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典编纂者与主权者
[英]艾利克斯•穆雷
[英]杰西卡•怀特 著
王立秋 试译
一切革命的理论都不得不发明它自己的术语，以摧毁其他术语的支配性的意义，并在“意义的世界”中确立与需要从支配性的垃圾堆中解放出来的新的萌芽期的现实一致的新的意义。使我们的对手（词典的主人们）不能确定地把语言固定下来的同样的理由使我们能够维护否定现存意义的替代性的立场。但我们已经知道，这同样的原因，也使得我们不能宣告任何确定的确实性。定义永远是开放而绝不是确定的。我们的定义具有一致历史的价值，它们在特定的时期内是可应用的，与特定的历史实践相关。
穆斯塔法•卡亚迪(Mustapha Kayati) 2004，《被俘虏的词（情景主义
词典前言）》(“Captive Words (Preface to a Situationist Dictionary)”)
1755年，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出版了《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这部词典依然是对这门语言的权威的描述。约翰逊充满抱负的和艰苦的努力在词典的43,500个定义——这是约翰逊对矫正他在他看来为不纯和失序所困扰的语言的悲惨状况作出的贡献——中达到了极致。在给他的赞助人，切斯特菲尔德勋爵(Lord Chesterfield)的一封信中，约翰逊概述了在他看来他要面对的斗争，用明显是生命政治学的术语，他承认这场斗争可能是徒劳的。“情况依然是”，他写道，“我们延缓我们不能抵制的，我们减轻我们不能治愈的”(Wells 1973:43)。米歇尔•福柯曾经用“生命政治”这个术语来指国家变得直接关注其人口的生物生命的过程，他提醒我们注意医学的运作与作为自希腊时代以来的西方政治传统之特征的政治治理的运作之间的类似(Foucault 2002:250)。君主，福柯指出，必须治愈城邦的疾病，而医生则必须给出他在灵魂以及身体的疾病上的意见。在约翰逊的信中，词典编纂者的角色与医生和君主的角色结成联盟（站到了一条线上），因为影响英语的疾病，在他看来，和威胁宪政的是同一种。“生命”，他在信中继续写道，“可以通过照料来延长，尽管死亡从根本上说不可能被击败；口舌，与政府一样，都有一种堕落的自然倾向；长久以来我们保护着我们的宪政，让我们也为我们的语言作一些斗争吧”(Wells 1973:43)。主权者，医生，词典编纂者——这，也许，只是一种类似而已，但这也是一种暗示着，把次序强加给语言的尝试并非不具备其（生命）政治意义的类似。
事实证明，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并不是约翰逊希望的那个仁慈的主顾，而后者也通过行使他作为词典编纂者的特权对他进行了报复：“赞助人”，根据约翰逊的词典，是“一个懒惰地赞助并享受奉承的回报的可怜虫”(Winchester 1998:85)。尽管如此，勋爵共享约翰逊的观点，即英语急需纯粹与次序，而且，和约翰逊一样，他也依靠与治国的类似来表达所需的行动。语言，他叹息道，一直遭到忽视，并要求一个有能力“净化、最终修好(fixing, 固定)”它的权威(Wells 1973: 39)。在1754年给约翰逊的一封信中，切斯特菲尔德写道，对外来词的容忍与接纳已经够了。“良好的次序和权威”，他强调说，“现在是必要的了”(Wells 1973:39-40)。然而，他问道，我们该去哪里找它们，而且，我们该如何确保那必要的服从？这里，切斯特菲尔德揭露了他对净化和修正的欲望的威权主义的动力。“我们必须诉诸罗马在混乱时期的非常手段并选择一位独裁者”，他写道(Wells 1973:39-40)。切斯特菲尔德的信一定说服了约翰逊，使他相信他绝望地寻求的支持即将来临。
基于这个原则[前者写道]，我支持约翰逊先生填补这个伟大而艰苦的职位。据此我宣布，在他的独裁期间，我将使我在英语方面的所有的权利和特权，全部臣服于约翰逊先生的所说。(Wells 1973:39-40)
这个作为主权者，致力于恢复次序——这一次序将使一套固定法则的应用成为可能——的词典编纂者的影像，促使我们质疑把一本词典献给（使一本词典专注于）这样一位思想家的思想（这个念头）的明智，一直以来，他都在挑战对支撑这第一次系统化英语的重要尝试的纯粹、次序和权威的欲望。也许在英语世界吉奥乔•阿甘本最令人称道的是他的《牲人：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在这部著作中他追溯了主权权力和赤裸生命这两个形象之间的关系——部分地通过对德国法学思想家卡尔•施密特对独裁权力之论证的批判的介入。