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
诺姆·乔姆斯基著 刘耀辉译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6期
一年前，希伯来大学的社会学家巴鲁克·金梅林评论道：“我们所担心的已成为事实”，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正在向迷信的宗族主义退化……战争似乎不可避免”，这是一场“邪恶的殖民”战争。在以色列今年侵占难民营之后，他的同事泽尔夫·斯特恩海尔写道：“在以色列的殖民地……人的生命不值钱。”领导层“不再羞于谈论战争，而他们事实上充当着殖民警察角色，这让人想起南非种族隔离时代白人警察对贫穷的黑人居民区的管制”。两人都强调了一个明显的事实：在这两个向宗族主义退化的“种族—民族体”之间不存在对称性。冲突是围绕着35年来处于严酷的军事占领之下的领土展开的。征服者是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其行动受到全球性超级大国广泛的军事、经济和外交支持。它的属民则孤立无援，许多人在凄惨的难民营中，勉强维持生存，他们现在正遭受着为人熟知的“邪恶的殖民战争”这一甚至更为凶残的恐怖活动所造成的灾难，为了报复，他们也以自己的方式实施着可怖的暴行。
奥斯陆“和平进程”改变的只是占领的方式，而不是其基本的理念。历史学家本－阿米就在加入巴拉克政府之前写道：“奥斯陆协议是建立在新殖民主义和一个人的生活永久地依赖他人的基础之上的。”不久，他就成为2000年美以戴维营建议的创始人，这些建议同样如此。美国评论界对此作出了很高评价。巴勒斯坦人的挫折及随之而来的暴力活动则被归咎于他们自身和他们邪恶的领导人。但正如金梅林和其他所有严肃的评论者所说的，这完全是“欺骗行为”。
克林顿—巴拉克会晤的确朝向班图斯坦①式的解决方案迈出了几步。就在戴维营谈判前，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被限制在200多个分散的地区。克林顿—巴拉克会晤也确实提出了一个改进办法：将这些地区合并成受以色列控制的三个行政区，它们之间相互隔离，并且与第四块飞地（面积很小的东耶路撒冷，它是这一地区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交流活动中心）隔离开。关于第五个行政区，即加沙地带，除了这里的人民仍旧要处于事实上的监禁状态，结局仍不明朗。在美国主流舆论中找不到疆界图和协议的任何细枝末节，这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的角色仍将是决定性的，没有人会对此真正表示怀疑。因而，去了解美国曾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它内部对这种角色如何理解，就显得至关重要了。《纽约时报》（2002年4月7日）的编辑们提出了鸽派的观点，它赞扬总统“具有开创性的演说”
和他所阐述的“正在出现的景象”。它的首要原则是立即“终止巴勒斯坦人的恐怖主义”，稍后，“停止建立犹太人定居点，然后撤离并就新边界进行磋商”，以结束占领状态并允许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如果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活动不再发生，美国将鼓励以色列“更认真地接受阿拉伯联盟的历史性提议：即以完全的和平和承认以色列来换取以色列撤军”。但巴勒斯坦领导人必须首先表明他们是“合法的外交谈判对手”。
现实世界与这种为自我服务而进行的描述很少相似。它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事件的重演，当时美国和以色列极力回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关于谈判和政治解决的提议，坚持如下要求：不与巴解组织谈判，不承认“额外的巴勒斯坦国……”（约旦事实上已成为巴勒斯坦人的国家），“除非符合（以色列）政府的基本指导原则，朱迪亚、撒马利亚及加沙地区的现状不得改变”（1989年5月佩雷斯—沙米尔联合政府方案，老布什在1989年12月的贝克方案中予以承认）。同往常一样，这一切都未在美国主流舆论中公开发表，而评论界谴责巴勒斯坦人醉心于恐怖活动，破坏了美国及其盟国的人道主义努力。
