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形式分析的缺场与商品形式的误读——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下的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作者简介：李乾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原载于《思想理论战线》2025年第2期，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存在着内在联系。有学者认为，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正是在马克思价值形式理论之上发展出的，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卢卡奇恰恰未把握住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的精髓。对比马克思和卢卡奇的相关论述可以发现，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强调了价值存在于商品内在因素的对立与统一之中，而商品拜物教则是对社会劳动的特定形式表现，价值形式分析的展开是排除了主观性的辩证叙述；卢卡奇则通过商品形式分析强调了物化的主观性方面，由此出发论证了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矛盾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历史性意义。六八运动之后的左翼理论发展，使得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失去了批判效力，而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则可以承担起这个任务；但如果将价值形式分析从对资本逻辑的总的理解中抽离出来，则将陷入无主体的困境。
关键词：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价值形式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左翼
对以马克思《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文本进行重新解读，是卢卡奇开辟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潮的重要基础。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赋予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哲学方法论变革对于重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功能所具有的关键意义。于是，一直以来人们顺理成章地将注意力更多集中于哲学方法论特征、本质的探讨之上。可是，马克思所开启的哲学方法论变革，根本特征就是以对社会历史客观规律的考察为基础，而对社会历史客观规律的考察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卢卡奇是如何阐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分析的起点即为商品形式问题，而商品形式分析是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的一个环节。卢卡奇是从商品形式分析得出了物化的观点。但很少有人追问，卢卡奇所进行的商品形式分析以及在此之上推导出的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理论，与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分析之间关系是怎样的？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对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左翼理论的发展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一：卢卡奇是否把握了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 关于《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争论
近年来，国际学界在对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阐释其意义，并集中在价值形式问题之上进行了讨论，由此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卢卡奇
一种观点明确认为卢卡奇是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学说出发，进而推动了对马克思辩证法的重建，并由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国际卢卡奇协会现任主席吕迪格·丹内曼（Rüdiger Dannemann）指出，卢卡奇以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作为重建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出发点：“卢卡奇尝试将马克思的辩证理论重建为一种连贯的哲学纲领。他因此还推动了后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的讨论。作为重建的系统的出发点，卢卡奇选择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发展了的价值形式学说”。丹内曼还认为，“拜物教”章对卢卡奇解读马克思批判哲学具有关键意义。“凭借‘物化’这一术语，我认为卢卡奇将价值形式分析的要点引向了实际上相应的重点：现代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是抽象的原则（这里指资本流通的原则）已经被转化为现实性原则的社会。”丹内曼所做的判断，毋宁说源自他所立足的当代德国马克思思想研究对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问题的关注。丹内曼从当代研究现状出发回溯卢卡奇在价值形式研究上对后继者的影响：“诸多对卢卡奇理论的批判性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马克思主义讨论领域中，首先是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及其后继者对价值形式理论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巴克豪斯曾深受卢卡奇的启发。这一点并不错，但在对马克思价值形式这一问题的发现上，丹内曼似乎是在用巴克豪斯等人开启的问题域反注卢卡奇。然而需要看到，丹内曼在一个宏观的思想史意义上，强调了卢卡奇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革新，他指出，在卢卡奇影响下的哲学家们“主要致力于探索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的革新；哈贝马斯则完全脱离了所谓意识哲学的小路，力图为其称为交往行为理论的哲学转向开辟道路”。无论如何，丹内曼所捕捉到的卢卡奇与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十分关键。
