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方法的若干问题
本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
本文节选自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经济的理性与非理性》一书的第二章，为戈德利耶于1961年3月发表在《经济与政治》（Economie et Politique）第80期的文章。MauriceGodelier, "Some Aspects of the Method of Capital", Rationality and Irrationality in Economic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p. 196 -214.
作者简介：莫里斯·戈德利耶（Maurice Godelier,1934—至今）,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奠基人。
译者简介：周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要
《〈资本论〉方法的若干问题》是莫里斯·戈德利耶对其关于《资本论》方法观点的深化阐释。在这篇文章中，戈德利耶认为，虽然他先前强调了《资本论》方法是“假设—演绎法”和“辩证法”的综合统一，但这种表述未能准确表达“假设—演绎法”的辩证性。因此，他在此重申《资本论》方法的辩证特性。基于《资本论》的叙述结构，对商品的剖析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理论基石。以“商品”为叙述起点，串联起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叙述逻辑结构，深刻展现了结构分析与起源分析相结合的辩证理性认识过程。在此基础上，戈德利耶进一步强调，辩证法本身并不足以使理论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理论的科学性需要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假设。
我想回过头来再谈谈我对《资本论》方法的分析。请允许我再次明确，我的立场是认识论的，换言之，我分析的是政治经济学中科学理性认识所采用的程序和抽象工具。
我已经得出了哪些结论？
《资本论》的方法既统一又多元。它的统一性体现在不同方法的综合上。结构分析与这些结构的动态理论相结合。这种动态本身是双重性的。它一方面揭示了这些结构的历史起源，另一方面揭示了这些特殊结构的运动方式。
以《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的结构分析为例，我们不仅看到了对这一结构起源的阐释（如原始积累理论、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起源等），还看到了其运动方式：短期的周期性波动和危机，长期的利润率下降规律，以及总体演变的最终方向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
这样一种结合了结构分析和动态分析的理论，意味着需要运用两种方法：
第一，因此，全面分析的前提是同时运用经济理论（如剩余价值、雇佣劳动等经济概念）、社会学分析（社会阶级、社会群体等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事实（商品生产关系、交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等的产生和演变）；
第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同时运用这些科学工具的方法相当于结合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是一种基于概念的方法，它对经济事实进行定义并利用这些定义，如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等概念。
只要这些概念关系到的现实可以用数量表示（如利润量、生产资本的数额、交换数量等），对这些现实进行量化就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这就涉及进行数学计算。这种计算也是研究和发现的工具：《资本论》中的例子包括对剩余价值率与利润率之间关系的数学分析；另一个例子是《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以及对“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影响的研究。
同时使用这些不同的分析工具，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多个方面的动态统一体。在这些不同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经济是由历史规定的生产体系，它作为体系或“有机整体”，其结构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部相容性和不相容性，它是这些相容性和不相容性的运动统一体。
因此，使我们能够从体系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中把握这一体系的方法论工具就是辩证法，这一工具使我们能够同时描述现实系统的矛盾性和非矛盾性，以及这两者的统一性。
莫里斯·戈德利耶
