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的作者”
《文学空间》的诞生
1951—1953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法国作家、思想家
《文学空间》虽然出版于1955年的夏天，但事实上，早在1953年6月，该书几乎就已全部构思完成。
它得益于投入叙述创作的那几年；得益于1952年批评性文本的规律发表（在《批评》与《现代》上的五篇重要文章）；得益于《新法兰西杂志》于1953年1月第一期起为其开设的专栏。在此后的六年里，布朗肖每月为其供稿，再往后则大概是两个月一次，这次合作在布朗肖的事业生涯、声誉，以及更为根本的研究上，标志着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出版物广泛传播的时代已经结束。尽管当时尚在1953年，但绝大多数有待刊发的批评文章仍将发表在《新法兰西杂志》上，即波朗所说的那个“纯粹之地”，那个“赋予文字以意义的特殊的地方”。因此，波朗回到了他的杂志，与阿尔朗共同担任编辑。肃清运动（épuration）后政治氛围的逐渐缓和、前《新法兰西杂志》的持续声誉、《方舟》的消失以及《现代》的相对衰落几乎自然而然地促成了这一回归。波朗遵循着《七星手册》的方向，他不满足于与萨特划清界限，还打算将他的杂志开放给“品位、观点甚至党派最为不同的作家们。对于那些它所接纳的作家，它既不要求他们介入，也不要求他们不介入。（……）它因关注普适性而成为‘法兰西’的杂志，通过回顾和捍卫一个文明的最高价值，它将不失为一本法兰西杂志”。这样的言辞足够模糊，以至于布朗肖可以认可它，也可以不认可它，但他还是接受了这样一项事业，该事业允许他在研究中获得最大的自由，通过曝光提供持续的批评反馈，确保微薄但稳定的报酬，并拥有一群特定的忠实读者。布朗肖的专栏得到了波朗的支持，波朗将其视为该杂志最好的批评家，“当他谈论他不喜欢或不太喜欢的作家时，他是如此”不同寻常地“令人钦佩”。许多读者每周都热情地盼望着它，而且这些读者都并非无名之辈。这些“研究”将在整整一代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身上留下印记。
布朗肖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在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他与加缪、马尔罗和格诺都是审读委员会（comité de lecture）的成员，该委员会向他支付报酬。布朗肖与加斯东·伽利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在1951年，布朗肖差点利用赎回权将其著作交由子夜出版社出版），但大概已有所缓和。他远离《批评》是出于种种原因，包括金钱、健康和编辑自由。他放弃《现代》的决定并非毫无远见，他对此并不感到难过。他与梅洛庞蒂走得相当近，后者离开《现代》的那一年，也是布朗肖开始为《新法兰西杂志》供稿的那一年。
贡献给《新法兰西杂志》的128篇文章大部分将呈现在布朗肖的四部主要批评随笔中——《文学空间》《未来之书》，以及随后的《无尽的谈话》和《友谊》，后两者分别出版于1969年和1971年。人们可以追踪他思想的发展，而他的思想对自身的行进与游移都同样确信；人们观察到他的思想在自我展现，创造出一些独特且本质的概念，如外部、中性、另一种夜（autre nuit）或无限的距离（distance infinie）。悖论的修辞学融入掩藏的诗学（poétique de la dissimulation）之中，然后又融入中断的断片化（fragmentation de l’interruption）之中。