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二重化”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具体化

李乾坤

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年第12期

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

“二重化”概念是透视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将其具体化过程的一个入口。黑格尔曾界定了二重化的基本结构，但他以实体作为前提和出发点。青年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批判时，运用了二重化概念。青年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作为主体，将国家视作市民社会二重化的抽象产物，并且批判了黑格尔从实体出发的方法论。对二重化的主体结构的探究，构成了青年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动力。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马克思延续了其青年时期的二重化结构，明确将既定的社会主体作为前提，将经济学范畴视作其社会形式，从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走向了对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来论述商品的二重化，从而阐明了货币的起源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特征。

关键词

马克思；二重化；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作者简介

李乾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前沿问题研究”（24&ZD008）阶段性成果。

“二重化”概念贯穿于马克思青年时期和成熟时期的不同文本中。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文本中就认识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二重化关系，这构成了马克思批判黑格尔国家观的“形式主义”，从而批判国家这一“虚幻共同体”，进而将市民社会作为分析起点的重要思想转折。而在《资本论》中，二重化概念就首先体现在商品向商品和货币的二重化。因此，如何把握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二重化概念与《资本论》中的二重化概念之间内在关联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作为青年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重要源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就对二重化概念进行了重要的阐发，归结起来，其概念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二重化是实体成为主体（自我意识成为自我意识）的必要环节，其出发点是“实体”而非主体；其二，实体（自我意识）的二重化源于自我设定的否定和对立；其三，二重化完成于实体在自我设定的对立物中反映出自身，与之相统一。黑格尔的二重化概念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二重化概念提供了参考，在本文中，我们就通过对马克思二重化概念的梳理，来探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与具体化过程。

二重化概念与青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从官僚政治的国家出发，与他在《精神现象学》中从实体出发，在方法论上是内在一致的，即黑格尔始终都是从一个未被解释的自明前提出发，官僚政治的国家和实体就是这个未被解释的自明前提。而这正是马克思要批判超越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探究黑格尔法哲学的哲学方法论时认识到，黑格尔不是从“现实的存在物”即主体出发，而是从谓语、从一般规定出发，这样他便走向了普遍物和现实物相对立的二元论：“黑格尔没有把普遍东西看作现实有限物的即存在的东西的、被规定的东西的现实本质，或者说，他没有把现实的存在物看作无限物的真正主体，这正是二元论。”与黑格尔完全相反，马克思在方法论上主张要从“真正的主体”而非实体出发，这个真正的主体就是“现实的存在物”，也就是市民社会，而国家则只是市民社会这一现实存在物、这一主体的衍生。

正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过程中，马克思运用了黑格尔的二重化概念破解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在叙述方法上，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但是在逻辑前提上马克思对黑格尔作了一个颠倒，即马克思从主体出发，而非从实体出发。马克思将现实的存在物即市民社会视作真正的主体，并阐述这一真正主体在运动中所塑造出的对立物即国家，这个过程即市民社会的二重化，市民社会二重化的结果即市民社会与国家对立统一的存在。黑格尔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这一现代的事实出发，他只看到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进而从政治国家出发来理解市民社会，因此是二元论的。例如黑格尔对嫡长子继承制的论证就清楚地体现了这一颠倒的论证过程，黑格尔从自然伦理生活、政治地位和政治意义的确定性等“某种必然的东西”出发来论证嫡长子继承制、地产的必要性。而马克思戳穿了这个戏法，揭露了黑格尔在倒果为因：“他从绝对观念中引申出天生贵族、世传地产等等。”与之相反，恰恰由于地产本身，才产生了嫡长子继承制以及政治性的东西，所以是地产继承了嫡长子，而非嫡长子继承了地产，此后，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笔记本关于“地租”的讨论中，重申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得出的判断：“封建的土地占有已经包含土地作为某种异己力量对人的统治。农奴是土地的附属物。同样，长子继承权享有者，即长子，也属于土地。土地继承了他。”

