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苏联与1967年六日战争》

作者：日期：2012-09-02 浏览次数：

评《苏联与1967年六日战争》

[美]罗兰•波普著
王立秋试译

雅可夫•罗伊(Yaacov Ro’i)与鲍里斯•莫罗佐夫(Boris Morozov)编：《苏联与1967年六日战争》(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June 1967 Six Day War), Washington, DC and Stanford, CA: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xxiv. 366. US$60.99; 摩西•示麦什(Moshe Shemesh)：《阿拉伯政治，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与六日战争：阿拉伯政策的成形与纳赛尔走向战争》(Arab Politics,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and the Six Day War: The Crystallization of Arab Strategy and Nasir’s Descent to War, 1957-1967). Brighton and Portland, OR: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8. Pp. xxi. 345. US$75.00。

在1967年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的冲突造成的领土结果，大部分一直留存到了今天，在这种情况下，被广泛地称作六日战争的历史维度也就显得更加相关了。

近年来出版了许多以取自以色列和西方新开档案的发现为基础的，关于战争的历史研究。这些研究，在帮助澄清许多问题的同时，也成功地重新点燃了旧有的争议。一个核心的争论焦点在于苏联在先于1967年五/六月战争的危机期间扮演的角色及其在战争期间的行动。雅可夫•罗伊和鲍里斯•莫罗佐夫编辑的这些论文有助于澄清许多，如果还不是全部的话，突出的问题，也拆穿了许多新近提出的阴谋论的阐释。这就篇论文，以及重新概括其主要发现的导论和结语，大多涉及苏联在此事件期间的政治、外交和军事行动。毫不奇怪，苏联1967年5月14日关于以色列即将袭击叙利亚的警告——这导致埃及总统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重新军事化西奈半岛——吸引了大量的关注。罗伊和莫罗佐夫在苏联于战前和战争期间行动方面的贡献展示了，莫斯科警告纳赛尔的决定实际上是苏联官方政策的结果，是与政治局的特别决定一起传达的。罗伊和莫罗佐夫都把苏联的举动阐释为发起某种“控制之下的危机”的尝试，其目标，在于引起埃及类似向西奈进军的反应，以阻止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攻击并因此保护大马士革的亲苏联的复兴党政府(p.7)。其第二个目标在于说服开罗更加深刻地介入冲突——苏联方面相信，纳赛尔可能有能力抑制其叙利亚盟友的冒险主义的日程安排。苏联的政策，在开始的时候无疑加剧了危机，但有可能不是以挑起一次军事冲突，而是阻止军事冲突为目标的。

在纳赛尔故意对苏联的情报错误或者说假情报过度反应，把联合国紧急部队(UNEF)逐出苏伊士地区并关闭蒂朗海峡不允许以色列船只通过之后，莫斯科开始疯狂地退缩。在面对战争危险的时候，苏联领导人试图用外交来避免（战争的）结果。苏联外交官试图通过许诺支持和军事军备的同时，对美国和以色列施压，要求它们接受谈判协定的方式来使它的阿拉伯盟友安心。已经解密的苏联档案表明，在危机期间莫斯科不断对埃及和叙利亚施压，要求它们“保持节制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有敌意行为”(p.13)。只是在这些尝试失败之后，由于6月5日以色列的突然袭击，莫斯科才开始思考军事干涉，这也是大马士革的体制的存亡看起来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这些范闲，在范畴上驳斥了伊莎贝拉•吉娜(Isabella Ginor)和吉迪恩•列梅兹(Gideon Remez)在《迪莫纳上空的狐蝠：六日战争中苏联的核冒险》(Foxbats over Dimona: The Soviets’ Nuclear Gamble in the Six Day War, 2007)的主张，即战争是埃及-苏联为摧毁以色列核计划而合谋挑起的战争。考虑到罗伊和莫罗佐夫提出的档案证据，这个论题已经被证明是说不过去且在方法上是有疏漏的。

绍尔•谁(Shaul Shay)的迷人的贡献——这显然是以未解密的证据为基础的——表明以色列情报机构成功地准确破译并预期了苏联的行为。谁展示了分析专家们是如何把苏联的立场等同于“谨慎的外交冒险政策”并正确地预测到苏联在军事干涉上的不情愿，并因此使以色列能够作出一次突然袭击的决定——一旦获得华盛顿的黄灯（威廉•科万特）。(p.136)尽管美国情报机构也成功地破译了苏联的动机并正确地阐释了苏联的行为，杰里米•苏里(Jeremi Suri)在他的论文中还是苛责了林登•B.约翰逊政府忽视了苏联鼓励阿拉伯国家开战的尝试，并因此而拒绝接受其他论文中的明证。

