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主义研究

发现伊里因科夫——一位捍卫辩证法的苏维埃哲学家如何继续启思

作者: 日期:2026-11-19 浏览次数:

发现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

——一位捍卫辩证法的苏维埃哲学家如何继续启思

作者简介:科琳娜·洛茨(Corinna Lotz),英国独立艺术评价家,伊里因科夫研究组织“伊里因科夫国际友人”发起者之一。

译者简介:黄泓杰,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东欧思想、认识论。

本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0辑,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

伊里因科夫一生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论是在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还是勃列日涅夫时代,他坚守唯物辩证法的整体观,发扬斯宾诺莎以降的唯物主义传统,在诸多著作中,他同“公式化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与二元论等错谬哲学倾向斗争,承续由列宁发扬光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挖掘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之维。然而,“不合时宜的思想”总是晚些散发光芒:生前,他屡遭打压,身后,他渐为人知。从代表作《辩证逻辑:历史与理论札记》意文版出版,到其学说被斯堪的纳维亚心理学家投入教育实践,伊里因科夫思想的传播跨越了国境线与学科界限。在这场世界范围内的发现之旅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诸学科平等对话、携手并进。

引言:一位着手改变世界的哲学家

埃瓦尔德·瓦西里耶维奇·伊里因科夫(Эвальд Васильевич Ильенков)在20世纪至为卓越的哲学家行列中居有一席之地。与绝大多数哲学家不同的是,他不仅解释世界,还在最艰难的处境中改变世界。

1924年,在新生的苏联的地界斯摩棱斯克,诞生了伊里因科夫。战后,伊里因科夫在与斯大林主义权威所作的斗争中留下的遗产不可小觑。苏联不再,伊里因科夫思想犹存:走出欧罗巴,走向诸如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与革命政治的各领域。加拿大哲学家戴维·巴克赫斯特(David Bakhurst)相信,他是“苏维埃时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也许没有‘之一’”。何以如此?伊里因科夫又何以在这些圈子里知名?这值得在苏联内外、在辩证地曲折前进着的历史中认真考察。他被指认为20世纪重要思想家的过程,是伴随着其新档案与作品被发掘的生成(becoming)过程。

伊里因科夫及其思想合作者们有这样一种追求,即将马克思主义从斯大林主义正统的僵化控制下解救出来。那时,官僚已将筑基于物质世界发展的哲学变形为一套固定的真理、一种或许天主教会能与之共鸣的教条。多么荒谬!正如文化理论家、哲学家瓦季姆·梅茹耶夫(Вадим Межуев)所言,“不论在哪个国家,当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像在苏联那么难”。

在1953年斯大林死后,在二战可怕的斗争(伊里因科夫本人挺到了攻克柏林)中成长起来的那代人开始在理论上与教条,进而与权威本身,开展斗争。

1954年4月,伊里因科夫和他的同事瓦伦廷·科洛维科夫(Валентин Коловников)发表了他们讨论哲学、社会与政治间关系的“十五条论纲”,而这将官方观点炸了个粉碎。直至6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才能读到俄文原文与英文译文。

自1670年荷兰犹太裔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写作《神学政治论》(Tractatus Theologico-Politicus)以降,似乎还没有谁的哲学的抽象文字给作者招来过如此厄运。科洛维科夫离开了哲学,转行干起了记者,而伊里因科夫继续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形式而斗争着。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Ewald Vasilievich Ilyenkov)

赫鲁晓夫时期的“解冻”给了他希望,但好景不长,那扇刚刚开启的门再一次合上。1968年华约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前夕,伊里因科夫慷慨激昂地向中央委员会作了一番关于哲学的境况的陈述,但那无非对牛弹琴。尽管他在1974年出版了其关键著作《辩证逻辑》(《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ая логика》),他还是再次在哲学研究所内受到抨击。他无比愤懑,不能自已,于1979年亲手了结了自己。

这跨越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哲学斗争穿透着英语世界与西方世界,缓慢,却无比有力、不可阻挡。如今,多亏学者们与活动家们携手共进,我们能重构、纪念、发展伊里因科夫的哲学思想与实践。

这本小册子旨在揭示他是如何被斯堪的纳维亚、不列颠、美国和德意志的研究者与革命思想家们发现的。我希望追溯伊里因科夫的哲学贡献如何与他们的斗争相重合、如何影响他们、如何启迪他们,以及自2012年“伊里因科夫的国际友人”这个组织(International Friends of Ilyenkov)成立以来,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背景的研究者、教育家与政治战斗者们(militants)是如何在学术与非学术层面上分享他们的理念与经验的。

第一章 “论纲”,一把火

伊里因科夫初次与苏联权威发生激烈冲突是在1954年,而就在一年前,他刚刚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莫大)完成副博士学位论文。伊里因科夫和他的同志瓦伦廷·科洛维科夫对学术权威的冲击已成为苏维埃哲学史上的传奇。同年4月,他们写作并发表了“哲学论纲”,而这掀起了一场大风暴。但时至近日,“论纲”原始文本才得见天日。它今年才首次在《20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哲学思想》(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Russi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中以英文发表。

终于,在“论纲”被写下60余年后,伊里因科夫之女伊莲娜·伊莱什(Елена Ильеш)发现了他的原始手稿,它被存放于俄罗斯科学院与其他哲学研究所相关资料处。她只发表了用笔记制成的重构。在进一步研究中,她终于找到了原始文本。正如戴维·巴克赫斯特所言,“手稿在故事讲完之后现身,这近乎果戈理式的游移,对于学者对其接受的研究,是利非害”。

由于他们拒绝放弃自己的异端观点,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科学委员会通过了不下六项决议,将这两位年轻的哲学学者斥为害人的唯心主义者。那么“论纲”究竟何以成为“一把火”(incendiary)呢?正是他们对这一点的追求:哲学的任务便是检验思维过程本身,而非视概念与范畴为理所应当、既定(given)公式。易言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而非科学本身,其任务便在于揭示物质世界是如何在持续发展中于思维中宣示(manifests)其自身的。

这一观点为何如此具有爆炸性?对于官僚来说,现实是一成不变的,大写的社会主义(Socialism)“已经存在着”,故而无须考虑进一步的发展,包括随之而来的诸多难题。马克思和列宁建立起了一切真理,进一步的研究不再必要。难题无非如何诠释先人之言。

伊里因科夫与科洛维科夫以这一观点进行驳斥:哲学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一门有着“特定主题与解决其难题方法的独立学科”。他们援引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主张,即在科学得到发展之后,留给哲学的便是“关于思维自身、逻辑与辩证的过程的研究”。

