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沃康松的鸭子到物体间性纠缠——Seedance2.0 下的影像唯物主义
【摘要】海德格尔将世界图像化与人的主体化视为同一进程的一体两面,但智能大模型的时代迫使我们在装置逻辑中走得更远——真正主宰图像生成的不是主体,甚至不是集置,而是装置内部自行运转的数字思维。从新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智能影像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人类提示词与算法代码在“内在交互行动”中共同生成的“现象”。每一次生成都是一次“能动性切分”,在特征向量与数据流的涡流中析出主体与对象的暂时边界。制作与观看的主体由此与影像结成“物体间性纠缠态”。在智能影像的激流中,人类不再是站在物之外的凝视者,也不是被技术彻底规训的囚徒,而是与影像相互构成、相互制约的共生者。学会在纠缠中辨认那道转瞬即逝的能动性切分,或许正是面对智能未来时被赋予的独特使命。
【关键词】Seedance2.0 ;影像装置 ;新唯物主义 ;物体间性纠缠
作者简介:蓝江,法学博士,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研究。
原文选自《传媒观察》2026年第4期
60美元,20分钟。这是查尔斯·库兰(Charles Curran)为一部从未存在过的电影制作预告片所需的全部成本与时间。当这位好莱坞导演在社交平台上展示他的实验成果时,那句在推特上“这玩意儿说不定真能搞砸好莱坞”的调侃,或许比他想象的更具预言性——只是,被“搞砸”的或许远不止好莱坞,而是我们与影像之间延续了百余年的那场无声契约。字节跳动的Seedance2.0并非凭空降临。自Open AI的Sora问世以来,智能大模型在视频赛道上的狂奔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但Seedance2.0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以一种近乎暴力的方式揭示了一个事实:视频制作的门槛正在从技艺的壁垒转变为语言的边界——如果你还能将那些键入的提示词称为“语言”的话。从文本到影像,从概念到具象,这条曾经需要无数人力、物力与时间才能跨越的鸿沟,如今被压缩为键盘上的几下敲击。好莱坞的恐慌是可以理解的,当任何一个拥有账号的人都能在20分钟内生成一段足以混淆虚构与现实的预告片,导演、演员、后期制作人员——这些曾经不可替代的人类角色,究竟还剩下多少不可被算法侵蚀的领地?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技术是否会取代人类”这一老生常谈的命题上,便可能错失了真正的主要问题。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智能大模型能否模拟甚至超越人类的创作能力,而是 :当影像开始以这种方式被生产出来,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些影像本身的存在方式? 它们不再是摄像机对物理实在的机械记录,不再是对“曾经存在于此”痕迹的索引,甚至不再是导演个人意志的投射——它们是从数据的深渊中浮现的幽灵,是算法对无数既有影像的消化与反刍,是某种我们无法完全掌控的“物”的自主显现。
这正是新唯物主义——或更广义的新实在论——能够为我们提供的切入角度。这一哲学思潮的基本主张在于 :物,在人类的认知与经验之外,拥有其自身的逻辑与行动能力,用他们的话来说,“物和本体论的实践实际上是共同建构的,并在其行动的无休止的运动中纠缠在一起。”1它们并不总是遵循人类赋予的因果关系,不总是充当主体意志的被动载体 ;相反,它们能够生成属于自己的运行法则,并反过来作用于那个曾自诩为创造者的人类主体。当我们面对 Seedance2.0 生成的影像时,我们看到的不是某位导演的构思,不是某位演员的表演,甚至不是某个摄影师的构图——我们看到的是算法对海量数据的递归运算,是智能系统内部那套不可见逻辑的外显,是某种正在形成中的、属于影像自身的“图形生成逻辑”。这套逻辑与人类的经验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它借用人类的语言作为输入,却输出超出人类预期的结果 ;它试图复现物理世界的因果链条,却往往创造出从未存在过的时空碎片。智能化影像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物”——一种能够以自己的方式介入人类生活、重塑人类感知、甚至改写人类历史的行动者。当然,新唯物主义无法驱散所有萦绕在人工智能未来图景上的阴霾。它无法告诉我们, 当影像不再需要人类的看与被看的观照时,电影是否还是电影;它无法解答, 当演员与导演沦为算法的原料而非创造者时,艺术是否还能被称为艺术。但它至少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路径 :不是将智能影像视为工具或威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新的存在方式,一种正在与人类共生的异质性主体。我们需要追问的,或许不是智能影像会取代人类吗,而是当影像开始思考自己的存在时,人类应当如何与之共存?
