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零地
Paul Virilio, Ground Zero, Verso, 2002
[法] 保罗•维利里奥
lightwhite 译
[英译者按] 如果我们以为的人类发展只是一种技术的进步，它真地把我们从其方程式中删除了，那会怎样？如果进步不是人性朝向未来的勇敢冲击，而是一种终极的毁灭性力量，那又会怎样？
在一篇出色的导言中，维利里奥描绘了当代科学、文化、社会和政治价值的一幅阴暗图景。艺术已经屈从于广告技术，而在政治领域，为了心灵和思想的战斗已经变成一种纯粹的“观念的同步化”，电视收视率战胜了普遍投票。9•11事件既折射出对全球流氓无产阶级的操控，也反映了由富裕的学生和技术人员构成的精英们的幻想，他们和“赛博邪教天堂之门的自杀性成员”并无二异。而在这后人类的反乌托邦当中，我们面对着前所未闻的生物技术之操控的威胁，在道德上手足无措。
齐泽克：欢迎来到真实的荒漠
鲍德里亚：恐怖主义的幽灵
与其惊异于不可期待者
不如期待可预见者。
——安德烈•艾萨克（皮埃尔•达卡）
1
科学是未来的唯一宗教。
——弗朗索瓦•拉斯拜尔
“‘这就是进步’，汤姆•斯莫尔威斯先生说，‘它继续着。’‘你很难想象它会继续’，汤姆•斯莫尔威斯先生又说。”[1]乔治•威尔斯笔下主人公的话已过去了一百年，如今，人们的确怀疑它如何还能继续。
当你观看1900年那些据说展示了2000年的日常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画作时，你会注意到，事实上，建构我们当下技术环境的一切都已经在那里被规划出来了——电视、计算机、高速轨道、登月火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机器人、家用汽车、在城市大街上溜旱冰......
进步，符合利益驱动的进步，最终似乎已可归结为一种针对成人的机器玩具之拥有者的剧增，在这些机器玩具的帮助下，成人可以做他们儿时被禁止的事——被他们的体型、肌肉的缺乏、智力或性的局限，同样还有父母的权威，社会生活、文化或宗教的法则与戒律所禁止的事。
技术变革强加给我们的几乎一切东西，都会在这种取消禁令的名义下得到实施，对每一个人而言，禁令把他们带回了曾经的儿童时代。
对进步的狂热，一个为巨人症困扰的危险的侏儒团伙，将抱有一种科学上天真的世界概念，即在这个世界内，乐观主义会是一种隐蔽的虚无主义，增长会是一种否定的增长——满足于婴儿顽固的重复性拒绝。[2]
在谋杀了造物主（十九世纪对上帝之死的预言[3]）和父亲（接下来的世纪[4]）后，这个退步的体系将不可避免地终结于一种对无精基因的要求和胚胎的前婴儿时期......
在未被注意的情况下，随着冷战的结束，发达国家的居民将从核国家跨入国家优生学的前景，从原子弹跨入基因炸弹——某种没有“信息炸弹”就不可能的事情。[5]
“当我们对死亡的兴趣消失殆尽，当我们认识到自己不再从死亡中获得什么，我们就退回到诞生，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更加难以穷尽的深渊。”齐奥朗，《生之恼》的作者如是写道。[6]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可以看到法国上诉法庭（FAC）在2000年11月17日对佩鲁西（Perruche）一案之判决的全部意义。[7]高级法庭第一次批准，残疾婴儿要求的赔偿金并不是对其遭受的巨大痛苦的补偿——这已有先例——而是对其诞生带来之伤害的弥补。
在这个有关出生的判罚后不久，同一法庭又颁布了一条关于胎儿地位的原则性法令，我们在2001年6月29日得知：“未出生的幼儿不是一个人，因此不能被视为一个受害者。”[8]
坦率地说，这意味着一个幼儿在降临于世前都不能说是一个幼儿，因此不能受我们任何法律的保护。
6月29日的法令就这样补充了法国政府在6个月前发布的生命伦理学草案，同时也支持了一个研究生殖、胚胎学及人类基因的机构之建立：一系列的措施将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让人类的胚胎变成一种待售的、被加工的商品。
正如生物学家雅克•特斯塔特（Jacques Testart）指出的，继英国人最先出于研究的目的而培养胎儿后，“法国人将很快在人类学上迈出一大步：历史上第一次，人的生产是为了人的毁灭。”
诺埃尔•勒努瓦（Noëlle Lenoir），一位当了九年（1992年3月—2001年）的宪法法官，据说起草了一份“关于生命伦理的发言报告”，毫不犹豫地向媒体披露，“宪法委员会近来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已然变成了一个使自身关注于所有社会问题的宪法法庭，而这很快就将包含国际的维度”。[9]
但让我们进一步关注1990年2月组织的基因遗传与人权会议之文献编撰者的评论，得到了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大力支持的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ies）也参与了该会议。[10]在导言中，他们这样说：“生命与人类科学的研究者，以及医生、法学家、哲学家和决策者......都在欧洲致力于表明其伦理思想的自主性。”
这样一份信仰的宣言具有创新意义，因为严格地讲，伦理和生命伦理的思想直到今天才是自主的，正如一切持久延续的文化、社会或宗教都获得了自身的伦理，而一切政治都已是先验的、生命的......
另一方面，让我们想象一下——就像叔本华曾邀请我们那样做的——生育的行为既不是一种需要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个纯粹思想和理性的问题。他继而问道：“人类能够继续存在吗？”
过去几年，我们所见的各式各样的、不尽其数的会议和聚会似乎会表明，我们不久便应明白这点。[11]
在千禧年之后，不再是（希腊-拉丁和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那样的人本主义，一种巨大的分裂正在孕育，而我们正在经历它的开端。
* * * * *
当一个人在《希特勒青年团手册》（Handbook of Hitler Youth）中读到“我们正依据基因的裁决来塑造我们人民的生命与律法”时，他不禁会把这个“最终解决方案”的旧指令与当下最热点的事件联系起来，并特别地在一种婴儿的唯我主义，一种宗派的原教旨主义的“倒计时”语境中重新定位它，唯我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已然转向了胎儿生命的亲密性，转向了每一次创始的难以穷尽的深渊。
今天，“新个人主义”的概念或许只是“一种如此巨大以至于宇宙也无法包容它的自我主义”，这是叔本华在巴黎富有教益地见到了拿破仑后所写道的，而就在那年，拿破仑自封为皇帝......[12]
经由家庭技术不断更新的努力而为每个人所掌控的“自我的统治权”：一个疯狂的贵族，恰如巴塞尔的精神病专家对尼采的鉴定。
超人，不寻常者，天才，巨人，半神，“对其社会环境而言，太过于强大的人”，尼采对斯特林堡（Strindberg），德国表现主义的又一位被遗忘了的先驱，如是写道。[13]（这是）一种情绪的感染力，而我们同样可以在当时耸人听闻的消息，和系列化的大众小说中发现它。
然而，这种对异常状态的夸张的、狂热的崇拜，大大地丧失了其神话的灵韵，如果我们，就像英国历史学家安东尼•布朗特（Anthony Blunt）那样，把它首要地视为一种社会的要求。[14]尤其是十五世纪意大利艺术家的要求，他们希望自己能够从工艺团体的束缚和体力劳动的低劣状况，从其所属的团体和行会之传统中，被释放出来——多亏角色的分配，他们有了到地中海城邦的礼拜仪式中占据一席之地的野心：画家和雕塑家，考古学家和修复家，还有建筑师、诗人、外交家、攻城设计师、工程师、光学仪器和机器人的设计者，等等。
当阿尔贝蒂（Alberti），维特鲁威（Vitruvius）[15]的一位远方门徒，宣称他渴望通过世界的数字建构来实现知识的整体性时，我们已然听到，这种由单一个体做出的新的整体化的权力意志如何表达了对这个为绝大多数人——也就是体力劳动者的大众[16]——所普遍感知、再现和生活的世界的取代，或毁灭。
这是一场自我中心主义革命的被人低估了的开端，早在这个时代前很久，它便阐明了卡夫卡那令人动容的评述，在一份致好友古斯塔夫•亚瑙赫（Gustav Janouch）的晚期书信中，卡夫卡这样写道：“脑力劳动将一个人从人类社会中撕裂出来。另一方面，一种技艺将他引向众人。我无法在车间或花园里干活了，这是多么地遗憾。”[17]
相比之下，当达芬奇说出他的名言“绘画即精神”（La pittura è cosa mentale）的时候，他最终是在表达他对自己绘画（体力）作品的蔑视，他进而说：“判断之于其可能之应用的优越性，恰恰是真正的艺术家的标志。”
在这里，我们发现自己面对着一种解决有关人类意识的古老争论（艺术家把感觉的功效矛盾地置于怀疑当中）的独一方式。在达芬奇那里，我们已然听到了笛卡尔的声音，尽管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他的同时代人，诸如雅各•伯麦（Jakob Böhme）[18]提出的“超感觉的生命”，内在变化的神秘自我和改变世界的技术-科学的自我，在这里，它们从一种试图湮灭感知生命、湮灭我们关于世界本身的意识之多异性的独一欲望中浮现。
* * * * *
在一篇发表于1964年、题为《神与机器人》（God & Golem, Inc.）的短篇论文中，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控制论之父，对计算机处理和人工智能的基础进行了反思，并邀请我们思考“控制论对宗教产生冲击的问题”。[19]
在维纳提出的假设中，明显有某种令理性主义思想（启蒙运动的精神，正如通常所云）感到不适的东西，因为这些假设在认识论的争辩中通常是被自动忽略了的，而实际上，它们恰恰加剧了认识论的争辩。
例如，关于一种科学想象的极其简单的假设，就对犹太-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论断，正如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在1000年所说的，产生了冲击：“通过赐予他们信仰而不否认其科学，神性意味深长地向人显现了。”
感性与超感性不是相互排斥的，但它们也不相互融合。爱因斯坦写道，“没有科学的真理”，因为真理和科学在本质上不是同一个东西。
Fall of Man in Bible, Luther Brosamer 1550
在东西方教会的大分裂和对《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的驳斥（1440年）后，罗马天主教会的现世与精神权力的合法根基遭到了瓦解，于是，我们在欧洲看到了一种针对地中海主导地位的缓慢侵蚀，以及一种向西的跃进，它促成了反对天主教会的宗派之复苏，尤其是在德意志诸国，自此，天主教会，连同其贵族的奢侈和黄金，都到一种恰当地反映了买卖圣职罪之实践的浮华背后寻求庇护，而根据托马斯•莫尔（Saint Tomas More）的说法，天主教会已然成为了知识的敌人和无知的传播者。
随后，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当宗教改革倡导基督教回归其《圣经》本源的纯粹性，并要求每一个信徒和创世纪的上帝进行直接对话的时候，科学的想象，就其自身而言，也迈出了极其相似的一步，一种异端的逃离，它策划了非凡个体和一神论的对抗（其本身就不断地反对正统观念中有关创世的《圣经》情节），并迅速地相信自己能够独立地把荣耀赋予路西法交易中的“像神一样”（sicut deus），同时偿付其代价。[20]
矛盾的是，这对恰相反对的孪生物，宗教改革和突如其来的科学思想的革命，将一同前行。随着十六世纪物理学和数学的发展，科学将不再只停留于纸面，而是开始制定生命与死亡的第二种历史，这种历史，如若没有生命，就没有意义。这是无界限的、摆脱了上帝的人的历史，正如1933年2月1日，朋霍费尔在他的电台广播上所谴责的，他就这样公开地站出来反对希特勒对完全统治权的诉求，而那时，希特勒上台才不过两天。极权主义的灭绝权力，就像汉娜•阿伦特注意到的，据说是基于一种科学的进步......