在他们的“论纲”中,这两位大胆的苏维埃哲学学生坚持了对“相对独立、专门哲学式的研究模式”的需求,这样的研究模式“来自‘具体的’自然,更准确地说,来自理论知识”。他们强调,“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存在于外部并独立于诸人类存在的现实现象的普遍知识形式,是通过感觉、沉思和代现(representation)给予我们的,因此,也仅因此,它们才是这些现象本身的普遍形式”。哲学概念与范畴的发展被指认为历史过程,而非固定形式(不论马克思主义还是别的)在同一个不变的现实中的运用。“论纲”中有一个取自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段落,二位作者借此为他们“哲学思想是一门独立学科”的主张辩护。黑格尔说,物理学其自身是不充分的,而经验性实验并非其“最终保证与基底”。二人之引述黑格尔,恰似斗牛士之挥舞红布,而斗牛士面前的牛,便是莫斯科大学哲学那一众人,也即他们所谓将哲学降格为“一场展示陈芝麻烂谷子的游行”的那帮人。

到了1955年3月,事态便已高度白热化,两名哲学“嫌犯”被加上了五花八门的罪名,诸如“将我们拖进思维王国”实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德波林主义与孟什维唯心主义、黑格尔主义与认识论,等等。两位反叛者坚持主张哲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哲学有其作为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的至关重要的地位,他们粉碎着一切由(正如巴克赫斯特所言)苏联官方哲学的僵尸们所留下的陈规,而那些陈规无非在试着令一切保持原位。

在由伊莲娜·伊莱什所发表的笔记重构中,其旨要的颠覆性更为明显:……这些原则、这些法则(laws,закономерность)、当下阶段理论思维的特点一定不能成为信号灯,成为对更进一步思维发展的范畴性限制。

假如一名研究者为这样的材料所说服,感到“一些法则,迄今被视作认知思想所不可或缺的(sine qua non),有必要被重思、拓宽、厘清,那么,这是完全正常且具备合法性的理论思维发展之路……”

这是一个被官方宣称为业已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在斯大林逝世后不过一年,他们就考察起了“社会主义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在执政者看来无比危险,不论是对于在学术界内还是对于在苏联共产党(苏共)中央委员会高居权力之巅的人眼中,皆如此。

确乎如此,莫斯科大学学生骚动的消息已经进了他们的耳朵,当整个哲学系成为众矢之的时,紧张关系达到了顶峰。即便只是鼓励学生去探一探周遭发生了什么,也算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们一旦受到鼓励去为自己着想,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甚至是权力的崩坏,因为其信用(credit)建立于将马克思主义神秘化为不可触及的神圣文本之上。

正如巴克赫斯特所指出的,那成了“一场心与智的战斗”。换血开始。科洛维科夫于6月被莫斯科大学开除,伊里因科夫被禁止教学。他们本可能落得个更糟糕的下场,但是,命运弄人,1956年2月,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在报告中,他揭露、批判了斯大林的诸多错误。

赫鲁晓夫时代带来了哲学研究所的改革,也宣告了对伊里因科夫的惩罚缓期执行。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初,他发表了他的几部核心著作,并参与了五卷本《哲学全书》的编纂工作,其中有他对“观念的”(the Ideal)(1962)的独特定义。

勃列日涅夫时代

赫鲁晓夫在总理之位上只坐到1964年。赫鲁晓夫遭免职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倒行逆施无非预示着接下来的一个漫长的经济与文化停滞不前的时代。再一次,不满伊里因科夫的哲学官员们向他施压。1967年12月,哲学论争烽烟再起。伊里因科夫在青年报纸《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哲学为思维科学,有助于“思智文化”。此后不久,一场新的猎巫开始了,这场猎巫由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瓦·谢·莫罗佐夫(В. С. Морозов)发起,剑锋直指伊里因科夫。愤怒的伊里因科夫向苏共中央委员会致信一封,绝望而无所保留。

这封题为《论哲学的境况》的信在伊里因科夫的学生谢尔盖·马列耶夫(Ceprei MapeeB)的有关存档材料中尘封多年。透过哲学的棱镜,伊里因科夫否定了整个“现实存在着的社会主义”,并说道,由于对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方法的“思维的无知”,人们对苏维埃经济的了解不如对西方经济的了解。伊里因科夫坚称:经济学家们自己对此是清晰意识到了的,在这里必须承认——我们没有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且,要是一切如故,我们也无望拥有。

经济学家们有一大特点,他们对马克思《资本论》得以展开的思维方法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他们当中的那些领军人物尤甚。

这一事实很容易在他们所写下的文本中得到证明。要批判地分析“西方”经济体时,他们就接受(并部分地应用)马克思—列宁的方法。到了分析我们的经济的时候,即便只是以一般形式应用这一方法,也是要被拒斥的,更不消说它在实践中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运作”了。结果就是,我们了解美国或西德的经济,胜过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经济机体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我们就这样把它抛给了“试错法”(“trial and error”)——彻头彻尾的经验主义。正如俄罗斯哲学家安德烈·迈丹斯基(Андрей Майданский)所指出的,那是在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的街道、粉碎由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领导的“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改革前的几个月,而“伊里因科夫清晰地看到,历史之风正劲吹着”。如此,伊里因科夫的一生,如同一面黑暗中的镜子,映照着思想和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政治和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

伊里因科夫与“公式化马克思主义”之战

伊里因科夫的大罪在于他在思考难题的进路上坚持了整体的唯物辩证法,鉴于苏联的起源,这本不该成为难题。但在斯大林主义时代,这样的进路被放在一边,因为官僚们视其为危害他们在社会中的特权地位的眼中钉。

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的思想兴盛一时,它们在论争中作为思智进路而被检验,但在斯大林时期,它们被降格为一条条空泛的公式。从整体上来理解,伊里因科夫的哲学进路——他关于知识的理论——当我们在物质世界中活动时,在抽象与具体的思想环节的螺旋中,本质是可知的。诸物(things)、诸进程或诸事件不可通过比较特征被发现,或者如伊里因科夫所表述的那样,“无尽地从一个抽象向另一个抽象漫步”。不同于此,应当抓住客观具体性,形成有活力的概念,抵达丰富的宇宙。

在他颠覆性的备受争论的著作《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的”与“具体的”的辩证法》(1960)中,伊里因科夫勾勒出了马克思方法论的底层逻辑。他关注了认知从“抽象的”上升到“具体的”的路途,在此路途中,诸物的矛盾、运动的本质被穿透。他对普遍的与个体的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概述,对人类何以发展知识作了一种唯物主义的阐释,将辩证的进路与形而上学的进路进行了比对。

笛卡尔主义二元论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主导着苏联(西方大多也如此)哲学,而17世纪荷兰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则坚持一元论立场,认为思维为实体之属性。在与前者的搏斗中,伊里因科夫站在后者一边。斯宾诺莎认为人类的意识作为自然“自行动”的表现而生,这为伊里因科夫提供了思路上的跳板。他坚持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这么做备受争议。在《辩证逻辑》(1977)中,他以“自然通过人类存在现实地述行(perform)”之主张,解开了他称为“戈尔迪之结”的难题,即心物关系难题,亦即思维与存在之分的难题。

