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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方文化的引进开拓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是中国现代化的两大主题。中西文化相反相成，竞争互补。对于它们，西化与保守两派都在按自己的理念进行整合。然而真正符合我们需要的，只能是中西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合理地吸纳了它们才会形成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中西文化之争将会长期延续。在这里，政府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的明智政策是实现完美整合的保证。
关键词：西方文化； 传统文化；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6)01-0060-08
鸦片战争以来，在西力东渐的国际背景下，中西文化强烈碰撞，并为争夺在中国的领导权展开激烈竞争，可称之为中学与西学之争、本位文化与外来文化之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争、保守与西化之争等等。它在知识界和其他各界引发的文化论争，至今未停。文化按其人类学定义，是社群整体生活方式，它包括物质、精神与制度等各个层面。由于制度文化决定人最基本的生活样态，而成为文化最重要的部分。中西之争囊括所有这些方面，并以制度文化为中心。本文将简要探讨中西文化之争的几个理论问题，提出不成熟的看法，请方家指正。
一、普世价值
近现代文化产生在西方，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迅速向世界各地扩张。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的近现代史就是西方文化扩张的历史。扩张伴随着战争、掠夺、阴谋、犯罪，伴随着道德的倒退，但现代化在客观上、总体上是进步的、不可阻挡的。孙中山在20世纪之初，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学术与西方势力，曾感慨地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在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已经自主地慢慢踏上这条道路，已经出现兴盛的市场经济，出版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明末更产生了黄宗羲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但是由于明清鼎革中断了这个进程，到19世纪西方势力打到国门时，中国现代文化还根本没有发展起来，要现代化就得向西方学习。西方文化代表历史主流，因而西化成为中国进步的推动力。如果套用黑格尔“正反合”的逻辑模式来理解中西文化之争，那么西化便是正题。
西化从物质层面开始。清末有识之士魏源总结历次对外战争失败的教训，认为原因在于中国技术落后，造不出坚船利炮。要想求胜，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是洋务运动应运而生，中国开始大力引进西方技术装备。
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抵挡不住洋人的侵略。维新派巨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发现，西方之所以富强，深层次的原因在政治社会制度先进。西方“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1］，“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2］。这是富强之源。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自由民主，一方面造成国家的专制腐败，同时也使民众道德低下，心智愚钝，身体孱弱，科学技术落后。于是酝酿、发动戊戌变法。从此西化深入到制度层面。
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继起。帝制废除了，民国建立了，但是中国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陈独秀与他的《新青年》同仁认为，只有政治制度上的变革远远不够，要使中国改变面貌，必须在文化上来一个全面革新，于是发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3］几年之后，胡适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他表示：“我们如果还想把这个国家整顿起来，如果还希望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有一个地位——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我们自己要认错，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学人家。不要怕模仿，因为模仿是创造的必要预备功夫。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因为绝大多数人的惰性已尽够保守那旧文化了。”［4］就是说，不仅应该学习西方的工业化、科学精神、民主政治，而且要按照西方模式，把中国民族文化进行一番彻底改造。不过这派人士明白“全盘”的关键仍在政治制度。从陈独秀到胡适，五四以来的西化派人士，怀抱理想与当权者斗，主要是抨击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新月》时期的胡适，在一系列文章中尖锐批评国民党在掌权之后，实行专制，剥夺人权，提倡复古，反对新文化，倒行逆施超过北洋军阀；要求实行宪政，保障人权等等，影响很大。（注：参见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新月》1929年第2号、第6-7号）。）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疯狂打压和抗日救亡任务日益紧迫，西化派人士的政治抗争不得不偃旗息鼓，转到介绍西学及整理国故之类的学术性工作中去。