但早在“以理性取代造物主上帝之位置为目的的武装政变（coup de force）”发生前很久，我们就看到偶像破坏的浪潮自十六世纪起席卷了欧洲。对德国或瑞士的改革者而言，问题并不是服从《圣经》的戒律（这是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有意识地做到的[21]），而是要有计划地摧毁基督道成肉身的一切可见的显现——表现以马忤斯的上帝之子在尘世生活之主要插曲的绘画作品、染色玻璃窗、雕塑、礼拜仪式的道具：施莱格尔当时所谓的一种根本的文化断裂。
各种改革运动的“本源即终点”，使我们在偶像破坏的燔祭柴堆下面——例如，那些理想化的加尔文主义者就差点要了汉斯•荷尔拜因（Hans Holbein）的性命[22]——再一次发现了有关人类前定命运的古老命题：依照据说是上帝的意志，对圣洁者与不圣洁者，对出生名望者和出生卑微者，做一种出生之前的筛选。
继而，我们在英国清教的狂热分子（在五月花号上、到远方朝圣的父辈）中，看到了对生育行为的同样的怀疑，我们看到，实施偶像破坏的克伦威尔把对神圣作品及建筑的摧毁，和对圣诞节日（圣诞节是对基督降临于世并将人类从死亡的宿命中解放出来的庆祝）的禁止，结合了起来。而大约三百年后，我们看到了齐奥朗的评论，他完善了其对“生之恼”的思考，这一思考带有早期基督教宗派争论的痕迹，尤其是多瑙河民族的信念，他们认为，在一个已然为撒旦所统治的尘世之地狱中，出生和活着都是不幸，只有一种生命是完美的：逃避一切开端的生命，在生命之前的生命，有人称之为产前的生命（prebirth）。[23]
如今，随着基督在这些新的庙宇中占据了一个次要的位置，信徒们开始回归古时那种作为人而出生的绝望，生育的行为将逃避不确定性的原则，即自由意志和救赎的信条，虽然它曾被罗马教会如此强烈地、人尽皆知地捍卫着。
那么，在十九世纪促进优生学、进化论、遗传理论、颅相学和统计方法的科学家中间，重新发现相同的弥撒亚信念，将丝毫不令人惊奇。而这些信念会成为二十世纪极权主义体系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
如果，根据弗朗西斯•拉斯拜尔（Francois Raspail）[24]及其他许多人的说法，“科学是未来的唯一宗教”，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种科学的原教旨主义也具有沉重的宗派负担，充满了诺斯替教的残余，围绕着一种对物质的间歇性仇恨而被组织起来：所谓的肉体的禁欲——人类身体，以及更一般的，生活世界之身体的禁欲。
从十五世纪的透视法（perspectiva）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其首都名为亚马乌罗提城，其河名为阿尼德罗河，城中居住着叫乌托邦人[25]），以及笛卡尔的“白板”（tabula rasa）[26]或民族学家勒鲁瓦-古尔汉（Leroi Gourhan）[27]所谓的“走向更大之抽象的进步之冲击”，技术-科学的想象已经围绕着消失的概念自我结构了近六百年——对世界进行去蔽的不变律令的消失，生活世界之实体的消失。
那么，技术-科学的唯我主义，就只能被视为一种仇恨的载体，它被提升为生态圈的宿命，而生态圈遭受的罪行也将如其所是地向我们呈现出来。[28]
正如刑讯预示着被判处者行将被置于死地，十六世纪的偶像破坏也拉开了一系列历史毁灭的序幕——文化、法律、人种、距离的毁灭，人性时间本身的毁灭......
至于达尔文式进步的进化论幻想，它是一个体系的意识形态暴力的一部分，在这个体系中，盛行的不只是力量，而是最强大的疯狂。[29]
The Calvinist Iconoclastic Riot ,Frans Hogenberg, 1566
1933年，托洛茨基（Trotsky）宣称：“一切种族的与众不同的特点都在内燃机面前隐退，更不用说机关枪了”；六十年后，汉斯•莫拉维茨（Hans Moravec）[30]这样的进步主义理论家完全有理由认为，由于新近获得的机器人技术和纳米技术，“生物的人将被排挤出存在”，[31]因为“生物物种面对更高级的竞争者几乎难以幸存”。[32]
在这种——超自然科学的，而非形而上学的——悲剧之终点，维克多•雨果所谓的进步的“以此代彼”将终结于一种能够自我繁殖的新一代智能机器：长久以来充当我们玩具的机器，如今要来玩弄我们了。
这便是得到了极大预示的、新的生命伦理思想的自主性，而我们声名显赫的专家将有职责让人类种族，带着应有的焦虑，为其不可避免的消失做好准备。
一种最终的放弃令人哀伤地想起了《锁链末端的心灵》（Mind at the End of its Tether），乔治•威尔斯临死前的遗作，写于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不久。这位著名的科幻小说家感到，科学已经领先日常思想一百年，而这是一道将继续扩大的裂痕：“我们进入了迄今为止不可化约的新奇性的刺眼的光芒当中。越是努力，就越难以理解。分析越是紧张，精神上的挫败感就越难以逃避。”“聪明的观察者”，他说，“将认识到，人类的故事已经临近尾声，而智人（Homo sapiens）......正在当下所展露的形成过程之中。”[33]
“进步向前冲击！”雨果这样宣称。但不再如此了！它赶上并超越了我们，正如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用尸体的大规模生产，向我们证明了。
如今，这全部的philanoia [34]，这科学和技术的疯狂之爱，已经落入了进步的黑洞，并且试图去组织那太过缓慢的物种的自我灭绝。
但让我们听一听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的声音，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因其完满，未来是宣传。”
如果，像他们所说，未来令人煎熬，那么，正是从这种先天的负担中，极权主义进步的意识形态防范性地，或者是自愿地追求对人性的解放。
对科学的极权主义而言，未来就是宣传，因为宣传是传道会——信仰的宣扬[35]——进步只是一种神秘的取代——对一种将人从神性的创造中排斥和驱除出去的物理力量的狂乱的调度，而这之前，神性的创造，对人来说，还是整个世界，是一切现实的开始。
进步就是加速！
当托勒密的地心说被打破，而哥白尼实现了对“永恒真理”的去位，我们看到，技术-工业的兵工厂把指数式发展的优先权赋予了大炮和炸药，赋予了钟表学、光学、力学......所有对当下世界的毁灭而言是必要的东西。
一种速度学历史的加速及其冲击不再指向人性时间的乌托邦（utopia），而是人性时间的乌托时（uchronia）。
在启蒙的世纪后，会有一个光速的世纪，尔后，是我们的世纪，速度之光[36]的世纪。
“三百年的舒张，尔后是迅速的、意想不到的收缩，就像拳头的紧闭。”[37]
我们已知，速度是世界的晚期。屈从于其虚无主义，世界退缩了，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它被驱逐出时间。
不再需要立体的视角。在我们面前，影像停止了滚动；对人性而言，时间不再是一种它可以在其中运行的维度。
没有未来——没有宣传，因此也没有信仰——我们正遭受厌世症（mal du siècle），一种新的绝望的折磨，就像精神分析家告诉我们的。虽然他们也被抛在后面：“不再有对上帝的信仰，不再有对分析的信仰，对一切的信仰！”[38]
* * * * *
“我爱我的身体，就像任何人一样，但如果一具硅制的身体可以让我活到200岁，我会接受它。”这一乐观评述的作者可不是广告人士，而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名叫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我们知道，他拥有长远的眼光。[39]
超长寿命的许诺，永远年轻的许诺，如果不算永生的话——那么，技术-科学的想象仍然坚持最严格的《圣经》正统学说，逐字重复着路西法对女人所做的承诺，犹太-基督教的传统时常把它和“知识”联系起来：“你们不一定会死！”
诚然，在生物的人之后，会有虚拟的人：除了生活、思想和行动，仿佛“还独立地拥有一种存在，而他的同伴只是空洞的影子，纯粹的幻象”；为何这样的个体不被创造出来，转而成为他自己的影子？
这证实了政治幕僚们（spin doctors）的论调（其独创性是我们怎样称道都不为过的），因为根据他们的说法，逃避人性时间（虽然它已不再是人性的）的新乌托时主义而不鄙夷进步，只有一种方法：总而言之，是诉诸一种替代性的永生。
但我们怎能不注意到，近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压力被施加到了人类身体上？
我们的法律制订者不断附加的“科学”压力：在法国，1976年的《卡亚韦法》（Caillavet law）允许对器官的摘除；1982年，《试管受精法案》引起了一切有关医学促进生育的大肆炒作；1988年12月20日的法律允许对志愿者实施科学实验；2001年5月，议会对已经失效的《面纱法》修订案进行投票，该修订案授权当局对条款中谨慎包含的“精神有缺陷”的人进行消毒。而当时恰好有人提议精神病院的改革，并指出“没有人认为自己可以从精神紊乱和压抑中免疫，精神紊乱和压抑如今正影响四分之一的法国人”。
但就像幽默大师波贝克（Popeck）不断重复的，“我们不是野蛮人！”
我们共和国的立法机构，僭取了处置公民死亡（甚至是暴力的死亡）的野蛮权力，难道不是最近（1981年[40]）才废止了死刑的丑闻吗？难道不是最近才废除了义务兵役制（les servitudes militaires）[41]，更不用说引入我方士兵零死亡的新战争观念了？
而在这相同的文化脉路中，那些管治我们的人难道没有给我们许诺，在不远的未来，会有无痛的分娩和安详的死亡？
“看在慈悲的份上”，伯纳德•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法国卫生部长，愤怒地说，“让我们不要用安乐死这个我所反对的、可怕的词。”[42]
“我们正被善意地杀死”，生存在加拿大东部的约八万名因纽特人喜欢这样重复道......
我们又怎能忘了希特勒对赫曼•劳希林（Hermann Rauschning）[43]，《虚无主义革命》（The Revolution of Nihilism）之作者，私下说的话。在论证生命政治（Biopolitik）完成了有关自然与生命之规律的全部人类知识后，他说：“如果你问我，我说的人口清减意味着什么，我的意思是清除整个的种族群体。而这正是我意图实施的——粗略地讲，也是我的使命......有许多方式，系统的、相对不痛苦的方式，或绝对不流血的方式，可以把不受欢迎的种族灭绝掉。”[44]
那么，今天的问题在于，全世界的人口和的软科学-技术（它依旧考虑星球及其居民的保存）的关系是否已经完结；全世界的人口是否有被一种拉普达式比率的恐怖主义过度，[45]被一种袭击人类物种的普遍的疯狂之爱所清除的危险——人类物种已经变得完全“不受欢迎”了，变成了地球上的丑闻，而地球，据我们所知，是太阳系当中唯一的生物圈。
科学原教旨主义朝向作为宇宙创始的大爆炸的不可抗拒的、神秘的退化，似乎既不放过一个生活世界的繁荣，也不放过那些在无尽的时间中诞生又死灭的事物之反抗，为伟大的极权主义事业呈现了如此之多的崩溃的潜在来源，而极权主义事业连接着一条将人从人种当中消灭的死亡之链（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
清除人种本身，这是一种实验的冒犯，一种依旧是赌博，一系列赌博的实验，甚至是一种俄罗斯轮盘賭，[46]嘲笑着科学的无谬性。从十九世纪孤居的生物学家冒险亲自注射自己调制的疫苗，一直到1945年7月16日，物理学家决定在三一点（Trinity Site）上试验原子弹，并忽视这第一次核试验的可能的动力学和存在的众多危险——例如，点燃地球的大气层，引发一场星球的浩劫，而他们会是第一批牺牲品。[47]
但让我们听一听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48]的自淫之词，他对历史上第一次核爆炸的崇拜如是评论：“我亲身体验到了。核武器的闪耀。它是不可抗拒的，如果你作为一个科学家来面对它。去感受它就在你的手里，把这点燃星辰的能量释放，让它为你所用。去实现这些奇迹，把数万名吨的巨石抛上天穹。它把无限之力量的幻觉赋予人们，而且，某种意义上，它要对我们的一切苦恼负责......”[49]
在物理学家的毁灭装置中，地球已然是一颗死星，而科学事故不过是那些“我们仅仅因为感觉不应该做而犯下的”[50]错误之一。
2
历史是床铺。
——亨利•福特
1917年，汽车巨头亨利•福特第一次把工业机车的组装线引入生产——另一条死亡之“链”，[51]它不久就将实现对人类工人的废除，并用机器人取而代之。
所以，就在列宁，十九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年，[52]福特成为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技术上功能紊乱的先驱之一。
同样地，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法国人如今不信任政治，但另一方面，他们相信科学家，以“审视科学的进步，并对道德表示尊重”。
有人甚至提出，要组织一次公民投票，对信息进行民主化，以处理“重大的社会话题，例如生物技术......”