在《辩证逻辑》导言中,伊里因科夫毫不隐讳地批评了官方对辩证法形式上的承认,这样的承认堵塞了致获新知之路。他写道:“当辩证法被改变为一种用于证明先前既接受(或既予)的论点的简单工具时,它就成为外在地肖似辩证法却没有内容的智术。”应当补充的是,“智术师式的”通常被用于指称伪论点的使用,一般说来带有蒙骗的意图。 与之相反的是,对于伊里因科夫来说辩证逻辑是一种“创造性形塑自然的主观活动”的普遍图型(scheme)。并且,它还同时是一种“在其活动达到圆满时改变任何社会—历史物质的普遍图型”。而矛盾,作为“互斥的诸对立面的具体统一体”,是“辩证法的现实的核心”,在《辩证逻辑》中,他提出了一个更深刻、更重要的难题:“客观矛盾是否应当在思维中找到反映?若然,以何种形式?”伊里因科夫反对形式逻辑的观点,即“矛盾是作为某种必须被消除的东西在思想过程中被解决的”这一观点。为寻求支援,他转向马克思和《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伊里因科夫写道:在《资本论》中,这些二律背反(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丝毫不作为某客观物被取消,而被证明为要被理解的,亦即,扬弃于一个更深刻更具体的理论构想(conception)体(body)中了。换而言之,它们被保留下来,却已经失却了其逻辑矛盾的性质,已然被转变为经济现实的具体构想的抽象环节。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任何具体的发展着的体系都将矛盾包含在自身的组成中,既作为自身的运动原则,又作为模具(форму[俄文中亦指“形式”])。在《辩证逻辑》中,伊里因科夫坚持这一进路为列宁关于“辩证法、逻辑和现代的、科学的世界观的知识理论”之同一性的论述的真正要旨。这么去理解,辩证逻辑也可以是“世界的运动在诸概念的运动中的反映”的真科学。这是他对学院内实证主义者们一次尖锐的还击。伊里因科夫致力于将“观念的”理解为不依赖个体人类意识的。这曾经(如今也是)同“观念的”与观念性(ideality)是个体意识心理的、神经学的建构这一观点相对立。他的这一论述建筑在黑格尔、马克思与列宁对与他们同时代的康德主义与实证主义思想家们的批判之上。

观念产生(arise)并继续在历史的、集体的人类活动中存在。通过在包含着大量理念形式的社会语境中进行实践活动,人类存在形成(forms)、塑形(shapes)并人化其自身的“个体的”而存在。它是客观的,因为它既不是一个个体在世的行动的属性,也不从其中产生——它是整个人类存在的整个社会存在的客观形式。

伊里因科夫的最后一部著作《列宁式的辩证法与实证主义形而上学》(《Ленинская диалектика и метафизика позитивизма》)满含激情地为列宁1908年的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Материализм и эмпириокритицизм》)辩护。他借着列宁的权威自保,反对在勃列日涅夫治下苏联教学体系里主导哲学教学的僵尸们。无怪乎这本书在1979年出版前受到重重审查,正如迈丹斯基在比较伊里因科夫的原著与由政治社(Политиздат)出版的版本时所发现的那样。

通过参与对患有双重感觉障碍的儿童的教育,伊里因科夫检验了他关于理念性的本质与人类存在的形成的理论。他和他的朋友,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梅谢里雅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ещеряков),在扎戈尔斯克(Загорск,今谢尔吉耶夫镇[Сергиев Посад])的儿童学校对他的观点进行测试,他认为个体人类个性通过与物理的客体进行感官的、社会的活动而产生。这涉及在一个与自然世界不同的世界,即文化的理念领域中的抚养与教育。在扎戈尔斯克孩童们身上的成功至今被视作一次教育突破的证据。

第二章 发现伊里因科夫

伊里因科夫曾想要接触在苏联外的哲学家们。有鉴于其研究,他在1965年被颁授了享有盛名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奖,此外,国内外,数十载,他总是被噤声。他参加了在萨尔茨堡与布拉格举办的黑格尔大会,却被禁止出席国际会议,尤其是1966年于美国圣母大学举办的“马克思与西方世界”(Marx and the Western World)研讨会(symposium)。糟糕的健康状况使他无法参加1974年于莫斯科举办的国际黑格尔大会。据他的学生及传记作者阿列克谢·诺沃哈克托(Алексей Новохакто)说,他被“当时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的领导针对他发起的运动搞得筋疲力尽”。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Ewald Vasilievich Ilyenkov)

伊里因科夫在世时,他的许多关键著作尚未以俄文发表。少数外文版本,尤其是意大利文版,刺激了在苏联内部的出版。那些最后得以付梓的著作遭到了严重的修改与删节。1977年以前,他在英语世界只有四篇文章得以发表。

直到同年《辩证逻辑》出现,在他的故土以外,除了那些翻阅晦涩期刊的苏维埃学家和马克思学家,他几乎不为人所知。比如,《苏维埃哲学全书》于1962年出版,于1965年在英文杂志《苏维埃哲学研究》中现身,其中便有由伊里因科夫、姆连(В. Муран)和伊孔尼科娃(С. Иконникова)撰写的“诸理念”词条,但又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呢?这一词条对黑格尔的辩证理念的唯物主义阐释作了富有激情的辩护。作者们宣告他们对辩证理念的所有权,断言道:历史表明,像禁止矛盾和定言命令式这样的观念,从一开始就全然不是人类历史所追求的。相反,在理论领域中,矛盾始终是思智发展的动力。

但是马克思主义变种(或者实际上其他变种)的教条并不局限在苏联之内,而伊里因科夫与经院主义的战斗、他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斗争,便是要找到通往苏联之外的思想者与实践者们的思与心的道路。他理论的物质性(materiality)在于:如此,他的研究便可以在学者与政治活动家们的心中回响。

1977年,伊里因科夫1962年的论笔(essay)《“观念的”之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Ideal)经删减后被英译,收录于《苏联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诸难题》(Philosophy in the USSR — Problem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文集。更重要的是,同年,苏联之外的读者可以低价买到伊里因科夫第一本被英译的书——《辩证逻辑:历史与理论札记》(Dialectical Logic, Essays on its History and Theory),它由进步出版社出版,这是苏联一家出版平价口袋书的外文出版社。

同样是在1977年,罗马尼亚哲学家、数学家安东·杜米特留(Anton Dumitriu)的著作《逻辑史》(History of Logic)的英译本由位于南英格兰的小镇坦布里奇韦尔的阿巴库斯出版社出版,其中埋藏着一处对伊里因科夫的《卡·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的”与“具体的”的辩证法》(Dialectics of the Abstract and the Concrete in Marx’s Capital)的引用,这或许是它第一次在英文书籍中被提及。伊里因科夫挑战性的分析下一次以英文出现则是又一个五年之后,这距1956年他第一次为他的副博士论文(此书便是基于他的副博士论文)进行答辩已逾四分之一个世纪。