对施密特来说，一切法律规范系统都预设了一种可供应用的正常的情景（normal situation，常态），而一切法律次序，都是建立在社会次序的非-法(non-legal)生产的基础之上的。和他一样，阿甘本也清楚地意识到，“不存在可应用于混乱的规范”(Schmitt 2005:13)。然而，与这位保守的法学家不同，他的思想的目标，并不在于回复某种法律可被应用其上的次序，相反，他的目标，是对打破捆绑所有生命与法律次序的关系的束缚，获得自由的可能性作出的姿势。因此，他的计划直接与决绝的、施密特式的对英语词典发展的早期阶段的冲动相悖，后者，被设想为一种能够使约翰逊所谓的“一种由异质习语组成的混乱的方言”(Wells 1973:42)恢复次序的计划。一旦次序从混乱中生产出来，那个时代的形形色色的思想家们就会希望，继而，应用某种规范，或一套不再臣服于重大变革（即不会发生大的变化）的法则也就变得可能。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在他的《更正、改进和确定英语言的提议》(“Proposal for Correcting, Improving, and Ascertaining the English Tongue”)中为这个立场提供了一种简洁的阐述。一旦语言充分纯化并“精炼为某种特定的标准”，他写道，“也许，就有办法永远把它修好/固定下来”（Wellspring1973:35）。和切斯特菲尔德一样，斯威夫特看到了对一个有能力确保这种次序的权威的需要。然而，在他那里，那权威不会是一个单一的独裁者，而是一个学院，以法兰西学院为模型的学院，它将决定人们提议的变革，只允许那些添加性的(additive)变革，并拒绝改变现存的词。
与这种修好/固定语言的梦想一起出现的是一种对传统的保护的保守的承诺。语言的稳定性与次序，斯威夫特断言，将确保其作家（使用这种语言的作家们）的不朽——否则他们的作品就注定要消失——并保证传统的连续性。
一直以来我都不赞成，对君主的虚假的称赞，他们可能具有的最持久的纪念碑，是他们的臣民的真心[他写道]。确实，统治他们的臣民的心的，是他们最伟大的礼物幸福；但这些太过于易朽以至于不能保存他们的记忆，后者只能皆由有能力且忠诚的历史学家的笔来完成。而我认为这是阁下您作为首相应尽的义务：请下令检查语言，并使之适宜记录一个如此伟大而善良的公主的历史。(Swift, 1712)
一种为有能力决定其界限的权威所看管的固定了的/修复了的语言和稳定的传统，正是阿甘本本人的研究计划之所在。传统的稳定化，他警告我们，不仅剥夺了我们进入过去的途径，还封住了我们切入我们自己的当下的路。传统，他跟随海德格尔指出，遮没了我们进入它传递的东西的路。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它结果下传给我们的东西并把它传递给自-明(self-evidence)”并因此而封锁我们进入我们概念来源的路(ST, 88)。“批评”，阿甘本写道，“不仅关涉过去的古老的特征，而且首先涉及过去在其中被建构为某种传统的那种模式”(ST, 87)。与对传统的保守的定位相反，阿甘本力图面对传统的冻结，以实现重返其源头的目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共享斯威夫特的观点，认为传统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与语言的问题绑在一起。“一切关于传统的反思”，他写道，“都必须从这个断言开始，即在传输任何东西之前，人类必须首先把语言传给自己”(Po, 104)。在传统中传递下来的，他说，大多在意识的层面上是不可进入的。在感知的每个时刻，都有某种东西同时被记起和忘记，从而把传递一种在当下发挥力量的没有经历过的(unlived, 未生活过的)经验的重量的任务留给我们。在他看来，正是这种没有经历过的，“给心灵的个人性(psychic personality)与历史传统的织物(fabric,组织构造)以形状和（内部的）一致性，并确保它们的连续性和一致性”(ST, 101)。语言承载着这种没有经历过的经验的踪迹，而且，在每一个传递的行动中，它都继续有力地抓住我们：“不曾有过这种经验的人，不管是谁”，阿甘本写道，“都一直具有这同一种经验”(ST, 102)。
