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与狐狸:论托尔斯泰的历史观

[英] 以赛亚·伯林 著
[英] 亨利·哈迪 编
唐建清 译
古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的作品残篇中有这样一句话:“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知一件大事。”学者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有所不同,但这句话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狐狸虽然很狡猾,但还是被刺猬仅有的看家本领打败了。
从比喻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这句话标志着不同作家及思想家之间,甚至可能是人与人之间最深刻的差异之一。因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一边是这样的人,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思考和感受,将所有的东西都与单一的中心视角,与一个或多或少连贯或者清晰的体系联系起来,与某个单一、普遍、有组织的原则联系起来,唯有根据这个原则,他们的一切言行才有意义。另一边则是那些追求许多目标的人,他们的目标往往互不相关,甚至是矛盾的,如果有联系的话,也只是以某种事实上的方式,出于某种心理或生理原因,与道德或美学原则无关。后者的生活、举止和观念都是离心的,而不是向心的;他们的思想是发散或扩展的,在许多层面上移动,根据各种经验和对象本身抓住它们的本质,而不是有意无意地使它们融入或排斥于任何一种恒定不变、包罗万象、有时自相矛盾且不完整、有时偏执而单一的内在视角。
第一种知识人格或艺术人格属于刺猬,第二种属于狐狸。如果不坚持严格分类,也不太担心会有矛盾,那我们可以这么说,按这个理解,但丁属于第一类,莎士比亚属于第二类;柏拉图、卢克莱修、帕斯卡、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不同程度上,都是刺猬;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伊拉斯谟、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都是狐狸。
当然,就像所有过于简单的分类一样,如果强行采用,这种二分法就会变得做作、迂腐,最终走向荒谬。但是,即使它无助于严肃的批评,我们也不能简单认为它肤浅或轻浮而加以拒绝:就像所有体现某种程度的真实的差别一样,它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比较的角度,一个进行真正研究的起点。因此,我们毫不怀疑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强烈的反差。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普希金的那篇著名演讲言辞雄辩、感情深厚,但敏锐的读者很少认为它揭示了普希金的天才,它揭示的恰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天才。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这篇演讲反常地把普希金——一只大狐狸,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描绘成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是一只刺猬;这样就把普希金转变甚至扭曲成一个虔诚的先知,一个传递单一、普遍信息的人,而这其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宇宙的中心,与普希金千变万化的天才的诸多领域相去甚远。
事实上,说俄罗斯文学是由这些伟人组成的,并不荒谬——一端是普希金,另一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对于那些认为这类问题有用或有趣的人来说,其他俄罗斯作家的特点,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根据这两位伟人之间巨大的反差来确定。问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勃洛克这些作家与普希金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如何,会引发——或者至少已经引发——富有成效和启发性的批评。但是,当我们来到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面前,问他这类问题——他属于第一类还是第二类作家,一元论者还是多元论者,他的眼界是专注还是杂多,他的存在由单一物质还是由异质元素组成——则不会有明确或直接的答案。一般说来,这种问题似乎并不很合适,由此产生的疑云似乎比驱散的还要多。
然而,让我们止步不前的并不是缺乏信息:托尔斯泰告诉我们的信息,关于他自己以及他的观点和态度,比任何其他俄罗斯作家都多,也几乎比任何其他欧洲作家都多。平心而论,他的艺术并不能被视为晦涩难懂:他的世界没有阴暗的角落,他的故事闪耀着白昼的光芒;他对那些故事和他自己做出解释,对小说世界及其写作手法进行讨论,就此而言,他比任何其他作家都更清晰、更有力、更理智、更明了。他是狐狸还是刺猬?我们该说什么呢?为什么这个问题如此难以回答?比起但丁或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更像莎士比亚或普希金吗?或者他与这两类人都不同,因此这个问题显得荒谬而无法回答?我们的探究所面临的神秘障碍是什么?
我不打算在这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因为这需要对整个托尔斯泰的艺术和思想进行批判性的审视。我只想说,困难可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托尔斯泰本人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尽可能地伪造了答案。我想提出的假设是,托尔斯泰天生是狐狸,但相信自己是刺猬;他的天赋和成就是一回事,而他的信仰,以及他对自己成就的解释,则是另一回事;因此,他的理想导致他,以及那些被他的话语天赋所吸引的人,对他和其他人正在做或应该做的事情产生了系统性的误解。
关于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没有人会抱怨他给读者设置了什么难题: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渗透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日记、记录下来的附带说明、自传体散文和故事、社会和宗教小册子、文学评论、私信和公开的信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的信仰之间的冲突在他的历史观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的一些最精彩和最矛盾的篇章都致力于此。本文试图探讨他的历史学说,并考虑他持有这些观点的动机,以及一些可能的来源。简言之,本文试图像托尔斯泰希望读者认真对待历史一样,认真对待他对历史的态度,尽管原因有所不同——本文要把目光投向一位天才,而不是全人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