1978年,《旅伴》(Спутник,由苏维埃通讯社新闻社[Новости]运作的英文青年杂志)的读者们,或许会发现伊里因科夫激动人心的倡议文章《趁你年轻时学会思考》(Learn to Think While You Are Young)。但除此鲜少有人(除了像苏珊·威尔士[Susan Welsh]这样的俄文阅读者,他们为运作左翼杂志而精读俄文刊物)能读到伊里因科夫的任何作品。他在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刊物《共产主义者》(Коммунист)上对巴甫洛夫心理学的爆破给她留下了印象。她意识到,1968年时,当他在官方哲学刊物中写下“无论多少对生理学与‘反射’的探查都不会让我们哪怕多了解人类心智一点”时,伊里因科夫在由国家资助的巴甫洛夫主义者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

托洛茨基主义者入场

伊里因科夫未曾料想到,对他思想最热烈的接受最初并非来自欧洲的学院体系,而是来自一个英国的托洛茨基主义革命组织。在战前的岁月里,当社会主义劳工联盟(社劳联)的领袖盖瑞·希利(Gerry Healy)还在不列颠共产党时,他就对唯物辩证法有了深厚的兴趣。20世纪60年代,列宁《哲学笔记》英文版的出版在教育活动与国际夏令营中引发了对辩证法无穷的讨论。

该组织的领导层深信这一观点:对存在与思维之间矛盾关系更深的理解,将被证明为能够反制越过具体分析的实证主义与客观主义之累。这般将发展理论作为对实践的指导来强调,在英国左翼运动中并不寻常。一所教育院校建立起来,从而支持这一进路。

1977年《辩证逻辑》在英国的面世对社劳联的后继组织工人革命党(工革党)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成员之一泰瑞·巴顿(Terry Button)是考文垂劳斯莱斯的一名工程技术员、贸易工联主义者,他回忆了伊里因科夫“关于唯物主义的定义性表述”与“自然行动乎其自身”的提法是如何给自己留下印象的。伊里因科夫写道:“正是在人当中,以一种自身明证的方式,大写的自然(Nature)现实地述行,而这便是我们习于称之为‘思维’的活动。”

《辩证逻辑》问世后不久,党的理论家、学者西里尔·史密斯(Cyril Smith)写道,“《辩证逻辑》将相当程度的关注放在了列宁‘唯物主义地阅读黑格尔’的方式上”。史密斯指出,伊里因科夫介入了一场哲学斗争,“伊里因科夫暗示他是在反对其他(没有指名道姓)作者的这一点上表述自己的观点的”。他概括道,“每个寻求精通革命之道的人都应用心研究”它。

工革党的经济学作家、大学讲师乔弗·皮林(Geoff Pilling)选取了伊里因科夫对观念性与诸概念的客观本质的理论化表述。写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这一概念时,皮林基于伊里因科夫对“观念的”的定义:“观念性”是一种由社会人类生活活动打在自然之实体上的烙印、一种在此进程中发挥作用的物理之物的形式。所以所有卷入社会进程的物获得了一种新的“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并不被包含于其物理自然(physical nature)中,且与其观念形式完全相异。

皮林亦对伊里因科夫对马克思的拜物教概念的关注表示赞许。

伊里因科夫之争白热化

两个月后,《卡·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的”与“具体的”的辩证法》得到了一篇长达九页的、对其表示肯定的书评,该书评为阿尼尔·巴蒂(Anil Bhatti)所作,登载于新德里的《社会科学家》(Social Scientist)杂志。他视其为“一次对盎格鲁—美利坚式呆板语言操纵传统的必要修正,这样的话语仍旧宰制着印度,仍旧被当作哲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家埃尔温·马奎特(Erwin Marquit)在他1981年的论文《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中的诸矛盾》(Contradictions in Dialectics and Formal Logic)中对《辩证逻辑》表示了认可。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的”与“具体的”的辩证法》

1979年,《卡·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的”与“具体的”的辩证法》的首个德译本同时在东、西德问世。接下来,伊里因科夫这些文章的译文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位于东柏林的狄茨出版社(Dietz-Verlag)、位于科隆的帕尔—鲁根施坦出版社(Pahl-Rugenstein)和位于法兰克福的舒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出版。令人惊讶的是,迄今为止,《辩证逻辑》尚未在德国现身。关于伊里因科夫的书抵达西方时在苏联内部正发生着的事情,巴克赫斯特解释道:如今解冻已经结束。在勃列日涅夫治下,政治气候受到了严重破坏,而早在1979年,[哲学]研究所的科学委员会将[《辩证逻辑》的]手稿斥为修正主义,并且拒绝批准其出版。伊里因科夫的稿件成为众矢之的。他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还来自现在管理研究所的专断的乌克兰采夫(В. С. Украинцев),他使研究整体上笼罩着悲惨的气候。

那些曾令伊里因科夫身陷囹圄的争斗预示着没几年之后在西方革命运动中出现的尖锐冲突。作者保尔·费尔德曼(Paul Feldman)记载了伊里因科夫的苦涩斗争与托洛茨基主义的第四国际内部冲突之间的相互关系。

当他[希利]听闻伊里因科夫的最后一本书《列宁式的辩证法与实证主义形而上学》时,工革党[工人革命党]便决定将其在不列颠自行翻译出版。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出版了一本在斯大林主义环境中工作的苏维埃学者的书,这在运动中的正式思想家们中掀起了波澜。

[美国的]工人联盟的领袖们,比如(戴维·诺斯[David North])将苏联的一切一概视作斯大林主义的,也就是无用的。

诺斯以获准发行伊里因科夫《列宁的辩证法》为由谴责了工革党的新公园出版社。希利并没有放弃,他回顾了发表在《劳工评论》(Labour Review)1983年2月刊上题为“一种对列宁的辩证法的杰出研究”(An Outstanding Study of Lenin’s Dialectics)的新译文。他评论它是“最及时的”,值得“最广泛的销售与分发”。他指出,伊里因科夫的《卡·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的”与“具体的”的辩证法》尚未出现在书店中。在英国,极少(假如有的话)有人知道,这些著作的作者已经在四年前自我了结。

无论如何,不久后,这本书的确抵达了进步出版社位于伦敦查令十字街的中央分销点。和伊里因科夫的其他作品以及其他苏维埃哲学与科学书籍一道,工革党为党员们批发购入了该书,包括弗·亚·列科托尔斯基(В. А. Лекторский)、特·伊·奥伊泽尔曼(Т. И. Ойзерман)、米·艾·奥梅利亚诺夫斯基(М. Э. Омельяновский)的哲学著作,以及由伊·季·弗罗洛夫(И. Т. Фролов)编辑的新版《哲学词典》(1985年英文版)与拉普捷夫(И. Лаптев)关于全球经济危机的论著。

