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灵性的怪物”与对象化的劳动
——如何在智能时代重读马克思论工业技术
摘要：19 世纪，机器化工业的广泛实施让马克思开始关注资本主义的工业技术。马克思对工业技术理论的关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在政治经济学的襁褓中思考的工业技术和机器问题，马克思关心的是分工、交换和生产；1851 年的伦敦世界工业博览会是马克思思想发生转变的一个契机，马克思认为工业机器作为一种中介，将工人的劳动对象化，并结合起来，与机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灵性的怪物”，而这个“有灵性的怪物”实际上实现了工人的体力的联合。在智能时代，这种体力的联合进一步转化为个体智能的联合。由此，我们可以从批判角度祛除资本对机器和技术支配的魅影，重新思考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同时也可以看到智能技术带来的将智能联合起来发展出一种先进生产力的可能性，这为未来社会思考新生产方式和解放潜能，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线索。
关键词：马克思 工业技术 对象化劳动 智能时代
作者简介：蓝江，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5年第4期
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广泛应用，让人们感受到科技带来的巨大的震撼。原先人类只能通过繁重劳动完成或者无法想象该如何去完成的任务，现在或许可以通过智能大模型来实现（例如，在科技工作中，利用大模型对蛋白质结构的解析），仿佛人工智能是一个“有灵性的怪物”，不断地为我们创造着神奇，让我们不断憧憬着崭新的未来。与此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焦虑：这些智能大模型和机器，是否有一天会将人类淘汰；我们的活动和劳动都变成了被人工智能大模型征用和改变的数据和语料库，是否也会变成大模型下的对象化的劳动。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我们需要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角度来理解这些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出现，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人类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回到马克思对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工业技术的思考中，由此，才能避免陷入各种幻象的泥淖，才能不会被简单的技术乐观主义所左右，才能避免陷于人工智能与人类二元对立的思维茧房之中。
一、工业时代的技术理论
马克思对工业技术的思考并没有得到学界的广泛阐述。实际上，早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经摘录过贝克曼、舒尔茨等人的著作，对工业革命的诸多文献，尤其是机器工业方面的文献，马克思给出了许多关注，包括舒尔茨的《生产运动》、尤尔的《工厂哲学》以及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等。无论是在巴黎、布鲁塞尔，还是后来的伦敦和曼彻斯特，马克思都大量阅读了关于工业技术和工艺学方面的文章，这些论述成为马克思进行工业技术思考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渊源。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马克思之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及诸如萨伊、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等人的庸俗政治经济学，也会谈到机器大工业带来经济上的进步。而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家的作品，也往往出现在马克思自己的笔记和摘录之中。例如，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就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中用专门的一章来谈工业机器的问题，他指出：“机器的发明与有效运用总会增加一个国家的纯产品，虽然它不能而且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后也不会增加这种纯产品的价值。”我们可以发现，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及绝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关心的并不是机器本身，而是机器的应用是否会带来价值的变化，以及这种工业机器的运用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不过，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没有真正从工业机器本身的原理来思考问题，他们只是用政治经济学的普遍原理遮掩了工业机器的实际操作和使用，从而遮蔽了工人在具体使用工业机器中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便在马克思的笔记和摘录中，工业机器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抽象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哲学问题遮蔽了，直到马克思在英国接触到了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经验，尤其是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的工业中的考察，他才真正发现了工业技术的特殊意义，尤其是对于现代工人劳动主体性的塑造的作用。
