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已经”
（思想的诗意和政治的中断）
走向《未来之书》
1953—1958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法国作家、思想家
这一时期是布朗肖的创作高峰期。从1953年7月《未来之书》（1959）中收录的第一篇文章发表，至1958年11月书中最后一篇文章发表，布朗肖每个月都会写不止一篇批评文章，除其中一篇外，其余文章全是为其在《新法兰西杂志》开设的专栏而写。这64篇文章中的33篇后来被收入《未来之书》。这一系列随笔的连贯性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中的31篇文章如今只能在别处读到。然而，散见于《无尽的谈话》中的13篇专栏文章和《友谊》中的另外8篇文章孕育于同一场运动，属于同一思考时期。《友谊》中的文章往往甚至可以被收入《未来之书》中；布朗肖选择文本的原因有时显得随意或难以理解。《无尽的谈话》的选篇比较容易解释：一般是基于所评论书籍的哲学旨趣（加缪、帕斯卡尔、弗洛伊德、西蒙娜·薇依、尼采）。所有这些文章，以及被这几本书遗漏的那几篇更少见的文章，都有着深刻的联系。
在布朗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批评方法。思想越来越多地被授权在特定作品之外选择主题，思想变得独立自主，并引导着出版运动。他的思想逐渐放弃了私人的自传性指涉，让位于政治主题的构建。虽然他的思想仍然痴迷于“创造性行为”，但已不再关注其对象，而是关注存在被掩藏的那个点（“万物消失”显现之时），以便思考这种悖论意识的起源，思考这种使其脱离世界并中断思想的运动。因此他的思想使人思考思想的中断：它是关于思想中断的思想，也是关于中断思想的思想。这种从掩藏的词汇（lexique de la dissimulation）到中断的语言（langage de l’interruption）的转变，避开了对辩证法（“并非说了‘辩证法’这个词就什么都说了”）和对现象学（海德格尔越来越受到批评）的指涉。这种美学姿态（geste esthétique）已经导向了断片化写作。通过它的重复、坚持以及它实现的差距本身，它让文学更加接近世界：更接近它的历史本质和政治意识。尽管《未来之书》的结构含义一目了然，却很少令人想到这一点。这本书舍弃了更具哲学性的文本，保留了最具文学性的文本，试图剥离出那个使不同言语（文学、政治、哲学）彼此敞开的、不懈而永恒的姿态。
文学何以不可能？这个问题或许就是产生这种思想的源头。世界向文学关闭的姿态愈演愈烈，这让布朗肖下定决心，要让文学向世界敞开，并通过文学打开世界。继《洛特雷阿蒙与萨德》之后，他再次重申：文学属于一个“道德沉默”的区域。这个区域并未将文学排除在世界之外：作家的不负责任并不能使他免遭社会的审判。“一个人在写作中触及写作无法尊重的真相，他或许是不负责任的，但他因此更应该为这种不负责任负责（……）：保护他的纯真不是他自己的纯真，而是他所占据、错误占据、与他并不吻合之地的纯真。”道德、党派或宗教审判的世界通过歪曲和安抚艺术将艺术封闭起来，使之成为想象的博物馆、文化的典范、保护性的至尊性。它剥夺了艺术质疑、下赌注和承担绝对风险的能力。它使艺术成为一种静态真理的场所，从而削弱了其游荡的真实性。它信誓旦旦宣扬的价值不过是“居留期间的装腔作势”。它试图将这些资产阶级价值，将这些武断的价值强加于人，让人以为它们是自然的：正如罗兰·巴特在《神话学》（Mythologies）一书中所指出的，它试图“将成规（convention）装扮成自然”。布朗肖反对一切价值的话语，推崇“意识形态的形式主义研究”，这种研究通过考察“价值的统治与‘符号’的扩散之间的关系”，展现了一种言语如何隐秘地进入另一种言语，同时揭露了“这种符号的‘消费’”和“价值对我们施加的可怕的压力”。
拒绝是永恒的。“不惜一切代价去创造人性，肯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布朗肖在评价马克斯·布罗德（Max Brod）执导的《城堡》时写道。“克洛岱尔身上有一种思想的残酷性，这也许就是他戏剧天赋的根源，但我们遗憾的是他没有更自由地发挥这种残酷性”，他反对作家的信仰，反对其对无限和失度（le démesuré）的恐惧。和谐、美，“这些词令我发笑”，黑塞说道，而布朗肖自己在评价巴塔耶的《爱华妲夫人》时，也将“美”向丑闻敞开。
