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义技术现象

作者：[法] 雅克·埃吕尔

译者：孙燕语

本文译自雅克·埃吕尔1964年出版的《技术社会》（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定义技术现象”（Situating the Technical Phenomenon），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的技术哲学专题。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现代社会中，技术有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本文深入全面地剖析广义上的“技术”，试图阐明如今构成技术的内容。在对技术现象的研究基础之上探究技术社会。首先，雅克·埃吕尔将技术分别与机器、科学以及组织进行对比研究，分析技术与这三者的关联与区别。埃吕尔认为，技术源于机器，现如今已经独立于机器，技术的发展并不等同于机器的发展；技术与科学的关系紧密，但科学的重要性已远不如技术，成为技术的一部分。通过对组织的研究，可以以更广泛的视角来研究技术。其次，埃吕并未直接给出技术的定义，而通过对已有社会学家所做的技术的定义进行批判和比较，他较为认同拉斯韦尔对技术的定义。最后，埃吕尔指出对技术现象和技术操作的区分也十分重要。

一、机器和技术

不管何时看到技术（technology）或技艺（technique）这两个词，我们都会自动联想到机器，确实，我们的世界常被认为是机器的世界。在奥尔德姆（Oldham）和皮埃尔·杜卡斯（Pierre Ducassé）的作品中，这个想法实际上是错误的。这种观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机器是最明显、巨大、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实例，并且从历史上来看是第一个这样的例子。所谓的技术史通常不过就是一部机器的历史，这就是知识分子习惯于把现在的形式看成过去的形式的一个例子。

技术确实是从机器开始的。技术后来的发展也的确是脱离机器。诚然，如果没有机器，世界的技术将不复存在。但是用这种方法去描述情况并不准确。继续去混淆这些术语也是错误的，更为严重的是，这会导致一种想法，即因为机器是技术问题的起源和中心，所以处理机器就等于是在解决整个问题。这是一个更大的错误。技术现在已经基本完全独立于机器了，而机器却已经远远落后于它的产物。

必须强调的是，技术的服务范围已经远超工业生产。今天技术的成长已经和机器的成长没有关系了。这样的平衡看起来已经完全倾向了另一边。现在是机器完全依赖于技术，机器只代表技术的一小部分。如果现在我们描述技术和机器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不止机器是技术的结果，机器的社会和经济运用的可能也是由于其他的技术进步。尽管机器的规模依旧是壮观的，但它已经不是技术最重要的一方面了。技术已经接管了人们的所有活动，不仅仅是他们的生产活动。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台机器是有深层次的症状性的：它代表了技术所努力追求的理想。机器仅能代表技术；也可能有人会说，这是纯粹的技术。因为，在任何技术因素存在的地方，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机械化：技术将其接触到的一切都转变为机器。

技术和机器之间还有另一个关系，这种关系渗透了我们文明问题的核心。有人说机器创造了一个无人性的氛围，这是大家都认同的。机器作为19世纪的特征突然闯入，从政治、制度和人自身角度来看，社会都还没做好准备，人们只能尽力去接受，过一种无人性化的生活。人们现在的生活状态都不像人类，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毫无意义：想想城市、贫民窟的集中化，空间、时间、空气的减少，模糊日夜的黑暗街道、昏黄光线，毫无人性的工厂，失调的感官，被迫工作的女性，与自然的疏远。公共交通说是为人服务，不如说是为快递服务；我们的医院，病人在其中只是一个个数字编号，我们却称之为进步……还有噪声，每时每刻如怪兽般侵入我们的生活，不留一丝喘息的机会。

抱怨资本主义是毫无作用的。是机器创造了我们世界，而非资本主义，机器才是罪魁祸首。为了证明相反的事实而进行的艰辛研究，却将显而易见的事实埋没在大量的出版物中。如果我们不想扮演煽动者的角色，就必须指出有罪的一方。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机器是反社会的”，“由于其进步性，它倾向于对人类剥削的最尖锐形式”。机器在一个并非为其而造的社会环境里占有一席之地，也因此创造了一个异化的社会。资本主义因此只是19世纪混乱秩序的一个方面。为了重建秩序，我们必须质疑这个社会的所有基础：社会和政治结构、艺术和生活方式、商业系统。