蓝江
一、沃康松的鸭子与弗卢塞尔的奶牛
新唯物主义的滥觞可追溯至21世纪初那一场静悄悄的哲学转向。法国哲学家甘丹·梅亚苏(QuentinMeillassoux)以对“相关主义循环”(correlationsimcycle)的决然突破,为思想打开了一扇通往“自在之物”的窄门;美国思想家格拉汉姆·哈曼(GrahamHarman)则以其物导向本体论(简称OOO理论),将每一个物——无论是一颗石子、一个符号,还是一段算法生成的影像——都推向了哲学舞台的中央,赋予它们以抗拒被全然还原为人类意向性之对象的尊严。凯伦·巴拉德(KarenBarad)与简·本内特(JaneBennett)则从不同路径深化了这一思考。然而,追问外在于人类之物的存在逻辑,并非21世纪思想的独创。早在18世纪的法国,机械工程师雅克·德·沃康松(JacquesdeVaucanson)便以那只声名鹊起的机械鸭,为机械力学时代的“物之思考”铭刻了一个永恒的印记。
那是一个自动机械装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世纪。18世纪的欧洲工坊里,能工巧匠们都在竞相追逐同一个梦想:用齿轮、弹簧和发条,复现生命的律动。沃康松无疑是这场追逐中最耀眼的星辰。1738年,他携一件能够精准吹奏长笛的仿生器械登上巴黎剧院的舞台,乐声流淌间,满座皆惊——那不是机械的噪音,而是悠扬婉转,与人类无异的旋律。一夜之间,沃康松的名字传遍塞纳河两岸。4年后的伦敦,他又一次改写了机械与生命的边界。在国王剧院的演讲台上,沃康松向观众展示了一只机器鸭子。这只鸭子不仅能够拍打翅膀、蹒跚行走、低头啄食、俯身饮水——那些精巧的发条装置让每一个动作都惟妙惟肖——更令人瞠目的是,沃康松还依据当时的化学知识,在鸭子的腹腔内设计了一套模拟消化系统的装置。当着满座伦敦观众的面,这只机器鸭子吞下了食物,片刻之后,竟真的排泄出一枚腥臭的颗粒。那气味真实可感,仿佛这只铜铁之躯内真的流淌着生命的液体。两年后,当这只鸭子再度现身德国时,它的每一次“消化”与“排泄”仍在引发新一轮的惊叹与惶惑。然而,对于沃康松的这只鸭子,科学家们的评价却远非众口一词。有观众认为,这是一件划时代的机械杰作——那种震惊,恰如我们今天第一次看见人工智能生成一段以假乱真的视频时,瞳孔深处闪过的那一瞬恍惚。但也有人保持着更为审慎的距离。正如杰西卡·里斯金(Jessica Riskin)所洞察的那样:“即使他作弊,他的不诚实也是为了真实,而精湛的工艺则是为了使机器在最朴实的意义上显得栩栩如生。”2这句话指出了沃康松方案的核心悖论:为了制造“真实”的幻觉,他必须巧妙地“作弊”——让鸭子排出的不是真正的消化产物,而是预先埋设的腥臭颗粒;但正是这种作弊,恰恰成就了观众感官层面的真实。而当代历史学者安森·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则划下了一道更尖锐的边界:“他的鸭子可以模拟生理机能并能说明一个自然原理,但它永远不可能拥有‘自我运动的力量’,即生命。”3无论齿轮咬合得多么精密,无论排泄物多么腥臭逼真,那推动翅膀抬起的,终究是发条的张力,而不是生命的内驱力。
沃康松这只机器鸭子的真正吊诡之处,并不在于他用发条复现了走路的姿态,也不在于他用化学模拟了消化的过程——而在于这两套系统在鸭子体内各行其是、互不相通。发条驱动的机械运动与管道腔室里的化学消化,原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前者遵循力学定律,后者遵循物质化学反应原理;它们既没有能量上的交换,也没有信息上的反馈。若仔细拆解这只鸭子的内部构造,你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生命体”,而更像是一个将两套异质装置强行塞入同一具金属外壳的拼凑物。然而,在人类观众的目光之下,这两套彼此隔绝的系统却奇迹般地协同起来,呈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生命感”。鸭子低头啄食,谷物落入消化腔,片刻后排泄出腥臭颗粒——这一连串动作在观众的感知中被编织为一个连续的整体,仿佛那两个互不相干的系统真的在相互配合、彼此支撑。人们以为它们构成了一个“生命”,恰恰是因为人类的知觉习惯渴求这种连贯性,渴求将先后发生的现象串联为因果链条,渴求在碎片中看见整体。但真实的生物性鸭子绝非如此。在真正的生命体中,肌肉的运动系统与生理的消化系统是深度耦合的:消化为运动提供能量,运动让消化持续运转,二者互为前提、彼此滋养,构成一个自我再生产的闭环。而沃康松的鸭子呢?它的发条需要人力替它上紧,它的消化腔需要人工清洗和填充——两套系统之间没有任何能量与信息的交换,它们唯一的“统一性”,存在于人类观众的认知之中。这统一性是纯粹现象层面的、纯粹人类感知层面的,而非存在论层面的。这正是拉宾巴赫那句评价的深意所在:无论沃康松如何精妙地缝合机械运动与化学模拟,这只鸭子永远无法拥有“自我运动的力量”——那种能够将各部分统合为生命整体的内在驱力。它只是分裂为两套系统,在人类目光的凝视下,暂时地、虚假地、表演性地“统一”起来。
