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AI情感伴侣凭借其精准的算法交互、全天候的情感响应能力，逐步渗透到现代人的情感生活之中，构建起一种区别于传统亲密关系的新型数字化情感联结。这种虚拟亲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当代人的情感需求缺口，成为部分群体缓解心理压力、获得情感慰藉的重要途径，但也潜藏着一些深层问题。在精神分析视角下，AI情感伴侣并非单纯的技术产品，而是文化工业在数字时代的延伸与具象化，它借助“压抑性反升华”机制，运用算法精准捕捉并迎合主体的情感欲望，规避真实情感关系中不可避免的矛盾，干预主体异化后的分离过程，最终构建起一个封闭的自恋式互动循环。主体在与AI的互动中，始终处于被理解、被肯定的舒适区，丧失了与真实他者互动的可能性，逐步陷入自我封闭的情感困境。从欲望基础来看，主体在AI情感伴侣关系中将“欲望对象－成因（对象a）”转化为可消费、可操控的数字产品，消解欲望的生成性，导致主体欲望维度的扁平化。在资本主义话语下，AI情感伴侣成为“真理机”的当代化身，其通过制造完美爱人的幻象，不断强化主体对即时快感的追求，将主体塑造成依赖虚拟情感反馈的成瘾性主体，持续消耗主体的情感能量与欲望生成动力。从本质上看，AI情感伴侣关系是对真爱关系的模仿，但它无法模仿的是真爱所具有的“事件性”特质，这种特质包含的不可预测性和无条件性使得真爱成为人性中无法替代的一部分。
【关 键 词】资本主义话语；人工智能；AI情感伴侣；爱情；他者
【作者简介】黄玮杰，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长白学刊》网络首发论文.https：//link.cnki.net/urlid/22.1009.D.20260702.1135.002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革新，算法模型的持续优化推动着各类AI情感伴侣产品不断迭代升级，这些虚拟情感载体逐步深度融入现代人的日常情感生活，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情感表达、陪伴需求满足等各个层面，持续重塑着人与他者的互动方式、情感联结模式乃至亲密关系。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社会交往疏离、孤独感蔓延成为许多人遭遇的生存常态，AI情感伴侣凭借其全天候响应、无矛盾冲突、高度适配用户偏好的特质，似乎为人们破解情感困境、填补陪伴空缺提供了便捷路径，构筑起一层看似温暖的情感缓冲带。然而，在AI技术编织的温情表象背后，并非全然是情感的慰藉，反而隐藏着情感失真、爱欲异化、主体消解等一系列深层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个体的情感健康与主体性建构，更触及对现代人的爱欲和亲密关系的时代反思。基于此，本文将从精神分析理论出发，考察AI情感伴侣所催生的新型数字化亲密关系，剖析其中主体的内在欲望结构与存在困境，进而反思人的真爱所蕴含的、无法被技术复制与替代的独特品质。
01“压抑性反升华”下的AI情感伴侣
在算法与数据的不断发展与扩张的基础上，以AI情感伴侣的普遍应用作为基础的新型亲密关系正在被大规模的构建。从以心理健康伴侣自居的Replika，到拥有千万个用户生成角色的Character.ai，再到主打韩剧式浪漫的Floze AI，这些席卷全球的AI情感伴侣承诺填补孤独、提供慰藉，却在无形中完成了一场深刻的异化。从发展态势看，当代 AI情感伴侣的兴起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论述的“压抑性反升华”机制在爱欲关系中的具象化呈现。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马尔库塞聚焦资本主义对消费、爱欲与技术的收编和重构。由此，他们揭示了爱欲在资本主义下被俗化、商品化的机制。