马克思从市民社会本身和私有财产出发，来论证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现代社会的抽象二元论”的实质，得出了这样的判断：国家是市民社会内在逻辑必要的产物，市民社会与国家并非仅仅对立，还处于统一之中。马克思发现，黑格尔法哲学的一个非反思的前提，恰恰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这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实际情况。但是，黑格尔只是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对立冲突出发，将市民社会称作私人的等级，宣称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是对立的，他的问题就在于没有看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统一。

要阐释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统一，就要借助二重化概念。国家是市民社会二重化的产物，是市民社会所设定出的另一个存在，市民社会某些方面在国家这个“另一个存在”中反映了出来。马克思谈到，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在政治世界中是平等的，而在社会的尘世中不平等，因为市民社会中依然存在着社会差别和等级。法国大革命使得市民社会的等级成为社会的等级，而在政治生活中则没有这种差别，因而“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的分离”。 但是，市民社会中社会等级体现的不平等和政治生活中的平等，恰恰并非仅仅对立，还统一在一起，二者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抽象二元论”。区别于前现代中的等级制 “把人变成直接与其规定性相一致的动物”，马克思指出，“文明时代”的情况却相反，“它使人的对象性本质作为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同人分离，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政治生活，因此成了一个被分离出去的对象性本质，它表现为同一性的形式，而在市民社会中存在的则是社会等级制的现实。市民社会中的社会等级，与政治国家中的同一性，就构成一种二重化结构。马克思指出，在前现代社会中，“当市民社会的构成还具有政治性质，而且政治国家就是市民社会的时候，这种分离，这种等级的意义的二重化（Verdopplung）是不存在的”，这是“现实的二元论”；而在现代社会中，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二元性则表现为抽象的二元论：“等级差别（市民社会的内部差别）在政治领域中获得了一种不同于在市民领域中获得的意义。”市民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意义不同了，然而身处其中的主体却还是同一个主体，这样，马克思发现：“这里似乎存在着同一，存在着同一个主体，但这种主体具有本质上不同的规定，因此实际上这里是双重主体。”马克思在这里所发现的双重的主体，就是市民社会由于其内在矛盾而必然二重化的结果。

