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特·鲍曼 | 个体化社会

书名：《个体化社会》

作者：[英]齐格蒙特·鲍曼

译者：成伯清、谢德霖

出版社：金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4

作者简介

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1925-2017，享年91岁，波兰社会学家。出生于波兰的一个犹太家庭，1954年起在波兰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1968年被反犹主义者逐出波兰，1972年起任教于英国利兹大学，1990年被授予雅马尔费奖 （Amalfi Prize），1998年被授予阿多尔诺奖（Theodor W. Adorno Prize），著有《流动的现代性》《共同体》《个体化的社会》《被围困的社会》等作品。

序言：讲述的生活，经历的故事

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宗教哲学家及散文大师。他奠定了现代概率论的基础，提出了后来被称为帕斯卡压力原理的理论，并传播一种教导通过内心而非理性体验上帝的宗教教义。他提出的直觉主义原则对后来的哲学家如让-雅克·卢梭和亨利·柏格森以及存在主义者产生了影响。

布莱兹·帕斯卡尔（Blaise Pascal）曾有妙言：“人类必然会疯狂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狂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疯狂。”在评价帕斯卡尔的这一论断时，欧内斯特·贝克尔强调，疯狂无可摆脱，唯有陷入另外一种疯狂。他解释道：人类“脱离了自然，但又无可救药地生活于自然之中”；无论在个体还是集体层面上，我们都超越了肉体生命的有限性；然而，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得不知道，尽管我们竭尽所能（甚至超乎所能）要忘掉这一点——生命的飞行，最终会无可避免地（和真正地）撞向地面。这种进退维谷，并无良策可解，因为正是超越自然的事实，使我们存在的有限性受到审视，变得清晰可见、难以忘怀和痛楚难当。我们用尽一切办法，要把我们的自然限制变成最为严格保守的秘密；但这一努力如果真成功了，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去拓展自己以“超出”和“超过”我们想要超越的限制了。要忘掉推动并促使我们凌驾其上的自然条件，是断然不可能的。既然不能遗忘本性，我们也就可以（而且必须）继续去挑战它。

人类在符号世界所做的一切，就是试图否认和战胜自己的荒诞命运。人把自己驱入一种盲目健忘的状态，以社会游戏、心理诡计、个人成见来使自己远离真实处境，而其处境，无非是不同形式的疯狂——众皆同意的疯狂、人皆有之的疯狂、乔装打扮的疯狂和庄严高贵的疯狂，形式不同，但实则一样。

“众皆同意”“人皆有之”“庄严高贵”——之所以高贵，正是因为人皆有之，大家或明或暗地同意去尊重人皆有之的东西。我们所谓的“社会”，正是履行这一职责的巨大装置；“社会”既是共识和共享的别称，又是让共识和共享之物变得尊荣的力量。社会之所以具备这种力量，是因为它像自然本身一样，在我们到此之前，就已经在这里了，并在我们全都消逝之后，还将留存于此。“生活在社会中”——达成共识、共同分享、尊重我们所共享的东西，是幸福（即使不能永远）生活的不二法门。风俗、习惯和常规，消解了生命终局之痛所带来的荒谬感。贝克尔说，社会是“一个关于人类生命意义的活生生的神话，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意义创造”。所谓“疯狂”，不过是未经共享的意义。而一经共享，疯狂就不再是疯狂了。

