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原文选自《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1卷 第2期
【摘要】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共同体理论中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与个人自愿联合而成的共同体之二元性阐释维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等思想元素相结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的共商共识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中的世界历史性维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等思想元素相结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的共享共赢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等思想相结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的共建共生思想。
【关键词】“第二个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作者简介】唐正东，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语境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理念，不仅是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问题的解答，从而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与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且因为这一理念充分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实践效应，从而强烈地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有机结合。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文化主体性，使其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学界目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中华文化基础、这一理念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新性贡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逻辑脉络与实践路径等问题已展开了很多研究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但客观地说，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角度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较大的理论空间。鉴于此，笔者准备沿着这一线索展开理论努力，以期通过这种研究来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及文化基础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人类共同体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对共同体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人们通常认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阐述是通过对“虚假的共同体”“冒充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等概念的解读而体现出来的。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另一个维度则是通过对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论述而展现出来的。对前一个维度的论述只是阐明了两种不同共同体的内容及其相互对立性，而后一个维度的阐述所展开的，是这两种共同体的历史性生成及发展过程。它是通过“共同活动方式”从自然形成到自愿联合的过渡而与共同体理论联系起来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后一个理论维度，那么对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文本中所阐明的人类共同体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的认识就会打折扣。
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人们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既是私有制条件下虚假的共同体（或冒充的共同体）得以出现的前提条件，也是共产主义条件下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基础。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前提，“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1]。对于私有制条件下的虚假共同体来说，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机器等生产工具的中介而使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2]。另一方面，它也可以通过建立普遍交往而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域中，个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是特定生产力条件下人们的交往形式的具体表现。从历史发展过程的维度看，它也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结果。
在私有制条件下，作为人们共同活动方式的这种世界历史性存在，在性质上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之所以说它是虚假的，那是因为这种共同体不仅无法使个人在其中获得自由，而且反过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压制和奴役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4]具体来说，随着单个人的活动扩大成世界历史性的活动，个人就越来越受到世界市场这一异己力量的支配和奴役。私有制条件下个人的被奴役程度是与历史转变成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
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共产主义运动条件下人们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前提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首先，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之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才可能真正存在，因为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交往关系的普遍化，那么个人的地域性存在就不可能被消解，从而一切民族中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即无产阶级这一现象就不可能被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共产主义运动，那至多也不过是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其次，共产主义运动本身也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可能存在，“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5]。如果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那么人们的交往形式就不可能通过世界历史性存在这一中介而成为对个人来说的普遍的、不堪忍受的力量，而这就会使共产主义运动处在地方性的层面上并且笼罩着因这种地域性而带来的迷信气氛。这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所无法容忍的。
当马克思恩格斯说“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6]时，他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共产主义只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种未来的社会形态，而是明确地强调，共产主义不是像空想社会主义者或空想共产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是在与生产力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解读视域无关的、只从个人的地域性存在的视角来理解的抽象的状况或理想；相反，共产主义是基于生产力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人们交往形式的普遍化的现实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在上述引文中把状况”“理想”这两个概念加上着重号，是想表明共产主义与这种抽象的状况和理想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共产主义视域中真正的社会状况和社会理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由现实的革命运动所带来的那种社会形态和人类自由发展的理想。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此处所说的作为共产主义运动之条件的“现有的前提”就是指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水平。