辩证法本身并不足以使理论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这种科学理性的另一个根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假设。它将人定义为实践的主体，这一主体由他的现实生活过程来解释，而不是由他属于某个超验的、理想化的世界来解释（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的批判）。唯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始终如一地使用科学工具、经济理论、社会学、历史学等，而历史唯物主义则通过人在实践中的必然性来合理地解释人，即为了满足其需要而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存条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工作的合理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假设，根据这一假设，“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
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法的根基，因为它将人视为实践主体，人自然而然地卷入历史，通过历史与自然相对立。
因此，《资本论》的方法是在唯物主义哲学假设的基础上形成的。唯物主义哲学内嵌于理论核心，而理论本身又促进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因此，《资本论》以马克思经历的批判性转变为前提，这一转变引导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走向辩证唯心主义，又走向了唯物主义。
在我第一篇文章里，我强调了《资本论》方法在马克思《资本论》之前的著作中的起源。我认为，我最终成功地确定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的抽象程序的功能和性质，并且我特别希望我已经阐明了马克思是在现实的哪些层面和方面运用了这些抽象程序，并付诸实践的。区分结构分析和动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和哲学的不同层次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因为我们绝不能忽视它们之间必要的统一性。
因此，《资本论》的方法是多种程序的综合，是彻底的辩证法。
在这一点上，我的上一篇文章虽然把马克思的总体程序描述为“综合的”，但我还没有充分强调它是“辩证的”。这种不严谨本身是很容易纠正的，但由于我在描述《资本论》方法的某些方面时使用了“辩证法”的表述，而使问题变得更糟了。因此，辩证法可能看起来与使用操作上的假设格格不入：此外，它没有明确描述《资本论》的方法，即理论在其复杂的综合统一体中的整体运动。因此，我在刚总结《资本论》方法的结构后，将批判并消除这种模糊性，并且放弃我之前使用的术语，因为在这种模棱两可的背景下作出的表述现在对我来说并不精确，应当撤回那样不精确的表述。
另一方面，我已在我文章中明确指出了辩证法的实际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譬如，我揭示了它如何支撑着再生产理论，尤其是价值理论——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基础。
在对《资本论》方法进行总体概括之后，我想进一步探讨一些具体的观点。
在使用辩证法时，需要区分几个不同的层次。
第一，首先是辩证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辩证运动是理性认识整体进程中无意识的自我展开。理性认识发展和完善概念，这些概念作为分析的工具，内含的矛盾既反映了通过这些概念观察到的现实的矛盾，也体现了实现这一现实的历史实践的矛盾。因此，科学认识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这两种方法看似相互对立，但两者的统一实际上是科学认识循环和辩证的运动：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其他的操作程序，如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使我们能够将整体拆解为各个部分，也使我们能够在理想情况下，或通过实验将整体从各个部分重新组合起来。
从这一理性认识运动中产生的范畴和科学概念，既是辩证运动的终点，也是新阶段的起点。因此，它们总是作为对现象的定义和需要验证的假设而被提出。
我已经简要地描述了认识的辩证法在形式结构上的特点，无论认识的对象是什么，这种结构都是所有理性认识所共有的。但这种抽象结构总是存在于针对特定对象领域的特定认识方法中。这个领域可能是封建生产体系、孩童个性的发展、个人生活健康与疾病的关系。辩证法被用来为世界的特定领域提供知识，并有效地发挥作用。
第二，然而，即使是在研究特定对象系统的层面上，就使用辩证法的人而言，辩证法可能仍然是无意识的、被反思的。通过对反思和自我意识，辩证法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效：认识的工具、认识的程序现在成了认识的对象。在这个层面上，辩证法的形式结构得到了展开和深化。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是，辩证法被“移交”给特定的、具体的知识领域，重新用于有效的领域，但它现在由于科学家的研究和反思，而被赋予了更大的效力。
这使我们能够明确《资本论》的方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方法论反思之间的关系。这也说明了马克思是如何在摆脱黑格尔思想的同时，又保留了黑格尔在其著作，特别是在《哲学科学百科全书》和《逻辑学》中丰富的工具。同时，我还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假设让马克思避免了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对具体事物进行纯粹思辨性的“演绎”。