混淆道德和信息传播体系就是忘记，大众信息为每个人提供了当下事件的一种“反乌托邦视点”，并提出了那个伴随着一切技术之创造和滥用的著名问题：“出乎意料的结果，一个众所周知的难题......显然和墨菲定律有关[53]：‘会出错的，终将出错’。”[54]
信息传播体系逃避一切防范的原则，已然成为了在人们心灵中不断爆炸的炸弹，并生成了越来越复杂和广泛的事故，创造了那“不可思议的特性，仿佛一个行动在被实施前就总已经被报道了，往往是一个行动的纯粹的可能性”。[55]
“新闻不是之后的，而是之前的！”记者兼小说家，加斯顿•勒鲁（Gaston Leroux）[56]这样声称。新闻和信息的策略，和任何策略一样，与其说是统计的，不如说是预言的和启示的。它的力量源自它在“所有可能中最坏的世界”里制造的混沌，而最终，恰恰是幻觉大师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57]最为清楚地证明了这点：在真实事件发生前，他便在工作室里拍摄了新闻影片。对电影特技的创造者而言，明天就是今天——如果不算昨天的话。
Georges Méliès in his studio
这种始于十五世纪（古腾堡的世纪）[58]的对知识之进步的戏仿，倘若没有技术达尔文主义的不断更新的强大连续体，就不会被实现。而布丰（Buffon）[59]如此珍重的技术-科学进步的通俗化，倘若没有工业印刷对书写的取代，就不会有任何的未来可言。倘若没有卡尔•克劳斯[60]在二十世纪早期藉以款待我们的新闻业的黑色博物馆里的古董，[61]进步还只是十八世纪绅士家中的古玩柜。
对大多数狂热分子而言，相信进步归根结底就是相信善恶的彼岸——与其说是晚期尼采主义的善恶，[62]不如说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及其古老的——部落的，而非道德的——律法意义上的善（tov）与恶（ra）。[63]这就解释了新的大众英雄，例如科学英雄，为何能够通过肆无忌惮地嘲弄一切禁令、一切限制、一切律法而自我毁灭。
从十八世纪起，这些标准将由工业印刷机提供给轻信的大众，而大众的追捧将导致进化的畸形：一种新型的女人和男人，在其等级的顶端，则是各个领域的破纪录者：运动员、勘探家、士兵、冒险家、工程师、航海家——所有那些因为展示了其极限表演之能力而登上报纸头版的人。[64]
和这些各式各样的僭越爱好者同归一处的，是其他怪异的生物，他们将获得这不祥的名声：连环杀手、“开膛手”、囚犯、火车或银行抢劫犯、恶棍，无不以血腥的行动来寻求恶名。
作为其时代之异常产物的见证者，弗里茨•朗（Fritz Lang）的《M就是凶手》（M, 1931）和《马布斯博士》（Doctor Mabuse, 1922），或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三便士歌剧》（Threepenny Opera, 1928）和《教父亚图发迹史》（The Resistible Rise of Arturo Ui），就向我们展示了那发生在犯罪组织的匿名世界和政治，科学家和恐怖分子之间的冲突。
从烧炭党（Carbonari）[65]往昔的壮举到纳粹冲锋队（Brownshirts）[66]的罪行，从克鲁泡特金（Kropotkin）[67]到博诺特（Jules Joseph Bonnot）[68]、阿尔•卡彭（Al Capone）[69]、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70]或门格勒（Mengele）[71]，工业的大众媒体逐渐地给世界注入了过度的疾病——虚无主义，无端的犯罪行为，实现了从新闻报道之流行到集权主义宣传之民粹主义的顺利转变。[72]
这开端，与其说是历史之终结的开端，不如说是作为床铺之历史的开端：一个物种自我消解的最初成果，其中，正如汉娜•阿伦特所害怕的，灭绝者将取代掠夺者。
从旧虚无主义者庆贺的“一切烟消云散”到二十世纪极权主义体制的“一切烟消云散”，大众媒体的检测方法取得了不菲的效果：一场更多依赖于新闻媒体而不是军事力量的政变（coups d'état），一种调查的、罪恶的、转而变成了秘密警察的新闻业——“可有多少人知道，在他们大脑中行进的，其实正是他们的敌人？”布莱希特问。
但他们怎能知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麦克•奥兰（Pierre Mac Orlan）[73]已经注意到：“在根本上，希特勒并不存在。他只是大众的一个感性的创造物。”
是数百万轻易受骗的人民的创造物，还是戈培尔一人的创造物？一个曾经的记者，一个从事广播和电影的人，成为了第三帝国的宣传和信息部长，同时，毫无疑问地也是那些谨慎的通讯顾问之前身，这些顾问如今使自己处于镜头之外，就像人性葬礼的如此众多的幕后策划者。
从古代君王在昔日战争的青铜器上留下的荣耀，到全球电视“现场直播”的死亡，极权主义体系——得益于大众媒体——已经获得了一种相当惊人的更新率，比汉娜•阿伦特早在1945年描述的更为惊人。[74]
从大规模的军事屠戮，到古拉格或集中营的秘密的种族灭绝，从后殖民主义的大众杀手（拉美、柬埔寨和非洲）[75]，到全面恐怖主义战争的裸露癖，对无辜者的集体屠杀和仪式献祭不再是隐秘的活动，而是不可避免的日常景观。
取消禁令[76]——技术-科学进步的基本律令——已经成为了无律法的全球主义的唯一律法？
今天，当欧洲的法学家报告国内和国际诉讼的急剧增长时，这种增长，是源于大众法律意识的觉醒，就像法学家用一种可笑的乐观主义宣称的那样，还是源于他们面对的未知力量，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迟早也会成为它的下一个牺牲品？
不是解放，而是极权主义的多媒体力量对人性的全球化控制，并把古老的策略集中地运用到了人口上，包括无处不在的划分：对人民、地区、城镇、国家、种族、宗教、性别、世代甚至家庭进行划分。[77]
再一次如布莱希特所说：“他们让被劫掠者去劫掠。这是超乎常人的使命；暴力的使用，而非凝聚的力量，将他们分开：作为人之根本的东西，被极度地压缩了，爆发了。碎片四处飞舞，随之是彻底的毁灭。”
3
每一个信息系统——不管它是什么样的——都是极端危险的。即便它被用于某种琐碎的事情，它随后仍然可以被运用到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上。
——艾萨克•阿西莫夫
在五十年代美国“垮掉的一代”后，伴随着越战的怒吼，是伍德斯托克的一代，[78]是被重新发现的嬉皮士之天真，是重返伊甸园的青春之梦，伊甸园在六十年代乌托邦的道德革命中找到了化身：“禁忌的界线，以及资产阶级道德在允许和不允许之间徘徊的困境，都将粉碎。”（阿兰•艾伦伯格[Alain Ehrenberg][79]）
首先，是为虚拟的多媒体世界取代政治宣传的现实世界，提供机会。
1968年，被低估的毁灭之驱动力，电视广告，开始登上法国国家电视台的第一频道。而1966年，诸如卡罗琳电台这样的英国电台，第一次在远离英国海岸的公海上，悬挂起海盗旗。[80]
我们知道这种音乐浪潮的虚假解放的历史，其结果是我们身边数百个社区电台的系统化的沉闷——不是通过国家的垄断，就像这个例子，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作为商业媒体之垄断的后果。
短短几十年内，广告商成为了“社会现代化”的文化代理人，他们不久便可以宣称：“我们不提升产品，我们创造行为。”
实际上，他们将创造一场旨在实现父母之双性化的运动，并把一部新的法典强加给所有的人：一部在技术-科学的人口灭绝之“善恶的彼岸”的法典，它，可以说，导致了一种无比悲惨的集体自淫，尤其是导致了婚配市场的短缺，正如法国国家人口统计局（INED）的研究人员在2001年出于说明的目的而指出的，美国有三千万的单身女性，比十五年前高了百分之三十三。[81]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随着传统政党和商业联盟的不断分裂和瓦解，像美国的“妇女解放组织”（它从一开始就和公民权利的斗争紧密相关）或法国的MLF（Mouvement de Libération de la Femme，妇女解放运动）这样的运动正在赢得合法的解放和平等的权利，这得益于为新的大众媒体所广泛覆盖的戏剧化行动。
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口号，如“子宫是我们的”或“生命的产物属于我们”，到了八十年代便出于广告的目的，而遭人贬斥。不分性别。混色......一场性别、代际、种族和宗教的混合搭配。孩子将变为成人的父亲；女人，如今佩带着阳具，不再是男人的未来；[82]同性结婚，兄妹交媾......[83]
“新闻是一位信使吗？不，它是事件本身。是一种言说吗？不，是生活本身！”卡尔•克劳斯预言性地写道。[84]
当广告以其全部的形式去追求对整个社会现实领域的呈现时，我们便能明白，司法领域为何要将自己与政治领域，与一种所谓的旧道德秩序的捍卫者，即民主制，区分开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是要寻获一种新的大众合法性，这一合法性是以它和大众媒体的不言而喻的联合为基础的。[85]
那么，在双重的压力（司法的和多媒体的）下，共和国的立法者将自视被迫对人口实施生命政治的调控，这些人口与其说是得到了准许的，不如说是去除了武装的——尤其是随着未成年公民在这里的解放复制了商品的未成年消费者的众所周知的解放。
自2001年起，儿童将有权拒绝使用父姓并为他们自己选择姓氏。有人提出进一步降低大众的年龄，实际上，对那些追求时装模特之职业的人来说，这已经发生了，未成年少女不再需要父母的同意就可以进行堕胎，而政府也提醒国会议员不要通过有悖自由的法案，以免“候选人不受年轻人的待见”。
在传说的时代，恰如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86]所言，“我们还相信共和国是一个共和国”；如今，它正走向终结。
就这一点而言，贝卢斯科尼在2001年被选举为意大利政府的领袖，已经打开了一个跨政治（transpolitical）的新时代。1994年的试验失败后，“骑士”[87]实际上发动了一起政变，意大利已然落入了第三种类型的两党体制当中，选择不再是古典的左翼和右翼之间的选择，而是政治和媒体之间的选择。
不再满足于用其宏大的（“老大哥”风格的）游戏节目占领日常生活的舞台，远程现实（telereality）如今入侵了公共事务（Res publica）的空间。在欧洲，我们第一次，痴迷地，注视着远程统治（telecracy）对代议制民主的前所未有的胜利，收视率对普遍投票的胜利。
在工业消费社会之产品和方式的标准化时代后，是观念的同步化时代：一场信息革命的岁月，议会制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突然让位于一种瞬时性的时间政治（chronopolitics），“现场”覆盖成了电视所拥有的秘诀，一种真正的虚拟化民主正在降临：一种针对（即将到来的）幼儿化的远程公民（tele-citizen）的游戏式民主。
到那时，政治的想象会发觉自己被一种调控体系的公共想象所彻底地超越，更确切地说，是（在真实时间中）被超速，而在公共想象中，视觉正确性（optically correct）将取代政治正确性（politically correct）——公民集会的古代协商民主之残留也在同时消失了，正如剧本让位于屏幕。
事实上，共和国选举仪式的这种没落，它支持一种或多或少是潜意识的信息的纯粹发送与接收，将为那些竭尽所能地宣扬未来利用因特网的在线电子民主之优势的人所进一步强化。在电视屏幕之后，是计算机屏幕，如今，它正打出这样的口号：“电子民主（E-democracy）即将到来，畅所欲言并协力打造公共论辩。”
为了证明这点，新赛博文化的狂热分子坚持“我们正从一种伴有周期性选举的、间歇性的民主，走向一种持续性的民主”，其中，公民将被凝缩为总而言之是最纯粹的表达：做出预测。
一则可以说明这种转变的趣闻：有一段时间，约翰一直在一家德国网站上播报股市结果。但约翰并不存在。他是电子时代的第一位虚拟播报员，是一种引入的方式：将献祭的抵押物引入全球赌场的电子-经济虚构，引入那种巨大的星球无管制状态，其中，最成功的人恰恰是那些最少思考的人（艾比•科恩[Abby Cohen][88]）。
但我们不要忘了2000年11月美国选举的平局结果，当时就有些媒体提出，要把扑克比赛的现场直播当作解决总统候选人之间辩论的一种方式。[89]这样一来，一个不完善的选举体系的自相矛盾的计算就会让位于数学机率，而乏味的政治直播会变成更加有利可图的、轻松的娱乐和游戏节目的范畴。