工艺学的概念，并不是直接来自现代工业技术，而是来自近代的工场手工业。德国学者约翰·贝克曼是最早提到工艺学概念的学者，在 1777 年，他就曾经撰写了《工艺学导论》，尽管贝克曼这部著作是关于前现代的作坊和工场手工业方面的知识集合，甚至在这个阶段，工艺学和技术还没有与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紧密联系起来，但这已经意味着将手工业作为一种特殊的门类来进行考察，这也是马克思在早期和在《资本论》时期都会参照贝克曼的著作的原因所在。贝克曼的著作只是一部开创性的探讨，并不能代表后来成熟时期关于工业技术的具体研究。毕竟，在那时的德国，机器的应用是罕见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由于当时德国工业发展水平相当落后，贝克曼还缺少正确阐明机器概念的现实基础。”
真正关于工业机器思考的革命性变化出现在拜比吉、尤尔和舒尔茨等人的著作中。首先是拜比吉，在他的《论机器和制造业的经济》一书的导言中就指出：“本书的目的是指出使用工具和机器所产生的效果和优势，努力对它们的作用方式进行分类，并追踪使用机器取代人类技能和力量的原因和后果。”从一开始，拜比吉认为思考机器的方式，就是将机器和手工业时代的工具区分开来，“工具通常比机器更简单：它通常与手工一起作用，而机器通常通过动物或蒸汽动力来推动。更简单的机器通常仅仅是放置在一个框架中的 一个或多个工具，并且由动力驱动。在指出工具的优点时，我们将从一些最简单的开始”。 从拜比吉的话中可以看出，工具是简单的，可以手工操作，也就是说，一个工人可以直接控制工具，工具构成了人类劳动的一部分。与之相反，机器却是由动力（动物、风力、水力或蒸汽力等）来驱动的，这种驱动力，将各种简单的工具组合成一个复杂的集合，从而单一工人的手工控制，也不再是人类可以操作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工人在使用机器，不如说工人已经被纳入机器的运转节奏之中，和机器组合为一个巨大整体，那么使用机器的不再是单纯的工人，而是将工人物化为一定的抽象的量（即《资本论》中劳动力）的工业资本。换言之，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工人和学徒仍然具有操作工具的主动性，而在工业时代，这种主动性消失了，他们被湮没在机器运转的节奏中，工人的劳动与其说是控制机器，不如说是为机器提供辅助，让机器的生产方式可以绵延地运转下去。
尤尔是马克思关注的另一名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工业技术理论家。他的《工厂哲学》在马克思的多个手稿中，甚至在后来的《资本论》中都有一定的引述和摘录。《工厂哲学》相对于拜比吉对机器的思考，似乎更进一步，因为尤尔将整个工业生产的工厂作为他直接考察的对象。在往常的意义上，工厂只是一个空间上的场所，是一个地理学上的具体的地点，它不构成人与生产之间的直接关系。但在尤尔的《工厂哲学》中，他似乎重新理解了工厂的概念，即工厂是“无数机械的器官和有自我意识的有机体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器，这些器官和有机体为了生产同一个产品而不断地协调，不断地进行生产活动，并且它们都接受一个自发性动力的支配”。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尤尔的工厂概念是一个巨大的复合体，它既包括钢铁和蒸汽机构成的无机的器官，也包括工人在内的有机体的器官，工厂通过统一的能量和动力将机器和工人联系成为一个生产总体，这个生产总体，有着统一的动力源，也有着统一的生产目的，最终也服务于统一的生产关系。这种工厂概念，已经具有了当代后人类的视野，即整个工业资本主义的生产单元不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而是工人与机器、厂房、生产链条的结合。尽管工人在工厂里有分工，有不同的部门，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真正的统一体。在这期间，工人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自己主体性的衰亡，而且也感受到在机器背后有一种“有灵性的怪物”在起作用，将自己的劳动对象化，让工人的身体成为巨大机器的一部分。
从这些工业技术理论的文献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这些工业技术理论的关注，并不纯粹是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思考，而是关注到工业机器的使用对人类（主要是工人）的重新架构，工人何以成为现代人，并不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叙述的理性启蒙的结构，他们之所以需要理性，是因为在参与机器的工业劳动中，接受与机器相一致的工业生产，必须接受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方面知识的洗礼。同样，在今天的智能时代，我们不仅是工业社会下的现代人，也是智能时代的现代人，我们需要接受计算机科学、通信技术、数字技术、大模型原理、智能技术等新技术的洗礼，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成为这个“有灵性的怪物”的一部分，成为智能时代的一部分。
