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再生产计划与环境
保罗·伯克特
（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经济学系）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7辑）》，译者为王鸽。）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生态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是自成一体的循环流动，削弱了自然条件的重要性。本文根据马克思的方法论和他对魁奈《经济表》的回应来评估这一批评。本文表明，马克思跟随魁奈明确区分了货币循环流动和物质吞吐量，他的计划概括了《资本论》其他部分展开叙述的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同时，马克思的计划不是为了将环境危机理论化，而是为了阐述资本主义再生产作为一个物质和社会阶级过程所必需的基本交换。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分析在《资本论》的其他地方也有所展开。
一 引言
在生态经济学家对马克思提出的所有指控中，最具体的也许是《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计划——马克思用这些计划来分析资本主义再生产作为物质过程和社会阶级过程所需的基本交换——忽视或淡化了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以及生产的环境影响。本文根据马克思的方法论和他对魁奈《经济表》的回应，评估了对再生产计划的主流生态学批评。
本文第二节详细介绍了生态学批判的核心主张：马克思的计划是自给自足的循环流动。作为解决这一主张的关键，第三节考察了魁奈的《经济表》是否受到同样的指控。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生态经济学家经常不合理地将马克思的工作与重农主义者的分析相提并论，尽管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与《经济表》之间存在着广为人知的联系。本节的主要结论是，《经济表》绝对没有把经济再生产还原为自给自足的循环流动。
第四节表明，马克思赞同《经济表》的物质再生产和循环货币流动的概念性区分。马克思还向魁奈致以敬意，因为他从理论上阐述了经济再生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第五节表明，马克思自己的计划坚持并进一步发展了物质再生产和循环货币流动之间的区别，并且明确承认了资本主义再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赖。
《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计划并不涉及生产对环境的影响，生产对环境的依赖也不是其主导话题。第六节和第七节表明，这两点可以从马克思的方法论方面来理解，特别是再生产计划在他对资本主义的总体分析中极其有限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其他部分拓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一般依赖性，而这种依赖性被囊括在再生产计划所采用的范畴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分析也在《资本论》其他部分得到了发展，因此，再生产计划中没有这种危机，并不能用于判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在生态方面存在任何弱点。第八节总结了本文的论述。
二 生态经济学家论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
生态经济学家对马克思再生产计划的批评，都是源于这些计划主张将经济作为一个不依赖自然环境的自我再生产系统。因此，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认为：“在马克思著名的再生产图表……经济过程被表现为一件完全是循环的、自我运行的事情。”马克思的计划显然模仿了“标准教科书用循环图表示经济过程，在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中，生产和消费之间进行钟摆运动”。罗根甚至断言，对于马克思和“主流经济学家”来说，“经济过程和物质环境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影响，这一明显的事实无足轻重。”
同样，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声称，“马克思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模型基本上是独立的循环流动”。在戴利看来，马克思的计划和主流经济原理文本中的循环流动图都犯了“混淆抽象”的错误，因为它们没有将货币循环流动与物质生产的“线性吞吐量”区分开来。马丁内斯-阿里尔（Martinez Alier）和纳雷多（J. M. Naredo）声称：“主流经济学常见的机械类比被马克思所共享，例如在‘简单再生产’的计划中，毫无疑问，这个过程可以无限继续。没有强调原材料从哪里来的问题，也没有强调这个机器的动力是什么。”
马克思再生产计划中所谓的“生态盲点”常常被归咎于他把自然财富当作自然界的“免费礼物”，而这又被归咎于他的劳动价值论。例如，戴利推测，“与环境的关联在马克思的计划中被淡化了”，“因为资源被认为是自然的免费礼物，而不是独立于劳动的价值来源”。罗根谴责说，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不重视”经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是因为他们“信奉马克思的教条，即自然界提供给人类的一切都是自发的礼物”。查尔斯·佩瑞（Charles Perrings）赞同这一论断，他说马克思的“免费礼物假设”解释了为什么他“假设经济可以无限制地扩张而牺牲环境”。
对马克思再生产计划的生态学批判，是生态经济学家和其他环境理论家共同提出的更普遍观点的核心内容，即“马克思的理论”包含了一种“封闭系统”的经济观点，“忽略了环境作为一个互动领域”。在这种普遍的解释中，环境在马克思那里“只扮演了一个善意的和被动的角色”。
三 《经济表》中的生产和循环流动
