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智慧，小影响
拉塞尔•雅各比 著
吴万伟 译
作者简介：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系教授，《记事评论》专栏作家，最近的著作《不完美的图画：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5）。
二十年前，作者谴责了学术界同行的褊狭僵化，引起轩然大波。当然，没有人听他们。
二十年前，我出版了《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第一次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我对年轻知识分子黯然失色的现象提供了笼统的解释。为什么在一九八七年的同一批知识分子独领风骚二十多年，很少有新面孔出现呢？为什么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或经济学家肯尼思•加尔布雷思（Kenneth Galbraith）等人好像没有了继承者呢？专业化和学术化恐怕是其中的原因。年轻知识分子蜷缩在专业化的与世隔绝的书斋里。
二十世纪初期的思想家比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和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刻意与大学及其机构保持一定的距离。实际上，他们往往瞧不起大学。他们把自己的读者定位在受教育的大众，形成开门见山的写作风格，因而赢得广大非专业领域读者的喜爱。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威尔逊印刷了名片，谁向他索取，他都乐意给。但在名片上面他明确说明威尔逊不应别人的委托写文章或者写书、从不写序言、不写介绍信、不接受采访、不上电视，而且从不参加学术研讨会。
矛盾的是，包括六十年代的叛逆一代在内的后期知识分子接受采访、写应景文章、尤其明显的是，他们频繁参加学术会议。他们成长于极大扩展了的校园世界，但从来没有离开过它的安全范围。年轻知识分子成长为教授，他们的著作主要面向同事和专业杂志。如果我这一代进入了丹尼尔•贝尔和刘易斯•芒福德从来没有涉足的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那是因为我们放弃了公共形象。我们这些新思想家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写通俗易懂的文章，因而成为影响力局限在学术圈内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公共知识分子。尽管威尔逊的书可以让受到教育的公民很愉快地看懂，像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或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学术界名人的文章则让读者感到头疼不已。
我的书一出版，除了个别例外，大学校园中的很多人极尽诬蔑之能事。老成持重的学术界变成了华而不实的货色。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尔（Thomas Bender）认为我的书“随意性大，观点错误，甚至不负责任”。按照批评家的说法，我忽略了聚光灯之外的年轻知识分子的群体。我对占据学界裂缝的福柯主义激进分子视而不见，漠视知识界争论的新形式。我宣扬了反智主义的简单化倾向，哀叹五十年代知识分子后继乏人，怀念欧文•豪（Irving Howe）或者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等白种人老古董。在理论飞速前进的时代，我却为落后者唱赞歌。
过去的二十年让这种论点清晰了么？
当然，时间的流逝本身就能解决文化争议的假设是不可靠的。我的书对文化线性发展的道路提出了挑战。我的观点是新一代或许还没有前辈那么大胆地思考。历史已经显示出现反复和困惑的阶段，我们现在可能就处在这样的时代。虽然我们不怀疑科学和技术上的巨大进步，但是人文科学未必跟得上进步的步伐。我们现在评价自己的智慧状况不一定比二十年前更优越。
坦率地说，很少有人愿意承认我们生活在平庸的时代。我的书的另一个标题可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审稿书人最终枪毙了我的书稿，他认为我的标题会吓跑读者。“知识分子”这个词会让读者感到困惑，他说“衰落”这个词也不会把读者拉回来。他问我是否至少可以用卓越成就的故事来修改书稿，或许可以把标题改为“美国知识分子的崛起”，那样的话，销售量可能要好些。
但批评我的有些观点确实有一定道理，只有感觉迟钝的人才会宣称过去二十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没有出现重新塑造了知识界生活的术语。首先出现了一群新的知识分子群体非洲裔美国人比如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杰拉尔德•尔利（Gerald Early）、科内尔•韦斯特（Cornel West）以及思想敏锐的专栏作家如莫林•多德（Maureen Dowd）、刚过世的莫莉•伊文斯（Molly Ivins）。但是他们的出现或许证明了我的观点，而不是驳斥了它。或许在聚光灯外确实涌现出了一群新的年轻知识分子。正如怒气冲冲批评我的人，纽约自由职业者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宣称的，“把一根光滑的三号木杆从我位于布鲁克林的房屋窗户扔出去就能砸到五六个”聪明、智慧、热情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他们是谁呢，他没有说。
而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我甚至没有提到计算机和因特网。我是在电动打字机上撰写我的书稿的。修正笔（Wite-Out）是我可靠的伙伴，“剪切和粘贴”仍然指的是剪刀和浆糊。人们用不着为因特网喝彩就明白它彻底改变了文化现实。包括教授在内的作家能够通过创建自己的博客摆脱审查的编辑和评审员的目光。因特网给任何人提供了发表言论的电子讲坛，所有的思想都是游戏。老式的知识分子写书或者文章可能就像轻型马车一样过时了。