德国学者弗兰克·恩斯特（Frank Engster）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重新考察了卢卡奇物化与阶级意识理论的思想史效应。他认为，卢卡奇的贡献正在于“将哲学拉回到资本主义批判之中，他将德国唯心主义未把握到的社会性内容以及未实现的内容，以唯物主义的方式转向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这一转向是哲学的回归，因为马克思自己就要求哲学的唯物主义转向及社会化”，这一转向推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对主客体以及劳动与资本之间矛盾的新理解，为经济学与政治的结合奠定了新方向。同时，恩斯特也清楚地看到了卢卡奇的理论建构是一种传统方式的最高发展，他说，“卢卡奇的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典问题的终点和高点，因为这种翻转是最后的可能，是扭转工人阶级经验意识和政治经验形势相分离的最后出路，也是以革命的方式确保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核心地位的最终方式”。卢卡奇所建构的理论既是传统方式的“终点和高点”，同时也是“最后出路”和“最终方式”，因为“卢卡奇之后的资本主义批判不仅不再将工人阶级视作革命的主体，而且理论和实践也不再结合于一个阶级身上”。对革命主体的理解，是卢卡奇与此后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水岭。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学者吉莲·罗斯（Gillian Rose）早在1978年出版的《忧郁的科学：阿多诺思想导论》中，就以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为坐标，比较了卢卡奇和阿多诺在物化概念上理解的差异性。她指出，“卢卡奇从人们的生产活动在资本主义下变得异化和客观化的方式出发，开始了他对物化的讨论，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来发现《1844年手稿》时他赢得了预见到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发现’的美誉。本雅明最感兴趣的是商品的幻象和人格化形式以及商品的生活。阿多诺最感兴趣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以一种自然属性的形式出现的”。此后还有一些学者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入手，解析了卢卡奇在这一问题上的误解。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明确否认卢卡奇对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所做的理解。
德国学者乌多·蒂兹（Udo Tietz）和沃尔克·卡萨（Volker Caysa）发现，卢卡奇在将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商品生产条件的后果界定为物化后，“参照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分析，更准确地说是参照《资本论》的‘商品的拜物教特征’部分……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更为准确的界定”，因为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在卢卡奇那里“隐含着全部历史唯物主义，隐含着无产阶级的全部自我认识，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但是，蒂兹和卡萨认为卢卡奇对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的参照存在误差。一方面，他们同样强调了价值形式分析在马克思那里的重要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章，包括在‘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中研究的不是商品结构自身的本质，而是商品或价值形式，更确切地说是其‘神秘性’。马克思的意图也不是在商品关系结构中发现一切对象性形式及与之相应的主体性形式的原形”。他们认为，卢卡奇虽然也领会到了表面上呈现出的经济关系完成形态与这种关系的内在的、本质的核心形态是颠倒的，也理解这种表象是由资产阶级生产和交换关系决定的，但仍然“未能完成对社会的表象形式进行批判的消解。因为他无法在其同一与差异中，即在其辩证矛盾性中，用他在涉及社会现实性时拒绝调和的方法来思考生产关系的‘物质的’和社会—社会性的、形式的—本体论的和真实的—本体论的规定性，这一方法将其区分为二元对立的两方”。蒂兹和卡萨看到了卢卡奇与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的联系，同时也认识到卢卡奇没有把握到价值形式分析所内涵的辩证矛盾，卢卡奇将价值形式分析的矛盾简化为了表象形式与内在本质之间的、客观性的矛盾，因而也“未能将劳动过程的简单环节追溯至经济的结构以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本质”。在蒂兹和卡萨看来，卢卡奇在价值形式和物化问题上的认识并未超出西美尔。
