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尼斯·瓦鲁法基斯谈加密货币、左翼和技术封建主义
作者简介：扬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原希腊财政部长，希腊MeRA25党派创始人、秘书长，曾任视频游戏发行商Value常驻经济学家，著有《房间里的成年人：希腊债务危机、深层政府与真实世界的大国博弈》《技术封建主义：是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等著作；
叶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白俄罗斯自由撰稿人、网络评论家，斯坦福大学和乔治敦大学访问学者，著有《网络错觉：互联网自由的阴暗面》《为了挽救一切，点击这里：技术解决方案主义的愚蠢》，为多家出版物撰稿，包括《新左派评论》《纽约时报》等。
译者简介：蓝江，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本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8辑，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8辑
在这篇访谈中，瓦鲁法基斯和莫洛佐夫围绕着区块链、虚拟社区、技术封建主义以及当代左翼的经济策略给予了十分广泛的讨论。曾担任希腊财政部长的瓦鲁法基斯认为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货币，并不会让人们从金融资本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虚拟货币并不会像宣传的去中心化的货币那样带来金融上的解放，相反，加密货币会增加金融资本的权重，从而进一步通过数字化的货币来控制全球金融。这种控制的结果就是技术封建主义，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倒退，也让人类文明重新在经济上陷入野蛮。
“在当前寡头政治、剥削、非理性和不人道的世界体系中，加密应用的兴起只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寡头、更加剥削、更加非理性和更加不人道。”
——扬尼斯·瓦鲁法基斯
“很少有人能在一次访谈中对NFT（非同质化代币，以下简称NFT）和加密货币的崛起发表专业评论——对NFT的兴起及其在游戏虚拟世界中的起源、新兴技术封建主义制度的逻辑以及萨尔瓦多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谈判时重用比特币的愚蠢策略发表专业评论的人，实属罕见。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这个人，他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希腊前财政部长扬尼斯·瓦鲁法基斯。扬尼斯非常友好地接受了我们的深度采访，在采访中，他对货币、宏观经济和数字技术的交汇点进行了全景式（有时甚至是批判性的）解读。”
——叶甫根尼·莫洛佐夫
叶甫根尼·莫洛佐夫（下面简称莫）：2010年代初，在您任职希腊政府之前，您曾在一家著名的游戏公司Valve（维尔福公司，以下简称Valve）担任常驻经济学家。您作为游戏理论经济学专家的技能在哪些方面有助于剖析虚拟世界的经济学？反过来，您又从这段经历中获得了哪些关于实体经济内部运作的真知灼见（如果有的话）？
扬尼斯·瓦鲁法基斯（下面简称瓦）：十年前，元宇宙已经在游戏社区中兴起并运行。Valve的游戏已经催生了如此庞大的经济体，让Valve既兴奋又害怕。一些之前免费发放的数字资产（通过游戏中的空投）开始在eBay（电子湾，以下简称eBay）上以数万美元的价格交易，而当时还没有人想到NFT。如果这些自发产生的有利可图的物品和活动价格暴跌怎么办？这让Valve的人彻夜难眠。你可以从联系我的电子邮件中看到这一点：“我已经关注你的博客有一段时间了……在我的公司，我们正在讨论两个虚拟环境中的经济联系问题（创建一种共享货币），并在解决一些棘手的国际收支问题时，我突然想到‘这就是德国和希腊’，如果没有关注你的博客，我是不会想到这一点的”。
我参与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其一是作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研究者研究一个经济体的前景：因为我可以实时访问全部数据集，所以我不需要统计数据。另一个原因是扮演“上帝”的诱惑，也就是说，我可以在这些数字经济中做一些经济学家在“真实”世界中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通过改变规则、价格和数量，看看会发生什么。另一个目标是建立有经验支持的叙事，超越“真实”与数字经济之间的边界。
当时我学到了什么？最重要的一点是，观察到的行为彻底粉碎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重要幻想：以物易物并不会让位于某种数字黄金模拟形式的健全货币。（我们发现，各种商品/物品都在争夺数字货币的主导地位，但却从未占据主导地位）。无私始终存在（大量的双重匿名赠予就是证明）。社会关系的出现（即使是在这些不露面的数字世界中）“影响”了价格和数量，而这种方式与新自由主义关于在政治和道德真空中形成的交换价值的观点几乎没有联系。
十年后的今天，很明显，像我在Valve所研究的游戏社区已经作为成熟的元宇宙（metaverses）（用扎克伯格的话说）在运作。游戏玩家是被游戏吸引来的，但一旦“进入”，他们就会留下来度过大部分生活，结交朋友、生产销售商品、消费娱乐、进行辩论，等等。扎克伯格的野心是将他的数十亿脸书（Facebook）非游戏用户纳入一个类似Steam（游戏平台，以下简称Steam）的数字社交经济中，并由他控制一种自上而下的平台货币。这与扎克伯格梦想成为技术领主的数字领地何其相似？
莫：最近，NFT风靡一时。它们的迅速崛起可以追溯到2017年风靡一时的基于区块链的电脑游戏谜恋猫（Crypto Kitties）。现在也有很多游戏玩家反对NFTs及其所蕴含的颇有问题的所有权理念。您在Valve工作期间，类似NFTs的东西是否已经出现？你认为NFTs是否会改变我们对所有权、稀缺性和报酬的看法，从而对更广泛的进步计划有所帮助吗？无论如何，这是一些倡导Web3（第三代互联网技术，以下简称Web3）的人的信念。