这便是新唯物主义所批判的“相关主义”的核心内涵。沃康松的鸭子从来不是一只“自在自足”的鸭子——它无法独立于观看者的目光而存在。那被观众啧啧称奇的统一性,并非源于鸭子自身的内在整合,而是在人类感知的熔炉中被临时锻造出来的幻象。它的两条腿走路,它的消化腔排泄,这两套互不相干的操作系统之所以能够在观众的脑海中汇聚为一个生命体,仅仅是因为它们恰好发生在同一具金属外壳,恰好迎合了人类意识渴求因果连贯的习惯。换言之,这只鸭子的“物性”并不存在于它自身,而存在于它与观看者的相关性之中。这正是格拉汉姆·哈曼那段论断的深意所在:“当事物被还原到我们的感知或我们对它的使用时,它就成了物。”4这句话的价值在于,它揭穿了那个我们自己隐匿的迷思:仿佛物之所以为物,是因为它们自身拥有自足内在的统一。哈曼告诉我们,恰恰相反——我们所谓的“物”,往往是人类感知的使用所切割出来的一个截面,是在人类意识的聚光灯下被暂时定型的影子。当我们将沃康松的鸭子称作一个“物”时,我们不过是承认了它与我们感知的相关性,而非承认它自身的整全性。
如果说沃康松的机器鸭子为我们揭示了人类感知如何在物的碎片上编织出虚假的统一性,那么另一位思想家的思考则为我们提供了截然相反的入口,让我们得以窥见当物真正获得“自主性”之后,人类与物之间的关系将如何被彻底颠倒。巴西媒介思想家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在20世纪70年代末旅居欧洲期间,写下了随笔集《自然之思,自然之道》,其中写下了一段关于奶牛的奇异文字——但弗卢塞尔笔下的奶牛,绝非阿尔卑斯山麓茵茵草场上悠闲反刍的那一种生物性的奶牛,而是一种被精心设计出来的装置。弗卢塞尔写道 :“奶牛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但它们在功能上非常简单。”5这句看似悖论的断言,实则精准地刺中了问题的核心。所谓“非常复杂的系统”,是指奶牛内部那套精密的控制学构造 :它有内部计算机(大脑)控制的机器作为中枢,有高度精密的电平衡和化学平衡的控制学系统来维持运转。这套系统之复杂,远远超出了肉眼可见的表层。然而,它的“功能上非常简单”——简单到只需要站在草场上,吃草、反刍、产奶,以一副“出奇地简约而经济,在审美层面上令人十分满意”的外形,与环境融为一体。弗卢塞尔紧接着补充道:“奶牛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自身整体性强并与环境良好结合的作品。”6从字面上看,这只“奶牛装置”与沃康松的机械鸭子似乎没有本质区别:二者都是用机械与化学的复杂系统模拟出来的生命形态,二者都在人类面前呈现出某种令人信服的整体感。然而,弗卢塞尔的奶牛所指向的方向,与沃康松的鸭子截然相反。在弗卢塞尔的描述中,奶牛已经不再是人类目光下被动的统一体,而是一个拥有自身节律的行动者。它不再是沃康松那只等待观众凝视、依赖人类感知才能成其为“物”的鸭子,而是一个反过来将自身逻辑施加于人类之上的装置。弗卢塞尔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历史性的翻转:“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经历艰巨的过程才逐渐适应现有的机器,而这些机器逐步被‘奶牛’类型机器取代。奶牛这类机器把一种不同的生命节律和一套完全不同的实践强加于人。由此,人类必须重新适应,而结果必然是新的个人异化和集体异化。”7
这段文字写于上世纪70年代末,却仿佛是对我们今天人工智能环境的预言。弗卢塞尔在这里区分了两种机器:一种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普通机器”,它们是人类手臂的延伸,是人类提高效率的工具,其运作逻辑本质上仍服从于人类的意图与节奏;另一种则是“奶牛式机器”——它们拥有自己的“生命节律”,拥有“一套完全不同的实践”,不再是人类的工具,而是拥有自主运行逻辑的系统。在第一种机器面前,人是主动的,机器是被动的;在第二种机器面前,人与机器的关系被颠倒过来:不再是人类以自己的尺度规定机器的功能,而是机器的韵律直接嵌入人类的生活节奏,重新塑造人类的身体与感知,将一种异己的时间强加于人。从沃康松的鸭子到弗卢塞尔的奶牛的转变,其根本意义在于:物的统一性不再寄生于人类的感知与意识。沃康松的鸭子只有在人类的目光中才是“一只鸭子”,它的整体性是人类意识的投射;而弗卢塞尔的奶牛,其整体性来自自身的系统自主性——那套精密运转的控制学构造,使得它不需要任何观看者,就已经是一个自主的运作单元。它行走、吃草、产奶,遵循的是自身内部的电平衡与化学平衡,而非人类赋予它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种自主性并非仅仅停留在“自身运作”的层面,它正在反过来成为规训人类的力量。