对那些力图修正（固定）和稳定化语言和传统，并同时遮没一度潜藏其中的其他可能性的人来说，词典看起来提供了一种特权的方式来这么做。阿甘本指出“词典，特别是那些缺乏某种历史-词源学特征的词典”，倾向于“把一个术语分割和分离为多重意义”(WA, 8)。然而，他也暗示，这种碎片“尽管如此，一般来说符合一种我们不该忽视的独一无二的原始意义的历史的发展和表达”(WA, 8)。然而，词典的角色不仅是照料对它包含的术语的历史发展的遗忘。词典也有阐明术语出现的历史语境，以及对术语的多种用法。概念，正如瓦尔特•J.翁(Walter J. Ong)指出的那样，“有一种在它们身上永远负载其词源的方式”(Ong 2004:12)。阿甘本的思想充满了这样的信念，用翁的话来说，即“原本用来建设一个属于的那些元素经常，而且很可能永远以某种方式徘徊在后来的意义之中，也许晦暗但往往有力且不可还原”(Ong 2004:12)。通过追踪一个术语的词源，揭露其他思想和生活形式的可能性，并重新激活当下中的过去的能量是可能的。然而，阿甘本的计划，并不仅仅是把在传统的过程中一直受到压抑的东西带入意识。依靠法语术语conjurer的模棱两可——这个术语既有驱逐也有唤起之意——阿甘本指出，一种哲学的考古学必须召唤(conjure up)，或唤起，某种缺席的起源，以实现驱逐它的目的。它朝向过去的定位因此也就是一个“通过系谱学的探究，召唤过去的幻影，以便在过去上工作，解构过去并细节性地描述它到它逐渐地黯蚀，失去其原始地位的地步”(ST, 102)。
这部词典力图同时追溯阿甘本的术语的哲学血统(lineage)，以及它们在他的著作全体(oeuvre)中的发展。与此同时，它的目标不在于通过回参术语的某种起源的权威来稳定术语，相反，这部词典的目标是揭示被沉积或遗忘在术语当前被当作标准接受的意义之下的新的使用的可能性。这也允许读者回归来源，既是阿甘本建设其概念大厦的基础的哲学渊源，也是术语在他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的地方。这将使更大的，对哲学星丛(constellation)的激赏——而阿甘本的思想，正出自于这个星丛——和对他的思想与他的哲学渊源之间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理解成为可能。这种进路在英语词典编纂的历史中不乏追溯者，而一直以来，它都以对以约翰逊的计划为典型的修正/固定和纯粹化的欲望，与相反的——即，认为词典应当通过提供对它们的使用的记录，来说明词的历史转变的——观点之间的冲突而著称。在1857年一次意在激发最终将超越约翰逊权威的词典，《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ED)的生产的初级阶段的讲话中，理查德•切尼维克斯•特兰契(Richard Chenevix Trench，或译特伦奇)论道，词典仅仅是语言的目录——它不可能是，也不应当是，修正/固定它并提供一种适当的使用的指南的尝试。提供说明性的引用的方法，从最早可用的词典开始——《牛津英语词典》先于最早使用那种方法的词典——证明了这种对一个术语的语义域方面的历史转变的关注。
然而，考察生产一部英语词典的尝试的历史，也就是在揭示，通过历史而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对术语的使用，更是历史知识本身的可能性。在《哲学考古学》(“Philosophical Archaeology”)中，阿甘本把他自己的进路放到了因福柯在《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中的阐释而著名的考古学范式中的传统之中。考古学，他写道，“不可能在不建构范式、技术和实践的情况下遭遇传统，而传统正是通过这些范式、技术和实践来调控传输的形式，限定(conditions)对来源的进入，以及最终，决定认识的主体的状态(status，地位)”(ST, 89)。因此，面对一部词典的计划，我们应当问的，不仅是它提供的定义的地位，还有在其范畴化之下的知识的概念本身。
在《事物的次序》(The Order of Things)的前言——在那里考古学这个术语“第一次谨慎地——尽管也是决定性地——露面”——中，福柯重述了出自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关于“一部‘中国百科全书’(a “certain Chinese encyclopedia”, 某部中国的类书)”的那个著名的段落，其中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a)属于皇帝所有的，(b)有芬芳的香味，(c)驯顺的，(d)乳猪，(e)鳗源，(f)传说中的，(g)自由走动的狗，(h)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i)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j)数不清的，(k)浑身有身份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l)等等，(m)刚刚打破水罐的，(n)远看像苍蝇的”(Foucault 2002: xv1)。