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威廉姆森：坐在扶椅上能追求到什么？
[英] T.威廉姆森/文 陈常燊/译 江怡/校
提 要：这是《哲学的哲学》一书的导言部分，作者指出了该书的基本思想是：第一，认为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例外论假定是错误的，甚至先验与后验之间的区分最终遮蔽了内在的相似性。第二，哲学与其他科学之间在主题上的差异，也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深。第三，当前的哲学主流未能清楚地阐明一种适当的哲学方法论，部分由于它陷入了对数据的心理学化的传统认识论错误。本书对哲学方法论的再思考，包含了在一种恰当的抽象水平上理解实际上如何做哲学。
关键词：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 哲学方法论 哲学与非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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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扶椅上能追求到什么？
每一个扶椅式的追求都提出了它的方法是否适合其目标的问题。传统的哲学方法就是那些扶椅式的方法：它们建构思想，但不与扶椅之外的世界有任何具体的相互作用，诸如典型涉及到的测量、观察或实验。为了公平地看待社会的而非单纯个体的哲学性质，作为不同部分之间的交流，我们应该不仅要思想，而且要述说和倾听，并允许在彼此听到的范围内有不同的扶椅，但在方法论上它们能使哲学更靠近科学。无论如何，极少有哲学家对做出预测并通过观察验证它们这一冒险事务表现出多少口胃，不管他们的理论实际上是否有能够被检验的结果。无须企图精确地定义这些术语，我们也能首先大致地看到这样一个区别：当前的自然科学方法论是后天的，而当前的哲学方法论则是先验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区别呢？
可能会有相互对立的反应。天然的理性主义者把哲学的先验方法论看作一个优点。依他们看来，这使得哲学上的结论特别地可靠，因为它免于感知上的错误。天然的经验主义者把哲学的先验方法论看作一大缺陷。依他们看来，这使得哲学上的结论特别地不可靠，因为它免于感知上的修正。
极少有当代哲学家胆敢成为天然的理性主义者。由于显然缺少哲学上真正公认的结论，天然的理性主义难以被维持。许多当代哲学家对天然的经验主义持有同情，尤其当它被归于一个更为令人接受的“自然主义”名下时。不过，这种同情有时对他们的哲学实践没有多少影响：他们仍然以壮丽而古老的方式搞哲学，仅仅为他们先验承诺的名单增加了自然主义。
对自然主义或经验主义的一个更为巧妙的回应是要收缩哲学的野心。一旦确定了哲学的先验方法论，人们就会问这对什么有好处。通常认为，这并不是为了回答日常的实际问题，最好把它们的后天方法论留给自然科学。然而，我们在扶椅上已有的则是能为我们带来后天研究的思想装备，即我们的概念能力或语言能力。哲学或许能够找到某种合理的应用，从内部去研究我们要做出探究的东西。这不是要试图回答日常的实际问题，而是努力去理解询问它们的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即便是合适地加以分类，这并不涉及到针对提出日常实际问题的可能性而提出日常的实际问题。20世纪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包括了在那种普遍精神下的各种尝试。由于困囿于扶椅并没有剥夺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无论我们在其上通过对那种能力和反思的练习而获得的东西是什么，都将为哲学提供一种可行的目标。如果有人把思想看作构成了比语言更为基础的分析水平，他就会把语言的转向概括为“概念的转向”，并且考虑我们在其上通过我们的概念能力和反思练习而获得的东西，但结果将会大致地相似：哲学问题最终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概念问题。
天然的理性主义者、天然的经验主义者和语言哲学家或概念哲学家们（那些从事语言转向或概念转向的人）享有一个共同的假定：哲学的先验方法论在根本上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后验方法论；这不单纯是内在相同的方法论的不同运用之间的不同。在广义上所谓的“分析哲学”中流行的方法论一个显著特征是对直觉的诉求。天然的理性主义者们假定了一种专门概括知识的理性直觉能力。天然的经验主义者们把“直觉”看作是指大众偏见的蒙昧主义术语，一种不能合理地构成指向真理研究的心理或社会现象。语言哲学家或概念哲学家们更为同情地对待直觉，把它当作语言或概念能力的拯救者。当然，对直觉的诉求也会在其他学科的明显方法论中发挥关键作用，比如在语言学中。