沃康松的目光投向那只依赖人类感知才能成其为“物”的鸭子,弗卢塞尔的目光则投向那套将自身节律强加于人类的奶牛装置。那么,当今天我们将视线转向Seedance2.0时,我们究竟应该以何种方式去看?乍看起来,Seedance2.0更像是那只鸭子——经过大模型整合后的影像与声音轨道如此协调,输出的视频成品已然具有了那种令观众惊叹的“统一性”,恰如沃康松的鸭子在18世纪观众眼前展现的“生命感”。但若仅止于此,我们便错过了更重要的维度。Seedance2.0的真正面目,是弗卢塞尔笔下的奶牛:它并非被动地等待人类目光的缝合,而是主动地生成着一整套属于自己的影像算法、运作节律和生成逻辑。那些试图利用它来生产影像的人类主体,不再能够仅仅依据自己的意愿去驱使这个工具;相反,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创作思维嵌入模型的运行节奏之中,去适应那套早已预设好的运算规则。换言之,人类思维本身正在经历一场“奶牛化”的过程——被迫调整自己的节律,以配合那套异质的、自主的、正在成为“新的主体”的智能系统。然而,要真正理解这种“奶牛化”究竟意味着什么,要厘清大模型视频制作为人类主体带来的究竟是解放还是新的束缚,我们还需要引入另一个关键的概念坐标:技术图像时代。
二、作为技术装置的图像
Seedance、Sora、可灵——这些大模型生成的影像,所涉及的远不止是一个技术装置的自主性问题。它们首先是一个图像问题,一个关于图像如何在技术逻辑中重新获得“生命”的问题。实际上,图像作为一种独特的逻辑,自文艺复兴以来便始终在抵抗着象征符号的霸权。从丢勒的版画中那些挣脱几何透视的线条,到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在《记忆女神图谱》里拼贴出的“情念程式”,再到潘诺夫斯基试图在图像深处挖掘的隐秘意义——几代学人都在以不同方式寻找一种被主体知识和象征符号所遮蔽的、具有生命力的图像逻辑。他们隐约感到,图像并非简单地再现世界,图像本身就在生成世界。
2025年荣获TGA大奖的法国角色扮演游戏《光与影:33号远征队》(Clair Obscur:Expedition 33),恰可为这种努力提供一个当代的旁证。在这款由独立工作室Sandfall Interactive开发的作品中,玩家逐渐发现自己所处的“卢明世界”并非真实——它是一幅画。这幅画的作者是已故的画家维尔索,他死后,母亲阿莉涅(即“绘母”)躲入画中,通过“抹煞”画中居民来维系这个世界的秩序,只为能与亡子的幻象长相厮守。而我们操纵的主角玛埃尔——实为进入画中后失忆的妹妹阿莉西亚——与其他远征队员,都是在这幅画中被“抛入”的生命。他们的生死、记忆乃至那看似神圣的“英雄使命”,皆由画外世界的家庭创伤所决定。但更耐人寻味的是,这幅画并非静态的再现:它拥有自主的生命力。它能够生成新的生命——那些被称为“刷子精”“巍民”的奇异造物;能够抹煞生命——那令人战栗的“抹煞”机制;甚至能够吞噬进入画中的现实之人,让维尔索、雷诺阿、阿莉西亚在画中经历真实的生死。画框不再是再现的边界,而成了生命流转的通道。
如果我们暂时悬置《光与影:33号远征队》那独特的叙事线索,这种关于图像的隐喻,何尝不是我们今天在自动生成的影像中作为主体的命运?游戏中的玛埃尔被困在一幅画里,试图在画中反抗画的逻辑;而我们,是否也被困在某种图像装置之中?当然,今天的Seedance2.0和Sora生成的视频图像,已经没有了具身化的“维尔索”——没有一个画家站在画框之外赋予图像以灵魂。图像在自行生成,在自动涌现。但正因如此,那些试图用新图像去打破旧图像藩篱的努力,反而更值得我们关注。就像B站上有网友通过AI创作《霍去病》这部25分钟时长的短片,试图祛除那些被高度专业化、技术化团队所垄断的影视图像霸权。他们借助智能大模型的力量,试图穿透传统图像生产的科层制壁垒,让图像重新成为可以被每个人“抛入”的领域。这种努力究竟是图像民主化的曙光,还是一场更为隐蔽的新的困局?当玛埃尔在画中挥舞武器对抗“抹煞”时,她以为自己是在争取自由,却不知每一次反抗都已写入画的脚本。同样,当我们用AI生成图像去冲击传统影视的围墙时,我们是在打破一种霸权,还是在悄然适应另一种更为隐蔽的图像逻辑?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放在存在论的天平上重新考量。
谈起图像的生命,我们可以联想起达·芬奇曾在一张纸条上留下这样一句令人费解的话:“如果你热爱自由的话,那么你就不要揭开我的面纱,因为我的面纱就是热爱自由的地牢。”8这位文艺复兴的巨匠似乎在告诫后人:图像需要被遮蔽,只有在隆重的节日里揭开面纱的那一刻,人们才能窥见其本来面目。面纱不是图像的敌人,而是图像得以保持其神秘性的条件——一旦面纱被永久摘下,自由便沦为地牢中的囚徒。这句500年前的箴言,仿佛早已预言了今天我们与技术图像之间的困境。
然而,要真正理解技术图像的本质,我们或许需要回到海德格尔。他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写下了一段被反复征引却鲜少被真正读懂的论断:“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9这句话的深意在于:世界本身从不直接显现,它不会主动走到我们面前,揭开自己的面纱。唯有当存在者将世界“把握”为图像,当世界被某种方式“表象”(Vor-stellen)出来,图像才得以诞生。这个德语词Vor-stellen,直译是“摆置到面前”——世界并不自动呈现,而是被某种力量摆置到存在者眼前,被放置在一个可以被观看、被把捉、被操控的位置上。换句话说,图像的本质不是世界的自我展示,而是世界被人“摆置”为场景。