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观点的形成》前言1
雅克 · 埃吕尔2
（法国波尔多大学历史与社会学系）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
国家间传播类型和方式各异，但各国均高度重视传播的效果。界定传播现象的不确定性、大众对传播的固有偏见、传播定义和本质的复杂性，使研究传播面临诸多挑战。在雅克·埃吕尔看来，传播对现代社会和社会中的个体都是必不可少的，且传播影响力极大，对个体的塑造性极强。埃吕尔把传播看作一种社会学现象，用与研究其他技术一样的方法来研究传播，他的研究把传播技术看作一个整体，将其放在文明范围内、置于技术社会的背景下，将世界分为三大传播集团，以这些国家为案例，对传播进行非正统的研究。传播对民主有一定影响，无法使个体自由，但可以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使个体调节自身，更好地适应技术社会。
传播，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已经成为现代世界中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传播极具多样性，这并非源于政治体制的差异，而是更多受到社会发展阶段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各民族自我意识的独特性所致。当今世界有三大传播集团：苏联、中国和美国。就范围、深度和连贯性而言，它们是最重要的传播系统。顺便说一句，它们代表了三种完全不同的传播类型和方法。
除了先进的三大传播集团，各个国家传播系统的发展和效果不同，如欧洲和亚洲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东德、北越，这些国家尽管和苏联存在一些差距，对其理解也不足，而且没有足够的资源，他们依然模仿苏联的传播模式。然后是西德、法国、西班牙、埃及、南越和韩国，这些国家的传播形式不那么复杂，也比较分散。意大利和阿根廷等曾经拥有强大传播系统的国家，也不再使用这种武器。
雅克 · 埃吕尔
无论国家及其使用的传播方法有多么不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关注效果。3传播首先是为了行动的意志，目的是有效地武装政策，使政策的决定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无论谁使用这一工具，都只关心效率。这是最高的法则，在分析传播现象时绝不能忘记。无效的传播就是没有传播。这一工具属于技术世界，具有技术特点，并与技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传播本身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发展技术进步、建立技术文明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就像所有的技术一样，传播也要遵循效率法则。然而，研究一种范围明确的精确技术虽然相对容易，但对传播的研究却遇到了一些特殊的障碍。
从一开始就可以明显看出，现象本身就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首先源于先验的道德或政治概念。传播有时被认为是一种罪恶，这本身就使研究变得困难。要想正确地研究某样东西，就必须把道德判断放在一边。也许，客观的研究最终会引导我们回到它们那里，但这只会发生在我们完全了解所有事实之后。
造成混乱的第二个原因是，根据过去的经验，人们普遍认为，传播时常会通过谎言传播荒谬的故事。接受这种观点可能会阻碍我们对实际情况的准确理解，这与过去的情形相比有了显著的不同。
即使这些障碍已经消除，要确定什么构成我们世界中的传播以及传播的本质仍然十分困难。因为这是秘密行动，也是一种双重引诱：要么同意雅克·德里库特（Jacques Driencourt）的观点“一切都是传播”，因为政治或经济领域的一切似乎都被这种力量所渗透和塑造；要么像某些现代美国社会科学家所做的那样，完全放弃传播这个词，因为它无法被精确定义。这两种做法都是知识分子不可接受的投降。采取任何一种态度，都会使我们放弃对存在且需要被定义的现象的研究。
然后我们遇到了很困难的定义问题。
我们可以立即抛弃像马布里·B.奥格尔（Marbury B.Ogle）所说的简单的定义：“传播是为了改变观点或态度的任何努力……传播者是那些为了影响听众而传达自己观点的人。”这样的定义包括老师、牧师，实际上还包括任何与他人谈论任何话题的人。这样宽泛的定义显然对于我们理解传播的具体性质毫无帮助。
就定义而言，美国经历了一场典型的演变。从1920年到1933年前后，传播的重点主要放在心理上：传播是对心理符号的操纵，其目的是听众没有意识到的。
自从拉斯韦尔的研究出现以来，通过其他方式和带有既定目标的传播被认为是可能的。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到了传播者的意图上。在最近的一些书中，灌输的目的——特别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被认为是传播的标志。在这个参照系中，人们可以通过观察传播者来确定什么是传播，某某人就是传播者，因此他的言行就是传播。
但似乎美国作家最终接受了传播分析研究所给出的定义，并受到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启发：
传播是指个人或团体为了预先确定的目的，通过心理操纵，故意表达意见或采取行动，以影响其他个人或团体的意见或行动。
