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家的片段

原文选自《片段集：让·鲍德里亚与弗朗索瓦·利沃奈对话录》，让·鲍德里亚著，田争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弗朗索瓦·利沃奈（以下简称弗）：您看来倾向于做一个相对孤独的人。即便您曾参加过多种思想潮流的运动，也曾亲近过一些团体，但您从来没有加入过其中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情境主义国际。

让·鲍德里亚（以下简称让）：确实曾谈及那些情境主义者，但从来不是在我的著作或研究当中，而只是谈起过他们，比如我在巴黎十大的课程。我们怎么可能绕开情境主义呢？况且，我和他们很亲近，虽然我和他们的领导人物并没有直接的交往。我和鲁尔·瓦纳格姆有过一些交集，但是我从没见过居伊·德波……

弗：这样的孤立状态给您带来一些来自情境主义者的不友好的评论。在他们期刊里的某一篇充满恶语的文章中，您甚至和亨利·列斐伏尔一道遭受了人身攻击。毫无疑问，您为自己的孤立付出了一些代价。不得不说，情境主义者们指涉他人的方式相当怪异。

让：攻击的矛头主要指向亨利·列斐伏尔，而他们之间确实有过一些嫌隙。在攻击“父亲”之后，他们挑出了一些“儿子”，其中之一就有我。他们谴责我，仅仅是因为我和菲利克斯·加塔利，还有其他几个人一道，在一家报纸上成立了（我记得是叫作）“法中人民协会”的组织。

弗：这是在什么时候的事情？

让：20世纪60年代初，加塔利与一家位于巴黎大清真寺边上的进步书店关系密切，就是在那个时期我们成了朋友。也正是他提出了成立一个协会的主意。我们曾经出版了一份期刊（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一共才发行了两三期⋯⋯我们中还有些人跑到日内瓦去，就是为了见一见人民共和国的某个领导人，然而都没有成功……在园艺家大厅，我们曾经举办过一次盛大的会议，然而最终以暴力的方式收场——秘密军队组织的人用武力介入并中断了这场会议。由于既没有意识形态的包袱，也不属于任何政治团体，我确实是主管那样一份期刊的合适人选！我当时的角色更多是作为挡箭牌……这样的冒险并没有走得很远，而期刊也不了了之。哪怕这只是一段早夭的经历，我自己也保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在那段狂野的岁月中，这也算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了。

弗：这就是你作为活动家的最后时光了？

让：活动家，这说得有点过了。我从来不是一位活动家。

弗：您对于亨利·列斐伏尔感兴趣的地方不是他在退出共产党后又加入的经历——这是对过去那些意识形态之争的见证——而更多的是他作为一位日常生活理论家的身份……

让：我对他感兴趣的地方正是在于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然而在其中我从未得到过真正的启发……我发觉他的理论过于轻浮、俏皮，虽然其中不乏灵性，但对我来说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东西——那个仍然封闭在精神分析和符号学的图圈中的时代，即便他本人并不希望和那些东西有关——对于他来说，结构主义正是他的头号敌人。相比之下，我所做的事情和他的工作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我们两人保持了友谊。1966到1977年间，我在巴黎十大工作时，列斐伏尔刚刚在斯特拉斯堡的那场著名的集会中与情境主义者们决裂……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

弗：让我们回忆下当时发生的事情：在1965年，德波和列斐伏尔决裂，并批评他过于抽象、过于哲学化，宣称他的作品《公社宣言》是对一本情境主义小册子的剽窃。

让：我们和那些情境主义者关于一些问题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比如说，委员会或者整个“委员会主义”的那一套对于我们来说显得过于陈腐。另一方面，他们的激进性深深吸引了我，而且所有人都追随着他们激进的主体性理念。最终，这些都只停留在臆想的阶段，只不过是政治想象罢了……不管怎样，好在情景主义最终消亡了，它只能消亡。那些批评情境主义没有取得成功的人显然搞错了对象，因为情境主义本身就不是为了取得成功而创立的！如今，通过对德波的研究，情境主义的幽灵得以重新出现。

弗：情境主义的思想既是创新的、游戏的，同时又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典雅修辞，以及厚重、严肃的理论论证。他们使用的概念工具直接来自最令他们着迷的德国古典哲学……他们还是停留在论文的形式下，而您自己的思维和书写方式则与这一切有着彻底的断裂。