德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萨比娜·多伊（Sabine Doyé）还集中研究了马克思的商品分析与卢卡奇的不同。她认为马克思商品分析的主要成果就是价值形式分析，“价值形式的发展和价值的出现，最终导致货币形式的形成。这里很清楚，因为所有的商品，即商品世界，都用一个单一的商品表达它们的价值，而这个单一的商品本身被排除在价值表达之外，就变成了一般等价物”。经过价值形式的发展，中介过程恰恰消失了，而这一分析是理解商品拜物教的基础。多伊认为，卢卡奇其实并未把握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的内涵，她直指问题关键：“卢卡奇之所以受到西美尔‘物化’概念的影响，在我看来，是因为卢卡奇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在多伊看来，卢卡奇在这一问题上的不足，也导致了他在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上的“唯心主义称颂”。多伊这一提示，对我们讨论卢卡奇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问题很有启发意义。与上述观点一致，澳大利亚学者迈克尔·拉扎罗斯（Michael Lazarus）认为，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建构，仅仅始于商品形式的批判，未充分把握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也便未有分析货币和资本概念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国一些青年学者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重新审视了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其他物化理论的区别。可以判定，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具体而言从价值形式分析来考察卢卡奇的物化以及阶级意识理论，是一个亟待进行的有价值的课题。
二：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与卢卡奇的商品形式分析
直到《资本论》德文第一版第一卷，马克思才第一次对商品的价值形式作出了系统的分析。价值形式分析对于马克思展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叙述至关重要，是马克思用以辩证地叙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概念体系的开端。
（一）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及其方法论
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已清楚意识到，价值本身作为特定社会关系建构的观念的存在，是无法直接展开讨论的；价值存在于商品与商品的关系之中，而讨论商品，就必须讨论交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是像《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样，从商品形式出发展开论述，但是对商品内在矛盾的分析，马克思却首先要撇开“商品的交换关系或商品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形式，把商品作为价值本身来考察”，也就是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的真正研究对象是价值；阿瑟的“体系辩证法”因此正确地认识到，“马克思的真正起点是价值，它是某种适当简单的、普遍的东西，它可以证明根植于资本主义”。马克思以商品作为叙述的开端，而对商品形式的分析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对价值的分析。可是，价值这一“幽灵般的对象性”无法自己现身，而必须在商品关系之中，在交换中呈现出来，并最终以货币形式出现。这就是以交换展开的价值形式分析的必要性。
《资本论》
《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之间最关键、最重要的不同，就在于马克思将商品交换推进到明确的价值形式分析之上。通过交换展开、以逻辑的方式进行的价值形式分析思路，在马克思看来，“这部分对全书来说是太有决定意义了”。商品中蕴含的抽象人类劳动即价值的实体，只有通过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作为直接实现形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详细说明，“只有当另一商品把一个使用价值或商品体中包含的直接有用劳动当做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实现形式时，这个使用价值或商品体才能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或等价物”，并指出，“这里是阻碍理解价值形式的一切困难的枢纽”。区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在这一层面，商品的抽象对立是将商品本身理解为自然物和价值物就可以完成的。但是，要讨论价值形式，就绝不能停留在商品内在规定性的对立之上，而是要看到二者的统一，以及“交换价值只是包含在商品中的价值的‘表现形式’，独立的表达方式”。较之于发现商品内在规定的对立，价值形式体现出的是商品内在规定的统一，而这也恰恰是理解价值形式的困难之所在。马克思指出，在价值形式这一层面，商品的对立规定就不是相互分裂，而是“相互渗透”，“价值形式就不同了，价值形式只存在于商品与商品的关系之中”。换言之，在价值形式中商品的内在规定性的对立体现为了统一。价值形式之中包含了商品内在规定的对立与统一，即价值形式本身就内含了商品生产社会的矛盾，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都并非这个特定社会单纯的“表现形式”，而是构成了这个特定社会的矛盾体，马克思在价值形式分析上得出的这一认识至关重要。正因为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以及与它们必然相伴的物化本身以关系性的矛盾存在着，所以它就并非可以通过某种意识形态批判轻易克服。
但是，“商品本来就是一个二重物，使用价值和价值，有用劳动的产品和抽象劳动的凝结物。为了表示出它是哪一种，它必须把它的形式二重化”。商品“形式”的二重化，就是在商品与商品的关系中发生的。在这种形式分析中，一个商品无法将自身包含的具体劳动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单纯实现形式，而必须借助于另一个商品所包含的具体劳动，来表现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单纯实现形式，因此商品要将另一个商品作为自己的等价形式。故而，在价值形式的分析中，量的分析是无关紧要的，重点是质的分析。在价值形式分析中，马克思认识到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一样都是劳动产品的表现形式，因此要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来展开分析。也就是在对价值关系的质的分析中可以解答货币之谜：“如果对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从质的方面进行考察，那就会在那种简单价值表现中发现价值形式的秘密，从而简单地说，发现货币的秘密。”这样，我们就会进入熟知的价值形式分析和货币的产生等问题，在这一过程中，等价形式或者说商品的社会形式和价值形式，作为“可以交换的形式”始终是核心的线索。