对作品的起源、写作的经验的关注，对否定的耐心要求，对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批判，与列维纳斯或巴塔耶思想的持续对话，对马拉美或卡夫卡作品的不断沉思，与马尔罗、萨特或加缪之间辩论的重启，对文学的过度本质的坚定信念，通过死无限地接近死亡，通过书无限地接近作品，对新批评、新哲学和新小说的赞美式分析，这一切使得这一无面孔的介入（engagement sans visage）在20世纪的美学思想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并给当时的年轻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年轻人将在1960年代成为“现代性”中最具决定性的人物：巴特、德勒兹、德里达、费伊（Faye）、克里斯蒂娃、拉康、索莱尔斯……这正是福柯所说的“梦想成为布朗肖”的时代。每篇文章都是在文学、哲学和政治思想方面的新突破。与巴塔耶相似，但又有所不同，并且常常与萨特相对立，布朗肖将文学之门向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敞开，让他们发现布洛赫或贝克特，有时甚至是雅斯贝尔斯或阿尔托。他让他们听到那个中性又果决的、私密又共同的言语，这一言语在所有语言的深处回响着疯狂、越界（transgression）、非权力（impouvoir）和失眠。最令人折服的是，这一言语也是他自己的，它能够更好地激发最伟大的诸思想，因为它似乎要让它们保持沉默。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表面的轻松和穿透的力量经历了怎样一场隐秘的斗争，一种从疾病和虚弱中挣脱出来的思想的反复挑战。
《文学空间》似乎是布朗肖的批评随笔中最具统一性的一部。它的统一性得益于书中占主导地位的既累进又循环的运动。封底介绍这本书是一本对“创造性行为”的丰富而严谨的沉思，它源于作者个人的写作经验，其中饱含着二十年的研究和成熟过程，也源于对马拉美、里尔克和卡夫卡创作经验的感同身受的关注，这种关注虽然由来已久，但在最近几年却变得尤为关键。的确，比起1950年代初，布朗肖还能在何时更加认同卡夫卡的这些说法：“除了文学，我什么都不是”，或者“我唯一的愿望和唯一的使命就是文学……我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孤独的结果……”，又或者是马拉美所说的，“如今我是无人称的”（？）批评家，是一位“逆向的作者”，因此，当他在评论这些作家的日记、书信和自传性质的随笔时，他谈论的仍然是他自己，这些评论篇幅很长，也不乏抒情性。即使偶然的恩典也会降临到他的身上，但他并不将其承认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巧合，他也并不承认，在他自己出生时刻的永恒轮回（éternel retour）与那个卡夫卡得以获得写作形式和写作节奏的决定性启示的神秘之夜之间，存在着某种狂热的共谋：那个考验成形的夜晚，1912年9月22日，布朗肖两次提到这个日子；它标记了作品的要求。
正是对这些作家经验的非常个人化的沉思将其自身的运动赋予了这本书。布朗肖所倾听、阅读并分析的是最简单的个人经验，同时也是最悲剧、最基本的经验：婚姻生活、孤独、死亡。在这里，“个人”（personnel）的唯一含义是人称性的消失，一种发生在“无人称性”中的暴力的、往往难以预料的断裂，导致这种无人称性的正是死（le mourir）与书写（l’écrire）的“无休无止的”、作为另一种时间的时间。当死亡和写作的经验被推向极致时，它们之间的多重类比关系击中了布朗肖，以至于他在他的虚构作品中放置了一个不断收紧的螺丝，然而在书中的每一部分，他都在试图阻止这一螺丝的转动。然而另一边，卡夫卡、马拉美、里尔克，他们每次都进行着激烈的抵抗，永远不想被抓住的作品的抵抗。话语的不足重新引发了研究。