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视域下“第二个结合”的再审视
原文选自 《文化与传播》 2025 年第4 期
【摘要】新时代以来，从文化自信到“第二个结合”的深度推进已经表明，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当下，需要充分发挥文化在民族、国家与文明发展中的强劲推动作用。在明确文化自信是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力量的基础上，“第二个结合”阐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文明的不可替代作用。具体来看，“第二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并在两者有序整合、有效契合的基础上，巩固和发展了新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文化生命体的“新”体现在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灵魂就在于其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不断巩固；“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突出的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文化自信；“第二个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机理；新的文化生命体
【作者简介】赵立，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助理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化是一个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的有力体现，更是一个文明绵延不衰的核心力量。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能越发强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蓝图越发清晰。身处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文明已然成为当代中国人民责无旁贷的文化使命。担负起、完成好这一新的文化使命，离不开科学思想的指导，习近平文化思想应运而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绝非一蹴而就，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历史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突出亮点和根本方法。只有充分理解、把握、运用“第二个结合”，才能真正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运用到我们承担新的文化使命的社会实践中。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文化视角切入，深度解读“第二个结合”的意涵、历程、机理及其意义，从而真正掌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这一突出亮点和根本方法。
一、从文化自信到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基于百年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方面明确提出了：“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这一掷地有声的判断充分阐明了文化自信之于中华民族的重大意义，有力地论证了文化建设工作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关键作用。那么，我们需要追问，文化自信为什么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文化建设工作为什么能够发挥如此关键的作用？只有弄清楚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够真正走进“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深处。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拥抱现代化是大势所趋，但关键在于，是以主动还是以被动的姿态融入现代化势头。综观中国近代史，历史中国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发展世界图景中显然处于极端不利的境地，曾经傲立东方的泱泱大国日益丧失发展自信，师法西方的技术、制度到文化，全盘否定自身的论调一时间甚嚣尘上。值此危急存亡之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挺身而出，紧密团结中国工人运动，汇聚成中国现代化发展新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不怕牺牲，最终扭转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不利处境，迎头赶上，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书写了世界现代化发展的伟大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迈入新的历史方位。这一新的历史方位的宏大背景是，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日益失速、现代化话语日益失信、现代化道路日益失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现代化发展具有新动力、新话语和新道路，破旧立新之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地而来。面对深度演进和加速演化的世界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
我们看到，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化进程中更是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成为标志民族身份、凝聚国家力量的黏合剂。5000 年的文明史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虽然其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到了质疑、陷入了危机、失去了自信，但是彻底否定中华文化的做法已经被历史证明行不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实践为中华文化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广阔的世界舞台。作为有强大文化创造力的民族，每逢重大历史节点，中华文化都会因时而发，在坚守根本的基础上不断盛开出万紫千红的文化繁花，不断塑造、加深中华民族的强大自信，培植、滋养不可分割的民族情感、价值、理想和精神。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华文化的潜藏伟力理应成为中华儿女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为中华儿女走稳走好复兴路保驾护航。在充分肯定中华文化之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大意义的基础上，文化自信就此成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牢不可破的坚实基础。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过程中较之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发挥了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作用。一言以蔽之，“没有高度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 文化自信，从基本内涵上来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从历史发展上来看，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继承与吸收；从发展根基上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发展的根本，没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等于割断了精神命脉，更奢谈文化自信了。由此，把握文化自信，发挥文化自信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的关键就落在了科学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
首先，我们需要厘清“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系与区别。“中国传统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中华文明历经5000 多年历史生成与传承的文化，是中华文明孕育出的文化的总称，“指古代中国人所进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创造及其全部成果，包括中国古代经济、政治、社会生活、思想观念等各方面内容”。[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从当代中国视野出发，对作为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选与精选，使中华文明的基本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当代中国社会相协调、相适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积淀的中华民族深层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也是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源泉。”[5]中国共产党人早已在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对此进行了清晰阐释，从毛泽东同志开始就强调剔除糟粕、吸收精华，在新时代则进一步凝练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6]
其次，我们要在弄清楚“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的基础上，警惕“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两大思潮。重视、传承与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绝不等于复兴各种中国古代思想流派，两者之间的界限是极为分明的；另一方面，数典忘祖、妄自菲薄的文化虚无主义更是要坚决摒弃的。从浩浩荡荡的现代化发展大势来看，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同样在中国救亡图存、民族复兴的历史洪流面前束手无策，两者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极端但无力的文化策略完全无助于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正确的态度是，既肯定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民族精神血脉，又要挖掘和阐发具有跨越时空与国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激活中华文明的内在强大生命力。