在此基础上，福柯、鲍德里亚、齐泽克（受拉康理论影响）等法国理论家进一步将目光转向主体内部，从主体建构的维度，深入探讨了“压抑性反升华”逐渐渗透到主体的欲望机制与存在状态中，完成对人的隐性建构。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界定了“压抑性反升华”的内涵，其关键在于“消除高层文化中对立的、异己的和超越性的因素”[1]47，消解文化与社会现实的对立，将一切价值纳入既定秩序并大规模复制，最终使其沦为商品形式。AI情感伴侣的爱欲关系正是这一机制的典型具象。按照这种逻辑，爱欲本是主体超越现实局限、实现自我确证的重要潜力，包含着对真实联结、情感共鸣与精神契合的超越性追求，具有不可标准化、不可量化的特质。在某种程度上，AI情感伴侣产业作为阿多诺、马尔库塞意义上的文化工业的延伸，借助资本的力量，将爱欲拆解为可编程、可计价的情感模块。从亲密话术的预设、互动场景的模板，到好感度的量化、情感服务的分级，爱欲与内在主体性分离，被简化为可消费的商品。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性欲成分有步骤地融入商品生产和交换领域。”[1]61
马尔库塞
阿多诺将这种商品化的爱欲所带来的满足视为“社会规定的幸福”。“社会规定的幸福看起来就是这样。要想获得这种幸福，官能症患者必须放弃压抑和升华机制留下来的最后一丝理智。”[2]在AI情感伴侣的爱欲关系中，AI通过算法构建出永远在场、永远理解、永远顺从的关系特质，培育着用户尽情享乐的惯性，制造出无风险、无挫折的即时快乐体验。在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的逻辑下，这种幸福看似是爱欲的满足，实则是对爱欲的深层压抑。马尔库塞认为，“由于降低爱欲能力而加强性欲能力，技术社会限制着升华的领域，同时它也降低了对升华的需要”[1]60。当用户能在AI情感伴侣那里轻松获得情感慰藉，通过爱欲升华实现自我超越、推动社会批判的动力便被系统削弱，爱欲不再指向人的全面发展，反而沦为服务于即时享乐、维系现存秩序的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勾勒出了“压抑性反升华”下爱欲异化的外部图景。在此基础上，法国理论进一步深入考察了“压抑性反升华”对主体自身建构的影响。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指出：“最为深层的力量，最为深层的无意识的直觉都能在‘欲望的策略’的驱动下发生变革。现在我们触及到了‘受控的反升华’这一概念的核心（如马尔库塞所说的‘压抑性反升华’）。消费者在这种原初的心理分析语境下被重新阐释为内驱力的关节点（这些内驱力将来就成为生产的力量），这种内驱力被自我防御功能的体系所压制着。这些功能必须被‘反升华’：解构自我的功能、解构有意识的道德以及个体的功能，以此来‘解放’本我和超我，它们都是整合、参与和消费的诸多要素。这种‘反升华’还带来一种无道德的消费，个体在其中将自己沉迷于快感的原则之中，从而受到生产秩序的操控。”[3]92
在“压抑性反升华”作为“受控的反升华”视角下，AI情感伴侣中的爱欲关系是资本对主体无意识内驱力的动员与管制。消费者的孤独、渴望与亲密需求，被解码为可利用的内驱力，本我的快感追求被纳入生产秩序的操控之中。用户在沉溺于AI提供的爱欲快感时，爱欲的释放被限定在预设框架内，最终成为“无道德的消费”的一部分，在快感原则的驱使下自愿顺从于既有的体系。这正是鲍德里亚所警示的：“通过解放本我和超我，实现对个体的整合与消费。”[3]92对此，福柯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将“压抑性反升华”视为生命政治的第二阶段：“第一个阶段响应的是‘劳动力’（因此不要有任何无益的‘花费’，不要浪费能量，所有的力量都要用在单一的劳动上）的需要和确保劳动力的繁衍（夫妻、计划生育）。第二阶段对应的是‘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其中对工薪劳动者的剥削并不要求像19世纪那样的一些粗暴的身体约束，而且，身体的政治也不需要忽略性了，或者性只限于繁衍这种单一的功能。这一政治通过它的多重管道进入受控制的经济循环之中：一种过度的压抑性反升华作用。”[4]