在遭遇这种分类法的惊奇中被揭露的，福柯写道，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局限，“思考那(that)的彻底的不可能性”(Foucault 2002: xv)。正是在带着这种惊奇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切入一些生产英语词典的最早的尝试。在十六世纪下半叶，就在“词典”这个词在一部词典编纂作品的标题中第一次出现之后不久，约翰•维瑟尔(John Withal)生产了一部拉丁和英语双语的《面对年青新手的简短词典》(“Shorte Dictionaire for the Younge Begynner’s”)。这部词典，与对任一语言中的词的完整的记录远远相反，并不是按字母的顺序安排，而是按主题编排的，因此，每一种语言都按如下方式进一步细分：“鸟(Byrdes)的名称，水鸟，与房屋有关的鸟，如公鸡、母鸡，等等。”
面对这种分类法，其中个体的术语对我们来说都是常见而熟悉的，我们应当记得，对福柯来说，挫败我们的思考的，并不是博尔赫斯对用一把精细的驼毛刷画出的传说中的造物，赛壬和动物的唤起。相反，今天，在我们看来不可能的，就像它做的那样反映在给定时期作为知识的可能性本身的条件的那个“历史的先验(historical a priori)”的，是范畴化的系统本身(Foucault 2002: xxvi)。考古学，阿甘本指出，是一种深入这种潜在于我们提供能够给混乱带来次序的范畴化和分类之下的“历史先验”的探究。面对这些早期的词典计划，我们发现我们遭遇的不仅是已经消失了的意义，更是一种对我们来说看起来不再可能的思想模式。本词典，在未来的某个点上可能本身就是困惑或惊奇的来源。然而，它的局限对作为编者的我们来说也不清楚，而且，可以假定，对那些写作词典的许多词条的人来说也不清楚。正如海德格尔对在他的勒托尔研讨班——阿甘本也参加了这个研讨班——结业的时候质问他的学生说的那样：“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局限——我就不能”(IP, 59)。这部词典利用了许多学者的洞见，这些学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对理解阿甘本的思想，以及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他的思想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此，这本词典的局限，我们感觉，与当前的阿甘本学术研究的局限是一致的。我们的希望是，这部词典的问世将使那些可以看到它的局限的人能够超越它。
术语(Terminology，术语学)
如果说一切词典的计划都是一个不好对付的计划的话，那么，它的张力，在面对界定为哲学家——对这个哲学家来说，术语本身就有一种决定性的哲学特征——所用的术语的尝试的时候，也就有了一种新的重要性。在他最近出版的论文，《什么是装置？》(“What is an Apparatus?”)中，阿甘本指出了哲学中术语问题的重要性。“正如我最尊敬的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的那样”，在一则对吉尔•德勒兹(Gills Deleuze)的间接的指涉中他写道，“术语是思想的诗的时刻”(WA, 1)。在未刊行的关于“运动”(“Movement”)的讲稿中，他通过陈述术语“因是生产性的”而是诗的来拓展这点(Agamben 2005)。思想的生产的时刻既是诗的又是术语的——在语言永远会发现自己是某种冲突，某种用意义来渗透词的无止尽的斗争的一部分的意义上说。可论证地，一直以来，阿甘本的作品，都以一序列拓展了的在术语的史学方面的实践为特征。他的认识论方法，与这个充满争论的术语的领域有关。然而术语不仅揭露了意义的构成，术语是诗的，就反复提及的对它的关注可能引起人们对语言本身的谜的本质的注意而言。
然而，在赞美术语的同时，阿甘本也指出，这并不是说，哲学家必须界定他的核心术语。术语范畴的矛盾也就在于此：术语是生产性的（福柯意义上的）意义得以生产的根基，但也是诗的品质出现的地方。哲学思想的权力，可论证地，在于它对意义的在术语方面具体的、普世的和永久的属性的拒斥，相反，也在于对构成术语上“生产性的”都想念关系的观念的重新定义。也许，考察“术语”这个词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个词在是把世纪晚期第一次得到使用——也就是约翰逊编辑他的伟大的词典的那个时期。按普遍的理解来说，术语不仅是（对）语言的使用，也是关于一个科学术语体系的学说或研究。它在拉丁语言的词源学研究，和自然哲学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这个词本身是由terminus，这个词在中世纪拉丁语中指的是界石，和logos构成的，当然，后者同时意谓着话语、词和理性。