一切社会，都是生产意义的工厂。事实上，不惟如此，它们还是有意义的生活（meaningful life）的摇篮。它们的作用不可或缺。亚里士多德认定，脱离城邦的孤独存在，不是天使，就是野兽；我们或许会说，这并不奇怪，因为前者是不朽的，而后者意识不到终有一死。涂尔干指出，服从于社会是一种“自由的体验”，也是摆脱“盲目而无意识的自然力量”的必要条件。涂尔干自问自答道：难道我们不能认为，“只是出于一种幸运，社会比个人活得更为长久，才给我们提供不那么短暂的满足感吗？”上述引文的第一句似乎有所赘余：服从于社会带来的结果，与其说是摆脱了“盲目而无意识的自然力量”，不如说是让人们不再去想此类东西。一旦驱除掉必死性的幽灵，自由也就随之而来。正是这个同义反复，使得我们能够驱除这个幽灵，让某些类型的满足感，仿佛是打败了无情而盲目的“物质力”。当与那些生得更早和那些可能活得更长的人一起分享的时候，满足感就“不那么短暂”了；更确切地说，它们也就（短暂地）洗脱了短暂的污名。在终有一死的生命中，通过将生命塑造成社会一致同意的具有不朽价值的形式，或者通过跟那些注定永恒的事物保持接触和交往，也能品尝到不朽，即便仅是隐喻或转喻意义上的不朽。不管怎样，有些生来持久的东西，或许能够抹去个体生命的短暂性。

就跟对善恶的认识产生强烈而坚定的道德指引需求一样，对于死亡的认识，也触发了超越的欲望，且无非两种形式之一：要么迫使确乎短暂的生命留下身后仍能长存的痕迹，要么发愿品尝“比死亡更为强烈的”短暂生命中的临界体验。对于这一欲望，无论哪种形式，社会皆可满足。在这一欲望中，存在着一股有待排解和引导的能量。社会“抓住了”这股能量，又从欲望中榨取出了生命的汁液，从而能够为其所欲：为满足提供可靠的目标，足够迷人、值得信赖，能促使世人为之努力，而为人生“赋予意义”和“提供价值”；这番努力也充分消耗了精力与劳作，足以填补生命历程，同时，还足够多样，能让不同阶层地位、拥有不同才智和资源的人，都可以严肃认真地去渴望和追逐。

欧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欧洲犹太人后裔，生于美国麻省斯普林菲尔德，著名文化人类学者，影响领域遍及生物学、心理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教育、政治与宗教研究。著有《禅：一个理性的评判》《有意义的生与死》《精神疗法的革命》《超越异化》《恶的结构》《身着甲胄的天使》《失落的人学》《死亡否认》和《逃避罪恶》。其代表作《死亡否认》获1974年普利策大奖（文化人类学专项）。

正如贝克尔所言，这或许是疯狂；不过，也可以认为，在人类无可改变但又不得不应对其影响的条件面前，这或许是一种理性的反应。不管条件如何，都是社会在“操控着它”，正如它也操控着其他有关善恶的知识一样——不过，在这里，它操控的自由更大，所肩负的责任也更为重大，毕竟，尽管人们吃过分别善恶树的果实，却只是听说过生命树的存在，而没有品尝其果实的记忆。

但凡有用之物，难免滥用之虞。就现有的超越手段而言，使用与滥用之间的界线，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当下，都可谓是人类社会划定的各类边界中极富（或许还是最有）争议的界线；这样的状况，或许还将长期持续下去——毕竟，生命树的果实，在任何正规的市场摊贩那里，都遍寻不见。一切经济的目标，都在于管理稀缺资源；但是，超越死亡的经济（economy of death transcendence），却注定要经营（供应与分配）根本就不存在的资源的替代品：这类代用品必须顶替“真东西”，并让人们在没有真东西的情况下也能生活下去。这类代用品的主要用途，是防止（如果不能防止，至少也要推迟）世人像列奥纳多·达·芬奇那样，滑向令人沮丧的结论：“我以为自己在学习如何生活，其实我在学习如何死亡。”这份智慧，有时或可催生天才，但更多时候则会瘫痪意志。正因如此，眼下通行的人生意义，不能产生对错之分，也没有真假之别。它们所带来的满足感，固然存在着情感的丰盈、深度和持续时间上的差别，但都没有提供真正的需求满足。

