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到劳动：马克思《伦敦笔记》中的劳动价值论突破

作者简介

 孔伟宇，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4期，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

《伦敦笔记》是马克思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思考情境，细致地展现了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艰苦探索。在笔记中，马克思发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所确立的物质生产话语无法解答货币与交换价值的变化问题，这直接促使他重新回到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探索，即从价值变化的来源出发去思考“李嘉图难题”，在劳资关系的变化中初窥价值衡量的标准，进一步透视价值增殖的秘密。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在现实与理论双重危机中的探索，对劳动价值论的再研究和科学扬弃促使马克思逐渐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开始从生产话语向科学的劳动话语过渡，亦是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初思想萌芽。

关键词：马克思；《伦敦笔记》；劳动价值论；李嘉图难题；货币理论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是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性扬弃。过去我们将研究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对广义和狭义剩余价值理论本身及其当代性的阐释上，却鲜对这一重要理论的来源进行探索。站在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蓬勃发展基础上，有必要回答剩余价值理论从何而来的根本问题，阐明剩余价值理论的现实动因、理论动机、思想来源、批判对象和思考语境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阐释剩余价值理论站在19世纪诸伟大思想之上的科学性生成。也正因此，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研究补白性文本的《伦敦笔记》 逐渐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焦点之一。只有真实再现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思考剩余价值的情境，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剩余价值理论的方法论，从而以科学的眼光面对当今世界的纷繁变化。

一 从生产话语到科学劳动话语的萌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话语转向了生产话语，以物质生产为基础透视社会历史的一般发展，透视了社会生活背后已经消逝的生产活动与关系建构，形成了具有革命性的新世界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1848年革命后，欧洲发生了大范围的经济危机（主要是货币信用危机），欧洲的经济学界围绕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和本质展开了持续的争论，该争论分为两个主要流派：一是以李嘉图及其好友与门徒为代表的通货学派，认为银行券性质与金属铸币不同，主张严格限制银行券的发行，实行足额的黄金准备制度，以保证市场稳定，防止和克服经济危机。二是与其相对立的银行学派，以图克（Thomas Tooke）、富拉顿（John Fullarton）等人为代表，认为除黄金可作为交换手段之外，银行券及其他信用工具都可以作为交换手段，从而都属于通货，强调银行券的发行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伸缩，以此反对通货派用金准备的数额来严格限制银行券的发行。

而将经济危机视作“使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的马克思必然会在现实的全新变化中深入分析这一危机的本质及其相关理论探讨。所以从1850年写作《伦敦笔记》的第一笔记本起，马克思就开始系统摘录与研究货币、信用和流通问题，包括通货学派和银行学派的代表性著作，以及关于货币与信用的历史与原理的探讨，留下了6本笔记本。在这6本笔记本中，马克思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商品的价格与货币究竟是何关系。他摘录了图克的《价格史》一书并评论道：“图克在他的价格史中表明，商品的价值相对于货币是波动的，而且，因此，货币的价值相对于商品并没有波动。《价格史》也许是有史以来向公众展示的关于科学主题的最不合逻辑的著作。”显然，马克思对图克的这一描述并不满意，马克思认为货币数量的每一次变动，都“必须平等地影响所有商品”，所以商品间的相对价值是稳定的。

《伦敦笔记》手稿

既然货币价值的变化会引起商品价值的整体变化，那么货币本身的价值是什么？关于这一问题的解答众说纷纭，马克思也在笔记中对比了不同学者的观点。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货币本身具有价值，马克思摘录洛克道：“货币具有价值（value），因为它能够通过交换（exchange）为我们提供生活必需品或便利，在这方面它具有商品的性质”。另一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货币本身不具有价值，只是交换过程中的媒介，马克思摘录亚历山大·安德森道：“货币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资本，而只是固定和流动资本从手到手或从手到嘴交换的媒介……货币不需要内在价值；它在交换过程中代表价值或商品的时间，就像计算过程中的数字一样”。他还摘录查理·安德比道：“货币是价值的代表，它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它可以由任何东西组成，它是由人类发明的，其唯一目的是促进交流。”在这些摘录中，马克思自己的评论较少，笔者推测马克思在这里也遭遇了一定的困惑：货币到底有没有价值？如果有价值，是由什么决定？如果没有价值，那么货币的本质又是什么？