二、分工、类本质的异化与机器问题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工业技术理论的摘录和评析，贯穿其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可以将这些对工业技术理论的摘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致安年科夫的信》和批判蒲鲁东的《哲学的贫困》阶段，在这个阶段上，马克思已经开始发生了转变，即不再是从简单的康德式的自由主义来思考林木盗窃法和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问题，而是跟随着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赫斯等人转向到历史问题，在 1845 年前后，通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宣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第二阶段，也是马克思在为《资本论》做理论预备的阶段，尤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 年手稿）》中，马克思再次大量摘录了尤尔、拜比吉、贝克曼和威利斯等人关于工业技术的讨论，这意味着马克思关于工业技术的思考，已经开始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驾齐驱，工业技术的思考不只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部分，而是成为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生产方式的一条基本路径。
我们可以先从马克思摘录工业技术和机器问题的笔记的第一阶段开始。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即将人的类本质作为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主要手段。因此，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工”篇中，马克思同时摘录了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和工业技术的话语，例如，他谈到了亚当·斯密对分工问题的讨论，其中马克思摘录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亚当·斯密的话：“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它是交换倾向和互相买卖产品缓慢而逐步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交换倾向或许是应用理性和语言的必然结果。……个人天赋才能的差别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如果人没有交易和交换的倾向，那么每个人就得亲自生产一切生活上必需的和提供方便的东西。” 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斯密的结论是分工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换，而为了交换，人又不得不进一步进行生产，因此，马克思给出了结论：“因为分工是从交换的倾向产生的，所以分工依交换的大小、市场的大小而发展或受到限制。在进步的状态下，每个人都是商人 , 社会则是商业社会。”这也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重点批判的内容，换言之，国民经济学并没有关注无财产的人的存在，他们的分工和交换理论，是在屏蔽了所有的无产者的现象。
不过，马克思在随后引述了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中的一长段文字：“可以肯定地说 , 那些要求特殊才能或较长时间先期训练的职业，总的来说，已变得比较能挣钱；而任何人都可以很快并很容易学会的那种机械而单调的活动的相应工资，则随着竞争的加剧而降低并且不得不降低。正是这类劳动在劳动组织的现状下仍然为数最多。”马克思在引述了舒尔茨的长段文字之后，只是简单地提道：“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做劳动的动物，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舒尔茨认为，国民经济学不能以撕裂的原子化的个体作为基础，因为这种原子化的个体，在生产中只能以一种被异化的能力而存在，即机器带来的不仅仅是分工和交换，而且也是工人的类本质的退化，即退化为一种可以在机器化大工业中被衡量的值（工资）。马克思看到了舒尔茨强调了有技能的工人不存在被取代的威胁，但那些可以被机器变成量化的值，即变成了 “机械而单调的活动”的工人，已经在类本质上异化为一种动物化或肉体化的存在，处在不停地在机器中进行竞争和内卷的量，最终让工人不再具有启蒙理性以降的人的尊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空洞的力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舒尔茨意识到这是“一种更高程度的恶”，随着工业的规模发展，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这种工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这种受大工业资本和机器奴役和支配的状况就愈加明显，也就逐渐变成马克思所说的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