让：在情境主义者那里，有一种很强的想要说服别人并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欲望。这是情境主义作为一种先锋现象的最后的表现形式——当然，先锋这个词并不完全合适，略显“尖锐”。这是革命理想主义的终结，而之后的立论则都取道新的领域，如日常生活、城市等。受惠于他们，所有被马克思主义称为上层建筑的东西都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哪怕情境主义仍然紧紧依附在过去的思维方式之上。在1970年之后，所有关于欲望和革命以及混合了二者的理论都破碎了。

弗：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

让：有些人在其中看到一种极端的激进性，但这种混合同时敲响了欲望和革命的丧钟。对二者的混合实际上导致了用一者去中和另一者。有不少人一直以来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关于欲望的问题上，我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甚至是和吉尔·德勒兹有着明显的分歧。我非常欣赏他们关于“机器”的概念，但在我看来，这个概念虽然十分令人向往，却不怎么有操作性！整整一代人都投身于这样可怕的含混之中，而他们关注的“概念”从根本上说早已消亡。

弗：是什么导致了欲望和革命无法调和呢？

让：政治和力比多的诸维度失去了它们的独异性。它们只有处在自身的独异性中才具有力量，将它们混合在一起就是违背了其不可还原的特性。这是对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滥用。

弗：这就中和了二者思想中颠覆性的部分……

让：在当时流行的话语中，人们倾向于将二者互相渗透，完全丢失了它们各自的强度，只不过是为了迎合当时流行的话语。当然，如果我们以回溯的方式对当时的话语进行贬损也是很愚蠢的事情。在当时，所有的人，甚至其中最优秀的头脑，都陷入了这样的旋涡中。但如果我们退一步看，就应该承认这一切不过是一个陷阱，即便到了今天，这陷阱还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各个领域中……正如情境主义者们所带来的反叛潮流一样，这种想法如今依然为那些最庸碌的——就算不是最贫瘠的——思想提供着参考。

弗：我们只要想想那些自称为情境主义的继承者的人，他们是这一遗产真正的剽窃者！

让：我们别讨论他们。

弗：而可怜的德波很快就会被写进教科书中！一个作者如此容易地被奉为经典不也是件挺可疑的事情吗？

让：我们可以欣赏德波的语言，但这样做就是把他的作品当作一个美学的对象来看待——这样并不适用。形式总是很重要的，但他的语言本身并不是我们应该欣赏的对象。在人们分析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思想时——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的、情感的、日常生活的（谈论他们的女仆），或者是别的什么我还不清楚的角度——同样的情况也发生着。将马克思与力比多学说混合或者把弗洛伊德和政治挂钩都是很有问题的做法。可是这样的食盆和杂烩却成了如今的潮流。在对德波有见识的批评中，最中肯的来自雷吉斯·德布雷。在一篇发表于《论辩》上的文章中，他对于异化、人与自身的分离等问题做出了非常公正的评价——当然也顺带对一些个人恩怨做了清算。他认为，我们如今已经不再处于当时的问题域中；相反，威胁我们的是完全式的沉没而非异化或分离。

居伊·德波

弗：情境主义者们的语言带有德国观念论的痕迹：比如异化、对象化、物化等概念……

让：我将情境主义视作非常值得敬仰的回忆，但它是已黯淡的星体、死去的太阳。但尼采，还有其他一些人则不是这样。情境主义就像划过天际的流星一般，但我并不愿意公开地宣称脱离他们的理论——从事件的角度上来说，他们代表的是一个重要时刻，正是在这个时刻中，事物显现自身，向我们揭示其根本。

弗：我们应该在思想的诞生状态中尝试去把握它们。当思想成熟的同时，它也不再肥沃。它会僵死在自身迸发出的终极教条中，直到不可避免地走向衰颓……

让：在1966到1967年间，我们通过自己创办的期刊《乌托邦》划出了自己的领地。我们针对情境主义构想了几条主要的反驳：我们比他们更早超越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图面，跳出异化之外。

弗：《乌托邦》同情境主义者们在其他诸多方面决裂：他们“开除教籍”的诅咒、他们即兴搞出的法庭以及其他五花八门的要求……而这些最后占据了他们过多的精力和战斗力——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学生气地热衷于编造双关语……

让：您说得对，他们的叛逆中确实有些青春期少年的感觉……对我来说，《乌托邦》就是我关于物、消费社会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准备阶段。《生产之镜》就是在象征交换的出现这一角度上与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断裂……正是这个想法被我写进了《乌托邦》中。我们当时就已经处在超政治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