为何不呢，因为就像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90]当时所解释的，“自水门事件以后，媒体便自以为它们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了”。而美国的政客似乎忘记了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91]关于情报收集的宝贵而经典的提议：“每一个信息传递系统——不管它是什么样的——都是极端危险的......政府不要追求传递系统的准确无误，除非它控制了系统。”
民主制的死亡会始于自身信息系统的崩溃，始于政府通讯工具里的一个***吗？
在2000年那场可疑的美国大选后八个月，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披露，约有四到六百万的选票未被计算在内，而乔治•布什最终仍凭借多于阿尔•戈尔的537张选票当选总统。
就像因特网上的约翰，四到六百万的选票已经虚拟地停止存在，而报告的作者总结道，他们将继续“合理地关注另一场校长选举事务”[92]。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点，随着高技术广告的大量使用，当他们正在发掘尼采的超人时，世界上最强大之国家的领袖却在2000年总统选举不久前拍摄的一系列影片中变成了频临灭绝的政治异种：比尔•克林顿洗车、做菜或在著名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打盹——由此可见，白宫的房客不再被认为是那么地服务于某个目的了。[93]
当一切事物的运行都无需人的干预，当打击威胁美国利益的流氓国家可以被自动化，当导弹能够自己找到目标的时候，为什么还要烦劳你自己？
但这不算什么。无懈可击的美国不久将设置一个兼职总统，乔治•布什有数月自己的时间，他把那一半的时间花在了乡下，花在了德克萨斯的农场或大卫营，总统行宫，或花在父母的家里......恰恰在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的爆炸发生之前。
“凭借高科技、电子窃听和卫星获得的情报都非常不错，但没有人的信息，我们就无法打击恐怖分子”，诺曼•施瓦茨科夫（Norman Schwartzkopf）[94]将军当时总结道。
控制论之父的评论依旧在回响：“不，未来并不为那些人提供希望，他们期待我们新的机器奴隶会为我们创造一个免除我们思考的世界。”[95]
4
在权力的忠实牧师中，
有不少耐心地
思考人类界限的人。[96]
——诺伯特•维纳
“许多年来，所有的军队都在玩战争游戏，而这些战争游戏总是落后于时代。据说，在每一场战争中，优秀的将军是在打最新的战争，而糟糕的将军是在打过时的战争。即战争游戏的法则从来都赶不上真实情境的事实。”诺伯特•维纳写于1964年。[97]
我们总是落后于一场战争，正如核战争（一场双方拥有并使用核弹的战争）中没有专家一样，在全球恐怖主义战争中也没有专家，即便是在恐怖分子中间。
2001年9月12日，在一系列针对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的袭击发生后，当乔治•布什宣称，他的国家是善的捍卫者，而反对恐怖主义的战斗会是“一场善对抗恶的不朽的斗争”，并且“善将取胜”的时候，[98]他只是重复了其父亲在1991年说过的相同的语言，而这语言本身就源自半个世纪前美国对抗纳粹的“正义战争”！
一种更加难以诉说的语言，因为自从苏联解体后，美国的新世界霸权已从大体上让自身感受到了一种傲慢，这种傲慢不是基于道德的提升，而是基于其压倒性的技术优势。
但让我们回忆一下，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罗斯福总统宣称，世界上第一次全面战争的目的，不是简单地从生理和物质上，给德意志民族以集体的毁灭性打击，而是摧毁其精神的战线。
让我们再回忆一下，当希特勒濒临败亡之际，他发出了著名的第71号电报——“要是战争失败，让民族也灭亡吧！”——由此，在自杀之前，通过销毁居住地的资源（食物、燃料和饮用水的储存），他把他的努力和那些想要灭绝其人民的对手的努力结合了起来......如果不算使用毒气消灭他们的话。[99]
在2000年网络经济（Net economy）的崩溃[100]，和2001年少数疯狂的自杀性袭击者对五角大楼“网络战略”（Net strategy）造成的冲击后，我们事实上，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情境，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自杀的情境。
如果说在核威慑的岁月里，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 Henri Spaak）[101]还能庆幸核恐怖平衡的存在，两个超级集团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的话，那么，今天，当一方的自我神秘主义无法和其他诸方的技术-科学的神秘主义相区别，当它们都在善恶的彼岸，被一种非真实性（这如今是东西方的播报员，是穆斯林电视观众看到的那些人所共有的特质）统一起来的时候，情况又会怎样？
一种全球性自杀的状态：一种自我保护本能的丧失。自我以及物种的保护本能的丧失。2001年9月14日，当布什总统命令“一天的祈祷和纪念”时，我们又怎能忘了，自他七个月前当选总统以来，[102]有关他的惟一一次宝贵的电视镜头，还是捍卫美国支持人类胎儿商业化的政策的——它将刺激人们在人类学上迈出一大步：“历史上第一次，人的生产是为了人的毁灭”？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监视核现状的间谍卫星对星球的管治（policing of the stars），那么，近来由一种光学（它已经是全球化的了）所引发的多边伤害就是不可能的，而技术感知的进一步复杂化将导致一种针对人的视觉意象的——人工的，而非自然的——挑选。作为视听去现实化的一个后果，世俗大众，不像多疑的托马斯，[103]最终将相信那不可触摸、不曾“目睹”的东西。[104]
人性对其先天之缺陷的逃避，对自身之不满的逃避，将不再通过精神分析家所谓的“非法的灵魂学”，或旧禁令的废除。另一方面，当齐奥朗写道“活着就是对一个人自身的尺度视而不见”的时候，他就比任何人都更为准确地说出了进步对那个永恒的形而上学要求，对尼采那振奋人心的“我在这里，我别无选择”[105]的终极回应。
新的图像策略已经关注到这点，因为在通常情形下，对人而言，知道事物如何显现是我们最不担心的。但关键在于，世界的诸表象[106]发觉自身被降低为转瞬即逝的光学幻觉，而屏幕——在此追随挡风屏幕（挡风玻璃）——将把每个人从其渺小的精准尺度中释放出来。[107]
那么，伴随着技术感知的复杂化，我们绝非偶然地看到，高科技设备出于功利目的的使用变少了，近来，它们又指向了宗教、超哲学（paraphilosophical）、跨政治和融合性的目标......瞬时的、无处不在的、全知的监视器和家庭计算机终端，最终接管了一个使命：恢复那可疑方法，让每个人都用这种方法来坚持认为，他们依赖于那将他们置于自身之外的东西。[108]
关于在极少数的时刻，让身体显现为无形[109]——梦、迷狂、催眠、性高潮、酒精、兴奋剂......
而在这些自我挪移的古老技术中——图像，词语，这些顽不可变的力量，能够阻止我们活着，阻止我们活在我们的位置上（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110]）。
我们可以在最近的，例如，一份法国的地区报纸上读到这种死亡的通告，其中，佛教的“载具”就被比作空间征服或星际旅行的载体：“X......那个小宇航员，已经决定改变任务，他的表情告诉我们，他已经意识到他的佛性，并将重生于更好的处境......”
到了别处，我们发现计算机专家拥有一种最好的犹太教拉比传统，想把他们的计算机称为GOLEM 1，[111]而华尔街上的某些商人，仍受1987年计算机崩溃的创伤，[112]聘请了伏都教的女祭司来“净化其邪恶势力的位址”。[113]
虽然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拒绝因特网使用者的身体踏进他们的墓地，但针对死者的祭祀网站正在开放，它可以让悲伤的、使用因特网的亲属向其过世的死者传达敬意，而无需挪动半步。
同样无需挪动半步，美国赛博邪教“天堂之门”（Heaven’s Gate）的三十九名成员相信，当他们自杀的时候，他们会在瞬间，再一次和其所有的尘世的财产相会于天堂的大门，在其计算机屏幕的来生......[114]
在这里，通讯技术绝无法让任何人进行“交流”。[115]它只有一种补偿的功能，将“自我与其本身的痛苦遭遇”分让给每个人，而这种“痛苦的遭遇”依旧束缚着每一个人的意识。[116]
自这些浸透着各种意识形态、乌托邦、错误路线和绝望（它们如今都被锁进了幻想的失物柜）的进步的世纪以来，依旧非凡地流行于世的，最终是朋霍费尔在悲剧的时代所觉察到的那种瞬时的欺骗（imposture of immediacy）——这种技术精心打造的虚假的亲密性（false proximity），是如此地接近神学家所说的“邻人之爱”（dilectio proximi），[117]以至于我们很难把两者区分开来。
用旧箴言的话说，活着就是“在人们中间”（inter homines esse）。[118]而技术-科学进步的高级牧师试图摧毁的就是这种对亲近和邻人（它们建立了我们意识的多异性）的偏爱，并代之以卡夫卡所鄙夷的、可怕的“被误解的自我”。
在我们时代的开端，长期为场景和表演所束缚的圣奥古斯丁这样评述：“如果一个人认为他会因这样的东西而感到狂喜，那么，他不久便将成为悲剧的秘密演员。”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鲍修哀（Bossuet）[119]认为，在剧院中，场景的危险本质随着集体的情绪进一步增长了，那里的空气比别的地方更加有害。
我们怎能忘了麦克•奥兰在1932年得到的印象，当时，他正穿越混沌的柏林及其所有的游行——希特勒，钢铁战线，铁锤与镰刀。5月13日，他走进体育馆，那里已变成了红色的大教堂，并有三万名观众。奥兰告诉我们：“喧闹是你在为期六天的自行车比赛中听到的喧闹，当有人卸下背包，赢得奖金。也是拳击馆里可怕的、基本的喧闹，当一个选手‘打出了一记重拳’。”[120]
作家写道，他正逐渐地变得无形，溶化，丧失个性：“这是一种难以分析的非常体验，因为它更多地是肉体的，而非大脑的。”
在十九和二十世纪（军事、政治、民族主义等等的）极权主义的轰然失败之后（极权主义充分地发掘了个体性身体的神秘的融合/混淆，以及一个普遍性身体[军队、大众、国家等等]的过度的、极其强有力的融合/混淆，后者替前者生活和思想，并以一种霍布斯式的方式将前者从创造的生理维度中撤回），个体的缺陷如今依赖于亲密性的模拟装置（电视、网络、手机），而亲密性的模拟装置依靠一种瞬时的欺骗，在这种情形下，它们和飞行、武器或驾驶的模拟装置一样地高效。
在原始的模拟装置，例如，卢米埃兄弟的“隐蔽摄影法”（揭示其发明者的私人生活），全球电影短片，盎格鲁-撒克逊的纪实主义，意大利的新写实主义，或色情时尚等等之后，我们今天遇到了“电视真人秀”，如著名的“老大哥”节目，[121]它把现有的一切通讯媒体都结合了起来——例如，在法国，它包括地面电视（M6），卫星广播（TPS 58上的Canal 27[122]），因特网，用于投票的电话和短信服务（SMS）系统。
如果我们补充说，这种类型的节目——它宣称要展示真实的生活并实现明星体系的平民化——已经在欧洲和新西兰-澳大利亚，在德国和泰国或巴拉圭，存在了许多年，我们就不难理解，节目的实验对象并不是那些志愿者，他们在这里或那里被锁到阁楼里，并被迫进入一种亲密关系，而是参加其中的数百万秘密演员，他们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成为了一个强大的角色扮演游戏的第一段插曲，其中，所有追逐时尚的电视观众都被训练着去仔细查看，去做出回应，最终是去消灭“另一世界，亦即人类”。[123]
我们不要误解了，“老大哥”及其复制品的现代性并不是对海湾战争及科索沃冲突的多媒体影像的直接继承......一种图像策略，它要早于2001年9月的恐怖袭击所完美编制的图像策略。
“没有结果，悲惨的失败，政治的失常......”他们在十年前这样评论一场贸易战争（commerce de guerre），[124]虽然它看似不再有利于任何人，但事实上，它破坏了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实体，扰乱了民主的军队，摧毁了外交、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结构......