由于魁奈和重农主义者宣称“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来源”，他们得到生态经济学家的同情也就不奇怪了。事实上，生态经济学家们经常将重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卡特勒·克利夫兰（Cutler Cleveland） 说，虽然重农主义者们“坚信自然是财富的源泉，这成为整个生物物理经济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但他们的生物物理学原则很少……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体现出来”。保罗·克里斯坦森（Paul Christensen）赞扬了重农学派“早期对经济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关注”，特别是他们的“再生产”方法，“从土地上获取的材料和食物的转化角度看待生产”。他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排除在这种再生产传统之外，断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机械主义罪恶”相同——两者都忽视了“经济活动的生物物理学基础”。
然而，在所谓的重农主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优势中存在着一个悖论：它如何同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和魁奈的《经济表》之间的密切关系相协调？在这方面，罗根甚至断言，马克思“借用”了魁奈《经济表》中的再生产计划。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也谴责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忽视了经济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人们会认为，如果马克思的计划在生态学上是不正确的，那么这个《经济表》也是不正确的。然而，据笔者所知，无论是罗根还是任何其他生态经济学家都没有得出这个结论——更不用说将其与所谓重农学派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优势相协调。
魁奈《经济表》
魁奈的《经济表》是否也可能同样具有马克思的计划所谓的生态学缺陷？该《经济表》是否将经济活动的物质和货币层面都描述为自我维持的循环流动？如果断章取义地看待重农主义者的某些陈述，那么人们可能会得到这样的印象：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说，该《经济表》可以被看作当代主流经济学原理文本中的循环流动图的先驱。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说，重农主义者“把（静止的）经济过程想象成一个循环流动，在每个时期都会自我回归”。罗纳德·米克（Ronald L. Meek）说，在试图“阐明决定经济活动总体水平的基本原因的运作”时，重农学派的学者们认为把经济活动想象成一种“圆圈”的形式是有用的，或者像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循环流动。在这个经济活动圈中，生产和消费是相互依存的变量，它们在任何经济时期的作用和互动，按照某些社会决定的规律进行，为下一个经济时期以同样的一般形式重复这一过程奠定了基础。
同样，大卫·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认为，“重农主义者的主要理论成就”是“他们围绕经济生活的循环流动（或‘再生产’）建构的经济相互依赖的一般模型”。这样的说法并没有将该《经济表》与今天原理教科书中的循环流动图明确区分开来。后者通常显示企业从家庭收购生产要素（“资源”），而家庭用获得的收入从企业购买商品和服务——没有明显的自然环境的投入或吞吐。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该《经济表》并不存在同样的生态学缺陷。
在展示（货币和物质）财富在生产阶级（耕种者）、私有阶级（土地所有者）和贫瘠阶级（非农业者）之间的循环如何使年再生产得以实现的过程中，该《经济表》确实描绘出了几种货币循环，在这些循环中，支出之后会有货币的流动或“回流”，流向最初消费它的阶级。例如，农民支付给地主的租金，最终通过销售农产品流回农民手中一部分流向地主，一部分流向没有实际价值的阶层。但这种货币回流不能与构成经济再生产的实际物质流动中的任何循环相混淆。魁奈在《关于手工业者的工作的对话》（Dialogue on the Work of Artisans）中向他假设的对谈者解释了这一点：因此，除了先有支出后有再生产、先有再生产后有支出的循环，这里没有其他的循环可言，这个循环是通过衡量支出和再生产的货币流通来实现的。因此，你不应该再把计量和被计量的东西混为一谈，也不应该再把一个人的流通和另一个人的分配混为一谈。
斯宾塞·班扎夫（Spencer Banzhaf）敏锐地指出：“魁奈对财富循环的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根本不是循环，而是财富的单向流动，然后是消费。”《经济表》中的货币循环流动只是社会工具，物质再生产的非循环过程是通过它进行的。在将“生产和消费”描述为“生活和原材料从自然界通过经济的单向流动”时，该《经济表》明确地假定“[土地的]生命形式和动力潜能的重构和再生”。对于魁奈来说，这种重建和再生是通过农民和土地所有者明智的土地管理实践（包括对土地的投资、使用牛来肥沃土壤）实现的。如果把这个《经济表》理解为物质和货币财富的自我循环流动，这些生产阶级的功能就无法解释了。后一种解释是否更准确地适用于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
然而，在处理这个问题之前，要注意到另一个反例。如前所述，生态经济学家把马克思再生产计划所谓的环境缺陷，与他把自然财富当作“免费礼物”联系起来。然而，在生态学上更正确的重农主义者也把土地独特的剩余创造能力说成是“纯粹的礼物”和大自然的“自发礼物”。除了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解释存疑（见第六节），也许部分问题在于错误地假设了马克思混淆了两个不同的主张：（1）许多生产性使用价值是自然界的礼物（即不是由人类劳动产生的财富）；（2）自然界的礼物是无限的和/或可替代的，所以使用它们没有任何实际的经济成本。重农主义者显然没有犯后一种主张的错误，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详述的那样，马克思也没有犯这种错误。