于是，它将始终处于其自身断裂点上的内在的敞开（ouverture de l’intime），对立于神话与大写的历史（Histoire）的同化力量：这就是被布朗肖定为全书中心的关于“俄耳甫斯的目光”的那几页，以及最后关于交流和艺术的未来的那几章。由此，每次都会重演“死的永恒折磨”，即对大写的作品的穷竭而又不竭的、从未达到的追求，它始终隐藏在黑夜的中心，另一种夜的中心，不是缓解白昼之考验的黑夜，而是迎接艺术家失眠的黑夜，这黑夜从此向存在之掩藏敞开大门，因为那时出现在它面前的是消失的本质，是存在深处之存在的缺席，是时间开始之前的先在，是仍系低语的言语的起源，即诗的本质所不断接近的急促而不绝的散文——是对其而言什么都没有显现的艺术家，因为他向“永恒外部的涓涓细流”敞开自身，并被这个中性的言语带走，这一言语将一些晦暗的点串联起来，在这些点上，共同且匿名的领会得以涌现出来；他在众神退场的无限空间中被一分为二，分裂到令人心碎的地平线上，这地平线使身体产生幻觉并遮蔽了一切表象，首先便是其自身的表象；在这般自我消解之中，他写下一首诗，以书写这场不可见的相遇，随即他便立即抹消自身，如诗般抹消自身，如诗人般将诗抹消，以便继续作为未完成的作品与读者之间的相遇而存在，这位读者通过只属于他一人的“是”（Oui）的轻盈且透明的恩典重新肯定了作品，然而，写作的可能性注视着读者，这种可能性是一个遥远但立即可能发出的邀请，让他不要再逃避死，读者由此进入了与坟墓“欢欣的、狂热的”共舞，与不可见的伙伴的共舞。这就是回返的语汇，因为它的本质就是回返，在属于布朗肖的“本质的孤独”中，它只归属于他，继而它也属于其他人，属于卡夫卡、马拉美、里尔克，这意味着，在神话的层面，它只归属于这个非人称的形象，这个俄耳甫斯回头看欧律狄刻的形象，因为他只能在夜里，也只想在夜里抓住她，而在大写的历史的层面，这意味着归属（appartenance）是集体性的，它因集体性而更加私人化，它因孤独而更加共同化，“本质的孤独”因其最初非介入的力量，而确确实实地介入了共同体思想的道路。梦想，乌托邦，归属于每个将其说出的人，但这一思想的力量不在于它是否归属于某种愿意将其接纳并还原的意义，而在于肯定“拒绝的过剩（surabondance）”，这种过剩只有通过“无作的徒劳过剩”才能获得权能和保障，并得以在大写的历史中刻下私人的和集体的、当下的和未来的不服从的印记。
因为正是一种关于大写的历史的思想裹挟并推动着《文学空间》，而这本书的运动将其引向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对抗。一本在写就前已然完结的书。“文学与本源经验”见《文学空间》第七章“文学与本源经验”，书的进程的最后一部分，既是它的未来，也正如它的标题所提醒的，是它的本源。实际上这些内容发表于1952年春（早于它发表的只有关于卡夫卡的部分），连续两期发表在《现代》上，这一编辑选择表明了其理论介入的政治性质。一年后，这两篇文章的内容得到了扩展，经由一篇分两期发表在《新新法兰西杂志》上的题为《文学何处去？》的文章，只有《未来之书》部分收录了该文的内容（原因是：它重复了先前的思想，给出了同样的评论，使用了同样的引文）。如果对于问题“文学何处去？”，布朗肖追随海德格尔的脚步回答，从它来的地方，从最初的地方，那么，人们还必须意识到这一回归（retour）的政治意义，并承认这是对这部作品的最好评论，也是对将孤独空间引向政治空间的这一运动的最好评论，在1952年和1953年，人们可以看到，这一运动将文本的起源还原成了思想的结构，或者更广泛地说，使之回到了无论文学作品走得多远都不会被疏离的政治诉求之中。
如此，文学重新转向了政治，但不是在同一个地方，也不是通过同样的联系。这一活动的诸术语仍然非常模糊：它们处于共产主义的边缘，正如1953年12月关于马斯科洛所著图书的文章所指出的，但是布朗肖，既因为艺术要求与共产主义要求之间“值得注意的巧合”而感到震惊，又遗憾地看到了艺术和共产主义在这里时常回避着彼此。这既意味着任务的难度，也意味着要求的恒久性（permanence），因为“作品即历史，它是一个事件，历史的本身事件，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最坚定的诉求就是将全部力量赋予‘开始’（commencement）这一语词”。以及：“没有什么比这种至尊性更重要，这种至尊性就是拒绝，并且这一拒绝，经由符号的一次改变，同时也成为最慷慨的肯定，是礼物，创造性的礼物。”