但海德格尔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他紧接着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翻转:这种将世界把握为图像的能力,表面上使人成为存在者的主宰,仿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摆置世界;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图像还有另一重更为隐秘的身份——它是“集置”(Gestell)的体现。在《技术的追问》中,海德格尔将现代技术的本质规定为“集置”,即一种将世界万物都“摆置”(bestellen)为可计算、可操控、可利用的“持存资源”的促逼性(Herausfordern)力量。海德格尔说道:“我们以集置一词来命名那种促逼着的要求,那种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者的要求。”10而图像,恰恰是这种技术集置的直接表象:当世界被技术对象化为图像,存在者便丧失了其本己的存在——那种不可被完全表象、不可被彻底把捉的神秘内核。我们自以为成了“主体”,殊不知这个主体身份恰恰是以牺牲真正的存在为代价换来的。世界被扁平化为图像,存在者沦为可操纵的“材料”或“市场价值”,真正的“物性”在图像化的浪潮中悄然退场。海德格尔写道:“如果我们把世界的图像特性解说为存在者之被表象状态,那么,为了充分把握被表象状态的现代本质,我们就必须探寻出‘表象’(vorstellen)这个已经被用滥了的词语和概念的原始的命名力量,那就是:摆置到自身面前和向着自身而来摆置。由此,存在者才作为对象达乎持存,从而才获得存在之镜像(Spiegel des Seins)。世界之成为图像,与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乃是同一个过程。”11这段文字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共谋:世界的图像化与人的主体化,不是两个先后发生的事件,而是同一个现代进程的一体两面。当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人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那个“把握”世界的主体;而当人成为主体,世界便顺理成章地被降格为可供主体表象的图像。二者相互生产、彼此加固,最终共同编织出现代性的基本格局。但海德格尔对这种格局的评价是悲观的:在他看来,“惟当人本质上已经是主体,人才有可能滑落入个人主义意义上的主观主义的畸形本质之中”。12世界的图像化与人的主体化,共同构成了现代世界的两个悲剧性进程:一方面,世界被剥夺了其神秘性内核,被扁平化为可供消费的图像集合;另一方面,人类主体也并未真正获得自由,反而沦为图像桎梏下的囚徒——他们以为自己是在观看世界,殊不知看到的只是被技术集置预先摆置好的图像;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创造图像,殊不知每一次创造都已写入图像装置的脚本。
海德格尔
然而,海德格尔这种略带乡愁意味的图像叙事,当真能够把握今天智能大模型所生成的影像本质吗?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当Seedance2.0根据提示词生成一段关于“面包”的视频,那不断滚动的画面里,真的有“面包”吗?或者说,只有那些已经被图像集置预先塑造为“主体”的观看者,才能将那些流动的像素团块“视为”面包?答案显然是后者——因为那画面中既没有可供食用的面团,也没有烘焙的香气,更没有面包在齿间碎裂时的触感。那些在银幕上翻滚的“面包”,不过是按照某种算法规则组织起来的光点矩阵,是数字代码在视觉层面的投射。这让我们猛然意识到:我们又一次落入了沃康松鸭子的陷阱。正如那只18世纪的机器鸭子只有在人类主体的感知中才能被缝合为一只“鸭子”,今天的技术图像也只有依赖于被图像集置生产出来的“主体”,才能被识别为“面包”“森林”或“人类”。图像中从来没有物,只有物的幻象;图像中从来没有世界,只有世界的影子。
但问题远不止于此。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海德格尔式的批判中,便可能错失一个更为根本的翻转——那正是弗卢塞尔所说的“奶牛化”逻辑。解开这一谜团的钥匙,恰恰藏在弗卢塞尔本人的早期著作《迈向摄影哲学》(Für Eine Philosophie Der Photographie)之中。在这部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作品里,弗卢塞尔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图像的抽象化与概念化进程:“今日,最具高度的概念抽象见于概念图像(如计算机图像),最具高度的想象现于科学文本。代码背后的等级结构因此被颠覆:本应是图像元代码的文本,竟反过来以图像为元代码。”13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惊人的颠倒:在传统的图像秩序中,文本被视为图像的“元代码”——图像需要借助语言来解释,需要依托概念来理解;但在技术图像的时代,图像反而成了文本的“元代码”,成了概念得以呈现的最终形式。那个曾经被海德格尔诊断为“世界被把握为图像”的现代性进程,在这里被推向了更为激进的境地:图像不再是主体对世界的表象,而是装置自动生成的产物,是一种旨在掩盖自身程序性的“魔法”。