现实世界中，对“正在出现的景象”的阻碍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美国单方面的抵制主义。“阿拉伯联盟的历史性提议”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它只是重复了1976年1月安理会决议的基本条款。这一决议事实上受到全世界的支持，包括主要的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欧洲及以苏联为首的集团，也就是所有举足轻重的国家。提议遭到以色列的反对和美国的否决，因此，它在历史上被否决了。安理会决议要求政治解决国际公认的边界，“以适当的安排……来保证……这一地区所有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及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和平生存的权利”。这一决议实际上是联合国242号决议款的修正案（美国官方也是这样解释的），其内容已经扩大，包括建立巴勒斯坦国。此后，阿拉伯国家、巴解组织及欧洲类似的倡议一直受到美国的阻挠，而美国的大多数公共评论则不予披露或加以否定。
美国的抵制主义可回溯到1971年2月，当时埃及总统萨达特向以色列提出完全和平条约以换取以色列从埃及领土撤军，和约中未提及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权利或其他被占领土的命运。以色列工党政府承认这是一个真正的和平提议，但予以拒绝。它企图将定居点扩大到埃及的西奈半岛东北部，这一企图不久以极其残暴的手段得到实现，这也直接引发了1973年战争。以色列和美国认为符合美国官方政策的和平是可能实现的。但正如工党领袖埃泽尔·魏茨曼（后来的总统）所说的，结局将不容许以色列“按照它现时所体现出的规模、精神和特质存在”。以色列评论员阿摩斯·埃洛写道，当萨达特宣称他愿意“与以色列达成一个和平协议并尊重以色列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的独立和主权时”，他在以色列领导层中引起了“恐慌”。
基辛格在阻碍和平方面很成功，他确定了他优先支持的所谓的“僵局”原则：不要谈判，只要武力。约旦的和平提议也被拒绝。从那以后，美国的官方政策一直与国际上关于以色列撤离的共识相一致。
克林顿上台后，有效地废止了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和出于国际法方面的考虑。他的政策事实上仍然遵循了基辛格的指导原则，即只在不得已时和在本－阿米所阐述的条件之下才接受谈判，如同基辛格在濒临崩溃的1973年战争（他对此负有很大责任）之后所做的。
针对巴勒斯坦人制定的方案遵循了对他们处境表示了更大同情的工党领袖摩西·达扬所阐述的指导原则。达扬向内阁建议，以色列应当让难民们明白：“我们别无他法，你们将继续像狗一样地活着，而想离开的人都可以走，我们要看看这一进程将导向何处。”当有人提出异议时，他则引用本－古里安的话来回击，后者声称“任何从道德角度来考虑犹太复国主义问题的人都不是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达扬也完全可以引用哈伊姆·魏茨曼的话来为自己辩解，魏茨曼认为，在犹太人的祖国，“几十万黑人”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事情”。
占领的方针是持续的、可耻的羞辱、虐待、恐怖活动、对财产的破坏、迫迁和殖民以及对基本的生活资源（至关重要的是水）的接管，这都不足为奇。这些当然都要求美国的决定性支持，在克林顿—巴拉克年代一直如此。以色列媒体在政府过渡时报告说：“巴拉克政府为沙龙政府留下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遗产，占领区最大规模的房屋建设开始于奥斯陆协议之前的1992年，即沙龙任建设和殖民部长的时候”。美国纳税人为此提供资金，他们受到捏造出来的这类说法的欺骗：美国领导人的“远景设想”和“雅量”被阿拉法特（他已失去了我们的“信任”）之流的恐怖分子、或许还有对恐怖罪行采取过激反应的以色列极端主义者破坏了。
克林顿任上负责这一地区的国务院官员爱德华·沃克对阿拉法特必须如何行动以重新获得我们的信任做了简洁的解释。
邪恶的阿拉法特必须明确宣布：“我们将我们的命运和未来交给美国人来处理”，而美国领导这一侵害巴勒斯坦人权利的运动已经30年了。
较为严肃的评论承认“历史性提议”很大程度上重申了1981年沙特的法赫德方案。通常认为，这一方案遭到破坏是由于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以色列的缘故。事实恰恰相反。1981年方案是由于以色列所作出的反应而遭到破坏的，甚至以色列的主要媒体都谴责这种反应是“非理性的”。
西蒙·佩雷斯提出警告说，法赫德方案“威胁了以色列的存在”。总统哈伊姆·赫尔佐克指责这一方案的“真正提倡者”是巴解组织，该方案比他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时巴解组织所“筹划的”1976年1月的安理会决议更为极端。这些断言并不真实（虽然巴解组织公开支持这两种方案），但它们表明了在受到美国持续、决定性支持的情况下，以色列鸽派方面对政治解决的极端恐惧。