我们认识到，为什么《资本论》的方法会成为理论的内在要素，是因为它被自己所发展的内容包围着，被它展现的内容包围着。这就是为什么对《资本论》方法的分析意味着要说明这种方法是如何在《资本论》中实际运作的，而不仅仅是理论上所隐含和要求的。为此，我试图在《资本论》的一些分析中逐步揭示这种方法的本质。例如，对资本流通过程的研究和对扩大再生产的分析。
整个《资本论》都需要揭示其隐含的方法论程序。让我以分析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和货币向商品的转化为例，来说明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马克思使用了一种形式化的模式：
a卖给b，于是C变成M；
a向c购买，于是M变成C。
因此，物的形式变换是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为基础的，反之亦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引起物的变化。马克思指出，商品转化为货币，同时也是货币转化为商品。买就是卖，“这一个过程是两方面的”，“作为两极对立的两个人即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的相互关系，卖和买是同一个行为”。
然而，这些主体是抽象的，因为买卖关系是个人之间的一种简单而抽象的社会关系，就客体而言，涉及的“问题只在于商品在它转化为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商品时所经历的形式变化”。因此，马克思进行的是一种抽象的、形式上的分析，因为他研究的是一种本身就抽象的社会关系，以及商品的形式变化。方法在此再次体现了内容。
然而，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目的在于研究价值的具体现实，即市场价格。在这个层面上，“商品价格究竟是低于还是高于它的价值，对这种形态变化本身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任务是解释商品价格和价值之间的数量差异，确定供给和需求关系所起的作用。马克思简要地指出：
“在简单的买和卖上，只要有商品生产者自身互相对立就行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供求还以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造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造成的供求，就需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
通过分析这一新例子，我们得出一些结论：
第一，供求关系以买卖关系为前提。因此，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的买卖关系比供求关系更基本、更抽象，而且是首要进行分析的。因此，《资本论》的方法在这里再次体现了从抽象走向具体的过程，抽象作为具体的要素重新出现：
“在商品的供求关系上再现了下列关系：第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第二，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 ”
第二，这段话证明了《资本论》在概念顺序和分析顺序上的安排，以及《资本论》向具体现实的总体推进。这种顺序使我们能够在抽象的基础上理解具体现实。这种顺序通过揭示具体的内在逻辑，理想地再现了具体。
第三，在简单的购买商品的层面上，个人作为商品生产者可能属于任何类型，而在供求关系运作的层面上，则被界定为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部分，并由生产和消费的这种社会性质来解释。
第一卷的形式辩证分析现在发展为对总体关系和由历史规定关系的辩证分析。
第四，这个例子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的方法是多么严谨。它不是经验主义，因为它不是从大量无法理解的事实出发的，而是使这些事实变得可以理解。它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后者从概念推导出现实。它不是概念自身的发展运动，也不是产生现象现实的概念运动。它是现实的逻辑，通过概念再现自己，从最抽象的概念上升到最具体的概念。
这个例子再次强调了我前几篇文章的观点。它表明，探究《资本论》每个阶段隐含的方法论程序的多样性、它们之间的统一性等问题是多么有趣。这将是一项长期而细致的工作，也是一项富有成效的工作。
我想强调的另一点是，它引起了一场艰难的争论。我曾指出，《资本论》的起点是研究“商品”范畴。为什么是这个起点呢？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是商品生产最发达的形式。此外，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生产者自身也成了商品。我说过，商品范畴使我们能够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统一性和意义。它使得后续所有的分析都变得通俗易懂了。它承载着整个价值理论，是理性和经济认知的基石。
“成为特征的，并不是劳动力这种商品能够买卖，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
[如果剩余价值，“因而一般价值”，有一个“不是劳动的源泉”]，“这样一来，政治经济学就会失去任何合理的基础了。”
我的分析引出了马克思科学方法的两个方面，每个方面都值得深入探讨。