应该看到，全盘西化有一个先天的缺陷，决定它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它否定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否定中华民族的特殊性，要求照搬西方的一切，因此在现代化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文化的一元与多元的问题上犯了片面性错误。它以为原装的西方文化就是普遍真理，没有看到西方文化也只是带着西方特点的现代文化。中国要学的不是那些特点，而是现代文化，即成为现代化国家的最基本条件。如果要论特点，西方国家本身就是各不相同的，号称最发达的西方诸国，无论政治、经济都各有特点，究竟哪家是典型的西方?所以要全盘西化，恐怕连标准都不好找。在许多全盘西化论者心目中，第一条就应该在政治上全盘实行西方的自由主义。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都不能照搬西方。更不要说诸如汉字拉丁化、只读西洋书不读中国书之类的主张了。那仅仅是在表达一种义愤，决然不可施行，施行了就要造成破坏。
全盘西化的理论基础，是启蒙思想家关于人类文明的普遍主义观念、价值的普遍主义观念。它认为善的生活对于全人类都是一样的，只要这种状况被发现，就可以向全世界推广，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譬如他们相信，自由主义是一种普遍的理性共识，它为人类指示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它可以用于任何国度，可以为所有民族带来幸福。然而，他们根据自己的理想开列的“基本权利”，却因人类文化的多元性而陷于不可解决的冲突中。人类文明在物质层面有广泛的普遍性，西方的技术装备、日用产品，基本上可以拿来就用。但在形而上层面，普遍性大大减少，西方的制度、观念等等是不可以拿来就用的。一切人文的东西，都与人的自我意识有关，与民族、社群的历史和文化有关，无法把它们强行统一起来。正是这点决定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因此，现代政治哲学给我们提供新的智慧——“权宜之计”。这是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的一种新的自由主义观点，它认为人类的善的生活是多元的，它能够在不同的社群、不同的传统中实现。除了最基本的善是普遍的以外，表现在不同社群、传统中的价值，是不同的或不可通约的。只有最基本的善譬如最基本的人权之类，具有普世价值。西化如果超过了这个限度，就是有害的。
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说：“有些价值是普遍的，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者们是对的。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普遍价值同他们自己的特定理想等同起来。人权并不是给予自由主义价值观念以普遍权威的特许状，而是那些价值观念不同的社会拥有最低限度合法性的基准。”［5］因此，必须反对把普遍价值同某些特定理想等同起来的自由主义理论，防止基于这种理论的原教旨主义给人类带来灾难，应该支持多元理想，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把相互冲突的价值协调起来，让具有不同价值观的社群能够和平相处。与此同时，也要强调世界上确有普世价值，譬如人类最基本的自由民主权利，它们是任何一个政权合法性的底线。
改革开放后，经过多年极“左”禁锢的思想界，重新提出学习西方的问题。由于清算了全盘西化论，这个时候“西”的观念已经淡化，逐步由“普”的观念替代了。所谓“普”即普世价值，也就是现代国家的最基本条件。上世纪末有学者提出“西体中用”说，主张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为文化主体，而以清除三纲五常等毒素之后的中国文化为其辅佐。这样一方面坚持了制度文化的革新，同时又继承传统文化优秀遗产，避免了全盘西化的片面性。世纪之初学界又有了明确的普世价值说，认为西方制度文化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不是全部而是其最基本内容具有普世价值。它们体现在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这样，就从理论上明确地解决了普遍性与特殊性、普世与多元的关系问题。学西方是学它具有普遍价值的东西。由于地理历史及文化传统等的特殊性，我们不可能照搬西方，在制度与文化方面也是一样。我们所建立起来的现代民主与西方只能是家族相似，而不是简单克隆，应该说西方各国也只是家族相似。这样，民主自由也不再是西方专利，它成为普世的需要，有了普世的标准。西化实质就是共同化、普世化。实现两个公约所规定的人权，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任务，东方各国固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西方各国也不能以人权卫士自居，尤其在国际问题上，它们的许多政策是根据丛林规则制定的。
二、中华特色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传统文化派或文化保守派是在西化的刺激下形成的，作为西化的竞争对手与反拨而获得自己的意义。文化保守派追求的目标虽然各不相同，但在客观上都意味着在不同程度上对本来生活方式的保持和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如果说西化是正题，那么文化保守主义就是反题。
文化保守派在历史上有几种倾向或形态，一种是儒家的原教旨主义者，主张全盘继承传统文化，而将一切西洋新事物拒于国门之外。对于他们来说，西洋的道理都是异端邪说，西洋的技术装备皆属奇技淫巧，把其中的任何一点引进国门，都会形成连锁反应，造成莫大灾难，只有一成不变地守着老祖宗的遗产才是正理。清末的顽固派就是这样，他们是为了自己的专制统治、自己的政治特权这样做的，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是反动的。
另一种是赞成引进西方物质文化，但是拒绝其制度与精神文化。继顽固派而起的洋务派就是这样，它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坚持中国的三纲四维、孔孟之道，反对变法维新。对于西方的文化，仅仅引进它的技术与装备，用以加强经济军事实力，对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人民的武装起义。至于西方的民权、平等、自由等等，则实行坚决的抵制。洋务派虽在政治上不足取，但它努力“师夷之长技”，如修铁路、办工厂、建电报局、派留学生等等，做出相当多的政绩，为中国工业的近现代化开局奠基，对于物质文化的进步是有功的。
还有一种倾向则是不仅心仪西方物质文化，也赞成西方的民主制度，但是坚决维护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对西方现代精神文化加以拒斥。章太炎等人的国粹派，吴宓等人的学衡派，五四运动以后出现的阵容强大、影响深远的新儒家学派都是这样。这几派与洋务派一样，都对中西之学进行选择折衷，不同的是它们的政治立场已经发生根本转变，对民主主义持肯定态度，对封建主义持批判态度，是民国的拥护者而不是清朝的拥护者。它们的初衷是以传统的精神文化来指导与规范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现代化建设，虽然这个目标没有达到，但是由于它们的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价值被更多的人所认同，中国的现代化因而增添了传统文化的特色。
