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与实证之争：技术时代的实证主义批判与反思
文章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24年第11期，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
“辩证与实证之争”是现代化发展背景下人类思想演进的产物，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这两种审视技术时代社会发展的不同认识路径。作为一种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实证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日益走向“唯科学主义” 的立场，追求将现代社会塑造成一个“精确化、数字化、符号化”的机械世界图景，并最终内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 实证主义的盛行使得人类文明遭遇意义危机和价值危机。人文主义者力图通过反思、批判实证主义以拯救现代化过程中“失落的价值”但最终失败。作为同时代产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使得“辩证与实证”的理论碰撞成为探索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思想主旋律，并为我们在技术时代思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辩证融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智慧。
关键词
辩证与实证之争；实证主义；科学技术；文明危机
作者简介
赵立，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亮，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现代化的流动性和未完成性决定了我们必须始终对其予以批判性反思。历史地看，资本主义以先发者的优势成为形塑人类文明的主导力量，工业社会与科技时代的合流猛烈冲击了人类的思想传统，人类迫切需要一个解答诸多现代社会问题的新思想。“辩证与实证之争”作为现代化发展背景下人类思想演进的产物，由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两种审视技术时代社会发展的不同认识路径。实证主义打着科学技术的旗号，将现代社会塑造成一个追求“精确化、数字化、符号化”的机械世界图景，以“精确的、有用的、高度组织的”“唯科学主义” 原则渗透进人类社会的诸多领域。作为同时代孕育的思想“双生子”之一，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持续批判使得“ 辩证与实证” 的理论碰撞成为探索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思想主旋律，并为我们在技术时代思考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辩证融合，从而为人类文明真正走向现代化新阶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智慧。
一、实证主义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诉求
什么是实证主义呢？实证主义（positivism）一词与奥古斯特·孔德的关系极为密切。虽然孔德并未在其著作中使用过“实证主义”一词，当这一词语于1860年被Ｂ.杜皮内·德·沃尔彼埃尔收入《法文词典》时，孔德已经与尘世诀别三载了。从狭义上来说，实证主义指的是19世纪在法国兴起并传播到整个世界的一个现代西方哲学流派，又称实证哲学。圣西门是其思想的滥觞，孔德以《实证哲学教程》将其发扬光大并确定其哲学范式，穆勒和斯宾塞延续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以马赫为标志性学者的经验批判主义代表了实证主义的心理学和主观主义转向；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则是实证主义走向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的表现形态，其深刻影响了20世纪科学哲学的发展。从广义上来说，实证主义表征的是一种科学主义哲学思潮。这种广义的实证主义是对“以黑格尔主义为范式”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反驳，自由主义是其理论底色；其试图以牛顿力学的方法把握社会历史的“进化” ，强调从感官经验出发却远离了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与逻辑；其坚持批判本质主义和价值判断，尝试以“唯科学主义”（scientisim）的方式统一知识 。本文在此指的一般都是广义的实证主义。
19世纪中叶之后，科学愈发具有解释世界的权威力量，对科学的理性主义和工具化理解在欧美社会日渐盛行起来。科学的“有用性”，即可以帮助人类掌控自然、增加财富和摆脱迷信，成为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的共识，进而，科学发展带来的知识丰富和增长被视为时代进步的显著标志，并进一步助推了科学的突破、传播和普及.欧美社会的人们普遍持有一种乐观态度，认为拥抱科学方法可以给人类发展带来巨大利益。 反映在思想史上，就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衰落，曾经盛极一时的黑格尔哲学现在被平庸的德国知识界领头人“当作一条‘死狗’”。借助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功，孔德划定“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三个阶段，以此说明人类理智的阶梯式发展与跃升，并将实证阶段视为人类知识的最高层次，试图将实证科学的方法扩展到建设人类社会的组织中去。在孔德看来，社会领域的现象和自然领域的现象都服从同一种不变的规律，所以孔德认为研究社会应该像研究自然一样，也要追求精确的知识。 孔德由此提出了“社会学” 这一学科，并将其作为实证哲学的唯一基本目标。
