关系的研究是在一个假设框架内进行的，即假设资本周转时间对s′的影响。马克思明确指出：“我们暂时完全不考虑这个因素。”恩格斯补充说，马克思的这一简单假设使公式：
“严格地说，只是对可变资本的一个周转周期来说，才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看到，引入关于经济时间的其他假设，可能会促使马克思构建一个动态的数学模型，或者至少会促使他使用微积分这样的数学工具。
因此，我们的分析能够展示《资本论》理论方法的若干重要方面。
简化假设是有必要的，以实现：①在理论上构建科学分析的领域；②在这一领域内，确定经济结构的概念及其规律，发展经济范畴；③在这一领域内，和这些概念界定的框架下，进行数学计算，运用可操作的形式主义和象征主义。
简化假设使严格的程序成为可能，赋予经济理论以合理性、统一性和广泛性，并具体实现了我们对方法的抽象要求。通过运用简化假设，我们能够促进反思的连贯发展，换句话说，即理论的发展，并推导出系统运行的某些规律。
因此，我们得以进行方法所允许的演绎操作。然而，分析的任务现在变得更加微妙了，因为我们正处于《资本论》论证结构的核心。
2.演绎运算
演绎运算可以分为几种类型：
（1）第一种类型包括一系列局部的演绎，这些演绎基于第三类假设，即同样是局部性的假设。如果我们再次以马克思对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关系的研究为例，就会看到，这能够确定多种结构上的可能性。在假设s′、v和C为变量的情况下，可以推导出以下结论：
“因此，从所有以上五种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率降低或者提高，利润率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提高或者降低，利润率可以降低；剩余价值率提高或者降低，利润率可以不变。至于剩余价值率不变，利润率也可以提高、降低或者不变，这一点我们在第Ⅰ节已经讲过了。”
这一结果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展示了如何推导出经济系统的规律以及可变结构之间的联系模式。这里推导出的是，取决于系统结构必然性的运行可能性。现实总会“实现”一种特定的运行情况，这种运行情况会“表现”为系统可能性之一的实现。然而，这些可能性是基本经济结构可变组合的结果，而这些基本经济结构本身的必然性是预先定义的。
这种必然性的分析不是通过计算得出的，而是通过概念的构建来完成的。在变量成为计算和符号构建的对象之前，它们已经被定义了。这些变量是通过与它们相关的范畴的构建来定义的。如前所述，这种构建是通过第一类和第二类总体假设的设定来实现的。因此，结构上的“可能性”取决于结构上的“必然性”，正如局部假设被总体假设所包含。可能性与必然性是相互联系的。
理论构建了一个复杂的思维结构，一个必然性和可能性的混合体，使我们能够从必然性和偶然性两个方面来描绘现实。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抽象的理论思维将经验中的现实转化为“实现的可能性”。因此，它使我们能够在这些混乱且瞬息万变的表象背后，把握构成这些表象起源和意义的结构。
因此，这一理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领域，使得可能性得以赋予意义，即便这些可能性从未被“实现”。马克思的思想不是通过经验主义的方式进行的，也不是通过晦涩难懂的推理来展开的。它像所有理性思考一样，基于简化的假设来运作，并构建了一个理想的现实“模型”，比如，看看这段重要的段落：
“这只有在工作日缩短1/3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不用说，在工资减少时劳动时间又这样缩短的情况，实际上也许是不会发生的，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利润率是许多变数的函数，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些变数怎样对利润率发生影响，我们就必须依次研究每个变数单独的影响，不管这种孤立的影响对同一资本来说在经济上是不是可能发生。”
因此，我们已经看到，特定的假设使得部分推导成为可能，并揭示了各种可能性。由此可见，特定的假设能够促成局部推导，提示潜在可能，而这些可能又必然受制于更具普遍性的假设所规定的必然关系。数学思维与概念思维相互依存。局部假设被总体假设所包含。现在，我们必须分析这些总体假设所允许的推导的性质。
（2）现在我的任务是尝试揭示《资本论》总体结构的秘密，阐明马克思理论的总体逻辑。在这里，我们触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经济范畴的基本定义，这是概念性思维的工作，旨在阐述经济结构概念。
让我们再谈一谈《资本论》的结构顺序。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一顺序是基于从剩余价值范畴“推导”出某些范畴的。剩余价值作为无形的起点，是企业利润、利息、地租等有形范畴的起源。理论从这一“起源”的范畴出发，发展了这些范畴之间的关系，而这一“起源”范畴为其他范畴的存在和本质提供了基础。因此，为了理解利润的本质，必须通过剩余价值来入手，从而从抽象出发，重新发现具体。
因此，这种方法高度体现了理论思维对所思考对象的处理方式，这种处理方式再现了被分析结构的内部联系，以及它们与共同基础之间的相互关系。
因此，这种方法是一种叙述方法，它涉及从原初结构推导出派生结构，将这些派生结构建立在原初结构的基础上，并说明整个体系是如何相容的，换句话说，说明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统一性和一致性。
这种三重操作使理论构建了资本主义进程的某种“理想的起源”。在思维中，我们能够见证这种其他结构生成某些结构的过程。
因此，这种方法建立了一种从一种结构追溯到另一种结构的方式，使我们能够把握这些结构是如何与其起源相联系的。这种“追溯”并不是再现真实的、历史性的结构形成过程，实际上，一旦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上确立，这些结构就是同时存在的。因此，不能把这种运动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与资本主义的真实起源混为一谈（参见下文对原始积累的分析）。但这种运动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生产体系的一般结构的内在关系和内涵。我们已经开始理解经济理论与历史科学之间的关系，二者相互借鉴，但并不相互融合。真正的历史科学必须是这两种科学方法的综合统一，这就澄清了马克思的以下说法：