黑格尔

值得一提的是，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马克思还直接批判了黑格尔逻辑学的二元论，从而论述了哲学方法问题，并明确阐述他对二重化概念内涵的理解：“一个概念（定在，等等）可以抽象地把握；它不是作为一种独立的东西而具有意义，而是作为从某种他物中得出的抽象并且仅仅是作为这样一种抽象才具有意义。”在这里，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表达的二重化概念，只是在黑格尔那里，对于这一概念的运用由于其唯心主义的方法，在法哲学问题上便完全显现出其局限，即陷入二元性的对立之中，而马克思强调，“本质的真正二元性是没有的”，不是二元性即机械的对立，而是二重化，即一物产生对立物的对立与统一的过程，才是科学的方法。黑格尔在法哲学问题上并没有科学运用二重化概念所蕴含的方法，他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元性进行调和，例如黑格尔引入等级要素和行政要素作为市民社会和君王之间的中项和中介。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在对立之间寻找中介进行调和的做法，只是在机械地、外在地缝补对立罢了：“中项是木制的铁，是普遍性和单一性之间的被掩盖了的对立。”马克思认为，关键不在于寻找这样一个中介，而是要认识到市民社会和王权之间的二重化，“政治上的等级要素本身二重化对王权起中介作用。这种二重化的最直接的意义一般在于：这一要素本身的分离，它本身所包含的对立，是它与王权的重建的统一。”总之，不同于黑格尔从政治国家的伦理规定和政治意义出发来看待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并设定一个中项来机械地调和二者的对立，马克思始终从现实的主体即市民社会的内在规定出发来考察国家和法。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青年马克思发现了社会对象的“真正的主体”即“现实存在物”和“抽象形式”的二重化结构，在分析这一结构的过程中，马克思克服了黑格尔从实体出发、从政治性出发的抽象性即唯心主义，而将现实存在物作为主体，来考察其衍生出的抽象形式。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所发现的现实的社会主体及其抽象形式的二重化结构，正是列宁据以指认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依据。在青年马克思思想文本中，二重化概念的运用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存在内在联系，马克思对二重化的“主体”也就是现实社会结构的认识深度，正是其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的尺度。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延续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路，他在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批判中，继续阐发了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中类生活和物质生活分裂的“双重的生活”，并将被货币精神统治的社会现实作为解释这种分裂的原因，与此同时马克思又运用类本质异化来解释货币，因此还在进行着循环论证。但是对市民社会和货币问题关系的关注，使其意识到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当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而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马克思提供了资本和工业所体现的历史性维度，劳动和生产问题进入了马克思的哲学思考之中。因此，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对类本质和类生活进行界定时，再次运用了二重化概念，“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在这里，马克思将二重化理解为人通过劳动生产过程，在劳动对象中实现自己“类生活”的过程，二重化在这一意义上也就是“对象化”。二重化的合理结构继续发挥了作用，只是马克思对二重化的主体的论述，已经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提供的客观性历史性维度而大大深化了，二重化的主体及现实社会的结构的内涵进一步丰富了，这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尽管马克思的语言中还残留着费尔巴哈“类”的概念。而后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延续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发现，再次确认了“现今社会的世界形式”即“双重的世界形式”。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同时接受了费尔巴哈“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的思想框架，只是马克思摒弃了“类”的概念，将费尔巴哈的问题推进到“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之上，进一步明确了对市民社会的解剖所具有的起点意义，从而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他的哲学世界观变革统一起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阐释中，在两个层面表达了二重化的辩证结构：第一层是从物质生产的基础角度，人在物质生命的生产中，发生着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这“双重关系”；第二层则是从社会关系自身的二重化展开。在社会关系之上，发生的新的二重化，就是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普遍利益采取一种公共的形式即“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这两层二重化的结构，恰恰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基本构成。马克思在阐释历史唯物主义时所运用的二重化概念也提醒我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绝不是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当成两个不同的要素，将二者的关系视作一个形式上的因果关系，理解为机械的决定、反作用的关系，而是要看到二者的辩证关系、二者在对立中的统一。

青年马克思从现实存在物出发认识到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二重化结构，成为马克思唯物主义转向的关键，而如何界定现实社会主体，则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创立的尺度。借助政治经济学研究发现这个现实社会主体的科学结构，决定性地推动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创立。在这一过程中，二重化概念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青年马克思

二重化概念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

作为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成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篇“商品与货币”中再次运用了二重化概念，从商品的内在矛盾中发现货币的秘密，这在内在逻辑上与青年马克思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二重化的分析是一致的。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角度解释过商品与货币的关系：“价值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普遍商品无疑是诸多特殊性，而货币作为一种体现于某些特殊商品上的普遍性，则正是一种具体的普遍性或个体性……可以把货币理解为普通商品的‘上层建筑’，亦即这一关系类似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这一敏锐洞见，恰恰可以通过马克思的二重化概念得到论证。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也就是揭示商品向商品和货币的二重化过程，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和叙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化表现。

关于商品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更多将之把握为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在《资本论》中，则特别强调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而价值的表现形式，也就在于商品与商品的关系之中，这就为商品向商品和货币的二重化提供了前提，二重化概念也就再次出现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马克思特别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问题。马克思强调，从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一般关系出发上升到具体，“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不是从看似“生动的整体”出发，最终“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而是从抽象的规定出发，“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特别强调，这只是科学的方法，并非实在本身，而黑格尔恰恰将其当成了实在：“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那么，范畴表现为现实运动应如何理解？马克思指出：“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绝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马克思在这里道出了后来苏联哲学家伊林柯夫所总结的“观念东西的辩证法”：具体总体或者说具体的普遍概念是将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的思维产物，它是观念的东西，是思维把握的客观性。马克思与黑格尔方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马克思始终将实在当作第一性的，把握和加工实在所形成的具体总体只是它的衍生；而黑格尔则将把握和加工实在的过程本身与实在同一起来。