孔德的实证主义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反对形而上学、追求真正知识的要求，以及希望用理性来管理社会的愿望。可以说，孔德的实证主义正是对法国大革命之后资产阶级诉求建立新社会的理论呼应。孔德所开创的实证主义一跃成为欧洲思想界的“新宠”，实证主义的思想在欧美各国广泛传播，“实证主义协会”也遍地开花，对欧美国家、拉美国家如巴西、墨西哥乃至亚洲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实证主义契合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组织化生产过渡的历史特征，即社会是向前发展的，追求的是“优胜劣汰”的“最大幸福”，因而只有在结果上“有用”，能够计算的才是具有价值的，形而上学的知识与浪漫主义的价值则被视为时代的拖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科学家彭加勒指认物理学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因而对上一阶段坚信科学结果的“客观性”和“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科学事实更像是一种约定，人们出于思维经济的考量接受了某一种描述性的形式，其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 这种“ 约定论” 的认识经由经验批判主义显示出了更强的心理学和主观主义倾向。马赫就将物质称之为要素，“在我们把要素看做依赖于这一特定部分（我们的身体）的范围内，我们称其为感觉。 在这种意义上，说世界是我们的感觉，不应该受到质疑。”由此，马赫强调了纯粹经验的重要地位，认为经验领域的逐渐扩展最能促进科学思想的发展，而形而上学概念则是毫无意义的。在马赫看来，科学的真实内容并没有超越经验，即使是“一切心理事实都有物理的根据，为物理现象所决定。”因此，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事实的经济陈述，也即运用经济原理安排经验事实，从而解决形而上学问题，人类理智就此得以专心于真正的需要，科学的使命也就宣告达成了。在世纪之交，马赫的思想不仅深刻影响了爱因斯坦等自然科学家和随后的逻辑实证主义者，而且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部分理论家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深度参与进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分歧之中。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莫里茨·石里克和鲁道夫·卡尔纳普为核心的维也纳学派承继马赫的理论遗产，与赖欣巴哈为代表的柏林学派和塔尔斯基为代表的华沙学派一道，在欧洲思想界掀起了实证主义的再兴和革新。较之于传统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主要在三个方面与之不同：第一，逻辑实证主义坚持以数理逻辑作为分析工具，这也直接体现在其命名上；第二，逻辑实证主义以语言分析取代了感觉、经验分析，因此，命题的意义即是其证实方法，即命题是可证实的有意义的陈述；第三，逻辑实证主义坚持“唯科学主义”的立场，认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都要以物理主义的标准来建立和检验。逻辑实证主义者尤其对形而上学问题深感不满，坚称形而上学问题“只能借助以现代逻辑为基础的分析方法或者得以解决，或者被证明根本是无意义的伪问题。” 由此，逻辑实证主义者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信条，“哲学应当科学化。对科学思维的那种严格要求被用来作为哲学的先决条件。”相应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也就很容易理解了。一个典型案例是，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在流亡美国期间进行的两次直接论争。在阿多诺看来，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社会学领域的“实证主义争论”不过是维也纳学派和法兰克福学派两次论争的延续，也即霍克海默所描述的“ 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 之争的延续。
不过，逻辑实证主义在哲学上的“ 独断” 性与对科学发展历史认知的非历史性日益为学界所挑战，一种被称为“科学哲学”的新哲学开始冒头，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为欧美思想界所追捧。在哲学逻辑上，则是波普尔以证伪原则挑战了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固然，“证伪” 与“证实”从逻辑上看不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但是这也说明，传统意义上的实证主义哲学已经迎来了自己的理论终结。在波普尔之后，实证主义的哲学流派在思想史的舞台上日渐式微，但是以实证主义为核心理论支撑的实证精神和实证方法却并未随着哲学流派的终结而走向衰亡，反而早就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形形色色的方式融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中发挥着核心价值观念的功效。