1999年，在惨烈的科索沃战争的开端，具有高度媒体意识的托尼•布莱尔就警告过我们：“这是一场新的战争，不是为了领土，而是为了普世价值。”
实际上，那场战争不再是一场特殊的“军事”战争。在战争中，北约（NATO）武装被化约为一小群专家，他们只是毁灭的技术-科学运作当中的执行者[executant]（或执刑者[]executioner）。[125]对专家而言，一场零死亡的战争，他们不再死于荣耀的战场，而是以一种更确切地是属于传染病学或工业事故的方式，谨慎地死去。
虽从根本上讲，分散的恐怖主义的边缘武装团伙——塞族的、阿尔巴尼亚的、科索沃或其他的——被指责在“战争”中从事肮脏的活动，使“战争”退回到了种族屠杀、抢劫、绑架、敲诈和各种恐怖主义非法交易的混乱当中。
但在科索沃冲突期间，两个公开宣战的敌人前所未有地并非在任何地方发生物理的接触，由此标志了一种真实战场的消失，这样的消失，在福克兰/玛尔维亚和海湾战争期间，还处于潜在的状态。
通过这种方式，（双方）士兵结交的风险，以及真正的亲密性，都被自动地消除了，进而有利于一个全球信息体系，它排除了一切对逼真性的关注......排除了一切根本上是人性的东西。
正如我们在两年后的纽约看到的，这个教训将迅速地被世界恐怖主义的新战略所吸取。不再有英雄，不再有明星表演家，不再有要求或军事行动，而已发生的行动，就像自然灾难一样，将被视为“神性愤怒的显现”。
5
重大的技术事件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但它们不会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们会创造出一代艺术批评家，而他们将告诉我们：“这就是艺术！”
——奥森•威尔斯
“世界（即将）毁灭”，卡尔•克劳斯警告说，而“人的优越感在一种只允许当代人进入的场景之期待中凯旋。”[126]就像斯托克豪森（Stockhausen），[127]电子音乐的大师，对2001年9月杀死了四千人的纽约袭击场景感到狂喜：“我们目睹的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作品！”[128]
为什么下一次不是四百万人？阻止艺术成为身体的显现，这可以引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引领我们走向原子、生物虚构、阿凡达[129]和电视恐怖主义的时代。
这诚然是“文化工厂”[130]的悖论，自十九世纪以来，“文化工厂”就依附于一种人与工具之血缘关系（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31]）的创造，这种血缘关系将决定什么是现代的或革命的，而什么不是。
当列宁写道“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的力量加上国家的电气化”时，我们会超越这个陈腐的公式，去思考意大利未来主义宣称的“被钢所包围，以电为能源的诸民”的到来，或者想象伊斯兰自杀性劫机者将他们的飞机撞向世贸中心的大楼。
同样地，擅于洞察的艺术爱好者怀疑，梵高（西涅克[Signac][132]所谓的“疯狂的现象”）及其之后野兽派的创始人，会在没有工业灯光之照明（不论是煤气灯还是电灯）的情况下作画，其作品却堪比地中海上帝王之星的光辉。[133]
如果没有摄影姿势的客观意外，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流派会怎样？如果没有人眼视觉的序列化和摄像机，包豪斯（Bauhaus）[134]和莫霍伊—纳吉（Moholy-Nagy）[135]会怎样？如果没有军事-科学进步所实现的尸体的工业化生产——以及1940年在不列颠空战中入侵雷达屏幕的“幽灵”（雷达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其他一切视听警报系统，因此也取代了其他一切表现将临之危险的系统），[136]德国的表现主义会怎样？
我们同样怀疑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137]坚持的“少即是多”的矛盾逻辑，以及阿道夫•路斯（Adolf Loos）[138]声称“装饰就是对现代性的犯罪”的狂热——早在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39]宣称“如果你想了解安迪•沃霍尔，你只要看我绘画的表面......背后什么也没有”前半个世纪，阿道夫•路斯就说过，在根本上，他自己并不存在：“都在那里了。没有什么遗漏。我就是我的印刷相簿所说的关于我的一切。”
偶像破坏有许多方式。你可以焚烧图像和画这些图像的人，你可以清除或毁坏纪念碑上的花纹，你可以打破宗教雕塑或政治偶像，就像在共产主义时代的末期。
但如果偶像破坏者就是偶像塑造者本人的话，又会怎样？
当传统的资助人（君权神授的君主体制，王公，罗马教会）没落后，艺术家就试图生存下去，拥有至少十五分钟的名声，可他们既没有武士的胄甲，也没有政客的手腕，更没有科学家的不可质疑性。
相对而言，一件文学作品，凭借其技艺的感召力，早早就让自己在当下事件的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这要归功于连载小说的作者和记者-小说家的天赋，从拉伯雷到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伦敦，左拉和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140]）；而其余的文化工厂则停滞在一种官方的、学院的沉稳当中，冷漠地伫立着，可耻地保守着。
1818年，席里柯（Géricault），一个嗜好流言轶事的人，创作的伟大宣言-绘画《梅杜萨之筏》（The Raft of Medusa），进入了政治和司法事务的世界，并成为了法兰西和盎格鲁-撒克逊媒体的新闻标题。而在1857年的沙龙上，在一种狂热的氛围中，新闻的焦点成为了库尔贝（Courbet）与自然主义的丑闻。[141]1874年，“印象主义”在一种唯利是图的批判下诞生了......[142]
面对着这个进入新闻技术世界之宏大调度的入口，许多偶像塑造者为之振奋，并在这里发现了替置活动和更新换代的实际动力，既是经济的，也是美学的。
“迟到的新闻，就不是新闻！”二十世纪的艺术家，如捆绑着自制炸弹的狂热分子，革命的自杀性炸弹客或为畅销媒体所赞美的大众杀手，不等自己占领低俗小报的恐怖画廊，就将变成可塑炸弹的地下党，视觉恶作剧的制造者，颜色、形式和声音的狂热分子。
很快，正如勒内•吉姆佩尔（René Gimpel）[143]——或者随后的奥森•威尔斯（Orson Welles）[144]——评述的，当代艺术再也离不开那些艺术批评家的默许了，他们将“告诉我们：‘这就是艺术’”，因为艺术已经变得无法辨别了。
就像塔利班轰炸后的巴米扬大佛像，辨别已经不可能了，除非有专家或评估人对其本真性进行充分的证明。
当纸币在上世纪初取代了黄金，查看市价就变得有必要了，因为，例如，我们想在2001年6月知道，一副毕加索的作品要比一副莫奈的作品更值钱，或者，沃霍尔要比伦勃朗值钱——虽然这丝毫不影响全球消失的市场，在那里，网真（telepresence）[145]正在取代艺术客体的真实在场，同时也取代买家和卖家的真实在场。
* * * * *
今天，当我们谈论艺术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它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问答了。
艺术就像一种必须不断流通的货币，施莱格尔敏锐地宣称。
但在一个绝对偶然的世界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了其自身本质的敌人——我们怀疑，本真性的何种粘合剂可以把我们艺术客体的市场价值与其可塑性的在场结合起来，并且首要的是，什么可以把我们与它们结合起来？
如果，根据由来已久的公式“艺术是长久的，而生命是短暂的”，那么，当代以及“当下”的作品进入万能的新闻市场（在新闻市场中，我们知道，商品在二十四小时或二十四秒后就变得无价值了）的那个喧嚣的入口，就已经摧毁了期限（durée）的概念——之前，期限是一直被包含在客体的评价当中的，同时，它也摧毁了另一种有形的品质，即作品的稀有性（rarity）——作品被认为是不同于其概念的，或数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如此的事实。
乍看之下，能够区分真正之作品的，恰如里尔克所说，是其“无限的孤独”，是一种独一性（uniqueness）的谜一般的魅力，这种独一性矛盾地将其感性的充分的多样性呈现给那些观看它们，生成了一半之图像的人（保罗•克利[Paul Klee][146]），并且往往不止于此——就像怀旧的中国皇帝向创作者，李思训，抱怨的那样，他描绘的瀑布发出了响声，使自己无法入睡。[147]
那么，真正的艺术作品，就不是那些镜像的排列组合，就不是古希腊魔法师宣称的，为天真的雅典观众，同样也为创作者和观看者，重新创造世界，来作为一种自恋式的反射，或某种“真实时间”的戏剧演出之产物。
艺术作品不是学院的；它并不遵从既定的规划，它只表达对感受能力的极端崇拜，或者，更一般地，是对活生生之肉体的极端崇拜，是对那个目睹的、听闻的、感性的、运动的、呼吸的和变化的身体的极端崇拜。
Sylvie Guillem
“生命的情感在根本上是纯粹的舞步”，伟大的舞者西薇•姬兰（Sylvie Guillem）[148]吐露。“我把我的身体视为一个探索的工具......你每一次都不得不令自己感到惊讶，去发现自我。”[149]
不像那个现代奥林匹克的冠军，他宣称自己的身体就是他最大的敌人，姬兰，当她跳舞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了她的伙伴。“有一天”，她说，“我心不在焉地舞蹈，有的只是关于技艺的记忆。那时我就已经后悔了。”
同样地，在二十世纪的开端——“那个机器的世纪”，就像毕卡比亚（Picabia）[150]说的——谢尔盖•佳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命令他的舞蹈演员让他“感到惊讶”，[151]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他的话：“不要像机器一样，而要像在真实生活中那样，像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做一切事情那样，因为在真实生活中，时间从不终止，一切都不会重复，没有什么对我们而言是平庸的，每一个到来的时刻都是一个新的时刻——生活的日常进程是不平凡的，存在的永恒特征就是惊讶。”
“每一秒钟，你都做出一个决定——这就是生活的奇迹！”一位美丽的女演员吐露，她暗示了旧哲学家那被人遗忘的话，或无意义之喜好者的说法，安德鲁•艾萨克：“我总是处在边缘，处在某种事物的边缘。”[152]
而我自己写道：“不再是此地（here），一切都是此时（now）。”所有的艺术——尤其是再现的艺术——都被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和毁灭，因为表征和复制技术的持续不断的加速，既是速度学的（dromological），也是速度透视的（dromoscopic），通过把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空间和时间缩减至零，最终理所当然地消灭了稀有性和期限的概念，也消灭了潜能的节点，以及艺术作品的“生成”——它的现象学。[153]
* * * * *
那么，三一点上物理学家之意识的完全的黯然失色，在文化上就是先锋派的。事实上，紧随其后的，是世界意识的黯然失色，甚至都没有太多的、对核恐怖平衡之倒计时的抱怨。
作为其他方式下全面战争的一种继续，核威慑标志着战争时间与和平时间之间区别的终止，并为一种世界范围的、不宣而战的战争状态开辟了道路——恐怖主义和强盗主义理所应当地成了主要的受益人。
同样地，技术-科学的退-进步已然耗尽了生态圈居住者在未来仍可获取的利益，无怪乎他们要弃它而去，并寻求原初的荒芜之地。在冷战初期，美国人开始在城郊的花园中挖掘战壕，并把一切看似必要的东西都储存到预制的掩体里，以便在最糟糕的条件下，从世界末日中幸存。
大城市的当局还在市中心组织了几次疏散演习，但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一旦常规的核警报响起，数百万的汽车便会冲上过分拥挤的应急通道，陷入难以解决的交通堵塞当中，不等他们逃到郊区的战壕里，他们就已经死了。
旧欧洲堡垒的居民，就自身而言，尽其所能地适应了福利国家的变异：变成一个自杀的国度。
星球生命正在进入其末期的颠倒视角，将催生一种至今几乎未知的保守主义，一种博物馆狂热（museomania），它将远远超过古老的缪斯学院，[154]并揭示西方技术文化的令人恐怖的诗学。
一切都会有博物馆——在一种对垃圾或“无法识别的波普艺术”的崇拜中，正在老去的大众对所有已被排斥、遗忘、过时的东西，对所有曾经令人厌倦、令人烦恶的东西的一种拜物教的迷恋。
当我们注定要永远离去的时候，我们开始收集，没有特定的次序。破旧的机械玩偶：一场失败的现代性之产物和令人感伤的废品。
玩具熊爱好者，火柴纸收藏家，[155]啤酒收藏家，甚至腊肠犬收藏家——我们会给所有这些爱好者及其收藏的激情命名。他们会有各自的博物馆：相片、牛轧糖、咖啡壶、电影放映机、卡门培尔干酪、婚礼、海报、农民与工人阶级的生活、铁道、家电用品......
