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的思想嬗变与核心争辩
刘怀玉
以下文章来源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
摘要：不平衡发展理论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方法论遗产。卢森堡论证了资本积累导致不平衡发展的经济必然性。列宁抓住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现实，领导俄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托洛茨基则把“不平衡－综合发展”视为俄国－非西方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国际政治学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争论。其中主要理解脉络、发展谱系是：（1）“革命化”与“去革命化”之争；（2）“广义化”与“狭义化”理解－运用之争；（3）新葛兰西主义理解；（4）新列宁主义理解；（5）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解。相应地，关于不平衡－综合发展含义的主要主张有：（1）从生产一般过渡到具体社会形态的理论中介（广义化）；（2）资本主义发展的均等与分化之基本矛盾在地理空间上的表现（狭义化）；（3）维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霸权与稳定结构的统治工具（消极革命论）；（4）新兴现代化国家“时空压缩”式发展逻辑（新现代化论）；（5）全球南方国家突破世界霸权钳制，实现历史主动或“弯道超车”的发展捷径（积极革命论）。中国式现代化是综合－平衡发展的现代化成功实践典范。
关键词：不平衡－综合发展；地缘政治学；空间哲学；列宁；托洛茨基；葛兰西
作者简介：刘怀玉，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不平衡发展”之最普通意义是指某社会、国家、民族的发展速度的不平衡。但从更深刻的角度来看，它既是一个发展阶段的连续与跳跃问题，亦是一个社会结构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首次提出，资本生产逻辑的核心问题是其不平衡发展的趋势与结构。列宁意识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发展不平衡性并以其深刻矛盾与危机为契机，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为我们研究中国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空间辩证法视角。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从地缘政治学角度，赋予不平衡－综合发展以普遍方法论意义与特殊、具体的历史地理内涵，也为我们透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发展逻辑提供了有益借鉴。
1从不平衡发展观到不平衡-综合发展论
“不平衡发展”观，作为马克思曾“提到而不该忘记的”方法论之一，原本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出现的。它首先旨在高度科学抽象地揭示现代社会独特的辩证的结构决定论本质：“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与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其次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综合性”复杂特质，它涉及更为具体地理解“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发展”问题，特别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同现代生产的关系”。这是“真正困难而重要之点”。第三，它指出了历史发展过程的非同步性、异质性，涉及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这反倒“相对容易与次要些”。也就是说，不平衡发展意味着生产力、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不会以相同速度，同时、同步地前进。因此，必须对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科学、哲学等）生活进行分门别类地分析。无论如何，“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1]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不平衡发展观表明了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它并非用一种同样抽象的一般历史概念，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概念进行唯物主义式的颠倒与置换，而是拒斥任何一种试图普遍说明“一切历史”的思辨历史哲学。就是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普遍辩证法要把大写的“唯一的”历史逻辑还原为多种可能的特殊的历史发展道路－经验，传统单一普遍性历史发展阶段论假设，终将被纷繁复杂的世界历史现实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空间差异性视野所取代。
罗莎·卢森堡是第一位将目光深刻投向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不平衡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按照传统历史逻辑推导，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必然导致其灭亡，但为何它一直苟活至今呢？她给出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能够不断地攫取其外围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空间，通过开辟新的市场，从而强行延缓了自身灭亡的速度。[2]资本主义为何历经危机却总能化解并实现升级？这就是卢森堡提出的核心问题。
马克思主要从一般化商品经济生产交往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虽然在《伦敦笔记》等多部未刊手稿中，他已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所建立的全世界市场体系本质上是一个西方劫掠非西方的不平等体系，但他生前未能对这一问题展开充分论述。卢森堡则主要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因资本积累的特殊需要而必然发生暴力联系这一扩大再生产逻辑出发，严密论证了资本主义积累能够顺利进行，必然且绝对依赖于资本权力意志冲决一切地域限制，并最终试图吞噬整个世界，使传统既定空间中的物质生产转变升级为资本空间本身的生产。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在多重意义上“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封闭体系。[3]在后世兴起的“不平等交换”“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世界体系”“中心与边陲”“不平衡发展地理学”等理论中，均能看到卢森堡的身影。