四 马克思关于《经济表》的观点
我们不至于断言马克思向魁奈“借用”了他的再生产计划，我们可以说《经济表》深刻影响了马克思自己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分析。马克思对《经济表》的赞美，以他的标准来看，绝对是溢美之词。他说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在他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撰写的章节中，马克思把这个《经济表》描述为“对于以流通为中介的年度再生产过程所作的简单的、在当时说来是天才的说明”。
马克思谈到“通过流通媒介进行再生产”向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说明他认为这个《经济表》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把货币流通描述为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产物。正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所说：“在这个《经济表》中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货币流通表现为完全是由商品流通和商品再生产决定的，实际上是由资本的流通过程决定的。”马克思的资本流通概念将商品生产和交换作为其环节（moment）之一。而对马克思来说，商品的生产和交换都是完全受自然规律制约的物质社会过程。
因此，当马克思称赞该《经济表》将货币流通作为“商品流通和再生产”的功能来处理时，他只是认可了魁奈的唯物主义观点，根据这一观点，物质生产塑造了（商品和货币）流通的形式。这与马克思对重农主义者分析“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所给予的更普遍的赞誉不谋而合。毕竟，重农主义者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
同样重要的是，马克思对《经济表》的探讨并没有假定物质再生产是脱离其自然环境的自我再生产。相反，他十分赞同魁奈对物质生产和自然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描述。马克思在认可了《经济表》的“物质观点”，即“上一年度的收获，理所当然地构成生产期间的起点”之后，指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后者的显而易见的条件，会阐明前者的条件，并且会排除只是由流通幻影引起的思想混乱。
马克思对《经济表》的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认可已经明确，他本人的计划是否像他的批评者所说的那样，通过将物质再生产还原为自成一体的循环流动而使其成为“循环的幻觉”（the ilusions of circulation） 的牺牲品，还有待考察。
五 马克思再生产计划中的生产、自然和货币流动
下面对马克思再生产计划的分析，代表了斯拉法的实物投入—产出解释和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所持的观点之间辩证的中间立场，即这些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货币资本数量的再生产。在目前的观点中，马克思的计划旨在揭示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要的基本交换，这种交换作为生产和财富流通的阶级划分的统一体。因此，这些计划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特点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统一体即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出发，提出了再生产的问题。
马克思把社会资本总量划分为两个大的生产部门：生产资料（第I部类）和消费资料（第Ⅱ部类）。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再生产必然发生的部类内和部类间交换的考量中，货币循环流动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马克思表明，第Ⅱ部类对生产资料的购买和第I部类对消费品的购买之间的平等，对应于两个部类之间的货币循环流动。更根本的是，他强调“货币资本……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因此，他把上述部类间的循环流动解释为“资本家把原来对他构成不变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货币也投入流通”这一命题，并称这是“整个机制的必要条件”。再生产当然要求“资本的一切由商品构成的部分——劳动力、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都必须不断地用货币一再购买”。
然而，马克思立即对最后一句话进行了限定，他说：“正如第一册已经指出的，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执行职能的范围，生产的规模——即使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就其绝对的界限来说，是由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这种限定的原因是明显的：马克思的计划并不只是为了描述货币流通，而且是为了确立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要的基本交换——它作为生产和流通、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尤其是作为既是物质的又是社会的阶级过程。