瓦：《军团要塞2》（Team Fortress2或TF2）的玩家对数字帽子非常着迷。起初，这些帽子是免费掉落的一部分，后来一些停产的帽子成了收藏品。玩家们开始在游戏中以物易物（例如，我用两把激光枪换你的这顶帽子）。然后，当对某些帽子的需求量足够大时，玩家们就会离开游戏，在eBay上见面，用帽子换取（有时）数千美元，最后再回到游戏中，由卖家把帽子交给买家。请注意，这笔交易涉及的陌生人之间的信任程度之高令人难以置信：卖主本可以带着钱和帽子一走了之。Valve决定通过在游戏中创建交易室（即创建一个由Valve拥有和监管的游戏内数字物品市场）来减少对信任的需求，将eBay排除在外，并从中获利。
NFT与数字资产（如《军团要塞2》中的帽子）有两点不同：区块链剔除了公司（如Valve）。区块链允许数字资产从产生它的游戏/领域迁移到任何其他数字领域。
NFT具有颠覆性潜力吗？在数字环境中，NFT就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它们反映了交换价值（资本主义凭借交换价值击败了体验价值或使用价值）在元宇宙（类似于Valve或扎克伯格风格）中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NFT在数字世界中并无新意，或许只是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交换价值至高无上）提供了动力。在模拟世界中，NFT的价值仅在于它能为那些关心它的人提供炫耀的权利。尽管这样做会迫使苏富比和佳士得（它们曾经垄断了炫耀式交易）等拍卖行改变方式，但NFT丝毫不会颠覆创造和支撑寡头政治高高在上的权力的产权结构。
因此，我不认为NFT有什么激进的潜力。尽管如此，一个良好的、未来的、自由的技术共产主义社会仍有可能会找到使用它们的方法，并将其作为广泛的技术网络的一部分，帮助我们记录我们的身份、财产等。
莫：在全球南方的一些国家（如菲律宾），像阿蟹（Axie Infinity）这样基于区块链的游戏正在创造一种平行经济，允许玩家用法币兑换虚拟代币——最近虚拟代币的价值暴涨。红迪网（Reddit）的创始人最近就认为，未来所有的游戏都将遵循这种“从玩到赚”的模式，并补充说“90%的人都不会玩游戏，除非他们的游戏时间能得到适当的价值”。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又一个乌托邦吗？还是血汗工厂劳动的微小进步？又或许是全球新冠疫情让许多人只能待在家里玩游戏的后果？
瓦：十年前，当我在Valve工作时，在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其他地方，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通过为Valve的游戏社区成员提供服务而赚得盆满钵满。有天赋的玩家可以从热衷于观看他们游戏的其他玩家那里赚取丰厚的报酬。因此，让贫困国家或地区的人们边玩边赚，或通过提供游戏内服务赚取收入的平行经济理念并不新鲜。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这对深圳的一个年轻人来说是好事，他可以通过在电脑上设计数字帽子赚取每年六万美元的收入，而不是在血汗工厂里摧残自己的身体。但问题是，深圳（以及其他地方）的所有工人是否都能通过迁移到元宇宙从血汗工厂中解救出来？答案是：不可能。在我们拥有为我们所有人工作的机器人，并使我们能够再现我们生活的物质条件之前，这种景象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还没有让这些机械奴隶为全人类服务（而不仅是给那些少数人中的少数生产商品），人们现在就必须像机器人一样玩耍谋生以便在业余时间做人，确实是厌世主义的登峰造极。
莫：你对比特币作为一种货币（你明确指出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的批评之一是，它限制了可用的政策空间，因此，当发生新冠疫情时，不可能增加货币供应量。我想这也包括“印钞”，以及你自己在其他地方记录的量化宽松的所有不良后果。比特币最大化论者认为，无法印钞是这个系统的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错误，这难道不是一致的吗？
瓦：当你所说的“比特币极致主义者”抒发对无法印钞的感慨时（并把这种无法印钞的现象当作比特币的特点而不是缺陷来赞美），他们是非常没有创意的，我敢说是平庸的。资本主义在1929年差点灭亡，数千万人在随后的战争中丧生，就是因为这个有毒的谬论，它支撑着当时的黄金标准和现在的比特币。哪个谬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称之为“基本谬误”。
其本质是一种从个人领域推断到宏观经济领域的倾向。有人说，如果某件事对我有好处——如果某种做法在我的家庭、企业等层面是合理的，那么它也一定对国家有好处。——对国家、政府和整个人类也一定是好的。例如，对我个人来说，吝啬是件好事。如果我入不敷出，我就需要勒紧裤腰带；否则，我就会越陷越深，债台高筑。然而，宏观经济却恰恰相反：如果在经济衰退时，政府试图通过勒紧裤腰带来消除预算赤字，那么在私人支出下降的同时，公共支出也会下降。由于私人支出和公共支出的总和等于总收入，政府将在不经意间扩大经济衰退，并扩大其自身的赤字（因为政府收入减少）。这（勒紧裤腰带）就是一个在微观层面是好事而在宏观层面则是灾难的例子。
同样，黄金、比特币和其他所有具有交换价值的“东西”也是如此：如果你有黄金，如果黄金的供应是有限的，或者是固定的，那对你来说就是好事。比特币、白银、美元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有钱有势的人历来反对扩张性货币政策，一听到“恶性通货膨胀”就大喊大叫的原因）。所以，是的，如果你投资了比特币，或者出于某种原因，每次比特币的美元汇率上升，你都会兴高采烈，你完全有理由认为，比特币的算法固定供应是一件好事，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这是有代价的：固定的货币供应量会导致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在一个容易造成人民就业不足和对社会所需的事物投资不足的体系中（即资本主义），则是一场正在酝酿中的灾难。
事实上，黄金标准是一个很好的来源，可以让我们了解比特币的最大化思维是多么危险和原始。假设比特币取代了法定货币。银行会怎么做？当然是用比特币放贷。这意味着将出现透支机制，允许贷款人用比特币购买还不存在的商品和服务。政府会怎么做？在紧张时刻，他们将不得不发行与比特币挂钩的账户单位（就像他们在战时黄金兑换标准下所做的那样）。所有这些私人和公共的流动性都会在不可避免的崩溃到来之前造成一个繁荣期。然后，随着数百万人的破产，政府和银行将不得不放弃比特币。简而言之，就像黄金一样，（一旦它造成了巨大损失）比特币是非常容易……被抛弃的。换句话说，要么比特币永远不会取代法定货币，要么，如果比特币取代了法定货币，它将（在被抛弃之前）造成巨大的不必要的痛苦。