卢森堡指出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本积累过程必然伴随着发达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关系，那么，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落后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就提上了日程。正是在这种理论背景下，才孕育并催生了列宁主义。
列宁首先也是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关注不平衡发展问题的，是从重新提出和具体化经济社会形态概念入手的。在他看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以整齐的步伐、相同的行列和水平前进。在同一历史时刻/环节，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在有些国家正在诞生，而在另一些国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发展水平。而这些国家属于同一个“世界”，即非常具体地属于同一个商品和资本的世界市场。如果在历史和全球范围内，不同的发展水平共存，那么同样的差别也存在于每个资本主义国家，有时甚至在每个生产部门中。
其次，列宁从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学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内在矛盾危机所导致的社会分裂对立及其空间化扩张转移这种不平衡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工业部门和各个国家的发展必然是不平衡的，跳跃式的……因为发展的不平衡和民众半饥半饱的生活水平，是这种生产方式的根本的、必然的条件和前提。只要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过剩的资本就不会用来提高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因为这样会降低资本家的利润），而会输出国外，输出到落后的国家去，以提高利润。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利润通常都是很高的，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转……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必要，是因为在少数国家中资本主义‘已经过度成熟’，‘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已经不够了（在农业不发达和群众贫困的条件下）。”[4]
第三，列宁对不平衡发展问题的研究并不是纯粹政治经济学性质的，而是旨在将其转化为革命辩证法的实践，即得出必须改变世界的政治结论。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总是意味着向对立面的转化，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与危机的发展必然导致革命时代的到来。“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5]
但马克思主义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作为一种颇有影响的范式，最直接地可追溯至列夫·托洛茨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把“不平衡发展”一词扩充为“不平衡-综合/混合发展”概念，从而打开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全新理论视野。首先他不是在一般社会形态发展意义上，而是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具体历史经验中概括出不平衡－综合发展概念：“历史上起步较晚的国家的发展……在整体上具有无序、复杂与混合的性质……由于它还没有比较合适的名称，不妨称之为叠加规律，其含义是发展道路上各个时期的相似，某些阶段的相互结合，古老的形式与叫现代的形式的混合。”这个叠加规律是理解俄国的，以及比俄国还要落后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史的一把钥匙。[6]借用普兰查斯的话来说，不平衡－综合发展有具体而复杂的结构表现与内涵，即历史性差别的共时性接合，“唯一真正存在的东西是由历史决定的社会形态，即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在历史的某一特定时刻，一种社会构型代表几种纯粹的生产方式的特定组合与特定重叠”。[7]
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
其次，托洛茨基的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与其说是政治经济学的，不如说是政治学的。他正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势下，才开始系统地思考不平衡发展问题。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一个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农民数量超过工人阶级并且资产阶级的力量十分弱小的国家，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用以解释俄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特殊性的不平衡-综合发展规律理论（也译作不平衡－叠合性/混合性/关联式发展等），本意强调的是不平衡发展必然导致俄国及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却成为后来被诟病甚多的“不断革命论”的思想基础。[8]其主要观点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如果欠发达国家没有建立起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那么它们的革命任务就没有真正完成。无产阶级如果不能成为真正的国家领导者，那么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在不发达国家夺取政权。总之，在欠发达国家，革命从一种为民族民主要求而战的斗争不断发展至社会主义革命，其“连续性”没有任何中断。20世纪的革命进程表现在国家层面上，但也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性胜利，至少在主要的国家取得胜利，它才能够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政治上取得胜利之后，革命仍然需要在一切上层建筑领域的不断革命中才能取得最终成功。[9]这个看法显然与列宁的“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说”不同，虽然他们都基于不平衡发展规律理论而思考俄国革命道路问题。
当代大多学者不再对这个规律所可能导致的“不断革命”的政治辩证法发生兴趣。不过，还是有不少学者对不平衡－综合发展规律理论颇感兴趣，只是把关注重心放在这个规律的“综合性”（或者混合性）发展内涵理解上。