弗卢塞尔的思想虽受惠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海德格尔始终将图像视为世界被“主体”对象化的结果,视为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的共生产物;而在弗卢塞尔看来,技术图像的真正主体根本不再是“人”——那些图像是由“装置”自动生成的,它们的运作逻辑早已溢出人类的感知与意识。更重要的是,弗卢塞尔洞察到,图像构成的基本单元从来不是具体的“物”。那些我们在图像中看到的“面包”“树木”“面孔”,不过是更基本的粒子在表面上的聚合。他写道:“技术图像试图把我们周围和我们意识中的粒子整合到表面,以此填补它们之间的间隙,使得诸如光子、电子这样的元素以及信息的碎片都转化为图像。”14这句话在今天读来尤其具有预言性:当我们注视屏幕上那些由Seedance2.0生成的影像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世界”,而是被像素化的信息碎片;不是“物”,而是由二进制代码编织而成的数字幻象。每一个像素的背后,都是一串我们无法直接阅读的计算机代码;每一帧流动的画面,都是算法对海量数据的递归运算。那些曾经被我们视为“物”的东西,在这里被还原为更基本的粒子层级——光子、电子、信息的碎片,然后在装置的整合下重新聚合成可供观看的“图像”。
尽管弗卢塞尔撰写《迈向摄影哲学》时,数字图像尚未普及,人工智能图像更是闻所未闻,但他对摄影图像的分析却精准地预言了今天人工智能影像的本质。他特别强调了“装置”的特殊地位:“装置的发明,本为模拟特定的思维过程。直到现今(计算机出现之后),我们才逐渐(或事后)知晓全部装置模拟的思维类别,即以数字表达的思维。一切装置(不仅计算机)皆是计算的机器,就此意义而言,它们都是‘人工智能’(künstliche Intelligenzen),照相机亦然,即便发明者未察觉这一点。在全部装置(包括照相机)中,数字思维压倒了线性思维与历史思维。”15这段话的核心洞见在于:装置所模拟的,从来不是人类的感性经验,也不是笛卡尔以来的理性思维,而是一种全新的思维形态——数字思维。这种思维不再遵循因果律,不再依赖语言逻辑,不再服从于人类主体的意向性;它以二进制代码为基本单位,以算法运算为内在驱动,以信息处理为根本目的。当这种数字思维压倒性地支配了图像生成的过程,图像便不再是对世界的表象,而是装置内部符号游戏的外显。那些被我们惊叹不已的AI视频,不过是数字思维在像素层面的自我展演。弗卢塞尔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继续说道:“装置是模拟思维的黑箱,它将思维转化为类数字符号的组合游戏。此过程令思维机器化,致使人类未来在这方面越发丧失竞争力,最终不得不将思维让渡给装置。这些科学黑箱比人类更擅长此类思维,因为它们更擅长(更高效且无差错)操弄数字符号。即使非全自动装置(需要人类充当玩家与职能者),其处理及运作仍远胜操控它们的人类。”16
这段写于40年前的文字,几乎是对我们今天处境的直接描绘。当一位导演用Seedance2.0在20分钟内生成一段预告片时,他以为自己是在“操控”装置,以为自己仍是创作的主体;殊不知,他早已被纳入装置的运作逻辑之中——他的提示词必须符合模型的输入格式,他的创意必须适应算法的生成路径,他的审美必须接受输出的既定结果。装置在处理符号、运算数据、生成图像方面的效率,远胜于任何一个试图“操控”它的人类。人类以为自己在使用工具,实则正在将自己的思维“让渡”给装置。这便是从海德格尔到弗卢塞尔的理论飞跃。海德格尔让我们看见,世界如何在技术集置中被把握为图像,人如何在图像化的进程中成为主体。但弗卢塞尔走得更远:他揭示了在技术图像的时代,真正主宰图像生成的不再是“主体”,甚至不再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集置”,而是装置内部那套自行运转的数字逻辑。这种逻辑既不依赖于人类的感知,也不服从于人类的意识;它拥有自己的节律、自己的语法、自己的“生命”——正如弗卢塞尔的奶牛那样,将一套异质的运行规则强加于每一个试图接近它的人。从沃康松的鸭子到弗卢塞尔的奶牛,从海德格尔的图像集置到弗卢塞尔的数字装置,我们终于抵达了今天智能影像的核心地带:一个由数字思维主导的、装置自主运作的、人类被迫让渡自己的思维的技术图像时代。
三、能动实在论与物体间性纠缠