因此，马克思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态的制约”。因此，“再生产过程必须从W’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观点来加以考察”。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形式上的劳动产品”是最重要的。资本主义再生产意味着雇佣劳动关系的再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特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特征”。而雇佣劳动要求“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劳动力并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的出售，包含工人阶级对商品的购买”，以及“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更不用说向资本主义阶级提供消费品了。这整个生产和消费的“运动”涉及“的仅是价值补偿，而且是物质补偿”。
与这些唯物主义主旨相一致，马克思强调“不断更新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在流通领域不断地重新经历各种转化的条件”。他谈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发生的货币的流动和回流”，再次明确指出物质生产高于其货币形式。他还坚持认为，“货币贮藏并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这种简单的货币贮藏并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以及（第三次）“虽然这个以货币形式贮藏的剩余价值不代表追加的新的社会财富，但……它还是代表着新的可能的货币资本”。
此外，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的“不断重复”并不是物质上的自我再生产，它不是简单地由独立于其自然环境的劳动所驱动。将马克思与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对再生产的分析相比较，马克思拒绝了特拉西关于“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论断（采纳了亚当·斯密）。因此，他强调，“如果劳动没有那种在它之外独立存在的生产资料，没有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它也不可能转化为产品”。他指出，“活劳动”作为“有用的具体的劳动”和“形成价值的劳动”，取决于使用价值，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具体的、自然的形式”。例如，“为了开始商品的再生产（总之，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过程成为持续的过程），在商品生产上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马克思还把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均衡交换描述为：“价值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于它们的生产者手中……要和以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的价值交换”。
马克思的再生产分析还提到了劳动的速率和形式由自然过程决定的行业。在“劳动带有季节性或在不同期间需要不同劳动量的地方，例如在农业中”，“生产资料必须经常更新”的要求显然变得更加复杂，马克思密切注意“生产资料借以更新、补偿的流通行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十三章中为这些分析奠定了基础，其中详细论述了生产时间和工作时间的差异，包括它们对资本流通的物质和价值的影响。在这些情况下，“所涉及的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过程长度的中断，是一种受产品及其生产性质制约的中断，在这期间，劳动对象受到或短或长的自然过程影响，在劳动过程完全或部分中止时，必须经历物理、化学或生理的变化”。
六 马克思再生产计划的分析背景
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概括了他之前用开放系统术语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描述，即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从自然环境中汲取资源并向自然环境排放废物的物质生产系统。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部分分析商品和货币时，马克思明确指出，价值既是一种社会关系（人—人），也是一种物质关系（人—自然）。商品是一种有用的商品或服务，被摆出来进行交换。认识到这种“使用……是由商品的物理属性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商品使用价值是资本主义下“财富的物质的内容”。众所周知，马克思坚持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劳动都有助于所有使用价值的生产。因此，在分析商品和货币时，他强调“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而且他承认能量（“自然力”）在人类劳动加工自然材料中的作用。
即使马克思把商品视为价值，他也没有把这个价值维度与具有自然基础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维度分开。因此，“对于价值[作为抽象劳动]来说，它由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来承担都是一样的，但是它必须由一种使用价值来承担”。由于自然界和劳动共同创造使用价值，价值显然包括生产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是从价值还是从使用价值的角度考虑，商品交换都是一种物质—社会动态——“社会新陈代谢的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与重农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商品交换不是一个由自然规律支配的过程，而是“人类劳动的新陈代谢过程”在其具体的资本主义形式下的产物：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关系建立在工人与必要的生产条件——首先是与土地——的社会分离之上。这种分离，以及工人相应地需要出售他们的劳动能力以获得生活资料，构成了主要靠雇佣劳动能力获取利润的竞争性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的生产组织基础，而正是这套特定的生产关系解释了为什么资本主义把价值降低为商品中客观化的（同质的、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