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美国社会哲学家、城市规划理论家、历史学家。

但是，如果让这台机器有了自己的意识，它就会推翻所有不能支撑它巨大重量的东西。所以一切都有必要从机器的角度重新考虑，这恰恰就是技术正扮演的角色。在所有领域中，它列出了自己所需的清单，以及所有可以与机器配合使用的东西。机器无法将自身聚合进19世纪的社会，技术使其聚合。不适合工人的旧环境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技术需要的新世界。技术在其本质上就有足够的机械性使之能够配合机器，但它因为保持和人类秩序的紧密接触而超越了机器。这个金属猛兽不会永远折磨人类——它很快会发现技术是一个如它自身一般坚固稳定的角色。

技术结合了机器一同进入社会。它构建了机器需要的那种世界，并在机器杂乱堆积成废墟的地方引入了秩序。技术净化、安排并合理化机器。它在抽象领域所做的就像机器在劳动领域所做的一样。技术很有效并且将效率带给了一切。此外，技术手段的使用相对节制，传统上机器一直被用来掩盖组织缺陷。在芒福德看来，“机器制裁了社会的低效率”。从另一方面说，技术使机器的使用更加合理且不那么随意，技术也将机器准确放置在了应该在的地方，并要求它们做应该做的事情。

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发展形式。亨利·吉顿（Henri Guitton）说：“社会发展以前是本能的或天生的，也就是说无意识的。但是新的情况（机器）现在强迫我们意识到社会发展是一种合理的、有智慧的和有意识的。我们也许会问自己，这是否不仅是空间有限世界时代的开始，也是意识的世界时代的开始。”无所不包的技术实际上是机械化世界的意识。

技术整合了一切。它避免了震惊和轰动的事件。人们无法适应钢铁的世界，技术使他们适应。技术改变了这个盲目世界的秩序，使人可以融入其中，而不会与它残酷的一面发生对抗，也不会因不人道而感到痛苦。技术因此提供了一个彻底且有效的模型。机器的喧嚣引起人类的焦虑，又被社会统一标准的安慰声所缓和。

只要技术完全由机器所代表，讲“人类和机器”就很有可能。机器仍然是一个外部项目，人即使受到他自身的工作、私人和精神生活极大影响，也或多或少是独立的。人如果离开了机器也能坚持自己，他就能对其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但是当技术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就不再是外部事物，而是人类的本质。它不再与人面对面，而是与人成为一个整体，并且潜移默化地吸收人类。在这方面，技术是与机器有极大不同的。在现代社会，这种转变是如此明显，是技术自主化这一事实的结果。

当我说技术导致了机械化，我不是简单地指向人们对机器的适应。当然，这一适应的进程是存在的，但它是由机器的行为引起的。在这里我们关心的，是机械化本身。如果我们将机器归因于一个“专门技术”（know-how）的高级形式，技术带来的机械化将这种更高级形式应用到迄今为止机器从未涉足的所有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说，技术正是机器本身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特征。将技术和机器视为可以互换的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提防这种误解。

二、科学和技术

现在我们来讨论第二个问题。这的确是另一个“驴桥定理”（pons asinorum），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被频繁地讨论过了，人们甚至都不愿意提起它。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是毕业论文的经典主题，也是19世纪所有实验科学的标志。所有人都被教导说技术是科学的一种应用，更具体地说（科学是纯粹的猜测），技术是物质现实和科学公式之间的联系点。但它也作为实用产品出现，将公式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这种传统观点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只考虑了一种单一的科学范畴，而且只考虑了很短的时间阶段，这句话只适用于物理科学和十九世纪。因此，不可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一项一般性的研究，也不可能像我们在这里试图做的那样，能准确地描述现在的最新情况。

几句简单的评论就足以摧毁我们对这些观点的信心。纵观历史，技术先于科学，甚至原始人也熟悉一些技术。最初的希腊文明技术来自东方，并非来自希腊科学。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应该颠倒过来。

但是，当科学出现后，技术才开始发展并衍生自身，这还有赖于科学的进步。贝特兰·吉尔（Bertrand Gille）说得很对，从历史角度上看，“技术创新通过反复实验，提出问题，推导出一般概念和四个主要元素，但它必须等待科学提供的解决方案”。

在现代，最随意的观察都能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关系。举例来说，很清楚的一点是技术活动和科学活动之间的界限并不都是明确界定的。

