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历史、文本和研究评述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25年第1期，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
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不仅为其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还在其《资本论》创作阶段作为研究资料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写作历史来看，《布鲁塞尔笔记》原本是马克思为了在1845年写作《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一书进行的摘录，可是在摘录中他暂停了此书的写作，并逐渐从劳动话语转向生产话语。学术界对《布鲁塞尔笔记》写作时间的判断众说纷纭，该笔记与《巴黎笔记》《评李斯特》《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资本论》的关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从理论来源来看，虽然该笔记摘录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主要是围绕政治经济学的诸核心论题展开的，既与马克思在巴黎时期进行的研究相关联，又与之后的《曼彻斯特笔记》相交叉，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物质生产的研究是该笔记的核心。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笔记的关注较少，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该笔记对西斯蒙第著作的摘录上。目前，我们亟需对这一笔记展开系统且细致的剖析，以推动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史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
马克思；MEGA2；《布鲁塞尔笔记》；西斯蒙第
作者简介
孔伟宇：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
一：《布鲁塞尔笔记》的历史和文本
1845年12月6日,德国出版商卡尔·列斯凯（Carl Leske）在致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你应该记得，在你答应将你的著作《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Kritikder Politikund Nationalökonomie）的唯一出版权交给我之后，我们在巴黎签订了一份合同，该著作尚待完成……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收到相关的手稿以及关于我何时能确定地收到手稿的信息。因此，我希望你尽快告诉我手稿的交付日期。”根据MEGA2编委的考证，马克思为写作这一著作已准备良久。首先，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序言中写道：“我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MEGA2编委认为，这本“专门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与列斯凯签订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一书，这说明马克思在当时已经为这本书作了一定的理论准备，并计划开始写作。其次，1845年1月20日，恩格斯催促马克思道：“你还是先把你的国民经济学著作写完，即使你自己觉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那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现在情绪高涨，我们必须趁热打铁。”MEGA2编委认为，这里提到的著作同样是马克思的《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此时已经开始写作《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甚至已经完成了不少内容。再次，马克思于1845年2月1日与列斯凯签订了一份出版合同，计划由出版社印刷2000册《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并交付了两卷本。而到了1845年5月14日,列斯凯致信马克思道：“至于你的作品《政治学批判》（Kritik der Politik），我也认为，如果它能尽可能多地涵盖并考虑到你宝贵的信中提到的法国作品，那将是最好的。……但你向我保证，其中只包括较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著作。”由于马克思在同时期写作的《布鲁塞尔笔记》中摘录研究了让·西斯蒙第（Jean Sismondi）、阿道夫·布朗基（Adolphe Blanqui）和纳索·威廉·西尼耳（Nassau William Senior）等法国学者对工业、社会及其贫困现象进行批判的著作，因此MEGA2编委认为，《布鲁塞尔笔记》正是马克思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而进行的经济学研究，目的是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系统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MEGA2编委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布鲁塞尔笔记》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继续，其理由不仅仅是二者都被他们视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准备资料，而且他们还指出：“显然，当时他又开始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了，因为《布鲁塞尔笔记》的第一部分和那些笔记本一样——却与那个时期的所有其他笔记本不同——是用罗马数字编页码的。”