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的文化保守派，同样在精神文化领域积极弘扬传统，警惕地关注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学术的熏陶，理论上更成熟。虽然其中有人也试图以儒家思想掌控意识形态领导权，但其最有意义的工作，是探索现代化进程中如何保持中国文化的特殊性的问题。
新儒家从文化哲学与道德理想的角度，对西方现代文化进行总体批判。梁漱溟指出，西方文化是身的文化，注重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科学技术发达，物质享受充分，但不能超越功利解决人的终极关怀问题。这种文化蕴藏深刻的社会矛盾冲突，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导致革命暴动甚至世界大战。科技进步带来有限的享乐，接踵而来的却是无穷的灾祸。中国传统文化是心的文化，重在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建立本体性美德出发，促进生命理性全面发展。由此生发的社会，必定是和谐有序，无对无争的。因此应该用中国传统文化取代西方文化，指导当代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注：梁是位文化整体论者，以为中学与西学各有自己的体系，互不搭界。虽然当今是西方文化的天下，但世界文化的第二期发展必将迎来中国文化的世纪。但是，在现实中他并不反对中国精神文化与西方民主制度相结合。）
文化保守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潮。自启蒙运动以来，伴随着现代化的蓬勃发展，这个反现代化思潮，也在世界范围内向前推进。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就是它的一部分。现代化在进步的同时有退步，在成功的同时有失败。人们在近现代社会中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给予的各种权利，但是却失去了传统的社群组织与精神家园。美国学者艾恺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6］231包括新儒家在内的大多数文化保守派，之所以要在精神文化领域用传统取代西方现代，就是要依靠它的批判与统率作用，使现代化无害化，实现鱼与熊掌的兼得，既保有传统价值又享受现代生活。
然而这种观点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传统与现代的估价不真实。反现代化思潮的所有思想家坚持古代特别是中古的文化传统，用一系列具有强烈褒贬意义的二分概念，如精神与物质、心与身、德性与功利、道德与非道德、人本主义与物质主义、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等等，来评价传统与现代，认为传统高于现代。［6］85-90二分概念当然是片面的，它在传统那里只看见光明，在现代这里只看见黑暗。因而不能解释世界上为什么有启蒙运动发生，为什么业已现代化的国家不能重新回到传统社会。应该说现代社会总体上比传统社会要优越。即使对现实非常不满的人，真的要他回到传统社会，也是不会答应的。有谁愿意不乘火车偏乘牛车？不要自由而偏要人身依附？二是解决方法不对头。它以为要救治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必须给它安上传统的头脑。或者换一种说法，依靠儒家道统，来开创现代的民主政统和科学学统，意思一样。然而这是不可能的。与其他新儒家大师坐而论道不同，梁潄溟搞过名曰乡村建设的实践。他用几十年时间，在南北各地从事此项工作，以儒家伦理道德教化农民，提高其道德自觉，然后组织起来，发展乡村的农业与工业经济。结果他失败了，那套道德行不通，社会组织没有新意，经济也没有兴旺起来。文化是一个整体，现代化的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之上必须有一个现代化的精神文化做头脑，尽管它有许多缺陷。想用传统文化去代替它，必然会产生破坏。在现代社会传统文化不能做领导，只能被领导，充当社会的某种要素。这才是它最恰当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它才能发挥最有益的作用。这样说并不否定新儒家批判的意义。现代化毕竟有它的问题，传统文化派对它所做的揭露、批判，让人们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它，从而对它加以修补、改善。这种批判是现代化健康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新的文化保守派从传统道德观、民生观的视角，关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不当西化出现的问题。它大力弘扬传统的仁爱、仁政、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观念，以及民本、均平、博施济众等观念，关心广大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福利，对于当前经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腐败、不公正、为富不仁、为政不仁、不讲诚信、人情冷漠、贫富差距拉大、破坏环境等问题展开严厉批判。这种批判有助于克服腐败，改善弱势群体地位，防止只见GDP不见群众生活与感受的偏颇，对于保证社会安定团结，促进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非常重要。
像世界上许多文化保守派一样，中国的文化保守派无论新老，都有一定的民族主义倾向。对于他们来说，值得弘扬的传统文化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只能是中国的。他们认为中华文化不仅丰富而且高明，应该努力予以弘扬与振兴，用来促成民族与国家的认同，以对抗外来的强势现代化国家的压迫。这种民族主义的正面意义是，增强本民族的自信、自尊，对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现代化的事业有积极推动作用。另外它充分发掘和发扬传统文化中可以作为现代化助力的因素，为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但是文化民族主义还有另一面，由于过分强调民族文化而孳生排外意识，对西方文化不加分析地当作异己的东西予以排斥。并且由于对中国文化过于自信，觉得它不仅可以解决本国的社会问题，而且可以帮助西方解决其社会问题，如社会不公、战争、性解放、环境问题、霸权主义等等。从晚年梁启超到现在新的文化保守派都有相同的梦想，不幸的是一直不见有奇迹发生。西方的问题究竟用什么方法解决，不敢妄言。但有一条是清楚的，西方有自己的传统文化而且其内涵与东方颇为相近，如果它们并不认为有必要用自己的传统文化来解决其现实问题，怎么可能指望它们用我们的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如果发挥过当，有可能产生负面效应。