布朗肖重申了一个自1940年代初以来他所珍视的观点：传统经常做出审判，宣称任何现代性都“没有未来”，但与此相反的是，传统无法在其自身的忠实性中、在其自身的再现中存活；正是断裂使其更新并继续存在。在文学中，例外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布朗肖发现，在一个广告成就作家又毁掉作家的时代，作家本身成了一种价值，一种相对价值。这种广告揭示了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语言类型，即一种将其虚无主义力量建立在一种价值话语之上的语言。因为价值的统治不过是虚无主义的诡计。必须反对“任何具有决定性的确定性言语、任何宣称自己胜利的现实、任何单方面的宣言、任何实质性的真理、任何传统知识——总之，任何建立在权力关系之上的言语”。思想应该中断（interrompre）的正是这种虚无主义的言语。
因为从首先发表于1954年春的三篇关于加缪的文章［后来被编入《无尽的谈话》，题为《反思地狱》，到1958年夏发表的关于尼采的文章［后来被编入同一文集，排在《关于地狱的反思》之前，题为《反思虚无主义》，布朗肖始终在与虚无主义斗争。尼采呼吁改变价值观念，但布朗肖认为这一策略还不够：必须将这个词本身也连根拔除。价值（valeur）始终是“虚无主义本身的面具”，是它的保护面具。“我们所谓的虚无主义（是）在这种使我们转离它的晦暗的限制中发挥作用的，它（是）掩盖它的东西本身，是一种迂回运动（mouvement de détour），通过这种运动，我们以为我们总是已经摆脱了虚无主义。”
这种反复的批评是必要的。布朗肖可能别无选择。他像人们猛烈谴责他的虚无主义一样，非常用心地诋毁虚无主义。他知道，对文学空间的追寻，对其引人入胜和令人眩晕的力量的追寻，会将任何仓促的阅读引向最糟糕的混乱：使这一运动失去力量，沦为一种虚无主义式的解脱。中性言语（parole neutre）是有风险的。它总是可能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即政治问题的中立性（neutralité）、中立化（neutralisation）。哲学问题亦是如此。这种风险会变得更大，因为并非通过缓和它、使它适应介入话语和价值观念话语就能为它辩护；相反，只有尽可能接受它，它才能产生真正的拒绝力量。1958年7月，布朗肖在谈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的作品《叛徒》时提出了这个问题。高兹参与了中性言语运动，但从未完全投身其中。“他没有接受它，甚至可能没有体验过它，却成功地将自己从中拯救出来，这使得这种体验没有定论。”布朗肖评论道（并得出结论）：“我认为，这就是虚无主义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它的力量是否来自我们在它面前的退却，或者它的本质是否就是在我们面前躲开，也就是说，这种本质是否总是被迂回问题本身（question même du détour）所提出、所弃置。”虚无主义正是利用了价值观念的恐怖统治与（无信仰的）消失的苦恼威胁之间的这种狡猾的交替、这种互补的运动、这种反复的迂回，它用自身的模糊性（隐藏的强力意志的模糊性）让文学的模糊性（通过语言与死亡进行绝对对抗的模糊性）发生癌变。布朗肖认为虚无主义是现代政治、哲学和文学的弊病。从那时起，向共产主义靠拢已经不够了。现象学的语言也不够。布朗肖在自身的道路和语言上制造了一次断裂（rupture），以便更好地中断话语的任何增值（虚无主义）效果，更好地将他破裂的言语引入政治断裂中，而他将宣称自己是政治断裂的参与者、发起者或支持者。之所以说这是一本未来之书，是因为它肯定尚且不是“大写的书”，也不是“大写的作品”，但毫无疑问它尚且不是，它否认自己具有书的“在那里”的特质，因为书的存在前提是将政治拒绝、将共同体的断裂付诸实践。
