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片段

原文选自《片段集：让·鲍德里亚与弗朗索瓦·利沃奈对话录》，让·鲍德里亚著，田争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也许我们对人的观念太过于拟人化了。

——斯坦尼斯瓦夫·莱克

弗朗索瓦·利沃奈（以下简称弗）：我想回到一组对我来说很有启发的对立概念上，即社会赌博和社会契约。似乎，举例而言，解决城市暴力和学校暴力的最佳办法是重塑社会契约。这简直是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赌注，就好像学习国家的契约论基础就能从深刻的层面上解决一切问题似的！

让·鲍德里亚（以下简称让）：“社会”的概念和“人类学”的概念一样，都偏离了自身。当社会的概念诞生时，它代表的是同一切宗教或超越秩序之间的决裂。它有着一定的极端性，因为它和在行动中的社会以及从历史中诞生的矛盾冲突联系在一起。但随后，社会自己就变成了专制的、帝国主义的概念：就是在那时，它以一种回溯的方式延展到过去的一切社会中，并以预期的方式延伸到任何可能的社会中。这样一来，它丢失了自身的定义：如果从历史的一端到另一端都是社会的，那么社会本身就什么也不是了——这是一切总体性的概念化都会导致的致命结果。人类学已经开始走同样的下坡路：它将人的概念扩展至一切社会形式中，然而其中一些社会形式根本不能对应于这种概念，它们实际上是一种独异性，应该依其所是。但有一种比较特别的人类学方法确实这样做了，它将相对主义的武器运用到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中，这让我们能够摧毁普遍主义或其概念。社会契约的目的是在抽象之物上盖上印章，封印住游移不定的现实。正是分析性的抽象创造了“社会的”。从根本上来说，“政治的”概念也是如此，我们通过这个概念究竟想说的是什么？

我更愿意将事物视作可逆的形式，或者视作挑战和诱惑。不过，对于这个形式的世界来说，没有什么比纯粹的概念分析更加与之矛盾的了——这种分析通过术语、科学或者机构的中介作用贯穿在一切事物中。如是，我们很容易陷入无意义的陈词滥调里！

弗：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所谓“社会的”其实根本无处可寻？

让：只要社会还仅仅是一个乌托邦的、不稳定的、未建构的维度，那么它还是能有颠覆性的价值的。然而一旦它被建构了，即便是以社会契约的形式，事情就会变得不同。社会契约是否从未起过作用？这是个谜。对于那些拟定社会契约的人来说，它的确有用，可是它究竟有没有被承认过？这一问题对现代性的方方面面来说都适用：对事物的理性化是否真的发生过？社会就像是一个超文本，它滥觞于（至少）十八世纪，经由知识分子和政客们不断维持，是后者的营业资产。它虽然没有和现实相割裂，但总是独立运作，就好像是一个极为完善的技术物一样。社会成了我们唯一能够用来指涉事物的方式，因而我们的目光无法穿透社会的封闭黑箱。好消息是，当重大的事件变成了失业或者疯牛病之时，各类现象的发生似乎不再落入社会的窠臼中……

弗：以及恋童癖……这三个事件更符合您在《冷记忆4》里所说的反-事件和非-事件。

鲍德里亚《冷记忆4》

让：确实。任何事件从根本上来说都不从属于社会或政治的秩序，反而是我们不断试图将之政治化，将政治利害嫁接到其上罢了，比如英国的血液污染事件。政治终结于事件，但事件来自别处，起源于生物学或者其他领域的争执——将一切还原为社会冲突只不过是在做梦罢了。如今，当我听到人们讨论政治或者社会问题的时候，我感觉他们不过是说给自己或者互相说给对方听而已，这能源源不断地为论战提供原料，但有些东西始终被排除在这些话题之外。真正的问题开始于大众的概念，开始于沉默的大多数。大众不再是社会的！我们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谈论他们，就好像他们是一个可以被社会所洞穿、被发展所理性化的实体那样。但事实上并不是如此。我们越是深入社会的领域，无法洞察的暗物质就聚集得越多……

弗：这就是您所说的社会之无法被定义的反－物质。大众可以是“惰性的”、有着中性的力量。而沉默的大多数则不能被视作社会的、政治的或者是意义的导体。

让：事实上，大众是一种彻底反抗性的、不可被还原的“物质”，我们试图用民意调查、数据模型等手段来锚定其形态，正如在物理学中我们试图通过计算概率来锚定混沌那样。我们随即发展出与之相应的科学，希望它能像一面镜子那般反射出大众和社会的形态。这完全是对这一力量的误解：它并非反－权力，而是沉默的力量或反力量。它外在于社会契约，完全地隶属于挑战的范畴。

弗：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发现了社会挑战而非社会契约。

让：社会挑战是另一个专门反对社会的机制。如今，存在着诸多可能的力量，时刻准备去挑战社会。只要看看那些以隐秘、神秘的方式对表象进行的反抗我们就能理解这一点。这不仅是对政治代表制度的深刻挑战，对任何类型的再现形式来说都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其结局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因为否定代表——我不再需要被代表，我并不必须被代表——可以是终极的最高权力的象征，也可以象征着你已经被完全淹没、弥散、倾轧，以至于你甚至不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不再有任何需要去捍卫的理想。没有任何知识分子或者政客愿意去直面这种情形，因为民主本身就建立在代表制度的公设之上。如今，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即不想再被代表，这一渴望甚至延伸到了语言之中，引诱着我们不再进行任何意指。