我们可以无休止地引用定义。意大利作家安东尼奥·米奥托（An-tonioMiotto）说过这样一句话：“传播是一种社会压力的技术，它倾向于创造一个具有统一结构的心理或社会群体，这些结构跨越所考虑的个体的情感和精神状态的同质性。”对美国著名专家伦纳德·W.杜布（Leonard W.Doob）来说：“这是一种尝试，在特定社会和时期，根据被认为是非科学的或价值可疑的目标，改变个人的性格和控制个人行为。”
如果我们研究德国或俄罗斯的文献，甚至可以发现更久远的定义。
我不会在这里给出我自己的定义。我只是想表明专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确定性。我认为，把传播作为一种现存的社会学现象来分析其特点，会更有助益。也许应该强调这个术语。我们将研究过去和现在的传播形式；显然，我们不能从研究中消除高度发达的传播系统，如希特勒的德国、斯大林的俄罗斯和法西斯的意大利。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许多作家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确立了传播的某种形象或定义，并着手研究与他们定义相符的事物。或者，他们屈服于科学研究的吸引力，尝试在小群体和小范围内试验某种特定的传播方法——此时，它就不再是传播了。
研究传播，我们不应求助于心理学家，而应求助于传播者，我们要研究的不是一个试验群体，而是整个国家受到真正有效传播的对象。当然，这排除了所有所谓的科学（即统计）类型的研究，但至少我们将尊重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像许多当今的专家，他们建立了严格的观察方法，但为了应用它，却忽视了研究对象。相反，我们应该考虑传播的性质是什么，无论它在何处应用，无论它在何处以有效性为关注点。
最后，我们从最广泛的意义上看待传播这个词，它包括以下几个领域：
心理行动：传播者试图通过纯粹的心理手段来改变观点。大多数情况下，他追求的是半教育性的目标，并向他的同胞公民发表言论。
心理战：在这里，传播者正在对付一个外国对手，他试图通过心理手段摧毁对手的士气，从而使对手开始怀疑他的信念和行动的有效性。
再教育和洗脑：将敌人转变为盟友的复杂方法，只能用于囚犯。
公共关系和人际关系：这些必须包括在传播中。这种说法可能会让一些读者感到震惊，但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些活动是传播，因为它们试图使个体适应社会，适应生活水平，适应某种活动。他们的目的是使个体顺从，这是一切传播的目的。
广义上的传播包括了所有这些。狭义上讲，它具有制度性质。在传播中，我们发现心理影响技术与组织技术相结合，并以激发行动为目的对人们进行环绕式传播。因此，这将是我们调查的广泛领域。
在这个传播的完整宇宙中，我故意排除了在大多数传播研究中发现的下列主题：
传播的历史记述，特别是最近的历史：1914年或1940年的传播，等等。
将传播和舆论作为一个整体，把舆论及其形成等作为主要问题，而把传播作为形成或改变舆论的简单工具作为次要问题。
传播的心理学基础：传播者的偏见、驱动力、动机、激情和情结是如何发挥的？他利用什么精神力量来达到他的目的？
传播技术：传播者如何将精神力量付诸行动，他如何与人们接触，他如何诱导人们行动？
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
这就是随处可见的五章标题。关于传播的伟大事例的特征的研究则不太常见：希特勒主义、斯大林主义、美国主义等。这里省略这些，正是因为它们经常被分析。读者会在参考书目中找到所有这些问题的有用信息。相反，我尝试研究传播中极少被讨论的方面——采用一种观点、视角和非正统的看法。我试图使用一种既非抽象也非统计的方法，但偶尔依赖于现有的研究。读者应该知道自己不是在看传播的百科全书，而是一部假定他熟悉其心理基础、技术和方法的作品，并且致力于让当代人更接近对传播这一现象的意识——这正是影响和调控他的现象。
另一方面，我将把传播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对其目的作出道德评判是很常见的，这些评判会被视为手段的传播，例如：因为民主是好的，独裁是坏的，为民主服务的传播是好的，即使作为一种技术，它与为独裁服务的传播是相同的。或者，因为法西斯主义是坏的，所以传播在法西斯手中就是完全邪恶的，这是我否认的态度。传播作为一种现象，在中国、苏联、美国或阿尔及利亚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技术往往是相互配合的。传播媒介可能或多或少在被完善或直接使用，就像组织可能或多或少有效，但这并不改变问题的核心：那些接受并利用传播的原则的人，将不可避免地使用最有效的组织和方法。此外，这本书的前提是，不管谁使用传播，即使是最正直和最有善意的人——在共产主义、希特勒主义或西方民主主义的个人或团体中都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并且与那种传播支持的信条或政权有所不同。换句话说，希特勒主义作为一个政权具有一定的效果，而纳粹使用的传播手段毫无疑义具有某些特定特征。但是，大多数分析人士只停留在这种特定性，我却试图消除它，只看最一般的特征，对所有情况和所有传播方法都普遍存在的影响。因此，我在研究传播技术时，采取了和研究其他技术一样的视角和方法。
我将用大量篇幅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传播已成为每个人不可避免的必需品。在这方面，我遇到了造成许多误解的根源。现代人崇拜“事实”，即接受“事实”为最终的现实。他深信现在的一切都是好的。他相信事实本身提供了证据和证明，他心甘情愿地将价值观置于这些事实之下；他遵从他认为是必然的东西，把必然与进步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刻板的意识形态态度，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概率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混淆。因为事实是唯一的标准，它必须是好的。因此，人们认为，任何陈述事实的人（即使没有对其作出评价）都是在为此事实背书。任何断言（简单地说是概率判断）共产党将在某些选举中获胜的人都会立即被认为是亲共产党的。任何说所有人类活动都日益被技术所主导的人，都会被视为“技术官僚”，等等。