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不同，马克思并没有把价值还原为劳动时间建立在规范性和/或经验性的假定上，即劳动作为生产投入比自然更重要或更主要。相反，马克思认为，价值（作为抽象劳动）与自然条件明显的相互独立性反映了工人异化于这些条件，即劳动力转化为可购买的商品。马克思对价值的历史特殊性的认识并不意味着对物质生产及其自然条件缺乏关注。与重农主义者不同，他们把价值看作是物质（特别是自然）财富的直接反映，而马克思努力理解资本主义价值关系如何塑造财富的生产，反之亦然。
例如，《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章把具体劳动（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抽象劳动（价值的生产）不是作为独立的过程，而是作为单一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两个矛盾的方面。价值生产不能与“使用价值的生产”分开，也就是说，不能与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的劳动分开。因此，马克思一再强调在劳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生产资料，它们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无论社会生产的发展程度如何，马克思坚持认为，“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包括“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能源的可用性。
马克思甚至认为，“在重农学派那里，困难的性质已经不同。他们作为资本的实际上最早的系统代言人，试图分析剩余价值一般的性质。对他们来说，这个分析和地租的分析是一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地租是剩余价值借以存在的唯一形式。因此，在他们看来，提供地租的资本或农业资本，是唯一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它所推动的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所以从资本主义的观点出发，完全正确地把这种农业劳动看作唯一的生产劳动。 他们完全正确地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决定性的事情。”他确实认为，重农主义者把这种自然基础与剩余价值本身的实质混为一谈，即把价值与使用价值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但马克思坚持认为，“剩余产品无论如何不是来自人类劳动的某种天生的神秘性质”。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及其被资本剥削的概念本身是从热力学和生物物理学方面发展起来的。例如，在分析工作时间的长度和强度的限制时，马克思经常采用土壤的过度开发（导致肥力的丧失）和劳动力的过度开发（导致工人生命力的丧失）之间的类比。而他用新陈代谢的“能量收支”框架来发展这个类比。
剩余价值的创造和资本家对它的占有天然地不仅需要可剥削的劳动力，而且需要有利于劳动力的剥削和工人的劳动在可销售的使用价值中对象化的物质条件。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积累作为一个价值过程，特别依赖于对自然财富的占有。因此，就“决定积累程度的情况”而言，马克思不仅纳入了“土壤本身”，还纳入了“不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而是由自然无偿赠予的劳动对象，如金属矿石、矿物、煤炭，石头等”。毕竟，“资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不是取决于资本的价值，而是取决于构成资本的原料和辅助材料、机器和固定资本要素以及生活资料的数量，而不管这些物品的价值如何”。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形式是“庞大的商品堆积”，也就是对价值承担者即物质材料的庞大的加工过程，这种材料加工随着资本家为加快从工人身上提取利润而努力竞争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每劳动小时产生的使用价值）的提高而加速。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正是表现为这样一个关系，即吸收一定量的劳动需用更多的原料，也就是表现为，比如说，一个劳动小时内转化成产品即加工成商品的原料量增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资本为了实现一定的价值增殖而必须增加材料和生产工具占有自然力和自然物的数量。马克思明确地把能源包括在资本主义对“辅助”材料或“附属”材料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即那些虽然不构成“产品的主要物质”，却需要“作为其生产的附属品”的材料。正如马克思所观察到的，“资本家把更大量的资本投入机器以后，就不得不花费更大量的资本来购买一般原料和为开动机器所必需的原料。”这种能源消耗由于资本主义机械发展规模日益扩大而得到极大推动。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五章“机器和大工业”的分析中，把能源消耗和传输放在了中心位置（这一章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分析的核心部分，占全卷的近五分之一）。
七 再生产计划和环境危机
