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与超商品
原文选自《拟像与拟真》
作者:[法]让·鲍德里亚
译者:王睿琦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10月
周围30公里内，各个箭头把您引向这些大型的分流中心，即超市，引向这种商品的超空间，在其中，一种全新的社会性在许多方面被制造出来。必须看到这种超空间如何对整个地区和人口进行集中和重新分配，如何对日程安排、活动轨迹和实践进行集中和合理化。这创造出一种巨大的往复运动，完全类似于郊区的通勤工作者的情况，在固定的时间被他们的工作场所吸收和抛出。
在深层次上，这里所涉及的，乃是另一种工作，即文化适应的工作、对抗的工作、检查的工作、社会符码和判决的工作：人们去那里寻找和选择一些进行回应的对象，这些对象用来回应所有那些可能向他们提出的问题；或者不如说，是他们自己来到这里，以回应这些对象所构成的功能性的和被指导的问题。这些对象不再是商品；它们甚至不再是人们可以将其破译并将其本己化为意义和讯息的符号。它们是些测试，它们是质询我们之物，而我们被责令去回应它们，并且答案就包含在问题之中。因此，所有媒体讯息都是这样以同样的方式运转的：它们既不是信息，也不是交流，而是全民公投、永久的测试、循环的回应、对符码的核查。
这个超空间，它没有凸起，没有深景，也没有逃逸线（在这种逃逸线中，目光可能会有丧失自身的风险），而就是一个总体屏幕，在其中，广告牌和产品本身，通过它们不间断的展示，是作为等价的与连续的符号而运转着。在那里有这样一些雇员，他们只负责重新复原场景的正面，即表面的陈列，因为消费者从中取货后会留下一些洞。自助服务也增加了这种深度的缺乏：这是一个同样的同质空间，没有中介，它把人和物聚集在一起，它是进行一个直接操纵的空间。但是谁在操纵谁呢？
甚至压抑也被整合为这个拟真宇宙中的符号，变成了威慑的压抑，只是说服的宇宙中的又一个符号。防盗电视监控的电路本身就是拟像装饰的一部分。而一种在所有方面都完美的监视本应该强制要求一种比商店本身更为沉重和讲究的控制装置。那样做的话不会有什么回报。因此，这些电路是一种对压抑的暗示，它们被放置在那里，是在对这种秩序“做出符号”；这个符号因此能够与所有其他的符号共存，甚至与相反的命令共存，例如，那些巨大的牌子上所表达的命令，它邀请您在此放松并在全然的平静中进行选择。事实上，这些牌子，对您的戒备和监视，与“治安的”电视监控一样好，或者一样少。电视观看您，您在后者中观看自己，与他者混合在一起。这是消费活动的双面镜，是把世界一分为二并双倍复制的游戏，而这个游戏把这个世界重新封闭在自己身上。
超市不可分割于那些环绕它并滋养它的高速公路，不可分割于那些被汽车所覆盖的停车场，不可分割于电脑终端，说得更远一点，在同心圆里，超市不可分割于作为各种活动的整体功能屏幕的整个城镇。超市与一种巨大的装配工厂相似，它几乎与后者相同，但是在超市里，施动者（或者受动者）并没有受到一种持续的理性约束而被缚在工作链条上。在超市里，他们移动并偏离中心，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根据随机的线路，从链条的一个点到另一个点。超市里的日程安排、挑择、购买，都是随机的，这也不同于工作实践。但这里所涉及的仍然是一种链条，一种程序性的规训，而这种规训的种种禁忌已经消失在一条宽容、便利性和超级现实性的缓坡背后了。超市，它超越了工厂和传统的资本机构，已经是所有未来受控的社会化形式的模型：它意味着，在一个同质的空间-时间中，对身体的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分散的功能（工作、娱乐、食品、卫生、交通、媒体、文化）进行再总体化；对所有矛盾的流体以集成回路的形式进行重新转录；它是社会生活的整个操作性拟真的空间-时间，是居住和交通的整个结构的空间-时间。