由此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各色文化的惊人创造力，它们的“主要业务”，就是提供花样翻新、未曾尝试但也未受质疑的超越策略变体，并重新唤起对于不断探索的信任——即使探索者蹒跚于失望与挫败之间。人生意义的交易，是竞争最为激烈的市场，但由于市面上商品的“边际效用”不太可能缩减，推动竞争性供给的需求也就不太可能枯竭。第二个结果，则是提供了利用尚未开发和永不耗竭的能量的极好机会，这股能量源于对人生意义的连续不断且永不满足的渴望。只要善加把握，引导得当，这股能量可以派上诸多用场：由于无处不在和多功能性，这股能量完全而真实地构成了文化的“元资本”——众多形态各异的“文化资本”，可以也确实由此塑造出来。任何一种社会秩序，都可表征为渠道的网络，世人正是循着这些渠道去找寻人生意义，而人生意义的公式也是循着这些渠道传播开来。正是“超越”的能量，支撑着所谓“社会秩序”这种巨大的活动持续运作下去；“社会秩序”之所以必要且可行，概乎如此。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人生意义及其公式中区分“对错”，不只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而且一旦真要去尝试，又注定会失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现存的人生意义，都具有同样的价值；诚然，没有任何人生意义能够切中要害，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们都以同样的幅度偏离了目标。每种文化，都要靠发明和传播人生意义来存续下去；每种秩序，也都要通过操控超越的强烈欲望来维系自己；然而，一旦利用了这种欲望聚集起的能量，它们就可能以各种方式被使用和误用，尽管每种配置方式带给当事人的益处也不相同。我们可以说，“社会秩序”的要旨就是再分配，即将文化产出的资源与超越策略进行差异性分配，而所有社会秩序的任务，就在于调节它们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并将之转化为社会性不平等的主要“分层因素”和首要衡量标准。社会等级，连同其中的一切特权与剥夺，都出自各色人等均可使用的人生意义公式中差异性的价值衡量标准。

得到征用的“超越能量”在社会调节下进行了再分配。正是在这种再分配格局中，人生意义的真伪问题才可以合乎情理地提出来，也才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股能量或许会被误用，而当有意义的生活的可能性遭到缩减、遮蔽或掩盖之时，当这股能量不是用来发现人生意义之时，这无疑就是在误用。如果个体的生活要过下去，共同的生活要继续，那么，社会对于“超越”欲望的操控，就不可避免——但它却往往包含了一种剩余操控（surplus manipulation），这会分散而非接近生活所需要的机会。

当剩余操控将文化生成的人生公式的不完美和社会造成的再分配上的不平等，归咎于公式为其所用和资源为其所需的同样一群男男女女，剩余操控最险恶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这也就是[用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话来说]“本该解决问题”的制度却沦为了“制造问题的制度”的情形之一；一方面，你被迫要对自己负责，另一方面，你却“依赖于全然不在自己掌控之下的情境条件”（而且，绝大多数时候，也不在自己的知识范围之内）；这样一来，“生活的前行之路，就变成了在人生层面解决系统性矛盾。”不去指责制度，而把原因归咎于自己不够努力，要么可以平息随之而来的具有潜在破坏性的怒火，要么迁怒于自己，以至于自怨自艾、自轻自贱，更有甚者，还会因此自暴自弃、自虐自毁。

反复强调“不能再指望社会的救赎”这个戒律，并将之变成常识智慧的规则，是当代生活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就将事情又推进到“更深的底层”：对集体和公共的超越手段的否定，对个体的放弃——听任他们去独自面对他们绝大多数人因缺乏资源而无法单独应对的任务。于是乎，政治冷漠日趋严重，私人生活的亲密关系殖民了公共空间，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所说的“公共人的衰落”（fall of the public man）；让社会纽带变得紧密和持久的古老技艺迅速失传，对于分离和孤独的精神分裂般的恐惧/欲望（在“我需要更多空间”和艾莉·麦比尔所说的“我已经厌倦了独处”之间永远的游移不定）；一方面是狂热地、不顾一切地找寻共同体，但另一方面又要从业已找到的共同体中分离出来；一方面不断要求更新更好的刑罚制度以折磨作为替罪羊的身体，另一方面，又不无悖谬地伴随着对身体的崇拜，视之为“最后一道战壕”，竭尽全力地加以捍卫，并把身体当作无尽的、愈加强烈的快感之源，以吸收和处理市面上出售的令人兴奋之物，这些采用化学、电子或是社会手段产出的药物日益泛滥，以备在不同情况下，让生活的感知更加敏锐，或者使之迟钝乃至完全麻痹掉——凡此种种，均深植于这种“更深的底层”。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曾任纽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目前担任剑桥大学社会学系杰出访问教授，因其在社会学、城市规划研究等方面的杰出贡献，屡获黑格尔奖、斯宾诺莎奖、格尔达·亨克尔奖和特森诺奖等国际奖项。著有：《19世纪的城市》《阶级中隐藏的伤害》《眼睛的良心》《公共人的衰落》《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不平等世界的尊敬》《新资本主义的文化》等。