2对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的“去激进化”理解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内含不平衡－综合发展概念。诸如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或从一个社会形态向另外一个社会形态转换的过程中，往往表现为两种生产方式交织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中的时代。它们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比如西欧封建制度源自奴隶制度与征服了罗马的德意志野蛮部落的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渗透，19世纪英国这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着经济发达与政治相对落后保守的不平衡性，而法国农民在马克思那里则代表了一种现代文明中的野蛮落后。但马克思并没有把这种不平衡－综合发展概念视为可以拓展的普遍规律理论，而“托洛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被视为是为了提供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框架而进行的第一次有意识的尝试。在这个框架中，马克思承认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的复杂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思想保持了一致”。[10]尽管托洛茨基本人也未明确提出这个看法，但对后人却有着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
（一）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后发国家现代化的理论先驱
首先，在托洛茨基那里，不平衡发展是被比较严格地限定在帝国主义时代后起的国家现代化历史语境中。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相对落后的国家所通过的发展阶段，与那些先进的国家在多年前所经过的发展阶段大体相似。到了帝国主义阶段，不发达的国家所经历的则是发达与不发达相结合的发展，以代替原先那种“按部就班”式“依序”“串联”进行的发展程式。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出现代成分与传统成分之新旧拼贴。前者经常是由外国支配或由国家发展的，或者是二者结合。后者要么是原始部门例如农业，要么是由前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所支配的。这种奇特怪诞的结合造成的后果是，累进的增长没有了，而农业的落后状况则决定了国内市场的局限性，因而阻碍了整个工业化发展，从而导致了今天全球范围内出现的不发达国家金融资本过度积累而衍生出的房地产泛滥成灾的现象。[11]换言之，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之前的人类进步逻辑是落后社会通过复制先进社会所经历的阶段，吸收先进国家的物质和智力上的进步发展自身。资本主义正好相反，它实现了人类发展的普遍性与永久性而克服了这种步人后尘的“重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外来竞争必然性的鞭笞下，落后性不得不拼命跳跃。因此落后国家不遵循同一顺序前进。[12]也就是说，正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落后国家既无必要、亦无可能机械地照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自此伊始，不平衡发展成为历史过程的最一般规律。
俄裔学者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继承了托洛茨基的不平衡发展理论，进而将其提升为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规律理论：“1.一国经济越是落后，它的工业化就越可能作为一种以较高的制造品的增长表现出来的突然的大爆发而间断式的开始。2.一国越是落后，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就越是更多地强调重视工厂与企业的大规模。3.一国经济越是落后，就越是更大地强调生产者物品而不是消费品的重要性。4.一国经济越是落后，对人民消费水平的压制就越严重。5.一国越是落后，旨在增加新生的工业部门的资本借给的特殊制度因素所发挥的因素作用就越大。国家的集中管理与控制就越明显。发达国关键因素是工业，次发达国现代化要素是银行与工业，而落后国现代化关键因素第一个是国家，其次是银行，最后才是工业。6.一国经济越是落后，其农业就越不可能通过向日益增长的工业提供一种扩张的工业品市场所带来的好处来发挥任何积极作用。”[13]
（二）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泛化理解及其危害
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托洛茨基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作了“去语境化”的高度泛化理解，甚至过度诠释。如阿尔都塞就认为不平衡发展“不仅关系到帝国主义，而且也关系到‘世界的一切存在’”。[14]托洛茨基的衣钵传人曼德尔是广义的不平衡发展论的最系统支持者，他提出，“尽管有人想把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说成只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有效，甚至说成只对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有效，但是这个规律确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普遍规律”。他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现象概括为：“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条件……主要取决于投入资本主义市场中的各部门、各行业、各国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涨之前就已建立起来的世界市场，为这种发展不平衡创造了总的背景。”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1）工业和农业之间发展不平衡。2）最先工业化的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发展不平衡。3）工业各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在衰落中的部门和由于相继的技术革命而兴起的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4）同一个国家内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中往往被低估的这个现象，实际上是有助于了解扩大再生产的关键之一。“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制造一些不发达地区为自己创造‘补充’市场和永久的劳动后备军”。[15]当然，曼德尔同时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不是由“不平等与综合发展规律”的普遍有效性决定的，毋宁说，不平衡发展是由资本主义的当代普遍性决定的。[16]