希利继续致力于知识理论。他寻求将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唯物主义阅读与他所命名为从“抽象的”上升到“具体的”的“进程与道路”相整合。这与政治领域与革命实践中发生的底层改变相关。为了帮助学生们理解,他绘制了一幅认知之途的投影图(projection map)。

第三章 搭建哲学之桥

1979年3月,伊里因科夫自杀,其后数年间,苏联内部对变革的诉求愈发强烈。现实的社会—经济形势的矛盾(伊里因科夫曾相信,若是权威放弃其教条观点就能解决这一难题)已经尖锐到了不能置之不理的地步。在国外,由里根当局发起的新一轮军备竞赛更是火上浇油。

20世纪80年代初,新一轮开放的迹象逐渐显现:那时,一项由科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组成的独特的苏维埃—美利坚项目将其他关注知识理论的人引向了伊里因科夫。维尔汉姆(VelHam)计划的诞生要归功于也得名于苏联顶尖科学家叶甫盖尼·维利霍夫(Евгений Велихов)与卡内基基金会主席戴维·汉堡(David Hamburg)的一次会面。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维利霍夫任戈尔巴乔夫的科学顾问,双方的合作进一步加深。后来在纽约东哈莱姆区(East Harlem)一个公共住房项目进行儿童计算机教育的心理学家塞斯·柴科林(Seth Chaiklin)曾被招募进这一研究团队:无论如何,还是有大项目的,该项目由纽约的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由顶尖美国心理学家迈克尔·科尔(Michael Cole)组织,他曾主管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比较人类认知实验室。项目参与者们称其为维尔汉姆(该称呼源于维利霍夫与汉堡的名字)。维利霍夫是一名高官,担任苏维埃科学院副主席一职。

汉堡是卡内基公司的老板,该公司追求苏联与美国之间进一步的和平。在这件事上,他怀着“科学合作可以让事态往更好的方向转变”的信念。而这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个人电脑刚刚出现,于是有了将其投入教育实践的项目,那时,美国与苏联之间也有电邮交流。在苏维埃一边,有许多来自不同学院的身居高位的官员和研究员参与了该项目。美国教育学家们“想与理论上强于组织学校引导的顶尖专家们共事,从他们身上能学到很多”,科尔写道。而在苏维埃一边形势尤为紧迫:他[维利霍夫]肯定是想要带有积极象征意义的结果,但对他来说,需要在计算机和教育上做些实事,这是紧迫的社会责任。他身后有一片处于颓势的国土,而他需要大量的计算机化资源——不论他是否喜欢他在其下工作的政权。对于伊里因科夫贡献的特殊价值,柴科林解释道:他是认识论进路的一分子——所以,对我来说,我更多的不是在“用”伊里因科夫,而是将他的文本用作梯子,借此我可以理解这一思维方式。在我目前的角色(物理教学)上,伊里因科夫对“思维”作为“藉由客体的充分的/思智的行动”的定义有所助益。此外,“观念”的理念有时成为思维“工具箱”的一部分——所以,在我职业实践的理论模型工作中,我使用“观念”这一概念。换句话说,是否要当一名伊里因科夫研究者,抑或是否要寻求解答由伊里因科夫定义的问题、是否要寻求解决由伊里因科夫定义的难题,这都无关紧要——涉足思维的思智之途与使用相关概念与理念才真的要紧。但这或许很快就会发生变化,我已经开始考虑写关于心理与教育研究者们的认识论传统的介绍,而接下来,我当然会更加实质性地进入《辩证逻辑》,等等。

伊里因科夫与斯堪的那维亚心理学

实际上,受伊里因科夫影响最深的是教育研究领域,他的著作在丹麦心理学家们的著作中颇有回响。发展心理学荣誉退休教授玛丽安·黑德伽(Mariane Hedegaard)回忆起她与芬兰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家约卓·恩格施特罗姆(Yrjo Engestrom)找到共同兴趣的经历。她在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et)与哥本哈根大学(Kobenhavns Universitet)任教,在发展心理学与学习的文化—历史进路领域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塞斯·柴科林写道:1977年,玛丽安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当她致力于概念学习时,她愈发发觉在行动中理解它的需要。1980年,或许是受约卓之邀,她去了赫尔辛基,在那里,她遇到了俄罗斯心理学家瓦西里·达维多夫(Василий Давыдов),并且了解到伊里因科夫。达维多夫向她介绍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以及在其复杂性中而非在其经验抽象中理解的需要。

这当然是来源于伊里因科夫的理念,但黑德伽是经由达维多夫而遇见它的。就如何继续她在概念学习上的工作而言,这导向了一次突破。研究帮助她得出“实践,而非精神进程,是知识的基础”这一论点。在她论儿童发展与学校教学(焦点在于社会发展的历史与物种的发展)的著作中,这两个理念均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心理学家、奥胡斯大学丹麦教育学院教授莫滕·尼森(Morten Nissen)从他的视角讲起这个故事来:20世纪80年代,我通过在教育研究中引述瓦西里·达维多夫的文化—历史/维果茨基研究者们(包括塞斯)了解到伊里因科夫。克劳斯·霍尔茨坎普(Klaus Holzkamp)拥护维果茨基式的批判心理学。那时,在(西)德国与丹麦,两个小组都相当强大,而我同时属于二者。双方都指向作为辩证法理论家的伊里因科夫。

1986年前后,我在教育研究所的一个达维多夫派小组担任学生助理。在1984年,我在丹麦和苏联友好协会的小书店里买到了《辩证逻辑》的英译本。

《辩证逻辑:历史与理论札记》英译版

回忆起来,它花了我25丹麦克朗,非常便宜。纸薄,书小,和《诗篇》差不多。还记得1990年,在前去参加于芬兰拉赫蒂举办的国际活动理论研究大会的途中,我在从斯德哥尔摩驶向赫尔辛基的渡轮上读完了书的最后一部分。如此,在我从我的研究小组的领导——哲学家乌费·儒尔·简森(Uffe Juul Jensen)那里学到更多之前,伊里因科夫便教给了我一套实践的认识论。总的来说,彼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心理学,我读德文多于读英文。不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例如,我们会读列昂季耶夫(Леонтьев)与达维多夫的德译本。维果茨基的著作被译为了丹麦文。尼森解释了伊里因科夫的创造性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的连接是如何像一缕新鲜空气一样到来的:即便在开放(гласность)与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之前,我们就已经是想要在腐臭的辩唯正统之外行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们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在西欧,正上演着一场远比在东欧有趣的马克思主义论争。忽然,有个打俄罗斯来的可以以有趣的方式作出贡献。伊里因科夫对辩证法的解读并非一套对语言的反思(唯名论解读),亦非一套关于自然或社会“诸法则”(唯实论解读)的反思,而是对实践/践履(practice/praxis)的反思,这是相当有意义的。我们对开放/重建怀有真切的希望——我们确实不曾预料到那场总崩溃。