渐渐地，当代的生活空间和昔日的考古遗址之间的差距将会消失。现代欧洲将获得一种审慎的哀悼气质。
迷失在当代的城郊中间，历史性的小镇和城市——连同它们的宫殿、大教堂和博物馆——会变得像那些古代的死城一般，而在它们的坟墓和陵园里，武器、战车、宝藏，熟悉的客体，它们曾享受之欢乐的图像，都会在死者茫然的眼睛面前，被展示出来。
在最终把它们移交给异域的年轻群体之前，有些市政官员如今提出，要在那里戏仿古代的祭酒和葬礼狂欢。就像巴黎市政厅的克里斯多夫•吉拉德（Christophe Girard），他在2001年4月对媒体宣布：“我想摆脱通常使用文化遗迹的方式。一个博物馆不必成为一座庙宇。你可以在卢浮宫里，在伦勃朗的画作面前跳舞，就像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国家博物馆里做的那样......我赋予自己一项使命：恢复首都的节日品性。”[156]
广阔的地带被降低为不能进入的区域，难民营或保护区，拥有动物群或植物群的自然保护区。
群山，海岸，废弃的军事或工业遗址，空荡荡的矿井，停产的高炉，已经消失的、紧密相邻的无产阶级房屋和住所，这些都将被罗列为历史的遗迹。
随着技术-文化继续向本源的空隙后退——作为闪回或回馈，大众媒体不久便会以这样的故事开始：“玛雅的雕刻与祖鲁的面具在《蒙娜丽莎》的左右”。
原始艺术的时代是艺术的儿童时代，如果不算它的胎儿时期的话。
一座博物馆将在离埃菲尔铁塔不远的地方被建造起来，而企业的“科学顾问”——在卢浮宫原始艺术新画廊的开幕仪式上——将告诉我们：“所谓的美学方法和所谓的民族学方法之间的古老争执不再有任何的意义了。”
这无疑是因为，早在举办所谓的原始艺术展很久以前，卢浮宫就不再是任何东西，而只是一个炼狱的镜像（miroir des limbes），一个巨大的民族学仓库，因为超越了自身的终结而继续存在着，就像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预言的那样，[157]这要得益于一种指向新大众旅游业的、相当重要的教育学/商业努力，它同样指向本土的民众，对他们来说，短短几十年内，他们自己的文化就变得和几千年前消失了的遥远文明一样地陌生了。
那么，的确没有争论的必要了，因为“那些观看它们，生产一半之图像的人”（保罗•克利）和那些阅读它们，完成一半之著作的人（伏尔泰），长久以来都注定要被清洗。
民族学的博物馆——首先，是伤残者的博物馆（musées des Invalides）。
再一次，我们在这里记录了我们被诅咒的艺术家，那些现代性的自杀-艺术家——失败、自杀、犹豫且彷徨、酗酒、执迷、吸毒、发疯、热衷于破坏、犯下无端的罪行——但我们只字未提同样被诅咒的大众所遭受的不断剧增的虐待——失明、失聪、被轻视，最终，被纯粹恐怖的艺术宣布为敌人。
在决定性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期，《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就已经注意到欧洲文化的没落，其中，感官的刺激开始意味着一种更为暴力的狂欢（性/血/种族......）的组织，而危机重重的社会将有被推入到一场新的屠戮当中的风险。他甚至认为，这些美学的难题表明，国际会议已经和人们呼吁去解决的裁军或世界经济一样地紧迫了。[158]
今天，我们或许怀疑，提供给被轻视的大众的，是什么样有毒的圣杯，当那个决定从高高在上的专家口中说出：如今，针对展览作品的美学方法和民族学方法之间不再有任何的区别，而瞬间意识的领域，将得到和那些必然地拥有知识结构的事物一样的对待，那些拥有被工具化的——去身体化的，即从身体上远远地移除了的——知识之结构的事物。
这有点类似于安迪•沃霍尔，和之前的许多人一样，他相信，广告商的高速艺术（high-speed art）的技术和全球大众服从有效图像（operative images）之秩序和符号的倾向，导致了艺术家和观众之间的不平等......
The Mystery of Picasso
伴随着《毕加索的秘密》（The Mystery of Picasso），一部由亨利-乔治•克鲁佐（Henri-Georges Clouzot）拍摄于1956年的电影，观众已被邀请通过摄像机去揭示大师作品的诞生。
读者会记得，毕加索站在一副巨大的、透明的画板后面作画——画板充当了画家本人和镜头之间的界面。就像在儿童的卡通片中，正在形成的作品透明地出现在这个媒介上，由此，观众得到了一个幻觉，认为自己正在观看作品“现场”构思的不同阶段，最终，在惯常的反复思考和润饰后，观众看着这些图像被一个疲惫不堪但心满意足的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痛苦地带到了世上。
不久之后，凭借声波成像技术的卓越进步，产科医生将为大众媒体提供大量有关胎儿生命的连续图像，而这样的图像之前还是普通人无法目睹的。
在2000年9月的《辩论》（Le Monde des Débats）上，让-皮埃尔•莫汉（Jean-Pierre Mohen），法国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的主任，告诉我们：“射线成像及其他的研究正在提供有关画家曾经做了什么（不管是有意识的与否）的新的原始信息。”
伴随着这最后的谜题，艺术与技术-科学的融合/混淆可以说走到了尽头——那场约在一百五十年前，由艺术家自己发动的（不管是有意识的与否）漫长的解构！
在生物的父母之后，会轮到“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成为所谓的嫌疑犯，他们将不得不在科学家及其工具的绝对无误的“知道如何”面前退出——在那些如今自称为“艺术遗传学家”的人面前退出，这些“艺术遗传学家”指引着艺术家的工作，他们使用可供他们自由处置的化学、物理和电子的兵工厂，“向所有人揭示艺术家在其作品的表面背后所隐藏的秘密”，而在遗传学（在艺术作品诞生的意义上[159]）面前，“我们不得不在文学、绘画和音乐当中继续的一切”，他们声称，“就是最终的结果”。[160]
“一旦绘画完成，我便无可言说。”巴尔蒂斯（Balthus）[161]不久前这样解释。但没关系，科学家会让他言说，会从他身上得到信息。就仿佛克鲁佐的电影回放，作品的产前序列会连续地重新浮现。
在笛卡尔的动物-机器或人-机器之后，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是雨果或达达主义所梦想的自动的艺术作品，是被“科学专家”化约为自我适应的机器的理想化运作之尺度的艺术，但“科学专家”并不知道控制论专家的说法，即机器可以变得“更加智能”，但它“并不学习”，所以，它很快就不再让普通大众对它抱有兴趣或感到惊讶。[162]
或许，恰恰是为了平息这种可能的不满，新的文化推动者如今正尝试用高速艺术的广告展示，来取代技术-科学的解释。
我们得知，例如，一家强大的跨国装饰公司近来和碧提宫及巴贝里尼宫建立了伙伴关系，它们将共同举办艺术展览，并参与古老作品的“修复”，以迎合当下的品味。
在清理和化装后，以这样的方式被展示出来，丁托列托和提香的经典作品将把“一种轻松而有效的广告信息”传递给普通的大众和学校里的学生，“使我们能够在过去艺术的杰作中发现其波普的潜能”，安东尼尼•保卢奇（Antonio Paolucci），佛罗伦萨市艺术珍品和历史遗迹的监管人这样声称。
拉斐尔和委拉斯凯兹的作品已经在普拉多博物馆受到了同样的死后（post mortem）关照。
让-皮埃尔•库赞（Jean-Pierre Cuzin），卢浮宫绘画部门的主管，对媒体宣布，“像《玛丽莲•梦露》[163]一样重复排列的《蒙娜丽莎》”不久便会有一个独立的、由日本私营电台NTV频道捐赠的房间，而据我们所知，NTV还全程资助了西斯廷教堂天花板的“修复”。
“绘画复制了一种视像的残余”，阿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说[164]。“这是我的信念，不论我们面对的是绘画还是雕塑，即只有绘画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一个人多少掌握了绘画，那么，其余的一切都有可能了......绘画是一切的开始。”[165]
消失美学（aesthetics of disappearance）[166]的无可辩驳的大师似乎并不知道，从今天起，没有什么开始会得到担保。事实上，大约五十年来，绘画已经从艺术画廊的墙壁上被驱逐出去了；如今，轮到了绘画被视为另一个时代的技术之残余。
那么，穷人的博物馆狂热并不是要分让特权阶级，而这会是大光学（big optics）的另一意义：旨在垄断表象市场的跨国势力；资本主义不再梦想黄金，而是世界图像的整体性。
继CNN的泰德•特纳（Ted Turner）之后，比尔•盖茨会如法炮制并宣称：“这是可能的，你无法知道，世界只为我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确对我不错，我必须承认。”[167]
作为当代唯我主义的牺牲品，古根海姆家族（Guggenheims）正梦想着对一个全球博物馆的至高统治。同样地，我们得知，在贝卢斯科尼政府2002年的财政法案中，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和考古遗址将完全移交给意大利私人部门来管理，由此可在五年内获得16亿欧元的租金......