本书的一个主要论题是，哲学例外论的共同假定是错误的。甚至先验与后验之间的区分最终遮蔽了内在的相似性。尽管在哲学与其他科学之间有着真正方法论的不同，但在实际的实践中，它们之间的鸿沟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深。特别是，所谓的直觉不过是判断（或判断的倾向）；无论它们的内容，还是它们立于其上而得以形成的认知基础，都不必是特别地具有哲学味的。一般地说，大量过去和当下的哲学方法论所包括的，仅在于不同寻常地系统地和不间断地运用大量非哲学探究所需要的思维方式。尽管我们不能证明，从一个完全激进的怀疑论所能接受的起点出发，那些思维方式具有指导性的真理，但这对于包括了自然科学方法在内的全部思维方式都是如此。那是怀疑论者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问题。用更为严格的标准看，哲学方法论原则上不成问题。
也许有人想知道，哲学是否拥有一个有待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如果它在方法论上具有刚才提到的那种并不明显的特征。丢掉这种单一方法的概念，它被用在一切哲学思维之中。而且，哲学家们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们用各种方法从事哲学。一个哲学共同体的方法论就是这些方法的全部内容。这里的“方法”一词并不意味着一种有机的可操作算法，保证在限定的时间内提供解答。根据对什么是方法论的这种松散的理解，一个哲学家若再宣称自己没有方法论，那是言不由衷的。
本书的另一个主要论题是，哲学与其他科学之间在主题上的差异，也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深。特别是，极少哲学问题在任何明显的意义上是概念问题，除非当哲学家们选择提出关于概念的问题时，这是他们也许会做但不必要做的。哲学问题就是哲学家们想要提出的那些问题，毫不奇怪，它们反过来成为对哲学比对其他的思维方式更为经得起检验的问题；由于哲学的思维方式与其他思维方式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同样不以为怪的是，哲学问题与其它问题也就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当然，哲学家们特别偏爱抽象、概括、必然真理，但那只是一定程度上表现在所有学科中的一系列思想活动的一种极端情况。
在多数具体情况下，哲学家们不难认识到哲学与非哲学之间的区别。作为哲学家，他们在乎这种区别，并有一种把它当作一个深层哲学问题的专业倾向。但几乎每个设置明确的学科都获得了一个专业身份，在多数具体情况下，其从业者们不难认识到“我们”的所为与“他们”的所为之间的区别。他们在乎这种区别，并有一种用他们的学科术语表达出来的专业倾向。但是这种倾向可以得到抵制。哲学系与语言学系或生物系之间的区别比哲学与语言学或生物学之间的区别清晰得多；语言哲学涵盖了自然语言语义学，生物学哲学涵盖了进化论。
如果我们避免对一些自然科学作门外汉式的强调，那么哲学的毫无例外的本性就更加易于识别了，这经常是以纯粹老套的方式所想象的那样，这些方式使那些科学中的扶椅式方法的作用边缘化。如果数学是科学，那任何东西都是科学；如果数学是在扶椅上完成的，那任何事情都是在扶椅上完成的。在没有任何有用的意义上，数学问题是概念问题。如果数学是一门扶椅式的科学，为什么哲学不是？
近年来，多数哲学家既不是天然的理性主义者也不是天然的经验主义者，也不是语言哲学家或概念哲学家。许多人或许会接受以上阐明的那些关于哲学方法论和主题的论点。然而，本书的第三个主题是，当前的哲学主流未能清楚地阐明一种适当的哲学方法论，部分由于它陷入了对数据的心理学化的传统认识论错误。例如，我们的证据有时表现为构成了我们的直觉：不是直觉的内容，因为它允许我们的某些直觉可能是错的，而是我们拥有这些直觉时的心理状态。我们因而被认为得出了那些能够最好地解释这些证据的理论。但是由于通常认为哲学问题典型地不是心理学的问题，因而关于非心理学主题的哲学理论与被看作用于解释的心理学证据之间的联结就成了问题：对方法论的描述使得方法论难以承受重任。再者，哲学经常被看作是对我们信念的系统化和固定化，从而把这些信念带到反思性均衡：这幅图景是，我们在做哲学时不得不继续做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流行信念，尽管我们的认知进路只针对那些信念状态而不针对那些信念状态所对应的世界状态。这幅图景是错误的；我们通常对我们当下的物理环境的认知进路比对我们自己的心理学更好。一个流行的看法时，我们没有选择，而只是伴着我们当下的信念从我们所在之处起步，但我们所在之处不仅仅有着对世界的不同信念，它还有着关于世界的重要知识。从我们所在之处起步涉及到从我们已知之处起步，并且目标是要了解得更多；把我们的方法刻画为达到反思性均衡的一种方法，就未能专注于我们目前状况的认识论上的关键特征。我们对哲学方法论的理解必须拚弃内在主义的先入之见。
哲学的错误也以其他方式扭曲了我们对哲学的看法。让人迷惑不解的关于概念真理的观点为哲学研究带来了一个专门领域的错觉。与此相似，尽管感知清楚地涉及到感知者与被感知物之间相互的因果联系，但粗略地从因果上说明隔断了背景理论影响的感官知识，在依赖世界的经验信念与不依赖世界的哲学理论之间就造成了相反的错觉。
显然，对哲学方法论的探究不能也不应该在哲学上成为中立的。这恰好是更为哲学的，即转向了哲学本身。我们有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哲学，我们也需要哲学的哲学。