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实证主义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证主义的形态演进是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同步的，并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思想最终内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也因此，马克思主义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对实证主义及其所代表的思想、精神和方法进行了坚决的理论斗争，最终刻画出“辩证与实证之争”的思想图景，在人类思想图谱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两种文化” 与文明危机：对实证主义的人文反思与辩证批判
1959年，C.P.斯诺在剑桥大学题为“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的演讲中指出：“整个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实证主义显著体现了欧洲思想界的科学与人文被截然二分这一问题。在孔德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过是生物进化的终点，因而人类社会亦是“有机的”，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进而，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就可参照研究自然的科学规律来处理。“人为的秩序” 不过是“ 自然的秩序” 的延伸，那么人类的价值与目的也就可以运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判定，“真”“善”“美” 也就具有了功利主义的评价标准。逻辑实证主义则以“ 能否由经验和实验证实” 为标准区分了科学与非科学， 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以形而上学为代表的非科学“没有传达实际知识的意义（cognitive-actual meaning）”，只是“ 具有激动情感的意义（expressive emotion meaning），多少像诗歌、艺术和音乐那样。” 那么，欧洲思想界为什么会出现科学与人文的极端对立，又导致了什么恶果呢？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是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而逐渐加剧的。一方面，作为独立研究领域的科学日益壮大，新的学科门类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另一方面，研究科学不再只是个人的兴趣爱好，科学研究成为一种职业，科学院、科学协会纷纷成立，科学交流愈发专业化。 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以及对于人类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作用，科学日益为社会大众所接受，但伴随而来的是对于人类社会和道德的猛烈冲击。自然科学通过经验观察与数理实验，归纳总结出了自然界的规律，运用技术手段实现了人类对自然的“ 征服”，从前现代的 “匍匐” 于自然脚下转变为自然的支配者，在自然面前确立了人类的主体性。“张扬”的主体将科学的方法推广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整个世界的图景都奠基于可预测的牛顿力学和精准的数学基础之上。 “唯科学主义” 一时间甚嚣尘上，而实证主义就是这种思潮在哲学领域的集中体现。
实证主义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同一性，认为既然存在以进化论为规律演进的自然界，自然而然也就有伴随物种进化而从低级走向高级的人类文明。这种由生物学理论确证合法性的社会学学说迎合了欧洲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的要求，确保了强者对于弱者的掠夺合法性，推广到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关系中，则是强国对于弱国的全方位侵略，瓜分世界的狂潮出现在这一时期也就一点也不让人意外了。但是，当世界瓜分完毕，欲壑难填的“ 旧大陆” 强国又该如何延续这一理念呢？毫无意外只能是继续厮杀，直到山穷水尽、文明危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哀叹：“一个纯粹只重广泛的效果，而排除伟大的艺术和形而上学的生产的世纪，便是一个没落的时代。” 科学的昌盛推动了“ 西方的兴盛”，但也带来了作为“副产品”的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对于人类浪漫主义价值的否定、对于形而上学的傲慢、对于科学技术的顶礼膜拜，使得“是” 与“应当” 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最终促使实证主义在人类文明的维度一手导演了“ 西方的没落”。伴随着“ 唯科学主义” 的愈演愈烈，19世纪晚期以来，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愈加明显，而科学技术本身的两面性却被忽视，当科学技术掌握的力量可以左右人类生活的时候，文明危机也就无可避免地到来了。所谓文明危机，其实就是人类生活的意义危机和价值危机。