不过，不论货币本身有没有价值，马克思在这里都发现货币是由人类发明并在交换过程中起作用的事物。也是在这里，马克思遭遇了一个方法论的重大难题，他发现自己和恩格斯在1845年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竟然无法直接回答货币的本质问题。如果从物质生产出发，固然能看出货币的数量是由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但是商品价格的波动却不仅仅受货币数量的影响，货币本身的价值变化也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导致马克思无法通过物质生产去透视货币的本质。这可能使马克思受到了较大刺激，并试图寻找什么是透视货币本质的武器。马克思摘录格米尼·J·格拉汉姆的《通货理论》道：“现在的价值标准应该如何理解？……英镑的表达是指价值，但不是固定的标准价值……劳动是成本的母体，并赋予黄金或铁的相对价值。”马克思在这里发现，竟是他曾经在1844年使用并扬弃过的“劳动”构成了价值的母体，劳动赋予了货币价值并通过货币的数量来体现。但是这里的“劳动”却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概念有质性的差别，格拉汉姆使用的“劳动”显然是客观经济学规律中的组成部分，而非“异化”的人本主义悬设，这促使马克思去重新思考劳动概念的全新内涵。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还揭示了热尔曼·加尔涅的《货币历史》一书：“价值的比例关系（rapport）取决于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劳动是价值的普遍和永久的衡量标准……可以创造出希望的对象出来，两个来源：自己的劳动，他人的劳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是构成他们每个人自然组织的能力和倾向的必要发展。” 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劳动价值论的三个重要判断：一是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时间决定了价值的关系，换言之，商品价格的基础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一般性的生产活动无法决定商品价格；二是劳动是价值的衡量标准，这里主要指的是劳动决定交换价值；三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不仅创造自身的使用价值，而且创造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归根到底是劳动决定了价值，所以对于货币而言，“钱，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劳动与劳动间的交替一样，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可见，马克思在这6卷笔记中逐渐认识到，货币在市场中充当了价值的代表，而价值的本质是劳动的创造，所以货币在本质上代表的是劳动，货币的支付其实就是看不见的劳动的交换过程。虽然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认识到劳动何以成为价值尺度的原因，但是他已经意识到1845年所创造的生产话语已经不足以去考察价值问题，他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下去深化历史唯物主义，重新发现劳动的科学内涵。

所以，作为从生产话语向劳动话语转换的过渡阶段，马克思在摘录了6个笔记本的货币问题后，单独撰写了一个具有总结性的笔记——《金银条块。完成的货币体系》，全面摘录和评论了过去的货币研究。而在这一笔记伊始，马克思又重新回到曾被他称赞为“经济学中的路德”的斯密，带着关于“劳动”的疑惑去重新摘录曾经在1844年《巴黎笔记》中摘录和评论过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首先，马克思在斯密的著作中看到了货币被“创造”出来的客观历史过程：“由于分工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商品中一个商品依赖于另一个商品，也就是说，产生了交换的必要性；每个人除了他自己劳动的特殊（独特）产品外，还需要一定数量的普遍可以接受的商品；他愿意以他特殊劳动的多余产品来交换这种商品。各种不同物质被相继使用于这种目的，最后使用的是金和银”。在分工发生之前，由于劳动效率较低，人们之间虽然有交换的行为，但是这种交换只存在于多余的劳动产品的偶然性交换。但是自从分工普及以来，劳动的效率大大提高，交换开始普遍化，每个人的劳动不再是纯粹“为己”（für sich）的，还需额外劳动来产生普遍进行交换的产品，这种交换行为愈来愈多，就出现了金银货币作为交换的中介，也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前提下，金银成为了“交换能力的具象化和化身”，所以金银能够成为交换价值的代表，是看不见的交换能力的具象化。