这种强加于话语的断裂也标志着其连续性、持久性、一贯性。他在《黑暗托马》中“不再思考自身的思想的伤口”，“被思想之外的他物讽刺地作为对象的思想”的伤口，恰恰是如今被给予、被还给思想之物。思考伤口、思考思想的中断，这就是反思的新对象，而反思的前提是对允许反思至今的语言进行批评，正如“强烈的差距”的引入、“总是已经”的引入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总是已经”是起源的缺口，是始自源头的思想的中断。
“这种将思想分离的无（rien）”，布朗肖发现它存在于最极端的作家笔下、最激进的赌局中。从帕斯卡尔的“无”开始便是如此，帕斯卡尔只能通过可能性推理来接近上帝，但这种推理将他与上帝永远分开，倘若他还想接近上帝，哪怕只是为了接近上帝的缺席，他只能中断这种推理。现代对话以中断为特征：与隐藏的上帝的对话，精神分析对话［“医生并不声称要对病人做什么；权力既不在一方，也不在另一方身上；它在他们之间，在通过将他们结合而把他们分离的间距（intervalle）中，在构成交流基础的关系的波动中”，或是小说对话［这种中性言语打破了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广场》（Le Square）中人物之间的和睦（entente），将其置于一种无人称的、极度孤独的、被放逐的语言之中］。预言性言语是“历史的暂时中断”，诗歌语言是离散的力量［马拉美，还有迪潘（Dupin）和杜·布歇］，布莱希特的戏剧美学在观众对舞台的被动融合中开辟了一段间距。阿尔托的痛苦使其触及了思想的中断点：他由此意识到，他甚至还没有开始思考，他必须坚持下去，像马拉美写诗那样挖掘这一点，并将它带至另一个点，即最难以忍受的痛苦的点、最难以忍受的思想的点。总之，正是在文学语言的产生过程中、在时间——另一种时间——“分离、撕裂、分割”之时对初始的考验，或是以阿喀琉斯与乌龟之间、土地测量员与城堡之间不可弥补的距离为代表的想象空间的非现实性，使这种思想的中断发挥作用，并使其转向书（livre）。
于是，这样的例子在一篇接一篇文章中层出不穷，每一次、每个月都会中断思想的空间，以至于任何价值都无法铸就，任何虚无主义的迂回都无法自保，无法用一种宣泄的幻觉去掩盖思想开放的承诺的高度。这需要不断保持警惕，永远保持运动。布朗肖继续评论萨德和洛特雷阿蒙所特有的、一种无法被僵化的批评所征服的运动美学，与此同时，他青睐尼采的观点，后者认为“自相矛盾是（思想）的本质运动”。这种无休止的辩证法使文本向“断片”敞开，使思想向“世界的游戏”（jeu du monde）敞开。这种思想，尼采称之为最后的哲学家的思想，因为它打破、完成、中断了哲学。布朗肖关于尼采的文章让人想起二十年前巴塔耶为《无头者》（Acéphale）撰写的文章。如何让这种思想摆脱纳粹的曲解、摆脱与“强力意志”（volonté de puissance）的一致性，仍然是一个问题。“永恒轮回不等于权力。”这种中断的哲学思想开辟了一个不追求“个人与主体的全能（toute-puissance）”，而是“使人达到一种价值概念不再适用的范畴”的世界。
这些考虑似乎与政治空间相去甚远。布朗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通过双重的团结姿态来瓦解他的哲学和文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政治思想的紧迫性。这一点在1957年表现得最为明显。那年夏天和秋天，布朗肖相继写了两篇关于西蒙娜·薇依的文章，后来被收入《无尽的谈话》，之后写了两篇关于马拉美的文章，接着又写了《未来之书》中收录的最后一篇随笔《力量与荣耀》，最后这篇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发表于1958年4月，即戴高乐执政的前一个月。
布朗肖对西蒙娜·薇依的关注主要源于他对犹太教神秘主义的兴趣，他对该理论的了解源自列维纳斯，以及他此后经常引用的格肖姆·索伦（Gershom Scholem）的《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Les Grands Courants de lamystique juive）一书。通过那两篇文章，布朗肖自1930年代末以来首次公开地、明确地表达了他对犹太性（judéité）的兴趣，但这次的角度截然不同。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回归略早于其政治回归：这样更好，它为政治回归开辟了道路。