面对这种文明危机，西方思想家也曾试图予以拯救，人文主义者便是其中的“急先锋”。 “科学主义的盛行激起了人文主义对科学的批判，这种批判主要指向了近代科学及其所代表的机械论自然观。”人文主义（humanism）一词虽然直到1808 年才由尼特哈麦以德语“ humanismus” 首创，但19世纪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人文主义一词是与文艺复兴密切相关的。虽然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并未直接遭遇“唯科学主义”的兴盛，但是其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对人类尊严的坚守却点燃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火炬并传递到技术时代。 面对科学的大步向前，卢梭挺身而出提出了批判：“何以会有那么一种比无知还更加可鄙的科学的奇谈怪论竟冒充‘知识’，而且反过来对知识的进步设置一道难以克服的障碍。”面对科学对人类时间的浪费以及引发的奢侈之风进而导致的道德败坏，卢梭反问道，为什么人类可以运用科学使自身超越局限，乃至“ 一跃而进入了天国”，但是让人类反观自身、研究自身、认识人的天性、职责和目的却又如此困难？ 卢梭的质问其实隐含了对于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忧虑，“人类对自然——同时也就是对自己本性——越来越多的干预明显地表示：人类的力量是一种摧毁人类（世界）、使人类自身非自然化的力量。”卢梭的反问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于科学与人类关系的哲学反思。
19世纪的欧洲思想界出现了一场“科学方法大辩论”。不同于实证主义视社会与自然同一的做法，人文主义者格外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差异性，提出自然本质上是物质的，而社会本质上则是人的精神的外化与客体化。因此，人文主义者认为绝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的精神世界。狄尔泰认为，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知识与生命的脱节、理论和实践的分离，“一种关于自然界的实证科学就在对它那些有限的目标有把握的情况下，更加清楚地使自身与——一直得到人的精神力量所具有的总体性通过形而上学哺育的———文化整体分离开来。”为了克服文明的危机，狄尔泰提出要将社会科学及其方法纳入人类的整体思考之中，建构关于人本身的科学，也即用“精神科学” 研究人类社会与历史，在研究前人确立自身的思想与活动中揭示出人的本质，进而使得当代人得以超经验地看待活生生的世界历史总体。
人文主义者对于实证主义的反思与批判集中体现了西方思想家为了拯救现代化过程中“ 失落的价值” 所做的理论尝试，但是人文主义者的努力显而易见地失败了。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成了19世纪后半叶以来欧美社会的主导世界观，而两次世界大战则彻底戳穿了科学繁荣所营造的“ 文明昌盛” 的假象，引发了一系列的现代性痼疾。人文主义者失败的原因就在于，“被窄化为工具理性的现代性逻辑在当代社会中转变成为以追求剩余价值为己任的资本逻辑，后者正以蔓延之势主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充分表明，实证主义业已演化为资本逻辑在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表现，因而， 以人文主义的“价值” 对抗资本主义的“ 价值” 无外乎以卵击石，难以建功。真切发生的社会危机迫切要求人类找寻克服之途，而以批判资本主义为核心旨归的马克思主义正是解决实证主义所引发“痼疾” 的“良药”。
马克思主义差不多可以说是和实证主义同时诞生的，两者都是对近代哲学变革的一种反映，并且同样受到了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成就的滋养。从哲学发展史上来看，近代哲学从对本体论的关注转移到认识论问题，而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主体认识与作为对象的客体发展的内在规律的一致性问题。 实证主义秉承了近代经验主义哲学认识论的传统，试图依托自然科学方法论向符合时代的“科学”认识论转进。但是直接从认识对象出发的立场使得实证主义无法真正透视特定社会的历史与逻辑形成的深层原因，也正是因此， 实证主义在社会和历史科学的研究中充分暴露出了其方法论的非科学性和形而上学性。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实践是社会历史领域一切认识活动的基础，也是源泉与动力，并不存在可以脱离具体研究对象的纯粹的科学认识方法，也不存在超越时空的绝对真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种仅仅从纯粹客体出发，简单粗暴套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僵化方式是无法把握真正的认识的，也就无法理解真正的人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上实现了以实践和批判为特征的，真正彻底的、科学的革命变革，而实证主义仅仅局限于将自然科学研究中看起来普遍有效的方法提升到哲学原则的高度，并将其强制推广到社会现象的研究中来。因此两者在起点处就开始显示出分化的路径，进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论路线并延续至今。也由此，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在认识论、方法论和历史观上形成的对立与论争成为19世纪以来人类思想史领域的一大文化景观，即“辩证与实证之争”。