莫：其他加密货币允许非常复杂的操作和激励结构，包括通过算法编程的滞期费，那么这些加密货币呢？它们更接近于被定义的货币吗？
瓦：不，这也不行。比特币的问题不仅在于它的固定供应量，还在于它假定货币供应量的变化率可以通过任何算法来预测和预示。货币供应可以去政治化。因此，这并不是算法有多复杂的问题。相反，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不可知的过程永远不可能被算法所捕捉。它不能，因此也不应该被定义为货币。
莫：由于人们对以太坊的兴趣与日俱增，加密货币社区对机制设计和博弈论的兴趣也在奇怪地复苏；一些关于加密货币经济学的论文自豪地引用了列昂尼德·胡尔维茨（Leonid Hurwicz）和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的观点。然而，如果我们对这门新兴学科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就会对它所选择的研究重点感到震惊：微观经济学无处不在，但宏观经济学——除了一些奥地利对法定货币的批判之外——却无处存在，甚至连正统的萨缪尔森版本也没有。
瓦：你把这件事情搞错了，这又是构成谬误：幻想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一定对整个社会有用；在微观世界有意义的东西在宏观世界也有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货币持有强烈观点的货币狂热者属于凯恩斯所说的“非欧几何的世界中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家”。凯恩斯指的是那些将货币视为商品或事物的古典经济学家。加密货币的倡导者正在重复同样的概念错误。
莫：从很早的时候——即20世纪初——你们就一直在争论，“区块链是解决我们尚未发现的问题的绝佳方案。但它并不能解决货币问题”。但我们就那么无知吗？可以说，区块链作为一个受赛博朋克意识形态启发的项目，一直以来都是解决国家问题的方案：它承诺将国家从法律（随着智能合约的兴起）或艺术资助（通过NFT实现所有权的分割）等不同领域中剥离出来，最明显的就是中央银行（对法币的批判）。
瓦：认为比特币可以解决货币问题或国家问题，是对货币或国家的误解。每一个剥削性的社会经济体系都是建立在少数人能够让其他人为他们做什么的基础之上的（列宁有句名言：谁对谁做什么）。金钱和国家都是这一体系的表象。如果你相信你可以解决金钱问题，或者你可以解决国家问题，那么你就会对与之融为一体的更大的剥削体系表现出毁灭性的无辜。例如，任何智能合约都无法颠覆支撑社会层层剥削模式的劳动合同。没有任何一种NFT可以改变一个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艺术是商品化的人和物中的一种商品。只要中央银行独立于民众之外，它就无法为民众的利益服务。是的，区块链将在从少数人的模式化榨取权力中解放出来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然而，区块链不会解放我们。事实上，在现有体系中建立在区块链上的任何数字服务、货币或商品，都只会复制现有体系的合法性。
莫：假设您对区块链仍然持乐观态度，那么您如何将这种反国家主义的偏见与您认为区块链在解放社会中的潜力相协调？这种潜力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即使我们假定博弈论和机制设计都有一定的价值，但在缺乏宏观视角的情况下，它们对进步项目又有什么用呢？
瓦：我的答案就在我的科幻小说《另一个现在》（Another Now）中（尤其是第六章）。在这本书中，我描绘了一幅后资本主义、非剥削性社会经济的蓝图。区块链作为中央银行和地方社区使用的一种技术，为两件事创建了一个公共的分布式分类账：首先当然是货币，其次是一个郡商业区的产权租赁（永久拍卖，拍卖所得用于维护和扩大该郡的社会区域）。由此可见，我认为区块链和以太坊式的机制是一种技术，一旦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被终结，它们将被证明是非常有用的。但是，这些技术本身并不能将我们从少数人的攫取权力中解放出来。
莫：您将自己描述为“不稳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指出您确实有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在意大利，我已经在那里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那里也有悠久的自治马克思主义传统，其中有许多信念是相同的。它一直批判国家和国家官僚机构，批判其僵化、集中的社会组织方式。现在，这个老问题似乎有了新的解决方案：DAOs，即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简称，它承诺用透明的算法规则取代韦伯式的魅力领袖。你觉得这种新的机构形式有什么价值吗？或者说，它们是否也带有技术官僚信条的味道——他们相信政治问题可以通过设计巧妙的机制和激励机制来解决，而这正是他们声称要抨击的？
瓦：卡尔·马克思也不那么稳定。他总是改变主意，令他的朋友和同志们感到愤怒。他写下了对其早期思想的愤怒否定。他无法忍受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例如，他有一句名言：“如果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我把自己描述为“不稳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表明两点：我不是教条主义者。而且，我与那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格格不入，他们从对马克思思想的教条式辩护中寻求个人权力。事实上，我更进一步，把自己称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自我描述立即遭到了一些自由主义者和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嘲笑。我的理由是什么？就像你提到的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意大利的自治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我不明白一个人如何能够真正珍惜自由并容忍资本主义。还有，一个人怎么可能既不自由又是左翼呢？