然而terminus本身源自刻有忒耳弥努斯(Terminus,守界神)，古罗马守护边界的神的界石。Gromaticus（罗马的土地测量员），西库卢斯•弗拉库斯(Siculus Flaccus)，在他的《土地的境况》(Condicionibus Agrorum)中概述了献祭的牺牲品的剩余在界石建立的时候是如何被埋在界石之下的。界石是一种为建构边界的目的，通过强加某种界限来创造区分的尝试，而那种边界，则通过忒耳弥努斯这个万物有灵论的形象，被锚定为被用来为财产的世俗空间定序的神圣的物体。Gromaticus是阿甘本关于卡夫卡的论文《K》(“K”)的核心，在这篇论文中，他追溯了罗马法中土地测量员借以通过使用kardo来试图区分和分离要塞空间与乡村空间的努力的手段。最终《城堡》(The Castle)中的K反对寄希望于力图区分的法律的权力的权威，同样，阿甘本提倡一种对神圣与世俗范畴之间的区分的“绝对的亵渎”。正如他在《K》中陈述的那样：
K.是“新的土地测量员”，他使分离（并绑定）高地与低地，城堡与乡村，神庙与房屋，神与人的边界和界限失效。(2008a: 26)
我们在《K》中看到的使权力失效/不作为的操作类似于阿甘本理解术语的方式。如果说术语，作为语言的界石，起到了强加次序和区分的作用，因此，阿甘本的工作，正如我们下面要讨论的那样，致力于质疑意义的强加并反过来揭示了从术语的命令中解放出来的语言（免于术语之命令的束缚的语言）的潜能。
为这个导论提供题词的穆斯塔法•卡亚迪的话，把注意力引向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创造新的政治现实的尝试，都要求一种语言内部的斗争，一种有能力创造新的术语，并从长期以来强加在它们身上的支配性的意义中抽出老的术语的斗争。在《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中，阿甘本介入了一种这样的，在术语的政治利害上的斗争。注意到“术语的选择绝不可能是中立的”(SE, 4)，他挑战了盎格鲁-撒克逊和欧洲的法律体系用来指涉对法律次序的悬置的术语——这些术语包括“戒严令(martial law)”，“紧急权力(emergency powers)”，“紧急法令(emergency decrees)”和“戒严状态(state of siege)”等等(SE, 4)。在这些术语中的每一个中，他都看到了一种试图使法律的悬置简单地成为另一种法律机制的术语的虚构。这在盎格鲁-萨克逊对“戒严令”的使用中最为明显，他把这个词的使用等同于一种试图把对法律的悬置塑造为另一种简单的法律形式的努力(SE, 4)。在“全权(full powers)”这个术语中——相较于其他术语，瑞典法学家赫伯特•汀斯腾(Herbert Tingsten)更喜欢这个词，对他来说这个术语指的是使执行权成为“一种例外地/格外宽泛的常规权力”，向借助法令来废除现存法律的权力拓展的法律(SE, 7)——阿甘本看到了与全权(plenitudo potestatis，中世纪宗教法规学者使用的期限描述教皇世系的管辖权力量)及其关于一种先于立法、司法和执行权的分离的起源性的完满(originary fullness)的含义的渊源(Se, 6)。然而，尽管有这种介入术语争论的意愿，他首要的关注，并不是术语的重新-意指(re-signification)，也不是为允许它意指别的东西，服务于另一种政治或另一种历史而把语言从它支配性的以一种解放出来的尝试。他对传统和传递的关注并不是一个“书写被排除者与被击败者的历史——这与胜利者的历史是完全同质的，正如常见的和沉闷的次属阶级的历史范式所认为的那样——”(ST, 98)的问题。相反，他的语言哲学是导向语言的界限，导向在一切关于术语的争论中都必须预设的东西——纯粹的语言事实，说话的存在的实存——的。
让-克洛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已经表达了这个界限，即语言学家不可能触及(cross with)说话的事实(factum loquendi)，这个术语指的不是诸语言的实存，这些语言可以与非-语言区分开来，可以被分组为各个门类并根据它们的属性得到确定，这个术语指的是说话的存在实存，存在语言这个事实本身。语言学，米尔纳指出，并没有把语言当作它的对象来占有。相反，“语言是语言学的公理(axiom，自明之理)”(Po, 66)。如果说语言学必须预设语言的自然事实的话，那么，阿甘本的关注则相反，是要暴露它。先于对各种特定语言的区分的说话的事实，逃避语言学的领域，只可能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说，米尔纳写道，思考语言的事实的可能性的条件是不可能的：“而只是说在那个时候人们将发现如下种类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而不是没有语言呢？’