但是美国的因特网和博客的作用可能和缅甸或者中国的东西不一样。在那里，发表言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的。在缅甸，因特网因为提供血腥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而威胁国家的安全，因此政府关闭了因特网。中国定期监督博客和新闻网站，只允许温和的持不同政见者存在。诸如“人权”和“腐败”等字眼肯定遭到封杀。
但是在美国，博客并不是要挑战极权国家，而是添加刺耳的声音。博客更可能是带麦克风的私人杂志，并没有为公众生活做出提供理性思考的贡献。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讲授美国文学和文化的米歇尔•贝吕贝（Michael Bérubé）是个有成就的博客作家，他自己就承认这点。他谈到自己的博客时说“今天我分析曲棍球延长赛，明天讲我的乐队参与雷蒙斯（the Ramones）演奏的故事，第三天再描述和儿子杰米一起进行的旅行。”
当然，与他人分享个人经历不是他和其他博客作家写作的全部内容，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因特网提供了即刻的交流和迅速接触大量信息的机会，但它是否改变了智慧讨论的质量和内容了呢？太多的声音可能相互掩盖了对方。贝吕贝本人已经放弃经常性的博客写作，转而开始写书。西班牙思想家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一个世纪前的恐惧《群众的反叛》需要更新一下内容了。如今，人人都是博客作家，但读者在哪里呢？《纽约客》用漫画颠覆了常见的形象，在文学节日里，热情的读者排队等候作者签名的热闹场面。漫画显示的仍然是一张桌子和一队人，不过是一队作者排队等候坐在桌子后面的“读者”的青睐。在因特网上，文章、博客、以及对博客的评论铺天盖地，但是有谁连续地阅读这些东西呢？尽管什么东西都可以保存起来，但是有谁曾经看过去年的博客内容？写作的速度真快，不过忘掉的也很快啊。
当今公共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允许干脆和确定的答案。甚至连顽强的法官、教授、保守主义者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的努力也让人失望。在二〇〇一年的书《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研究》中，波斯纳试图准确地描述这个话题。他想弄清楚他们的种类，衡量他们的价值，他发现他们让人失望。波斯纳发现公共知识分子如果不是被市场途径蒙住了双眼，至少是过分迷恋市场，因而泥沙俱下，没有质量控制标准。他列表说明网站点击率和学术期刊的引用率，不仅确定谁是著名知识分子，而且指出了其思想和文章的低劣。他得出的结论是公共知识分子在赢得了人们关注的同时却失去了学术可靠性。他们越谈论公共议题，他们的学术界同行就越少提到他们，按照波斯纳的说法，这是有充足理由的。
波斯纳说，就在公共知识分子跳出自己的专业领域时，他们言论往往达不到适当的标准。比如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在《人的不可测量》（The Mismeasure of Man）中攻击智商（IQ）的概念，但是波斯纳指出这位过世的哈佛教授缺乏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古尔德是古生物学家，但他不是智商的权威。反对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科学家，抗议弹劾克林顿的律师，质疑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教授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没有哪个人拥有必要的专业知识。波斯纳使用专业化的大棒抡向那些他反对的人。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和波斯纳的崛起显然密切相关。
其他保守主义评论家或许更有针对性，虽然他们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最后的知识分子》出版一些年后，有些批评家开始哀叹学术界里自由派和左派人士的泛滥，即所谓的获得教授岗位的激进分子的“过度代表”（overrepresentation），这样的言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这种观点以及背后的证据似乎是有缺陷的。首先，这种政治动物是如何确定下来的？共和党人或者民主党人或者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纳德主义者（Naderite）讲授“古希腊历史”有多大关系呢？而且“过度代表”在大学里意味着什么？和什么相比而言呢？邮局吗？国务院？华尔街？谁说社会的所有领域都必须是统计学上同种类的人控制呢？最后，这些唱哀歌的保守主义者对于科学、医药和工程界等掌握国家命脉的实质领域的人的政治倾向一点兴趣都没有。是他们在人文科学界的可怜的同行迫使他们忍无可忍的吧。
但是，就算我们接受人文院系拥有的左派人士比美国家得宝公司（Home Depot）或者警察局拥有的更多。这难道不是保守主义者庆贺的事吗？而不是抱怨？难道这不是意味着体系运转良好，而不是糟糕吗？这些教授是上一代知识分子的追随者吗？如果是，社会已经成功地隔绝了他们？他们居住在一个受到保护的环境里，既不能相互伤害，也不能把影响力伸展到校园外。学术界知识分子颠覆了范式，解构了校园研讨会的叙述，保守主义者接收了整个国家，精彩啊！
（译自：“Big Brains, Small Impact”by Russell Jacob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