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们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是一种真正的共同体，各个人在这种共同体中通过联合而获得自己的自由。“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7]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正如私有制条件下个人的被奴役程度是跟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程度相一致的一样，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条件下，单个人的解放程度也是跟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这既是由于个人的现实关系的丰富性源于个人通过世界历史性存在的中介而摆脱各种民族局限及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联系起来，而且因为个人的精神上的丰富性也是随着现实关系的丰富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只有在这种前提下，随着私有制被推翻，各个人才有能力把自然形成的、异己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方式，转化为对这些异己力量加以控制的、个人自愿联合而成的世界历史性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把对共同体的理解与对历史转变成世界历史之进程的把握联系起来的解读思路，使其关于人类共同体的理论具有鲜明的唯物史观基础。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人类的共同体既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中人们共同活动方式的体现，又是一种历史发展过程。它是以从自然形成的虚假的共同体向自愿联合而成的真正的共同体发展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共同体的存在方式不是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特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共同体也不是僵化不变的，它受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制约与决定，呈现出向各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方向不断前行的趋向。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就是对人类共同体之历史发展进程的本质及内涵的把握与理解。深化对具体社会形态条件下特定共同体方式的性质及内涵的认识，就是对特定共同体方式在整个人类共同体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把握与解读。因此，我们要把对特定共同体与一般共同体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解有机地统一起来。其次，人类的共同体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不管是虚假共同体条件下个人的被奴役程度，还是真正的共同体条件下个人的解放程度，都是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如果没有人的社会历史性存在，那么个人在现实关系上的丰富性及在精神上的丰富性都无从谈起。因此，任何脱离世界历史性存在视域的个人的发展路径，都是无法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的实践层面的。我们对人类共同体发展的世界历史性视域的把握，就是要始终从人类共同发展的层面来审视社会发展的前途与命运，把共生的理念融入对人类共同体的思考之中。最后，共同体的每一步发展其实就是人们的世界历史性存在方式的发展，而决定这种发展的，则是现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水平。这一思路跟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关于共同体未来形式的抽象式思考不同。它严格地站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来思考人类共同体的当下及未来形式。因此，我们不能超出现实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去抽象地想象人类共同体的应有形式，以免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同时，一旦现实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或者发展到了某种新的阶段，那我们也不能拘泥于现实的共同体形式而不思进取，而应该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在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之基础上，努力开创出人类共同体的新形式。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也是从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世界历史性存在这两个角度来展开的，这跟马克思恩格斯的思路有很大的相似性。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性存在。在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的特定语境中，列宁从更为具体的工业移民和资本输出的角度来阐释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性。他谈到由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所创造的特殊移民方式即从落后国家招收雇佣工人时指出，“先进的资本主义强行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使他们离开穷乡僻壤去参加全世界历史性的运动，使他们面对一个强大的联合起来的国际工业主阶级。毫无疑问，只有极端的贫困才迫使人们背井离乡；毫无疑问，资本家剥削移民工人丧尽天良。但是，只有反动派才会无视当前这种移民的进步意义。不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不在资本主义基地上进行阶级斗争，就谈不到也不可能摆脱资本的压迫”[8]。列宁的这种工业移民的视角使他不仅看到了无产阶级的普遍贫困，而且看到了无产阶级的普遍斗争。这就是他所说的这种移民方式的进步意义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普遍斗争不仅包括被吸收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去的那些来自全世界的劳动群众所进行的阶级斗争，而且包括在这些劳动群众的启发和帮助下，落后国家的工人群众所进行的反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显然，在世界各国不平衡发展的解读视域中，列宁赋予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性存在以更为丰富的内容。在谈到由资本输出所带来的帝国主义的垄断性经济关系时，列宁指出，“资本主义的这个新的、最高的和最后的阶段到 20世纪已经完全形成了。大家当然都知道，帝国主义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就是资本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大规模的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极少数资本家有时能把一些工业部门整个集中在自己手里；这些工业部门转到了往往是国际性的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联合组织的手里”[9]。而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必然会从这种垄断性的剥削关系中产生，“被剥削者必须奋起推翻剥削者，建立自己的苏维埃，这并不是十分复杂的道理。在有了我国的经验之后，在俄国建立苏维埃共和国两年半之后，在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全世界亿万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都懂得了这个道理。……这个事业就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业，就是建立世界苏维埃共和国的事业”[10]。从帝国主义的解读视域来谈论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性，使列宁深刻地看到了这种世界历史性背后的金融资本运行逻辑，进而使他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必然性及客观规律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其次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世界历史性。列宁在 20 世纪初的革命语境中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共产主义行动的观点推进到更为具体化的层面上。在 1908 年的《世界政治中的易燃物》一文中，他从无产阶级国际革命运动团结性的角度阐释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历史性，并强调面对已经团结起来的国际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这种团结性是至关重要的。“无产阶级的国际革命运动在各个国家的发展并不是而且不可能是以同一的形式均衡地进行的。只有各个国家的工人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在一切活动场所充分地和全面地利用一切机会。每一个国家都把自己的有价值的独创的特点汇入总的潮流里来，……总的说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无产阶级百万大军已经在同敌人的一系列的具体冲突中团结起来，同资产阶级的决定性的斗争已经愈来愈近。”[11]列宁明确地指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背景下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正是通过把这些不同的革命运动特点汇入总潮流中，才真实地推动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这是列宁在俄国具体实践语境中对共产主义事业之世界历史性的深刻认识。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列宁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在不断深化。在 1915 年的《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中，他已经明确地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角度阐明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前提下通过相互帮助而获得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胜利”的观点。“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比较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便不可能有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下的自由联合。”[12]应该说，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历史性的理解推进到一国首先胜利的前提下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相互帮助性的层面，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的创新性贡献。它突破了共同体视域在革命运动维度上所具有的同时性的特征，把共产主义事业的世界历史性观点与俄国当时所处的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特定条件下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论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辩证统一的观点。列宁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先例，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一问题上继续推进创新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南。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类共同体的论述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很多关于人类共同体的思想元素。我们可以从和平、和睦、和谐这三个角度加以阐释。