而这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问题”(Po, 66)。所有阿甘本关于语言的作品都是为这个简洁的问题所激发的。他的关注与其说是语言的属性，不如说更多地是说话的存在的实存。因此尽管他有时也做好了介入术语争论的准备，但是，他决定性的贡献，是对一种使自身专注于无名之物的语言哲学作出的。但这样的事物可能是什么？“语言学的术语”，米尔纳回答道，“没有专名”(Po, 71)。唯一一种我们没有名字（来形容）的东西，事实上，不是某种东西，而是名字本身。
从语言学术语的这种匿名性出发，阿甘本引出了一种思考纯粹的实存，以及，在政治方面，思考一种无谓语(predicate)所以也没有同一性、包含或排除的共同体。“纯粹的实存”，他写道，“与语言的纯粹的实存是一致的，而思考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在思考另一个问题”(Po, 74)。然而，语法的建构和政治共同体的构成，遮蔽了我们进入潜在其下的纯粹实存的途径。正如语言学预设语言的纯粹事实，政治，他论述道，也预设了复数的事实(factum pluralitatis)，即人民形成共同体这个纯粹的事实。现代政治话语，他论述道，一直以来都是为统一语言和民族的努力所界定的，为阐释另一个来使用这一个。在此过程中，语言与人民的统一把这两个“偶然而不确定的实体”变成了自然的有机物，（并）服从于必要的法则(ME, 66)。与潜在于一切语法的建构之下的语言的预设，和潜在于把一个人民锚定于一个国家的尝试之下的共同体的预设相反，阿甘本进一步提出了那个令人震惊的主张，即我们“事实上，一点儿也不知道一个人民或一种语言是什么”(ME, 65)。与作为早期词典的拥护者的思想之特征的，对纯粹性的欲望相反，他强调一切语言本质上的不稳定和非自然。而使斯威夫特愤怒的，正是这种不稳定——他责备内战给英语“注入了狂热的黑话”(Baugh and Cable 1993:253)。然而，对阿甘本来说，斯威夫特的斗争从一开始就失败了；“所有的人民都是帮派和科吉耶(coquilles)”，他写道——提到了“恶人的帮派”和危险的阶级，据说，这些帮派和阶级，说一种秘密的语言，这种语言把他们区分出来并使他们彼此认同（同一化）；“所有的语言都是黑话和行话”(ME, 67)。一切语言都必定是不纯粹的和失序的，任何伟大的独裁者在永远修好/固定语言上都不会取得成功。
然而，这不是说，语言仅仅是无政府主义的，可以以在一个主权的个体看来合适的一切方式来使用。语言，阿甘本指出，是一种装置(apparatus, dispositif)——这个术语是从福柯那里借来的，阿甘本拓展了这个术语，用它来指涉一切有能力捕捉、命令和塑造活生生的存在的姿势、行为、话语或意见的事物。福柯的作品使我们习惯于把学校、医院、全景监狱或各种规训（学科）思虑为装置。然而，对阿甘本来说，语言“也许是最古老的装置——成千上万年前原始人无意间让自己被捕捉其中，很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即将要面对的后果”(WA, 14)。如果语言是一种装置，如果说它起到了命令活生生的存在的行为并把说话的事实(factum loquendi)捕捉到逻各斯(logos)的网中的话，这是不是说我们应当在语言外寻找某种不可言喻的意谓或意义呢？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难道不应该为一种不以语言的捕捉为中介的神秘的经验，而免去这里的词典的计划么？
没有什么比这离真相更远的了。阿甘本的作品持续地质疑关于一种语言不能企及的不可说的或不可言喻的意谓的观念。在一部早期的著作中，他指出，如果一切思想都必须在语言的限度内采取某种立场/占据一个位置(take a position)的话，那么，他自己的立场就是，试图“在一个别于那种通俗的不可言喻的方向上”思考这种局限(IH, 4)。设想一种对语言来说不可企及的不可说的意义，他指出，会把我们带入神秘经验的领域。在他最近的《奥斯维辛的残余》(Remnants of Auschwitz)中，他回到了这个主题，并重述了一件对使语言的捕捉与某种变不可言喻的意义对立起来的尝试提出警示的轶事；他告诉我们，几年前，在为一个法国报纸写作一篇关于集中营的文章之后，在一封给编辑的信中，他被指控试图摧毁“奥奥斯维辛的独一无二的和不可言说的特征”(RA, 31)。“一直以来我经常会问自己”，他写道，“这封信的作者心里想的会是什么？”(RA, 32)。无疑，他写道，奥斯维辛是独一无二的。“但为什么不可说？为什么给奥斯维辛以神秘的声誉？”