笔者通过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考察发现，《巴黎笔记》和《布鲁塞尔笔记》确实都是用罗马数字进行编号的，但是两者之间是否有MEGA2编委所说的这种关联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布鲁塞尔笔记》中每个笔记本的具体文本情况。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目前看到的６个笔记本及其顺序并不是马克思的排序，而是编者根据笔记日期和内容进行的排列，所以其顺序并不等同于马克思的写作顺序。
《布鲁塞尔笔记》
第一笔记本。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第一笔记本的封面上标注了“Bruxelles.1845”，并用连续的罗马数字为每页手稿进行了编号。具体的摘录内容是：（１）路易－奥古斯特·萨伊的《财富的主要原因》；（２）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３）德·尚博朗的《关于贫困》；（４）阿尔班·德·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基督教政治经济学》。MEGA2编委认为，这一笔记本聚焦的主题是法国经济学以及贫困问题，是《巴黎笔记》的延续，写作时间不早于1845年４月中旬这一笔记对西斯蒙第著作的摘录被认为是“马克思用于《资本论》第１卷第二十四章关于原始积累的写作”的素材。
第二笔记本。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第二笔记本的封面上同样标注了“Bruxelles.1845”，并用连续的罗马数字为每页手稿进行了编号，因此被MEGA2编委认为是第一笔记本的延续。具体的摘录内容是：（１）欧仁·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２）纳索·威廉·西尼耳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３）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MEGA2编委认为，第二笔记本与第一笔记本是连续写作并构成了一个整体，其根据不仅在于两者都是用罗马数字连续编号的（其他几个笔记本则不是），而且摘录内容和主题也是一致的，甚至第二笔记本对西斯蒙第的摘录正是第一笔记本的延续，因此两者的写作时间可能也是一致的。
第三笔记本。马克思没有为《布鲁塞尔笔记》第三笔记本标注日期。具体摘录的内容是：（１）弗朗索瓦·费里埃的《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２）亚历山大·德·拉博尔德的《论所有共同体利益的联合精神》；（３）拉·萨格拉的《论加泰罗尼亚的棉纺织工业与工人》；（４）德奥多·菲克斯的《政治经济学中的进步与保守精神》；（５）亚·莫罗·德·若奈的《关于公元４世纪初罗马人的公民生活和家庭经济的统计学概述》；（６）亨利·斯托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７）伯纳德·提里昂的《关于滥用投机的文章》。通过与《1844-1847年笔记》相对比，MEGA2编委发现，这一笔记本摘录的内容都已经出现在《1844-1847年笔记》的书单中，马克思在其中还对这些书进行了详细的信息标注。这一部分书单出现在《1844-1847年笔记》中，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之后，即恩格斯1845年４月中旬到达布鲁塞尔之后完成的”。由此可以推断出：第三笔记本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跟踪可能写作于1845年４月中旬至７月初。
第四笔记本。《布鲁塞尔笔记》第四笔记本被MEGA2编委认为是第三笔记本的延续。这一笔记本的摘录内容包括：（１）亨利·斯托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２）圣·莫尔的《论货币》；（３）伊·平托的《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４）约·柴尔德的《论商业和论货币利息降低所产生的利益》；（５）本雅明·贝尔的《论匮乏》。由于马克思在第四笔记本中对斯托赫《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的摘录和评论是对第三笔记本中摘录斯托赫的继续，而且第四笔记本中摘录的著作同样也出现在了《1844-1847年笔记》的同一书单之中，所以MEGA2编委认为，这一笔记本与第三笔记本一样，都可能写作于1845年４月中旬至７月初。
第五笔记本。马克思没有为《布鲁塞尔笔记》第五笔记本标注任何的写作时间和地点信息。这一笔记本的摘录内容包括：（１）德·加斯帕林的《论机器》；（２）查·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３）安德鲁·尤尔的《工厂哲学》；（４）伊萨克·佩雷热的《工业与金融介绍》；（５）佩·罗西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在这一笔记本的摘录对象中，除佩雷热的《工业与金融介绍》以外的其他四本著作都出现在了《1844-1847年笔记》的书单中。值得注意的是，MEGA2编委认为，这一笔记本“是马克思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论述生产过程中机器使用的问题”。而在1845年秋天，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中首次引用了尤尔的《工厂哲学》一书，这证明了这一笔记本是在《评李斯特》写作之前就已完成。MEGA2编委认为：“马克思可能早在1844年12月就在巴黎开始了这一笔记本的写作。但更有可能的是，它主要写作于1845年2月初与7月初之间的布鲁塞尔。”
拜比吉和尤尔