《资本论》第二卷第三部分的再生产分析承认资本主义对自然条件的依赖，但它没有明确处理自然资源短缺使再生产无法发生的情况。这种不涉及环境危机的情况，可以理解为马克思的计划不是为了分析再生产的中断，也不是为了解决资本积累的危机。对马克思来说，资本积累导致危机的过程涉及技术和其他参数的变化，改变了生产的物质和价值结构。这些方面在《资本论》第一卷（特别是第 4、第5和第7部分）中有所介绍，但它们被明确排除在第一卷第三部分的计划之外，这些计划——与它们对社会资本总量的循环平衡的关注相一致——“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交换，而且还要假定，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没有发生任何价值革命”。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形式上的可能性源于货币经济中商品销售和购买在时间上的分离，即源于销售所得的货币可能被储蓄起来（或用于清偿债务），而不是用于购买其他商品。然而，“简单商品流通”意味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积累和危机的变动“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来说明”。在这方面，马克思非常清楚地指出：“只要危机是由同商品的价值变动不一致的价格变动和价格革命引起的，它当然就不能在考察资本一般的时候得到说明，因为在考察资本一般时假定价格同商品的价值是一致的。”由于再生产计划排除了这种价值—价格变动，它们不能被用来分析危机。
当然，由于这些计划是对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的部门间货币交换的分析，它们确实揭示了各种危机的可能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些计划说明了“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在这些“非正常过程的条件”中，马克思列举了几个涉及生产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条件，包括“第I部类的商品资本有一部分要用不变资本的实物要素来补偿”，以及需要通过保持“原料等等的储备超过每年的直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
资本积累的环境危机的变动最初是在其他地方——分析资本对包括能源在内的原材料日益增长的需要时涉及的。在这里，马克思表明，资本主义技术产生的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导致物质吞吐量的不断提高与其单位价值的下降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由此得出结论：“这种生产方式……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
但是，对于资本积累引起的材料短缺导致利润率变化和市场价格偏离价值的分析，不得不等到《资本论》第三卷，其中首次涉及相关现象。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如何缩减或抑制整个再生产过程”的详细讨论，它导致“不能使生产过程按照同它的技术基础相适应的规模继续进行”，“因此，剧烈的价格波动，会在再生产过程中引起中断，巨大的冲突，甚至灾难”。材料短缺在物质上和价值上都会产生“再生产过程中的干扰”，因为它们不仅提高了不变资本的成本（从而降低了利润率） ，而且还在物质上破坏了生产。结果，“一部分固定资本要闲置起来，一部分工人会被抛到街头”。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强调了资本积累和影响着积累必需的材料供应的“不可控制的自然条件”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对物质供应干扰的分析表明，资本积累在物质或价值上远不是一个自动的自我再生产过程，它与自身的自然（包括能源）需求处于一种永久的紧张状态。但是，马克思也发现了资本积累与适合人与自然的社会共生的可持续生产发展之间的矛盾。毕竟，资本的基本要求（可剥削的劳动力和雇佣劳动可以在可售商品中被物化的条件），从物质上讲，在人类灭绝之前的任何自然条件退化的情况下都可以实现。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资本论》中最突出的环境危机类型不是材料供应对积累的干扰，而是资本主义工业化产生的人类发展的自然条件的危机。
马克思在结束他对机器和大工业空前的分析时指出，在生产者与土地的社会化分离之后，资本主义在农业和城市制造业之间发展了一种分工，“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这种新陈代谢的断裂使“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这反过来“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与物质供应的干扰不同，这种环境危机的趋势不需要涉及资本积累的危机。尽管如此，它表明马克思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经济看作一个自我驱动的永动机，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价值增殖是靠耗尽和掠夺自然财富（包括人类的和非人类的）来支撑的。
八 结论
生态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的再生产计划描述了自成一体的循环流动，这反映了马克思将环境视为“同时是富饶之角和无底之渊”的更普遍的倾向。目前的回应首先提出了一个悖论：鉴于马克思的计划和魁奈《经济表》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典型的批评如何与生态经济学家的通俗观点，即重农主义理论在生态学上优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相吻合？然后针对该悖论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解决方案归根到底是说，对马克思再生产计划的典型生态批判是不正确的。魁奈的《经济表》和马克思对它的评价都清楚地认识到，货币循环流动是由一个物质生产过程支撑的，这个过程的重复取决于自然条件。此外，根据对马克思计划写作背景的调查，它们概括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开的生产对环境的依赖性。同样，马克思的计划中没有写到环境危机，这并不影响马克思的一般方法足以说明生产对环境的影响。马克思对环境危机的分析是在《资本论》的其他部分阐述的，与他对资本主义的整体分析中再生产计划被严格限定的目的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