最后，我们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救中国、才能发展中国。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入侵时遭遇了最猛烈的侵蚀，一时间甚至有人哀叹：“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这一判断自然有失偏颇，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相当一段时期内“萎靡不振”的民族精神。必须看到，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装的中国共产党重新振奋了民族精神，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刚劲有力的革命文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大踏步走入新时代、走近中国人、走向全世界。“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而导向正确，马克思主义由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而更具中国特色。” [7]这就需要我们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真正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时代使命，充分发挥文化自信的磅礴力量。
在深度挖掘、持续发挥文化自信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力量的过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越发清晰地意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文明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时代充分发挥文化自信的力量，需要基于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在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征程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第二个结合”就此呼之欲出。
二、“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出场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全新的高度深化了对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认识；从全新的高度达到了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自信；从全新的高度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中华民族文化创新内在规律的自觉；高屋建瓴地洞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自信而坚定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大命题。“第二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新空间，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作出了原理性的贡献。历史地看，“第二个结合”的出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首次提出“第二个结合”。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从新的征程上“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维度进行说明，强调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8]第二，将“第二个结合”写入历史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2021 年11 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正式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写入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9]在此之后，这一表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使用，就此阐明“第二个结合”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然举措。第三，全面阐述“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内涵。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对“第二个结合”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了系统阐释，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果是相互成就”，两者的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因此，“第二个结合”毫无疑问“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10]“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出场恰逢其时，是对中国道路文化自信的深刻认识与生动发挥，需要我们认真领会、深入学习、坚决落实。
百余年历史征程，中国社会历经沧桑巨变，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不利地位被扭转，阔步走出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发扬理论创造性、文化主体性和精神独立性，实现了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巨大飞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不断提出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大地上持续焕发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与旺盛活力，“历史充分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11]事实上，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飞跃，正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本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我们看到，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是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元结构复合构成的，“第一个结合”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不仅要求结合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等具体情势，也要求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等精神文明，因此，“第二个结合”已然内含于“第一个结合”，这也在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努力中揭示了。《矛盾论》为我们揭示了“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12]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必然不同，所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与核心任务自然也存在重要差异。“第一个结合”使我们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历史性成就，但是这条道路的行稳致远离不开对中华5000 多年文明史的继承与创新，因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前行，离不开对“第一个结合”的始终坚持，因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原则。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旺盛生机与活力也离不开中国特色，这就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久滋养，因而必须将之前只是作为“第一个结合”内在构成和具体表现的“第二个结合”同样提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原则，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更加坚实有力的文化根基。
从时代发展、实践变革与理论创新的整体视域思考，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飞跃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姿态，是对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遭遇的新的、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的科学解答，即“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14]中国共产党人以“第二个结合”为前进道路上的思想指引，在历史维度上，将解决当代中国课题的思考纳入整体中国历史的宏观视野加以思考；在社会维度上，将对中国具体实际的考量推进到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长河中；在发展维度上，将强调“断裂”的现代化转型“西方模式”改写为赓续与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因而，我们在已经全面把握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的飞跃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深度思考“第二个结合”的文化机理，从而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
三、“第二个结合”的文化机理：有机融合、有序整合和有效契合
“第二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亲缘关系被科学地揭示出来。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要求我们必须准确把握“第二个结合”的文化机理，以此更好地擎起新时代党的文化旗帜。那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能够结合起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实现有机融合、有序整合和有效契合，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实践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理论，开启马克思主义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这两个方面分别从“化中国”和“中国化”的维度回答了“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文化机理。