当我们谈到历史科学中的技术时，我们指的是一种明确的预备工作：文本调查，阅读，校对，历史文献研究，批判和解释。这些都代表了技术操作的集合，其目的首先是阐释，然后是历史的综合，这是科学的真实工作。这时，技术又成了第一位。

甚至在物理学里，在某些情况下，技术会领先于科学。最著名的例子是蒸汽机，这是纯粹的天才实验成果。所罗门·德考斯（Salomon De Caus）、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n Huygens）、德尼·巴本（Denes Papin）、托马斯·塞维利（Thomas Savery）等人的一系列发明和改进都是建立在实践的试错基础上的。各种有关相关现象的科学解释是在很晚的时候——两个世纪后才出现的，即使在那时，也不容易解释清楚。科学和技术之间仍没有自动的关联。这种关系并不那么简单，它们之间互动越来越多。今天的科学研究都预设了大量的技术准备，比如对原子的研究。很多时候，正是一些简单的技术修改就能带来更大的科学进步。

当技术的手段不再存在，科学就不能发展。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察觉到了物质的构成，但他无法制定精确的理论，因为当时还不存在制造真空的技术。科学成果不得不等待高真空技术的出现。1912年，一个法国医师发现了盘尼西林的医学价值，但他没有技术去生产和保存盘尼西林，因此对这一发现有了疑虑并最终放弃了它。

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英国人，因发现青霉素（penicillin）于1945年获诺贝尔奖。

大部分实验室里的研究人员都是技术人员，要完成远超通常想象的科学工作的任务。科研工作者不再是孤单的天才。正如罗伯特·容克（Robert Jungk）所说：“他作为团队的一员工作，愿意放弃研究自由和个人认可，换取一个大型实验室为他提供设备和帮助。这两样是他实现项目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纯粹的科学似乎正让位于应用科学，现在又一次到达了一个璀璨的巅峰，同时新的技术研究成为可能。相反地，某些技术修改，比如飞机，看着简单且机械，实则需要复杂的科学工作为前提，达到超音速的速度就是一个问题。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观点是，美国年轻一代的研究人员主要是由技术人员组成的，如果没有机器、大批人员和巨额资金的帮助，他们根本无法进行研究。

当我们考虑到新兴领域时，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变得更不清晰，甚至没有边界。生物技术从何处开始又在何处结束？在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中，什么叫技术呢？因为在这些科学的应用中，一切都是技术。

但应用并不是技术的特征，因为没有（先前的或伴随的）技术，科学就无法存在。如果我们否认技术，我们就放弃了科学的领域，进入了假设和理论的领域。在政治经济学中（尽管最近经济学家在努力区分科学和经济技术之间的界限），我们将证明，正是经济技术构成了经济思想的实质。

现已建立的基础确实被动摇了。但考虑到技术世界的庞大和科学世界的缩小，这些关系的问题似乎成了一个只有哲学家才有兴趣的学术问题，并无实质的思辨。今天，人们争论的不再是科学的前沿问题，而是人类的前沿问题；技术现象在人类处境中比在科学处境中更重要。技术不再是与科学有关时才必须加以定义的。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追求科学哲学，也不需要在理想上或智力上确立行动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做的是环顾四周，注意到一些显而易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似乎正是那些聪明的哲学家们所忽略的。

这不是贬低科学活动重要性，问题在于意识到事实上科学活动已经被技术活动所取代，我们甚至无法想象没有技术成果的科学。正如查尔斯·卡米谢尔（Chaeles Camichel）观察到的那样，科学和技术比以往更紧密。技术迅速发展的事实的需要相应的科学进步，并引发了普遍的加速。

并且，技术总是被立即投入使用。一项科学发现与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分开的传统时间间隔正在逐渐缩短。一旦有了一项发现，同时就寻求一项具体的应用。资本家或国家首当其冲，在任何人有机会估算所有的后果或认识到它的全部意义之前，这一发现就进入了公共领域。科学家可能会更谨慎地行事，甚至可能害怕把经过仔细计算的实验室发现公之于众。但他怎么能抗拒事实的压力呢？他怎么能顶住金钱的压力呢？他如何抵制成功、传播和公众的赞扬？还是以技术应用为定论的一般心理状态？是如何抵制住继续研究的欲望的呢？这就是当今研究者的困境。他要么允许自己的发现在技术上得到应用，要么被迫停止研究。这就是原子物理学家的戏剧性，他们发现只有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才能为他们提供继续工作所必需的技术仪器。因此，国家行使了一种真正的垄断，科学家被迫接受其条件。正如一位原子科学家所说的那样：我之所以留在这里，是因为有可能在我的工作中使用一种别处没有的特殊显微镜（Jungk）。正如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所言，科学家再也撑不住了：“即使是科学，特别是我们当今伟大的科学，也成了技术的一个要素，也只是一种手段。”在这里，我们确实有了最后一个结论：科学已经成为一种技术工具。