第六笔记本。马克思同样没有为《布鲁塞尔笔记》第六笔记本标注写作时间和地点，但是与其他笔记本不同的是，马克思将这一笔记本命名为“国民经济学的历史”。这一笔记本的摘录内容包括：（１）约瑟夫·佩奇奥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说史》；（２）约翰·拉姆赛·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３）沙·加尼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４）阿道夫·布朗基的《欧洲政治经济学说史》；（５）弗朗索瓦·维尔加德尔的《法国大革命以前的社会历史思想》；（６）约翰·瓦茨的《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根据MEGA2编委的考证，这一笔记本并不是连续性摘录的。首先，“马克思有可能还在巴黎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一笔记本的写作”。不过，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一论断，其原因只是马克思曾在《巴黎笔记》中摘录过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这本著作连同佩奇奥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说史》和加尼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同出现在了马克思1850年的书单中，且马克思在《评李斯特》中引用了佩奇奥的这本著作。因此，MEGA2编委推测，这几本书应该存在于《1844-1847年笔记》已经丢失的书单中。而马克思再次摘录麦克库洛赫的原因可能是为《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写作作准备，这次摘录与《巴黎笔记》的摘录“是在不同的方面”。
其次，第六笔记本对佩奇奥、麦克库洛赫、加尼耳、布朗基著作的主要摘录应该在“马克思在布鲁塞尔逗留的头几个月——1845年２月初至７月初之间”，而MEGA2编委形成这一推测的主要根据是，这些摘录是在《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的出版合同签订之后开始的。再次，MEGA2编委注意到，马克思摘录维尔加德尔的《法国大革命以前的社会历史思想》时的墨水笔迹与其他摘录不同，而这本书又是1845年12月才正式出版,所以马克思很有可能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摘录这一著作的。最后，马克思摘录瓦茨的《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时的墨水笔迹与摘录《法国大革命以前的社会历史思想》时的墨水笔迹也不一样。恩格斯曾在1843年的《伦敦来信》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过瓦茨的这本书，所以有可能是恩格斯推荐给马克思摘录的，或者是马克思从曼彻斯特获得的这本书，回到布鲁塞尔之后才开始摘录。不过，对瓦茨这一著作摘录的编号却与其他几本著作不同，“马克思对佩奇奥、麦克库洛赫、加尼耳、布朗基著作的摘录被编号为‘１）’‘２）’‘３）’‘４）’，而对维尔加德尔著作的摘录没有编号，对瓦茨著作的摘录编号是‘７）瓦茨。1842年’。因此，这要么是马克思的笔误，要么是他事先摘录了另一本书”。可见，马克思对瓦茨和维尔加德尔著作的摘录可能也不是连续的。
二：《布鲁塞尔笔记》的内容和来源
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的摘录内容非常广泛，但主题鲜明。可以看出，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是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和摘录的，其研究主题既上承《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初次经济学研究，又下启《曼彻斯特笔记》的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学说交叉研究，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唯物史观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根据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和MEGA2编委的判断（MEGA2编委的观点很多都来自布朗基的《欧洲政治经济学说史》），该笔记摘录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mega研究员分析手稿
第一，对贫困问题的关注。MEGA2编委认为，列斯凯所说的马克思要增加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著作”主要是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在对不同著作的摘录中都关注了贫困问题，除了对尚博朗的《关于贫困》和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这两本直接讨论贫困问题的著作的摘录外，在对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摘录中，马克思注意到了西斯蒙第对银行系统和机器的研究、对英国的制造业制度的批判，因为它们给英国带来了贫富差距增大和社会动荡的后果，但是西斯蒙第并没有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此外，MEGA2编委还指出，西尼耳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一书对马克思理解贫困问题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这本书“在筹备英国济贫法改革（1832年）和调查纺织工人状况（1838年）的委员会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还指出，马克思对这本书的重视受到了布朗基的《欧洲政治经济学说史》一书的影响。在该书中，布朗基对马克思此时摘录的大部分政治经济学家都有过介绍和评论，其中对西尼耳的评价较高。