第一，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采用了一种其他科学也使用的程序，并且这种程序已经经过了精确的认识论分析。当精神病医生让患者自由表达时，他会让患者继续陈述要说的内容，直到某一刻，对医生来说，患者所说的某个要素突然点亮了其他所有内容，并围绕自身把在此刻前还看似无序的描述统一起来。此时此刻，揭示的“特征性事物”成了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以科学的方式对病人及其病情进行分析、处理和实施。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围绕其中一个要素对整体进行重新构建，从而揭示了这个整体的结构和组织。然而，对大量数据进行合理重构的这一刻，并不是神秘直觉的产物，而是专家先前认知运动的结果。他必须学会观察事实，对事实进行分类，通过理论框架来解释事实并形成假设。重构的瞬间产生于这些初步活动，并以这些活动为前提。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尤其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以我们所追溯的方式发展了这种研究与证明的辩证法。我们看到，马克思接受了从亚里士多德到李嘉图的经济科学概念，并通过和现实、历史的对话，对它们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构。这就阐明了我前几篇文章的一些观点，把它们放在使《资本论》得以诞生的全面辩证运动的视角之中。
我曾将这一过程与某些现象学家立志开展的研究进行比较。在我看来，这些现象学家在分析中过分关注对结构的研究，却未能解释结构的起源，或者至少，正如我们随后看到的，他们没有考虑结构的矛盾，而是在唯心主义而非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探讨起源。他们不是在由历史规定的实践主体的活动中寻找起源，而是在想象的主体——超验的绝对主体——的构成活动中寻找。关于这一点，此前我已经在《经济与政治》的第70期作了概述，我很期待能有机会与现代唯心主义思想的专家们共同探讨和反思。
第二，分析商品范畴的第二个方面需要彻底的方法论解释，即马克思如何从商品这一对象的特征，转向探讨产生商品的活动的起源和特征的程序。让我回顾一下这一程序的结构。
马克思描述了任何商品的“表象”——比如，烟斗。这种物品具有使用价值（用于吸烟）和交换价值（需要支付一定的价格）。接着，马克思探讨了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之间进行交换的可能性的起源和条件。尽管商品在质上各不相同，但它们一定有共同之处。分析进一步深入到商品具有的可交换属性的起源。这种使商品可交换的共同属性就是“商品是劳动产品这一事实”。因此，认知过程就是从对象结构的分析走向这些结构的起源。一旦这个起源被揭示出来，对象的真实本质就可以理解了，综合的知识得以实现。对象的交换价值是“凝结的劳动”。
这种对现实起源和运动的揭示，这种从已形成的事物追溯到形成它的起源，是理性认识必不可少的辩证过程。正如黑格尔的那句名言：“没有变易（becoming）的结果是无（nothing）。”只有当原因照亮了结果，起源照亮了结果，生产照亮了产品，现实才变得可以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并不是在阐述使人成为商品生产者的历史过程的具体起源。相反，他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理想的起源，这种理想的起源揭示了一种抽象的、普遍的关系。但这种理想的起源本身是辩证的。在我的上一篇文章中，由于我对两种方法的区分不够明确（只有一种方法被我称为辩证法），因此对理性认识进行的这种向起源回溯的分析可能看起来似乎不是辩证法的。事实上，对商品、以商品为基础的货币和以货币为基础的资本所做的全部分析都被描述为“起源”。
这种理想的起源是分析——人成为商品生产者的历史过程——的具体起源的工具。因此，对商品本质的理论认识成为理解历史发展的理想指南。因此，马克思的方法既与经验主义相对立，又没有滑向抽象的思辨。
因此，作为《资本论》的起点，对商品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马克思的方法，并成了《资本论》最复杂的辩证核心，这不仅是因为它开启了一系列范畴的继承，并且为这些范畴提供了基础。接下来的图示清楚地展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商品”这一对象的特征是如何成为生产者自身的特征的（因此出现了异化、商品拜物教等现象）[见图1]。
当商品的辩证发展完成之后，资本的本质也就确定了，而人本身也被揭示为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某种商品。至此，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已经奠定好了。我已尝试将马克思的方法程序以图表的形式呈现[见图2]。
图1
我所说的“动态”分析，涉及对资本主义体系运动形式的起源（原始积累）及其运动方式，既有一般的形式（扩大再生产），也有更加特殊和具体的形式（危机、利润率下降趋势）。然而，随着对这一动态的深入理解，对资本主义体系日益具体的结构（利润、地租等）的分析也在进行，这两个分析过程辩证地相互影响和制约着。
斯洛伐克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斯蒂凡·赫瑞蒂克（Stefan Heretik）教授评论了我先前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我可以通过这个图表来回应：