稍后，我们将研究科学功利主义是如何从技术中获得如此强大的动力，以至于不再可能存在一项无利害关系的研究。建立科学的基础结构一直是必要的，但是今天几乎不可能把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相分离。的确，我们无所不能的技术（这部分代表了爱因斯坦的想法）可能最终会使科学贫瘠。

我将经常使用“技术”一词而不是更多地使用“科学”，技术工作常被称作与科学相关的。这是由于技术和科学的密切联系，这一点我已经指出了，我将在后文更充分地加以讨论。

三、组织与技术

第三个要素将帮助我们更清楚地阐明我们的问题。我已经指出，我们必须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去理解“技术”这个术语。但有些作者不希望偏离传统的语言用法，宁愿保持其当前的含义，并寻求另一个术语来指定我们在这里描述的现象。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认为，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现在正处于从技术进入组织的阶段。我同意汤因比的观点，即机械技术已不再是我们时代的特征。不管机械技术多么重要，多么令人印象深刻，它也只是其他决定性因素的附属品。在我的脑海中，每个领域都有大量的组织，正是对这些组织的认可，促使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撰写了《管理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一书。

但我不同意汤因比选择的术语，也不同意他在技术时期和组织时期之间划分的界线。在他概略的技术概念中，机器和技术之间的混淆仍然存在，为此汤因比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他把技术的领域限制在过去，而没有考虑到技术现在的情况。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哲学家。

实际上，汤因比所称的组织，伯纳姆所称的管理行动，是应用于社会、经济或行政生活的技术。以下定义的组织除了技术之外还有什么？谢尔登（Sheldon）认为，“组织是这样一种过程，即把适当的任务分配给个人或团体，以便以有效和经济的方式，通过协调和组合他们所有的活动来实现商定的目标”。这导致了经济和行政生活的标准化和合理化，正如安东尼·马斯（Antoine Mas）所表明的那样。“标准化意味着预先解决所有可能妨碍组织运作的问题。这不是让灵感、独创性甚至智力在问题出现的那一刻找到解决方案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预测困难及其解决办法。从那时起，标准化创造了异化，在这个意义上，组织更多地依赖于方法和指示，而非依赖于个人。”因此，我们拥有一种技术的所有标志。组织是一种技术，文森特（Andre L. a. Vincent）有很好的理由去写：“为了达到所有因素的最适宜组合，或最优尺寸……方法是以更好的组织形式来完成技术进步。”

毫无疑问，有人会问：既然你实际上是同意汤因比的，那么讨论这些术语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讨论是重要的：汤因比区分了本应保持一致的时期和现象，他想让我们相信，组织不仅仅是技术，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和新的方法，我们必须把组织作为一种新现象来研究，其实它根本不是这样。另一方面，我坚持技术过程的连续性。正是这一进程正在呈现出一个新的方面（我认为是它真正的方面），并且正在世界范围内发展。

这样的后果是什么？第一，由于将技术应用于行政管理和生活的所有领域，机械技术所造成的问题将被加剧到一个不可估量的地步。汤因比相信，组织正接替技术，并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这种技术的一种制衡和补救（这是一种令人欣慰的历史观）。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这种发展通过提供旧问题的部分解决方案，使技术问题更加复杂，它自身建立的最佳解决方案也造成了最初的问题。这是一种古老的用挖新洞来填平旧洞的方法。

第二个后果是：如果我们所目睹的只是技术领域的延伸，那么上面所说的关于机械化的内容是可以理解的。汤因比笔下的组织是一种影响尚未被看到的现象。然而，我们可以确信的是，最终的结果将是技术将一切同化为机器；技术所追求的理想是将它遇到的一切都机械化。因此很明显的是，即使我对汤因比的反对看起来只是口头上的，也十分重要。技术时代在继续发展，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正处于技术发展的顶峰。事实上，还有一些决定性的征服有待人类去完成，而且很难看出有什么能阻止技术去完成这些目标。因此，即使这不属于一个新的因素，至少现在已经清楚这一现象涉及的容及其意义。

