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社会》美国修订版作者前言

作者：[法] 雅克·埃吕尔

译者：孙燕语

本文译自雅克·埃吕尔1964年出版的《技术社会》（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一书的《美国修订版作者前言》（Author’s Foreword to the Revised American Edition），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的技术哲学专题。

作者简介

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1921—1994），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代表作包括《技术社会》《传播：观点的形成》《技术秩序》《技术系统》等。

本文是《技术社会》法文版出版十年后，雅克·埃吕尔为英文版所作的前言，他对自己先前的技术思想做了澄清。部分读者会认为埃吕尔是技术悲观主义者，因其技术观点与决定论十分相似，且书中并未给出面对技术社会困境的解决方案。埃吕尔认为自己是对技术进行了社会学的一般性研究，给出最有可能的发展趋势，并非在危言耸听：技术现象是现代社会最危险的决定性因素，技术无法给人带来自由，相反，技术正在渗透人们接触的一切，技术文明正在替代世界上的一切文明，成为绝对的主宰。如果不能将其理解透彻，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理想主义和不切实际的，因此他并未在本书中给出具体解决方案。他呼吁读者认清现实，理解技术的本质，不要为技术所蒙骗。

首先，我必须阐明这本书的方向和目的。这本书尽管是描述性的，但并非漫无目的。我不会像研究人员用冷冰冰的态度客观地描述在显微镜下看到的一切。我深切地意识到，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我自己也置身于科技文明之中。我或许更接近于一种描述自己身陷群体情境中的医生或物理学家，就如同身处于疫情中的医生，或暴露在放射性物质下的物理学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头脑才能尽可能地保持冷静和清醒，方法也保持客观，但不可避免地有着深深的焦虑。

虽然我尽量不作更多的描述，但读者可能会有一种悲观的印象。我并非天生的悲观主义者，从教义上讲也是如此，我没有悲观的偏见，我只关心事物是否如此。那些试图把我归为悲观主义者的读者，应该开始审视自己的内心，扪心自问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我相信，在这种判断的背后，总会发现先前形而上学的价值判断，例如，“人是自由的”“人是造物主”“人总是能克服挑战”（那么为何这次不能呢？）“人是善良的”，再者，“进步总是积极的”“人有永恒的灵魂，因此不会陷入危险之中”。他们会误以为我对技术文明的描述是错误且悲观的。我只要求读者基于事实层面来思考以下问题：“这里分析的事实站不住脚吗？”“分析得不准确？”“结论没有根据吗？”“有重大的差距和遗漏吗？”对他来说，挑战基于他自己的伦理或形而上学预设的事实分析是不行的。

读者理应得到我的保证，我没有打算去证明什么。比如说，我并非要表明人是被控制的，或者技术是糟糕的，或诸如此类的任何事情。

还有另外两个可能导致读者产生悲观情绪的因素。一是读者认为书中描述了一种严格的决定论，没有给有效的个人行动留有空间，二是读者可能在书中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我们现在必须注意的两个因素。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关于严格的决定论，我一直试图完成社会学方面的思考，这涉及对大规模人群和主要趋势的分析，而不是对个体行为的分析。我并不否认个体行为或某种内在自由的存在。我只是认为，在最一般的分析层面上，这些是不可辨识的，并且个体的行为或观念在此刻不会对社会、政治或经济机制产生任何影响。通过这一陈述，我在社会学各学派之间的争论中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对我来说，社会学并不等同于个体行为的简单相加与组合。我认为存在一种独立于个体和集体的社会现实。在我看来，个体决策总是在这个预先存在且或多或少具有决定性的社会学现实框架内做出的，我只是努力将技术描述为一种社会学的现实。我们处理的是集体机制、集体运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经济结构的变更。因此，书中没有提及个体独立的主动性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无法去研究个体领域，但我并不否认它的存在。我认为今天的个体并不比过去更受控制，相反，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被控制。原始人被社会控制，为禁忌、禁令和仪式所束缚。但不幸的是，人们普遍认为，因为我们打破了束缚原始人的禁忌、禁令和宗教礼仪，我们就获得了自由，这是一种错觉。我们被新事物所制约——技术文明。我没有提及过去那段据称人们自由、幸福和独立的历史时期。过去的决定论不再与我们有关它们已经结束，不再存在。如果我确实提及了，那只是为了强调现在的决定因素在过去并不存在，那时人们也不必与它们斗争。古典时代的人们无法找到我们当前决定论的方法，而我们在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寻求自由问题的答案也是徒劳的。