在《资本论》出版之后，面对《资本论》未能解释清楚价值的质疑，马克思回应道：“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交换价值，已经以货币的形式表现了价值的实体即社会劳动，探讨价值问题的关键恰恰是理解这种形式，从而阐明价值规律。这也正是马克思《资本论》商品拜物教章的要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中的商品拜物教章，与第一卷第一版附录“价值形式”中一般等价形式的特征的论述有紧密联系。在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马克思着重强调，价值规定的内容决定了商品的神秘性质，而价值规定即生产商品的劳动的特定社会性质。在商品生产社会之中，劳动的一般性成为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生产者也就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物化和拜物教，就是特定社会劳动形式的必然表现，是同时统摄了主体的客观过程，因为对于商品交换中的主体来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拜物教因此是客观的，真实的。
我们简要归纳一下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的方法：其一，价值形式分析建立在对商品内在规定性的对立和统一分析之上，而这个“统一”正是价值得以表现出来的关键，也正是因为价值的存在使得“统一”得以可能；其二，价值形式分析是为了说明货币形式与价值之间的根本联系，如果说价值的实体是社会劳动的话，那么价值形式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的中介；其三，商品拜物教理论本质上也是对社会劳动形式的分析，它以价值形式分析为前提。马克思借助于商品拜物教要阐明的核心观点是：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社会劳动形式，只是特定社会形态才具有的，故而，对拜物教的批判只有指向社会革命。总之，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细胞结构”所做的“解剖学”叙述，这一叙述方式是黑格尔逻辑学意义上的。
（二）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与阶级意识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怎样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阐发物化？
《历史与阶级意识》
首先，卢卡奇从马克思的商品形式分析入手来讨论物化问题，并着重阐发了物化的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两个维度。卢卡奇一开始便论述了他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理解，即商品拜物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并且是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物质变换（Stoffwechsel）的支配形式，这些判断非常精准地把握到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核心思想。接下来，卢卡奇引述了马克思关于商品形式的奥秘的著名段落，即商品形式将人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为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变成了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的关系，变成商品的劳动产品就成为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在对物化结构进行更进一步阐发时，卢卡奇给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既发生在客观方面，也发生在主观方面”。卢卡奇的阐释之所以“独特”，是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从未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解释商品拜物教。正如上文所述，在马克思那里，基于商品价值形式分析、论证的商品拜物教并没有引入主观的维度，完全是在客观维度上进行的。而卢卡奇对此分别阐释，从客观方面来说，“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它的规律虽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作为无法制服的、由自身发生作用的力量同人们相对立”，而且这个规律是个人通过自己活动无法改变的；从主观方面来说，则体现为“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物化体现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这是卢卡奇的第一点原创性阐释。
卢卡奇还进一步解释说，商品形式的普遍性，同样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制约着“在商品中对象化的人类劳动的抽象”。具体而言，在客观方面，质上不同的对象被理解为形式相同的，“商品形式作为相同性的形式、即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可交换性形式才是可能的”。卢卡奇还特别指出，质上不同的对象的可交换性，只能“依据它们作为抽象的（即形式相同的）人类劳动的产物的本质来创立”。注意，在这里，卢卡奇就已经丢掉马克思尤其注重的社会形式分析了。而在主观方面，卢卡奇强调，“抽象人类劳动的这种形式相同性不仅是商品关系中各种不同对象所归结为的共同因素，而且成为支配商品实际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卢卡奇特别注重对这一“支配商品实际生产过程的现实原则”的分析。他指出，“抽象的、相同的、可比较的劳动，即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越来越精确测量的劳动，同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和前提的资本主义分工的劳动，只是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才产生的”并成为一个“社会范畴”，而且这个“社会范畴对这样形成的社会的客体和主体的对象性形式，对主体同自然界关系的对象性形式，对人相互之间在这种社会中可能有的关系的对象性形式，有决定性的影响”。
