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墨斯式的虚实
——从意义场来重新解读真实与虚假
作者简介|蓝江，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5期
在古希腊奥林匹亚众神的谱系中，赫尔墨斯（Hermes）始终扮演着暧昧而复杂的角色。他既非宙斯般执掌雷霆以彰显神权，亦不似雅典娜以智慧冠绝众神，更无赫淮斯托斯锻造万物的匠艺。然而，这位足踏飞履、手持蛇杖的信使，却以“穿梭者”的姿态，在神界与凡尘的裂隙间构筑起一道独特的认知桥梁。柏拉图笔下的洞穴寓言在此被赋予新的隐喻：当人类蜷缩于感官的囚笼，双目仅能触及洞壁的幻影时，唯有赫尔墨斯得以自由往返于真理的强光与洞穴的晦暗之间，以“逻各斯”（logos）为媒介，将神谕转化为凡人可堪理解的碎片。
在赫尔墨斯那里，他明白，一方面，无限的奥林匹亚诸神，不会去面对洞穴中的人类，只有他愿意勉强地下降到洞穴之中；而另一方面，人类的身体是无法面对无限的神灵的，正如其有限的眼睛在看到洞穴外的无限光芒时或许会损伤甚至会失明，唯有借助赫尔墨斯的话语，他们才能理解外面的世界大概是什么样子。由于神灵与人类不相往来，能够穿梭于无限与有限的赫尔墨斯，当然也会出于一己私利，将一些错误的信息甚至是子虚乌有的故事，当作“真理”讲给人类听，让人类无法真正地把握外面世界的奥秘，在其编造的精妙叙事中驱使人类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服务。所以，在古希腊神话的描绘中，作为神祇的赫尔墨斯并非什么善类，而且还有一个“狡黠的赫尔墨斯”（Hermesdolios）的绰号。古希腊人认为赫尔墨斯作为神界和人间的中介，早已熟谙人类的习性，并依照自己的话语，让人类不得不在这个虚构的逻各斯的茧房中构造一个看似“真实”的世界。
对于生活在数字时代的人类，赫尔墨斯或许是最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古希腊的神祇。我们已经可以用ChatGPT-4o轻松地将一张照片和一段视频转化为吉卜力风格或藤子不二雄风格的动画，我们可以用DeepSeek和豆包等大模型来帮我们模仿鲁迅的风格嬉笑怒骂、横眉冷对世界万物，也可以按照曹雪芹的语调来续写《红楼梦》。当然，更有趣的是在虚拟引擎带来的虚幻境界，在Unreal Engine 5的加持下，我们可以用《黑神话·悟空》中的天命人来横扫黑风山、黄风岭、小西天和盘丝洞，也可以如同忍者一样，在《刺客信条·影》中，在黑夜中游走于日本战国时代的各个名城之间，暗中夺取上将之首级。今天的电子游戏中显现的不再是像素的表象，而是清风拂过，片片飘落的樱花瓣在我们眼前闪过，其景如同真正的踏春赏樱一样。这不禁会让我们质疑，我们面对的这一切，是真实，还是虚假？如果虚假的东西越来越真实，那么，真实和虚假之间的区分是否还有必要？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答“什么是真实”。严格来说，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提问，即“我们究竟如何将一个事物认识为或体验为真实的”。在康德哲学那里，所有的物都被主体的先天统觉能力架构为认识的对象，这意味着真实的事物必然被我们对象化，成为主体眼中的客体，而当物成为一个客体时也意味着主体丧失了对完全的物的理解和把握，成为物自体。而所谓的对象或客体，不过是在主观的先验观念之下被把握的存在者，这意味着，真实的物已经在认识论框架中远离了主体，主体不可能在自己的认识中来理解真实，主体只能架构认识的对象，但无法在认识框架之外来理解真实的物。我们将人类的认识能力替换为身体的感知（如贝克莱的感知，或者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物变成我们身体感知之下的感性经验，例如，所谓的风，就是大气运动经过人类身体时由身体感知触发的经验，风只是由身体经验构成的对象，而不是具体存在的物。
即便如此，这个矛盾仍然没有解除。以感知中最常见的视觉来说，我们看到的红色物体，真的是红色的吗？现代物理学和生物学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感受到一个物体是红色的，完全取决于我们视网膜对物体反射过来的光的感受能力。物体吸收了一部分光，并将另一部分光投射在我们的视网膜上，如果光谱中波长最长的那一段没有被物体吸收，就会在我们的视网膜上投射为红色光，这就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提到的红色物体的红性（redness）。但胡塞尔不能理解的是，这个红性并不是什么物的本质，比如，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的视网膜对光的感受能力是有细微差别的，一些人感受到的红色或许比另一些人感受到的更红一些。那么，问题在于，谁感受到的红色是本质的红色？谁看到的红色是真，谁看到的红色是假？如果我们将红绿色盲的情况纳入考察，设想一种极端情况，即绝大多数人都是红绿色盲，只有少数人能准确地区分红色和绿色，那么，是红绿色盲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少数能区分红色和绿色的人感知的世界是真实的？