本书收录的论文也为苏联提高其自身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利润的决定描绘了途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苏联希望在地中海东部建立战略基地，以平衡美国的第六舰队。米哈伊•莫纳科夫(Mikhail Monakov)在他关于苏联海军政策的论文中表明，莫斯科是如何把这个目标，相当悖论性地，当做埃及战败的结果来接受的。在对1967年之后的消耗战的有趣的重新阐释中，迪马•亚当斯基(Dima Adamsky)展示了地缘政治的剧变是如何使莫斯科得以确立持久的军事存在并逐渐把埃及“在事实上变成苏联的军事殖民地”的(p.255)。

从这些论文来看，苏联的决策看起来是为对全球战略利益的强调，以及一种以防止其阿拉伯附属国与它们军事上占优势的以色列敌人发生军事冲突的普遍的谨慎所主导的。正如亚当斯基的论文指出的那样，甚至在埃及的大规模的军事介入以及通过军备供应对阿拉伯国家的重新武装，也是谨慎地设计和调整的，在支持埃及和叙利亚战争机器的防御力量的同时否定它们有实际意义的进攻能力。乔丹•巴埃夫(Jordan Baev)的有趣的，关于保加利亚在1967年战争中扮演的角色立正了苏联阵营国家在对莫斯科在第三世界的附属国的经济与军事支持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巴埃夫也展示了前苏联国家可用的方案资源是如何补充完善甚至替换俄语文献的不完善的。

这本书是对1967年6月战争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尽管许多来自俄国方面的重要资源依然是不可用的，而确定的描述因此也就仍然是难以捉摸的，这些作者依然成功地确立了一种对苏联政策的更好也更全面的理解，并且也成功地解开了依然围绕战争的一些谜团。可对本书作出的唯一的批判，是它为对1967年战争的研究状况呈现了一幅不完全的，过时的途径。附录中十二个关键文献的翻译是特别值得赞美的。

在某些方面，摩西•示麦什对1957年到1967年阿拉伯内部的政治的研究试图在阿拉伯方面取得一些罗伊和莫罗佐夫在苏联方面取得的成就，不幸的是，与俄语的文献相比，阿拉伯方面的档案情况可以说是没有希望。因此，在示麦什承诺说他的研究“差不多是完全建立在之前没有使用过的阿拉伯一手文献”（p.viii）的时候，这是令人震惊的。然而，事情很快就变得清楚，即示麦什使用的阿拉伯资料主要来自于当代的新闻报道，辅以阿拉伯前任官员撰写的回忆录。唯一用得到的名副其实的阿拉伯一手文献资料，是以色列国防军在战争期间获得的一部文件集。尽管这些文件在某些方面阐明了阿拉伯军队之间的军事合作——“非-合作”会是种更加贴切的描述——以及约旦和埃及对巴勒斯坦的态度，它们很难取代关于在开罗、阿曼或大马士革进行的实际决策的明证。考虑到这些文件证据的缺乏，因此，要以分析西方，以色列，或者，从现在来看，苏联政策的方式来阐释阿拉伯决策者行动背后的动机和目标是不可能的。

尽管具有明显的限制，示麦什还是假装提出了一种关于多个阿拉伯政府的动机和意图的综合观点。他事无巨细地重述了在阿拉伯联盟和峰会上阿拉伯策略向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倾斜，对水源的争夺的升级，以及巴勒斯坦人，首先是游击组织扮演的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示麦什成功地强调了巴勒斯坦因素在阿拉伯内部讨论中的重要性——先前的研究经常不太强调这点——他从他的“证据”中引出的大结论却很难说经得起批判的细查。人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印象，即示麦什不加批判地对待阿拉伯新闻和广播转播的内容——而这些材料大部分是不受质疑地为宣传的目的而出版的——并用它来建构一种解释1967年战争爆发的理论。那么，不奇怪，与大多数其他描述相反，他认为巴勒斯坦问题是苏伊士战争后阿拉伯内部政治中的主要问题。事实上，他拒绝接受大多数人的观点：即阿拉伯国家犬儒地把巴勒斯坦问题当作在它们的区域竞争中的工具来使用并且反过来吧纳赛尔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承诺”看作是真实的。“他代表他们说话”，他在某处断言道(p.234)。

在他对资源的使用中的严重的缺陷，在他对六日战争本身的处理种达到了极致。在主张纳赛尔十年来一直致力于对以色列发起一场军事对抗，但又希望等到军事平衡有利于阿拉伯人的时机的同时，示麦什在埃及的战略中辨认出预料之外的逆转的一面以及一种面对以色列——尽管所有协调阿拉伯战略的尝试都失败了——的意愿，就像他自己的叙事广泛地证实的那样。纳赛尔不但“有意识地”且“公开地”把阿拉伯世界引向战争，他甚至还挑起了以色列最初的袭击，因为现在他看起来突然相信埃及在军事上占优势。这，不仅是无稽的，更与先前的研究不相容——而示麦什既没有讨论这些研究，看起来，他也不熟悉这些研究。

没有人会想认真地对待一部仅以主要宣传者的回忆录和新闻报道为依据的关于一战起源的历史。对本书评人来说，在涉及1967年战争的时候为什么就应该采取不同的标准，这是不可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