“有人说，《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涉及的是宏观经济学，而第一卷则是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展开的。我在您的文章中看到了这样的观点。不久前，我在1960年的《哲学问题》（Voprosy Filosofii）第2期上读到了类似的观点。在这一期杂志，有对詹姆斯（James）最近被译成俄文的一本书的书评，我在这篇书评里读到了类似的观点。我必须坦率地说，我无法接受这种观点。我顶多同意《资本论》第一卷的叙述方式类似于微观经济分析。然而，其内容本身、其分析结果、其意义和影响却不是微观经济学的范畴。例如，对商品的本质、价值、货币、价值规律的作用、资本主义积累的解释等……”
我完全赞同这一观点。我并没有说《资本论》第一卷完全是在微观经济学层面上展开，而其他两卷则是在宏观经济学层面上展开的。我的示意图清楚地展示了，第一卷包含了规避这种区分的内容：商品的本质、货币的本质、价值理论，以及其他直接属于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再生产、原始积累。
图2
在我看来，第一卷中的微观经济要素在于对单个企业内部剩余价值机制的描述，也在于这种剩余价值与利润相比是一种抽象的现实，而利润是剩余价值的真实形式，它通过企业与整个社会资本之间的运作回到企业。马克思在提到孤立的单个资本的运动时，也指出了这两个层面之间的区别：
“这个运动，作为孤立的单个资本的运动来看，和同一个运动，作为社会资本总运动的一部分来看，即和社会资本的其他部分的运动联系起来看，会表现出不同的现象；同时，这个运动还会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考察一个单独的单个资本的循环时必须事先已经解决，而不是要由这种考察去解决。 ”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强调了《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二卷到第三卷的过渡。在这一过渡中，我既没有分析价值，也没有分析积累。马克思对过渡点进行了辩证分析。利润和剩余价值既一致又不同。剩余价值是企业实际产生的无酬劳动，而利润是企业资本家实际上实现并占有的剩余价值。因此，马克思既保持了不同层面之间的区别，又展示了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的过渡和辩证统一，并没有陷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无能的“泾渭分明”（no bridge）理论。此外，由于剩余价值的生产是每个资本主义生产企业的特点，剩余价值理论定义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般结构。因此，对微观经济机制的分析并不妨碍向宏观经济层面的过渡。
我将在其他文章继续深入探讨这些问题，这使我能够更准确地说明另一个问题：假设在《资本论》所起的作用。我在上文已然说明，在科学认知的辩证发展中，假设是终点也是起点。对唯物主义来说，科学真理并非一个理想的、封闭的、一劳永逸地可以通过启发式直观就能获得的本质，而是一个有待验证、有待试验的假设。对唯物主义者来说，真理本质上是实验性的，必须要有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有待检验的假设，并且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检验。正因如此，唯物主义才是现代科学能够以致和彻底的方式发展的哲学基础。正因如此，我们才有理由在各个层面上使用假设以及它们所需的演绎运算。这一观点本身就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柏林洪堡大学的奥古斯特·科尔纽（Auguste Cornu）教授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并给我写了一封信：
“这一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假设出发，即人通过活动实现自我创造，他首先赋予这些活动以具体的意义，他以‘实践’为核心概念，从中发展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得到关于人自我创造的概念，从而确立了这一假设。在我看来，这种通过假设来构思和处理主题的方法，得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检验和支持……是马克思的一贯处理方法…… ”
一旦我们在这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视角下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我看来，使用假设在三个方面显得尤为必要且富有成效。我在上一篇文章（参见上一章）中指出，假设的作用包括：
1. 抽象地界定科学分析领域；
2. 发展并检验经济现实的概念及其规律；
3. 在这个领域内，通过这些概念的界定，使得建立数学计算成为可能，并运用可操作的符号和形式主义，前提是这些定性不同的现实是可以进行量化测量的。
通过这一程序，我们不仅确保了理论的严谨性及其逻辑上的连贯性，而且使得经济理论能够以“模型”的形式得到发展，这是一种阐述和分析的工具，在当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备受青睐且被广泛应用。我分析了《资本论》最能体现这些程序的例子：研究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马克思建立关系式：