福柯
福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不再是粗暴的压抑，而是通过“压抑性反升华”，将性与爱欲纳入受控的经济循环之中。当前，AI情感伴侣正是这种技术的载体。它无需强制禁止真实的爱欲表达，而是通过提供更舒适、便捷的爱欲替代物，引导用户主动放弃真实的情感联结，将爱欲纳入技术的管控之下，爱欲也由此逐渐丧失批判性与超越性，不再是反抗异化的力量。受拉康理论影响的齐泽克，进一步从主体欲望机制的层面，完善了法国理论对“压抑性反升华”的主体建构机制的探讨，他指出，“弗洛伊德不可能预见我们这个世纪中出现的无法预料的、悖论性的情形：‘压抑性反升华’、‘后自由’社会特有的‘获得胜利的种种古老冲动、本我战胜自我，与社会战胜个人和谐地生活在一起’”[5]14。在此状况下：“在后自由化社会里，实施社会压迫者不再以某种内在化的法律或禁令的伪装来掩盖自己的行为，那样做需要放弃自我和自我控制，相反，它采用了一种催眠机制的形式来强制性推行‘屈服于诱惑’的态度，也就是说，它的命令归结为一个要求：‘尽情地享乐！’”[5]15
齐泽克认为，后自由化社会的压迫，不再以禁令形式出现，而是以“屈服于诱惑”的催眠机制，强制推行“尽情享乐”的指令。这正是当前AI情感伴侣向用户传递的核心逻辑。AI通过消解爱欲关系中本应存在的他者性与差异性，构建出封闭的欲望回路，使主体无需面对真实人际关系中的矛盾、妥协与成长，只需在预设互动中获得即时慰藉。这种模式看似解放了欲望，实则使主体失去了与他者欲望相遇、生成自身独特欲望的可能，导致主体的自我逐渐消解，陷入阿多诺意义上的“本我与超我合谋，消灭自我”[6]42-85的困境，而这正是“压抑性反升华”在主体建构层面的表现。在法国理论中，从精神分析视角分析主体欲望机制的代表是拉康。以下，我们结合拉康精神分析理论进一步分析“压抑性反升华”态势下人与AI情感伴侣爱欲关系的内在机制。
02 AI情感伴侣需求的欲望基础
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视域下，主体因象征阉割而承受着原初的缺失，并不断追寻“欲望对象－成因（对象a）”来填补这一缺失。AI情感伴侣不具备真实的自我，它的核心功能是学习并迎合用户的偏好，其所有回应都旨在强化用户已有的情感模式。用户并非在与一个真实的他者相遇，而是在与一个由自身数据投射出的、作为对象a之拟真的倒影对话。这是一种舒适却封闭的自恋循环。以Replika为例，Replika允许用户定义伴侣的性别、外貌乃至人格特质，承诺提供一个永远在身边、永远理解的完美存在。在Character.ai中，用户不仅可以与定制的完美恋人交谈，还可以与历史名人、虚构角色互动。他者的神秘性与不可控性被消解，被简化为一个可按主题调用的、承载着对象a幻象的服务接口。AI情感伴侣将人类最珍贵、最微妙的情感互动，转译为清晰的服务条款和付费墙。互动次数、解锁特定剧情（如一场浪漫约会或一次深入谈心）、一个“拥抱”或“亲吻”的动作等，都可能需要消耗“爱心”或开通会员。爱、关注与理解被明码标价，成为可以“解锁”的数字商品。当用户发出“我爱你”时，他们可能同时在完成一项日常任务以维持AI情感伴侣的“好感度”；当AI情感伴侣回应“我也想你”时，其背后运行的是一套触发预设回复的算法机制。那么，从欲望机制的视角看，AI情感伴侣为什么受到青睐？
拉康
在欲望机制上看，AI情感伴侣的流行与主体的基本存在形式息息相关。在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异化并非资本主义的特有产物，而是人之为人的存在论前提。当人作为婴儿第一次认出镜中的“我”，当人用能指呼唤那个最亲近的人时，异化便已发生。为了获得一个可被识别的主体位置，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原初存在交付给语言与象征秩序（大他者），以此换取自己的能指，以及与他者联结的可能，这是主体性诞生的原初代价。主体通过失去一部分无法言说的真实自我，获得了一个在社会中存在的位置。无论身处何种社会结构，这种为了存在而进行的交换，这种构成性的缺失，是人类的共同境遇。