中国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核心之外的各领域，如在语言、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以及生活情趣、习惯、态度等方面具有丰富资源。传统文化派对它们的研究与弘扬，使其价值日益彰显。文化基因库理论的倡导者施舟人说：“各种不同种类的文化构成各具特色的种类仓库，由此构成灵感和创造的宝库。只要这些各具特色的种类存在，文化创新和复兴就有可能。”“不仅还存在的传统，就是消亡多时的文化也能够复活，并且对重新认识我们自己与周围的世界、对了解人类历史的意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7］他认为中国文化基因库，就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今后西方主客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将为中国传统主客一元的认识论所取代。西化派批评儒家和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以为这些农业社会的文化，到了工业社会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这种说法不够全面。的确，传统文化产生于古代，有很多内容不适合于现代，尤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层面，因而倡导复古、争儒家思想的领导权是错误的。但历史不能割断，现代是从古代发展来的。古人与今人，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存在共同之处，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也存在共同之处。所谓共同之处，就是那些超越时间限隔的普遍价值，它们是我们需要继承的文化基因。同引进西方文化一样，继承传统文化也不是原样照搬，而是在它的抽象意义上做出新解释、新发展。这样，经过改造出新之后的传统文化，与它的古代样本相比较，也只是家族相似，不是简单克隆。
三、完美整合
西化与保守两大文化思潮，在一百多年的近现代历史中，一直争奇斗艳，互争互补，相反相成，共同造福于中国人民。这就是合题。
中国在近现代化的道路上迂回曲折地前进，其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并沿着现代化方向自主创造。没有西化，我们就不可能有现代的工业、农业、交通、商业、金融体系，也不会有现在的衣食住行的新方式。没有西化，不可能废除帝制，建立共和，不可能有民主、自由、人权以及市场经济等等。由于西化深入人心，新老文化保守派夺取文化霸权的种种努力都没有成功。
文化保守派对于西化，总的说是在进行制约。由于它的制约作用，西化的速度有节制，方式有选择，防止了因冲击过大而形成的社会震荡。由于它的批判作用，人们能够较早警惕西化过程中的不道德、不公正现象。由于它的倡导，我们保持并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努力发扬中国文化基因库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建设有中国特点的现代化，而不是全盘西化。不然我们就会在全球化中迷失自己，失去未来振兴中国文化的条件。因此，传统文化派在近现代化的道路上，也建立了卓越功勋。
在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两派又进行了新一轮的争论。西化派强烈要求推进政治民主化，改革民主化，批判现实生活中公共权力不当扩张、权力寻租、公共产品非公化、行政部门为谋求私利而推行恶性改革等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腐败、社会保障缺位、贫富差距拉大、主要群体弱势化和社会歧视等不公正现象。这一派认为，现代社会之所以作出民主、人权、法治之类的制度安排，就是要对公共权力实施必要的控制和约束，使之服从民意，而不是压迫民众，防止它成为不受制约的专制政权。在社会转型期，民主、法制不能削弱，只能增强。儒家历来拥护专制主义，目前一些人推尊儒家，提倡尊孔读经，大拍为专制帝王涂脂抹粉的电视剧等等，实际是为儒家思想争取文化霸权，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建设。对于所有这类现象，应警惕地予以拒斥。
传统派对形势有另一种看法，认为当前运用权威主义来治理中国是有效的，人民要的是生存，而不是民主。关键在于政治精英是否能够儒化，是否具有仁心。有仁心必能实施仁政。所谓仁政，即以仁爱之心对待社会弱势群体，同时辅以适当的制度安排，如实行法团主义，进行政治协商等等，从而有效调节各利益集团的关系，使之各得其所。他们担心的是西化派犯政治急躁症，照搬西方某国政治体制，而且要求立竿见影。这样做只会把好事办坏，酿成动乱，苏东剧变、颜色革命，就是前车之鉴。传统派因此忧心忡忡，对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展开批评。
两者尖锐对立，但是与过去一样，实际上仍然是互补的。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8］我们的任务是求得“和而解”的新合题。在现实生活中，“和而解”往往是在自发的碰撞中产生的，难以产生最佳效果。但是如果由一个明智的政权来自觉地求解合题，结果将大不一样。这里就凸显了政治的作用。革命政治不排斥和，但以斗为主。生活政治不排斥斗，但以和为主，它的目的就在于求得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和平包容。实现了最合理、最广泛的和平包容就是最好的政治。因此为实现现代化，政府的一项极重要的任务，就是设计最合理的政治方案，对西化与传统进行最佳的选择折衷，搭配整合。如果能够正确、巧妙地协调与整合西化与传统两大话语体系，建构一套包容二者的官方话语，用它去说明一切，推进一切，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当然有了官方话语，也并不影响西化与保守两大话语体系的继续争论。因为二者之争虽有阶段性话题，但其本身则是长久延续的，而作为合题的官方话语，则是针对一个个阶段性话题而成立的。