另一个激发马克思早期讨论机器问题的动因是蒲鲁东，蒲鲁东在 1846 年发表了《贫困的哲学》，马克思读后，放下了正在修改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对蒲鲁东造成的影响作出一次清理。在《贫困的哲学》中，蒲鲁东使用了一个抽象的二元对立，即将国民经济学的分工和舒尔茨的机器生产对立起来，蒲鲁东说：“工业是在与分工规律相对立的过程中采用机器的，目的就像为了重建被分工规律严重破坏了的平衡。” 蒲鲁东这套逻辑的根本在于，他认为生产中分工是制造了社会不平等的条件，之所以不平等，是因为分工制造了三六九等，这种分工的不平等直接又导致了“工人处于从属地位，使智力无用武之地，使财富为害于人，使平等无从实 现”。与分工规律相对立，蒲鲁东将机器的工业应用视为对分工规律的克服，因此，“机器是把被分工所分割的各部分劳动联结起来的一种方式”， 在机器联合起来的劳动中，蒲鲁东认为人类提高了生产力，同时也创造了自由，所以他才会写道：“机器是人类自由的象征，是我们驾驭自然的标志，是我们能力的属性，是我们权利的表现，是我们人格的标记。”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这种分工和机器的二元论严重不符合具体的机器化的工业生产，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机器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不能在蒲鲁东单纯的观念运动中来推导。马克思指出：“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社会生产关系，才是经济范畴。” 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开始意识到，机器本身并不代表着关系，机器也不是劳动的集合，而是生产机器和各种工具要素的集合，这种机器的出现，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那么，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将人与物结合起来的就不是机器，而是工厂。现代工厂体制中，不仅有现代化的自动化机器，也有经过培训和规训的工人，他们的结合才是现代工业的生产单元，才是生产力的具体体现。
总而言之，在这个阶段上，马克思对机器和工业技术的解读，并没有脱离他早期思考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一些范畴，如分工、类本质的异化等，这使得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从工业技术本身来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而是将它们都纳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之下，来思考人在分工中的社会交往和生产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类本质的异化。我们如果将这个时期的马克思对工业技术的解读，应用到今天的人工智能与生产的关系上，可以说，人工智能进一步拓展了人类的分工和联合，只不过，在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机器将人类的体力异化为机器的能量，而今天的人工智能进一步将人类的智力劳动，尤其的智力思考的结果，作为一种客观的数据，被智能大模型所吸纳，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要面对的不是劳动的异化，而是智能的异化。智能被通用大模型所分工，所联合，变成了一种可以随机组合的力量。这种理解的结果必然是人与机器的二元论，在这个论段的前提下，人类在面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时候，只会陷入无限的恐慌，这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结果。
三、作为工业生产方式的“水晶宫”
1851 年 5 月开幕的英国世界工业博览会，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这次工业博览会由阿尔伯特亲王亲自倡议主办，其目的一方面是彰显世界工业的技术进步和广泛应用，另一方面也凸显英国在世界工业中的主导地位。著名的建筑师约瑟夫·帕克斯爵士，用钢铁和玻璃材料建造了当时规模最为宏大的工业展览馆，人们将这座展览馆戏谑地称为“水晶宫”。“水晶宫”不仅代表着建筑工业在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马克思和后来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如瓦尔特·本雅明）都将“水晶宫”看成世界工业的象征，也是工业技术的最集中的体现。当时， “水晶宫”里集聚了欧洲和北美大量的工业产品，换言之，这是亚当·斯密的世界市场的最直接的体验，也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中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和《资本论》中都提到了这个宏伟的建筑，他看到了这个世界工业最伟大的奇观，同时，这座工业的奇观也吞噬着世界的一切。
对于这次“水晶宫”的盛会，马克思给出了十分正面的评价。1850 年，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写作的一篇时评谈道：“这个博览会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集中起来的力量的意义，现代大工业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 在这段评语中，可以注意到两件事情：一是马克思看到了工业技术和机器带来了一个“集中起来的力量”，这是以往的农业社会、封建社会和手工业社会根本不具备的东西，在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机器的出现只是对劳动力的取代和补充，同时是增加生产力的手段，但马克思在这次世界工业博览会上，感受到的工业技术和机器带来的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革命性力量。