换言之，当我们讨论“什么是真实”这个问题时，其实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侧重的不是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和客观存在，而是什么相对于主体的认识和感知是真实的。对于主体来说，他总是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或媒介来理解真实，正如我们理解的“真实”总是被一定媒介所中介的真实，也是被赫尔墨斯中介之后向我们呈现的真实。作为有限存在的人类，作为生命如同白驹过隙的人类，不可能去面对真实的神灵，也不能穷其一生来追问宇宙的真实，而我们需要的仅仅只是在一定的媒介环境下被视为“真实”的东西。譬如，我们过去往往不会怀疑自己的身体和脸庞是否真实，然而，这种情况在大量使用智能手机自拍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例如，当我们用手机自拍的时候，恰恰无法面对脸上的斑纹和身体上的瑕疵，不得不打开美颜和修图工具，将自己的身体和脸庞修改为“真实”的状态。一件发生在千里之外的事情，经过媒体报道和各种自媒体狂轰滥炸式的宣传后，在小红书、抖音、快手上呈现出来的所谓的“真实”无疑已经是被生产出来的“真实”。正如德国韩裔思想家韩炳哲非常敏锐地指出，手机自拍中，“自拍的新东西在于自拍的存在状态。自拍不是物，而是一种信息、一种非物。非物驱逐了物，这同样发生在摄影上。智能手机让摄影的物消失了”。这种“真实”会投我们所好，让我们接受自己心里认定为“真实”的各种东西，一旦符合我们心里的“真实”框架，这个经过网络媒介传递过来的信息就被认为是“真实的”。换言之，今天的媒介以及各种短视频的视觉体验，已经代替了之前的身体感官和大脑认识，成为我们理解和分辨“真实”事物的尺度。今天的赫尔墨斯，在各个直播间里，在各种视频里，向他们的“信众”不断灌输他们需要的“真实”。然而亘古不变的是，古希腊的赫尔墨斯是能言善道的“狡黠者”，今天的各种赫尔墨斯也不遑多让，他们用美图软件修饰过的图像，用人工智能加工过的视频，在宣传着他们的“真理”，各种主体不得不依赖自己心中的“真实”框架，选择不同的信息茧房，将自己锁在一个个硅幕隔离开来的空间里，让“真实”在多个层面、多个维度甚至在彼此完全对立的维度上重复地发生。这就是所谓的后真相时代的奥秘，在所有可信的物理尺度和观念尺度都崩溃之后，我们只能蜷缩在所剩无几的主体性之下，看着“真实”的视频和图像不断被生产出来。
对“什么是真实”这个问题的讨论，必须参照另一个问题来进行，即“什么是虚假或虚构”。在文学领域，对于虚假和虚构已经有过非常精细的研究，例如《红楼梦》是虚构的故事，但我们不认为《红楼梦》是虚假的，因为它描写的大观园中的是是非非、人情世故都是在真实世界里存在着的。不过，今天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纯粹是文学、电影、艺术创作中的虚假，而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尤其是图像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虚假”，这种技术上的“虚假”区别于文学或艺术上的虚构。虚构毕竟来源于真实世界，是对真实世界的复写和升华，但技术的“虚假”类似于美学中“似真似幻”的境界。
对于技术“虚假”下的“似真似幻”问题，以梅洛－庞蒂为代表的法国哲学家曾用dé jà vu的概念来表达。Dé jà vu直译过来就是“似曾相识”，不过梅洛－庞蒂强调，这种“似曾相识”是“知觉的裂缝”，是人类的身体感知在构成现实时出现的“故障”和不连续性。而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鲍德里亚则进一步推进了dé jà vu“似真似幻”的意义，他在《模拟物与拟像》中强调，dé jà vu恰恰就是拟像社会的前兆，当数字技术能完美复刻现实时，“真实”本身成为被悬置的多余的概念，我们生存的目的根本不是追问“真实是什么”，而是在dé jà vu构成的拟像社会中，让各种拟像成为主体对原始真实的创伤性闪回。可以说，在智能社会诞生之前，鲍德里亚这样的思想家只看到了电视和电影中的拟像，就已经预测了未来技术中虚假和真实界限消逝的问题。