第二，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价值问题的讨论上。MEGA2编委甚至认为，价值问题是《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特别关注的主题，其中包括“价值的不同决定因素，价值的来源问题，如何衡量价值的问题，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以及在基于商品生产的社会中价格形成的整个机制”。对价值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萨伊的《财富的主要原因》、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西尼耳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斯托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这些经典政治经济学家著作的摘录中。其实，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沿着《巴黎笔记》的研究思路进行的，但是同一思路却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跟踪完全异质性的研究路径和结果。在《巴黎笔记》中，马克思沿着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发现了在劳动产品背后已经消失的劳动活动，并将手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化劳动嫁接到对李嘉图关于机器化大生产中看不见的“人”的批判之中。而在《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却在工业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家论述中意识到对象化劳动无法作为价值的标准，因为价值随着物质生产的变化而变化，由此开始从劳动话语转向生产话语。不过，此时的马克思仍没有勘破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秘密，所以只能在使用价值的讨论中确定物质生产的基础性作用，而只有在《伦敦笔记》中试图解答李嘉图难题时，他才重新扬弃生产话语，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话语。
第三，对货币、贸易与信贷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摘录了费里埃的《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莫尔的《论货币》、平托的《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柴尔德的《论商业和论货币利息降低所产生的利益》。在摘录斯托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一书时，马克思也关注到了贸易和货币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１卷中专门评论和引用了平托的《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一书。他指出：“平托说‘贸易是一种赌博，不过从乞丐那儿是赢不到任何东西的。如果有人在长时间内赢了所有的人的所有的钱，那他只有心甘情愿地把赢得的绝大部分钱退回去，才能再赌’。”一方面，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写作时期仍然将《布鲁塞尔笔记》作为自己的参考资料，对货币和贸易问题的思考从1845年贯穿到1867年；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马克思在写作《布鲁塞尔笔记》时期对贸易和货币问题的思考只是初步的，此时的马克思不仅没有对这一问题和著作进行大量的评论，也没有看到货币和贸易背后资本颠倒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关系。而到了《资本论》写作时期，经过《伦敦笔记》中对这一问题的专题性研究思考，马克思已经能够批判性地指出平托的问题，并以一种科学的方式来面对货币关系的抽象秘密。
第四，对工艺学和机器问题的初步涉猎。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第一次对工艺学进行了摘录研究，他的主要摘录对象是加斯帕林的《论机器》、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和尤尔的《工厂哲学》。不过，马克思对加斯帕林的摘录较少，而对拜比吉和尤尔的摘录较为细致。MEGA2编委认为，布朗基对拜比吉的评价可能给马克思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本书是一首为机器而描绘的赞歌。作者用精确的数学方法再现了最美妙的结果，并且很好地证明了人类的精神在生理和道德上所需要的一切尊严，以便通过机器来消除其最粗暴的劳动。”同时，MEGA2编委还敏锐地指出：“马克思主要对使用机器的环境和社会感兴趣，但对技术方面则不那么感兴趣。”这一判断有一定的道理，通过对《布鲁塞尔笔记》中工艺学摘录的考察可以发现，此时的马克思更多关心的是机器大生产中工人之间的协作关系，首次意识到机器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可以使工人摆脱劳动，甚至具有走向共产主义的可能。如果我们将马克思后来在《曼彻斯特笔记》和《伦敦笔记》中对机器问题和工艺学的摘录进行思想史研究就可以发现，马克思此时受到拜比吉的影响较大，对机器呈现出较为乐观的态度，但是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关系进行透视后，马克思对机器呈现出一种批判性的复杂态度。《布鲁塞尔笔记》只是马克思对机器问题的初涉，但是对机器和分工协作问题的思考无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MEGA2编委指出：“马克思决不是只注意到批评的声音。他摘录的范围更多地取决于一本书中所包含的分析性的敏锐和经验的基础，以及一本书所提供的创新性的程度。”其实，马克思对工艺学的摘录态度正是如此，马克思第一次在政治经济学之外看到了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微观机制，拜比吉、尤尔对人与机器之间看不见的上手性（Zuhandenheit）生产与应用关系的分析为马克思提供了新的研究视野。从系统性机器运行的视角去透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经济运行的未来发展，将成为马克思剖析生产过程的理论支援，也逐渐成为马克思技术分析和批判的重要基础。