其次，马克思开始从斯密出发去剖析劳动与货币的关系，他评价道：“亚·斯密接着说，‘劳动是最初借以购买一切物品所支付的货币’。但是人们经常是用商品同别的商品相交换、比较，而不是同劳动相交换比较……一旦货币成了商业的通用手段，每一种商品就经常同货币相交换，而不是同任何别的商品相交换”。马克思认识到，在最初的交换中，斯密敏锐地看到劳动是物物交换的“货币”。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两种客体的物的交换，但是不仅物性的商品中包含了已经消逝的劳动活动，而且物物交换的价值比例也是以劳动（普遍或特殊）为衡量标准的。而自从货币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以来，似乎商品的价格和商品本身只与货币有关系，而其背后已经消逝的劳动活动却被忽略了。马克思在这里再次运用了黑格尔现象学的透视方法，捕捉到了商品背后转瞬即逝的劳动活动。所以马克思进一步明确了“劳动是商品的实际（Reale）价值，货币是商品的名义价值。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商品的实际价格和名义价格相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就成了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准确尺度”。与其说货币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代表，不如说货币是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下的劳动的代表，“货币单位所以充当货币单位，并不是由于它们物质上的质，而是由于它们精神上的质。”正如一张100美元的钞票，其真正本质不在于价值17美分的流水线制作成本，而在于其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代表价值100美元的劳动量。这个“精神上的质”不是由某个资本家或个人决定的，而是在普遍性的交换过程中客观形成的“抽象”，所以没有人会去质疑这张价值17美分的纸竟价值100美元的真实性。换言之，无论质疑与否，它在现实中就是代表100美元，而在数字时代，这种“物质上的质”的17美分已经摇身变为一文不值的数字，但是其“精神上的质”是不变的。不过由于此时的马克思急于破解价值变化的难题，他尚未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

再次，马克思还在这一笔记中特别摘录了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欧文对货币的分析：“所有地区的居民贫困都是由于他们追求影子即货币，而不是抓住能使货币成为多余的那个实体”。从《莱茵报》时期开始，马克思就苦恼于“物质利益占上风”的难题，马克思面对的现实是所有人都在疯狂追逐一个神秘的物——货币。而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并不是要为资产阶级社会寻找解决货币危机的出路，而是要在分析危机的本质基础上去重新思考“物质利益难题”：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去追逐货币，而没有货币就陷入贫困乃至死亡。欧文可能启发了马克思：所有人追逐的货币只是一个“影子”，而不是使货币成为货币的实体。那么什么是实体？马克思已经在这些摘录中逐渐意识到，实体即主体，实体不仅仅是人们的吃喝住穿所必须面对的可见的商品，而且是需要扬弃实体的主体，即劳动。马克思已经明确认识到，若想发现货币和价值的秘密，就必须从生产话语转向劳动话语，去深入剖析他曾经擦肩而过的劳动价值论。

二 破解李嘉图难题中的价值增殖秘密

如果说斯密是马克思《巴黎笔记》摘录的核心，那么《伦敦笔记》的摘录核心则是李嘉图。因为前者从劳动主体性的角度帮助马克思发现了“物”背后的“人”，从而建构了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而后者则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促使马克思在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思考了价值增殖秘密与劳动的客观关系，为科学的劳动话语建构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奠定了批判性基础。

马克思在《伦敦笔记》中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开端仍是从斯密开始的。斯密认为，前资本主义主要以简单的相同劳动量为交换标准。但是当资本出现之后，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劳动，还有资本，“但劳动的价值，就其他商品的关系而言，至少到目前为止，如果资本和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总是相同的，那么问题将是关于利润和工资，是什么决定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产品分配”，劳动似乎不再是价值唯一的来源和尺度，由此导致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不均与阶级矛盾的出现。这种对价值来源模棱两可的解释，以及资本家分配合理性的解释并不能让马克思满意。他又摘录约翰·格雷（John Gray）道：“劳动是唯一的价值尺度。每一种标准生产必须确定一个能用货币支付的最低劳动价格。……每种商品的数量必须调整得使其供求之间的比例小于劳动供求之间的比例。商品价格同劳动价格之间的差别造成了李嘉图未能解释清楚的利润或剩余额。”劳动是唯一的价值尺度，因为格雷认为价格必须以最低劳动价格为标准。这样，他就避开了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的难题，以及劳动如何在机器生产中成为衡量价值的标准。马克思在这里看到，李嘉图没能解释清楚的是商品价格与劳动价格之间的差别，这可能正中马克思的思考点：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商品和劳动之间价值的差别？他必须去重新研究李嘉图，特别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难题。