首先是和平视域中的人类共同体。《礼记·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中国古代的“天下”本就是一个与西方政治传统中的城邦不同的概念。不同的城邦虽然也会组建一个松散的国家体系，但它的独立性仍然占据优先地位，“城邦的小型行政组织及其有限的军事力量，确保了城邦对其大多数臣民的控制程度通常不会越过大型官僚帝国。尽管如此，城邦仍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只有在与其相对毗邻的地区也有其他城邦存在时，这些城邦才会存在下去。它们共同组建成一种松散的国家体系，这既不同于那些由较大规模国家所组成的国家体系，也有别于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尽管地方体系内的城邦可能多少会共享同一种文化或说同一种语言，但维护独立的政治和经济身份的各种努力，与可能会将所有城邦纳入单一、无所不包的国家的那些因素相比，仍然占据优先位置”[13]。而中国古代的“天下”以其“上天”“下土”的辩证视域，凸显的是构建群己合一的世界的理念。“天下的意思当是‘天之下’。过去我们在思考天下观念时，多认为天下是在表述一个地理上的平面空间，但这可能是后起的观念。在起源的阶段，如西周，此天下观当是一个立体的宇宙图像，且主要是表现在上天与下土。”[14]这种强调立体的宇宙图像而不是其中的各个要素之独立性的“天下”观念，彰显的是一种和合共生的世界观。而当它更为明确地被提升到“天下为公”的层面，并被视为大道施行的基本特征时，它便具有更为清晰的“天下是大家的天下、人类是一个和平共生的共同体”的文明理念。
其次是人类共同体的和睦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和而不同”“礼之用，和为贵”“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等思想。一方面，它们强调了“和”的重要性。以和为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它是所有关系之定位的最终归属。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不是非得相互对立和相互竞争，而是可以在“礼”的框架内构建“和而不同”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们又强调了“合”的重要性，主张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达到耦合性文明的层面。“中华传统文明实际上非常重视的正是体现在‘耦性文明’与‘和合文明’这两种文明之中。‘耦性文明’解决的是‘合’的问题，‘和合文明’解决的是‘和’的问题。合而言之，就是‘尚和合’。人与人要和合，人与社会要和合，人与自然要和合，人的身与心要和合。中华传统美德的所有德目，其终点都是要达到‘合’而‘和’的目的。”[15]这种和合思想为人类文明的和睦发展打开了一条新的思路，它突破了“和”与“异”之间的简单对立关系，从和异之美、和而不同的角度建构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让不同主体、不同国家的共同发展问题可以沿着一条共生的路径向前推进。
再次是人类共同体的和谐维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的思想。这些思想打破了事物发展的丛林法则，从共赢、共生的角度为人类的共同发展打开了一个新的实践空间。西方社会自近代以来，始终无法摆脱资本逻辑的控制，因而在国家关系的处理上也始终无法摆脱党同伐异的惯性思维。这从根本上限制了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发展空间。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这种人类和谐发展的思想元素，则为我们在当下的实践语境中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上述关于人类共同体建设的思想元素，虽然有些观点还被包裹在传统道德建构的框架中，但只要对它们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要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共同体的理论结合起来，就能对当今条件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产生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2023 年 6月 2 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16]这一科学论断为我们准确地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类共同体的思想元素及其当代价值指明了方向。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始终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论述[17]、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中对中外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性的论述[18]等，都是这方面很好的例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语境中，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与新时代国际关系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新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层面。
之所以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论断，是我们正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决定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另一方面，恃强凌弱、巧取豪夺、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深重，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19]正是这种人类前途终归光明的历史大势与当前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并存的客观现实，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类共同体的理论观点，如果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构建出关于人类共同体的新理论形态，就不能很好地指导当下的人类共同体建设。马克思恩格斯确实阐明了人类共同体的社会历史性特征，但他们所说的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向个人自愿联合而成的共同体的转变。他们对处在这两种共同体之间的中介环节尚未开展详细的论述。而我们所在的人类共同体的现状，显然并非上述两种共同体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尚处在向真正的共同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定的、中介性的阶段。通过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人类共同体的思想元素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原创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理论，从而不仅充实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的文化生命，而且实现了这一科学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为解决“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难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其核心内容是推动世界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中国坚持对话协商，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推动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20]。让世界各国人民生活在这样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便是构建人类共同体的根本宗旨。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就需要大家担负起共商、共识、共享、共赢、共建的责任和义务。世界需要和平、人民渴望富足安康。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明确地提出，必须放弃所谓的“本国优先”发展战略，从命运与共的角度来审视世界发展的大局，把本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做到有事好商量；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制度和发展水平虽然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努力是相同的。因此，“我们要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倡导者，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21]，从而做到担负起凝聚共识的责任；世界各国在发展水平上虽然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但所有国家和民族都享有平等发展的权利，因此，世界各国应该加强发展合作，反对搞任何形式的技术封锁或发展脱钩，让各国人民真正做到共享发展成果。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它们目前仍然无法彻底摆脱发展鸿沟等重大现实问题，但世界各国应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拓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各个国家之间的利益交汇点，从而真正做到互利共赢；世界各国人民选择的通向幸福的道路不尽相同，但他们希望获得幸福的愿望是相同的。各国应担负起完善治理的责任，不断推进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增强为人民谋幸福的能力，真正做到共建共生。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22]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指明了方向。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在共同体维度上的基本观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关思想元素相结合，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