关于DAOs的问题，我必须说，我对他们表示同情。但是，正如我对区块链的态度一样，我坚信，一旦一场广泛的国际主义运动推翻了寡头政治对生产资料（包括云服务器）的产权，这些工具就会派上用场。正如我在《另一个现在》一书中试图概述的那样，一个数字化的无政府——自由主义未来社会将使用许多类似于DAOs的工具。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但是”——类似DAOs的工具并不会带来这个类似DAOs的工具有用的新社会。在美国，我们已经可以看到DAOs是如何被倒退者和房地产大亨所篡夺的
莫：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加密货币领域，我的印象是，它让许多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卷土重来。我尤其想到了利用市场手段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突然之间，区块链有望重振许多与自然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的理念，而像KlimaDAO这样经常匿名的激进组织的崛起，也帮助推动了曾经萎靡不振的碳排放市场。因此，市场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的声誉得到了恢复，即使是暂时的。进步人士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发展？这些承诺通过金融手段扭转气候变化的加密项目，是否占据了本应由各国央行填补的活动空间？中央银行应该如何应对绿色科技——金融轴心？
瓦：这正是我的观点。以把我们从大亨、国家甚至气候变化中解放出来为名，加密货币狂热分子正在为商品化（即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供动力。我们该怎么办？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接管议会，制定公司法，终止可交易股份，并引入一股一雇员原则。接管中央银行，使其在分布式分类账上发行数字货币，从而使基本收入成为可能。接管政府，实现个人对数据的所有权。总之，任何算法都无法消除对真正革命的需求。
莫：土耳其持续的货币危机带来的一个有趣后果是，泰达币（Tether）等稳定币（stablecoins）在土耳其民众中越来越受欢迎。考虑到泰达币一直被传言自身存在问题，加密货币社区的许多人预计这些问题迟早会爆发，这一点就更加引人注目了。埃尔多安似乎束手无策，因为土耳其城市到处都是加密货币服务的广告，而这些服务确实很受当地民众欢迎。你在过去曾对稳定币不屑一顾，但在你看来，稳定币将如何改变土耳其货币危机的态势？政府应该如何应对它们？
瓦：正如我之前所说，比特币是黄金标准的数字算法转世——同样的空洞论点和同样的寡头动机支撑着它。稳定币是另一种原始、失败理念的翻版：所谓的货币发行局。
黄金标准背后的理念是，国家货币之所以能够获得信誉，是因为其国家/中央银行放弃了随意印钞的权利。通过将国家货币的汇率固定在黄金价格上（如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并自由允许双向兑换，众所周知，如果当局印制的货币总值超过中央银行金库中的黄金价值，那么持有纸币的人就会在某一时刻要求获得中央银行没有的黄金。
货币发行局（例如今天支撑保加利亚国家货币的系统，以下简称“货币局”）与此类似，中央银行确定国家货币的汇率，使其等于一篮子硬通货的平均价格。同样，只要不实行资本管制，而且本国货币与货币局中的硬通货完全可兑换，那么如果中央银行印制的货币超过（固定汇率下的）其外汇储备的等值，就会面临储备挤兑的风险。与黄金标准一样，货币局也被证明是脆弱的——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战争或其他类型的压力，货币局就会被抛弃。
稳定币是一种货币局，不同之处在于它适用于无国籍的数字货币（如泰达币），而非国家货币。这就意味着，没有国家可以立法要求系统管理员遵守固定汇率，要求他们不能创造出超过其储备价值的稳定币，将其兑现，然后跑路。换句话说，除了货币局固有的不稳定性，稳定币也是欺诈的温床。
总之，稳定币或比特币本身在土耳其等遭受通胀打击的国家获得了救世主的光环，这只不过是人民绝望的一种表现：他们会抓住救命稻草。稳定币并没有给土耳其人带来购买欧元或美元所不能带来的通胀喘息机会。那么，为什么要购买泰达币而不是美元或欧元呢？为什么要依赖那些经营私人货币局的阴暗人物？只因为后者利用良好的营销手段剥削绝望的人们。
莫：您如何看待中国最近为控制金融科技市场和加密货币行业，以及加快发展电子人民币所做的努力？它们是欧洲和美国效仿的榜样吗？如果是，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因素？
瓦：这些举措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中国政府正在（1）通过逐步击破恒大集团来化解房地产泡沫；（2）将总投资占GDP的比例从50%降至30%，以此作为提高工资占GDP比例的先决条件；（3）结束压抑青少年灵魂却无助于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学生辅导制度；（4）赞助科幻写作和游戏设计；（5）限制大科技公司的权力；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6）将数字人民币上网。最后一项举措——数字人民币——是一场革命：当它完全成熟时，它将为每一位中国居民，以及世界上任何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人提供一个数字钱包——一个基本的数字银行账户。因此，商业银行将一举“去中介化”；或者，通俗地说，商业银行将失去对支付系统的垄断。这确实是对我们所熟知的金融业的彻底颠覆。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华尔街和其他西方金融家会竭力阻止的原因，他们宁愿炸毁整个世界，也不允许自己被“去中介化”。