1986年,首届活动理论国际常设研究会议(ISCRAT)在西柏林举行。达维多夫本该来的,但他最终还是未能成行。我们听闻,他不知怎的不再为勃列日涅夫当局所容。这使他更堪为一英雄,他某种程度上象征着20世纪60年代的解冻时期。发展心理学博士希涅·儒尔—诺伽德(Signe Juhl-Norgaard)相信,伊里因科夫与其同时代人的斗争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今日学界中进行着的权力斗争。而这样的斗争在心理学领域中则体现为学界中强大的自然科学/生理学进路的倾向。在《卡·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的”与“具体的”的辩证法》中,伊里因科夫写道:一只活生生的兔子可在解剖学意义上被分解(decomposed,祛组成),化作诸化学元素、诸机械“粒子”,等等。但是,在这样得到了解剖(analytically)分离出的诸元素之后,哪怕对这些元素进行了最细致的考察,我们也不能进行逆向操作——除非业已被解剖(analytical)肢解的兔子能够作为一只活兔子而实存,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其组合(combination)。“在20世纪80年代,认知革命在研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在此前的20世纪70年代,‘兔子’寓言在心理学家们的心中萦绕不去。与其去解剖兔子,他们转而寻求创建一门作为一个整体研究人类诸联系与发展的心理学”,儒尔—诺伽德说道。

在教育中,学习是作为探索被达及的,而非作为某种你能简单地“转移”(此处有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教育学进路,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进路迄今仍在现时的学校中被采用)的东西而达及的。与此同时,两所新大学在丹麦创办起来:1972年的罗斯基勒大学与1974年的奥尔堡大学。在这两所大学中,基本理念是扁平的、非等级制的结构,学生领导项目,大学由教师和学生基于一种民主的进路运行。儒尔—诺伽德回忆道:我在“自由学院”取得了我的学位,那是一所直接民主的机构。那之后,我在奥尔堡大学继续我的学业,该大学因其对于家庭背景不那么学术的人们的友好环境而闻名,这便是为什么它似乎是一个可持续的选择。

参与基于难题而展开的小组合作,这样的教育学进路在奥尔堡大学的一些学科中完整地存续下来,但那里没有为理论深度而进行的实实在在的理论斗争。哲学与知识理论被缩减为一本极为基础的导论书,而诸认知与神经学进路被视作“真正的”科学。故而当我(塞斯·柴科林的众博士生之一)被鼓励着做研究时,我被拉去做发展心理学的认知与神经学进路。

后来,2010年我来到哥本哈根大学心理学系,当时,我是最后取得博士学位的那一个,对我来说,这是相当大的刺激。在这里,我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环境:许多人工作着,他们有着诸教育进路的理论基础,而我曾是这些进路的一部分。我不记得我与伊里因科夫的邂逅,但当我在这个研究小组站稳脚跟时,达维多夫时常出现在我的指导教师(玛丽安·黑德伽)的著作中。那或许是在随同我的指导教师出席一次研究会议的时候。似乎,许多心理学系将被关闭,这将导致职员转岗与离职。2018年,当她开始在赫尔辛基大学工作时,她发现心理学系已经被并入了医学院。那么,至此,故事已经回到原点,在今天反对心理学的整体进路的由新自由主义主宰的教育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压力。看来,无论如何,教育学实践仍然在罗斯基勒大学延续着、繁盛着。儒尔—诺伽德相信,学界中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文化—历史的与批判的诸进路终将与对兔子的探索再次汇合。

第四章 芬兰迈向舞台中央

在维尔汉姆计划加深美国与苏维埃心理学之间的联系之前很久,一名芬兰学生在赫尔辛基一家左翼书店左逛右逛。那是在1975年前后。在书店的苏维埃专柜,他偶遇了一本伊里因科夫的书。维萨·奥伊蒂宁(Vesa Oittinen),此人后来成为赫尔辛基大学亚历山德里研究所(芬兰的俄罗斯与东欧研究中心)的一名教授,他回忆道,他感到“那本书确是阆苑仙葩”。他继续解释道:1975年,当我在一众俄罗斯新书中嗅探(detected)到伊里因科夫的《辩证逻辑》时,我感到,在人民文化(Kansankulttuuri[People’s Culture])中销售的多数苏维埃哲学著作是颇为乏味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但这本书似乎不同,所以我买下了它。我感觉到了这本书的重要性,虽说那时的我还无法解释那是为什么。我翻着词典把它给读完了,但老实说,当时我并没有十分理解它。犹记我不解于伊里因科夫为何如此固执地坚持辩证法、逻辑、认知理论的统一性——对,同一性。我当然还没有听到苏联哲学家们在这一题目上有过激烈辩论的风声。事实上,该书是如此非比寻常,以至于奥伊蒂宁一直钻研它,直到能心领神会并基于伊里因科夫那格外打动他的斯宾诺莎阐释写出了一篇文章。1977年,适逢斯宾诺莎逝世200周年之际,他发觉这位哲学家的纪念年(jubilee year)在芬兰就要这么过去了,无人在意。由此,他向《科学与进步》(Tiede ja edistys[Science and Progress])投出了那份稿件。这是最初涉及伊里因科夫诸观念的文章。奥伊蒂宁接着说道: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将是徒劳的:分析哲学家们把他们的目光从他们的语言—游戏上挪开哪怕一片刻,而留心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存在。所以我写了一篇题为“论斯宾诺莎的现时性”(Spinoza najankohtaisuudesta[On the Actuality of Spinoza])的文章,并将其发表在芬兰研究者协会这个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期刊《科学与进步》上。该文本着彻底的伊里因科夫精神写就,尽管我只引用了他为数不多的几次。我把一份该期刊的复印件寄给伊里因科夫本人,并附上一封短短的德文信。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实际上,我压根就没有期待过收到回复,因为我只是为了传递讯息而寄出那篇文章的,我完全清楚伊里因科夫读不了我的芬兰文文本。2018年,正在为伊里因科夫文集编辑材料的安德烈·迈丹斯基告诉我,他已经在伊里因科夫档案中找到了我的《科学与进步》复印件,并寄给我了一份扫描件。

附信并没有被找到,但起码现在我知道我的邮件的的确确被送到了伊里因科夫手上。40余年后的今天,我明白了,早在那时,他肯定已经处于重度抑郁之中,而且手头有比给某个打芬兰来的学生回信更值得操心的事务。

青年时的热忱令现在的我感到有些尴尬,尤其是当现在的我对伊里因科夫已经持更加批判的态度,依我之见,他用他自己的活动哲学阐发斯宾诺莎阐发得过了头。在发现《辩证逻辑》以前,20世纪70年代中期,奥伊蒂宁就已经在社会主义学生协会(社学协)中积极活动,该协会下设有哲学部门。社学协与多个苏维埃青年组织有联系,后来,有了一个申请苏联哲学讲师来访的机会。在一次基层会议上,他提议邀请伊里因科夫到赫尔辛基,大家同意了。这一提议被送到了苏联共青团那里,讲师交换事宜由该组织负责。但在莫斯科那头并没有得到批准。