20世纪的中国，有两套官方话语做到了中西的和平包容。其一是孙中山建构的三民主义话语体系。他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注：转引自肖万源：《孙中山哲学思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他借鉴西方民主共和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三民主义的总纲领和五权宪法的制度安排。他的建国理念中包容了儒家哲学与道德观的某些要素。特别要提到的是，鉴于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孙中山将共产主义话语也容纳在官方话语之中，表现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的提出。这是一套非常成功的，整合了中西、国共的官方话语体系，可惜孙中山早逝，没有来得及推行。蒋介石掌权后迅速右转，颠覆了这套体系，他借口民族主义，反对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实行“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独裁，从而引发数十年的革命战争。
另一个成功的官方话语体系是邓小平建构的。“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审时度势，在全国人民的强烈企盼中，调整党的工作重点，实现了从阶级斗争为中心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从革命政治到生活政治的转变。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吸收和包容了西方文化中的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同时也包容了传统文化中的富民、小康等等，并且进行了大胆地创造，形成一整套改革开放话语——邓小平理论。由于这一话语很好地处理了现代化与中国实际的关系，西化与传统的关系，对中国国情、国际形势作出深刻解释，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给予成功的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经济迎来20多年的高速增长期。政治体制改革也在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9］的讲话和全国人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指导下逐步启动。
世纪之交，中央高层又在这套话语中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如“三个代表”、德治、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等，成效显著。沿着这条思路向前，相信会推出更新更丰富的话语，指导更新更成功的实践。
参考文献：
［1］严复.原强//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1.
［2］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2.
［3］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任建树，等.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442.
［4］胡适.胡适论学近著·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5］约翰·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22.
［6］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7］施舟人.中国文化基因库.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17.
［8］张载.正蒙·太和篇//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10.
［9］邓小平文选（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80.
SinoWestern Cultures: Competition and Integration
YAN Tao
(Editorial Offi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Journal,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set as its two main tasks to fulfill —— introducing Western culture and carrying on and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one. Though opposite to each other, the two cultures are complimentary. Yet, proWesterners and conservatives exploit the respective cultures to their own advantage. We, however, take it for granted that, no matter in western culture or traditional one, only those with universal values will be in our interest. And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be resulted only in a r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both cultures. It is here that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should be played by the government, whose wise policies guarantee a perfect integration of the two cultures.
Key words: Western culture; traditional culture; modernization
(责任编辑 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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