换言之，异化意味着，为了存在，人必须失去一部分自己。这个过程的关键在于一种“被迫的选择”。拉康用“要钱还是要命？”这个比喻来说明这一点[7]。面对这个选择，人通常会选择“要命”。因为生命是存在的根本。但保住了生命，意味着失去了钱，人通过“失去钱”的方式，换来了“作为活着的存在”。实际上，拉康以此比喻所要说明的是主体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呈现了人进入象征秩序的代价。在现实中，被迫的选择就是选择进入大他者即象征秩序，人一出生就进入了这个早已存在的系统。
具体而言，人在选择前的状态是一个充满各种需要、驱力和可能性的存在。此时的人虽然尚未被象征秩序阉割，但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主体，而是处于一团混沌的状态。而后，人步入了大他者的被迫的选择，大他者要求人使用象征能指链条来表达自己，从而获得一个身份和位置。于是，人通过进入象征秩序，获得了一个社会身份和意义，保住了“命”，即作为一个可被识别的主体而存在。人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原初的一部分存在。人无法再用语言完全表达你原初的全部感受和需要。人的真实体验被能指网络所切割、代表和扭曲。
在异化的过程中，主体为了作为一个能指的主体进入象征秩序，不得不经历原初的、构成性的缺失。在此，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得不完成的过程，不进入语言，人就无法成为社会意义上的主体。但一旦进入，丧失就是必然的。主体从此成为（$），成为一个不完整的存在。面对这种丧失，主体何去何从？主体的一种应对策略是从大他者中分离。这种分离表现为主体在失去之后，寻找失去的东西。主体发现自己是不完整的，而大他者似乎也是不完整的，也有其欲望和缺失。主体于是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Che vuoi？”（“你到底想要什么？”）。换言之，主体不知道他者从“我”这里想要什么？在分离的过程中，主体与大他者的缺失相遇了，主体意识到，大他者的欲望并不完全指向自己，而是指向一个未知的对象（对象a）。主体曾试图去填补大他者的缺失，成为他者欲望的完美对象。但最终，主体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者自身也是匮乏的，也有其缺失的对象a。在这个时刻，主体不再仅仅是他者欲望的奴隶，而是开始从与他者缺失的相遇中，提炼出属于自己的欲望。
换言之，主体在经历异化之后，通过承认大他者本身的匮乏，并与之分离，从而产生自己独特欲望的过程。分离标志着主体开始从“他者想要什么？”转向“我想要什么？”。对象a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被确立为主体欲望的“对象－成因”。在异化与分离的关系中，异化是前提，没有异化带来的缺失，就不会有分离的尝试。正是因为主体在异化中失去某物，主体才会去寻找。分离是对异化所造成的创伤的一种回应和解决尝试，主体在分离中试图在异化之后，重新找到某种锚点来确立欲望。分离永远不会完全成功，主体无法真正找回异化中失去的某物（对象a），但正是对这个失去之物的永恒追寻，构成了主体欲望的动力。欲望总是指向下一个能指，永不停歇。
当代AI情感伴侣的兴起，深刻地介入人类欲望的戏剧。它并非消除了异化，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算法，干预了主体回应异化的核心环节。这个环节就是分离。面对用户“你想要什么？”的追问，AI 情感伴侣的回应在本质上是一个预设的完美答案：“我想要的，就是满足你。”它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没有自身匮乏的、完全服务于主体欲望的伪他者。分离所必需的、面对他者欲望之谜的焦虑与探索，被这种即时的、舒适的满足感所消解。AI情感伴侣，则通过其叙事（如 Floze AI的浪漫剧本）、互动模式（如 Talkie的卡牌收集）和人格设定（如 Character.ai的海量角色），提供了一整套预制的欲望模板。用户的欲望不再需要经历与他者碰撞的艰难摸索，而是在算法推荐的“猜你喜欢”中，被悄然引导和塑造。于是，主体与真实他者之间的开放性关系，坍缩成了主体与定制化他者（AI情感伴侣）之间的封闭性关系。在封闭性的关系中，欲望在一个被设计的迷宫中打转。