“应当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而不是相反。实际上，利润率从历史上说也是出发点。”
让我们继续深入分析，尝试描述在思维领域中，从一组结构回溯到起源结构的这种追溯方式的本质。资本主义体系的这种“理想起源”是如何构建起来的？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利润所采取的不同形式实际上是利润总额的分配形式。利润总额必须先被生产出来，然后才能进行分配。因此，在研究利润如何被分配之前，我们必须先分析利润是如何产生的。
当我们试图弄清利润是如何产生的，也就是说，弄清产生利润的机制的起源和结构时，我们会发现，就其起源而言，利润是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利润既不同于剩余价值，又与剩余价值相同；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利润是从宏观经济机制的集体、整体运作中产生的结构，即从资本主义的真实体系中产生的结构，这是一种作为整体运作的系统。而剩余价值则是在微观经济层面产生的结构，即在资本主义企业运作的层面上产生的结构（设想为独立于它与整个系统关系的影响之外）。
因此，我们就从产品、结果回到了原因，回到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制。理论似乎使我们能够在结构之间理想地产生，我们的思维似乎就在这个诞生过程中，我们来到了一个重要的节点。
这种“起源”实际上使我们能够定义基本的经济范畴，为每个经济范畴给予位置，即与其他经济范畴的逻辑关系。概念之间建立了逻辑关系。我们在范畴中透视了经济结构的本质，而一个范畴与另一个范畴之间的关系则揭示了这一结构的“起源”和基础。
这种关系是一种“逻辑”关系，即它展示了结构之间的必然联系。因此，每个经济结构的本质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以概念的形式来定义，而对其理想起源的澄清则阐明了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
我们理解了为什么经济理论可以而且必须采取逻辑的形式，即它所研究的经济体系的内在逻辑。因此，我们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通过概念进行的经济思维的起源，以及它所探索的领域的本质——即由它定义的必然关系，这样做同时也开辟了数学分析的领域，即那种通过计算进行并决定系统功能潜力的思维领域。
这里的“逻辑”并不等同于“辩证法”。可以说，它是从简单（剩余价值）走向复杂（平均利润）。我们将看到，剩余价值机制的内在矛盾是如何“产生”一系列矛盾，以及资本主义体系的矛盾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将与现在具有辩证性质的逻辑有关，我们将指出这种逻辑的性质和目的。
然而，尽管范畴之间的关系是逻辑的，它也是时间顺序上的，但这种时间顺序是由一种结构与另一种结构之间的逻辑关系完全决定的。《资本论》所遵循的方法是将剩余价值的生产研究，即生产领域的研究，放在分析的起点。生产出来的产品随后被出售，销售所得的收入被分配。但是，收入的流通、交换和分配的前提是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的产品。因此，逻辑关系同时也是时间顺序关系，因为逻辑时间对应于经济过程中的不同时间点。
因此，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时间完全是由经济结构之间功能关系的逻辑所构建的。这种时间是逻辑化的——这意味着这种逻辑化的时间，既是具体的历史时间，同时又不完全是具体的历史时间。在具体的历史时间里，逻辑化时间中的连续性也是同时性的，这对于理解抽象经济理论与具体历史之间的关系来说尤为重要。
马克思实现了从具体到抽象经济理论核心的过渡。为了重归具体现实，他从微观经济学过渡到宏观经济学，即过渡到一种越来越接近具体现实的理论。这就是我们在《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中看到的运动：例如，比较一下这段话：
“我们以前当作同一个资本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变化来考察的东西，现在要当作不同生产部门各个并存的投资之间同时存在的差别来考察。”
通过这种方式，范畴之间的逻辑联系也揭示了经济过程随时间发展的结构。这一过程的节奏取决于构成统一整体的经济结构之间的功能关系。然而，在具体的历史现实中，时间具有两个方向、两个矢量：一个是连续的顺序，另一个是同时的顺序。资本主义企业是按照连续顺序来运作的，但这受到以下因素的修正：
① 资本主义企业总是同时进行着若干次的资本循环。这使得微观经济分析变得更加复杂，需要一个更成熟的模型（参见《资本论》第2卷第15章，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② 资本主义企业总是与社会资本的整体运作相关联。在整个社会层面上，特定过程的全部阶段都是同时发生的。在任何特定的时候，生产、流通、交换等都在进行着。在宏观经济层面，方法需要进行调整。此外，由于在任何特定的时候，生产、流通等都在推动着产品或货币的总量，因此，宏观经济方法可以在计算层面上得到发展。但同时，我们将看到，分析越来越多地采用辩证法方法，以把握作为整体的现实。我们再次看到概念方法与数学计算相结合，这一切都是为了接近现实的宏观经济方法。
我们也看到，为了描述现实，经济理论必须同时在不同层面上使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两种方法。当模型需要重归现实时，宏观经济学方法必须取代微观经济学方法。这种替代是由现实的实际内容决定的，因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单一的”资本主义企业并不独立存在——它只是作为更大整体中的一个要素而存在。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资本论》中为何会以特定的顺序呈现这些范畴。但我们还没有解释理论的实际出发点，即对“商品”这一范畴的分析。我们从“逻辑”起点开始，即剩余价值诞生之时，以此来理解其他结构是如何回溯到这一起点的：但这一时刻并非理论的真正起点。