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任何科学的理论只有在明确其适用范围的前提下才是有效的，一旦逾出其范围，该范式便转而失效甚至产生危害。“当不平衡发展被视为一种普遍的形而上学时，不平衡发展理论中所蕴藏的更深刻的洞见便被消解掉了”。[17]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我们提供了方法论典范。一方面他把劳动作为人类存在的一种自然特征而曾承认其普遍性，但另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的全部分析都是建立在对劳动的“天然偏好”即人类的“第一天性”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下的劳动过程的社会历史性形式相区分的基础之上。实际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定社会形式和关系普遍化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的”关系，这正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标志。对于“不平衡发展”来说，情况同样如此。当不平衡发展被当成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普遍性来推崇时，其科学的、批判的、认识论的利刃便被钝化了。
（三）对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的泛化与复杂化理解
托洛茨基的“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不仅被视为破解落后国家现代化之谜的锁钥，而且被当成理解整个世界现代化历史的普遍方法论工具，[18]即把该思想作为一个“一般抽象”进行扩展以涵盖所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多元性与互动性的前景以及可能产生的问题。
该主张集中体现在由阿涅瓦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政治：争论中的全球资本主义》一书中。本书在坚持马克思关于形式逻辑意义上的“一般抽象”无法“具体历史把握社会历史差异性多样性”看法之后，提出了“辩证具体的可能形式就是这种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方法”。如果坚持把不平衡－综合发展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之中，它对解决国际政治问题是有用的。[19]表现在：资本主义关系和国家体系在特定的基础上把世界联系在一起，既产生综合/联系，又产生不平衡/分化，资本与国际体系，通过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整合进了积累式的竞争动力中，这造成了不平衡。虽然不平衡－综合发展既不能取代资本积累动力变化分析也不能取代国家理论，但是一个有益的理论分析工具，有助于我们认识这是一个不公正的不平等的阶级分裂的空间。[20]
如果说托洛茨基在马克思-列宁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基础上提出不平衡－综合发展概念，此书则进一步将该理论细化为“扩散”“衔接”“综合”三个概念，从而具体化了对不平衡－综合发展现象的认识。其中的前两个概念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扩散”概念指文化特征与制度的传播，都通过移民、战争、贸易等社会接触方式从一个社会传播到另外一个社会，但“并不改变原先社会”。对此，马克思早已有言：“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21]而“衔接”一词指不同的生产方式共存与相互联系，但不并意味着其中一个被另外一个所改造。而最为重要的是第三个概念，即“综合”或混合。最初，在托洛茨基那里，它指在单一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相互交融，如同旅途中不同路段被衔接在一起，合并走完，呈现古老形式与现代形式的融合。国际政治学家贾斯廷·罗森堡认为，可以把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高度抽象化为一种“元理论”，而与所有经典社会理论范式一刀两断。他用三种根本不同的、但相互关联的方式创新了综合或混合发展概念。首先，综合是指历史上所有的共存与相互发展。二是这种互动将各个国家与各个社会整合到区域政治秩序、文化体系与物质劳动分工中，由此产生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融合体。三是通过这种社会间发展，产生了以上提及的托洛茨基之原初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综合。总之，综合概念的综合性来自“整个概念的三件套（发展+不平衡+组合）及其辩证本质”，从而抓住了“一个生活过程的真实联系与连续性”。[22]
无论如何，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和综合发展规定性有重要历史作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政治形式的独特动力创造了一种世界经济与国际分工。此分工将一些国家纳入了从属的殖民地境地，并对其他追赶的国家施加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压力。相对于先进的国家通过国际分工与国际经济体系对相对落后国家施加压力，资本有一种历史上独特的扩张冲动，在此过程中，它自己创造了不平衡，并且不是简单地摧毁了之前的一切，而是以远大于任何其他生产方式的力度重塑了它所发现的一切。托洛茨基在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这个案例中，试图理论地概括出一条规律——“城镇的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是如何与国家支持的农村农奴制度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前者加强农村农奴制度的，其目的是增进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解，同时也确定在此情况下如何最好地建立阶级与革命的联盟”。[23]
综上所述，以上学者从各自角度继承并深化了托洛茨基的思想，将其表述为一种很有争议的、具有超历史意义的普遍理论模式。这种广义化不平衡发展理论模式可作两层理解：一是作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抽象概念过渡到具体社会形态或社会过程中的一个“中介层面”的分析概念（相当于罗伯特·默顿所提出的“中层理论”）。二是作为一种工具，用来观察在特定时期的特定社会，以及观察古代和当代混合体如何塑造这些社会。这种解读模式并未对构成这些社会的关系结构与国家形式做出深入分析，也未能充分阐释可能推动社会变革的内在机制。但这些具有“中介”意义的次生理论形态的重要意义在于，有助于我们理解特定的社会形态，同时又不会忽视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作为一个动态的、不平衡的、综合发展的、整体的资本主义进行抽象化理解。这并非意味着仅靠不平衡－综合发展就能实现这一转变，而在于它是一个“必经的阶段”，[24]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与社会经济－政治－文明形态学的研究方法。
3消极革命论：对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新葛兰西主义理解
上文侧重评述了当代西方学者如何把托洛茨基的以“不断革命论”为核心的不平衡发展理论转换为“温和”而“泛化”的“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如何把盲目乐观的“不断革命论”逆转为葛兰西式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语境下的“消极革命论”。也就是把托洛茨基的最大限度的革命地理学改造成为最低限度的革命地理学。实际上《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心中的政治哲学知音与对手并非列宁，而是托洛茨基，他要用西方阵地战或消极革命范式取代托氏鼓吹的运动战或不断革命范式。[25]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一）消极革命论与不平衡－综合发展的国际地缘政治学