第一，“第二个结合”的实质并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抽象组合，而是两者的有机融合。马克思主义诞生于现代化早期的德、法、英等国，其思想来源主要是三国的哲学、社会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思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只是局限于西欧的地域性思想，而是“有着突破既定历史和时空的价值”。[15]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推动人类实现解放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基本原理时至今日仍然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而实践早已反复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16]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必须学会“说中国话”并且与时俱进更新“语库”，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国”，而且具有中国内涵和中国形态[17]，以5000 多年中华文明的深厚基础走出成功的中国道路，这正是“第二个结合”的目标指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也不是抽象的逻辑必然，而是确乎存在结合的可能性。
首先，从彼此契合的前提来看，“‘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18] 从整体的文化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诸多思想主张方面是内在一致的，从心怀天下、天下为公的社会主张，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人本主张，再到革故鼎新、推陈出新的变革主张，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两者的价值观念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因为从本质上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关注的核心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与伦理关系，这些关系背后的原则与秩序蕴含着一定的普遍性，是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可并始终践行的价值观念，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回应了现代性的主体间性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些共同点与契合处，使马克思主义在传入中国时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并最终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顺理成章地打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文化壁垒。
其次，从互相成就的结果来看，“‘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19]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简单相加、外在连接并不能激活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思想并不是通过披上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皮肤”就能顺利实现内涵更新与现代转化的。历史地看，中华文明从西方现代化的猛烈冲击中艰难地突围出来，靠的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在中国大地上的艰辛探索，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只能是南柯一梦。只有借助“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携手为中华文明别开生面，推动中华文明跨越传统到现代的鸿沟，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化生命的丰富与充实，让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的时代精华，借助两者的有机融合，最终达成“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0]
第二，“第二个结合”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序整合，巩固和发展新时代中国文化主体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在前提下“彼此契合”，结果上“互相成就”，这就充分说明，两者的结合绝不是一个偶然与随机的无主体过程，而是有一个文化主体在积极推进，因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1]对于当代中国来说，这个文化主体性就是由始终重视文化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其突出表现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是与一个国家、民族的“魂脉”和“根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说，文化自信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最显著的“招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最深厚的“底蕴”。而要确立文化自信，就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22]文运牵连国运、文脉勾连国脉。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5000 多年文明史中，延绵不绝、一脉相承，形成了五个突出特征：其一，突出的连续性，5000 多年的思想精粹和智慧结晶沉淀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底色”，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须走自己的道路，也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其二，突出的创新性，“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勇革弊病的最好体现，这是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遵古不复古，以革新精神克服艰难、发展壮大的力量源泉；其三，突出的统一性，以“大一统”形式呈现的中华文明表明自身具有牢不可破的文化核心，其使人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有着“根脉”的共同认识；其四，突出的包容性，“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生动形象地概括了中华文明的兼收并蓄、多元并存，决定了中华民族能够始终面向世界文明敞开开放的胸怀；其五，突出的和平性，热爱和平是中华文明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传统，“协和万邦”的理念是中华文明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的精神原则。
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这五个突出特征既是文明生命力的集中体现，也是文明延续的根本基石，镌刻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的世界历史进程中遭遇了严重挑战，“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历史境遇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剧烈冲击、严重质疑和深度否定。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以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焕发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而要做到、做好、做实这一点，就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序整合。唯有如此，中华文明才能奠定中国道路的文明自信之基，培育出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主体性文化。这个文化主体性正是扎根于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征，并由于两者的有序结合使中华文明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动力，结果就是“成功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23]
第三，“第二个结合”的关键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节点，基于两者的有效契合实现同频共振。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空，所发挥的社会效力也存在现实差异。因此，单纯想要依靠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阐释来解决中国式现代化在“两个大局”中遭遇的一系列社会、自然与人本身的发展问题，是很难找到切实可行的路径的。同样地，马克思主义也必须“脱下外国服装”，“学习中国话”，“向中国人民的价值观念靠拢”，才能真正支撑起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为此，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辨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从中寻找到两者在现代化语境下可以真正契合的共同节点，进而使两者可以内在融合，共同造就彰显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使命感的新的文化生命体。
找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节点，要求我们必须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24]具体来说，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实践早已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无力抵御世界现代化转型风暴的侵袭，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奋斗、牺牲与创造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文明遭遇的危机才能得以克服，被无视、漠视、轻视的中华文化才能得以复兴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重新跻身世界文明交往舞台的中央。其次，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典范。作为社会产生的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表现形式，因而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孕育的传统文化必然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同时，也有毋庸讳言的历史性，必须处理好“精华”与“糟粕”的关系问题，充分吸收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25]最后，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古人之规矩，开当代之生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契合，但又各有千秋、和而不同。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相成就，就要在处理好两者“古”与“今”关系的基础上，真正让两者的思想精髓从契合走向相结合。这一过程绝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需要在继承基础上推进当代创新，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工作。