尽管剩余价值的产生引导我们从生产过程转向产品本身，这看似合乎逻辑，我们现在却注意到，生产过程的分析实际上是在分析产品，即商品之后进行的。为何要这样安排顺序？这是否意味着与我们至今在马克思理论中观察到的严谨性相矛盾？如果我们能够确立这一起点的必要性，我们就能解释理论构建的整个过程，并确定资本主义这一“理想起源”的最后一个方面。
实际上，正是对“商品”这一范畴的分析，才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统一性和内在意义。这不仅没有削弱理论建构的严谨性，反而确保了理论建构的完全一致性。这是为什么呢？
当商品的内在本质被揭示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本质就变得完全清晰了。因为资本主义体系代表了商品生产最发达的形式。“商品”的本质承载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意义”：因此，《资本论》开篇就提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这种方法包括理想地分析被称为“商品”的为人类所知之物的本质，并从这一产品发现该产品生产过程的性质，让人们从物的特性追溯到生产它的生产过程的特性，换句话说，追溯到人类生产劳动的结构。
这种方法从已经形成的事物出发，追溯到形成它的事物。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在马克思和胡塞尔之间进行比较的最精确的基础。但马克思所指的形成活动是人类劳动，换言之，是一种由历史规定的社会关系，而不是绝对意识的超验活动。马克思与胡塞尔之间的比较关系到以相同方式分析对象的本质，使这种本质承载着产生它的社会行为体系的可理解性。在分析形成活动的本质时，马克思和胡塞尔之间的区别就体现出来了。由于无法解释（社会的物质和历史实践）的经验，理想的绝对主体的哲学假设被否定了。马克思为了解释这一形成活动，提出了历史主体既是自身实践活动的产物又是其生产者的哲学假设，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假设。这是马克思著作中哲学、经济理论和历史的一般关系。
但是，这种从已经形成的事物追溯到形成它的事物的回溯是如何具体进行的，这种特殊的分析又是如何与在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析相联系的呢？
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体”时，分离出商品体的两种外部结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使用价值与“人类的某种需要”有关。在此基础上，我们无法把握商品生产过程的特征。使用价值只与人的自然或非自然需要有关，与一种定性的关系有关：“（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如果商品要按一定的比例进行交换，那么不管它们在质的方面有何差别，它们都必须要有共同之处。一旦抛开商品的使用价值，这个共同之处就只能是它们作为“劳动产品”所共有的属性。劳动因而构成了商品价值的物质内容。这样一来，结构分析就能够揭示所分析结构的起源。
劳动如何才不仅能解释价值的物质内容，还能够解释价值的数量？也就是说，如何才能在数量上把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联系起来？劳动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构成这种物质的劳动是社会劳动，即“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此看来，一定数量的商品之所以可以交换另一些数量的商品，是因为这是一定数量的劳动和另一些数量的劳动之间的交换关系，即体现为“凝结的”劳动的价值。
通过对交换价值的起源及其本质的分析，我们能够理解商品的货币形式，即交换价值的货币形式。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货币形式的理想起源是：
“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
货币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它的社会独占权”，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产品交换成为可能。经济理论提供了货币的概念，并阐明了它与商品的交换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是理解货币如何在经济体系中发挥作用的关键。
马克思的方法始终保持着一贯的严谨性。“商品”范畴是“货币”范畴的前提，因为货币是商品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没有商品交换，这种商品的特殊形式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只有在对商品进行分析之后，理论上才能进一步分析货币。这种逻辑关系不仅揭示了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关系，也为理解历史发展提供了理想的指南。这一理论，是否认了一切经验主义的、理性思维的产物。
“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事实上转化为商品。……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
在这一分析层面上，马克思可以同时界定商品的本质，并说明为什么表象会掩盖本质还与本质相违背。因此，理论思维挑战了人们自发形成的对商品天真的、实用的理解。人类劳动的社会属性体现为事物的属性。生产者被他所生产的产品支配，以致无法在其产品中确认自身。人在事物中疏远自己，不再把商品或货币作为社会的、人的对象来把握。科学思想不仅对表象质疑，同时也解释着表象。因此，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作为智力的形式，能够在挑战表象和“常识”的同时，揭示现实社会关系的本质。但是，科学思想的存在需要以商品生产的充分发展为前提。