葛兰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其核心贡献是把列宁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与意大利文化－南欧资本主义实际相结合，形成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理论。他认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在于东西欧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的重大差别。俄国所处的具体历史与地理空间，形成了市民社会弱小、国家力量强大的不平衡结构，所以十月革命采用了自下而上夺取国家政权的积极革命道路。而意大利革命失败乃是由于市民社会强大，资产阶级掌握了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使得自下而上、从市民社会内部发动的积极革命变得不可能，最终只能表现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消极革命。
葛兰西的“消极革命”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在于，意大利激进民主派阿齐翁派以雅格宾主义方式统一意大利的失败，以及温和派加福尔伯爵把南方地主与北方工业资本家协调起来的成功。[26]这是一个时代普遍特征：整个欧洲都在法国激进大革命失败之后，在后拿破仑时代实现了以消极革命方式促成的欧洲民族国家经济空间一体化。一国之内的消极革命表现为基层大众被强制认同本国封建－资产阶级的联合霸权，国际范围的消极革命则表现为落后国家发展战略受制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所塑造的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格局。19世纪欧洲大陆的消极革命是通过拿破仑之后的封建复辟方式实现的。而20世纪的消极革命是世界资本主义地缘政治通过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扩张而实现的。[27]资本主义世界地缘政治的发展，并非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与民族国家的地域关联，而是由先进国家的生产力发展所决定。全球政治体系的美国主义与福特主义，表现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霸权及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世界殖民统治。
消极革命作为资本政治统治理论，可以为国家的地缘政治和全球资本主义研究提供一种方法。消极革命的地理学主要研究：第一，不同领土不平衡地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第二，有空间梯度的阶级与生产关系地理再生产；第三，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地缘政治竞争持续存在。[28]通过消化消极革命理论中包含的多重梯度表述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鉴别具体的不同空间尺度的国际体系对全球资本主义的驱动作用。不同领土极度不平衡地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不仅体现在入场时机的早晚与地缘层级上，更深刻地体现在“产业结构”的先天锁定上。在不平衡发展逻辑驾驭下，中心国家只允许边缘国家依托某单一且低端的产业环节（如代工制造）融入全球分工体系，边缘国家只能被动依赖这一特定产业的畸形扩张来拉动整体的现代化进程。这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出口带动战略”。某些落后国家往往只能依靠极其单一的产业来艰难拉动其国内经济发展，这就是典型的“不平衡发展”的苦果。相比之下，中国为什么能在复杂国际博弈中保持战略主动与发展优势？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基本国策，成功建立起了最为完备且独立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消极革命策略只是适应与完善了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世界经济结构。换言之，消极革命不是落后国家利用发展不平衡，采取历史主动实现后来居上，而是为世界资本主义不平衡－综合发展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作嫁衣裳。如普兰查斯所说，“国家在支持外国或跨国资本方面的作用加剧了每个吸引外国资本的国家中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它最显著的方式是通过将特定区域指定为‘发展区’而损害其他某些区域——该过程……使资产阶级国家的内部凝聚力产生了裂痕。”[29]
（二）维护世界资本主义统治霸权的不平衡-综合发展与消极革命
总之，消极革命概念是国际体系的一个因果性因素，它把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再生产与具体不同形式国家的反应联系起来。戴维·哈维称之曰“时空修复”——资本积累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分化过程，在资本积累地理形式上催生消极革命。消极革命是在不平衡－综合发展条件下，通过国家权力的结构连贯性和空间修复，塑造并重新塑造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30]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如果说托洛茨基的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是助推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而葛兰西的消极革命理论则强调不平衡－综合发展如何有利于帝国主义的霸权与稳定。他将资产阶级霸权的优势、局限与矛盾，论述为“多尺度且不平衡发展的空间关系集合（意大利南北之间、城乡之间、东西方之间、意法之间、英美之间）”。[31]
也就是说，这种综合或关联式发展，并不是非西方世界之间团结一心共同反抗西方，而是不发达国家之间如何勾心斗角、处心积虑地同西方霸权进行勾结。这正是印度后殖民主义批判先驱者拉纳基特·古哈（Ranajit Guha）结合印度殖民地经验所突出的那种“印度版葛兰西式霸权现象”。葛兰西认为，统治阶级为应对自身霸权危机而采取了暴力强制与道德文化上的认同双管齐下的治理手段：在前者，统治阶级通过暴力方式强迫民众遵从秩序规则；在后者，民众被说服采用特定的习惯、习俗和家庭经营方式来维持新经济制度。这位印度思想家的创新之处是把上述的二重性霸权理论即强制与认同理论，具体化为印度版的“勾结”与“认同”。古哈把权力理论先是区分为支配与从属关系，进而把支配即统治又二分化为“强迫”与“说服”，把“从属”二分化为“勾结”与“抵抗”。英属印度的权力是建立在“勾结”之于“说服”的巨大优势之上。也就是说殖民地印度对宗主国的臣服，既不是建立在英国的高压基础上，也不是英国的说服氛围下，而是形成于印度上层社会对英国的主动臣服－勾结过程中。这是一种“无霸权的支配”。[32]
再以南美洲现代化为例，消极革命作为国家赶超战略实现资本的政治统治，与资本主义扩张紧密相联。墨西哥消极革命（1910—1920）后诞生了威权统治与霸权影响相结合的墨西哥特色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它把国家发展命运托付给世界秩序地缘政治，一方面对内巩固资产阶级国家统治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对外开放实施国际扩张战略，这代表了资本主义在霸权被削弱而无法应对生产力发展要求时被迫进行的“自我革命”的方式。[33]但是这种“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相去甚远，只是资本主义自我保护的消极革命。这正是列斐伏尔所说的“最小限度的革命”。其目的在于缓和或消除某些矛盾，“满足于社会关系中的某种连贯性与一致性”，[34]以便保证社会“更好地”运转。