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来思考Seedance2.0所生成的影像的实在性?它是否真的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突破?从技术底层来看,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正在发生。OpenAI的Sora试图打造的是一个“世界模拟器”——它通过对海量视频数据的学习,在由像素和特征向量构成的潜在空间中重构出物理世界的三维逻辑,试图让影像更真实。但在这个模型中,声音始终是后加入的附属品,是视觉完成之后的一次配准。然而,Seedance2.0的逻辑截然不同。它让视频的特征向量与音频的样本像一对“双生子”一样,在同一个潜在空间中同时生成、共同演化。如果说影像的传统基本单位是像素,声音的基本单位是样本,那么 Seedance2.0的基本单位则是一种更深层的、可转换的“模态矢量”。这一技术细节的变革,触及了一个根本的哲学问题:当影像不再是对视觉现实的模拟,而是与声音在同一片数字土壤中共同生长时,这个产出的成品究竟是什么?2026年初,The Dor Brothers工作室用Seedance2.0制作了一部3分钟的短片《Apex》。飞机撞击大楼,汽车玻璃碎裂——那些画面的质感、声音的冲击,据说已经堪比特效团队的摄制效果。这自然让人惊叹。但如果我们仅仅将这3分钟的成品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以为它就是我们应当研究的对象,那便落入了一个认知的陷阱。这3分钟,不过是最终向人类目光呈现出来的3分钟。在它的下面,潜伏着一个巨大的、涌动着的特征向量之流、像素之流、样本之流。那些最基本的单元在人类目光注视不到的地方翻涌、汇聚、离散,形成一个个漩涡。而漩涡析出的那个瞬间——那3分钟——才成为观众眼中那个不可思议的视频对象。这正是我们重新理解智能影像存在方式的关键入口。
在这里,我们需要引入新唯物主义中一股独特的思想脉络——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的能动实在论(agential realism)。与甘丹·梅亚苏和格拉汉姆·哈曼等人追问“物本身是否自在”的思辨实在论路径不同,巴拉德追问的是:物究竟如何在观测与互动的纠缠中生成?她的思想根植于量子物理学,却在新唯物主义领域绽放出异样的光芒。巴拉德的核心命题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单元,并非独立的物或原子,而是“现象”(phenomena)。她写道:“现象构成实在。实在并非由物自体或现象背后的物构成,而是由现象中的物构成。世界是一个动态过程,在确定的因果结构的演绎中,通过确定的边界、属性、意义以及身体上的标记模式,实现内在活动与物质化的动态进程。”17这意味着,传统唯物主义将目光投向物质的基本单元——那个据说构成一切的基础——或许从一开始就走错了方向。我们需要追问的不是“物是什么”,而是“现象如何区分”。
在另一处访谈中,巴拉德进一步阐释了这个观点:“唯有通过实施能动性区分的特定内在交互行为(intra-action),实体才能被共同构成为具有确定性差异、边界与属性的存在。这有别于笛卡尔式区分——后者预设了本已明确区分的本体论主体与对象。因此,我们视为具有边界的物体实为纠缠现象的组成部分,这些现象本质上是本体论上的原始关系,不存在预先存在的关联项。能动性切割通过实施局部解析,使现象固有的本体论不确定性获得暂时确定性。”18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这段颇为晦涩的文字?巴拉德实际上是将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在量子力学中的思想移植到了唯物主义领域。在具体的现象发生之前,不存在任何独立自存的实体。物的存在,总是在观测与互动的过程中“生成”的。这就是她所说的“内在交互行为”(intra-action)——与“互动”(interaction)不同,后者预设了互动的双方是预先存在的独立个体,而前者则意味着:A与B的区分,并非在它们相遇之前就已固定,而是在它们彼此作用的动态过程中才逐渐浮现。只有当A行动,做出相对于B的行动时,B才能相对于A成为可观测的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A与B是在内在交互行动中实现的一种“纠缠关系”。巴拉德在这里批判的,正是笛卡尔式的先验性的切分:主体与对象的区分,据说在主体行动之前就已经奠定好了。笛卡尔认为,“我思故我在”——那个“我”是先于一切行动的、已经确立的实体,而对象则是外在的、有待认识的对象。但巴拉德告诉我们,这种区分本身只是“现象”内部的一次“切分”。她写道:“内在交互行动包含更宏大的物质性布局(即物质实践的集合),它在‘主体’与‘对象’之间实施能动性的切分(区别于将此区分视为理所当然的更常见的笛卡尔式切分)。换言之,行动性切分在现象内部化解了内在的本体论(及语义)不确定性。换言之,关系项并非先于关系而存在;现象内的关系项实则通过特定的内在交互行动而显现。关键在于,内在交互行动实现了能动性区分——即现象内部外部性的条件。”19这段话的意义在于:当我们观看《Apex》那3分钟的短片时,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看一个“对象”,而我们是观看的“主体”。但这种区分本身,不过是现象内部的一次“能动性切分”。在现象生成的那一刻——在那些特征向量、像素、样本如漩涡般涌动的那一刻——既没有先验的主体,也没有先验的物。它们只是在内在交互行动中共同涌现,正如英国学者伊恩·霍德(Ian Hodder)所言:“巴拉德指出,我们同世界相互作用的方式依赖于所涉及的能动作用。其中,起作用的不仅是依赖关系还有依附关系,因为任何时候我们的观察都受到那些能动作用的约束和限制。”20这就是我们观看生成视频时的感受,在观看时被一道看不见的“切割”将我们与影像划分开来:一边是我们以为自己在看的“影像”,一边是我们以为自己在扮演的“观看者”。那道切割的痕迹,便是巴拉德所说的“能动性区分”。它让我们暂时性地、局部性地从那个原本不分彼此的涡流中析出了“主体”与“对象”这对范畴。