第五，对国民经济学说史的梳理。与1846-1847年的《居利希笔记》不同（《居利希笔记》描述了现实的欧洲经济历史），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摘录的佩奇奥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说史》、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加尼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布朗基的《欧洲政治经济学说史》是对欧洲重要政治经济学流派和人物的系统性评述，有助于马克思更全面地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和研究重点，这可能也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马克思第一次集中对政治经济学说史的摘录研究。在这里，马克思开始从思想史的线索中研究和定位其笔记涉及的每位经济学家的地位和贡献，并根据不同的流派和主题进行摘录，这相对于《巴黎笔记》的摘录而言无疑更具专业性，也将帮助马克思厘清每位政治经济学家“从哪来”“到哪去”的线索，以及“关于现实的发展和学科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这必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起到重要作用。而至于MEGA2编委所说的此时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性”构成了“《资本论》四卷本写作的基础”，我们暂时很难在文本中找到直接的证据。
第六，对各国经济数据的收集。根据MEGA2编委的考察，此时的马克思“不仅对抽象的理论概念感兴趣，而且对各国的具体数据也产生了兴趣”。马克思从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和莫尔的《论货币》中摘录了法国的经济运行数据，从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和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中摘录了英国的经济运行数据，从平托的《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中摘录了荷兰的经济运行数据，从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基督教政治经济学》中摘录了美国的经济运行情况，从斯托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摘录了俄国的经济运行数据。这种现实经济运行的具体数据为马克思把握各国经济的一般规律提供了更直接的资料，对马克思批判性看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抽象原则、进一步透视物质生产的一般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七，对殖民问题的初探。在摘录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时，马克思注意到了西斯蒙第关于殖民主义的描述。他摘录道：“在今天，无论欧洲人在哪里定居，他们都在破坏原有的文明。人们已经看到，伴随着欧洲人入侵的是，当地社会上层阶级的消失、当地所有艺术和农业成就的破坏、当地所有美德的泯灭，最后是这个种族的灭亡。面对印度和中国的鸦片、秘鲁的可卡因、世界各地的白兰地这些历史罪状，欧洲人如何为自己辩护？”马克思首次在经济学中看到被美化的所谓“地理大发现”其实是欧洲人血腥和残暴的殖民侵略史，欧洲为殖民地带来的更多是苦难，而这恰恰也是资产阶级全球化的必经之路，这一重要发现为马克思之后在《居利希笔记》和《伦敦笔记》中对殖民主义进行专题研究埋下了伏笔。马克思评论道：“在整篇文章中，西斯蒙第精辟地把古人（希腊人等）的殖民化与现代人的殖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跟踪民化作了对比；然而，他在一些地方把旧的条件理想化了。”可见，马克思有意对比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殖民化问题，并以批判性的目光透视了近代的殖民主义，这种经济与历史语境的结合可能使他逐渐摒弃人本主义的理想话语，将其与西斯蒙第的怀旧浪漫主义一并扬弃。