作为对被引导的预期的模型，超市（特别是在美国）预先存在于都市聚集区；正是超市带来了都市聚集区，而传统的市场曾处在城镇的中心，是城市和乡村共同往来的场所。超市是整个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不仅是乡村，而且连城市也消失了，让位于“都市聚集区”，这是一种完全被符号化的功能性的都市区划，而超市与都市聚集区是等价的，它是消费层面上的微型模型。但是，超市的角色远远超出了“消费”，而且各种物品在那里不再有某种具体的现实性，在那里最首要的，正是对这些物品的成序列的、循环的、景观式的布置，而这就是社会关系未来的模型。
因此，超市的“形式”能够帮助人们理解现代性的结束到底是关乎什么的。一些大城市，在大约一个世纪里（1850—1950年），见证了一代大型的“现代的”商店的诞生（这些商店中有许多都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带有“现代的”这个词），但是，这种基本的现代化，与交通的现代化有关，并没有推翻城市的结构。城市仍然是城市。而那些新的城市则被超市或者购物中心所卫星化，由被程序化的交通网络所联通，并且它们不再是城市，而成了都市聚集区。一种新的形态发生（morphogenèse）出现了，它属于某种控制论（也就是说，在领土、居住、交通的层面上，再生产出了分子控制的剧本，即基因符码的剧本），其形式是核能的和卫星的。超市则是作为核心。城市，即使是现代的，也不再吸收它。正是超市建立起一条轨道，而都市聚集区沿着它移动。它充当了新的聚集体的植入物，就像大学或者工厂有时也会做的那样——不再是19世纪的工厂，也不再是分散分布的工厂（后者在不打破城市轨道的情况下，被安置在郊区），而是装配工厂，被自动化，由电子控制。也就是说，它对应于这样一种功能和这样一种工作过程，它们完全被去领土化了。有了这种工厂，就像有了超市或者新型大学一样，人们就不再处理功能了，这些功能（商业、工作、知识、娱乐），它们自主化并且自我移动了（而这还是城市的“现代的”展开的特征），人们转而处理这样一种模型，它是功能的解体、功能的不确定化和城市本身的解体的模型，它被移植到城市之外，被当作某种超级现实的模型，当作一个不再与城市有任何关联的综合都市聚集区的核心。城市的这些否定性卫星，表露出城市的终结，甚至是现代城市的终结，也就是作为确定的、定性的空间，作为一个社会的原初综合体的城市的终结。
人们可能会相信，这种植入符合对各种功能的一种合理化。但是，事实上，从一种功能变得超专门化，以至于能够从“统包方案”上的每个元素那里投射出来的那个时刻起，这种功能就失去了它特有的目的性并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它变成了多功能的核心，变成了可进行多种输入-输出的“黑匣子”的集合体，变成了对流和破坏的场所。这些工厂和这些大学，它们不再是工厂也不再是大学，而超市也不再具有市场的性质。它们是些陌生的新客体，而核电站很可能是这类客体绝对的模型，从它身上散射出一种对领土的中立化，一种威慑的力量，在这类客体的表面功能背后，这种中立化和这种力量很可能构成了其深层的功能：这便是功能核心的超级现实性，而这些功能核心已不再具有任何功能。这些新客体是拟真的极点，围绕这些极点形成的东西，不同于旧的车站、工厂或者传统交通的网络，不再是一种“现代性”，而是别的东西：是一种超级现实性，一种所有功能的同时性，它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是一种全方位的运作性。并且很可能，它也是各种危机，甚至是各种新的灾难。1968年5月事件从楠泰尔开始，而不是从索邦开始，也就是说，开始于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在法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知识的场所的“围墙之外”的超功能化，等同于去领土化，等同于失去感觉，等同于这种知识在一个被程序化的新功能整体中的功能与目的性的丧失。在那里，一种新的、原创的暴力诞生了，以回应一种模型的轨道卫星化，而这种模型（知识、文化）的参照物已经丧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