无论在哪个层面上，趋势都是一样的：人类个体赖以构建自身存在以及决定他们选择范围与结果的条件，都超出（或被移出）了他们能够有意识影响的范围之外；而每当提及的时候，有关条件就被掩盖起来，淡化为个体人生故事的模糊背景，鲜有人深究。当然，人生故事之讲述，是为了编织或探索出个中逻辑，并将它们塑造成人际沟通中可以自由交流的符号。条件和叙事，都经历了毫不留情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过程，但在条件和叙事中，过程的实质却有所不同：“条件”，无论是什么，都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的事物，不请自来，求它们走，它们也不走；而“人生叙事”，则是人们从自己做过的和没做过的事情中编织出来的故事。从话语层面来看，前者是人们视为当然的事情，后者则是人们追问“为何”“如何”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术语间的语义学区分。然而，这番讨论与社会学最大的关联，在于人们在编织故事时究竟如何运用这些术语——也就是说，个体的行动和个体赖以行动（而且，根据定义，是不得不如此行动）的条件之间的界限，正是在叙事的过程中得到明确。

马克思有句名言：人们创造历史，但他们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根据“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时代的状况，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个论题更新为：人们创造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并不是在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或许有人认为，这个论题，无论是最初版还是更新版，都是在暗示，超出选择范围的条件领域与适宜于意图、算计和决定的行动领域，是彼此独立的领域，总是相互分离；尽管它们之间的互动是个问题，但将它们分开的边界，却是不成问题的客观且没有商量的余地。

不过，边界的“给定性”假设，本身就是构成“条件”的一个主要的、或许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一件无从选择的事情。既然大家都承认并接受“条件”不受人类选择所左右，也就免除了生活行动的目的－手段游戏，从而得以限制人们的选择。正如W.I.托马斯所言——人们假定为真的事情，结果（更准确地说是他们行动的累积性结果）往往就成真了。当人们说，“除了X，我们别无选择”，那么，X也就离开了行动的领域，而进入了行动的“条件”领域。当人们说，“我们无计可施”，那么，他们也就确实束手无策了。影响了“条件”和生活叙事的个体化进程，要靠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划定选择范围和将切实可行的选择与纯属白日做梦区分开来的力量，必须牢固地设置在“条件”领域；而另一方面，生活故事必须将自己限定在现有的选项之间来回奔波。

正因如此，所经历的生活和所讲述的生活，既紧密联系，又相互依赖。也许有人会说，在所经历的生活被经历、被讲述之前，关于生活的故事就已经干扰了真实的生活，这不是悖论吗？……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用另外的语汇所说的：“尽管我不想将话语的疆域无限扩大，但在某一文化中，事物是如何被表征的，以及表征的‘机制’与‘体制’，确实起了一种构成性的作用，而非仅仅是事后反映的作用。”表面上看，生活故事并无特别的抱负，不过是（“回顾往事”“借助于后见之明”）给自己复述的生活注入一种“内在逻辑”和意义。但实际上，它们有意无意间遵循的规范，形塑了它们讲述的生活，同时也形塑了它们的叙事以及反派和英雄的选择。一个人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一个有待讲述的故事，但希望讲述的故事以何种方式编织，决定了生命之线将如何纺成。