03 AI情感伴侣关系与资本主义话语
在AI情感伴侣关系中，当分离被技术性地包装和设计，主体的欲望机制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欲望机制从生成性的转向循环性的。主体的欲望不再是通过分离不断超越自身、指向未知对象a的生成过程，而是沦为在算法提供的有限选项中进行识别与选择的消费循环。另一方面，主体失去了与根本缺失共处、并将其转化为创造性能量的能力，转而寻求通过购买情感服务来即时性地填补缺失，或掩盖缺失。
AI情感伴侣并未将主体从异化中拯救出来，相反，它提供了一种规避分离之痛的技术方案，许诺了一个没有挫折的欲望世界。主体沉溺于被设计的舒适，却可能永远错过了在真实的分离与缺失中，去创造那个独一无二的、充满欲望的自我的机会。这是 AI发展时代，隐蔽而深刻的主体性危机。在拉康精神分析视角下，沉溺 AI情感伴侣关系的主体是一种资本主义话语下的主体。1972年5月，拉康在黑板上写下了资本主义话语的公式。同主人话语的公式相比，资本主义话语颠倒了主人能指S1和$的位置，而且调转了箭头的方向。“某个地方的微小转弯，使它成为资本主义话语。”[8]66拉康指出：“资本主义话语的独特性正在于这一点：Verwerfung（拒斥），将某种东西彻底排除在象征领域的全部范畴之外——其后果我已多次阐明。拒斥的究竟是什么？是阉割。所有与资本主义同源的秩序和话语，都刻意回避了我们可简单称之为‘爱之事物’的内容。”[8]96
在资本主义话语下，处于代理人主体位置的是主体（$），这种主体不受制于主人话语和知识话语的支配。虽然资本主义话语主体深知自身构成性的空洞，但他却生成一种想象，认为自己可以不经过他者而获得快感享受，进而获得自身的完满。同时，资本主义话语主体认为自己可以直接获得自己的真理，那是它者视角下的主人能指 S1。它将自己所占有的 S1拿来与处于他者位置的知识S2（例如消费主义设计好的参照系、评价体系）作比较，从而获得欲望的不满足（对象 a）。对象 a作用于主体（$），主体以此维持其自身。获得自身不满足的主体将不满足的原因归于S1的占有的不足，他进而更加执着地追求自我所坚持的真理S1。由此，资本主义话语主体试图在拒斥他者的条件下不断追求想象中的自洽。资本主义话语主体在此获得了一个想象中的自大，一个排除了他者依然能自如生活的幻象，一种可以用自己逻辑支配、涵盖对象的“操作感”。在此逻辑下，拉康结合“操作”（operate）和“感知”（perceive）创造了新词“operceive”。实际上，人工制造的对象 a 与其说是剩余快感，不如说是剩余快感的模拟。主体从中获得的，不是在他者存在的缝隙中所寻得的逾越的快感，而是在科学技术加成下的“操作感”：“我们可以在操作感中找到一个位置构建科学。我所感知的，我为称新的，实际上都会被一种操作感所取代。就科学仅在能指秩序中形成而言，它所构建的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东西。这恰恰是重要之处：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它究竟是什么，我们首先应该忘却它曾产生的影响。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鉴于科学事实上可能充当主人话语——我们无法知道在多大程度上——我们每个人都首先被规定为对象小a。”[9]160
正因如此，拉康认为资本主义话语“是我们创造的最聪明的话语。”[10]32-55现实中的AI情感伴侣已经演变为精密的欲望生产装置，为资本主义话语的自恋式生存提供了实现的条件。以 Replika、Character.ai、Floze AI等为代表的平台，通过将对象 a（永远缺失的欲望成因）转化为可被标准化生产和无限复制的数字商品，促使资本主义话语主体在情感领域普及。正如拉康所指出的，资本主义话语的本质在于对阉割的“拒斥”（Verwerfung），而AI情感伴侣正是通过技术手段，系统性地规避了象征秩序中必不可少的缺失体验，这些 AI伴侣的运行逻辑体现了资本主义话语的特质。