开始、拒绝、肯定、创造性的礼物，它们依旧没有对象。挥霍（prodigalité）被保留在那里，随时可用，准备发挥作用，以便有朝一日拒绝能够“将全部力量赋予‘开始’这个词”。1952年，在冷战的激烈时刻，在斯大林模式运行时期，在朝鲜战争发生的时候，布朗肖，似乎从最遥远的地方，写道：“困境时刻（temps de la détresse）指的是这样一种时刻，在任何时候，它都是艺术的本有之义，但当历史上诸神缺席、真理世界动摇的时候，它就会在作品中出现，成为作品的忧虑，在这种忧虑中，作品有了自身之保留（réserve），这一保留威胁着作品，并将作品还原为当下的、可见的。”这种保留对他来说却是最危险的，也总是有效的，无论是在它被禁止、被击败的情况下，又或是恰恰相反，在它似乎毫无用处的情况下；它不仅关注白天、行动、有用、需求、价值，也关注黑夜、他者、全然的他者、人的本质；乃至“对真理的权利，甚至是对死亡的权利”，一种从来不属于个体的死亡，对此必须承受，直至匿名、尊严、中性、集体（让我们直截了当地记住这一点：对布朗肖来说，死亡是共同体的本源）。
这一对挥霍的保留，布朗肖给它起了另一个名字：预言（prophétie）。预言无须其他预言家，只需一位在预言之后消逝的诗人；无须其他权威，只需被众神遗弃的困境之地；无须其他信息，只需它对未来的宣告，即对一个绝对的开始的宣告。这种消失的政治（politique de la disparition）看似一张回避的面具；实际上，它要求我们思考它出现的条件，思考它在实践层面的复苏，以及它可能诉诸的言说模式。再往后，布朗肖会谈论是怎样的“言论自由”（liberté de parole），以及怎样的“日常生活的诗歌”（poésie quotidienne），促进了1968年的交流和“团结”（être-ensemble）。诗意的言语是这一政治性言语所保留的。这里依据的主要是夏尔的权威。《现代》的一篇文章中引了夏尔的话：“在这场飓风的中心，诗人将通过对自我的拒绝去补全其留言的意义，然后加入这样一群人，他们剥夺了苦难合法性的面罩，正在确保那固执的脚夫、正义之摆渡者的永恒回归。”1953年4月，布朗肖写了一篇关于夏尔的文章，轰动一时，五年后，居伊·莱维-马诺（Guy Levis-Mano）将其制作成了一本书。“（诗人夏尔）在被预感所保留的空间里，将言语与飞跃（essor）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通过言语的飞跃，他坚守着更广阔的地平线的降临，对第一日的肯定。未来是罕见的，即将到来的每一日并非开始的某一日。更加罕见的是在其沉默之中保留未来之言语的言语，它在最接近我们终局的一处，将我们转向开始的力量。”
这一言语的途径（avenue）即思想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空间》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激烈批判。布朗肖的美学反思浸润着海德格尔的概念，但这一反思对这些概念所施加的反转运动却是历史性的，列维纳斯早在1956年就揭示了其在哲学、伦理和政治层面的蕴意，没有人可以比他做得更好。“布朗肖难道没有赋予艺术连根拔起海德格尔宇宙的功能吗？”他在随笔的结尾处责问道。我们知道，列维纳斯一直谴责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教条，即存在之于存在者的优先性，这一教条对伦理立场漠不关心，但列维纳斯却认为后者是首要的。他承认“布朗肖也拒绝关注伦理问题”，但至少是“以一种明确的形式”。