四、定义

一旦我们停止辨别技术和机器，我们找到的技术的定义就不适合既定事实。莫斯对这一问题有令人钦佩的见解，他对技术给出了多种定义，其中一些非常优秀。让我们对批评持开放态度，并且通过批评，更准确地陈述我们的想法：“技术是一组行为动作，通常大部分是手动的，有组织的，传统的，所有联合达到一个已知的目的，例如物理的，化学的或有机的。”

这个定义对于研究原始社会的社会学家来说是完全正确的。正如莫斯所表明的，它提供了许多优势。例如，它从技术领域中消除了宗教或艺术的问题（我们将在后文提及，魔术应该被分类为技术）。但这些优势只适用于历史视角。从现代的角度看，这个定义是不够的。

能否说制定经济计划的技术（纯粹的技术操作）是莫斯描述的这种运动的结果吗？其中没有包含特定的意向或物理动作。经济计划纯粹是一种智力活动，但也是一种技术。

当我们看莫斯关于技术仅限于手工活动的陈述时，其定义的不足之处就更加明显了。今天，大多数技术操作都不是手动的。无论是机器取代了人类，还是技术变成了智慧，当今世界最重要的领域（因为其中蕴藏着未来发展的种子）几乎不是体力劳动。体力劳动确实仍然是机械操作的基础，我们不妨回想一下荣格反对幻想技术进步的主要论点，他认为技术越完善，就越需要次级体力劳动；而且，人工操作的量比机械操作的量增长得更快。确实如此，但技术最重要的特征是不依赖于人工劳动，而依赖于组织和机器的安排。

我很乐于接受“被组织的”这个术语，如同莫斯在他的定义中使用的那样。但是，关于他对“传统”一词的使用，我不得不同他分道扬镳。这就是今天的技术与以前文明的技术的区别。的确，在所有文明中，技术都是以传统的形式存在的，也就是说，通过传承下来的工艺过程逐渐成熟，并且这些过程的改变非常缓慢，它们在环境压力下与社会整体一同演变，这就创造了一种自动性，这种自动性可以遗传，并且可以整合到每一种新的技术形式中。

但是怎么没有人看到，这些都不适用于今天呢？技术已经变得自主，它塑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遵守自己的法则，并断绝与传统的关系。技术不再依赖于传统，而是依赖于以前的技术程序。技术的发展太快，太令人不安，无法融入旧的传统。我们稍后将详细研究这一事实，也将解释为什么一种技术不能保证预先知道的结果。如果我们只考虑用户是正确的：汽车司机知道，当他踩下油门时，他可以走得更快。但即使在机械领域，随着伺服机构技术的出现，这个定理也并不成立。在这些情况下，机器自身会随着它的操作而适应：这一事实使得预测其活动的最终结果变得非常困难。当人们考虑到技术进步而不是使用时，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尽管目前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用户越来越难长时间地掌握一种能够预测结果的技术，新发明的涌现不断打乱人们的习惯。

最后，莫斯似乎认为达到的目标是化学或物理顺序。但今天，我们认识到技术可以走得更远。精神分析和社会学已经进入了技术应用领域；传媒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这里的操作具有道德、心理和精神的特点。然而，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一种技术。但我们所谈论的是一个曾经被实用主义所支配的世界，现在正在被方法论所取代。因此，我们可以说莫斯对技术的定义直到18世纪是有效的，但不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在这方面，正如莫斯对技术（食物采集、服装制作、运输等）的分类清楚显示的那样，他成了自己对原始的社会学研究的受骗者。

让·福拉斯蒂（Jean Fourastié）和其他从事相同研究的人提供了进一步的不充分定义的例子。对于福拉斯蒂来说，技术进步是“通过固定数量的原材料或人力所获得的产量的增长”，也就是说，技术是唯一促进产量增长的因素。他接着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这个定理。在实物产量方面，技术是使原材料得以管理，以获得某些预先确定产品的手段；在财务收益方面，技术是通过增加资本投资来实现生产增长的手段；在人类劳动的产量中，技术是指增加固定单位的人类劳动所产生的工作量。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感谢福拉斯蒂纠正了容格的错误。他把技术进步与经济进步对立起来，因为在他看来，技术进步与经济进步是矛盾的。相反，福拉斯蒂证明了这两者是一致的。然而，我们仍然必须挑战他对技术的定义，因为它是完全武断的。