这一切把一种意想不到的意义赋予了最近的一篇文本，在这篇文本中，一个艺术批评家评论了一种得益于因特网的艺术消费的新形式，以及一种确保创造者之经济生存的新形式；创作者不是真正的创作者了，因为，正如电子游戏的权限被开放了一样，他们不再是其作品的唯一持有者。
与电子-光学经济中流行的尺度相一致的，这种新的艺术将在未来被视为一种“社会服务”，而这些艺术家，通过被授予研究者的地位，可在两到三年内得到跨国公司的资助，并有出版的义务——我们知道，这和科学世界里的情形是完全一样的。[168]
这场宫廷政变的另一个突出例子：巴黎政治科学院已经宣布，其学生未来将接受“文化企业管理”的培训，而伊夫林高级商业研究院的大礼堂——它传统上是用来举办年终舞会的——已经改名为“当代艺术空间”。
这样的安排，包括一年两次的展览，将随着艺术家的入住而变得更加完满——它进一步表明，真正的艺术爱好者和曾经的画廊拥有者，已经被跨国公司的经理取代了。
作为这些反常婚礼上的结婚礼物——这样的婚礼早已在美国隆重地举行了：拥有重要的当代艺术收藏的耶鲁、奥斯汀、伯克利——我们的艺术家无疑会被他们的新主顾急切地要求着，去提供他们恐怖变革的力量，他们的元设计。
世界表象的这种私有化（如果你愿意这么叫的话）在十九世纪就开始了，根据当时浪漫主义拯救教堂的托辞，中世纪的艺术和建筑已经遭到毁损，因为它们要迎合建筑师的机械主义品味。今天，破坏者成了各种修复者、化装艺术家和科学专家，他们插手了欧洲艺术的生物多样性，其中，诸神采取了人的面孔，而博物馆只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庙宇，希腊-拉丁的和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169]
那么，进入经济全球主义的竞赛，对旧世界的买办而言，就是抛弃其自身文化的沉重负担。为了确信这点，我们只需再次聆听巴黎市政厅的吉拉德之言，他说，在卢浮宫悬挂着伦勃朗画作的地方，会有一场舞蹈；而那之后，在出于某种目的而彻夜开放的教堂里，为何不也来一场舞蹈......
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和战略考虑，我们会把这视为近来以色列在道德上被其传统的同盟国和信息系统所抛弃的原因之一，信息系统的传统任务是创造每一个新的敌人，每一起可能的事故或犯罪。
但让我们听一听约瑟夫•罗斯在当代历史上第一次全面战争爆发的前夕所说的话：“在希特勒麾下的异教徒眼中，不仅犹太人，就连基督徒也是以色列的子民，明眼人都清楚，反犹主义只是一个借口，而我们在这里做的，其实是一种反基督教主义。在第三帝国期间，他们起初是联合起来抵制犹太人的店铺，接着，他们就抵制基督教堂。他们唾弃大卫之星是为了攻击十字架。”[170]
让我们同样仔细地看一看近来发生了什么：被“蓄意的魔鬼行为”所亵渎的犹太教和基督教坟墓，被玷污的尸体，在我们郊区着火的犹太教堂和基督教堂......地区恐怖主义的新日程，它被大众媒体系统化地忽视了。
法国总理诺思潘（Lionel Jospin）的策略促使欧盟制宪会议主席赫尔佐格（Roman Herzog）突然想起来宣布，《基本权利宪章》中对欧洲宗教遗产的指涉是“不可接受的”（欧洲通讯社，2000年9月14日）。
而在基督教的万圣节前夕，我们的学校还庆祝着这节日，连同鬼魂、女巫和撒旦叶[171]的行列......有人甚至提出，取消基督教的节日及其季节性的庆祝，以促成那商业的化妆舞会，其中，“撒旦就是唯一的上帝！”
所以，当我们的文化代言人，例如让-皮埃尔•莫汉，宣称他们已在其领域中做出了政治选择的时候，我们应当明白，他们指的是跨政治的选择。
正如我们在1995年关贸总协定艰辛的谈判回合中看到的那样，星球经济的转变要求所有商品的绝对一致，而不能有任何的文化例外。
全球主义的“唯有地球”[172]正逐渐地表明其自身之所是：一场回归，回到旧殖民地奴隶编码的发送者那里，它规定了，任何持久的文明都不允许在殖民地上建构自身。
* * * * *
“明天你们都会是黑人！”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73]预言道，他让美国的种族主义转而反对自身的罪恶。[174]
在二十世纪早期，艺术爱好者和画廊拥有者本应防范立体主义、印象主义和大众媒体粗略地称之为“黑人艺术”（art nègre）或“非洲黑人艺术”（art nègro-africain）的东西。这主要是一种机场艺术（airport art），一种不来自任何地方或任何人，却被所有人消费着的商品。
黑人艺术的客体——还有它的面具，其背后不再有任何实际的面孔了——是对欧洲艺术家的警示，那时，欧洲还依旧是殖民地。它预示着他们不久之后与无声诸民（voiceless peoples）的艺术家的认同，那些艺术家不再被允许具有自我意识，或以自我为豪。[175]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随着去殖民化的到来，我们将发现新全球市场的跨文化和跨政治的力量。
例如核能，我们很难把它界定为商业（电站）或军事（炸弹）的，且不论这种技术流传到恐怖分子那里的危险，这样的危险即将被预测到。
同样地，能源、信息和生物技术的重要市场的未来已被描绘出来：它将伴随着一种趋势，即国家理性（raison d’ État）大量地消失，并被众多的跨国网络所取代。二十世纪晚期政治经济的丑闻再一次提醒我们：民主制迟早会死于国家机构的秘密复制。
但今天，在我们共和宪章已然破裂的表象背后，还隐藏着什么？
2001年9月发生在纽约的悲惨事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境：一个过分强大的国家突然间遭遇了自身的意识——更确切地说，是遭遇其技术-科学的意识，换言之，是遭遇了它建立于其上的诺斯替教意识。
我们不要忘了，自从美国物理学家发动曼哈顿计划，进行不合时宜的追求以来，[176]科学的“巫师精神”就发现，自己其实已经摆脱了曾经的赞助者之权威，尤其是摆脱了他们的自明之理——意识形态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尺度——国家的权威就建立在这些自明之理上。那导致了广岛的惨剧。
一个净化了的反乌托邦，一个无懈可击的体系，在那里，在认识论的抱负破灭后，已被剥夺其文明之功绩的科学家，将只为科学家工作，每一个发现都将自身嫁接到先前的发现上，而科学将在自身的根基上发现其存在的本源和终结，就像创世纪的耶和华！[177]
这把另一意义赋予了，例如，法国-伊朗哲学家达瑜什•沙叶甘（Daryush Shayegan）的评论，他对记者说：“要说文明像相互对峙的集团一样没有交融的可能，那是一个幻觉。”他继而指出：“我们都是西方人。”他对伊斯兰教和后殖民时期在第三世界中无处不在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进行了分析——他所指的关系是一种宗教的布尔什维克化。
事实上，在普遍的泛伊斯兰恐怖主义中，我们可以一眼看到，阿拉伯（或其他）跨国公司正在剥削全球流氓无产阶级的信念或仇恨，一个由去殖民化和集体移民所制造的流浪阶级，但我们同样看到由富裕的穆斯林学生、军人和技术人员（飞行员、程序设计师、科学家等等）构成的精英，他们是完全引人注目的，且就任何一点而言，他们和美国赛博邪教“天堂之门”的自杀性成员并无二异。
像达瑜什•沙叶甘那样，言说来自西方的光，言说一个无法逃避进步的世界，就是不经意地落入路西法（光的使者）的圣经公司，落入丢勒（Dürer）《忧郁症》（Melancholia）的悲剧反讽，并忘记，犹太-基督教关于创世纪的故事乃是科学自杀的故事。
Melancholia, Dürer
正如我在别处写道的，不断进步的信仰，在将自我从政治里头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已然步入了纯粹战略的领域——战争的本质——核现状的纯粹战略。
技术-科学的发展，就像幻觉主义一样（它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幻觉主义），在服务于谎言艺术（art of the lie）的过程中，已经变成了一种虚假艺术（art of the false）：对表象、诡计的一系列操控，有时甚至是谬论的遮羞布。[178]
冷战时期，话语还围绕着景观社会，作为景观的社会，或对商业主义的远离，人们主要争论的，还是一场惊人的、关于信息的复杂流动的革命；几十年过去了，旧极权主义的威胁变成了全球化的威胁，列宁主义的电气化变成了全球电子领域。
所以，上世纪末，当比尔•乔伊对最强大的技术行业内的专家进行非正式的调查时，他便把我们引入了一个奇妙的熔炉，将不可避免的超人炼化成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周期（robot cycle），米开朗琪罗或佛教的道路......但首先，是炼化成虚构作品，主要通过那些为电视而准备的产品，当下技术-科学的未来主义者的美学失常，这样的失常呈现了和《星际迷航》或《异形》的密切的相似性。[179]
那么，我们已经从铅字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逻辑，从儒勒•凡尔纳风格的科学预言小说，进入了以工业电影为目的科幻场景的异常幻变当中，而不久之后，在新的大众电影中，这些异常的幻变又被特效的套叠所消除，特效的瞬时性与互动性排斥任何固有的叙事，观众不再获得任何的逼真性，唯有事故的展示。
我们同样会注意到，一旦抵达这个可见世界之无意义的阶段，（美国、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梦工厂就迅速解雇了一大批原创性的作家和编剧，他们被视为无价值的。用不了多久，我们将目睹“傻莱坞”（Sillywood）的失败。在1992年所谓的“娱乐的黄金岁月”后，短短数个月内，硅谷和好莱坞的联姻就走到了尽头——部分是因为对一种共同战略的渴望，但主要是因为对内容的渴望。
“当虚无成为了现实，现实就颠倒为虚无。”曾经的战略家这样说。
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时常被忽视了的事实牢牢地记在心里，我们就很难理解如今在全世界流传着的各种扩张主义论调：一切技术，都在各自的时代，将自我表达为一个新的力量领域。
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跨国恐怖主义的隐秘状态——未知量——带来的困扰就是，它正不断地依附于技术-科学的进步，而技术-科学的进步本身，又是不受管制的，依赖于其自身的视听媒介和平台的发展。
科学的想象最终遭受了像“电子休闲”一样的命运；它变得和那些电视观众的想象一样，他们以为9•11袭击只是另一部灾难电影，或者和伊斯兰自杀性袭击者的想象一样，他们无疑是快乐地死去，因为他们当上了全球大片的演员，而在这样一部大片中，现实将永远地颠倒为电子的虚无。
6
异常传染病的间歇的、暴力的恐怖，已经让位于对普通地方病的持续的恐惧，这样的恐惧之前还是未经注意的。
——莱昂•伯纳德
如果，就像希特勒的（军备）部长艾伯特•斯皮尔（Albert Speer）评论的那样，希特勒不是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不知道如何充分地利用现代技术的话，那么，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还不会被建立起来。
有人认为，希特勒是当时最伟大的广告商，因为只有他的商标——纳粹“卐”字符——还一如既往地有效。
而在艾萨克•阿西莫夫的一则短篇故事中，他指出，早在纳粹来临之前，“卐”字符就被德国人视为幸运符，就像四瓣三叶草或兔脚。那么，我们可以说，“卐”字符是巧妙地利用了迷信的恐惧，最终把一种神圣的特性赋予了纽伦堡那宏大的礼拜仪式......[180]
Nazi Party Congress. Nuremberg, Germany, September 8, 1937
汉娜•阿伦特对《我的奋斗》[Mein Kampf]（第一卷，第十一章）中的一段话进行了评述，她写道：“极权主义宣传所着重强调的其主张的科学性，已被比作某种同样向大众做自我表达的广告之技巧。”[181]阿伦特强调，如果纳粹的宣传是大量地学习美国的商业广告，那么，后者便是从犯罪那里借用其主要的方法，而那些黑社会风格的传道是任何人都无法安然拒绝的。[182]
因此，希特勒为了说明其论证而选择的看似不重要的肥皂广告的例子（这种广告利用了人们对玷污和传染的恐惧，并声称自己是基于“最新的科学发现”），就只是一种恐惧的载体，一种对黯淡的社会与健康前景的恐惧（过早的老年化，皮肤病，更不用说不幸的爱情生活和失业了）。
所以，希特勒给出的关于极权主义宣传模式的例子——看似不重要的广告案例——就完美地适用于在他看来是极端重要的目标。[183]
当一个旨在把艺术与科学，甚至广告结合起来的文化管理（cultural management）的新位址被一再发现的时候，依旧谈论文明，就是参与对文明的清算。
事实上，我们被告知，我们如今不得不到别处去寻求艺术创造，而不是在单学科（monodisciplinary）的旧场景当中。今天的剧院或舞蹈公司发现它们自己被迫进入出口/服务的范畴，并且不得不遵从全球内殖民（endocolony）的规范，否则就要和另一时代的技术残余一起消失......跟随画家、雕塑家以及建筑师......