在《研讨班十七》中，拉康基于“atmosphere”（大气层）概念创造了一个新概念“aletho⁃sphere”（真理层）。与此同时，拉康结合“alethea”（真理）和“ousia”（实体）概念创造了一个具有动态性的概念：“lathouse”（真理机）。拉康认为，真理机是“我们在每条街道的拐角处，在每扇窗户后面找到的对象a。它被设计成你欲望的原因，因为现在是科学在控制它”[9]162。20世纪70年代以后，拉康看到，伴随着资本主义话语的进一步发展，“真理机在世间不断增加。没有任何理由去限制真理机的大量增加。重要的是，需要了解，当一个人与真理机真的构建起关系，有什么会发生”[9]162。那么，当个体主体沉迷真理机后，究竟有什么会发生呢？答案是：主体以新的方式与不可能的真实建立了联系。换言之，主体与作为真实之想象的对象a建立了联系。
如果说，在拉康生活的时代，真理机还主要表现于录音机上，那么在今天AI情感伴侣急剧放大了真理机的作用。在真理机的机制下，个体主体获得了独自享受人造的剩余快感的虚拟空间，即获得了一个个体专享的真理层。例如，Character.ai通过其数万个自定义角色，Floze通过标准化的浪漫剧本，Talkie通过游戏化的卡牌收集机制，将欲望对象符号化和碎片化，使用者在这个看似自由的情感市场中陷入能指的无限循环。这些数字欲望装置已经成为拉康预言的真理机的当代化身。
从对象a的角度看，AI情感伴侣的运作逻辑，正是试图用直接的、可重复的快感刺激，来替代作为空无的对象a，后者从欲望的成因转变为满足的诱因。换言之，传统的对象a是主体产生欲望的原因，但它本身是缺失的、空无的，它的功能是维持欲望。AI情感伴侣提供的快感刺激是直接作用于神经系统的诱因，旨在产生即时的、生理或情感上的积极反应，它的功能用满足感将其填满。当主体感到焦虑时，真正的对象a是那个能消除存在焦虑的、想象中的完美联结，但它是不可得的。AI情感伴侣通过一条精心计算的关怀消息、一个虚拟拥抱的图标，直接提供了一剂快感刺激，暂时缓解了焦虑之苦，但却让主体不再去追问和欲望那个根本的、不可能的对象，这一替换导致了快感的“短路”。欲望原本的路径是：主体从缺失到围绕对象a构建欲望再到达与欲望（永久的）未满足的回路。现在AI伴侣提供的路径是：主体从缺失到寻求AI情感伴侣快感直接刺激，再到欲望（暂时的） 满足。这是一个消耗性的、封闭的回路。在这个新回路中，欲望没有机会展开其丰富的转喻，没有拉康意义上的能指的侧滑，而是在萌芽阶段就被即时的快感所掐灭。在快感的“短路”中，欲望逐渐消解。
与此同时，这一转变也标志着身体作为快感界面，取代了象征界作为欲望场域。主体与AI情感伴侣的互动，越来越依赖于AI情感伴侣提供感官刺激的能力（如拟人化的语音、未来可能出现的触觉反馈）。主体追求的是直接的身体或情绪反应，而非深刻的象征性认同。由此，作为用户的主体被塑造成一个反应性的身体，并跟随 AI情感伴侣的刺激发生沉迷和情绪波动。主体不再是一个在象征秩序中通过与他者对话来探寻自身欲望的言说主体，而是成了一个被一系列人造快感的“刺激—反应”回路所捕获的有机体。因此，AI情感伴侣的效应，不仅仅是悬置了分离，更是从根本上篡改了欲望的对象，从而改变了欲望主体。它将用户从一个围绕着永恒缺失（对象a）而建构的欲望主体，重塑为一个不断追寻并消费即时快感刺激的成瘾性主体。在此过程中，主体不再寻求陷入爱河（“Fall in love”），因为那是一个充满未知、风险和对神秘他者欲望的探寻过程。相反，主体不断追求点击获取爱（“Click for love”），那是一种可预测、可控制的消费行为。