一段时间后,我们收到回复,他们将派一名哲学家来做一些演讲——但伊里因科夫没来,来的是另一名哲学家——某某·久赫金(Тюхтин)。正如我一个朋友所怀疑的,似乎社学协的那一提议被呈递到了苏联科学院,而那里的哲学研究所的主任乌克兰采夫当然不想让伊里因科夫出国。奥伊蒂宁继续说道:其实,久赫金表现得相当得体,他在赫尔辛基以及芬兰其他地方作了两三次演讲。事实证明,他相当中意控制论,这一领域是伊里因科夫尤其持批判态度的。在闭幕宴上,久赫金回答了芬兰学生们提出的若干问题,我向他询问了他对伊里因科夫的看法。我亲眼见到久赫金原先友善的表情转为轻蔑:“就是个思辨思想家”!这样的情况变得清楚了:除了他们所共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苏维埃哲学家们并未形成任何和平的联合体。后来,在向新观众介绍伊里因科夫思想一事上,奥伊蒂宁起着中枢作用。他于1999年在赫尔辛基组织的那场国际会议激起了一个时期内对伊里因科夫进路的新颖的研究与评价。关于为什么那么多年前伊里因科夫吸引了他,他解释道:当我开始在赫尔辛基大学学习哲学时,哲学研究所是分析盎格鲁—撒克逊哲学的堡垒,顾名思义。其他哲学思潮的研究,比如现象学研究,被极力阻挠,更不消说马克思主义研究。研究所古板的实证主义氛围令我失望,尽管诸多国际知名的哲学家确实在那里工作,如卓越的逻辑学家亚科·欣蒂卡(Jaakko Hintikka)与格奥尔格·亨利克·封·莱特(Georg Henrik von Wright)。不久后,我与封·莱特交好,还把他的《善之诸变种》(Varieties of Goodness)一书译为芬兰文。但我还是嫌哲学研究所的氛围荒凉。顺理成章地,奥伊蒂宁回忆道,他将苏联哲学视作芬兰实证主义者们独裁的可能的备选。若干年后,活动进路学派(尤其受约卓·恩格施特罗姆启发)的芬兰心理学家们发现了作为阿列克谢·列昂季耶夫与其他苏维埃文化—历史心理学家“宫廷哲学家”(‘court philosopher’)的伊里因科夫。与艾利·勒潘恩(Airi Leppanen)一道,恩格施特罗姆将伊里因科夫1977年的文章《个性的形成》(《Становление личности》[The Formation of the Personality])译为芬兰文。在这篇文章中,伊里因科夫通过感官缺陷儿童考察了著名的扎戈尔斯克实验。1981年,该译文在期刊《科学与进步》上发表,而奥伊蒂宁与观念史教授尤哈·曼尼宁(Juha Manninen)合写了一篇短篇前言。在戴维·巴克赫斯特的开山之作于1991年出版时,奥伊蒂宁怀着巨大的兴趣阅读了它。但直到1999年他获亚历山德里研究所(为了促进俄罗斯与东欧研究,该研究所在数年前建立起来)任命为止,他都不曾研究过伊里因科夫。他决定举办一场由新研究所赞助的有关伊里因科夫的国际研讨会。反响远超预期。许多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包括阿列克谢·诺沃哈克托(伊里因科夫的档案管理者与传记作者)、戴维·巴克赫斯特、艾弗特·凡·德·茨维尔德(Evert van der Zweerde)、费利克斯·米海洛夫(Феликс Михайлов)和珍妮特·弗里德里希(Janette Friedrich)。会议成果被集结为《重访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的哲学》(Evald Ilyenkov’s Philosophy Revisited),此书由亚历山德里研究所于2000年出版。尽管如今奥伊蒂宁觉得该书有折衷与赶时髦之嫌——伊里因科夫被拿来与马马尔达什维利(Мамардашвили)、福柯以及其他时兴的哲学家进行比较——他说,选择“折衷”实乃有意而为之:20世纪90年代的氛围是,在所谓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崩塌后,如此这般,我感到有必要证明:不是一切苏维埃哲学遗产的归宿都是历史的垃圾堆。虽说有着种种不足,巴克赫斯特的《重访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的哲学》仍是西方有关伊里因科夫的贡献的首部出版物。我希望,说伊里因科夫的国际事业因其而增长了势头并不是在夸大其词。诚然,在那之前便已有了不少关于在苏联之外提高伊里因科夫名望的尝试,文本,但它们并未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对我来说,似乎苏联的落败创造了更有利于接受这位或许是最有趣的苏维埃哲学家的氛围!

第五章 重建、开放与其外

正如维尔汉姆计划所显示的那样,伊里因科夫的哲学战斗昭示着苏联内部即将发生的剧变。对于官僚体系的一个部门来说,人人皆知国之不国。局势紧张,压力向上传导,应对压力便成为首要政事,而1985年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选为苏共书记是为其对策。

当1989年至1990年间开放(гласность)达到高峰时,人们掀起了撬开档案室的狂潮,诸多尘封已久的书籍、故事与经历暴露在聚光灯下。国立出版社新闻社忽然产出了令西方读者们讶异的简报与小册子,而这些简报与小册子是配合着亲政权宣传的。

其中之一便是《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Dialectics is the Soul of Marxism)这本小册子。面对眼前的第三个千禧年的诸多紧要难题,尤其是环境危机与核战争,小册子的匿名作者热切呼唤“政治新思维”,要求采取辩证唯物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进路来应对。其平易近人的风格与将诸认知范畴单独分离出来的做法充满了伊里因科夫的气息。

1991年9月,八一九事件数周后,一个英国马克思主义小组——科琳娜·洛茨、保尔·费尔德曼与盖瑞·高德(Gerry Gold)一行人——行至莫斯科。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学研究所会见了安纳托利·巴甫洛维奇·布坚科(Анато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Бутенко)。

布坚科严厉批评他所称的“斯大林版本的历史”,坚称苏联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莫斯科大学求学时,他曾是伊里因科夫的同班同学和友人。他描述了伊里因科夫之死的有关情况。

1992年,胸怀“即便苏联不再,唯物辩证法创造性的、革命的本质仍可重燃的信念”,该小组再度造访俄罗斯,探索其哲学与政治的开放。他们与伊里因科夫的朋友与故知们相聚,包括《真理报》专栏记者鲍里斯·费·斯拉文(Борис Ф. Славин)、政治记者亚历山大·弗罗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Фролов)与伊里因科夫研究者谢尔盖·马列耶夫。