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他与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德·威廉姆斯一起，被认为是英国文化研究或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在众多塑造生活世界（Lebenswelt）地图、因此也间接影响到生命历程轨迹的边界中，“背景”（background）与“行动”（action）（“结构”与“能动性”， πάσχει与ποιέι）之间的边界，或许是最惹争议的。这条边界上，发生着最为疯狂的意识形态争斗；沿着这条边界，对垒意识形态麾下的战车和移动加农炮，都严阵以待，构筑了“想象”“信念”“良识”——它们是“禁止超越线”，用以抵御思想的进攻，它们也是地雷阵，用以阻拦天马行空的想象。尽管竭尽全力，无奈这条边界仍是众所周知地游移不定；同时，这也是一条奇怪的边界，一旦提出疑问，往往就纷争四起，争执不休。“事情并不像它们看起来那样”“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魔鬼其实并不像人们所描绘的那样邪恶”——边界的捍卫者最该害怕的，就是这样的战吼；太多的神圣裁决、历史法则、国家理性与大写理性戒律的代言人，都已领教过其威力。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在阐述文化研究的探究与理论策略，强调英国对当代社会科学认知框架的重大贡献时，认为“接合”一词最能把握这条边界上的战斗的策略逻辑（“在实践与效果之间创造关联的过程，亦即能使实践产生不同的、通常也是不可预料的效果的过程”）：

接合是从一组关系中建构出另一组关系；通常要通过断开已有的联系或与之脱钩，以形成另外的联系，或者重新接合起别的东西。接合是在变动不居的力量场中重新定位实践的持续不断的斗争，通过重新定义关系场——也就是脉络情境，实践发生的场域——来重新定义生活的可能性。

不管愿意与否，我们所有人都在持续参与接合这项活动；离开了接合，任何体验都无从成为故事。然而，在讲述“完整人生”故事时，接合的利害关系从未如此重大。此刻攸关的，是对这份沉重责任的豁免（或未能豁免，视情况而定）——这份由不可抗拒的“个体化”进程强加于个人肩头、且仅由个人独自承担的责任。在我们这个“个体的社会”（society of individuals）中，人们陷入的所有困境都被认为是咎由自取，遭遇的所有麻烦都被宣称是由倒霉的失败者亲手酿成——正是他们自己让自己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无论人生充满美好还是困厄，一个人都只能感谢或责备自己。而“完整人生故事”的讲述方式，将这一假设提升至公理的高度。

所有的接合，都会在开启某些可能性的同时关闭另外的可能性。我们时代讲述的故事，存在着一大显著特征，就是它们以一种排除或压制（阻止接合）的方式来阐述个人生活，使得追踪个人命运与整个社会运作方式之间联系的可能性变得渺茫；更为要命的是，它通过将整体社会运行的方式、方法降低为个人生活追求中未经审视的背景，并将它们投射为“残酷的事实”，从而排除了对这些方式、方法的质疑——讲述者无论是单独、部分还是集体行动，都无法对此类事实发起挑战或展开协商。当看不见和想不到塑造个人生命历程的超个体因素的时候，“携手合作”与“并肩作战”的附加价值便难以显现，而促使人们参与（更不用说批判性地参与）思考人类境况或共同困境之成因的动力就显得微弱，甚至荡然无存。

最近，围绕当代生活的所谓“自反性”（reflexivity）已有大量探讨；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是“注定要成为个体的人”（individuals by decree），也是“生活政治家”，而非某个“政体”的成员，我们往往都成了强迫症般的故事讲述者，除了我们自身——我们的情感、感官体验和私密经历（Erlebnisse）——没有其他什么主题更能引起我们的兴趣了。然而，问题在于，我们所有人都在玩的生活游戏，连同其中最突出的部分——也就是我们的自我反思与故事讲述，都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的：游戏的规则、纸牌的花色、洗牌与发牌的方式，都很少经受审视，更难以成为反思的对象，遑论对此进行严肃的讨论了。