《技术，世纪之危局》（La Technique ou l’Enjeu du siècle）

请记住，社会学机制对个体而言总是或多或少重要的决定因素，我认为我们已经被另一种决定因素影响。如今，这些机制的压迫非常强大，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对人类生存的渗透越来越深。这是一个特别现代的问题。

然而，这种决定论还有另一个方面。读者可能会倾向于将这本书中描述的现象与宿命论联系起来。他们可能会说，如果书中所述的一切都发生了，那么人类就完全无助了——无法保护自己的个人自由，也无法改变事件的进程。再次强调，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好问题。反过来说，如果人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放弃了自己在价值观方面的责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满足于在技术文明中过着平庸的生活，以更大的适应性和越来越多的成功作为唯一目标，如果我们甚至不考虑对抗这些决定性因素的可能性，那么一切都会像我描述的那样发生，决定性因素就会转变为必然性因素。但是，在描述社会潮流时，我显然不能考虑到单一个体的偶然决定，即使这些决定可以改变社会发展的进程。因为这些决定是隐形的，且如果它们是个人的，则是无法预见的。我试图描述目前存在的技术现象并指出其可能的演变。这并不涉及宿命论，而是一个概率问题，我已经指出了我认为最有可能的发展。

这种最可能发生的情况的基础是什么？我想说它就存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现象之中，以及某些事件和序列的链条中。如果我们无法总结规律，我们至少可以谈论这些反复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无法从严格意义上去谈机制，我们可以谈论相互关联性。经济现象中有某种逻辑（虽然不是形式逻辑），使得某些预测成为可能。社会学及小部分政治学亦是如此。显而易见，制度的演变中有某种逻辑。无需诉诸想象力或科幻小说，我们就可以描述出一个社会主体或制度综合体将遵循的道路。只要谨慎地推断，那么它完全可以是正确和科学的，这正是我们所尝试的。但它所代表的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且可能被后续事件证明是有误的。

外部因素可以改变历史的进程。我描述的可能发展会被新现象的出现所阻止。对于可能出现的令人不安的现象，我特意举了三个截然不同的例子：

第一，如果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即便有幸存者，破坏也将是巨大的，生存条件将翻天覆地，以至于技术社会不复存在。

第二，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充分意识到技术世界对人类个人和精神生活的威胁，并且决定通过扰乱这种进程来维护他们的自由，我的预测就会失效。

第三，如果上帝决定干预，历史的转向或人的本性改变可能会使人类重获自由。

但在社会学分析中，无法考虑这些可能性。最后两个问题超出了社会学的范畴，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后果无法估量的剧变。此外，前两种可能性没有提供任何可分析的事实来作为推测的基础，在事实调查中站不住脚；它们很有可能发生，但无法用理性去考虑它们。我就像医生，想诊断疾病并给出可能的治疗方法，但谁能意识到上帝可能会创造奇迹，病人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体质反应，或者患结核病的病人可能会心脏病发意外死亡。读者必须始终牢记这样一个隐含的前提：如果人们不振作起来，坚持自己的主张（或者如果其他一些不可预测但决定性的现象不干预），那么事情就会按照我描述的方式发展。