那时问题的根本和现在一样仍在于华盛顿，它一如既往地支持以色列对政治解决的抵制，这种解决是依照广泛的国际共识（其基本精神在“阿盟的历史性提议”中得到了重申）来进行的。
美国抵制主义在当前的修改是策略性的，迄今为止也是微小的。在对伊拉克实施打击的计划受到威胁时，美国同意联合国要求以色列从新占领的地区“无延搁”撤军的决议，但国务卿鲍威尔马上作出解释：“无延搁”即“尽快”之意。巴勒斯坦人的恐怖活动应当“立即”结束，但35年前就已开始的以色列人的更为极端的恐怖活动却能够拖延时日。以色列马上增强了攻击力度，鲍威尔则说：“听到总理说他正在加快进行他的军事行动，我感到很高兴。”许多人猜想，鲍威尔以色列之行之所以被推迟是为了让以色列军事活动能“加快进行”。美国的立场或许有可能改变，但仍然是出于策略的考虑。
美国也容许联合国的这种决议：其“前景”是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这种颇受欢迎的表示愿意合作的姿态并不能与40年前南非的做法相提并论。当时实施种族隔离的政权实际上实行了它有关黑人治理的国家的“设想”，这些国家至少与美国和以色列在被占领地区所谋划的新殖民依附状态具有同样的可行性和合法性。
与此同时，美国通过为以色列提供进行恐怖活动和破坏行为的方式而继续“增进恐怖”（借用总统的话），其中包括新近运送美国军械中最先进的直升机（罗伯特·菲斯克，4月7日的《独立报》）。这就是美国对附庸国制造的暴行的标准反应。举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在当前这场起义的最初几天，以色列使用美国提供的直升机攻击了民用目标，杀死10名巴勒斯坦人，伤35人，这根本不是“自卫”。克林顿的反应是同意“以色列空军按10年来最大的数量购买美国军用直升机”（见2001年10月3日的《国土报》），另外还提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配件。媒体拒绝披露事实，成了同谋。几周后，以色列也开始使用美国直升机进行暗杀活动。布什政府最初的行动之一是派出阿帕奇长弓直升机这一最为凶残的屠戮工具。商业新闻对此只作了微不足道的报道。
华盛顿“增进恐怖”的所作所为在12月再次得到证明，当时美国否决了安理会要求执行米切尔方案和派遣国际监察员监督减少暴力行为的决议，这是公认的最有效的方式，但遭到以色列反对和华盛顿一贯的阻挠。否决行为发生在21天的平静期之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这期间只有1个以色列人和包括11名儿童在内的21名巴勒斯坦人被杀，以色列军队则侵入了巴控区16次（格拉汉姆·韦谢尔，2002年1月25日的《中东国际》）。美国在否决的前10天，抵制———从而暗中破坏了———在日内瓦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会议再次作出结论：第四次日内瓦协议适用于被占领土，因此，美国和以色列在那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简而言之，是一种“战争罪行”。这次会议明确宣称由美国资助的以色列的定居点是非法的，并谴责“蓄意的杀戮、虐待、非法的放逐、任意剥夺要求公正和按正常程序进行审判的权利、大规模的破坏和对财产的侵占……所有这一切都是非法的和肆意妄为的”。作为签约承担责任的当事人美国有义务依据庄严的条约来起诉那些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的人，包括它自己的领导层。但是这一切都无人过问。
美国并未正式撤回它对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被占领土的论断的承认及它对“入侵国”以色列的暴行的谴责（例如，老布什在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时承认以色列是入侵国）。2000年8月，安理会重申在这一事件上的共识：“呼吁入侵国以色列严格地遵循第四次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义务。”表决的结果是14比0。克林顿投了弃权票，大概是不想去否决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一个主要原则，尤其是考虑到它被颁布时的背景（正式宣告纳粹分子所制造的暴行是犯罪）更要如此。所有这些很快也被抛在脑后，这是另一个“增进恐怖”的方式。
在这种事情容许加以讨论及它们的含义被理解之前，要求“美国介入和平进程”是没有意义的，建设性行动的前景仍不容乐观。
注释：
①班图斯坦指以前白人统治的南非政府专门划定供黑人居住并实行有限地方自治的地区，共10个。（责任编辑殷叙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