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便在于为当下揭示历史经验，从而为人类打开朝向未来的空间。从根本上说，当代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研究、重新思考和重新建构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的，重回思想史探究马克思主义更是如此。 在飞速发展的技术时代，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社会思潮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市场，在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已经不再是简单地批判实证主义，而是深入它的前沿，充分警觉种种非历史性理论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把握实证主义及其方法的实质内涵，厘清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上的分歧与斗争；另一方面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科学意涵，进而从学理出发阐明马克思主义超越实证主义之所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
三、技术时代批判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现代科学及其衍生出的技术宰制了19世纪以来的世界图景。 马克思指出：“ 现实财富的创造……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也就是说，对于财富的永恒追求，使得科学技术的目的指向实用化、有用化，不再如传统社会中只是运用理性探索自然的真理，而是以实验的方法掌控自然、改造自然、使自然臣服于人。海德格尔在反思现代社会的时候意识到，“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是现代社会建构过程中相互交叉的两大进程，“对世界作为被征服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现出来”。在这样一种世界图象化和个人主体化的情形下，人的行为结果的价值判断转为要求“ 形象化、精准化和数学化”，也即只有有形的、可以精确度量的行为才算是有价值的，“是” 与“应当” 被割裂为对立的两极，“浪漫主义” 的价值被轻视，而科学技术获得了高度认可，成为正面价值判断的核心根据，对科学技术的“迷信” 最终上升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最终，以科学技术为底座的现代社会得以建成：生产领域日益趋向智能化、数字化、平台化；社会领域日益趋向移动化、数据化、公开化；日常生活领域日益趋向原子化、标准化、同质化；简而言之，科学技术和工业大生产合力将整个世界打造成了一个光鲜亮丽、整齐划一的世界图景。马尔库塞感叹道：“对于制度化的生活形式，科学（纯粹的和应用的）将具有一种僵化、固定和保守的功能。甚至它最具革命性的成就也只是同现实的特定经验及组织相一致的建设和破坏。”科学技术的“ 统治” 使得现代社会产生的痼疾急需一剂“ 良方” 对症下药，漂泊在大地上的异乡人心怀故乡！
这幅世界图景的背后是实证主义借助科学技术的权威，以“精确的、有用的、高度组织的” 原则对人类社会进行的“量化”处理，构造了一个以“符号化、科层化和功利化” 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体系。表面上看，整个社会“经济、高效、井井有条”，但是在具体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实践着的人却已经在无形之中被冷冰冰的计算、分析“异化”为一条条 “ 数据”，成为一个个KPI（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疯狂追逐的对象，人已经被结结实实地“ 困在” 了这个愈发精确的社会系统中。因此，虽然作为哲学流派的实证主义已经基本退出了哲学的理论舞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证主义从人类社会的全面退场，而是继续以“看不见的手”的形式操纵着人类社会的诸多领域。原因不难理解，实证主义本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历程中诞生的意识形态，只不过实证主义巧妙借助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将自己打扮成了科学技术的“代言人”，以不容置喙的权威形象全面介入到了人类社会的建构过程之中，由此，实证主义渗透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 隐形”指挥棒。
实证主义作为脱胎于实证科学的现代社会的“进步” 意识形态， 随着科学思想愈发深入人心，以“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塑造出的科学权威形象愈加巩固了其思想霸权的地位。但是要注意的是，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的应用不是一回事，不能把科学技术在应用中产生的问题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更不能以此来抵制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就曾明言：“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在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关键构成要素的当下，发展、运用科学技术是必要的，而防范科学技术运用导致的不利后果以及附着其上的意识形态，则是对人类智慧提出的更高要求，因为“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也因此，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并非是要反对实证科学，而是反对“唯科学主义”的实证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辩证把握技术时代理解科学技术与实证主义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首先，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催化剂，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巨大功用。 