第八，在经济学中探索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研究。围绕无产阶级这一主题，马克思摘录了萨格拉的《论加泰罗尼亚的棉纺织工业与工人》、菲克斯的《政治经济学中的进步与保守精神》、维尔加德尔的《法国大革命以前的社会历史思想》中关于无产阶级的描述。在MEGA2编委看来，《布鲁塞尔笔记》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开始形成的地方。马克思摘录了菲克斯的《政治经济学中的进步与保守精神》一书的内容：“简而言之，工人组织要求对财富进行不同的分配。这种变化不可能在自由的统治下发生，它必然要通过强制和武力来实现。但要实现这一点，强制必须是永久性的，否则市场供需的铁律很快将摧毁革命者精心构建的防护措施。”这一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论述必然会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立场产生影响，促使他去思考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路径，这可能也是马克思之后在《曼彻斯特笔记》中第一次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动因之一。此外，马克思还摘录了维尔加德尔的《法国大革命以前的社会历史思想》中的内容：“没有财产，他们就没有祖国，被排除在社会之外，因此必须对社会持敌对态度。教育计划与现有的行政形式不相容。如果想恢复人民的权利，就必须彻底推翻这个机器。”MEGA2编委认为，这一摘录对马克思形成共产主义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他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没有祖国。”而且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中都提出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它们的理论起点可能就是《布鲁塞尔笔记》。
三：国外学术界关于《布鲁塞尔笔记》对马克思思想转变的作用的探讨
学术界围绕《布鲁塞尔笔记》的研究并不多，极少有学者围绕这一笔记开展专题性研究，甚至引用和提及这一笔记的著作和论文也很少。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的蒂姆·格拉斯曼（Timm Graβmann）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彼得·格罗尼维根（Peter Groenewegen）分别撰文讨论了《布鲁塞尔笔记》，但该笔记在学术界的影响仍然很小。从内容上来看，国外学者对该笔记的研究主要围绕其对西斯蒙第著作的摘录，认为西斯蒙第在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西斯蒙第可能是马克思摆脱人本主义逻辑的理论支援。格拉斯曼指出：“我认为，正是对瑞士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作品的大量启发性阅读，帮助马克思克服了他的人类学立场的内部问题。”这一判断有一定的合理之处。青年马克思的人类学立场建立在从人的类本质出发的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理论之上，其来源是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提出的宗教是人类学的本质的观点。在《布鲁塞尔笔记》第二笔记本中，马克思大量摘录和评论了西斯蒙第的著作，重点关注到西斯蒙第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分工条件下的交换过程对劳动的颠倒：“随着财富的发展，出现了不同地位的划分和职业的分工。交换的对象不再是每个人的剩余，而是生活资料本身……在这种新情况下，对进行劳动和生产的人来说，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竞争，不是他劳动的成就，而是售卖。”马克思发现，劳动的异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分工的条件下，人们交换的不再是自己劳动的剩余，而是自己的生活资料和劳动本身。更严重的是，分工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似乎并不是马克思原本关注的劳动过程，而是交换过程。这有可能会动摇马克思对被悬设为本真性的劳动的看法，促使他去思考究竟什么能够成为一种社会的基础性内容。西斯蒙第从工业客观发展的角度启发了马克思：“尽管工业是次级的，但它却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就像魔术师的扫帚总能变出新的运水工具一样：生产持续快速增长，没有规律可循。”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西斯蒙第著作的摘录中窥探到其人本主义话语的动摇，但同样作为人本主义者的西斯蒙第并不能从根本上给予马克思克服人本主义的理论支援。马克思延续了人本主义的话语来评论西斯蒙第笔下的异化现象：“工人再也无法享受劳动的乐趣：他看不到手指下出现的东西；他孜孜不倦地劳动，什么也没创造。”他对西斯蒙第的浪漫主义观点也持保留态度。马克思摘录了西斯蒙第关于工厂分工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的论述：“如今，在从事工艺（métier）的人之间，每一个纽带都被打破了。他们是对手，是彼此的天敌。”西斯蒙第认为，在机器化的工艺面前，一种天然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被颠覆了，合作关系被异化为了敌对关系。不过，西斯蒙第对超越这种异化的道路的设想往往是十分浪漫、甚至脱离现实规律的，马克思明确指出：“西斯蒙第想要展示一种完全决定自身贸易的后制造业（lezterer Manufaktur），而不必承担当前工厂制度的种种。”可见，马克思并不完全同意西斯蒙第的看法，其理论对马克思摆脱人本主义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至于马克思对人本主义话语扬弃的具体过程，还要围绕《布鲁塞尔笔记》第三到第五笔记本以及《曼彻斯特笔记》中的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说研究来展开进一步探讨。