当我们继续分析传播的发展，考虑它在现代世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以及它与我们社会的所有结构的联系时，读者会在不自觉中认可传播。因为传播是必须的，所以这样的作品会迫使作者进行传播，促进传播，加强传播。我想强调的是，这与我的想法相去甚远，只有那些崇拜事实和权力的人才有可能做出这种假设。在我看来，必然性永远不会建立合法性，必然性的世界是一个软弱的世界，一个否定人类的世界。说一种现象是必然的，对我来说，意味着它否定人，这种必然是它力量的证明，而不是它卓越的证明。
然而，面对一种必然性，人如果要掌握它，就必须意识到它。人只要否认一种现象的必然性，只要避免面对它，他就会误入歧途。他会欺骗自己，实际上屈从于必然性，但假装自己是自由的，而这只是因为他声称自己是自由的。只有当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觉时，他才会体验到真正自由的开始，在实现自身的行为中，即使只是通过努力退后一步，正视这一现象并将其归结为原始事实。
就我个人而言，我倾向于相信人类是卓越的，因此也相信人类是无敌的。然而，当我观察到这些事实时，我意识到人是极具可塑性的，对自己没有把握的，随时准备接受和遵循许多建议，并被各种各样的学说所左右。但我在这些篇章中揭示传播对人的全部力量，当我展示他个性中最深刻的变化时，这并不意味着我是反民主的。
当然，传播的力量揭示了民主最危险的缺陷之一。但这与我在此的观点无关。如果我支持民主，我只能遗憾传播使其几乎不可能真正实行。但我认为，如果对真正的民主和传播能共存抱有任何幻想，就更糟糕了。在危险的时刻，没有什么比生活在梦幻世界中更糟糕的了。对一个政治体系发出威胁的警告，并不意味着对它的攻击，而是一个人能为这个体系提供的最大服务。人也是如此：警告他软弱不是要毁灭他，而是要鼓励他坚强起来。我对那些高傲的知识分子毫无同情，他们居高临下地评判一切，认为自己不受时代破坏力量的侵害，轻蔑地认为普通大众可以像牲口一样被操纵，在生活最私密的层面上也被传播所塑造。我坚持认为，提出这样的警告是为了捍卫人类，我不是以超脱世俗的超然态度来批判传播，我已经遭受、感受并分析了传播的影响，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传播的对象，现在仍然如此，我想谈谈传播作为一种威胁整体人格的危险。
为了描述传播的真正层面，我们必须始终在文明的范围内考虑它。也许大多数关于这一主题研究的最根本的缺陷在于，他们试图把传播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来分析。这与一种相当流行的态度相一致，这种态度将社会政治现象彼此分离，并且不在各部分之间建立任何关联，这种态度反过来使学生对各种系统的有效性感到放心。例如，在研究民主时，人们把公民看成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实体，把舆论看成一件事物本身。同时，舆论和传播的科学研究留给其他专家，而舆论专家反过来又依靠法学家来确定适合民主的法律框架。研究技术社会的问题时，没有考虑到它们可能对精神和情感生活的影响，对劳工运动的考察没有注意到心理手段等所带来的变化。
我想再次强调，研究传播必须在技术社会的背景下进行。传播被要求去解决技术带来的问题，利用人们的不适，使个体融入技术世界中。的确，传播与其说是一个政权的政治武器，不如说是技术社会的所有物，因为技术社会包含了整个人类，并趋向于成为一个完全一体化的社会。目前，传播是这种趋势最深层、最难以捉摸的表现形式。传播必须被视为处于国家权力、政府和行政技术不断增长的中心。人们一直在说：“一切都取决于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利用传播。”但如果我们真的了解了技术状态，这样的声明就变得毫无意义。在机械化和技术组织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传播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用来防止人们感到这些事情过于有压迫性，并说服人们优雅地服从。当人们完全适应这个技术社会时，当他最终会满怀热情地服从，确信他被迫做的事情是卓越的时，他将不再感受到组织的约束。事实是，这将不再是一种约束，警察也将无事可做。由传播所创造的公民和技术的善意以及对真实的社会神话的热情，最终也将解决人类的问题。
注释
1.本文译自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1965年出版的《传播：观点的形成》（Propaganda：The FormationofMen’sAttitudes）一书的前言。Jacques Ellul,Propaganda: Theformation of men’sattitudes,trans.Konrad Kellen and Jean Lerner,New York: Knopf,1965,Preface.
2.本文译者为孙燕语。
3.作者注：戈培尔说：“我们说话不是为了说什么，而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效果。”巴特利特（F.C.Bartlett）的看法也很正确，他认为传播的目的不是增加对事件的政治理解，而是通过行动取得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