李嘉图难题是马克思《伦敦笔记》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研究的核心，也是马克思真正进入劳动价值论并在经济学语境中批判和超越劳动价值论的理论激活点。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劳动价值论主要讨论的“价值”其实是交换价值，所以李嘉图首先要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讲清楚：“效用对交换价值来说虽然是绝对必要的，但它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马克思在这里概括道：“某种物品的效用和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尽管李嘉图也承认了使用价值的前提性，但是这显然不是他研究的重点，他要去研究交换价值的来源与尺度到底是什么，这也是此时马克思想要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首先跟着李嘉图的思路去思考交换价值的来源：“商品从两个源泉获得它的交换价值：（1）它的稀少性和（2）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量。”必要劳动量是交换价值的源泉之一，而稀少性则是不为人的意志转移的（例如发现新的金矿需要偶然性和开采的劳动），所以马克思首先确立交换价值的来源是劳动，即劳动创造交换价值。接着，马克思跟着李嘉图去思考劳动何以决定价值的问题：“确定各个商品的相对价值的，是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能生产的它们的不同数量，或者是相应地体现在它们中的劳动量”，即商品包含的劳动量越高，其交换价值就越高。但是，李嘉图对这里的劳动做了一个界划：“劳动的价值和[这劳动所生产的]能够购买一定量劳动的商品量，并不是相等的，因为工人的产品或这种产品的等价物不等于工人的报酬。因此，劳动的价值不像花费在一定量商品上的劳动那样是价值的尺度”，这是什么意思呢？李嘉图认为，一个商品包含的劳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这个商品所投入的劳动量，李嘉图这里指的并不是真实生产过程中的劳动量，而是将其偷换成了资本家支付工资所交换的劳动量，这自然就忽略了资本剥削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是生产出来的这个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由于李嘉图也看到了斯密所面对的一个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个商品付出的劳动的价值是不等的，换言之，一个商品的价格和支付给生产这个商品工人的工资是不等的，因为其中有资本家的资本投入和利润回报，所以李嘉图索性将能够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归结为这个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以此来试图为劳动价值论打圆场。

敏锐的马克思在《巴黎笔记》中就对李嘉图的循环论证非常不满意，他显然清楚地知道李嘉图的逻辑漏洞。但在此时的《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对李嘉图进行价值悬设的批判，而是继续对李嘉图进行摘录，他将摘录的重点放到了“价值的变化及其决定性因素”上：“随着社会的进步，体现在资本中的劳动量的变化，会引起商品价值的很大变化”，马克思在原始手稿中对“随着社会的进步”标注了下划线，说明马克思也意识到资本主义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价值论是不同的，但是不论是社会的进步，还是资本的投入和机器的引进，价值的变量是随着劳动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马克思评论道：“商品相对价值的一切巨大变化是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量的变动引起的”，对交换价值的尺度从商品所能购买的劳动量转移到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是马克思对李嘉图劳动价值论难题进行科学批判的开始。

众所周知，李嘉图难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等量交换无法产生利润的难题，二是等量资本运用不等量活劳动却获得了等量利润的难题，在我们现在看来，两者的本质其实都是剩余价值的难题。而在《伦敦笔记》中，虽然马克思没有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理论，却初步探索了价值增量和劳动剩余的关系，特别在第一个难题的解决上有了重要突破。上文提到，马克思已经在李嘉图的摘录中敏锐地抓住了价值变量与劳动的关系。紧接着，李嘉图对价值和财富的区分再一次激发了马克思的思考，马克思摘录李嘉图道：“价值和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财富取决于充裕程度，而价值取决于生产的难易。”马克思迅速对这句话评论道：“但是，价值究竟怎样增长的呢？如果撇开地租不谈，那么，很显然，不是让100万人而是让200万人劳动。也就是说，由于人口增长的结果，即相同的生产活动倍增的结果。”可见，马克思看到价值是通过工人劳动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增加，价值才能增长。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也是从这里开始，马克思评论的话语逐渐增多：“李嘉图只在概念上去分清价值与财富的区别，他消除不了困难。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满足需要。要增加这种交换价值，只有——且不谈互相欺骗，——增加产品，更多地生产，此外没有其他办法。要增加生产，就得提高生产力。但是，随着一定量劳动——一定数量的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交换价值就会相应地降低，因而加倍的产量只有这个产量一半从前具有的价值。……商品生产的增长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价值生产的增长才是它的目的。生产力和商品生产的实际增长，是违背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而进行的，价值增长在自身的运动中扬弃自身，转变为产品的增长，这种价值增长所产生的矛盾，是一切危机等等的基础。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经常在这样的矛盾中打转的。”这是一段极其重要的评论：一方面，马克思明确看到资产阶级的目的就是增加交换价值，短期看提高生产力就能增加交换价值，所以资本家不断提高技术和技艺，但是生产力的提升长期却带来了交换价值的减少。所以这就形成了价值与生产的辩证法，生产力提高带来价值的增长，这种增长却在运动中扬弃自身，变成了商品增长，交换价值却减少，带来了矛盾和危机；另一方面，马克思也透视到劳动生产率背后代表的是技艺和技术，劳动量背后代表的是活劳动的主体。技艺和技术的提高只能增加商品的数量，却不能增加商品的价值，而劳动量的增加可以增加价值。这就是马克思在这里的重要发现。换言之，劳动效率提高带来财富增加，但是价值并不增加，而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增量。马克思用三个取决总结评论道：“[实际价格]不取决于任何商品，而取决于生产商品的活动。因此，也不取决于得到报酬的劳动，而取决于生产的劳动，不取决于本身是商品的劳动，而取决于创造商品的劳动。”