首先，把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共同体理论中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与个人自愿联合而成的共同体之二元对立性的阐释框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等思想元素相结合，在当下特定的实践语境中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的共商共识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实践语境中把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过程理解为从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向共产主义条件下的自愿联合而成的共同体的转变，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他们那个时代，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人类共同体的实践所面对的只是资本所推动的剥削及统治的普遍化。而当下我们所处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贡献，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尽管我们目前暂时还无法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国家所推行的恃强凌弱等霸权行径，但明确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本身就是对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的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发展难题所提出的中国方案。而在此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等思想元素起到了积极作用，充实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的文化生命。天下是大家的天下，就像“在当今世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家园，我们必须共同面对挑战”一样。通过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共产党人比其他人更容易理解遇事共商、凝聚共识对于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的共商、共识维度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并使这一理论展现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其次，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中的世界历史性维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等思想元素相结合，创新性地建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的共享共赢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谈论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历史性特征时，主要是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背景出发的。在 19 世纪中叶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语境中，存在的只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根本不可能出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共生共存。但历史发展到 21 世纪上半叶的今天，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正处在是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的十字路口。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人类共同体理论就必须与当下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在此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和而不同”等思想元素就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们可以启发我们找到在当下实践语境中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地球这个唯一家园中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方法。我们积极推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中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享共赢，是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不仅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得不到满足，我们本国人民的利益也得不到很好的保证。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他们的霸权行径的认可。恰恰相反，我们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想通过担负起引领方向、凝聚共识、促进发展等责任，使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加持下，中国共产党人比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在促进人类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共享共赢等方面具有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提出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原因。
最后，把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起决定性作用的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等思想相结合，形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中的共建共生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强调，人类共同体的发展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的制约与决定。当生产方式的发展水平仅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阶段时，人类共同体是不可能发展到个人自愿联合而成的共同体的层次和水平的。只有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共产主义阶段所需要的水平时，人类才可能进入“真正的共同体”阶段。这一思想启发我们：当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发展到一个特定的中间阶段时，我们对人类共同体的内涵及形式的思考就必须更加实事求是地从当下的具体实际出发。而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此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共生、“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等思想元素便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人类共同体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当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人类社会，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局部摆脱“虚假的共同体”的奴役，但在整体上暂时还无法达到“真正的共同体”的层面时，我们要想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难题，就必须把人类共同体的生产方式制约性思想与和合共生等优秀的思想元素结合起来，并发展出世界各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中实现共建共生的理念。习近平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所作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中指出，“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23]。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人类社会再次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关键在于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共同体理论与当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取决于世界各国人民当下的实践，选择权在我们手中，同时，责任也在我们肩上。我们只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沿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前进，才能推动人类共同体向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538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541页。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540-541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571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539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539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573页。
[8]《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84页。
[9]《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259-260页。
[10]《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276页。
[11]《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第63页。
[12]《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7，第367-368页。
[13][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49页。
[14]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九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335页。
[15]徐小跃：《什么是中华传统美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第5页。
[16]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1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67-668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2页。
[1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第49页。
[20]《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第51页。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第425页。
[22]《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第51-52页。
[2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 53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