继而，卢卡奇就在泰罗制的语境和韦伯的合理化思想背景下分析了这一转变，这也是卢卡奇对物化问题所做的第二点原创性阐释。卢卡奇认为，一方面，在泰罗制之下，劳动过程被分解为抽象合理的局部操作，工人同整体产品的联系被切断，劳动过程被简化为机械性重复的专门职能，这本身就是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另一方面，由于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合理计算的基础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作为“可以按照客观计算的劳动定额”来计算。于是，主观方面的物化就渗透到工人的灵魂之中：“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可计算性所调节的合理化过程，成为统治性的原则。卢卡奇所凸显的这一批判思路，在此后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被延续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从韦伯的合理化出发的批判维度。
卢卡奇对物化问题所做的第三点原创性阐释，就是合理化/物化造成了时间的空间化。劳动过程的合理化、机械化，最终使得工人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性，而陷入一种直观性态度之中。直观性态度的根本特征，就是将时间和空间视为共同的东西，“把时间降到空间的水平上”。时间的空间化，意味着历史意识的消解：“时间就失去了它的质的、可变的、流动的性质：它凝固成一个精确划定界限的、在量上可测定的、由在量上可测定的一些‘物’……充满的连续统一体，即凝固成一个空间”；对历史意识消解的反思，构成了此后批判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而时间的空间化命题，也无意中构成了后世批判理论空间转向的先声。由卢卡奇对物化问题所做的三点原创性阐释可知，他从主观角度对物化所做的剖析占据了主要内容。
对物化的理解，决定性地影响了如何把握阶级意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资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分析是卢卡奇的首要工作。
在《阶级意识》一节里，卢卡奇肯定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在资本主义下，经济因素不再隐藏在意识的‘背后’，而是就存在在意识本身之中……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随着等级制的废除，随着纯粹的经济划分的社会的建立，阶级意识也就进入了一个可能被意识到的时期。从此，社会的斗争就反映在围绕着意识，围绕着掩盖或揭露社会的阶级特性而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之中。但是这一意识形态斗争的可能性已经指出了辩证的矛盾，即纯粹阶级社会内在的自我解体。”紧接着，卢卡奇分析了资产阶级意识的核心特征，即它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无法对总体做到反思性掌握，因而总是陷入不可避免的矛盾之中。
卢卡奇还强调了资产阶级意识因为陷入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即其意识形态与客观存在的矛盾加剧，导致了一种“虚假”意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形式上适应于经济意识，但是，以资产阶级个体为基础的阶级意识，往往和个体的阶级意识无法掌控的发展之间产生对立，“这种阶级意识的辩证法”，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相互矛盾。而这一矛盾的根本，就是资产阶级的个体主义预设与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与社会的普遍利益之间的矛盾。伴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得不和“计划经济相协调”时，在卢卡奇看来，这正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投降”，“资产阶级的最后的理论防线就这样被放弃了”。这样，资产阶级的存在及其文化就陷入了最严重的危机，它所暴露出的虚伪意识、犬儒主义则是其崩溃和失去领导力量的信号。
在论述“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时，卢卡奇结合德国古典哲学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认识。他认为，近代哲学恰恰产生于意识的物化结构，当它将认识对象把握为自身的产物时，却没有对“自身”的历史前提作出反思。所以，近代哲学家们就不得不一再陷入“我们”创造的体系，同外在于人的必然性之间的矛盾之中。这一切无非是对近代社会状况所做的逻辑的、系统的阐述而已。在近代的世界图景中，人们一方面打碎了纯粹自然的桎梏，另一方面又建立起自己创造的第二自然的、物性的力量，打碎纯粹自然桎梏的理性，与人们创造出的第二自然的非理性处于悖论之中。资产阶级意识的纯直观态度，使其无法认识到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最终，哪怕是想要从思想上克服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古典哲学，也只是在思想上再现、先验地推演了资产阶级社会。古典哲学没法解决资产阶级意识的二律背反，它仅仅提供了超越这种二律背反的辩证方法，而在卢卡奇看来，以历史的方法来完成这种辩证方法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就是对社会本质的客观认识。故而，卢卡奇的结论，就是无产阶级借助于中介的方法，超越直接性，实现自我认识和对社会存在的认识，一旦直接性被打破，商品的拜物教形式就将崩溃，工人也将超越自己的客体地位。实现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因此就成为卢卡奇所提供的解放议程。
关于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自我认识这一问题，卢卡奇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中做了回答，“组织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形式”，在对组织问题的理解上，卢卡奇继续坚持无产阶级实现自我意识这一目标的重要性，他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对自由王国“有意识的”行动的重要性，而能够实现无产阶级有意识活动的组织形式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对这种飞跃的有意识态度的组织形式，从而是走向自由王国的第一个有意识的步骤”。到此为止，卢卡奇对物化和阶级意识的分析，在逻辑上完成了。