布朗肖通过对16世纪犹太教神秘主义者伊萨克·卢里亚（Isaac Luria）的研究来解读西蒙娜·薇依的文本。卢里亚的“强大思想”（idée forte）将创造视作上帝的遗弃行为，令他印象深刻：“上帝在创造世界时，不是创造更多的东西，而是先创造更少的东西。无限的存在（être infini）必然是一切。要使世界存在，它就必须停止成为一切，并通过一种后退（recul）、退缩（retrait）的运动，通过‘放弃如同自身内部的一个区域、一种神秘的空间’（索伦），为世界腾出空间。”布朗肖在西蒙娜·薇依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思想，她在许多表述中将创造等同于退缩、抛弃（renoncement）和弃权（abdication）。但对他来说这更是一个思考思想与初始之间新关系的契机：作为思想之退缩、放弃和中断的思想。他在陈述这一类比时所持的谨慎态度，丝毫没有掩盖该类比似乎勾勒出的决定性力量和历史必然性：“也许（在我看来，我们从未停止过这种体验），思想在表达自身的路上走得越远，就越应该在自身的某处有所保留，这种保留类似于一个无人居住、无法居住的非思（non-pensée）之地，是一种类似于不允许自己思考的思想的东西。（……）但有的时候，无论对错，这种思想的盲点（tache aveugle）——这种思想的不可能性，即认为思想在其保留中是自为的——在我们看来，不仅以某种微不足道的方式存在于一切事物、一切言语和一切行动中，而且，通过这种微不足道的存在，能够占据更多的空间，扩展到整个经验，并一点点地彻底改变它。”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微不足道的骚动不再把经验仅仅局限于“内在”经验。它只需避免命名任何东西（上帝、独裁者等），以免用过于强烈的光芒掩盖这一盲点。关于缺席和遗忘的思想在此保证了关于中断的思想。
然而布朗肖在马拉美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思想。“我仅仅是通过排除法创作我的作品”，马拉美在写给朋友勒费布尔的信中这样写道。创作的空间、诗歌或文学的空间就这样形成，它为思想提供了感性的表征，通过文字和声音的节奏，通过语言在纸上和空气中的中断［日常语言的中断，也是诗歌语言、阅读语言、线性的书面语言的中断：对布朗肖来说，“未来之书”不是雅克·谢雷（Jacques Scherer）的遗稿，而是《骰子一掷》（Un coup de dés）］，向“纯粹的关系运动”敞开。通过排除法进行创作的理论随后为作者及其特殊预言的抹消理论奠定了基础，布朗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推崇这些理论，他的公开介入活动也应从这种抹消的角度来解读，而这种抹消是为了更好地解放“纯粹的关系运动”。诗人在言语中消失，而言语本身也消失在这种运动中。政治言语同样渴求这一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卢里亚的思想模式与乔治·巴塔耶的思想模式、与他的献祭（sacrifice）思想不谋而合［巴塔耶在1955年出版的《马奈》（Manet）一书中有非常相似的论述］。
布朗肖将西蒙娜·薇依的思想定义为一种不幸与专注（attention）的思想。在将其思想归为犹太教神秘主义之后，布朗肖又将其与罗贝尔·安泰尔姆的不幸思想相联系。“思考不幸，就是将思想引向这样一个点，在那里，力量不再是衡量必须说什么和想什么的尺度；就是把思想与思想的不可能性结合起来，而这种不可能性本身就像是思想的中心。”这种思考不幸的不可能性，这种思考集中营的不可能性，是思想的重大中断。它也为这种中断提供了至尊性的可能：这一点得到了如此的肯定，以至于它极力阻止了虚无主义（尼采和阿尔托的“是”始终受到威胁，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压制的虚无主义）回归的一切可能。因为当这种中断伴随着关于专注的思想，“不具有由轻柔力量所引导的思想”（这些话被用来形容安泰尔姆——“专注的完美，通过他人的目光，开辟了一条通往不幸之终结的道路”）时，政治思想、与他者关系的思想就会被中断，从而将其作为一种友谊和共同体的思想加以最终肯定。对布朗肖来说，这种对他者的专注“总是已经”是一种对语言的专注（对他自己的政治语言的专注，对所有人的政治语言的专注）。布朗肖在关于西蒙娜·薇依的文章中总结道：“语言是专注的场所。”诗歌语言是通往政治语言之路。布朗肖认为，这也是马拉美的诗歌教给我们的道理：正是“在新的时间似乎正在酝酿的未定的张力中，在期待和专注的纯粹时间中”，思想守望着“诗歌运动的光辉”。