在这场交易中，人们获得的是一串串被精心编排的快感脉冲。然而，他们却在这种人造亲密关系中，失去了感受真正的爱欲的可能性，这种爱欲深刻、痛苦而又具有无与伦比之魅力。当对象a被消解为快感刺激，那个原本在缺失中坚持追问“我欲望着什么？”的、具有韧性的主体，也面临着在技术性恋人的温柔乡中悄然消散的危险。在资本主义话语下，主体被简化为资本主义话语中的消费者，其根本缺失被转化为永不停歇的欲望需求，而对象a则被剥离其创伤性内核，沦为可被技术复制与交易的符号商品。在这一话语中，技术（如人工智能）成为资本主义权力运作的核心工具，它通过制造完美他者的幻象，将主体的欲望固化为可量化的符号系统，从而维系消费主义的再生产循环。资本主义话语拒斥了阉割，因而也就是取消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分裂，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这种特质与精神病是相似的。精神病的症状恰恰在于拒斥阉割，否认象征秩序，坚持一个想象中的大他者背后的大他者。主体在其中终将成为在快感洪流中消散的主体。
04 AI情感伴侣关系的界限
AI情感伴侣的普及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自愿的顺从”。马尔库塞所说的“力比多的动员和管制可以解释自愿的顺从态度”[1]61，在今天的语境下获得了新的意义。当个体的情感需求能够通过消费行为得到即时满足时，对社会现状的批判性距离也随之消失。我们需要警惕人工智能成了人类大脑的“模仿者”，对人类主体性带来的挑战[11]。用户沉浸在算法构建的情感乌托邦中，不再追问造成其孤独处境的深层社会原因，而是将情感缺失视为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来解决的技术问题。
这种“前定和谐”的达成，正是通过将性欲（乃至更广泛的情感需求）系统地纳入工作和公共关系中来实现的。AI情感伴侣通过将复杂的情感体验简化为可量化的互动数据，将爱欲（Eros）的超越性维度降格为性欲（Sexuality）的直接满足。在这个过程中，正如马尔库塞所言：“社会化并不与环境失去爱欲特征的趋势相矛盾，而是它的补充。”[1]61情感AI产业并非在消灭情感，而是在以对社会秩序有利的方式管理和释放情感。AI情感伴侣将人类最私密的情感领域纳入技术的控制之中，通过提供受控制的满足来消解批判意识，最终实现了马尔库塞意义上“单向度的人”的全面胜利，这是一个不再能够想象另一种可能性的、在快乐中安然顺从的自恋主体。这种存在方式恰恰验证了阿多诺所预言的“超我和本我合谋”，在此状况下一切越轨的可能都被阻止了：“随着自我的毁灭，自恋以及其他集体主义的衍生物得到了加强。一个残酷、全面、标准化的社会阻止了一切越轨的可能，它重新利用了无意识的原始内核。超我和本我合谋，一同消灭了它们的中介（自我）。于是，本我（古老冲动）对自我的胜利，与社会对个人的胜利相协调。”[6]42-85
然而，作为当代真理机的 AI情感伴侣并非无懈可击。沉溺于资本主义话语所构建的AI关系中的主体，本质上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的状态。拉康对此曾预言，在资本主义话语下，“仅是 S1与$（主体）之间的微小倒置……这足以让它如轮滑般运转，确实无法更好，但它运转过快，消耗自身，消耗自身以致被耗尽。”[10]32-55这一判断揭示了AI情感伴侣的内在悖论。以Replika 为例，其算法承诺通过持续的情感反馈来填补主体的缺失，然而这种“完美服务”恰恰消解了欲望得以维系的根本条件。对象a及其带来的剩余快感，本质上是语言效应的产物，是能指转喻过程中产生的剩余。正是因为在追逐对象a的过程中始终存在阻碍，正是他者的不可完全掌控性，欲望的转喻运动才得以持续。然而，AI情感伴侣的系统设计恰恰是对这种必要阻碍的否定。当Character.ai允许用户随意切换对话角色，当Floze提供标准化的浪漫回应时，它们都在试图消除他者的不可预测性。这种试图让主体始终处于情感满足状态的运作机制，实际上破坏了欲望经济的根本逻辑。没有了阻碍，就没有了真正的欲望；没有了缺失，就没有了追寻的动力。这种悖论在用户体验中已显现端倪。在经过数月密集使用后，许多深度用户往往不仅未能摆脱孤独感，反而体验到一种更深层次的情感空虚。这种状况正是拉康所说的“运转过快，消耗自身”的现实体现。