由上可知，卢卡奇对物化、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与马克思有着很大差别。马克思是在商品的价值形式分析中得出的商品拜物教理论，而且，这一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从没有从主观性维度进行论证，马克思也没有太多关注它在意识领域的体现。基于商品的价值形式分析，马克思所进行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阐述，揭示的是社会劳动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而卢卡奇则创造性地发展了物化的主观性维度，并与对阶级意识的分析相结合，在揭露资产阶级意识陷入主观与客观不可克服的矛盾之后，卢卡奇认为真正能够在自我认识中实现对社会本质的认识，从而超越物化和拜物教的力量，就是无产阶级。从思想史的效果来看，马克思和卢卡奇在物化（拜物教）问题上的不同，会带给我们诸多思考。
三：物化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的反思
某种意义上，六八运动是卢卡奇所奠定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效力的爆发。六八运动的领袖鲁迪·杜什克（Rudi Dutschke）和汉斯-于尔根·克拉尔（Hans-Jürgen Krahl），都以青年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思想为指导。然而六八运动的失败，同样也标志着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张力的消解：以物化批判为宗旨的意识形态批判失效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浪潮袭来，那个革命风暴的时代彻底过去了，曾经操持着激进话语的青年一代在耗尽激情之后，最终与现实妥协：在意识上他们依然批判现实，但在行动上他们还是服从于现状。正如此后彼得·斯洛特戴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指出的，意识形态批判失效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启蒙了的虚假意识”，即犬儒理性（zynische Vernunft）。犬儒理性也就是现代犬儒主义（Zynismus）。现代犬儒主义标志着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和阶级意识理论失效了，同时也昭示着资本主义治理术的幸存与狡猾。因此，福柯也将目光转向了对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批判，从而提出了生命政治的概念。然而，不论是揭露了现代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困境，还是以生命政治道出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底色，都难掩这一事实：资本主义在意识和现实上的统治都达到了新的阶段，青年卢卡奇所奠定的批判范式是无力的。美国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境遇的反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他认为，包括继承韦伯传统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到福柯在内的传统左翼批判理论，在本质上是“对官僚制的批判”，而在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转型后，左派就再也“无法提出一个真正能与昔日的左派理念形成对话的对官僚的批判理论”，而大卫·格雷伯则认为，对金融资本主义背后的结构性暴力的批判才是当今的关键问题。
在青年卢卡奇看来，现代犬儒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状况是资产阶级统治的世界即将走向崩溃的“明确信号”，而在六八运动之后新自由主义转型过程中，现代犬儒主义却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霸权的立足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卢卡奇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包含了“非我”于自身，资产阶级并不会因为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意识，因为它所遭遇的虚假意识而失败，而恰恰会坦然接受、运用这种虚假意识，这种虚假意识也恰恰可以在更复杂的意识形态景观中成为服务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资产阶级的这种意识形态结构，就源自《资本论》中的商品价值形式。卢卡奇在阶级意识上的认识，与其对物化的分析思路一脉相承。他从主体的方面分析物化，因而未能认识到主体本身所内嵌的客观结构，而把主体方面当成一个仿佛独立的、同质性的领域。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不会因为遭遇非同一性、陷入悖论而瓦解，反而恰恰将非同一性和悖论纳入自身之中。
青年卢卡奇
我国学者程巍基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新左派的发展作出过非常深刻而精彩的判断：“卢卡奇谈到阶级意识时，把它定义为‘变成为意识的对阶级历史地位的感觉’。这是一个简练而恰当的定义，强调的是对本阶级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为的认知。”程巍指出，到20世纪60年代后，“中产阶级的孩子们”开始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开始掌握文化的领导权，他们的意识状况体现为：“深陷在虚假意识里，把意识形态（其中包括道德批判）错当作历史意识。他们原本就习惯于从意识形态的哈哈镜里打量自己，先是看见一个狂热的新左派，接着发现一个满是忏悔感的回头浪子，到最后，似乎看清了，原来是一个稳重的新右派。其实，新左派只是一个穿错服装的新右派”。可见，卢卡奇对于阶级意识的判断，问题就在于他未能把握住资产阶级意识的根本特征：“一个阶级若不能对自己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及作用有正确意识，那么它将失去历史判断力，糊里糊涂与自己的真正利益为敌。它所愿望的，与最终所成就的，可能正好相反。但卢卡奇对资产阶级历史意识的评估，基于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的自我认识水平。在那个时代，激烈的阶级对抗使资产阶级与其对手双双陷入各自意识形态的片面性中，失去了对历史的总体把握。它们都把自己的对立面视为不共戴天的他者，却没洞察到他者很可能就是自我内部的他性。人倾向于保持一种虚幻的同一性。当一个人把他的多重人格中的一种显现为惟一的人格时，他就在追求自我同一性。……资产阶级是有史以来人格最多的阶级。……但老资产阶级习惯于在外部寻找敌人，把自我内部的他性当作外部的他者”。程巍认为这是因为卢卡奇的历史局限性，这当然非常精准，但毋宁说卢卡奇对商品形式的认识是存在局限性的。毕竟，与卢卡奇相比，马克思通过价值形式分析和商品拜物教对资产阶级阶级意识所做的剖析显然具有深刻预见性，他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阶级意识所具有的内在矛盾。难怪当代激进思想家齐泽克会非常看重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的意义。