马克思清楚地论述了实在的第一性，他特别使用了“实在主体”这个概念。我们再次看到，马克思始终从一个具有绝对客观性、第一性的主体出发来展开论述，马克思二重化概念的起点也是主体而非实体，这个主体就是实在主体，马克思是这样论述的：“实在主体（das reale Subjekt）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实在主体在头脑外保持着独立性，实在主体就是社会：“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前面。”马克思从社会主体出发，以社会主体作为前提，在此基础上，以概念的方式，从抽象的一般规定性上升到具体。这是根本区别于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客观唯心主义结构的，在黑格尔那里，实体的矛盾运动与主体完全同一。而马克思区分了社会主体以及思维对社会主体的再现，将之把握为具体总体。社会主体具有绝对的优先性，因此也就是客体。具体总体是思维的产物，但并非“自我生产着的概念的产物”，思维把握具体的过程，要以在头脑之外保持着独立性的“实在主体”为前提，这个实在主体，就是“社会”。既定的社会主体是前提，而范畴则是对既定社会主体的把握，马克思对此作出了著名的论述：“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这个始终作为前提的社会主体，也便是具有绝对优先性的客体。马克思将既定社会主体作为前提，将范畴作为其表现形式即“存在方式”和“存在规定”。对这一问题的具体叙述，正体现在对商品的价值形式分析之上，在这一分析中，二重化概念就是必要的环节。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原稿中，马克思作出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商品的价值是社会建构的，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相统一，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具体总体”或者说“观念的东西”。马克思首先在对简单流通的分析中指出，商品交换价值以商品和货币的二重化方式存在。马克思对简单商品流通的分析，并非对之进行历史研究，而是通过分析简单流通，从而在逻辑上把握资产阶级生产总过程，他是这样论述的：“简单流通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生产总过程的抽象领域，它通过自身的各种规定证明，它是那个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从流通中产生又产生出流通的更深刻的过程即工业资本的要素，其单纯表现形式。”因此，可以把简单商品流通视作资产阶级总生产的抽象领域，是工业资本要素的单纯表现形式，商品的二重化，也正是这一总生产过程的表现形式的具体展开。但是，马克思此时只是道出了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形式，而没有深入阐发这一二重化过程与资产阶级总生产这个既定社会主体的本质联系。此时的马克思只是描述了商品的二重化，即在流通之中，表现为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和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商品的二重化和商品交替地充当商品和货币这两个规定性，是流通的主要内容。”此时马克思对二重化的论述还并不深入，因为他还在讨论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而没有进入价值与价值形式的关系之上，因为他还没有彻底搞清楚价值的表现形式即货币形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联系。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中，一方面，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方法时，还会强调商品向商品和货币的二重化所内含的方法论意义，比如他批判穆勒不理解对立统一的意义时就指出，“商品隐藏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这种对立进一步发展，就表现为、实现为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的二重化。商品的这种二重化作为过程出现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卖和买是一个过程的不同因素，但是这一过程的每一行为同时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研究过程中则通过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论述了价值与生产价格之间，剩余价值与平均利润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梳理围绕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争论，阐明了货币形式作为价值表现形式的绝对必然性。但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将对商品二重化的分析与商品价值形式的讨论统一起来。然而，当马克思完成了研究过程，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叙述过程时，就不再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来讨论商品的二重化，而是从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来论述二重化，从而将问题推进到价值与价值形式的关系之上。二重化概念在此时才真正准确地体现于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之中。马克思透过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看到了价值这个商品之间的统一物在商品与商品关系之中是如何表现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理解价值形式是“一切困难的枢纽”：“只有当另一商品把一个使用价值或商品体中包含的直接有用劳动当做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实现形式时，这个使用价值或商品体才能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或等价物。”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实现形式，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或等价物，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而非商品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才是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关键。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区分使用价值和价值并不困难，困难的是区分价值和价值形式：“价值形式就不同了，价值形式只存在于商品与商品的关系之中。使用价值或商品体在这里起一种新的作用。它成为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也就是它自己的对立面的表现形式。”商品使用价值中的具体有用劳动，也就成为商品使用价值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单纯实现形式”，在商品价值表现形式之上，“商品的对立的规定反映出来不是互相分裂，而是互相渗透”。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相互渗透，也正是价值形式的本质结构：商品的价值以使用价值为表现，“商品本来就是一个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价值，有用劳动的产品和抽象劳动的凝结物。为了表示出它是哪一种，它必须把它的形式二重化”。从质的方面来看，商品的价值是一种社会规定性，它就是既定的社会主体，即以商品生产作为中介的社会的形式产物；商品二重化的主体也就是这一既定社会主体，这个社会主体以商品形式表现，价值形式因此是社会的形式，商品向商品和货币的二重化则是既定社会主体的表现形式。货币形式因此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的社会形式：“如果对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从质的方面进行考察，那就会在那种简单价值表现中发现价值形式的秘密，从而简单地说，发现货币的秘密。”马克思展开价值形式分析、叙述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的过程，从最直接的目的来看，就是为了说明货币的起源，但马克思并不是在历史研究的意义上说明货币起源，而是为了说明货币形式与特定社会主体之间的本质关联。