基于巴拉德的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为智能生成的视频勾勒出几条粗略的结论。
(一)智能视频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种处于内在互动关系中的现象。这意味着,视频从来不是一个稳定的存在。即便我们向Seedance2.0输入完全相同的提示词,每一次生成的视频都会有所不同——有时是细节的差异,有时是结构的偏移,有时甚至是整体氛围的嬗变。在每一次生成中,算法与数据之间都在进行着新的“能动性切分”,制造出新的差异,划下新的边界。那些在特征向量的涡流中被析出的影像,不过是这一次、此刻、这一瞬的偶然产物。我们无法从“实在”的角度去把握每一个作为产品的视频,因为它的“实在”恰恰在于它的不稳定性——在于它每一次都以不同的方式从数据的深渊中浮现。
(二)智能视频与发出指令的主体和观看的主体之间,存在着不可剥离的关联。没有主体的指令,没有主体的目光,视频便不存在。这不是说视频是主体的纯粹投射,而是说,任何特定的视频都是在特定的指令和特定的数据中不断生成的。它的具体现象,它的可理解性,依赖于观看主体的征用。一个视频即使被生成了出来,倘若无法获得主体的注目——倘若那束目光没有在恰当的时刻落在它身上——它随时都会消逝在无穷无尽的特征向量计算之中,重新沦为数据的幽灵,等待下一次被唤醒的机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制作和观察的主体与特定视频之间,处于一种“纠缠态”(entangled state)。巴拉德曾这样表述:“或许意向性更宜理解为可归因于人类与非人类主体构成的复杂网络,其中包含超越传统个体概念的历史特定物质条件集合。又或许与其说是主体的集合,不如说是行动主体的纠缠态。”21纠缠态意味着,视频与行为主体并非两个先在的独立实体随后发生互动;它们是在内在交互行动中共同生成的。当我们观看《Apex》那3分钟时,那个“观看的我”与那个“被看的影像”并非事先就摆在那里,等待彼此相遇。它们是在目光与数据交织的那一瞬间,被同一道切割同时划出的两个侧面。生成式视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通过持续不断的内在交互,让人类主体持续不断地卷入视频的数据流和特征向量计算之中。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看视频,殊不知我们早已被卷入了它的生成;我们以为自己是在操控工具,殊不知我们已经成为算法递归的一个环节。我们或许可以用一个新的概念来形容这种特殊关系,即智能影像时代的“物体间性纠缠”(entanglement of interobjectivity)——一种不再能够被轻易拆解的、新的存在方式。
处于物体间性纠缠态之下的智能视频,早已不再是那个可以被目光凝视的物。它不再是一个稳定的物态,而是一种持续涌动的不稳定现象。那个笛卡尔式的主体,那个自以为能够用先验的目光凝视世界的主体,如今再也无法像观看沃康松的鸭子那样,将眼前的影像缝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不再是那个站在物之外、将物把玩的观察者——因为每一次凝视,都已是现象内部的一次切割;每一次观看,都已是数据涡流中的一个节点。我们也不是弗卢塞尔笔下被“奶牛”装置彻底规训的异化主体,不是那个只能被动适应机器节律的囚徒。我们不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无法以英雄的姿态将技术之火据为己有;也不是被梅菲斯特催促的浮士德,在诱惑与代价之间做出现代性的抉择。我们的处境比这些神话更复杂,也更暧昧——在智能影像的激流中,我们与那些不断生成的视频之间,结成了一种不稳定的、流动的、随时可能解体的纠缠关系。我们既是现象的一部分,又是现象得以显现的条件;我们既被卷入数据之流,又在每一次点击中重新划定着流的边界。这或许就是面对智能未来时,我们被赋予的独特使命:不是去凝视,不是去抵抗,也不是去臣服——而是学会在纠缠中辨认那道转瞬即逝的、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动性切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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