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摘录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时提到：“西斯蒙第正确地指出，根据李嘉图的这种观点，如果英国国王能够通过机器在全国各地获得同样的收益，他就不需要英国人民了。”这一观点来自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但是马克思此时并没有对这本书进行直接摘录。马克思紧接着说道：“西斯蒙第和萨伊为了同非人性的结论进行斗争，不得不从国民经济学中跳出来，这对国民经济学证明了什么？无非是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外，而非人性在国民经济学之中。”由此可见，尽管马克思没有摘录《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但对西斯蒙第的评价很高，将其与“非人性”的李嘉图划清界线，甚至认为他们是从国民经济学“跳出来”的人。可见，马克思有可能从西斯蒙第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了启发。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多次引用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不过这些引用都来源于比雷的《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
大卫·李嘉图
而到了《布鲁塞尔笔记》中，我们第一次看到马克思对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直接摘录。格拉斯曼认为，西斯蒙第使马克思摆脱“人类学”的理由如下。第一，西斯蒙第反对李嘉图“异化”的劳动价值论。格拉斯曼指出，马克思在巴黎时期就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十分不满意，认为李嘉图及其学派肯定了生产却忽视了需求，他们描述的生产状态是一种非人性的异化生产方式，而货币作为中介成为了这一静态化生产运动的目标，缺乏运动性导致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跟踪其无法克服经济危机。而西斯蒙第的著作恰恰批判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这可能是引起马克思共鸣的起点。但是此时的马克思可能没有意识到，李嘉图描述的所谓的异化的生产可能正是离资本主义残酷现实更近的理论，而人本主义的主导逻辑使马克思抗拒这一理论的整体内容，知识构架的不匹配性导致马克思此时必然与李嘉图擦肩而过。第二，西斯蒙第关于现实经济运行和危机的理论拉近了马克思与社会现实的距离。在李嘉图的理论中，资本积累不一定促使工人的工资上涨。而在西斯蒙第的理论中，资本积累会导致工人的工资下降以及失业率的提高。格拉斯曼指出，西斯蒙第的危机理论阐明了资本主义存在生产超过消费的趋势，随着机器的发明和运用，更多的劳动者面临失业和工资水平下降的危机，这促使他们减少消费，从而导致社会总需求的下降，进而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而在《布鲁塞尔笔记》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摘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斯蒙第对萨伊定律的批判，认为它是一个脱离‘时间和空间’的不现实的抽象概念；根据西斯蒙第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生产的增长速度比消费速度快……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在依靠无产阶级劳动的商业社会中，生产的动机不再是维持使用价值，而是最大限度地提高交换价值。西斯蒙第认为，这就是为生产而生产、为出口而竞争、工人的苦难不断增加、经济危机重复发生”。虽然西斯蒙第的理论基础也是劳动价值论，但是他却与李嘉图有着不同的理论旨向：生产与交换被颠倒了，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最终走向过剩和危机。可以看到，这为马克思透视社会运行的客观现实提供了一条路径，更重要的是，这更接近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所以它存在着从内部改变马克思“人类学”的可能性。第三，格拉斯曼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西斯蒙第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持续影响着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写作。”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对费尔巴哈的11条批判中，有３条都是西斯蒙第对李嘉图的批判：“（１）他们提出了不现实的抽象，而不能解释现实；（２）特别是这些静态模型‘从历史过程中抽象出来’，即‘现实的运动’和历史的动力；（３）正是‘这种世俗基础的内在冲突和矛盾’造成了认识论上的颠倒（费尔巴哈所批判的宗教和李嘉图学派的‘统计学’所肯定的交换价值的绝对化）。”这一判断将西斯蒙第对李嘉图的抽象性的批判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批判在认识论上联系在了一起，十分具有创造性。的确，我们能够发现两者之间存在部分相似性，从而推测西斯蒙第的理论可能对马克思新世界观的萌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过分夸大这一作用也是不妥的，因为格拉斯曼不仅没有提及马克思早已在《巴黎笔记》中就摘录过西斯蒙第对李嘉图的批判，而且忽略了《布鲁塞尔笔记》对斯托赫、西尼耳等政治经济家和工艺学家对物质生产过程的细致讨论，这可能是马克思新世界观中生产话语形成的重要来源。所以，我们需要肯定西斯蒙第在马克思从人本主义主导逻辑向现实逻辑转变过程中的助力，但是更需要文本和理论的细致论证来阐明马克思是如何摆脱人本主义/人类学的。