4地缘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的革命化意义
当代西方的世界政治经济学主流观点是“世界体系单一中心论”或“霸权稳定论”。美国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便是其中的代表。[35]其国际政治长周期理论涵盖四个原理：一是世界体系需要一个领导者；二是世界领导者均脱颖于全球战争；三是海权是世界领导者的必备条件；四是国际政治的演变模式是“轮流坐庄”，世界领导者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周期约为100—120年。其中，四个世界领导国包括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与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它们在各自主导的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维系着全球政治系统的秩序。
拉迪卡·德赛（Radhika Desai）
与以上高论唱反调的学者大有人在。拉迪卡·德赛（Radhika Desai）便是其中一位。她近年所著的《地缘政治经济学》[36]类似于康德晚年（1798）让哲学与神学、法学、医学等强势学科相竞争的“学科之争”的作法，[37]强调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特殊优势。她认为，在造成不平衡－综合发展方面，国家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作用。[38]随着资本主义从欧洲逐渐扩展到其他国家，具备相应条件的国家通过特有的机制与实践，不同程度地有效指导和调节本国国民经济。这正是印度、中国这些新市场国家兴起并挑战西方全球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的传统文化基因与传统政治机制。
显然，德赛是新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论支持者，而不是无视国家民族重要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全球化论者。在她看来，当今世界已进入了一个“后美国霸权”“后全球化”以及“后帝国”的时期。世界呈现多种多样的新兴力量与旧有力量之间的激烈博弈和较量状态。世界正在重新回到一种群雄并立的多元格局。当今世界的多极化、冲突化发展格局，源于各国在管理资本主义及其危机趋势中所必须承担的经济功能。而国家的国际间相互作用用唯物辩证法来形容，即不平衡－综合发展。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方式，以寻求维持已有的对他们来说有利的不平衡的资本主义发展格局；另一方面，新兴的竞争国家加速了资本主义发展，挑战了占主导地位国家的帝国主义计划。人们把这类“温室模式”的发展称作不平衡－综合发展，因为它将几个阶段结合在一起，或者通过直接压缩，形成更短的、但更为迅猛的发展进程。比如20世纪60年代异军突起的韩国发展就采取了这样一种“压缩的现代性的逻辑”：“其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变化在时间与空间上以极度浓缩的方式发生，相互不同的历史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动态共存导致了高度复杂且流动的社会体系的建构和重构。”[39]它表现在人类存在和经验的各个层面，从个性、家庭、二级组织到城市与农村地区、再到公民社会与国家，一直到全球社会。尽管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支配了经济、地缘政治、军事与意识形态力量，但新兴现代化国家在不平衡－综合发展中起支配作用。这种地缘政治经济学不是完全经济意义上的市场或资本主义经济研究，但可以解释21世纪早期，为什么生产力越来越广泛地分布在世界各地。这种发展创造了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众多重要经济体并存，任何一方都难以成为绝对的领导者。这正是全球治理出现赤字的现实原因。
为取代那种粉饰－神化美国统治地位的“全球化”理论，德赛采纳了一个更加马列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不平衡与关联式（综合性）发展理论”框架。“不平衡和关联式发展理论搭建了布尔什维克反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历史革命的理解框架。这与同时代的帝国主义经典理论有关，并且源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此外，它成为不平衡和关联式发展理念在20世纪进一步展开的一部分。作为联合发展最强的形式，包括20世纪90年代终结的苏联在内，共产主义都会支持并且增加其他国家在更广泛的反帝国主义格局的基础上，去追求联合发展的机遇。这种发展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也可以是共产主义的”。从历史视角来看，不平衡－综合发展已经将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推向革命的历史进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称霸世界阶段，由此导致英国与美国、德国与日本等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激烈斗争，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由此引发了十月革命。而在20世纪中后期由美国主宰的全球体系下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实质上正是不平衡－综合发展的特殊表现形式。“这种发展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或是共产主义的，其强有力的反帝宗旨拓宽了关联式发展的地缘政治经济空间”。[40]
德赛抱怨地认为，源于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宝库的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作为一台精心打造的机器，被其继承人不公正地弃之如敝屣，且从未得到理解。现在是时候将其重拾起来，并用以解释20世纪后期以及21世纪早期的发展。托洛茨基的贡献是把马克思列宁的不平衡发展论扩充为不平衡-综合发展论，德赛的创新点是把不平衡－综合一词一分为二：不平衡发展倾向于赋予资本家和富裕阶级更多的权利，而综合的或关联式发展则通常赋予工人阶级和普通大众更多权利。比如“在不平衡和关联式发展的战后阶段，苏联的力量与威望保障了最新独立国家殖民地的自治化，而且还支持他们联合发展，它还促进了发达工业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性发展”。“二战后世界市场的竞争与不平衡发展之所以没有导致新的世界大战，是因为苏联成为不平衡和关联式发展理论进一步展开的另一重要部分。作为一个建立在不平衡和关联式发展理论对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理解基础上的革命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不仅在国家层面上，还包括了工人阶级层面。因此它代表了关联式发展最强的形式，不是试图加速资本主义发展，而是试图完全跳过资本主义。中国也是这样做的，并成功发展下去，这也很能说明问题”。[41]