弗罗洛夫说,他曾经写到过伊里因科夫(《共产主义者》1989年6月刊),而且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伊里因科夫主义学派保持着联系。马列耶夫刚刚为莫斯科国立大学期刊的《历史的书页》(Pages from History)丛书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伊里因科夫三两言”(A Few Words about Ilyenkov)。返程途中,该英国小组委托翻译此文并在《社会主义未来》(Socialist Future)上发表。这是最早出现在互联网上的有关伊里因科夫的文章之一。

戴维·巴克赫斯特绝妙的《意识与从布尔什维克们到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的苏联哲学的革命》(Consciousness and Revolution in Soviet Philosophy from the Bolsheviks to Evald Ilyenkov,1991)证明了伊里因科夫在全球意识中的游戏改变者角色。余下的,也许是历史,也许不是。

巴拉圭裔英国籍研究者里卡多·麦地那(Ricardo Medina)便是最初捕捉到其重要性的人之一,她在《苏维埃周刊》(Soviet Weekly)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那是苏联解体的三个月前(1991年9月26日)。

伦敦斯拉夫与东欧学系的罗宾·埃兹莱伍德(Robin Aizlewood)在《那更高的》(The Higher,1992年2月7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巴克赫斯特那部著作的书评,他认为“俄罗斯哲学的新篇章”可能正在翻开。对于这本书,存在着相当多讨论,活动理论家彼得·琼斯对这本书所作的评论便是其中之一。

“当下,前苏联境内的意识形态潮流的特征是人们四散奔逃,离马克思主义而去,作为客观检验,这一事实并不与伊里因科夫等人的预言相合”,他的这一洞见相当切合彼时的情况。但他并没有考虑到由物质性与伊里因科夫思想的力量驱动着的他的女儿伊莲娜·伊莱什、他的朋友们与追随者们。

虽然超斯大林主义统摄下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戈尔巴乔夫的“重建与开放”持反对态度,“伊里因科夫效应”依然穿透了东德的科学院。1986年6月,《德意志哲学杂志》(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发表了评论古德温·莉希特(Gudrun Richter)的文章《“逻辑的”与“历史的”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s of theLogical and the Historical)。她是该杂志史上少有的来自机构的女性供稿人之一。

莉希特曾是伊里因科夫的学生。她的著作(由柏林狄茨出版社于1960年,再版于1971年)为基础。她的思想有预言式的回响,假如考虑到见证了东德1989年的崩溃的“历史逻辑”的话。

1994年,莉希特选译并介绍了一本由伊里因科夫的若干篇文章结集而成的书,作为《心理学的进展》(Fortschritte der Psychologie)丛书的一种,由彼时已重归一统的德国的LIT出版。在她的引言中,她回忆起她1971年在莫斯科哲学研究所与伊里因科夫的邂逅:那时我对他和他的哲学观点知之甚少;但我感觉得到,他的同事们(并且不光是那些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对这个外表文弱又小有声望的人怀着特别的敬重。

莉希特指出,“伊里因科夫的著作,除了他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史》(History of Marxist Dialectics)中的那几章,并未在东德的官方哲学中有一席之地。这本书是作为迟到的赔偿而来的”。2006年,德国共产党(德共)的《马克思主义杂志》(Marxistische Blätter)发表了伊里因科夫1967年那封写给中央委员会的愤懑的信的译文。她使用了“Wiedergutmachung”一词,该术语通常被用于指称德国政府对大屠杀受害者们的赔偿。

进入21世纪

在文化历史活动理论家安德鲁·布朗登(Andrew Blunden)的指导下,马克思主义互联网文库已经在逐步地发行伊里因科夫的各部作品,并向全球公众免费开放。2009年,布朗登编辑了一本伊里因科夫文章的选集——《人类活动中的“观念的”》(The Ideal in Human Activity)。

俄罗斯学者迈丹斯基运行着一个无价的多语种伊里因科夫互联网档案库,其中包含诸多原始文本,新发现的材料上传于此。他使人们能够洞悉伊里因科夫对“观念的”的解读与俄罗斯哲学思想的交叉授粉(cross-pollination)。迈丹斯基与伊里因科夫的女儿伊莲娜·伊莱什一道,正在合编伊里因科夫文集。

2007年至2017年间,《俄罗斯与东欧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以长久以来未以英文发表的伊里因科夫的丰富材料(关于教育、思想、生物学、心理学)为其特色。

2012年,奥伊蒂宁举办了题为“斯宾诺莎在苏维埃思想中”(Spinoza in Soviet Thought)的研讨会。它由赫尔辛基的三所研究所赞助,来自各国的哲学家、活动理论家、心理学家与当代政治活动家们齐聚一堂。在那里,赫尔辛基大学的活动、发展与学习研究中心的一组研究生与英国的政治—伊里因科夫主义者们联合起来,形成了伊里因科夫国际友人(IFI)小组。该倡议得到了奥伊蒂宁的祝福,并且已经通过脸书网页与官方网页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成员。IFI组织关于伊里因科夫作品的固定线上讨论,分享对诸当代难题的新研究,并运作着一个脸书群组。2018年6月,IFI于哥本哈根组织了题为“解构新自由主义领导权”的研讨会。在哥本哈根大学心理学系的一场联合研讨班上,12名来自世界各地的IFI成员、支持者、讲师、学生们前来分享其理念。

同年10月,伍尔夫汉普顿大学的玛丽·居里研究员凯蒂·楚赫洛夫(Кети Чухров)在威斯敏斯特大学组织了一场研讨会,该研讨会着眼于苏维埃宇宙论与存在论,强调了伊里因科夫的长期相关性。2019年,在IFI的一场网络研讨班上进行了有关伊里因科夫的观念与脱欧的辩证之间的关联的报告。

因此,近些年里,伊里因科夫学已是焕然一新。新材料不断涌现。亚历克斯·黎凡特(Alex Levant)恰到好处的无删减版《“观念的”的辩证法》英译本令伊里因科夫的思想获得了生命。2018年,我们见到了朱利亚诺·维瓦尔第(Giuliano Vivaldi)的《灵魂的宇宙论》(Cosmology of the Soul)是一部纪录电影。关于俄罗斯哲学思想的一场重大概览收录了1954年4月的“论纲”,该“论纲”曾导致伊里因科夫与瓦伦廷·科洛维科夫被莫斯科大学开除。

埃瓦尔德·伊里因科夫(Ewald Vasilievich Ilyenkov)

伊里因科夫为扭转长期以来斯大林主义与官僚统治对马克思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所造成的伤害而奋斗,他的生命是为其证明。他启发我们如何致获知识的探索,基于一种通向从经济学到教育学与政治学各学科的真正人类的、能动的与社会的进路。

恢复伊里因科夫的贡献不应只是复辟之举或向个体天才的致敬,伟大如他。不甘平静的观念,可以是也必须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动力,如此,才有以直面今日社会、生态与政治的诸多危机所带来的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