三 劳资关系中的剩余价值初探

对“李嘉图难题”中价值增殖问题的探究并不是马克思思考的最终目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立场决定了他必须进一步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价值形成的真实源泉及其被遮蔽的过程，以及在此基础上探究“余额”（surplus）是如何产生的。

首先，在对劳动价值论有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后，马克思开始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批评李嘉图对资本的理解：“李嘉图在这里把资本和构成资本的材料混为一谈了。财富只是资本的材料。资本总是重新供生产利用的价值总和；它不单是产品的总和，也不是为了去生产产品的，而是为了去生产价值的。”马克思在这里区分了资本和资本的物性表现（财富），进一步看到劳动效率提高带来的只是资本的物性财富增加，如机器的发明与改进增加的只是商品量，而不是资本，资本是提供再生产的价值。可见，马克思关注的不是物性的资本，而是要从价值和资本的增加上寻求突破，他认为“在李嘉图那里，始终不能理解，价值以及资本怎么会增加”。因为在李嘉图看来，价值的增加“除了必须增加人口，提高资本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减低工人的相对工资，除了节约已完成的劳动外，首先还必须按比例地增加劳动的使用方式”，但是马克思并不完全同意李嘉图的这一观点，因为如果按照李嘉图的这一思路进行思考：“下述一般论点也是正确的了：我们不能创造任何新价值，只能创造使用价值，因为新价值是由现有劳动产品和劳动决定的，是由它必须与之交换的现有价值来衡量的。因此，现有价值永远不能增加。”李嘉图的这一观点显然是在逻辑上循环论证、在实践上脱离现实，他“完全忽视了这种可交换性和等价物的创造”。

而马克思直接从李嘉图的这一软肋出发来批判和超越李嘉图难题，直击价值如何增加的问题。马克思在笔记中指出：“我可以：用新价值创造新劳动，通过新劳动创造新价值，我总是一而再地以新价值交换新价值，再生产全部过程；使本来不具有任何价值的东西成为交换对象，赋予它以价值；把一部分[价值]重新输出国外，并把另一部分与我输出国外获利的同一价值相交换。这样，商业民族就能发财致富。”马克思在这里确立了劳动不仅是使用价值增加的源泉，而且也是交换价值增加的源泉，即劳动能够不断再生产新的价值：劳动使本身不具有任何价值的东西变得有价值，并且能够具有交换的潜能。一方面，是劳动改变自然的构序，创制了有用性，使自然之物向人们“敞开”，即使用价值的创造；另一方面，劳动还创造了可以交换的潜能，即交换价值。根本在于劳动创造新价值，并不断再生产新的价值，由此来解决李嘉图的贸易过程中价值没有增加的难题。也是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开始逐渐从在经济学语境中批判劳动价值论转向在哲学话语中扬弃劳动价值论。

从机器生产中的劳动与利润来看，马克思在摘录李嘉图的时候已经认识到机器是“完成的死劳动”，而运用机器的劳动则是“活劳动”，因而他评论李嘉图道“完成的死劳动是由活劳动决定的，因而死劳动所带来的利润同样是由活劳动决定的”，以此来反对李嘉图所提出的提高固定资本能带来价格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使用了这一笔记材料来评论李嘉图：“活劳动甚至还反过来决定过去劳动[创造]的价值”。李嘉图以价格的恒定为假定前提，认为工资的提高会导致其在价格中占据的比例提高，从而带来利润的下降。在马克思看来，固定资本的增加会导致生产周期变长，这意味着需要更多资本的投入，从而使产品价值中利润所占的比例变高；而且活劳动决定死劳动，付给劳动的工资决定了固定资本（利润）。换言之，工资的提高会导致价格的提高，资本家获取的利润并不会因为工资的提高而下降，况且固定资本的耐久度不仅是劳动创造的，而且维修也是靠劳动的投入来维护的。