总之，不同于现代化或比较现代化理论，也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学派，德赛的地缘政治经济学重新强调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国际竞争逻辑，而不是霸权稳定或单极格局理论，强调了不平衡－混合发展的普遍方法论意义。这就是国家在当代世界不平衡与混合发展中的作用，突出了后发国家在不平衡－综合发展中的历史主动、历史觉醒与历史自信的作用。虽然发达国家在这种不平衡等级格局中仍然处于霸权地位，但后发国家尤其是新兴的现代化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以及金砖国家均展现出重要的能动作用。德赛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而不是后马克思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来理解今天世界的不平衡与混合发展这种地理辩证法的。也就是说，今天世界的政治经济态势仍然是国家竞争，而不是一霸独大或自由世界市场占主导地位。其次，这种竞争一方面呈现不平等、不公平的不平衡发展，另一方面混合/关联/综合发展使得落后国家仍然可以获得主动权，实现后发优势或“弯道超车”。这正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真正意义。
以上概括了德赛的地缘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新列宁主义倾向。下面我们不能不提及尼尔·史密斯的地缘经济学。他们共同强调不平衡发展问题，只是专业视野与学术传承有些不同，特别是政治站位明显不同。如果说此前的不平衡发展规律理论理解是近托洛茨基式或新列宁主义式，那么下面面对的则是反托洛茨基激进政治学、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解释途径。德赛的不平衡－综合发展理论视野是充分估计到全球南方世界的发展的历史主动性与历史机遇的，史密斯的不平衡发展理论只是无奈地指认了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压迫性结构与空间之无可反抗性事实，而没有看到不平衡发展补充物的综合发展对于后发国家现代化的革命进步意义。
5不平衡发展的地理辩证法舞蹈
马克思的社会不平衡发展理论得以回归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这与大卫·哈维的持久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把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作为自己关键性理论资源之一”。哈维认为，马克思并没有回答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地理扩张和领域统治在维护全部资本主义衰而不亡的稳定状态中所发挥的作用。哈维重提这个二律背反式难题：“一方面，为什么资本主义在马克思之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什么它在20世纪会时常陷入全球性危机？这两个问题正是困扰着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42]
继大卫·哈维之后，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出版了颇有名气的《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与空间的生产》一书以回答以上问题。此书深刻地赓续了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何以幸存下来之历史原因”的命题。[43]它“高明地概括了帝国主义怎样在历史上造成了一种特别的自然与空间，一种把贫穷与富贵、工业城市化和农业衰退结合在一起的不平衡发展的地理风景”。[44]该书堪称迄今为止地理学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最为系统精湛之作。其主旨不是重申不平衡发展，而是通过空间生产理论激活－具体化不平衡发展辩证法。
《不平衡发展：自然、资本与空间的生产》
（Uneven Development: Nature, Capital, and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史密斯关注的是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之特殊过程和模式。他坚决反对那种无限制使用这个概念的广义不平衡发展论，而严格将其意义限定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的经济地理学景观。不平衡发展有其十分特别的逻辑，它来自资本主义所内在的两种对立趋势，即生产发展水平与状况一方面造成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却趋于均等发展。资本被不断地投入作为固定资本的厂房、交通、城市等人造环境当中，以便获得剩余价值并扩张资本自身的基础。但资本又不断地从人造环境中撤出，从而向别处移动以攫取更高的利润回报。一端是相对固定性的物质形态的生产资本，另一端是不停流动的价值资本。于是，我们就能把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视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这一资本主义“更为基本的矛盾”在“地理上的”表现。[45]
“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地理学最形象的概括。不平衡发展或两极分化的地理景观源自马克思与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不平等生产逻辑：资本在生产出发达、富裕、文明、秩序的一极之同时，亦生产出贫困、愚昧、落后、动荡的另外一极。此两极分化－裂解现象是在多种空间尺度与舞台上表演的。用马克思的话说，资本“依自己形象而实现了空间的生产”。资本不只是“一般地”生产空间，它还“在现实中”生产空间，即生产出那些“能把不平衡发展连贯起来的空间尺度”。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既不是水平发展的，也非无限地分化，这种模式所造成的结果是一种不平衡发展，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平衡发展，而是支配着空间生产的矛盾动力学的具体结果的那种不平衡发展”。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在不平衡的空间/地理/环境中生产，而在于不平衡的地理/环境/空间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总之，“不平衡发展既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后果，也是其发展地理的前提”。[46]
资本主义逻辑是一种空间性的、非均衡发展的逻辑。不平衡发展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生产的具体体现。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生产与自然的生产理论不同，尼尔·斯密斯在深刻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自然生产与控制概念基础上，借用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概念取而代之。他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在矛盾运动中把绝对的自然空间转变成为相对的社会空间。生产力的发展将社会从趋于平等化的自然空间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它仅仅通过将资本投入特定空间，便产生了差异性及相对化的空间。这些矛盾运动决定了作为综合结果的资本主义空间的具体形式。