莫：罗伯特·霍克特（Robert Hockett）和绍尔·奥马罗娃（Saule Omarova）等人提出的“数字美元”计划，本质上坚持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民主问责的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ies，中央银行数字货币，以下简称CBDC），你对此熟悉吗？你认为美联储实施类似计划的可能性有多大，尤其是考虑到绍尔·奥马罗娃在拜登政府中的提名遭到了包括加密货币行业在内的众多反对？我们最近还听到了国会议员汤姆·埃默（Tom Emmer）的声音，他在宣称华盛顿应该建设具有“美国特色”的加密货币的同时，希望禁止美联储进行任何CBDC实验。埃默声明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之一是“维持美元的霸权地位”。你认为这种声明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有可能看到脸书早先推出自己的稳定币——现在被称为（具有讽刺意味的）“珍惜时间币”（Diem）——的努力得到官方的批准？
瓦：情况听起来很复杂，但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大多数美元、英镑、欧元和日元都已经数字化了。货币数字化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支付系统的垄断。今天，你可以使用数字货币（手机应用程序或塑料卡）在当地的星巴克买一杯咖啡。但要做到这一点，你首先需要在一家商业银行开设账户。换句话说，为了让你使用数字法币，国家迫使你投入商业银行的怀抱。
于是，如今国家保证了对商业银行支付的垄断。这只是给寡头的礼物之一。另一份礼物，甚至是更大的礼物，是只允许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开设账户。因此，当经济衰退来临时，中央银行决定刺激经济，中央银行就会降低商业银行的透支利率，然后商业银行就会利用这一点套利（以更高的利率把钱借给客户）。当经济衰退更加严重时（2008年以来的情况以及现在的大流行病），中央银行会印制数字美元或欧元，直接存入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开设的账户。这就是特权的定义！
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华尔街宁愿看到世界爆炸、时间终结或世界末日的到来，也不愿意让美联储继续推行数字美元：因为数字美元意味着每个美国居民，以及任何与美国人进行交易的境外人士，都将获得一个数字钱包。这将损害商业银行的权力。首先，因为人们将不再有义务在银行开户（想想那些损失的费用吧！）。其次，美联储或欧洲央行等机构在认为必须刺激经济时，就不能向所有人投放直升机货币。为什么只把美元存入商业银行在美联储的账户，而不直接存入人们的数字钱包？事实上，为什么要把钱给商业银行呢？
莫：比特币和以太坊等加密货币一直受到的批评之一是其巨大的能源消耗，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不信任国家作为真理仲裁者/信任提供者的代价。以太坊基金会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目前高能耗的“工作量证明”（Proof of Work）机制转变为对环境破坏较小的“权益证明”（Proof of Stake）机制。然而，一旦仔细研究细节，就会发现后者解决能源问题的方式是让整个系统变得更加财阀化，因为从本质上讲，它是按照“一美元（或以太币）等于一票”的原则运行的。这种加密财阀制度之所以能被许多拥护者所接受，是因为他们对当今的金融体系有一种厌倦的看法，他们认为当今的金融体系更加财阀化，而且一心想侵占更多的救助资金。如何回答这些批评呢？
瓦：毫无疑问，加密货币的环境成本非常高。但是，即使存在一根魔法棒，挥动它就能让区块链以零瓦特运行，加密货币仍然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解决方案——我在上面已经解释过了。简而言之，在我们当前寡头政治、剥削、非理性和不人道的世界体系中，加密货币应用的兴起只会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寡头、更加剥削、更加非理性和更加不人道。这就是为什么在反对加密货币爱好者时，我甚至从不提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莫：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些有影响力的加密货币项目，就会发现它们奇异地混合了各种意识形态。例如，有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叫宇宙（Cosmos），它标榜自己是“区块链互联网”。然而，它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却是“自由银行”的忠实信徒，而“自由银行”正是美国许多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一种意识形态。你是否认为左派对加密货币/数字货币领域的理解过于迟缓？即使是在加密货币之前的一系列问题上——例如互补货币和替代货币——似乎也没有连贯的左派立场，因此今天它们很容易就被推动一切代币化的加密货币初创公司所利用……
瓦：左派、激进分子、进步人士等要么拒绝承认区块链的真正独创性，要么已经上当受骗。我们似乎忘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具有智慧和能力，一方面欣赏和赞美他们时代的技术和科学奇迹，另一方面把握住这些潜在的解放技术如果被极少数人利用，势必会奴役大多数人。这两个德国人相信蒸汽机和电磁学的解放潜力。但是，他们从不相信蒸汽机和/或电磁学会解放社会。解放需要一场政治运动，首先要推翻资产阶级，然后才能将这些伟大的技术用于为大众服务。在我看来，这似乎是处理包括区块链在内的当今潜在解放技术的绝佳方式。
莫：您认识比利时激进哲学家米歇尔·费赫尔（Michel Feher）。我不知道你是否读过他的《额定机构》（Rated Agency），但这本书确实捕捉到了一些人提出的许多论点，这些人认为全球金融的结构性转型不仅与加密货币的崛起有关，而且与罗宾汉（Robinhood）等日间交易应用程序的流行有关，其中蕴含着一些具有政治意义的东西——一些可供进步力量利用的东西。至少从表面上看，后者确实能让散户投资者集思广益，参与以前只有对冲基金才能参与的金融行动主义[费赫尔本人对游戏驿站（Game Stop）的传奇故事进行了有趣的解读]。我认为这种逻辑适用于协调撤资运动。然而，除了为微型市政债券等进行众筹外，我还看不到对这种力量进行更积极主动的部署——也许，除非是为了“打击”对冲基金行业，破坏他们精心策划的对游戏驿站等股票的做空。您如何看待这种格局？让左翼积极主动地发展一些能力，使其能够“推动”市场，这样做有什么价值吗？