并研究等式的每个变量连续变化或同时变化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假设是《资本论》的辩证时刻——同时，p′，s′，v，c等术语已经定义好了，并且它们指向理论阐述的其他“时刻”。因此，假设和演绎推理的使用（这一点我之前的文章没有说清楚）是经济科学辩证法内在要求。因此，在使用这类假设时，概念思维和数学的定量分析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可以导致动态“模型”的形成。
列宁的著作《论所谓市场问题》（So-Called Market Question）（1893年）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证据。当时年仅23岁的列宁刚刚读完并领会了《资本论》的精髓。他参与了一场对俄国革命斗争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的讨论：尽管俄国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经济十分落后，但是资本主义能否在俄国发展起来？他的分析后来形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以及布尔什维克党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薄弱环节——俄国经济的革命战略。列宁与俄国民粹主义者（Narodniks）不同，他在1893年和克拉辛（Krassin）针锋相对地指出，农民阶级正在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成为俄国经济的特征和动态要素。
列宁构建了一个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模型”。他希望我们观察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以及商品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他想验证，劳动分工使第一种转变成为可能，竞争则促成了第二种转变。他还想证明，这些转变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但不一定会提高生产。
我想对这一“模型”谈几点看法，这需要更详细的解释：
列宁首先明确了他使用的方法：“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所处理的概念的内容。”
他提出两个概括马克思思想的定义：“所谓商品生产，是指……”“所谓资本主义，是指商品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不仅人类劳动产品是商品，而且人的劳动力本身也成了商品。”
他指出为了分析而进行的简化：“为了专门分析上述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关键对市场的影响，我们把一切没有直接关系的因素都抽象化，就是说，假定它们是不变的（如人口、劳动生产率以及其他等等）。”
此外，这些简化的假设还有一个极其抽象的假设，即社会只由六个生产者组成，生产他们生存必需的三种产品。这一假设不但没有妨碍分析，反而让分析成为可能。再者，这个共同体并没有被定义为历史上某个时期的某个共同体，而是历史上已知的所有孤立的个体生产者的共同体所共有结构的抽象的、简化的表达。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极有说服力的例子，分析了模型的可操作性，以及数学形式主义和象征主义等的使用。
再者，这个模型包含了辩证的时刻，质的飞跃：从非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第三时期到第四时期的过渡。在第四时期，破产的独立生产者，即Ⅱ、Ⅲ、Ⅴ和Ⅵ，丧失了经济独立性，“只有到他那幸运的对手扩大了作坊中去当雇佣工人”。与此同时，生产部门b和c，现在集中到两个生产者（Ⅰ和Ⅳ）手里。最后，雇佣劳动者已不能得到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其中的一部分被雇主占有——这就是剩余价值。这导致的结果是分工发展，市场扩大，因为雇佣劳动者必须在市场上购买他们以前为自己生产的产品。
图表说明：（略）
戈德利耶引用的图表
（戈德利耶在这里引用了列宁所列图表来说明，具体表格详见《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4-75页。——译者注。）
列宁自己也指出，他所作的简单再生产的简化假设使他无法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市场量之间协调的精确模型，因为后者是按扩大再生产的规律发展的。
最后，在《论所谓市场问题》第六部分，他从他的模型推导出五个基本结论，我就不再一一分析了。
在这里，我们面对一个具有非凡广度的问题，有一个例子证实了我之前文章的认识论观点。在这里，假设的使用被证明了是完全辩证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请允许我明确指出，虽然使用“模型”与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完全不矛盾，但这并不能保证非马克思主义理论使用模型的“有效性”。我要提醒读者的是，模型的价值取决于它的基本概念，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理论形成了对立。
现在，我已经完成了对上一篇文章的补充。如果我们能够就这些微妙的方法论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科学探讨，我会感到万分喜悦。特别是，我希望讨论经济时间的问题，以及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方式上的差异——我故意暂时忽略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