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全球正义的哲学事业
托马斯·博格
全球正义的问题与全球化密切相关。但大部分关注全球化的人只去描述它、解释它，只有一小部分人才从评价和规范层面去研究它，而这被称之为"全球正义运动"。这个运动刚开始不久。在这一运动中，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世界主义、国家主义和自由至上主义。世界主义的基本思路是把适用于国内的正义原则同样运用到国与国之间，由此对全球化提出两个主要批评：一个批评来自经济正义观，认为全球化加剧了贫富差距，使很多人因为得不到充足的食物和满足某些基本需求而死亡。另一个批评是，目前的全球经济秩序缺乏民主，富国对穷国有太多的控制权。如果我们把地球上的人看作世界公民的话，那么我们也要从世界主义的观点反对贫困和非民主。Charles Beitz, Brain Barry, Roland Leo, Tom Megow 和我是提出世界主义理论的5个英语国家的主要学者。而国家主义更倾向于把正义观念局限于一国之内。此外，传统的自由至上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自己的见解。
普遍正义和具体国家
我把人权和正义看作是人们相互拥有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即施行消极义务，要求我们不与其它人一起过度地伤害他人。从这个最低限度意义上出发，我对近几十年来那种过高地对人权和正义提出要求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大多数人认为，社会和经济上的人权，至少应是施行积极义务，它要求给需要者提供食物和其它基本物品及劳务。这种对人权的理解过于狭隘。事实上人权只要求施行消极义务。如果一个制度体系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时，我们就有不去施行这种制度体系的义务。因此以这个观点看，我们没有理由基于人权的考虑而去帮助那些不幸者，因为他们的不幸是他们身处的制度造成的，与我们无关。但现实的情况有点不同。因为现实中造成饥荒的原因在于国内和全球的不公正的经济制度，而这些制度又是西方国家制定和施行的，因此西方国家有义务去改变这种制度。
大部分人把社会正义看成是一种理想的制度体系或具体社会规则。但在我看来，社会正义只要求我们在社会制度的设计中满足最低限度的条件，即它的施行不能过度伤害他人。
人们普遍认为，我们对与我们关系密切的人，特别是对本国人比对外国人负有更多积极义务，这没有错。但我们不能以此考虑消极义务，痛打一个本国人是否比痛打一个外国人更不道德呢？遇到这些消极义务时，本国人不具有优先性。我们对本国人和对外国人负有相同的义务。
因此为了避免在全球范围内的穷困人口陷入绝对贫困的境地，我们提出两个目标：一方面，为了改善穷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我们富国应该共同在更大规模上去支持非政府组织，由他们去确保贫困者得到安全饮用水，充足食物，居所，学校教育，基本医疗和电力等；另一方面，为提高穷国的政治影响力，我们不能再根据穷国统治者所拥有的实际权力，而允许他们代表整个国家参与国际事务。
谁是裁判？
非民主国家政府是否能代表国家和人民，是否还有表达人民心声的其它方式，这不应该由一个或几个西方国家决定。因为西方国家的决定往往出于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我建议，由联合国出资建立一个代表全球穷人利益的独立组织，通过联合国大会选举有才能的专家领导，致力于与贫困和压迫作斗争。这个组织将包含一个准司法机构，监督所有的非民主政府。由它决定，哪些政府能最低限度地代表它所统治的人民尤其是贫困者的利益。一旦发现统治者不能代表的话，就中止这个政府享有代表本国与他国签订协议、以国家的名义举债、出售国家的自然资源或购买国外武器的国际合法权力。这种约束机制能极大削弱残暴统治者的力量，为反抗残暴腐败的政治制度提供强大动力。这个组织还将包含一个辩护机构，在制定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规则中，它代表全球贫困者的利益，因为现在国际政治和全球经济规则都没有充分反映全球穷人的利益。虽然我的粗浅提议需要进一步改进，但这足以表明，我反对把穷国的专制统治者认可为人民代表的观点，而且这种观点不会导致西方专断主义，也不会使全球穷人的境况恶化。
人权：分歧与统一
东西方国家在人权观上的最大分歧是西方重视的是人的政治权利，而东方国家重视的是人的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西方国家认为只有一种人权观，而东方国家认为对人权的理解应该是多元的；西方的人权观可以是法律意义上、个人主义的，而东方的人权观可以是共同的、整体性的。但是，如果从制度方面思考的话，这种人权观上的分歧会消失。因为我们想要达到的社会是一个能满足每个人基本要求的善的社会。这些基本要求既是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如食物、教育和医疗，也是政治权利意义上的，如言论自由、对民主运动的政治参与度。我们所要建立的全球和国内规则，应该是一些能使人们都能满足这些基本要求的规则。这两方面是相互依存，相互保障，缺一不可的。在我看来，保护人权是建立国内和全球制度规则的最终目的。
观众提问
●随着中国加入WTO，有人说政府将通过向外国出售大量资源获得巨大利润，而同时许多人会失业。您怎么看中国的入世？
答：理论上讲，全球化、开放市场是好事。问题是，弱国从中的得益要比强国少的多。我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入世会使这一现状得到改观。但入世也会加大国内的不平等。就在20多年前，中国还是一个相当平均主义的国家，而近年来贫富差距拉大了。贫富差距拉大容易缩小难，中国所要做的，不是去费劲发现哪里是贫富悬殊的临界点，而是找到一种比较恰当的较低程度的贫富差异，并致力于维持这种状况。
●作为一个成就很高的政治哲学家，您认为政治哲学家在推动全球正义运动中起了什么作用？
答：哲学是"爱智能"的意思，智能就是知道什么事是最紧要的。我认为，哲学家应该更关注人类社会紧要的事，尤其是道德上紧要的事。如果做到这点，哲学家就是在为全球正义运动出力了，因为他们是作为社会的牛虻或良知存在的。对于全球正义的探讨是跨学科的研究，在这种研究中，政治哲学家比其它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和政治学领域的学者的有利之处在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中趋同的压力过强，但从政治哲学中却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见解。
●您对中国青年一代的哲学或政治哲学研究者有何好的建议？
答：我的最重要建议是，当你在从事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时，必须既研究理论又关注现实，把两者结合起来。当你在研究欧洲和美国的学术著作时，要把它运用于你自己国家的情境。
（刘进、任重道翻译整理/感谢华东师范大学现代思想研究所大力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