四、以“第二个结合”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
经由“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语境中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化学反应，最显著的结果是“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新篇章中最耀眼夺目的明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有机“结合”塑造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一新的文化形态所深刻回答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指向的就是时间维度的古今之争、空间维度的中西之争，而其实质上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范式之争。[26]借助“第二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融合使得古今贯通、中西融汇成为现实，进而造就了一个具有坚定自信的、文化主体性巩固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27]这就表明，“第二个结合”作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根本途径，其落脚点在于以文化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打通人类文明发展的时空局限，为人类文明的前进提供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选项。
第一，“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文化生命体的“新”，体现在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要求，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必须超脱传统文明形态所囿于的历史、文化、制度的差异窠臼，瞄准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要求，基于彼此的和谐相处与平等相待，努力实现互尊互鉴、相互学习，从而最终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实现共同发展、共享繁荣。具体到新的文化生命体，其“新”的特质直接和其造就过程紧密相关。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处理好了“古”与“今”的关系问题，我们通过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地位，站稳中华文化的立场不动摇，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华大地的本土文化之中，使之生根、开花、结果。此外，我们也充分认清了传统文化的时代局限性，没有简单将之挪移到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实践中，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新的文化生命体处理好了“中”与“西”的关系问题，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坚决反对对外来文化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与否定，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产生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其毫无疑问是外来文化，如果不从中国实践与文化出发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本土化，那么即使是“真经”的马克思主义也无法在中国大地上发挥效力。因此，新的文化生命体之“新”，就在于对“古”与“今”、“中”与“西”元素的有机处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于化学作用进行结合，在互相成就中促成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诞生。
第二，“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的灵魂就在于其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不断巩固。这一点的达成，离不开“第二个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处理，“马克思主义以先进思想理论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28]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从外来文化、外来思想融入中国社会，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魂”与“脉”，这就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带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更新，将传统民本思想转化为现代民主思想、将传统九州共贯思想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将传统自然观念转化为现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等，唯有如此，才能激活传统中国的文化精神，转化为具有内在生命力的现代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并不断发挥中国文化的“根脉”作用，这就需要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举旗定向的关键地位与作用，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契合、共同之处，使之“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内涵”，形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形态”。这正是我们坚持守正创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
第三，“第二个结合”造就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具有突出的世界历史意义。历史地看，没有任何一种人类文明能够自我封闭而不走向衰落。因而，文明需要在交流互鉴中实现自身的新陈代谢，中华文明的突出连续性也不可能离开突出的创新性与突出包容性提供的活动与动力。基于“第二个结合”的文化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粹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精髓不断实现有机融合、有序整合和有效契合，“必然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涵发生新的化学反应和裂变，熔铸成一个全新的文化生命体，使结合而成的新文化真正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29]必然是具有世界历史定向的，其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30]简言之，新的文化生命体生长于中国文明的历史底蕴基座之上，借鉴吸收了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在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为身处现代转型中的中国人民重建了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也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形态的新希望，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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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强调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人民日报》2013年11月29日第1版。
[7]陈先达：《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人民出版社，2015，第18页。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第13页
[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10]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第5—9页。
[11]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第29页。
[1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23页。
[1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第5页。
[1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第5页。
[15]黄凯锋：《“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意蕴、内在机理和原创性贡献》，《哲学研究》2024年第12期。
[16]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第14页。
[17]杨耕：《再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和理论结构》，《哲学研究》2023年第10期。
[1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第5页。
[19]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第6页。
[20]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第6页。
[2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第8页。
[2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第1版。
[2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第31页。
[2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第20页。
[2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第32页。
[26]杨明：《“第二个结合”蕴含的时代要求、实践要求与思想内涵》，《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
[2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第11页。
[2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第33页。
[29]孙乐强：《“两个结合”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7期。
[30]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第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