二是马克思肯定了工业机器和技术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与《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力发展的评价是高度一致的。英国或者欧洲的工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代表的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区域的生产力的提升，而是以全新的方式塑造着世界上的各个地方，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也生成为世界的历史。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马克思专门购买了世界工业博览会的两份材料，一份是《1851 年大博览会所代表的各国工业及工业原料》，另一份是 1855 年出版的《各国的工业，第二卷：技术、机器和工业现状概述》。尤其是后一本书，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及其手稿时的重要参考文献，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手稿）》中写下了如下的文字——“实际上，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正如在进一步考察这一过程时将更加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劳动是一个总体，是各种劳动的结合体，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彼此毫不相干，所以，总劳动作为总体不是单个工人的事情，而且，即使说它是不同工人的共同的事情，也只是从这样的意义来说的：工人们是被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他们彼此互相结合。这种劳动就其结合体来说，服务于他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智力，并受这种意志和智力的支配——它的精神的统一处于自身之外，同样，这种劳动就其物质的统一来说，则从属于机器的，固定资本的物的统一。这种固定资本像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把科学思想客体化了，它实际上是实行联合者，它绝不是作为工具同单个工人发生关系，相反，工人却作为有灵性的单个点，作为活的孤立的附属品附属于它。”
在这段文字中，马克思论述了工业技术下的工人劳动，不再是单个人的劳动，工人的异化劳动也不是对工人个体的异化，工人只有被结合在一起，才能参与到工业生产和机器化的劳动中，所以马克思强调，机器对工人的影响和改造，绝不是简单地对工人个体劳动力的取代，也不是简单地作为工人的工具，在这个方面，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的蒲鲁东都错了，因为在机器生产之中，随着新的工业生产方式的出现，“工人们是被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甚至不是彼此互利互助的自主结合（这里显然批判了蒲鲁东和布朗基等人的工人的自主互助论），而是一种被机器生产强制纳入一个巨大的“怪物”之中，所以马克思在“有灵性的怪物”下， 旨在说明，这种固定资本（即机器）并不是自由的解放者，而是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在工人与机器结合之时，工人已经转变了自己的存在方式，工人不再是以有血有肉的个体人格参与劳动，而是以“活的孤立的附属品附属于它”。
马克思继续解释道：“工人的联合——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条件的协作和分工——和一切劳动生产力一样，即和决定劳动强度因而决定劳动在外延方 面实现程度的力量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因此，劳动的集体力量，它作为社会劳动的性质，是资本的集体力量。……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所以，工人的联合，像它在工厂里所表现的那样，也不是由工人而是由资本造成的。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对单个工人来说，这种联合是偶然的。工人把自己同其他工人的联合，同其他工人的协作，当作异己的东西，当作资本发生作用的方式。”这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只有通过工业机器，才能将工人被动地结合起来的生产方式。工人在机器生产中失去了个体性，以对象化劳动的方式与固定资本联合起来，经过有机的器官（工人的结合）和无机的器官（机器）的集合的结果就是资本，这个资本才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主体，它在工业技术和机器的作用下诞生，并凌驾于冷冰冰的机器和工人的身体之上，成为一种全新的存在，这种资本的主体成为一种“异己的东西”，工人已经看不见个体性，他们已经成为那个有灵性的怪物的一部分，他们只有在资本的主体下才有价值。所以，马克思才会强调：“这样建立起来的共同劳动或结合劳动，不论是作为活动还是转化为客体的静止形式，同时直接表现为某种与实际存在的单个劳动不同的东西既表现为他人的客体性(他人的财产），也表现为他人的主体性（资本的主体性）。”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马克思之所以了解当时工业技术和机器的发展状况，就是去理解经过机器整合起来的工业生产方式，是这种经过将工人的活劳动和固定资本的死劳动结合在一起的整体，才构成了资本的主体，那个“有灵性的怪物”，才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其一，工业机器及其技术的出现，其革命性并不在于出现了一个增加生产力的工具，机器之所以是机器，正是其以全新的方式，将不同的陌生个体结合在一起，形成全新的生产关系。