让·福拉斯蒂（Jean Fourastié，1907—1990），法国经济学家。

福拉斯蒂的武断在于，首先他认为技术纯粹是经济的，只考虑到经济收益。有无数的传统技术不是基于对经济产量的追求，也没有经济特性，这正如莫斯在其定义中所暗示的。在无数的现代技术中，有许多与经济生活无关。例如，基于营养科学的咀嚼技术，或运动技术，比如童子军运动——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产量，但这种产量与经济没有什么关系。

在其他例子中，存在经济类的结果，但这些结果是次要的，不能说是特征性的。以现代计算机为例，在某些计量经济学研究中需要解决有70个变量的方程，除非使用电子计算机，否则是不可能的。然而，衡量机器重要性的并不是使用该机器所能产生的经济生产率。

对福拉斯蒂定义的第二个批评是，他赋予了技术独有的生产特性。产量的增长是一个比产量更狭隘的概念，发展最快的技术根本不是生产技术。例如，人类护理技术（外科手术、心理学等）与生产力毫无关系。最现代的破坏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更小：原子弹、氢弹和德国的V1、V2武器都是人类头脑中最强大的技术创造的。人类的聪明才智和机械技能今天正在沿着与生产力无关的方向发展。

没有什么能比我们的战争机器更完美。军舰和战机比平民生活中的对应物要完美得多。军队的组织——运输、补给、管理——比任何民间组织都要精确得多。战争领域，哪怕是最小的失误，也会导致无数人丧生，导致胜利或失败。

那么产出是多少？总体来说非常少。生产力又在哪里？完全没有。

文森特在他的定义中同样提到了生产力：“技术进步是在两个特定时期之间，在给定的领域中的相对变化。”这个定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然是有用的，但立刻使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他必须区分技术进步和工艺进步（这对应于所有领域的技术进步），并将两者与“狭义的技术进步”区分开来，准确地说，技术进步涉及生产力的变化。这是一个从自然现象中得出的推论，因为在文森特的定义中，他不得不承认，技术进步包括自然现象（矿石或土壤的丰富程度的增加或减少，等等），这与技术恰恰相反。

这些巧妙和吹毛求疵的语言足以证明这样一个定义是空洞的，它只针对技术进步的一个方面，而且包含了不属于技术的元素。根据这个定义，文森特推断技术进步是缓慢的。但是经济生产力的真实情况却不适用于技术进步的一般情况。如果一个人将技术从整体中剥离出来，认为技术是最先进的，那么他确实可以断言技术进展缓慢。当人们声称要衡量技术的进步时，这种抽象就显得更加虚幻了。福拉斯蒂提出的定义是不精确的，因为它排除了一切不涉及生产的东西，以及一切不经济的影响。

这种把技术问题缩小到生产技术层面的倾向，也出现在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这样开明的学者的著作中。在他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技术讨论会的介绍中，他似乎从一个非常广泛的定义开始。但在第二段中，他开始毫无预兆地将一切降低到经济生产的水平。

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局限性？因素之一可能是一种心照不宣的乐观主义，即需要认为技术进步是无条件有效的，这导致人们会选择技术进步最积极的方面，仿佛它是技术进步的唯一方面。

这可能给了福拉斯蒂一定的指引，但似乎并不适用于弗里德曼的情况。我相信，弗里德曼这种思维方式背后的原因，可以在科学思维的转向中找到。生产技术的各个方面：机械、经济、心理、社会——已经被无数专门研究所涉及。因此，我们开始以更精确和科学的方式了解人与工业机器之间的关系。因为科学家必须使用他手边的材料，又由于几乎没有什么人了解人和汽车、电话，或收音机的关系，关于人与装置（Apparat）的关系及技术其他方面的社会学效应则完全未知，科学家便不自觉地转向科学已知领域的范畴，并试图将整个问题局限在那个范围内。