“要有充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解到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绝没有消除价值量的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
因此，对商品范畴、商品交换价值以及交换价值的货币形式进行科学分析，意味着必须挑战日常实践意识的模式，并要求揭示被隐藏的现实根源。正是人与人之间的某些实际社会关系掩盖了现实。正是他们生产的物和生产的方式，不仅在个体面前隐藏了物的独特本质，也隐藏了人通过劳动产品与自身确立的关系。
因此，由于以下种种原因，从已经形成的事物推导出形成它的事物的过程，会呈现出非常复杂的情况。
第一，这些推论要求我们在经济理论的探讨中，意识到人与自身及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本质——我们既要摒弃日常生活意识中的概念，又要对日常生活意识中的概念作出解释，这些概念足以用于实践，但却并不足以构成科学知识。因此，在要求我们解释理性知识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时，这些推论仍然包含了一系列的哲学假设。哲学反思必定会体现在经济理论中，而且是以一种矛盾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哲学反思既是经济学之前的先行条件，也是经济学所要求的。经济学的理论反思走向哲学，同时又以哲学为前提。
第二，这些推论越来越展现出辩证法的特征。它们揭示了特定经济结构的本质，尽管这些经济结构的本质与其表象相矛盾。假设—演绎法免不了要对这些矛盾进行辩证分析，我们已经认识到，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两种方法，我们将这两种方法区分开来，但在实际工作中，这两种方法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必须阐明一个重要环节，它将从商品到剩余价值的推论与从剩余价值到地租的推论联系起来。正是这一环节确保了理论的完整性和连贯性。
这种联系通过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分析（《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得以揭示。我们了解到，货币使简单商品流通按 C—M—C（C = 商品，M = 货币）的运动成为可能。然而，与简单商品流通不同，货币作为资本流通采取的形式是 M—C—M。
“在 C—M—C 这个流通中，货币最后转化为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于是，货币就最终花掉了。而在 M—C—M 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作为卖者收入货币。他购买商品，把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通过出卖这同一商品，从流通中再取回货币。他拿出货币时，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货币只是被预付出去。”
因此，在这两种形式之间，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的背后隐藏着真正的差异。M—C—M 的流通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这两端的货币有质的区别，而只是因为它们在量上的不同：“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
“因此，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 M—C—M′。其中的 M′ = M + △M，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作剩余价值。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
因此，公式 M—C—M′ 使我们能够将剩余价值视为一定量的价值，它与最初投入流通的货币有质上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正是这种流通的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推论是极其严谨的。为了理解资本的结构及资本的特殊本质，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是货币的一种特殊形式，并认识到后者是商品交换价值的一种发达形式。因此，只有从《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篇开始，我们才能深入阐述资本的理论，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体系的理论。
资本家是“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公式 M—M′ 是一切资本的通用公式。因此，这么说来，在这部著作中，价值理论主导了对所有资本形式——生产资本（第一卷和第二卷）、商业资本、金融资本（第三卷）——的分析，但是这三种形式在历史上并不是同时出现的，在历史上，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先于生产资本的出现。
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制度（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制度）的产物，因此，它承载着整个制度的可理解性，并为理论的顺序提供了基础。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的本质——人类劳动。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资本生产的机制，即剩余价值生产的机制，要放在剩余价值的实现和分配机制之前。这样，就为理解从剩余价值到地租的运动结构奠定了基础。因此，正是对商品的分析为思想提供了从一种结构回溯到另一种结构的方式。