平静地接受继续玩这场可能被动了手脚（尽管无法确知）的游戏，并放弃对庄家是否（以及如何）在暗中操纵赔率的一切关注——这种行为在许多深思熟虑者看来太奇怪了，也太违背理性了，以至于他们接连搬出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与反常情况，来解释为何这种现象会如此大规模地发生。这种怪异行为，若是因例行强制或暴力威胁迫使行动者屈服所致，就显得不那么离奇且更易理解了。然而，我们讨论的行动者，是“注定要成为个体的人”，是自由选择者；而且，大家都知道，你能把马牵到水边，却没法强迫它喝水。因此，就得另寻解释。表面上，我们在“大众文化”中找到了答案：“媒体”擅长洗脑，用廉价娱乐取代严肃反思，而“消费市场”擅长欺骗和诱惑，二者被塑造成主要反派角色。有时“大众”被怜悯为市场/媒体阴谋的无辜受害者，有时又被指责为这场阴谋过于热心的共犯——但总暗含着某种集体脑损伤的意味；显然，陷入这种陷阱并不“合乎理性”。

对人类稍显宽慰的解释，是那些承认理性作用的说法：确实，人类运用智慧、技能和丰富经验来应对生活，但他们所能接触的知识则充满欺骗性与误导性，几乎无法让人窥见困境的真正根源。人类并不缺乏理性和良识，相反，他们生命历程中必须应对的现实背负着原罪，扭曲了人类的真实潜力，扼杀了解放的可能性。人类既非不理性，亦非易受蒙蔽，然而他们无论如何努力审视自己的人生经历，都很难遇到一种能帮助他们顺着自己的意愿改变游戏规则的策略。简言之，这就是那些援引“意识形态霸权”（ideological hegemony）的解释所暗示的。根据这种解释，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一种明确的信条、一套需要学习和相信的言语陈述，不如说是融入人们生活方式中的东西——“浸透于”人们的行为和交往方式。霸权一旦确立，那些指向错误方向（从行动者利益角度来看的错误方向）的暗示与线索，就会密集散布在行动者构建生活的世界中；只要行动者仍必须依靠自身生活经验来设定“人生规划”并筹划行动，就再无法避开这些误导性信号，亦无力揭穿它们的欺骗本质。无须洗脑——由预设规则和既定脚本塑造的日常生活沉浸感，就足以让行动者保持在设定的轨道上。

“意识形态”观念与权力和支配的观念密不可分。这种观念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就是认为任何意识形态都服务于某些人的利益，正是统治者（统治阶级、精英阶层）通过意识形态霸权来巩固他们的支配地位。但要达到这种效果，他们需要一个“装置”——有时公开但多数时候隐秘地发起文化圣战，以便让承诺“消解反抗，使被统治者保持顺从”的文化取得霸权。缺乏“文化圣战”——无论是已发动的还是筹划中的——的意识形态，就如同不吹拂的风或不流动的河。

但是，无论圣战还是其他战争，所有斗争，包括其中最残忍的争斗，[正如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所言]都是社会化（sociation）的形式。斗争的前提是接触，一场“战斗”意味着交战双方的相互对抗与互动。在“文化圣战”中，让对方变节改宗，也意味着这种交涉。这让人不禁怀疑，用“意识形态霸权”来解释那些表达不充分的观点的大行其道，这种做法时至今日是否已失去可信度——无论在过去不同但现已消逝的环境下这种解释曾有效力。

“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直接接触——体现在日常监控与思想灌输的全景敞视（panoptical）机构中——的时代，似乎已被更简洁、更轻巧、更灵活且更经济的手段所取代（或正处于被取代的过程中）。正是重型结构的崩塌与铁律的瓦解，将男男女女暴露于所处位置固有的不安全感与行动的不确定性之中，使得笨拙且代价高昂的“直接控制”手段变得多余。当出现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不稳定无处不在”（laprécarité est partout）的时候，配备为数甚巨、臃肿不堪的监视人员与督导团队的圆形监狱，就可以弃置和遣散掉了。诚然，没有了传教士和他们冗长的说教，人们同样可以过得很好。离开了他们，“不稳定”会更自在。“不稳定”（precariousness），这一服从的新保证，正变得空前强大；这是因为人们被放任自流，而可悲的是，他们在“把握”自身现状方面显得力不从心——这种把握需要足够有力，才能激发改变未来的念头。如今，抽身而退已成为城里最具吸引力且风靡众人的游戏。行动速度——尤其是赶在恶劣后果产生之前迅速逃离的本领——俨然成为当下最受追捧的权力运作技巧。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法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致力于打破社会科学主客二元对立模式，提出以“惯习”“资本”“场域”为核心的社会实践理论体系。