回顾前文关于卢卡奇物化理论与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关系的争论，以及对二者在物化问题上的比较，我们会发现，卢卡奇基于商品形式分析而提出物化理论，从而将重点放在了主观性的维度之上，而忽略了物化客观性维度的基础性地位。从物化的主观性维度出发，构成了他对资产阶级阶级意识进行批判，赋予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以历史使命的基础。卢卡奇的分析之所以不适用于六八运动之后的资本主义时代，从理论上看，就在于他并没有把握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的核心要义。离开了价值形式分析，是无法准确把握商品拜物教和物化的。依照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价值通过商品之间的关系来表现；因而商品的内在矛盾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并非对立，而是在交换建构的同一之中存在着。如此来看，前文提到的蒂兹和卡萨、萨比娜·多伊等人的判断也是准确的。从笼统的意义上说，商品形式分析的确是价值形式分析的一部分，故而丹内曼看到了这一联系；但是从具体理论结构上说，价值形式分析显然不等于简单地从主观性和客观性方面考察商品形式的表现。
有学者认识到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哲学探索是对列宁主义所做的思想论证，并认为列宁早期黑格尔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接近之处。但是，卢卡奇和列宁有着根本的不同，列宁看到了《资本论》开篇的“三统一”，看到《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分析，但是列宁坚决地走向了客观化的逻辑。《帝国主义论》正是列宁对资本主义最新发展形式的研判。卢卡奇将这种动力交给了一个主体性的过程；而列宁则将主体性的产生放在资本主义新形势之中，放在世界历史主要矛盾的转换和矛盾中心的转移之中。列宁是在对这一客观历史逻辑的信心之下，获得了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先锋政党理论的成功。卢卡奇并未分析前者，而割裂了客观历史形势的分析，只注意和论证阶级意识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相比卢卡奇，列宁对《资本论》的理解更深入。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垄断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运动的新变化（这是他们对物化问题理解的前提）的探讨，则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评判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另一个参照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较之于卢卡奇的长处，就是他们和列宁一样，都对资本主义的最新形式有更为敏锐的判断，但是他们的区别在于，一个立足发达资本主义，一个立足于帝国主义薄弱链条，这使他们得出不同的判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物化的理解，同样是从客观的逻辑出发的，他们基于对马克思交换抽象的理解，认为商品交换原则同时就具有一种意识形态功能，也就是一种统治性的原则，它会消解掉主体，将主体变成交换抽象中的个人承担者。匪帮理论就是他们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研判。他们认为，匪帮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市场原则，对无产阶级运动的重塑，使之成为无法联合起来的一个个的团伙、帮派。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彻底与革命共产主义的路线保持了距离，并在革命问题上陷入彻底的悲观主义。
面对后六八时代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状况、文化霸权和治理术，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恰恰能够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从思想史来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领域出现的马克思价值形式研究潮流不是偶然，这一潮流正是西方左翼理论潜在话语转型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的体现。基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结论：首先，物化和拜物教问题不再仅仅是认识论层面的问题，而是社会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式表达；其次，意识形态一定要被安放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之中来理解，因此意识形态批判不是通过无产阶级建立起阶级意识就能完成的；再次，构成资产阶级世界的范畴体系，被理解为包含了观念与现实的双重内涵，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恰恰可以被证明是包含了非我在内的一个矛盾统一体，从这一意义上说，现代犬儒主义的意识形态困境非但不是资产阶级意识的危机和崩溃的先兆，反而是其意识形态霸权的完成；最后，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并非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而是彻底的社会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