马克思说明货币起源的目的，首先在于指出货币根植于既定社会主体之中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因此货币既非超历史的特殊商品，也非可以借助于银行制度、货币制度改革所任意改变的工具。只要有商品生产，就一定有货币：“货币结晶是商品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统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但是，商品二重化产生的货币的中介运动，却表现为一个直观现象，这便产生了货币拜物教，它根植于商品拜物教货币形式的既定社会主体就是商品生产社会，其核心特点，就在于“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货币形式是商品生产社会的必然表现，它并不直接等同于价值，不直接代表劳动时间本身，而只是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结果，以及劳动时间间接的转化形式，这是马克思通过平均利润与生产价格理论所得出的基本判断。货币并不能直接代表劳动时间，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它的核心特点就是可计量的私人劳动，和不可计量而只有采取货币形式的社会劳动的对立，由于这种对立，“商品的表现包含着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这种二重化” 。货币形式是商品生产及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而资本主义生产就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货币形式因此是资本主义生产这个既定社会主体的社会形式。马克思一再批判了保留商品生产、废除货币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主张，与此同时他也反复提醒我们，不能脱离货币来理解商品生产。认为货币拜物教的秘密就是商品拜物教的秘密，所以关键在于理解商品生产，仿佛货币问题是其次的。这种理解是不够全面深入的，因为理解商品生产就必须同时引入货币，而商品生产也不能被视作一个物物交换、相互满足需要的过程，它有其社会前提即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所有这些，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决定性的生产”时，才能够在理论上得到把握；而这种理论也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们甚至可以说，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以商品的二重化为起点。货币形式这一从既定社会主体中必然二重化出的社会形式和观念形式，是全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正是以货币形式这个抽象作为统治的。二重化概念因此对于我们理解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商品范畴是既定社会主体的定在，而货币则是这一既定社会主体的社会形式、观念形式，商品范畴是经济基础意义上的，而货币范畴则是上层建筑意义上的。

马克思二重化概念的思想意义

马克思对黑格尔二重化概念的继承和超越，特别是对市民社会和国家二重化结构的解剖与扩展，成为青年马克思发现现实社会主体及其形式的辩证法，从而转向唯物主义，最终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思想支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中，马克思通过二重化概念，将政治范畴和经济范畴当作特殊的既定社会主体的社会形式和观念形式，并从根本上阐释了这些社会主体为何必然采取这些社会形式，全面深入地描绘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经济范畴与生产过程的相互作用，从而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化。在今天，回顾和强调马克思的二重化概念的思想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的二重化概念，有助于我们破除对历史唯物主义一般规律的机械理解，准确把握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恩格斯在 1890年9月21—22日写给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特别强调，唯物史观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认为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过程中发挥决定作用的，他之所以要强调“归根结底”，就是为了批判将经济因素机械地作为唯一、单向决定因素的观点，而主张历史进程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和运用时，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具体的内在联系，不能片面、教条地过度强调客观规律性，但同时也不能借助于对实践等概念的阐释，过度放大社会历史的主体性维度。马克思的二重化概念，正展现了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独特运用。马克思从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黑格尔二重化概念的叙述方法，但他通过新哲学世界观的变革，实现了对物质生产的结构与其产生的社会形式、观念形式的矛盾关系的再认识。从本体论上，马克思彻底超越了抽象的“绝对主体”，进入实证的社会历史研究之中，探寻物质生产的结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与社会形式、观念形式的矛盾运动。可以认为，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资产阶级社会分析的初步运用，它是解开此后一系列谜题的第一把钥匙。只有搞清楚了商品与货币的二重化关系，搞清楚价值与价值形式的矛盾关系，此后的剩余价值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转形，以及货币资本等一系列的问题，才可以在社会主体（社会劳动）和社会形式（经济范畴）的矛盾中得到理解。