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在地理层面上表现为多尺度的空间生产。尺度是表明空间独特性水平的地理学概念，包括城市、国家与全球三种形式。今天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理论具体概念不仅是传统的阶段与形态，且是空间化的尺度概念。通过将其与节奏、循环及长波等时间概念结合起来，史密斯提出了“跷跷板”的非均衡发展理论，即资本力图从发达地区跳向不发达地区，然后再从不发达地区跳到原来的发达地区，因为原来发达地区已经变成了不发展地区，然后周而复始。[47]
史密斯认为“跷跷板”作为不平衡发展的动态空间隐喻，更主要是发生在城市这一尺度上，在这一空间中可流动资本破坏了城市内部原有的邻里关系，但这种跷跷板现象在国家层面与全球层面很少发生。在国际层面，我们难以直观捕捉这种地理层面的“跷跷板”运动。资本主义的财富与发达生产力高度集中于少数交了好运的国家。因为城市尺度是资本通过空间集中而实施的分化过程的产物，而国际尺度则纯粹是均等趋势的产物。正像积累必然意味着资本集中一样，这种财富聚集化解释了城市尺度生产形成的过程，资本集中同样必然把全球尺度的生产引向均等化，这也就是弗雷德曼著名的“世界是平的”[48]之美丽神话的由来。如果说城市尺度和全球尺度分别是分化－均等的矛盾趋势在地理上的完美代表，那么国家－民族尺度则并非是这一矛盾的直接产物。该尺度的生产的动力主要来自资本流通，更具体地说，是来自世界市场上不同资本竞争的指令。
总之，资本主义为了追求超额利润，竭尽全力推动跷跷板运动，使其发展具有一种集创造与毁灭于一体的空间辩证法舞蹈节奏。它始终受着要么拥抱流动性，要么拥抱固定性的双重诱惑折磨。一方面，为了推动积累和把贬值地方化，它生产出脱域性的流动性地理空间，但另一方面这种地理空间或人造环境注定要转化为固定资本而失去流动性，所以这种人造空间越来越成为实现资本跷跷板运动所需要的流动性的巨大障碍。资本除了扩大外围空间投资范围，还不断地进行未来的虚拟投资，并迫不及待地逃离过去实体，由此催生了一轮又一轮金融化的空间生产景观。不过，这些空间修复及其升级版均无济于事。因为“任何一种版本的修复都带来了地理景观的均等化和分化趋势，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这种不平衡发展在全球尺度上表现得更为静态化，而在城市尺度上表现得更为动态化。而且，不论被施加了多少限制，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都被彼此对立的均等化和分化趋势及其导致的资本跷跷板运动持续推动着”。[49]
史密斯把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理论空间化、尺度化、具体化为城市、国家与全球三个层面，无疑将其转化为可直接把握现实的科学方法，而摆脱了抽象玄虚的理解弊端。但其致命缺陷也显而易见，这就是严重低估了资本主义国家尺度在世界地缘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而变相陷入另外一种空间拜物教或地理决定论。也许是理论研究过于具象化，反而导致其实践方案显得空泛飘渺。在史密斯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中很难看到全球南方国家与世界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声音与身影。他只是近乎空洞而苍白地指出，“问题的出路在于消灭不平衡发展”。资本的历史使命，是发展能够实现均等的那些条件，但它永远无法实现这种发展潜能。为了彻底实现这种趋势，“资本自身以及作为资本基础的政治分化，必须被清除掉。为实现阶级关系均等的斗争将构成社会主义历史的核心，当然这无疑也是一个地理规划”。[50]
当然，诚如大卫·哈维所说，现如今，在一个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操纵的世界里，在一个“世界是平的”的虚假意识形态所粉饰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及其灾难性后果愈演愈烈，那种认为解决全球贫困与环境恶化的出路在于市场逻辑和更加彻底的私有化声浪，正借助于强大的网络媒体而喧嚣尘上，这使得“为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全球社会秩序而斗争的批判性基础也就荡然无存”。但“所幸的是，在我们生活的世界周围，仍不缺乏坚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社会运动。他们清晰地向世界表达他们建设另一个世界的决心”。[51]
余论
泛而言之，马克思历史观有广义历时性阶段形态论与狭义现代性共时结构论两个维度。狭义现代性共时结构论又分为“危机论”与“有机体论”两个视角：一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为何－如何以盲目必然性，即持续内在危机－自我异化－不平衡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发展理论，二是关于现代社会作为有机体不断地走向自觉－调节－平衡发展的理论。
马克思不仅有两种现代社会概念，且有两种认识现代社会的系统概念。一方面，以共时性的、即知性的或“单一系统知识”的视点来看，现代社会是一个“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的有机构成体系；另一方面从辩证的、历时性、复杂矛盾系统论视点来看，现代社会是“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的”有机功能体系，即社会自组织、自生成与自转变其发展“必要器官”的历史过程。[52]现代化历史运动作为一种系统运动，具有一般有机体发展的系统性协调性与系统的矛盾历史性辩证统一特征。在此方法论视野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无疑既包含着在危机矛盾不平衡中求变革之历史性，也包含着在改革中求协调平衡发展的自我生成性的两种系统辩证法内涵”。[53]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革命与建设方式的探寻历程及其阶梯化、时空压缩性、并联式发展逻辑，堪称一个从系统性矛盾辩证法到系统性协调发展辩证法的转换过程。通过反思西方社会现代化理论的逻辑强制性和方法局限性，进入新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中国式社会现代化建设，形成了以阶段性历史目标自觉与全面－平衡的有机体系统建设相统一的发展辩证法。系统性矛盾辩证法的当务之急是社会有机体制如何总体转化重构的问题，即如何“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而系统性发展辩证法则以历史耐心定力来解决新的社会有机体制“如何组织和生成自己的器官”，以实现持续性协调与发展进步的问题。可以说，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愈益进入社会系统多元化、要素化平衡与社会结构秩序协调化、全方位发展新阶段。
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那种资本“让社会一切因素从属于自身”的盲目片面发展模式，而是以人民权益为根本，通过自觉驾驭资本创造力、提高生产力，历史主动地把自己“还缺乏的”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管理、生态诸系统要素－器官全面生成出来，从而达到为社会主义社会有机总体服务之目的。
由是观之，以高质量发展助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谋划共同富裕、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双富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式现代化，正是超克不平衡－综合发展困境的“另一种”综合－平衡发展的现代化成功实践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