这是以往的农业社会和工场手工业所不具备的现象。其二，机器之所以为机器，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客观方面，即机器的物质存在形式，唯有当工人对象化为一定的物化形式时，他才能与机器进行结合，即工人的对象化劳动构成了工业生产方式的主观方面。其三，尤尔的工厂哲学给马克思带来的思考是，工人有一定的纪律性和规范性，这是工人成为工人的主观条件，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唯有将工人的精神人格加以悬置，剩下具有能量的生物性身体，才有效地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工人加入工业生产的前提就是生命政治化。其四，抽象成为统治，这是资本的抽象，在具体的工业生产中，在工业机器的中介下，工人被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样才形成了一种现实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抽象，一种看不见的资本如同一个“有灵性的怪物”运行。这样，既不是机器为我们创造乌托邦的愿景，也不是机器取代了工人的劳动力。
可见，1851 年的世界工业博览会的“水晶宫”不仅仅是一次工业产品的盛筵，对马克思来说，它更是一场工业生产方式的直接的舞蹈。在这场“水晶宫”的舞蹈中，工业技术和机器展现了人如何通过机器被纳入工业生产之中。这种趋势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的 200 多年间愈演愈烈，在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时代，尤其达到了巅峰。
如果人工智能大模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机器”的话，那么也就是说，通过大量语料库和数据库训练的人工智能，通过一定的算法和算力的加持，让更多的个体以新的方式结合到所谓的数字生产方式中来，我们不仅要从批判性视角来思考资本对劳动力和机器的支配，而且需要从工业技术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创造出的活劳动给出正确的评价。如果说 19 世纪的工业机器实现了工人的活劳动的联合，21 世纪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的就是“活智力”的联合，智能大模型通过数据化和算法实现了更广泛的智能生产力。人工智能并不是外在于人类的超越性的存在物，它就是人类智能在普遍技术的发展实现的智能的联合，也是未来新的生产力的基本要素。
四、结语
在当代重新阅读马克思关于工业技术的文献，很重要的目的在于帮助我们思考智能社会中人的主体性问题、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等问题。
在智能时代思考主体性问题，不能仅仅从人类自身的角度来思考被机器奴役的命运。因为奴役我们的不是机器，机器作为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对象，它本身也遭受着资本主义的奴役，真正凌驾在人类和机器之上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生产领域，它缔造了全球范围的生产供应链和世界市场；在政治领域，它形成了以生命政治为核心的治理机制，最终所有的人，所有的对象，都在资本无穷无尽的欲望和获利中完成一次又一次的循环。与之相对照，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在智能时代，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人和机器被广泛地链接成为一个互联网络，这不仅仅是人类的互联网，也是将物的存在链接到网络之中的万物互联网络。万物互联的出现，意味着原先仅仅在不同的人类地域、行业和种族之间形成普遍性的交换，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现实抽象，也出现在人与物之间，出现在人与机器之间。我们现在所思考的主体对象，就不是孤立的人类主体，也不是孤立的机器，而是更广泛的“人机关系”。
关于“人机关系”的讨论，存在着两种彼此对立的极端情绪。一方面，有人感到恐惧，认为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的发展，最终会走向失控，最终让人类沦为人工智能的附属品。我们可以将这种思潮定义为“技术恐慌主义”；另一方面，有人并不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什么致命影响，当代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不过是人类使用工具和技术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篇章，这种思潮我们可以界定为“技术虚无主义”。不难发现，无论是技术恐慌主义还是技术虚无主义，它们表面上的对立，都意味着它们立足于一个共同的基础，即人与技术、人与人工智能、人与数字化的二元对立。这种对立的思潮，在马克思所思考的工业革命的时代就存在着，比如著名的卢德主义就是将机器和人对立起来，将人类的苦难命运归咎于机器的发明。马克思的结论，当然也可以应用到今天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新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实现了人们的体力的联合，更实现了人类个体的智能的联合，在这个意义上，人和机器变成了一种新的总体，并不是资本抽象统治的否定性的力量，也有可能是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我们也需要借此来破除资本主义统治之下人与技术二元论的魔障，为人类与技术的联合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