在这项研究中，没有对所提出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也可能使读者感到悲观。许多问题出现，却得不到回答。我确实刻意避免提供解决方案。一个原因是，这些解决方案势必是理论的和抽象的，因为它们在现有的事实中无迹可寻。我并不是说找不到解决方案，我只是断言，在目前的社会形势下，甚至没有一个解决方案的发端，技术必要性的体系也没有任何突破口。我也许会提出的任何解决方案都是理想主义的和不切实际的。在某种意义上，提出解决方案甚至是不诚实的：读者可能认为它们是真实的，而不仅仅是口头上的。我熟悉伊曼纽尔·穆尔纳（Emmanuel Mourner）、皮埃尔·泰尔哈德·德·查尔丁（Pierre Teilhardde Chardin）、拉格纳·弗里施（Ragnor Frisch）、让·福拉斯蒂（Jean Fourastié）、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等人提出的“解决方案”。遗憾的是，这些都属于幻想，与现实无关。在分析当前形势时，我不能理性地考虑它们。

然而，在未来到来之前，我不会做出最终的判断。我不想给人类套上枷锁。但我确实坚持要区分诊断和治疗。在找到治疗方法之前，首先需要对这种疾病及其患者进行详细研究，在实验室里研究并分离病毒。建立标准是很有必要的，以便能够在疾病发生时识别疾病，并描述患者在患病各个阶段的症状。这项前期工作对一种药物的最终发明和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这种比较，我并不是说技术是一种社会机体的疾病，而是表明其只是一个运转过程。技术给人类带来了许多问题，倘若对其第一阶段的分析不完整，倘若问题陈述不正确，那么提供的解决方案就毫无意义。而且，在我们能够正确地提出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对相关的现象有一个准确的描述。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对事实进行的全面和准确的描述，因此无法正确地阐述这些问题。

关于该主题的现有研究要么仅限于问题的一个方面，例如电影对神经系统的影响，要么没有在必要的初步研究的情况下提出解决方案。我的研究是为奠定必要基础抛砖引玉，在我们能够看到人类对面前的挑战的真正反应之前，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

但这绝不能使读者自说自话：“好吧，这里有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信息，其他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将继续这项工作，所以我只需默默等待、静观其变。”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这不只是学者和大学教授的困境，而是针对我们所有人的。我们的生命危在旦夕，我们需要凝聚所有的能量、创造力、想象力、善良和力量去战胜困难。在等待专家们各司其职的同时，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求抵制和超越技术决定因素的方法。每个人都必须在生活、职业、社会、宗教和家庭关系的各个方面中做出这种努力。

在我看来，自由并不是刻在自然界和人心中的一个亘古不变的事实。它并非人类或社会固有的，将其写进法律是没有意义的。数学、物理、生物、社会学和心理科学只不过揭示了各方面的必然性和决定论。事实上，现实本身就是决定论的结合体，而自由就在于克服和超越这些决定论。自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除非它与必然性相联系，除非它代表着对必然性的胜利。说自由铭刻在人的本性中，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自由，是因为他顺从了他的本性，或者换句话说，因为他受到他的本性的制约。这是无稽之谈。我们决不能从被控制和自由之间进行选择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必须辩证地看待它，并说人确实是被控制的，但他可以克服必然性，这种行为就是自由。自由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不断赢得的奖品。一旦人停下来并放弃自己，他就会受到决定论的影响。当他认为自己已经在安享自由时，就是最受奴役的。

在现代世界，最危险的决定性因素是技术现象。这不是摆脱它的问题，而是通过自由的行为超越它的问题。这要怎么做呢？我还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是对个人责任感的呼吁。探索的第一步，自由的第一步，就是要意识到必要性。人能够看到、衡量和分析施加在他身上的决定性因素，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他能够面对这些因素，并以此作为一个自由人行动起来。如果人们说：“这些都不是必需品，我因为技术而自由，或者说不管技术如何我都很自由”，这将证明他已经完全被控制。然而，通过掌握技术现象的真正本质，以及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剥夺了他的自由，他就能作为一个有意识的存在去面对盲目的机制。

在这篇前言的开头，我就开宗明义地说过这本书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唤起读者对技术必要性及其含义的认识。这是对沉睡者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