(RA, 32)。这里，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反对这种观点，即沉默是对灭绝之恐怖的唯一可能的回应的论述。毕竟，他写道——同时引述了约翰•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基督教历来最伟大的讲道者，又称金口约翰)公元386年的文本《论上帝不可理解的本性》(“On the Imcomprehensible Nature of God”)，这本书辩护了上帝的存在对人类的语言和理解来说是不可企及的这个论题——把某物指定为“不可言说”或“不可用语言来表达”的是使它荣耀化的最好的方式。相反，我们，他写道，应当视入不可言说者的脸，并拒绝预设某种不可言喻的，与语言分离的意义或经验的存在。
这个阿甘本从米尔纳那里借鉴的立场——根据这种立场，唯一没有名字的是名字（本身）——的推论就是，我们进入纯粹的存在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一种语言的经验。我们已经看到，只有通过一种说话的事实(factum loquenti)的经验，哲学才能够进入无属性的存在；“只有对语言的纯粹存在的经验，才能允许思想思虑世界的纯粹存在”(Po, 68)。然而，我们进入语言的纯粹存在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形形色色的特定的语言。这部词典是用英文写成的，而它的术语，都是翻译，是从阿甘本的意大利语以及，有时，也是从那些渗透在他的思想之中的思想的思想者的多种语言翻译过来的。它的许多词条的作者面对的任务，与瓦尔特•本雅明摆在译者面前的任务并非不具可比性（平行性）：“用他自己的语言释放其他语言的符咒下的纯粹的语言，在他对作品的重新创造中解放囚禁在作品的语言”。
与纯粹化和次序，以及求助某种语言之外的神秘经验的欲望相反，阿甘本提出了他用术语语言经验(experimentum linguae)——一种语言中的经验，或实验——来指称的那种经验，这种经验将阐明说话的事实(factum loquenti)。“语言”，他论道，是“隐藏语言的纯粹的存在的黑话，就像形形色色的人民，是复数的事实(factum pluralitas)或多或少成功的面具那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任务不可能是把这些黑话建构为语法或把这些人民重新编码为国家的认同（同一性）”(ME, 69)。相反，将打破“语言、语法、人民和国家的经验之间的网结”(ME, 70)的，是在语言中存在的共同的经验，而这，被认为是一种全新的共同体的基础之所在。这种经验既是政治的也是伦理的——确实，它为阿甘本提供了他在政治和伦理方面的核心洞见。这在《幼年与历史》(Infancy and History)中，在他对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主张，“语言中对世界之存在的奇迹的正确的表达，尽管没有表达内在与语言的东西，也是语言的存在本身”(IH, 10)的回应中变得明显。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阿甘本问，那么，对语言的存在的正确的表达是什么？“对这个问题来说，唯一可能的答案”，他写道，“是：作为伦理(ethos, 品格)，伦理之道(ethical way，伦理的方式)的人类生命”(IH, 11)。
语言经验(experimentum linguae)是一种伦理-政治的实验，因为语言，阿甘本强调，就是共同者本身(the common itself)。“语言经验(experimentum linguae)的第一结果”，他写道，“因此，就是对共同体观念本身的一种极端的修正”(IH, 10)。阐明为一切特定的语言所预设的语言的潜能，他指出，开放了一种无预设——也即，无同一性，所以也没有排除——的共同体形式。这种经验的形式——这种经验将打破语言、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网结，允许语言的纯粹事实暴露出来——是多层次且多样的(ME, 70)。在他提出的例子有“对一种黑话，[普罗旺斯行吟诗人的]寻捕密义实践(trobar clus，或封闭诗歌)，纯粹的语言，一种少数至上的(minoritarian)语法语言实践，等等的重新激活”(ME, 70)。考虑到我们关于潜在于早期英语词典之下的威权主义热望所说的一切，词典的生产，真能对这种实验作出贡献么？抑或它注定要遮没语言的潜能并侵害扰乱语言与国家的缝合的努力？OED的历史就暗示，我们应当谨慎这样的假定，即词典本身不可能是语言中的一种实验。