瓦：在《另一个现在》一书的第六章中，我设想了资本主义是如何落入各种技术反叛者之手的，他们综合运用了金融工程、全球消费者抵制以及传统的工业罢工/行动主义。一年后，我记得接到美国记者的电话，问我：“你们这些乌合之众在行动吗？”听到他们把Crowdshorters说成一个真正的技术反叛团体，我感到非常好笑。当然，引起记者们提问的是游戏驿站的小型叛乱，数百万小股民利用罗宾汉平台对抗几家卑鄙的对冲基金。因此，很显然，我对技术叛乱的想法感到非常兴奋。如果你想知道在希望战胜悲观的日子里我是如何想象的，这一章就是我的长篇回答。
欧洲的银行家们憎恨数字欧元，就像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憎恨数字美元一样。这将终结他们对支付的垄断，并使他们与各国央行印钞机之间的独家脐带联系变得难以自圆其说（见上文）。欧元区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没有欧元区财政部，没有共同债务，也没有联邦决策机构。请不要忘记，这是欧元区的设计特点，也是欧洲寡头政治所推崇的特点。想想看，没有任何政府有能力将大量财富从金融家和企业手中转移到大众手中（甚至德国也做不到这一点），这是任何寡头的梦想。他们为什么要通过建立民选联邦政府或数字欧元来破坏这一胜利呢？
但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想法：欧洲人民未能推动在欧洲建立联邦民主制。然而，中国央行的数字货币可能更难被忽视：如果一家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荷兰或德国公司能够从中国央行获得数字钱包，他们肯定会使用它。这意味着，即使在欧洲内部，欧元的主导地位也将受到挑战。因此，欧洲央行面临着创建数字欧元的巨大压力。但寡头政治的反压力也同样巨大，他们要确保，即使创建了数字欧元，欧洲人民也不能使用欧洲央行的数字欧元钱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预计一场为争夺欧洲央行数字钱包的权利而进行的巨大斗争，将勾起人们对全民选举权斗争的回忆。
莫：您如何看待萨尔瓦多发生的事情？萨尔瓦多不仅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在宣布山羊钱包（Chivo）后不久，为了鼓励人们使用比特币，在钱包里放了一些钱]，而且还将发行所谓的火山债券（Volcano Bonds），这也引起了争议。是否可以将这些债券视为一种策略，扩大萨尔瓦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的选择范围？根据你自己与该机构谈判的经验，你认为这些债券有成功的机会吗？
瓦：这是一个荒谬的噱头。我甚至无法回答那些对我说：“如果你，扬尼斯，早在2015年就采用比特币，希腊人民的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无论如何，希腊或萨尔瓦多的穷人都不可能接触到比特币。那么，唯一的受益者就是比特币囤积者（其中很少有人生活在萨尔瓦多或希腊），他们会突然从比特币需求的激增中获益，因为他们可以在萨尔瓦多花掉他们藏匿的比特币，而不需要把它们兑换成美元。唯一可能从中获益的萨尔瓦多穷人是那些以汇款形式寄钱回家的外国人——他们现在被西联汇款公司（Western Union）等诈骗了。
就火山债券而言，这是一个危险的发展。政府正在邀请投机者购买由贫困国家支持的加密货币。早期的比特币爱好者部分是出于对政府的厌恶，因为政府在国内沉溺于金融压制和紧缩政策之前，就已经背负了不可持续的债务，目的是能够扩大和伪装其债务。人们担心的是，华尔街和其他肮脏的传统金融家会开始在……比特币上建造类似的金字塔。人们最终担心的是，国家也会加入进来。现在，火山债券让这一噩梦变成了现实，投机者可以用一个贫穷的主权国家作为后盾来投机加密货币。
更广义地说，别忘了，萨尔瓦多的公共债务是以美元计算的，因此不受比特币是否成为法定货币的影响。使比特币成为法定货币只会增加小企业的巨大成本，并确保那些接受比特币的企业有效地退出国内财政体系——导致政府财政空间的大量丧失，这种发展会增加其长期的美元债务负担。
至于有人认为，采用比特币后，比特币将涌入该国，从而促进投资，并使政府相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更大的自由度，我同样看不出其中的逻辑。比特币业务进入波罗的海、波多黎各和其他地方，是因为这些地方成本低、税收低，对其活动的监管可以忽略不计。他们不在乎当地的街角小店是否被法律强制接受比特币。（无论如何，这些企业中的大多数最终都在利用比特币赚取大量的……美元。）。
综上所述，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认为，萨尔瓦多政府将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是在改善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地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完全反对比特币在萨尔瓦多获得法定货币地位，也反对萨尔瓦多总统的火山债券，这并不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心其与萨尔瓦多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被削弱。恰恰相反：他们预测，比特币实验将耗尽萨尔瓦多政府的财政空间，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萨尔瓦多的影响力，但同时也会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来更大的压力，迫使其向失败的萨尔瓦多投入更多的救助资金。在最近IMF对阿根廷激进右翼的马克里政府进行巨额救助的惨败之后，这并不是IMF所珍视的。