我已经阐明：第一，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基于对商品的分析；第二，对商品的分析构成了整个理论体系中“意义”的核心，所有从一种经济结构到另一种经济结构的参照和分析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
但是，我还没有解释，在分析剩余价值时所发生的方法上的颠倒，即从形成的事物到形成它的事物的运动被相反方向的运动所取代。因此，我还没有完全阐释《资本论》的结构。
我们已经推导出资本的通用公式 M—M′，从中可以看出资本是货币的“增殖”，M产生了M+△M，△M是剩余价值。那么问题是：“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因此，在剩余价值的形成上，必然有某种在流通中看不到的情况发生在流通的背后”。
除非我们认为货币能够自我产生，否则我们就必须找到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
资本要想存在，就必须有这样的商品，这一商品，就是劳动力。
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统一性和同一性显露无遗了。M—M′的关系，看似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历史的、社会的关系，这一关系是以物为媒介的关系。
资本是这两种人之间的关系，一是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二是没有生产资料但拥有特殊的商品——劳动力——的人。如此一来，我们发现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是由必然性推导出来的，而且是以必然性为基础的，这种结构构成了资本主义体系关键的基本核心。但是，我们也明白了为什么是商品范畴承担这一体系的可理解性。实际上，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力本身就属于这一范畴，在市场上进行着买卖。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把M—M′的关系误解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思辨性的异化实际上植根于生产的实际关系，这种关系既是经济的关系，也是社会的关系：“成为特征的，并不是劳动力这种商品能够买卖，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
这种经济关系同时也是社会关系。因此，经济理论与社会学立即紧密相连，但两者都受历史启发，因为这种经济和社会结构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资本……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
因此，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明确了它与社会学和历史的关系，意识到它既与这两者不同，又受到二者的影响和启发。并非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能把握这种解释，如果他们未能理解，那么他们的理论分析水平仍未到达马克思的高度。
因此，我们看到，对商品的分析追溯到商品的来源——人类劳动，这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货币的本质，理解货币是如何转化为资本的。对剩余价值起源的分析，以特定的方式重复了从商品到人类劳动的追溯，揭示了雇佣劳动是这种剩余价值的起源。从这一点开始，资本的过程就在我们眼前展开了：因此，我们发现《资本论》的两种运动是相互联系的，并在严格意义上确定了资本理论的确切起点。
因此，价值理论不仅是资本主义理论的基础假设，也是一切理性经济科学的基础假设。价值理论使经济理论成为一门科学成为可能。它将分析领域从所有理想的前提中解放出来，摆脱了任何可能被认为是人类劳动产品价值起源的超验因素（不管是上帝的还是自然的）。
价值理论把人置于价值的源头。因此，价值理论预设了对那些以超越世界的理想世界或自然来解释人类活动的观念进行哲学批判。
价值理论——当然不是从马克思开始的，价值理论使经济领域成为一个对科学和理性思维开放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价值理论在认识论层面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价值理论排除了一切思辨性的异化，解释了由人单独产生的东西，因此它具有直接的人文和人道主义意义。
价值理论不仅使我们能够把经济学视为一门对科学开放的领域，而且它还使我们能够在这个领域内进行另一种操作——把握作为系统存在的资本主义结构的功能统一性和平衡性。价值理论使我们能够以演绎的形式构建资本理论，在这种演绎中，各种结构揭示了它们差异背后的平衡和同一性。价值理论使经济科学能够理解现实的理性与非理性，将异质性简化为同一性，并将结果与原因联系起来。
最后一点将使我们能够理解，通过价值理论，马克思的理论是如何成为经济的一般理论，并实现一些经济学家所谈论的“广义”经济理论的。
我们业已证明，资本理论只有在解释了剩余价值的形成之后，才算真正地开始。然而，剩余价值本身并不直接决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独特性是，拥有生产资料的个人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换言之，是对剩余产品的私人占有；剩余价值是无偿的剩余劳动。如今，在工业经济的背景下，剩余劳动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如果这些剩余劳动被整个社会占有，这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社会化，那么我们讨论的就不再是资本理论，而是社会主义理论了：