在这样的科学态度里还有另一个因素：只有用数字表示（或至少可以用数字表示）的东西才是可知的。为了摆脱所谓的“武断和主观”，为了逃避道德的或书面的判断（众所周知，这些判断是单薄且毫无根据的），科学家必须回到数字上来。毕竟，人们能指望从纯粹的定性陈述中推断出什么呢，例如工人有多疲劳。但是，当生物化学使用数字来测量疲劳能力成为可能时，最终就可能计算出工人有多疲劳。那么就有希望找到解决办法。然而，技术效果的整个影响领域——实际上是最大的领域，是不能简化到数字的，我们在这项工作中研究的正是这个领域。既然可以谈论的问题明显没有被认真对待，科学家最好闭上眼睛，把它看作是一个伪问题领域，或者干脆认为其根本不存在。“科学”的立场往往包括，否认不属于当前科学方法的任何东西的存在。然而，在几乎所有方面，工业机器的问题都是数字问题。因此，所有的技术都无意地被简化为一个数值问题。在文森特给出的定义中就很明显：“我们欢迎在技术进展的各种进步……只要它们可以用可靠的方法进行数字化处理。”

拉斯韦尔（H. D. Laswell）将技术定义为“一种实践的集合，通过这种实践，人们使用可用的资源来实现某些有价值的目标”，这似乎也遵循了上述的惯例，并且只将工业技术包含其中。在这里，技术是否确实允许价值的实现是有争议的。然而，从拉斯韦尔的例子来看，他对技术的构思定义是极其宽泛的。他给出了一个价值及其对应技术的列表。例如，作为价值观，他列出了财富、权力、福祉、情感；作为技术，有政府技术、生产技术、医药技术、家庭技术等。拉斯韦尔的价值观念看上去多少有些奇怪；这个词显然不恰当，但他所说的内容表明他给予技术充分的发挥空间。此外，他还明确指出，不仅要展示技术对无生命物体的影响，而且要展示技术对人的影响。因此，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概念。

五、技术操作和技术现象

通过使用这几个指导原则，我们现在可以尝试对技术进行一个不那么完整，也至少是很近似的定义。但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我们并不关心个体技术的差异。每个人都在练习一种特定的技术，要了解所有的技术是很困难的。然而，在这种巨大的多样性中，我们可以找到某些共同之处，某些它们所共有的趋势和原则。用大写的T来称呼这些共同特征是笨拙的，没有人会认出这个术语背后的特殊技术。然而，在现今的世界范围内，还要考虑到现实的技术现象。

如果我们认识到，实际上，每个人用来达到结果的手段是他的特殊技术，那么就有了手段的问题。事实上，技术只不过是手段，以及手段的集合。当然，这并不会降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的文明首先是一种手段文明，在现代生活的现实中，手段似乎比目的更重要。其他任何对形势的评估都只是理想主义。

技术作为操作方法，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和普遍趋势，但我们不能完全只致力于（研究）它们。这样做会导致一个比我想象中更专业化的研究。技术现象比任何单个技术共同特征的综合都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希望更接近技术的定义，我们必须在事实上区分技术操作和技术现象。

技术操作包括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的，按照一定方法进行的每一步操作。它可以像劈开打火石那样基础，也可以像为电子大脑编程那样复杂。在每一种情况下，是方法体现了操作的特点。它可能更有效也可能更复杂，但它的性质总是相同的。正是这一点使我们认为技术活动具有连续性，并且认为只有科学进步所产生的巨大的进步才能区别现代技术活动和原始技术活动。

显然，每一个操作都需要一定的技术，甚至是原始人类的果实采集也是如此，爬树，尽可能快速和轻松地采摘果实，区分成熟和未成熟的果实，等等。但是，在某一特定活动内的技术行动的特点，是寻求更高的效率。完全自然和自发的努力被一系列旨在提高产量的复杂行为所取代。这一点促使技术形式从开始简单的活动形式中产生。这些技术形式不一定比自发形式更复杂，但它们效率更高，适应性更强。

因此，技术创造手段，但技术操作仍然发生在与执行工作的工人的相同的水平上。熟练的劳动者，就像原始的猎人，仍然是一个技术操作者，他们的水平只在很小的程度上有所不同。

但有两个因素进入了技术操作的广泛领域：意识和判断。这种双重干预产生了我所说的技术现象。这种双重干预的特点是什么？从本质上说，它把以前试探的、无意识的、自发的东西带入了清晰的、自愿的、理性的概念领域。