“这种几乎不存在的、虚弱的文学，在与大型骗局的斗争中实在作用不大。”布朗肖预料到了这种反对意见，他在关于《神话学》的文章中预见了这一点。在第一篇关于西蒙娜·薇依的文章发表前一个月，他用现代的“这种虚弱的文学”、这种“最终极”（toute extrémité）的虚弱文学对抗价值观念的虚无主义力量。他从中看到了“最坚决反对神话的论调”（而且还应该说明，布朗肖对神话的阅读——从他对俄耳甫斯和对《奥德赛》的解读开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神话之中断的解读）。“是的，作用不大，”布朗肖承认道，“但是在这里，虚弱（faiblesse）以及在低于一切力量的东西上形成的言语，比力量——骗子不可避免的帮凶——更能困扰欺骗者。”虚弱困扰着欺骗者：它困扰着早在1955年3月就被谴责的独裁者［“独裁（dictare）者，专横的重复者”，他尚未将其与“天命之人”区分开来］；它困扰着试图强加“个人崇拜”的权威。布朗肖的经验不可否认地、残酷地丰富了其政治警惕性，而这种警惕性也是一种源自其语言思想的中断。政治通过语言回归政治。更确切地说：政治会回归政治，有时是以相同的语词回归（一旦回归，就转而拒绝），但不会在修辞上屈服，并且意识到言语和思想的中断。虽然虚弱没那么容易困扰力量，但这种中断仍然需要与集体实践联系起来，这样就不会只是困扰那些憎恨思想的、只知道说一件事的人，这件事就是不能囚禁伏尔泰。
在那些年里，布朗肖在创作《最后之人》的同时也在进行这项不可或缺的、艰巨而迫切的探索。“语言是专注的场所。”对话、谈话、言语、沉默都是专注的场所。它们也是专注的力量、欲望、作品。它们创造并持续不断地创造专注的欲望。对他者的专注。最后之词的不可能性、死亡的不可能性都属于它们。它们不惧怕任何虚无主义的回归。最后之词和死亡已经发生。最后的哲学家已逝。或许只能听到布朗肖在1955年3月称为“最后的作家”的人所留下的沉默。
布朗肖将为文学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对话形式，是一种新的谈话形式。它们与他在同一时期开始或重新开始政治介入的方式不无关系。话语和体裁的限制被打破了（我们知道布朗肖对此有多么强烈的呼唤）。政治的变形、哲学的变形、文学的变形：或许这就是布朗肖试图将已经出现的真理录入其中的“三重变形”。
“当一个人被迫放弃自我时，就必须灭亡或开始；灭亡是为了重新开始。”这就是被布朗肖称为“未来的跳跃”（saut de l’avenir）的运动。
1958年，居伊·莱维-马诺出版社出版了布朗肖1953年4月发表在《新法兰西杂志》上的文章，书名为《拉斯科的野兽》（La Bête de Lascaux），印数不足600册，该文是对勒内·夏尔的低调致敬。《未来之书》于1959年初夏问世。评论界并不震惊。评论家们晕头转向，又一次做出了极端的评价，有指责的，有辩护的，有谨慎的，也有佩服的。这正是评论界对布朗肖的叙事作品、对其《文学空间》以及对其“新小说”（nouveau roman）的评价，而“新小说”这个标签在评论界的助力下也越发深入人心。气氛甚至变得有些激化。60年代即将到来，索邦式的电闪雷鸣将会击中罗兰·巴特，《原样》（Tel Quel）杂志将掀起动荡，该杂志1960年3月的第一期对《未来之书》盛赞不已。
在最伟大的作家（他们对布朗肖作品的阅读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起着决定性作用）和批评界的官僚（他们下流的蠢话往往比可笑更可悲）之间，或许罗歇·朱德兰（Roger Judrin）在一篇关于《最后之人》的评论中最好地表达了布朗肖的书所创造的差距：“因为这本书令我害怕，就像一件我忍不住打碎的珍贵之物。（……）最后我承认，用布朗肖的话来说，这部叙事离我比我离它更近。”
注｜本文选自《莫里斯·布朗肖传》第四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