这一洞见，即一个野心大到想要记录和定义英语中的所有的词的计划，必须以许多人的联合行动为基础，应归功于理查德•切尼维克斯•特兰契——之前我们已经探讨了他对OED早期阶段的形成的影响。这个洞见对OED的最终计划来说是根本的，它的存在要归功于成千上万的经常是匿名的志愿者，他们贡献了六百万张纸条，每张纸条上都提供了一条有助于说明一个词的意义的引文(Winchester 1998:99)。与切斯特菲尔德勋爵关于通过悬置所有使用语言的人的权利，把次序强加在语言之上的独裁者的想象，以及斯威夫特对一个能够确保语言之稳定性的保守的权威的欲望远远相反，OED是某种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一个无认同/同一性或边界的匿名的共同体的产物。
这本词典，也是许多人的产物。我们不仅依靠许多撰稿者来写作这些词条，而且，写作这样的一本词典的可能性也吸收了许许多多的他者的思想和形形色色的写作——不仅是阿甘本本人，还有所有的，那些对关于他的作品的不断增长的学术研究的机体做出贡献的人，其中很多人都绝不会知道他们自己的思想在（其作者）身后的生命。这本词典的作者和读者都进入了一个超越他们的一般智力：“作者与读者，在保持在其中没有得到表达的状态的条件下进入一种与作品的关系之中”(Pr, 71)。然而，没有得到表达，并不是因为不重要/没有意义的原因，而我们也不能低估词典的供稿者放进词典许多词条中的工作和思想。正如阿甘本对传统的描述以在每个时刻中都没有得到经历的东西为导向那样，他对作者的描述，也依赖于这样的观点，即使表达可能的，正是“那在每个表达的行动中都没有得到表达的东西”。通过联合多方面作家的工作——他们每个人都存在于这个文本中——这部词典的目标在于强调逃避一切单个个人的个体的表达的西欧年广西，把注意力集中到语言的潜能本身上。
界石(TERMINUS)
词典，这本词典也一样，是一种捕捉的装置。但是，正如阿甘本指出的那样，“写作（任何写作，而不仅仅是[写下]污名档案的法官的写作）也是一种装置，而人类存在的历史也许不过就是与他们生产的装置——首先，是语言——的白刃相接”(Pr, 72)。如果所有的写作都是一种装置的话，那么我们面对的任务，就不是废除写作，而是要为从国家认同/同一性、正典和学术规范/学科的捕获中解放共同者，而用写作来实验。这样的实验与词典的计划并不对立。一种从意谓的命令（即要有意义的命令）中解放出来的语言的观念本身就只可能在与一种支配性的语言的关系中存在。没有词典就不可能有任何隐语(argot)，任何土语(patois)，任何少数的语言和任何的抵抗存在。语言经验(experimenum linguae)是一种语言的瓦解(linguistic disruption)的形式，但它并不是要摆脱语言——或者说摆脱词典。阿甘本经常写到的“纯粹的”语言只能通过一种对投入词典本身的权力的再度激活来引入。关于这里提供的定义的争议是永无止尽的，它们也是不稳定的，每个定义都是一个重新创造的行动而不是为所有的时间而作出的强制的定义。一部由概念和专名组成的词典将不可避免地提供一部新的作品，这部作品不应被读作对阿甘本本人对词的使用的顺从，而应被读作对他使用的每个词的新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给我们的读者提供的，是一部作为局部的档案，作为一个未完成的——事实上它永不能完成——文本的词典。一切词典都只有作为一系列的起到彼此支持和瓦解的片断和定义才有意义。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说，词典，是最有可能呈现阿甘本思想的手段。尽管“导论”本应提供结构和控制，但只有通过考察术语之间的关系和鼓励读者发现，或创造新的关系和新的关系的形式，这部词典才会起作用。出于这个原因，用新的方式来使用这部词典，通读和逆读，在这部捕捉的机器中看到一种对批判的和创造性的阅读——这种阅读将阐明潜在于一切语言行动之下的共同者——的邀请，将是读者的任务。如果这部词典真的是一个装置的话，那么我们的任务，正如阿甘本指出的那样，就是“解放那仍然被装置的手段捕捉和分离的东西”(WA, 17)。我们希望本词典的读者接过的，也正是这个任务。
[注]译自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Introduction: The Lexicographer and the Sovreign”, in Alex Murray and Jessica Whyte ed. The Agamben Dictiona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15. trans. Liqiu W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