当人类学家古尔汉（Andre Leroi-Gourhan）根据武器的最新知识将祖鲁剑和箭的效率列成表格时，他所做的工作明显不同于创造剑形的贝专纳的制剑师。铸剑师对形式的选择是无意识和自发的，虽然现在可以用数值计算来证明，但这种计算在他所进行的技术操作中没有任何地位。理性确实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这个过程，因为人在自身的活动中不自觉地模仿着自然。然而，仅仅复制自然的成就是没有前途的（例如，从伊卡洛斯到阿德尔，模仿鸟类的翅膀）。理性使得能根据某些特征、某些抽象的要求来制造物体；而这反过来导致的，不是对自然的模仿，而是技术的方法。

法国发明家、工程师克雷芒·阿德尔（Clément Ader‎，1841—1925）建造的模型机Avion III，像一架带翼的“鸟”。

技术操作中理性判断的干预有重要的影响。人们意识到这可能寻找到新的不同手段。理性颠覆了传统的实用主义，创造了新的操作方法和新的工具，它理性地检验更广泛、更灵活的实验的可能性。理性以这些方式使技术操作达到高度多样化。但它也朝着相反的方向运行：它考虑结果，考虑技术的固定结果——效率。它注意到，每种设计的手段能够实现，并从众多可用手段中选择，以确保获得最有效的，最适合期望目标的手段。因此，各种手段被简化为一种：最有效的。在这里，理性是以技术的形式清晰地出现。

此外，还有意识的介入。意识向每个人清楚地展示了技术的优势和它能完成的事。技术人员考虑了各种可能的选择，直接导致他试图将新方法应用在传统上本由机遇、实用主义和本能支配的领域。意识的介入导致了技术迅速和广泛的扩展。

理性和意识对技术世界的双重干预，产生了技术现象，可以描述为在每个领域寻求最佳手段的追求。实际上，这个最佳手段就是技术方法。正是这些技术方法的集合产生了技术文明。

技术现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焦点问题，在每个领域，人们都在寻求最有效的方法。但我们的调查已经到了一个限度。不再是与其他正在使用的方法相比，才凸显技术方法的重要。在可能适用的几种方法中，选择的主观性越来越小。这实际上是一个在数值计算的基础上，在绝对意义上找到最佳方法的问题。

那么，选择方法的专家，能够通过计算来证明所选择的方法比其他所有方法都优越。因此，技术的科学就演变成了一门逐步细化的技术科学。

这门科学延伸到非常不同的领域：从刮胡子到组织诺曼底登陆，再到火化成千上万被放逐的人。今天，任何人类活动都无法逃避这种技术命令。这里有一种组织技术（汤因比描述的组织的伟大事实非常适合这种技术现象的概念），就像有一种友谊的技术和一种游泳的技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看出我们离混淆技术和机器有多远。如果我们考察这种搜寻手段的更广泛区域，我们会发现现代技术的三个主要分支，除了机械的（这是最明显的，但我不打算讨论，因为它是如此知名）和智力技术的形式（卡片索引，图书馆，等等）。

第一，经济技术几乎完全服从于生产，从劳动组织到经济计划，涵盖范围广泛。这种技术在其目标和目的上与其他技术不同，但它所面临的问题与所有其他技术活动相同。

第二，组织技术涉及广大群众，不仅适用于重大的商业或工业事务（因此属于经济管辖），也适用于国家、行政和警察权力。这种组织技术也适用于战争，确保一支军队的力量至少与其武器一样多。法律领域的一切也依赖于组织技术。

第三，人类技术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医学、遗传学到宣传（教学技术、职业指导、广告等）。在这里，人本身成为技术的对象。

我们观察到，在每一个细分的情况下，次级技术可能在种类上非常不同，而不一定作为技术彼此相似。然而，他们有相同的目标和关注，因此彼此相关。这三个细分显示出技术现象的广泛程度。事实上，今天没有什么能逃脱技术的束缚。没有一个领域不是技术主导的，这很容易解释，也不足为奇。我们对机器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发现了。

技术事实没有内在的重要性吗？它仅仅是由时间变迁产生的吗？还是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问题？我们对技术生物学的讨论将使我们直面这个问题。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详细考察技术现象所涵盖的广阔领域，以便充分认识它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