“剩余价值的这种占有，或价值生产分为预付价值的再生产和不补偿任何等价物的新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丝毫也不影响价值实体本身和价值生产的性质。”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对剩余产品占有的这一特殊结构之上，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通过改变对占有结构的假设，理想地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我们构建的模型虽然是不同的，但同样以价值理论为基础。因此，价值理论不仅使我们能够构建起一个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一样完善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也使我们能够发展出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理论。如此看来，不同的生产体系都表现为实现的可能性，作为人与自身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一般关系（即劳动关系）的特殊情况而出现。这带来了根本性的影响。
第一，我们理解了马克思的理论为什么能够以及如何能够理想地预见到历史上尚未出现的社会主义生产体系。许多人指责马克思是启蒙主义式的预言家，但事实上，马克思的“预言”是一种理性的预测。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能够以这种方式预见现实。（我们回想一下，凯恩斯认为，苏联经济是没有前途的。他的这种高瞻远瞩显然不是“预言”。）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实现这种理想化的预见的呢？在《资本论》第二卷，对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详细阐述了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的概念，研究了产品的“物质”形式对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影响。社会分工的物质基础同样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社会主义体系会使用两个（生产）部门（而且，这些部门有可能非常复杂）来规划生产。我们也理解了为什么研究商品流通的宏观经济学方法与马克思的理论是完全契合的。
“如果生产是社会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那么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Ⅰ部类的这些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不断往返的运动。”
马克思通过辩证方法和对资本主义体系动态规律的深入分析，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想形态进行了预见。这引导我们重新审视《资本论》采用的第二种方法。
第二，我们可以构建一个数学模型，来呈现经济发展的两种特殊情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揭示每种制度的功能特性。这两种假设各自的独特性在抽象层面上反映了它们各自的历史相对性。因此，模型“对应”于具体的现实，尽管它并未涵盖现实中的复杂事件。通过简化假设，我们能够做到在理论上消除具体的同时，又能重新构建具体。
至此，我们已经完成了对《资本论》方法第一个方面的分析，准备总结一下我们的发现。
这种方法有助于构建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体系的科学“理论”。它通过设定简化的假设，预先划定了分析的领域，为理性思维打开大门。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在界定的领域内形成经济结构（即经济范畴）的概念，同时在理论推演中将这些概念联系起来。此外，这些假设还使我们能够发展数学经济学理论，运用形式主义和符号系统。
这种方法还允许我们构建一个演绎体系，这一演绎体系的根本特性是从原初结构出发，追溯到其他结构。因此，这种理论呈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理想起源”。这些演绎过程基于范畴之间的逻辑必然性，这种理想逻辑“再现”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现实逻辑。这些逻辑关系也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即它们构成了经济时间。为了从抽象时间进入具体时间，我们需要将微观经济学方法和宏观经济学方法结合起来。
归根结底，所有这些方法论结构的基础和它们必要的统一性，都植根于价值理论。要构建这种复杂的方法论结构，必须明确认识到经济理论、作为科学的历史学以及社会科学之间的内在关系，认识到这些科学与具体现实之间的关系。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从多角度深入地阐述认识论，进而采用哲学方法。哲学方法的核心是分析本质与表象的关系，理性概念与日常实践形象之间的关系正是基于这种分析。因此，这种方法的核心是对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进行辩证分析。现在，我们来进一步探讨辩证法。假设—演绎法通过使用最精细的形式工具，将马克思的理论完美地融入进最前沿的经济理论体系。没有什么能阻止马克思主义者使用这些工具——恰恰相反，使用这些工具的形式可能性已经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得到证明。假设—演绎法使《资本论》成为一个十分复杂的“模型”，这一模型解释了资本主义体系的一些基本结构及其运行规律。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辩证法不仅完善了这种结构分析，还为资本主义的动态理论提供了关键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