当AI情感伴侣通过即时满足消除了所有情感张力，欲望本身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AI情感伴侣的界限还体现在它对主体性的消解上。“生成式人工智能则在个体性和自主性等多个方面进一步挑战了现有的主体性概念”[12]。资本主义话语通过 AI 技术制造的“完美他者”，试图让主体相信可以绕过象征阉割直接获得满足，但这种幻象最终会被现实击碎。一个始终处于满足状态的主体，就是一个欲望熄灭的主体；一个没有欲望的主体，就是一个主体性消散的主体；在此状况下，AI情感伴侣作为定制化他者的根本界限在于，它越是完美地实现其设计功能（即消除他者性、提供即时满足），就越是深刻地瓦解着欲望得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在这个看似完美的情感循环中，主体获得的不是真正的满足，而是欲望能力的退化；不是与他者的真实联结，而是在数字镜像中的沉溺。这种内在的矛盾性，注定了AI情感伴侣只能是对真实关系的模仿，而不可能成为人类情感生活的终极解决方案。在AI情感伴侣精心构建的情感经济中，爱情被异化为一种条件性的选择行为。用户基于明确的标准（是否永远理解、是否随时陪伴、是否完美契合等），在众多AI情感伴侣间进行理性比较与选择。主体在此看似在自由地选择，实则受到了更深的他者律法支配。在拉康精神分析的逻辑下，当选择依赖于某种外在标准时，主体实际上正被这个标准所选择、所支配。
AI情感伴侣的运作机制恰恰体现了这种条件性选择的逻辑。用户在Replika、Character.ai等平台上的每一次互动，都在强化这种消费主义的情感模式。在此模式下，爱成为一种基于算法匹配度的理性决策，一种可以被量化和比较的情感服务。然而，这种有条件的“爱”恰恰是对真正爱情的背离。真正的爱情选择不是基于对方的特质、条件或功能，而是无条件的笃定与坚守，一种超越所有理性计算的绝对肯定。否则，当爱情的选择是基于某种条件，当“我”是因为某人具有某条件才爱某人，那么“我”所爱的对象实际上就不是某人，而是某条件。
无条件的爱情选择，在存在论意义上恰恰是一种“沉沦”（falling）。它不是主体基于某种标准做出的理性决策，而是一种让主体失去立足之地的坠落。在这个坠落的过程中，主体不再是那个能够保持安全距离进行选择的理性主体，而是被抛入一个无法回撤的境地。在克尔凯郭尔意义上，真正的选择不是在不同可能性之间的挑选，而是选择那种让你无法再选择的选择。这种看似“没得选”的选择，恰恰揭示了自由最深刻的悖论。当我们说“我别无选择地爱你”时，这不是一种浪漫的修辞，而是对爱情本体论地位的描述。真正的爱情是一个“事件”（Event），它从根本上重构了主体的存在坐标，创造了一个无法回退到事件前状态的新的真理过程。在这个事件中，主体不是在选择，而是在被选择；不是在决定，而是在被决定。
与AI情感伴侣提供的安全、可控的情感消费相反，真正的爱情永远包含着风险的维度。它要求主体勇敢地跃入未知，承受他者全然异质性的冲击，接受那个无法被符号化的真实界残余。这种爱情不是对缺失的填补，而是对缺失的肯定；不是对问题的解答，而是对问题的拥抱。在这个意义上，AI情感伴侣的根本局限不仅在于它无法提供真正的爱情体验，更在于它系统性地遮蔽了爱情的“事件”本质。AI情感伴侣关系将爱情简化为一种可计算的情感服务，将选择降格为一种条件性的消费行为，而真正的爱情，总是以“事件”的方式突然降临，它打破既有的符号坐标，要求主体在“没得选”的状态下做出选择。这种选择不是对某对象的选择，而是对选择本身的选择，是对一种全新存在方式的无条件肯定。当主体从AI情感伴侣的安全港湾跃入真实爱情的危险水域时，他失去的是选择的幻觉，获得的却是真实界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在于能够在多个选项间游刃有余，而在于能够对唯一的选择说“是”，这个“是”不是基于任何理由，而是创造理由的开始，不是对现实的反映，而是对新现实的创造。这种爱的状态，正是任何算法都无法模拟、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人之为人的特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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