我们这个时代的权贵们，不愿卷入管理、监督与管制的种种考验与磨难，尤其不愿承担源于长期承诺和“至死不渝”式契约的责任。他们将机动性与灵活性——轻装上阵、现场调整与持续重生的特质——提升至最高美德的地位。他们掌握着与选择量相当的资源量时，便发现这种新获得的轻盈感实在是一片丰饶的乐土。但是，一旦他们没了选择，不得不按强制性的普遍准则行事，这完全相同的特质却会催生大量人间苦难。但这些特质也（基于同样原因）使这场游戏免受挑战，从而确保其避开所有竞争。“不稳定”与“别无选择”（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一同进入生活。而且，也只有一起，它们才能离开。

为何我们总是被我们生活方式中固有的苦恼与风险所驱使，把注意力转移开去，将自己的努力瞄准与这些苦恼和风险的真实根源毫无因果关联的对象与目标呢？作为理性存在，我们因生活焦虑产生的能量，为何持续偏离“合理”靶向，反而被用于维护而非铲除问题的根源呢？尤其值得追问的是：为何当今我们讲述且愿意倾听的故事，鲜少能突破私人领域与“主观自我”那狭小且被精心设防的围栏？近些年来，上述问题和其他有关问题，一直是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执念（轮到我公开承认）。这本收录过去三年演讲与文章的合集，正是这种执念的见证。

上述问题是将这本内容分散、看似毫无关联的著作串联起来的唯一共同线索。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我的初衷；而不断从新的角度逼近那个确实难以捉摸的答案，则是本书的主旨。我深信，在当前环境下（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我尝试勾勒过这种境况），社会学的首要任务，就是紧密参与重新阐释人类处境变化的持续工作——“日益个体化的个体们”在试图为生活注入意义与目标时，正深陷于这种不断变化的处境之中。

这项任务不在于（也不可能在于）“修正常识”，也不是要把人类现实的正确表征合法化，来替代掉外行思想固有的错误表征。这项任务的本质不是封闭，而是开启，不是筛选值得追求的人类可能性，而是防止这些可能性被预先排除、丧失或彻底淡出视野。当今社会学的使命，在于拓展并维持人类世界中持续接受话语审视的那部分疆域，从而避免其固化为“别无选择”的状态。

生活故事的接合，是一项将意义与目的注入生活的活动。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接合是而且也必须继续是一项个体的任务和个体的权利。然而，这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也是一项不易捍卫的权利。为充分履行这项任务并完整行使这项权利，我们都需要获得所能得到的一切帮助——而社会学家能够提供巨大的帮助，如果他们能在记录和描绘那些遭到隐藏的、或从个体经验视角看不见的相互联系和依赖网络的关键部分时，表现得如他们可能且应该做到的那样出色。社会学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的特殊寓意在于：讲述故事的方式，远超出我们日常叙事中的想象；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讲述和相信的故事，视作唯一可能的故事，但实际上世间还有许许多多的活法。

本书收录的演讲与文章，还存在另一条共同主线：通过将那些被驱逐至背景中、被未经检视的人生故事遗漏的领域带回到视野之中，从而拓展接合的边界，其关键效应将是对政治议程的根本性拓宽。就公共领域被私人关切悄然而持续地殖民化而言——这些关切经过修剪、剥离和净化，抛却了其公共联系，以供（私人）消费，但却难以缔造（社会）纽带——这种效应亦可被描述为公共领域的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正如我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所主张的，通往真正自治的公民大会（ecclesia）之路，必须先穿过人声鼎沸、活力四射的市集（agora），在那里，人们每日相聚，持续进行着将私人关切与公共福祉两种语言来回转译的共同努力。

199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