今天，当我们与DeepSeek和ChatGPT交流的时候，感受到的不是一个机器在同我们对话，而仿佛真有一个懂得情感和人情世故的人，在与我们交心、谈心。比如今年年初，有人在网络上向DeepSeek提问：“我很难接受我7岁的小狗慢慢老去，怎么办？”DeepSeek给出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回答：“记住，你现在的每分每秒都在参与一个温暖的生命故事。那些你害怕到来的时刻，其实正在被你用爱无限推迟——当小狗在阳光下打哈欠时，当它把脑袋搁在你膝盖上时，时间在这些瞬间已经获得了永恒的意义。这个鲜活的、依赖着你的生命正用全部的存在回应着你的爱。”这样的回答，让屏幕前面的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和煦的温度，我们似乎感受到那个屏幕背后的“人”不仅有着逻辑推理的思考能力，也有着情感上的温度。于是，有人提出“人工智能也是有情感”的问题，并将此类回答作为证据。对于人类来说，人工智能给出的不是一个普通的逻辑性的回答，反而像一个知心的朋友与人进行着充满情感的交流，这就是一种“似真似幻”的虚假。其实，就其背后的算法和语料库而言，人工智能不可能具有人类真实的情感，它的回答被一层人类自身的意义裹挟着而成为情感化的言述。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曾说过：“将‘意义’解释为这样一种运动，即经由这一运动，强度在瞄准其他强度时以自身为目的、在改变其他强度时自身发生改变并最终回归它自己的痕迹。”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人工智能身上，而在于屏幕前的主体，主体在看到人工智能的回应之前就有一种情感式的期待，而人工智能通过广泛的语料库和深度的机器学习，已经在神经网络算法层面获得如何去回应人类这些问题的回答，这些回答不在于其是否正确或真实，而在于其是否符合提问者的情感预期。这样，提问者所看到的回答就如同德勒兹的“强度”一样返回到主体自身，并完成一个虚幻的循环，最终主体将这些回答理解为一个有情感和有生命的语言大模型在同他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但这种交流必然建立在语料库的基础上，换言之，在语言大模型给出回答之前，人类已经接受了赫尔墨斯式的中介，他们的提问得到了预期之内的回应。这样，作为智能体的大模型就具有了意义，也就具有了一种实体化的情感形象。
如果我们回到图像层次上，这种“似真似幻”的感受会更为显著。譬如Sucker Punch工作室出品的游戏《对马岛之魂》以虚幻引擎制作精细画面而著称。当玩家以一名武士身份出现在游戏场景中时，能体会到风的吹动；芒草如剑，随武士衣袂的震颤起伏成浪，每一簇芒草都折射着暮色的呼吸；樱花似镖，飘落时裹挟着刀刃般的锋锐，花瓣边缘的锯齿在逆光中凝成血色的薄刃；沙砾与泥泞不再是简单的贴图，当马蹄踏碎水洼，飞溅的浊浪中竟能窥见浮世绘式的漩涡纹路；铠甲上锈蚀的铜绿随日照角度流转，暗处蛰伏的苔藓也随着光影起伏而动……当玩家置身于这样的游戏环境中时，不会再去追问是否存在着一个具有如此旖旎风景的真实的对马岛，而是在飞溅的泡沫和飘逝的花瓣中感受到一场视觉的盛宴，收获一种前所未有的游戏体验。在这一刻，游戏场景的虚假和真实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玩家感受到在真实世界未曾有过的快感，这种快感是另一种真实，一种由虚拟的画面引擎支撑的快感。
由此看来，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只有在赫尔墨斯的中介下才有意义。《对马岛之魂》中的一个军士在游戏之外是没有意义的，但一旦我们按下了游戏手柄中的start键，就意味着我们接受了一种意义场的界定，将某种虚幻的对象视为真实来体验。德国当代哲学家马库斯·加布里尔（Markus Gabriel）曾说：“一切存在着的东西都存在于世界之中，因为世界即一切都在其中发生的总域。世界之外一无所有。因此，一切人们原本以为在世界之外的东西，都属于世界。存在总是包含着一份位置信息：存在意味着，某物显现在某一意义场中。”加布里尔用意义场的概念取代了之前赫尔墨斯的形象，在加布里尔的意义场理论中，任何事物包括主体在内，只有在一定的意义场之内才能存在，才能进行互动和交流，才能形成所谓的“真实”。世界是由各种不同的意义场来构成的，这些意义场彼此不能共通，在一个意义场中是虚假的东西，可能在另一个意义场中会变成真实。我们就在这些无数的意义场中来回穿梭，体验不同的真与假、虚与实。这样，世界从唯一的实在世界，变成了多层次、多维度、多尺度的意义场，单一世界虚假与真实的二分，会被多元世界中诸多不同的意义场所取代。虚或实，在我们唯一能依赖观念和身体来支撑的意义场中才具有意义，相反，一旦其他的意义场也构成我们实际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对话、在元宇宙中的遨游，以及未来游戏世界等），我们就需要在新的层次上重新定义主体和对象，定义我们生存的意义。
从奥林匹克诸神到硅谷服务器，赫尔墨斯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人类的认知疆域。然而，承认中介的必然性，或许正是超越后真相困境的起点。当滤镜成为常态，当大语言模型支撑着今天的网络对话，我们是否还能以康德式的观念抵抗意义场：在每一帧精修图像背后，在每一段算法应答之下，是否仍存在着未被中介化的生命体验？或许，真正的“真实”不在于撕破所有拟像，而在于意识到赫尔墨斯的永恒存在后，依然保有主体在不同意义场追问的勇气，正如赫尔墨斯的狡黠提醒我们：真理永远在途中，而追问本身，即是我们真实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