弗：这可是条漫漫长路……

让：这是一种相对静默的、未知的起义，但对我来说是具有根本性的关键问题。

弗：逃离语言的权力——在语言中，“奴性和权力无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正如罗兰·巴特所说的。

让：在巴特的意义上反抗语言。因为语言是法西斯，它召唤言说，而法西斯主义想要迫使人言说，虽然人们也许并不想要在那种意义上言说。政客并非都是愚昧的，其中一些人能模糊地知道在发生着什么，但这一点显然是不可能被他们所承认的。我说这些是为了提出这样一种观点，政客们，或者说政治阶层，他们经营着这一虚假的“被诅咒的部分”，它完全由那些没人知道该如何处理的社会废料所构成；而大众（并不一定是成千上万的个体）乐于将这些杂事甩给政客们的小集团——或者他们更接近于黑手党。这些承担了脏活的人最终也成了他们的牺牲品。我们需要对这个情况进行分析性的反转，即不去批评政界人物或腐败之类的问题，而是自问：难道这一切不也是一种颠倒的、未经算计的，因此也无法被攻击的策略吗？我们借助这个策略最终认识到，政治的舞台（包括政客们从中捞到的所有好处）之所以能以这样的形式被人们容忍着，恰恰是因为权力自身就是可鄙的！然而，某种特定的理性主义却让我们相信权力是令人向往的，尤其是当权力和欲望结合在一起，表现为某种理想的混合物的时候。但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权力——包括表象、真理，甚至是善——是深深地印刻在人类的集体欲望中的。包括社会存在的预设也是如此。说得好像人类天然就是社会存在似的！

弗：这是人类学的共同预设……

让：人类学的一切努力都不过是为了让这个绝对的预设摆脱困境罢了。如果我们开始质疑它，那么它怎么能立住脚呢？这同时也是新闻媒体和记者们的预设，我们常常指责他们歪曲事实、剥削事件。实际上他们也无法不责备自己，无法不公开地表达悔意。如果，我们承认新闻媒体从事的是一种病毒性活动，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记者们的工作并非对事件起到批判的作用，也不是要去提供原生的材料并留给人们随意取用。人们至少应该有不去相信别人的自由，并且将新闻媒体当作其所是：它是对世界上所发生的事件进行的戏剧化表演、滑稽模仿和戏仿，而不是在严肃意义上为我们提供批判性的信息、知识或认识。因此，应该将媒体人视作其所是的角色，而不要试图去纠正或矫正他们，以迫使他们服从于某种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客观性。不需要这样；他们运转得挺好就行了。但我要求保留能让我做出判断的自由，而不借助于任何共谋性的交互。是他们在制造信息，那就让他们这样做吧！这就跟在剧院里一样：我十分乐于坐在观众席里看演员们表演，而我不过是观众中的一员。我们应该试着至少为自己保留这一权利。与其努力让一切都社会化，都发生互动，不如试着说：“不！这是您的问题，而我有为自己做决定的自由。”

弗：这一自由能用来做什么呢？

让：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这实际上是一个谜。假定人们迫切地不再想要被代表，不想要再有任何人以他的名义发言，最终他们自己甚至不能用自己的名义发言（实际上，所谓个体的欲望和权力不过是虚妄）。如果我们移除了这个障碍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却令人感到兴奋。假如去掉了这些倾人性的上层建筑，还会剩下什么？可以确定的是，我们不会发现所谓人类的本性，因为它也是上层建筑的一种。我们不可能在个体的层面上重新发现自然天性，而是一种（我十分喜欢谈论的）二元性一切都发生在相吸／相斥的形式下；在任一时刻，我们不能明确指出哪些是我们的责任，哪些又是我们的自由……这就是一场游戏！一定要时刻铭记，总是存在着无法被还原的对峙和冲突。但我们总是通过尝试插入一个表象的、理性化的、知性的、概念化的空间来消除这一原始的——或者某种意义上说——野性的境况。

弗：任何高尚的形式都是这样一种空间……

让：这正是一个值得深入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的时代并非唯一提出这类有着无法被解决的极端性的问题的时代。关键在于，将这种激进带入核心的深度中，并不仅仅是带入表象的空间，而是某种第四空间，在其中，表象的空间已经被废除了。在一个并非三维，而是蒸发了此问题全部要素的四维空间中，二元性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弗：当人们并不太清楚该怎么归类您的时候——既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是一个作家——他们就说您是一位社会学家，一位“正在接受训练”的“社会学家”。这其实挺滑稽的，因为您承认自己其实没有接受过任何社会学训练。