本书对哲学方法论的再思考，包含了在一种恰当的抽象水平上理解实际上如何做哲学。科学哲学家们懂得，从第一原则对应当如何理想地追求一个学科作出道德说教是多么危险，这根本没有考虑它在当下是如何追求的；这个教训同样适用于哲学的哲学。目前对哲学例外论的反对远未考虑到，哲学家应该像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那样塑造自己。否定了哲学问题是概念问题，完全可以看作是着重强调哲学讨论中的语义结构，因为哲学推理是否有效，往往与前提和结论的微妙语义结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为使我们的推理要件更为可靠，我们必须探究那些要件本身，即使它们不是我们关注的最终对象。
哲学可以在扶椅上做，但并不因此就得出哲学必须在扶椅上做。 [1] 本书没有对科学实验结果有时直接与哲学问题相关这一观点提出异议：例如，关于时间哲学。但据此认为哲学在实验做出之前没有用武之地，就是一个谬见。从这一角度看，哲学与数学相似。科学实验可以与数学问题相关。例如，一个物理学理论也许意味着存在物理上与数学理论相反的具体例证。不太直接地说，心理学实验也许在原则上揭示了人类在检查证明上不太可靠的程度，而这会有损通行的数学实践。仅仅从数学应当成为经验学科这一基础推出结论，会是幼稚无比的。实际上，大部分数学都会而且应当会仍然是一个扶椅式的学科，即使它在原则上与经验发现无缘，因为扶椅式的方法（特别是证明）至今依然是最为可靠和有效的选择。尽管这一问题不太明显，但某些类似的东西可以很好地运用于哲学的许多领域，例如，哲学逻辑。尤其是，根据本书的说法，在非物理学家中进行民意调查的方法会成为回答物理学问题的最好方法，与此相比，在非哲学家中进行民意调查的方法并不是回答哲学问题的最佳方法。
尽管本书捍卫了扶椅式的哲学，但它并非纯粹以保守的精神写成。我们关于哲学方法论的观念，无论怎样不成形，都可能影响到我们实际应用的方法论；关于哲学方法论的糟糕观念可能引导它朝向糟糕的方向。一个合理的假定是，我们通行的方法论足够用于产生哲学上的进步，但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进步：前进十步，后退九步。然而，我们能够改进我们的表现，即使没有崭新的方法。我们需要以更多的耐心和更好的判断运用我们已有的方法。略微增加测量的精确性可能使得科学家们处理好先前尚未解决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数据缺乏足够的可靠性。与此类似，略微改进一下推理的既定标准可能使得哲学共同体对更多论证的状态达成可认识的共识。哲学方法论上的这种递增进步是一个现实的景象，因为目前的专业标准由于研究生院之间的区别而存在大量明显不同。哲学方法论是可传授的−−−−主要通过例子，但由清晰的规范和讨论带来的微调也会造成区别。例如，弗雷格仅凭天资（借助来自他数学训练的少许帮助）而获得的哲学陈述和论证中的严格程度，如今在每年成百上千的研究生那里得到了应用：而且我们知道如何做得更好。如果哲学共同体有这个意愿，那它就能逐步地把扩大当前最佳实践标准的实际比例，并且超越它们。方法论上的这种进步不可依赖于其自动地发生，并不是我们所有人都会第一眼就会看上最高点。尽管这种可展望的递增的进步缺乏一些哲学家仍然在渴求的激情，这种渴求本身就象征了思想上不成熟地拉哲学的后腿。没有现成的启示。对哲学讨论既定标准的任何改善，都将来自艰苦的积累和自我约束。写作本书的一个希望是，依据当前的倾向，为了能在哲学中增加方法论上的自我意识，它将能在提出标准中发挥一些作用，虽然这种作用是间接的。哲学思考不像骑自行车，不用想它也能做得最好−−−−或者不如说，最好的自行车手肯定想过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本书是一部散论集。它对理解力不作要求。它不企图构造一个哲学方法表，或者一个关于哲学方法的理论表。它只附带接触到历史上的问题，而代之以探索一些引起我的兴趣但未能很好理解的相关问题。它从研究哲学问题的本性开始，部分地研究具体事例的详细情况。由于所有例子都有它们各自的专门特征，对它们的概括必然是探索性的。但是，哲学中许多持久的错误看法得以流传，正是由于不愿意仔细地而不武断地观察例子，有时是得到了某人及其朋友们自以为是的辩护，好像只有他们仔细而不武断地观察例子（脑中浮现的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一些追随者）。
很难用一幅例外的哲学图景去取代另一幅哲学图景。尽管对哲学方法论的讨论本身就是哲学的一部分，但它不像哲学中通常做的那样，很少用一种关于可选择理论的清晰看法作为指导。大卫•刘易斯曾写到，“我们在哲学论证中所完成的”是维护一个哲学立场的“价值尺度”。当他的观点被当作一个明显的真理而被引用时，通常不被注意的是，它也属于哲学论证，也有它的价值−−−−这不是无穷后退的危险，因为声称维护一个哲学立场，这本身就属于哲学论证。 [2] 本书的另一个希望是，它将阐明另一种关于哲学本性的普遍假定。
（译自Timothy Williamson, 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2007, 标题为校者所加，译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校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责任编辑： ）
原载《世界哲学》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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