另一方面，西斯蒙第的思想中也带有空想的浪漫主义性质，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异质性思想范式中对西斯蒙第进行了不同的解读，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对西斯蒙第著作的摘录可能对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格罗尼维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直接评论了西斯蒙第：“这样就产生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英国，就是这类文献的头面人物。这种社会主义很会揭示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伪善的辩护伎俩，确凿地证明了机器生产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集中、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等、各民族之间的歼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道德、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等。”这是西斯蒙第理论的积极作用，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西斯蒙第的解决方案是试图回到旧的所有制关系之中，所以它“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其实，格罗尼维根没有看到，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曾引用过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书，并评论道：“西斯蒙第把他的主要学说建立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上，这个学说认为，收入的减少和生产的增长成正比例。”马克思还指出，西斯蒙第阐明了分工的否定性方面，这与其他政治经济学家是不同的。而这一引用正是来自《布鲁塞尔笔记》的摘录。可见，《布鲁塞尔笔记》确实影响到了《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的写作，马克思不仅以科学的态度批判了西斯蒙第的人本主义价值悬设，而且积极利用了他的批判性方面。其次，格罗尼维根还列举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中对西斯蒙第著作的大量引用，以此说明法国政治经济学相对于英国政治经济学来说具有生产过剩和乌托邦式改革的倾向。这一判断当然十分重要，马克思是在反思各个国家、各个流派政治经济学的特点并试图进行扬弃。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马克思对西斯蒙第著作的摘录研究不仅仅局限于《布鲁塞尔笔记》，他在《伦敦笔记》中也多次摘录和反思西斯蒙第的著作，而格罗尼维根将其仅仅归功于布鲁塞尔时期是不负责任的，不同范式视域中的西斯蒙第给马克思带来的启发也是不一样的。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西斯蒙第在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不过其在各个时期究竟发挥了怎样的理论作用，又是如何与马克思思想进行异质性联结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总的来看，国外学术界对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的研究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对《布鲁塞尔笔记》的研究是不充分的。国外学术界对《布鲁塞尔笔记》的关注较少，尤其缺乏文献梳理和基本原理阐释，这从侧面体现了对马克思笔记性文本研究的相对空白。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固然马克思经典著作是马克思思想阐释的主要依据，但是笔记性文本作为马克思思想发生与转变的思想情境，可能会给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带来巨大启发。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指出，对马克思笔记性文本的研究是极其困难的，不仅要求研究者对马克思思想史具有整体且细致的把握，能够判断马克思的摘录与其主要著作的关联性，还要求对摘录对象及其学派脉络具有一定的了解，这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工作量。尽管这一过程是艰难的，但这可能是我们不断走近马克思思想深处的必经之路。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学术界亟需对这一文本进行深入阐释。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丰硕成果的当下，笔者认为，我们有能力，也有必要做到这一点。第二，国外学术界对《布鲁塞尔笔记》的既有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缺乏思想史的基本脉络。现有的研究都只是局限于马克思对西斯蒙第的摘录，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跟踪忽略了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对其他理论家的摘录以及这一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关系，甚至提出了很多脱离文本和思想史的大胆判断，其严谨性和完整性值得我们进一步商榷。第三，国外学术界缺乏对《布鲁塞尔笔记》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已有的研究要么只是局限于对马克思个别著名语句进行“无限”地阐释、渐渐脱离文本，要么仅仅在文本中转圈。若想科学地解答某一笔记或摘录到底对马克思的思想变化产生了什么影响、马克思的思想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马克思为什么会摘录这些内容并发生思想转变等问题，思想史与文本研究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戴着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眼镜”才有可能看到真实的历史唯物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