让：我甚至不再否认了……但大家还是习惯称呼我为哲学家或者作家。都无所谓！必须重新审判社会学！正如我在《在沉默的大多数的阴影中或社会的终结》中所做的那样。在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对社会学做了清算。在罗杰·卡伊瓦和社会学学院的时代，社会问题曾是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它曾是一个非常好的攻击角度，因为它完全不属于社会契约论的谱系。

弗：补充一下，乔治·巴塔耶、罗杰·卡伊瓦和米歇尔·莱里斯在1937年创办了社会学学院、作为期刊《无头者》的延伸，致力于研究神圣性在社会现象的表现。

让：它与社会表象的系统完全不同，也与现如今作为社会治疗的社会学完全不同。社会逐渐变成了大学研究的一部分，一种我们不再能把握的平行的空间一时间，除此之外的范畴都要被驱逐，成为“社会之外的”。社会将很快变成一个完全的范畴——正如一个完全的现实那样——但其中不再会有任何人，它将成为一片荒漠！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契约了，因为里面没有任何可能的代表存在！在这一完全的社会中，漂浮着政治的结块，一块巨大的浮冰，一个虚假的镜子阶段，以龙套替代演员……相反，在另一个宇宙，一个相互分离、平行的宇宙中，则发生着许多事件；然而后者却不是社会学的对象。社会学家们总是对社会抱有理性主义的观念，认为它指向了一个透明的目的论。

弗：以及时下流行的社会关联的观点，它能和任何东西调和在一起讲！

让：那些思考社会排斥的人从来没有超越于排斥之外：他们始终将排斥当作不幸！我们应该引入恶的概念来思考它。虽然排斥是一种不幸，但作为命运，它就是其他的东西了——它是被演绎和体验的事物。人们总倾向于将所有的个体视为被动的存在者！骄傲、藐视、荣誉——这些看上去太过贵族化，因而也已经过气了的概念——被自由和其他一套围绕着不幸展开的概念之星丛所替代。　

弗：对受害者的社会戏剧化让他们成了被选中的、光荣的人。这反而是种倒转的精英主义，并如伯特兰·维格利所指出的那样，形成了平等主义时代的某种新的贵族阶层。　

让：现如今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为自己在不幸中安插一个位置，这一现象成了社会唯一的表面形式⋯⋯完全没有荣耀可言！如今，曾作为一个美好理念的社会被具体化了，它被政治所替代，又被文化所吞噬。社会和社会学遭遇了多么不幸的命运呀！布尔迪厄的退行性路径——以悲惨之人的名义进行社会活动——恐怕已经是社会学继续存活下去的唯一方式了。我觉得很奇怪的是，有那么多社会学家读过尼采和其他人的著作，却什么也没学到⋯⋯你如何假装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固守在你的学科里做自己的研究呢？

我同情——这只是一种修辞，因为没人值得同情，不论是自己或他人——那些总是埋首于自己所掌握的那些已经过时的材料和价值观念中的学者。其中有着一种学科、现实或者团体的内向化，也就是站队的倾向。这会导致跨学科视野的缺失，仅仅沉浸在学科内部。有许多人除了完全沉没于某种东西——这种沉没本身就是保护主义的一个变体——以外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对于他们来说，不这样的话生活太过艰难。

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学科内部的问题如今都发生了短路，因为它们被科技的变化冲击得七零八落，而后者是一个更宏大、更有决定性的完整主义体系。观察学科内所产生的困惑状态很有趣：在冲击到来的时候，这个世纪陷入了痉挛。我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越过了终结；人们试图保留他们的目的性，但其实他们已经越过自己的目的了……他们活成了自己的对立面，这种生活方式不再是传统的、代表的、社会的和选举的方式。选举的闹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疯狂的地步，不仅仅在美国是这样！然而我却不知道有什么能够用来替换现行的代议制体系。也许根本没有！这完全是空洞的祝圣仪式，空洞的演出！

弗：您用图像来形容这一情形，我引用一下您的原文：“超越终结之后会有什么？虚拟现实将得到延展。虚拟现实是一个被编程过的现实；在其中，我们所有的官能、记忆、情感、知性，甚至包括性爱和工作都会逐渐变得无用。在终结之后，在跨政治、跨美学、跨性别的时代，我们所有的欲望机器都会变成小巧的奇观机器，随后又变成杜尚式的单身汉机器，逐渐在虚妄之中耗尽其可能性。倒计时就是世界的自动消亡。”

单身汉机器指的是杜尚1926年首展的作品《新娘甚至被单身汉们扒光了衣服》（1915-1923，又名《大玻璃》）

让：“超过终结”可以成为一种策略；但随着消亡进程呈指数地加快，我们越发难以使用这一策略了。对终结的超越就是要引入另一支时间之箭，让对终结的预设崩溃在事件之中。这会发生什么？我过去经常用这种视角来看待问题，但如今想要预测任何事情都变得愈发困难了，因为存在于彼处的终结不再是一个我们可以设定的未来的期限。终结早已在那儿，我们也早已身处其中。我们可以设想倒数第二的、最后的，但无法设想在最后之后的！嗯，是的！有倒数第二、极点——也就是说刚刚好在终点之前的——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我们需要找到另一个关于“极限的词”来指称这个时间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