在解决了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后，马克思还初步探索了劳动如何衡量价值的问题。李嘉图认为商品能够交换的劳动时间是衡量价值的尺度，而此时的马克思却认为生产投入的劳动时间是衡量价值的尺度，两者的区别就在于李嘉图将劳动本身放到交换领域中进行量化处理，把劳动变成了手段，按照这一思路，“那么，下述说法也同样是正确的：价值尺度本身不是价值，不是被衡量之物，因而，为了能够衡量商品互相交换的数量，首先必须商品互相交换。因此，交换使商品价值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任何可以交换的新的对象，归根到底其本身就是新的价值，所以会增加价值量。”在李嘉图看来，价值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才能实现自身，没有交换的商品是不具有现实价值的，如果交换停止，那么生产、劳动都将不存在。这不仅否定了使用价值的存在，也否定了交换价值的社会性中的潜在性，更否认了劳动本身具有价值的可能性。

而马克思认为，就算商品还没有交换，它本身也是具有价值的，他不满足于李嘉图只在商品的数量层面和非历史层面的解释，除了在历史上最初的交换行为外，其他的交换行为都是在过去生产、消费基础上的劳动再生产的结果，价值必然是由生产费用所决定。马克思开始从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角度来思考价值衡量的标准问题，但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意识到，他对价值背后社会性劳动再生产的分析，其实走向了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思考，到了《资本论》中，马克思才完整叙述了这一思想。但是此时，马克思已经将价值的创造和衡量转移到了生产领域，“他用自己的产品交换别的产品，而产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余额（剩余价值）必然也不是在交换过程中产生的，“虽然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实现。余额是这样产生的：工人从花费了20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只得到值10个等等工作日的产品。”过去的经济学家会解释说工人花费20个工作日得到的工资就是价值20个工作日的工资，而批评者认为资本家用10个工作日的工资换取了工人花费20个工作日的劳动产品。但是马克思没有停留在这两种解释之中，而是创造性地区分了工资支付的劳动量和劳动创造的价值量。换言之，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是劳动本身而不是劳动创造的价值，因而无论工人通过劳动创造出了多少价值，都会天然地归属资本家，由此工人的20个工作日的价值等于10个工作日产品量的工资这一表述才会成为看似合法的存在。所以马克思运用哲学批判性面对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在于，认为剩余价值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欺骗关系，是一种在一般生产过程中客观抽象出来的劳资剥削关系，对这一关系的扬弃必须伴随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情揭露与彻底推翻。可以看出，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超越了价值悬设的批判，继而探究剩余价值是如何产生的，甚至接近提出“劳动使用权”，从此打开了科学批判劳动剥削的入口。

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初步完成了在经济学语境中研究和批判劳动价值论的任务，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继续沿着这一思路进行思考。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伦敦笔记》中原本用英语+德语混合摘录的拉姆赛的例子再次全部翻译为德语引用，并结合李嘉图的理论进行评论。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引述拉姆赛道：“由100个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流动资本，会推动150个工人”，拉姆赛认为从100个工人到150个工人的差额是花费在资本上的劳动，而100个工人的劳动只不过是资本支付报酬的劳动。马克思明确指出了这一区分的混乱性，认为这一差额的出现恰恰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剩余劳动，“关键不在于资本家使用的劳动时间多于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在于他用不费他分文的剩余劳动时间重新去同必要劳动时间相交换，也就是说，关键恰好在于资本家使用的是花费在产品上的全部劳动时间，可是他只给这一劳动的一部分支付了报酬”，换言之，资本家的利润正是建立在资本家分文不花而对劳动者进行看似合理剥削的产物，这是马克思以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对劳动价值论的超越，但是《伦敦笔记》中的马克思尚未明确表达出这一思考，马克思还需要重新反思《伦敦笔记》的劳动话语的初步建构，从而走向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