其次，二重化概念也为我们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价值形式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提供了切入点。《资本论》的商品与货币篇所围绕的正是价值问题。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商品的价值必然采取一定的形式，这个逻辑过程完全是一种社会形式的描述。因为如果无法理解商品的社会关系内涵，而将商品理解为一个感性对象性的物，那商品是无论如何不能表现自己的内在对立的。商品作为经济学范畴在这里是特定社会主体的形式，或者说，是特定生产方式的形式。商品的二重化就是社会主体和社会形式的二重化。商品的二重化，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主体，其中，人与人之间借助于商品形式的物质变换，要在当下完成；之所以当下完成的前提是，人是原子的、个体的人，摆脱了人的依赖性关系的人。而如果人与人的交换是当下完成的即共时性的过程，就必须在逻辑上借助于一个特殊商品来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的内在对立就表现为外在对立。与这一社会主体相反，人作为身处共同体关系中的人，其交换并不借助于商品形式，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存在完全不同的形式，例如时间上的延迟、仪式性的交换等，这都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依赖性的社会的交换形式。在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人的依赖性之上的交换则被商品形式、货币制度所取代，人情被信用制度取代，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特定生产方式二重化的社会形式和思维形式罢了。抓住现实的社会主体，而非从实体的表象出发，这就是马克思运用二重化概念所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这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了精彩的演绎。

最后，对马克思二重化概念思想内涵的准确理解，也能帮助我们发现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上的不足。德国新马克思阅读运动非常重视马克思的二重化概念，他们在方法论上继承的其实是阿多诺的社会哲学。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阿多诺曾做过一个著名的判断：“范畴的建构，即交换抽象的哲学反映，要求撇开‘遗忘’他们的社会起源，撇开一般的起源。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这段话恰好可以与《启蒙辩证法》中的那句话相呼应：“一切物化都是一种遗忘。”这两句话体现了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与误读。阿多诺把握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范畴批判上的独特之处，即范畴源于既定社会，但与此同时也需要指出，阿多诺抽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交换抽象”概念，将之作为社会分析的核心概念，而不再使用生产概念，因此他在批判历史意识丧失的同时，自己也不自觉地陷入历史意识的丧失之中，因为这个交换抽象也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构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奠基者之一，阿多诺的学生莱希尔特从二重化的概念切入，试图重建马克思早期著作和后期政治经济学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认为：“如果我们从早期著作的基本问题即二重化结构出发，并回顾资产阶级理论的具体特征，就能够在商品二重化为商品和货币这一条件下，预先表达出一定的批判动机。在释放个性的社会形式向自然形式的颠倒，以及由此产生的关于政治国家形式和各种意识形态意识的形式的概念处理的后果上有效的，在商品向商品和货币的二重化之上同样有效。……对马克思来说，对这种二重化的解码是开启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加工的唯一可能的切入点。”但是莱希尔特在深化了阿多诺的判断的同时，也同样受制于阿多诺的理论困境，就是同样将交换抽象作为把握二重化的唯一入口，停留于受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支配的社会之上，并没有像马克思一样从生产的历史维度进一步追问这个社会的前提，以及交换抽象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结构，这是新马克思阅读在二重化概念解读上的根本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