马克思在19世纪就已经清楚地看到，没有科学技术的帮助，资产阶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短短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出“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科学技术已经成为近代以来的世界客观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既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产力，又猛烈冲击了传统的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为人类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新世纪以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期而至， “技术和数字化将会改变一切。……各项重大技术创新将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波澜壮阔、势不可当的巨变。”这充分表明，科学技术正以一种不可逆转、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 在新时代我们依然要坚持发展科学技术不动摇，因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在历史变局的关键时刻，中国的复兴与繁荣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突破，抢占科学技术的高地就是抢占国际竞争的高地，这是我们从近代历史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也是助推我们前行的强大动力。
其次，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不能等同于一切向实证主义看齐。实证主义强调“ 唯科学主义” 的原则，试图将自然科学的标准推广为一切领域的标准。 在“ 唯科学主义” 原则的指导下， 我们看到，实证主义在诸多领域高奏凯歌，例如，各领域的评价体系走向量化、符号化；社会生产领域走向标准化、模式化；组织结构走向科层化、精细化；如此种种，以精确化、组织化的方式实现了对现代社会的整体建构。与此同时，在“ 唯科学主义” 原则的指导下，实证主义将人类社会割裂为所谓“ 科学” 与“ 非科学” 的两部分，人为制造了两者的对立。 这种二元对立使得实证主义巧妙地躲在了 “ 科学” 的背后，借助科学技术作为避免理论攻讦的挡箭牌。 面对实证主义塑造的二元对立世界，伊曼纽尔 · 沃勒斯坦指出，21世纪的知识世界需要“ 克服‘ 两种文化’ 的人为划分并且创造一种新的、重新统一的科学／哲学（scientia/philosophia）的认识论。” 这说明，当代社会的症结并不在于科学技术，而是在于实证主义，只有从理论的高度出发，批判实证主义的“ 唯科学主义” 才能弥合被割裂的整体世界认知，从而将被割裂为两部分的人类社会重新整合成一体的。 通过系统梳理自马克思恩格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辩证与实证之争” ，一个明确的结论是，实证主义并不能和科学技术画等号，实证主义的二元划分更是站不住脚的，在新时代，我们需要运用辩证思维克服“ 两种文化” 的二元对立，在融会贯通中探索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最后，批判实证主义是为了破除对经验、直观的非反思认识，不能将科学技术作为实证主义的 “替罪羊”。作为19世纪诞生的哲学思想， 实证主义的理论目的始终指向建设一个“理想的” 资本主义社会。 以此为出发点，实证主义强调把握 “真实的” 经验世界， 反对将世界视为整体性的；强调“肯定性的” 理解直观的现实世界，反对对世界的历史性批判；强调从“真实、有用的” 维度出发进行思考， 将辩证思维打入形而上学的阵营。如此一来，实证主义就以“ 理性的诡计” 将社会大众引向经验的、直观的领域，从而成功遮蔽了资本主义的抽象统治关系，并营造出资本主义“ 终结历史” 的假象。在此过程中，实证主义借助科学技术的手段达成了对于自然、社会领域的控制，从而实现了从认识世界的思维逻辑到统治世界的思维逻辑的转变，而科学技术则是实证主义借以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面对实证主义与科学技术的结合，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将批判的目光放在了科学技术的维度，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科学作为一种工具却失去了自知之明” ,马尔库塞则痛斥“ 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 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立场出发可以看到，科学技术只是一种中立性的物质力量,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运用科学技术，而非将因为运用科学技术而产生的问题都一股脑地算到科学技术的头上。科学技术并非丧失了“自知之明”，而是在实证主义的逻辑下才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帮凶”。由此，我们必须将理论反思与批判的对象锁定为实证主义，避免对科学技术的浪漫主义、虚无主义批判，在新时代合理发挥科学技术的真正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