莫：你在一次采访中声称，比特币存在封建主义因素，因为没有民主机制来决定谁能获得多少比特币，从而有利于早期采用者。有趣的是，你在这里将封建主义与民主相提并论，而不是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因为如果你考虑一下资本主义的竞争——同时也考虑一下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归结为“原始积累”的所有不光彩的东西——你可以很容易地认为，你所描述的并没有什么非资本主义的东西：那些早期进入的人分得了最大的一杯羹，而加密货币的开采，就像今天存在的那样，偏向于那些资本支出较大的人。为什么要用“封建主义”来形容这个系统，用“资本主义”来形容也同样合适呢？
瓦：资产本身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无论我们谈论的是黄金、黄瓜还是比特币，资产就是资产——故事结束。资产之所以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在于它与社会生产关系的互动方式，以及它所支撑的产权模式等。我在提到比特币的早期采用者是加密贵族、加密领主时，我的观点是，当像比特币这样的资产（其交换价值建立在设计的稀缺性之上）嵌入任何寡头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盗窃主义、技术封建主义等）时，它就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它获得了（前资本主义）封建秩序的基本特征：少数人有权按照他们最初拥有的资产份额收取租金。简而言之，比特币本身既不是封建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它只是寡头政治。
莫：最近，你提出了“技术封建主义”的问题，指出资本主义已今非昔比。如果我对你的论点理解正确的话，当前体系之所以是“封建主义”，是因为：（1）市场不再是创造利润的关键（例如，量化宽松的经验就表明了这一点），而（2）科技平台积累了巨大的政治力量，这在资本主义中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对您论点的正确概括吗？“技术封建主义”是否还有其他重要方面没有被概括？
瓦：问题是这样的：资本主义是否正在经历众多蜕变中的又一次蜕变，从而只需要一个新的外号，如“租赁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超级资本主义”或“某某某资本主义”？还是我们正在见证资本主义向一种全新的剥削性生产方式的质变？我认为是后者。此外，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如果我是对的，那么把握这种转变的激进性对于反对这种新的系统性剥削至关重要。
当然，不解是对我的主张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这需要大量的解释和论证。我无法在此提供完整的解释。我将在下一本书中专门讨论这一问题，但我可以在此略作介绍：资本主义无处不在。资本在迅速积累，到处都在以残酷的新方式敲打着劳动力的脑袋。那么，我为什么认为这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种更糟糕、更独特的东西呢？首先，请允许我提醒读者，在17世纪80年代，封建主义无处不在，封建领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然而，资本主义已经悄悄地侵蚀了封建主义的根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正在取而代之。
我的主张是，同样在今天，资本主义——就像在17世纪80年代的封建主义——正在被一个剥削性更强且非常独特的新的榨取/剥削制度（我称之为技术封建主义）所褫夺，而这个制度正伴随着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到来。
对我的论文提出批评的人会正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经历了许多转变——从早期的竞争阶段到垄断—寡头资本主义（1910年以后）、布雷顿森林时期（在此期间，金融受到资本管制等措施的约束）、金融化资本主义（1980年以后）以及最近的租赁资本主义。所有这些资本主义都各具特色，相互之间存在着有趣的差异。但是，它们都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版本。
是什么造就了资本主义制度？答案是：它是一种由在市场中攫取的私人利润（注：不是租金）驱动的制度。（作为对比，封建主义是由市场之外的租金驱动的）。这种情况改变了吗？我认为是的。是什么取代了利润和市场？我的答案是中央银行的货币取代了私人利润（作为系统的主要燃料和润滑剂），数字领地/平台成了极少数寡头从大多数人手中榨取价值和资本的领域。
让我来详细解释一下：
假设1：中央银行的货币取代私人利润成为系统的驱动力
盈利能力不再是整个系统的驱动力，尽管它仍然是个体企业家的全部和终极目标。请看2020年8月12日在伦敦发生的事情。这一天，市场得知英国经济出现了灾难性的萎缩，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2020年前七个月的国民收入损失超过20%）。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金融家们心想：“太好了！英格兰银行惊慌失措，将印制更多的英镑，并把它们输送给我们购买股票。是时候买股票了！”
这只是全球新现实的无数表现之一：在美国和所有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印制钞票，金融家将钞票借给企业，然后企业用钞票回购股票——股票价格因此与利润脱钩。结果，新的大亨们利用国家的资金扩大了他们的领地，即使他们从未赚取过一分钱的利润！此外，他们还对所谓的“主权者”——维持其“流动性”的中央银行——发号施令。以美联储为例，虽然美联储为自己的权力和独立性感到自豪，但如今它却完全无力阻止自己在2008年开始的行为：代表银行家和企业印制钞票。即使美联储怀疑，在维持企业大亨们的流动性时，它正在催生通货膨胀，但它知道，停止印钞会让房子倒塌。造成坏账和破产雪崩的恐惧使美联储成为自己决定印钞的人质，并确保美联储将继续印钞以保持大亨们的流动性。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今天，强大的中央银行单枪匹马地维持着整个体系的运转，但它们的权力却从未如此之小。只有在封建主义时期，君主才会觉得自己同样屈从于男爵，但同时仍负责维持整个大厦的运转
假设2：数字平台正在取代市场