因此，他的阅读通过一种无与伦比的共谋、一种友好且预言性的知识，恢复了伦理思想的隐含的、新生的形式，这种形式很快就会占据布朗肖的反思的中心。列维纳斯深知这种伦理关怀对他们来说是共同的。这一关怀可以追溯至对有的分享，这一分享仍具效力。《文学空间》中关于失眠的那几页所呼应的则是《从存在到存在者》，列维纳斯也在书的注释中两次被引用；但整部随笔又是从这一经验中衍生出来的。马拉美的“这是”（c’est）或者卡夫卡的“死”（mourir）已经被有的短暂停留所驯服。在布朗肖看来，狂喜的无人称性是共同体之狂喜的先决条件。它开启了流亡之光，绝不是一个对着定点的放大镜。因为艺术无法在存在中确立真理，只能确立其流浪（至少从《死刑判决》开始，布朗肖就这么说了），且这种流浪正是其本真性（authenticité）。
列维纳斯提醒道——在我们所处的1956年，这些术语几乎被掩藏了起来——“海德格尔的世界是一个主人的世界，主人已经超越了需要的限制，超越了悲惨的人类，或一个只关心这些主人的奴仆的世界。在这里，行动，就是英雄主义；居所，君王的宫殿和诸神的庙宇，在它们被视为庇护的位置前，是风景的一部分。有死之人的生活因诸神的拜访及其意义而得慰藉。在一块任何突变都无法夺走的祖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的生活。正是这种平静的自制，这种异教的扎根，描绘了海德格尔提及的所有的物——不论那是一座桥、一个罐，还是一双鞋”。
文学空间，正如布朗肖所描绘的，除非遭受放逐的驱使，否则不会承认任何领土（territoire）；不会承认在一个神性缺场的世界里任何异教信仰的复辟，在那个世界里，神性所占据的只有一个对共同体之确认的空位；也不会承认任何不接纳毁灭的至尊性。它不能容忍任何不可动摇和持续动摇的土地。
除去了针对这一问题的政治性质的所有明确回答之后，第二篇名为《文学何处去？》的文章，以卡夫卡的这个寓言作为结尾。一个老商人只有用尽全身力气才能重新站起来。夜晚，他祈求魔鬼将他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奇异的方法（curieuse démarche）。有人敲门。布朗肖讲述并评论道：“今日之作家，这个没有力量的老商人，曾经处于贸易与理想的商业之中，为了从黑夜中解脱出来，他只能向黑夜发出呼唤。奇妙的是，外部世界在他的呼唤下开始动摇，而作家在困境的天真和狂喜中，欣然做出了最后的努力，为了向这巨大的外部世界的动摇敞开文学的大门。这对他和它意味着什么？老商人又遭遇了什么？这即中断的叙事所没有说的，除非它中断自身，只为了说出这一切。”
文学是弱点的中断，是老商人的弱点的中断，是共同体的弱点的中断。它是共同体的中断。它在这次中断中书写自身、发现自身、迷失自身，这一中断只有作为一种恒久的复兴才是它自身的中断。老商人仍然是那个“被包围的拳击手”，那个“将死的伙伴”，最终站在地毯上也只是为了给舞蹈注入新的动力。他不断地面对死亡，以自己的名义，以他人的名义，每个月，每个夜晚，为了能够写作，正如他让卡夫卡所说的那样，过度地写作——承认他的过度（abus），将其认可为他的评论和叙述中的过剩法则。他有时会担心时间的评判（“我们的新西方”“我们的晚期西方”，布朗肖略带反讽地写道）。时间并不关心文学。时日无视它，并告诉这位伙伴，他孜孜不倦书写的散文没有未来。他即刻看见的只是这种无知的未来。他被不耐烦所折磨，他的耐心是无限的。他的任何举措都会被怀疑。况且他已垂暮，疲惫不堪。他等待，但寓言还未结束。还需要让叙述者说上几句，就像其他人让孩子说的那样。还需要宣布书籍和行动即将到来，外部（同样适用于戈多）即将回返（我们是在1953年，布朗肖在品评贝克特）。必须将大写的作品（拒绝）公之于众。剥夺读者的历史、宗教和职业。“一切都必须公开；秘密必须被打破。”打破本身就是这一公开。
注｜本文选自《莫里斯·布朗肖传》第四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