亚马逊网站、脸书等都不是市场。当你进入它们的时候，你就把资本主义抛在了脑后。在这些平台上，由一种算法（属于一个人或极少数人）决定什么在出售，谁能看到哪些商品，平台所有者将从允许在平台上交易的附庸资本家的利润中获得多少租金。简而言之，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正从市场转向数字领地。这还不是全部。
20世纪至今，大型资本主义寡头企业（如通用电气、埃克森美孚或通用汽车）的工人获得了公司收入的约80%。大科技公司的工人甚至连雇主收入的1%都拿不到。这是因为有偿劳动只完成了大科技公司从中获益的一小部分工作。谁承担了大部分工作？我们大多数人！历史上第一次，几乎每个人都在免费（通常是热情地）生产，这增加了大科技公司的资本存量（这就是在脸书上上传东西或在谷歌地图上移动的意义）。此外，这种资本采用了一种新的、更为强大的形式（见下文，我将在这里谈到指令资本）。
与此同时，在正常资本主义市场上运营的公司——大科技公司和大金融公司之外的公司——无论如何都会看到自己的盈利能力崩溃，对中央银行货币的依赖呈指数增长，其所有权被私募股权和特殊目的并购公司（SPAC）吞并。因此，正如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在17世纪80年代日渐式微（并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取代）一样，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正在被我所说的技术封建社会关系所取代。
总而言之：
资本日益强大，但资本主义正在消亡。一个新的体系正在取代资本主义，在这个体系中，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拥有并掌管着作为资本主义润滑剂的国家货币（而不是利润），以及极少数人让多数人为其工作的新的非市场领域。资本主义利润（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理解的企业利润）正在消失，而新形式的租金正在控制国家和数字领地的新技术领主的账户中积累，在这些领地中，无偿或不稳定的工作由大众完成——他们开始类似于技术农民。
莫：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兴起，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技术平台只是被动的租赁者，他们从用户数据中获取巨额利润，却只付出很少的代价。说得极端一点，这些人都是懒惰的，大多是非物质的食利者，他们积累了大量知识产权，现在正安于现状。许多人对Web3充满热情，承诺与创造数据的用户分享数据财富，也是基于这种解读。然而，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就会发现另一番景象：它们在物质和有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实际上比非科技公司更多，而不是更少（比它们自己十年前的投资还多），同时还产生了巨大的研发和资本支出[例如，亚马逊2020年的研发和资本支出超过400亿美元；字母表公司（Alphabet）的研发和资本支出接近300亿美元]。这似乎非常符合将这些公司视为资本主义企业的观点，它们在控制某些市场的同时，仍在其他市场上展开竞争（谷歌、脸书和亚马逊在广告领域；谷歌、微软、亚马逊和阿里巴巴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服务领域）。当我们强调与封建主义相关的动力时，我们不是有可能将这种科技经济中真正存在的资本主义动力最小化吗？
瓦：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你的观点：贝佐斯、马斯克等人投资巨大，与原始封建时代的懒惰贵族完全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投资是标准资本主义动态的一部分。技术封建主义不仅仅是带有小玩意儿的封建主义。它既比资本主义先进得多，又让人联想到封建主义。
让我说得更准确一些。您提到的大科技的大规模投资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规模，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所生产的东西：一种新形式的资本，我称之为指令资本。什么是指令性资本？
标准资本包括生产资料。与此相反，指令资本由生产出来的组织工业生产资料的手段组成。它的所有者无需拥有工业生产资料，只需拥有体现指令资本的私有化信息网络，就能攫取巨大的新价值。
更准确地说，指令资本存在于私人拥有的网络/平台上，并有可能指挥那些不拥有它的人做两件事：训练它所在的机器/算法，以便（1）引导我们的消费模式；（2）代表其所有者直接制造更多的指令资本（例如，在脸书上发布东西，这是一种劳动力去商品化的形式）。
用更抽象的话来说：标准资本允许资本家积累剩余交换价值。与此相反，指令资本允许技术领主（即杰夫·贝索斯、埃隆·马斯克等人）积累剩余指令价值。指令价值？是的：任何数字商品都具有指令价值，只要它的购买者能够利用它将人类日常的表达活动转化为训练算法的能力，从而做两件事：让我们买东西；让我们免费生产指令资本，为他们谋利。
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任何数字商品所包含的指令价值的大小由以下两项之和决定：它让我们购买的商品的剩余价值（见上文[1]项）+我们生产一个指令资本单位（见上文[2]项）所需的社会/技术劳动时间（由技术领主即时占有）。
总之，贝佐斯、马斯克等人通过巨额投资所实现的目标既不能用封建主义来理解，也不能用资本主义来理解。
1.封建主义的基础是直接从农民身上榨取经验/使用价值。
2.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从雇佣劳动中榨取剩余劳动。
3.技术封建主义是一种新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中，技术领主正在榨取一种新的权力，让我们其他人替他们做事。这种新的权力来自对一种新形式的资本（指令资本）的投资，这种资本使他们能够积累一种新的价值（指令价值），而这种价值反过来又使他们有机会从附庸资本家、无产者以及使用他们的平台代表他们生产的每个人那里榨取剩余价值，在不知不觉中榨取更多的指令资本。
如果我是对的，如果我们继续称这种新环境为……资本主义，我们就会错失良机，无法领会决定我们此时此地生活的截然不同的新进程。我认为，“技术封建主义”更接近于捕捉这个勇敢的（尽管是末世的）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