与此同时，大学教师、生物信息专家和生物化学家，在一种匿名文化（authorless culture）的“新协议”激励下，在这些新的场景中主动合作，设计在他们看来可以让他们拥有更多听众的剧本——例如，主要针对中学学生的“遗传系列”剧本，其中，视觉艺术、当代音乐和舞蹈，在技术-科学的协助下，构成了一副“马赛克图景”。
当学校强制进行性教育后，我们如今又见到了一种对艺术科学主义及其专业（遗传学、纳米技术和机器人学）的促进——它们都有不错的经济前景，我们也没有忘记，像电子宠物这样计算机化的玩具在全球的成功，它让儿童获得了随心所欲地掌控一个电子婴儿之生死的感觉。
但让我们再次回顾一下艺术史的这另一进程。我们应该看到像IMAGINA[184]这样重大的国际事件的为人期待的结局，虽然它们已经是彻底的经济失败。三十年来，它们一直以促成艺术与高科技的终极配对为己任。但事实上，影像艺术及其无尽的安装暗暗地把我们此时此地的感性在场置于怀疑当中，并支持一种在所有地方又不在任何地方的、假想性的、瞬时的在场。一种去域化（dislocation）和多域化（multi-location）的艺术，它让人想起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皮兰德娄（Pirandello）的戏剧里，那些寻找剧作者的剧中人的焦虑。[185]
在那场谨慎放逐的经济崩溃后，下一个阶段便是消失的巨大游戏，它要摆脱身体，那个赘余。仿佛随着全球内殖民主义的身体世界继承了旧民主制的身体政治，这个未来的身体世界便要求创造一种身体的艺术和一个生物的身体，而这个生物的身体不久就应类似于鲍德温式黑人的身体，或更好的，从旧苏联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问答录》中汲取灵感，成为某个“没有个人喜好、没有职业、没有感觉、没有牵挂、没有财产、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的人的身体。
那么，当代艺术的先锋派并不是白南准（백남준）[186]及其众多的模拟器，而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维也纳的行动主义者及其血祭仪式，在仪式中，动物遭到虐杀，而一种被诅咒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犹太-基督教符号遭到了亵渎。文化的副产品：它们恢复了钉上十字架和鞭笞苦行的集体受虐仪式，或克里希纳神[187]的狂热追随者的自杀仪式。多瑙河地区祭司的上镜之严苛的主要价值，是完成一种向着罪恶与卑屈的学院派之转变，罪恶和卑屈不再是边缘的了，而是要入侵越来越多正式的艺术事件，以及双年展。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一种自我强制的、萨德风格的文化的发展连续性，这种文化，可以说，其本身就是进步之宗教（religion of progress）的一个神经质孪生体。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政的波普艺术，以及五十年代的波普艺术，美国的超现实主义，或工业消费社会的反主流文化（着色的石膏汉堡，香肠罐头），这些都将让位给一种最终的人对人之剥削的被塑形的身体——工业生物技术的身体。没有起源，没有固定的住所，没有身份，超越了共同的停尸房和公墓——肖像艺术的程式化高潮，如果不算实际上的拼图肖像......
但这些解剖标本的展示将使我们大多数人想起我们已然熟知的对大众健康的促进，这还要感谢许多国家在世界艾滋病日播出的与医学有关的电视节目在国际上取得的成功。这里，再一次，是教育学-促进意志（promotional will）的显而易见的发展：从性传染病的典型案例（其中，曾被赞美和欲望的身体被冷漠地交换和淫卖了，最终，它们将成为流行病学的风险因素，蔑视一切的性诱惑，不久还将蔑视一切的怜悯），到大众对艾滋病时尚及其口号的不满，再到对“基因学作为全方位解释”的讯息之提升，把遭受罕见的——先前是不可治愈的——遗传疾病（......对优生学新的、几乎毫不隐瞒的威胁）的不幸之人带进电视演播室。
用不了多久，一种转基因艺术就会出现，我们得知，它是为了“让人们熟知人工生命，那门通过计算机模拟、机器人建构或基因操控，将科学、技术及艺术的领域和生命研究的目的结合起来的学科......如果人工生命探索生命之所是，那么，它也探索生命之可能所是的形式。”[188]
冈瑟•冯•海根斯（Günther von Hagen）教授[189]，一种尸体的所谓美学塑形的创造者，将再一次成为新闻：近来，他觉得可以在自己展示的尸体标本上再加点什么，把一个四个月大的（死）胎儿放到了其母亲敞开的肚子中，还有一个“恐怖的展柜”，大众会在那里发现一批丑恶的人类胚胎。[190]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关键是激起普通大众对独特的（sui generis）有机体的排斥和厌恶，最初，大众还被有机体的淫荡性所吸引，可一旦展示那些屈从于羞耻待遇的有机体——尤其是年轻的儿童或初生的幼儿——他们便只能排斥和厌恶了。对无辜者的一场新屠戮的召唤，他们是无辜的，但又被认定为有罪的，因为他们让我们想起了自然生殖的律法——同时也是爱的律法，就像普鲁斯特所说的，它创造了可为心灵感知的空间和时间。[191]
但我们应当首先看到，一个宪政国家[192]自我分裂的可怕裂痕。
《欧盟基本权利宪章》第四条规定：“不论何人均不得被施以不人道的或羞辱的待遇或惩罚。”
而就在《性犯罪法案》，一部旨在遏制恋童癖和性交易之施虐工业化的法案，在英国获得通过的那一年，首届感官展览在伦敦的皇家学院举办了[193]：在广告执行人查尔斯•萨奇（Charles Saatchi）[194]展出一百一十件作品中间，最引人注目的是儿童杀手迈拉•希德利（Myra Hindley）威严的肖像。[195]
离岸区域（offshore zones），法律所不及的区域？正式的双年展和艺术画廊如今将自我设定为跨国组织的合作伙伴，敢于面对一切的法律和禁令。虽然广告商，例如著名的奥塔菲亚尼（Ottaviani），其作品曾被认为是太过令人震惊的，如今却抱怨自己被人遗弃了。
作为回应，一位著名的女式时装设计师近来宣布：“我不做广告，我创造事件！”
从此，高级女式时装（haute couture）的任务——它得到了全球经济的“奢华部门”的资助——是通过为大众媒体提供现代性的最终的流行图像，使国家博物馆或艺术画廊不再成为少数民族的居住区（de-ghettoization）。[196]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二三流的女式时装（basse couture），及其盎格鲁-撒克逊的“坏男孩们”（bad boys），使超级模特的身体屈从于一件可耻的赝品：浪人时尚（grunge fashion），人体穿孔、纹身和划痕的为艺术之艺术。
明天你们都会是黑人。伍德斯托克和摇滚大家族的裸体的追随者，将被咆哮的技术仪式所取代——无律法的游牧地带，在一种“不雅的姿态”（宽容政府的精妙说法）中，复制人（replicant）欢快地出现了。
“不可否认的是，曾经有一种以暴力的方式作用于身体的‘身体艺术’，通过把自己悬挂在屠夫的铁钩上来寻求对旧原则的克服[197]......但这丝毫比不上当代艺术家的冲击，他们把对身体的干预提到了突发性的高度。”这一新类型的比较式广告来自一篇介绍2001年春夏时装展的文章，可在《周末杂志》（Journal du dimanche）上见到。
大约十年前，斯蒂拉克（Stelarc）[198]告诉《另类日志》（L'Autre Journal）：“我试图利用技术来拓展身体的机能。例如，我使用医学技术、音响系统、机械手、人造手臂......事实上，我感兴趣的，似乎是这些自发的、无意识的和程序化的运动的相互交织。”这同样是实践一种自我杂交（self-hybridations）的奥兰（Orlan）[199]的兴趣，她令自己惰性的身体屈从于巴洛克式的外科损毁，这种由特殊的美学外科医生造就的损毁，使“表演”一词不再适用于塑形家对生命政体之实验室（laboratory of biocracy）的这种被日常地接受了的冲击。
7
在一个不再有任何法律的国家中，犯罪又是什么？
——罗宾•霍奇思中校（控制科索沃核心区域的英国军官）
从民族到世界都市，从地缘政治到时间政治？就像在美国的特大城市中，边界如今已嵌入欧洲的城市内部了。每一区域，每一地带，无不正在变成一块禁区，被一个外在于其他群体的种族群体所占据，在一座建筑物或一个街角上相互冲突。
移民地带（resettlement territories），类似于旧殖民地，充满了从欧洲被驱逐出去的持异见者——宗教或政治的流亡者、宗派主义者、无产阶级、罪犯、流氓、妓女......一个市区，在那里，边缘人物变成了大众。
但让我们听一听梅拉德（Jean de Maillard）[200]对走向一个“无律法世界”的随性漂移的抨击：“在法国，不稳定的最初迹象还要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工作世界里的欺诈情形，虚假的转让，无尽的社会违规......”他补充说：“我已经可以觉察到即将来临的世界之反常。”[201]
对梅拉德法官来说，本•拉登的飞机只是回飞棒——“告诉我你的罪行，我就会告诉你你是谁”——而恐怖主义现象开始于日常生活。
事实上，这种司空见惯的不稳定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在欧洲开始了，尤其是随着同盟国对德国的海上封锁——封锁导致了国家经济和道德的衰竭，并纵容了一种流氓类型的极权主义权力的不可抗拒的兴起，就像布莱希特描述的那样。
二十年后，在一场“所有道德上的考虑都被每个对手公开地抛弃了”的全面战争中，我们应当看到非法交易、黑市贸易和各式各样犯罪的剧增，“一切允许人的尊严不可挽回地消失的事情”（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语[202]）的增长。
但首先，我们不要忘了，在二十世纪，对战争的效法似乎是技术-科学进步的狂热拥护者所固有的，他们认为，进步就是对自然的攻击。
例如，德日进（Père Teihard de Chardin）[203]——那个古怪的耶稣会会士，他宣称在一战的惨烈厮杀中发现了“尚未完成进化的人的面孔”——在1955年写道：“战争是人类起源的一个有机现象，基督教无法消除它，正如无法消除死亡。”
这后验地解释了纽伦堡审判上那些被告的傲慢态度，他们认为自己只是遵从一种科学的生命伦理学的规律，丝毫不认为自己对所犯的罪行负有责任：欧洲人民当时不是处于一种战争时间，并因此被自动地剥夺了其绝大部分的公民权利吗？而德国，凭借其被普遍承认的统治，不是拥有一种把他们随心所欲地驱赶到这里或那里的权力吗，从战场上的屠戮，到对大城市的战略轰炸或劳改营里的屠宰？
二十世纪——铁丝网和集中营的世纪[204]——革命的大规模屠杀，同样可以在不受法律管束的（经济的、科学的和生物的）试验区（experimental zones）的意义上得到考察——它始于1918年8月，当时列宁要求隔离“可疑的因素”，而托洛斯基便在城郊建造了第一座用于“检疫”的集中营。
今天，我们必须对内战的人工条件的创造感到恐惧吗，就在欧洲，在我们虚弱而衰老的民主制国家内部？
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些新的移民运作（resettlement operations），它们被跨国黑手党监控着，并在联合国主导者的管制下实施？近来，这些惊恐的移民浪潮正在展开，随之而来的，是其行列内部，那些“对他们而言，战争是一个国家，而内战就是祖国”（康拉德•海登[Konrad Heiden][205]）的人？
就在我们城镇和都市不远的地方，为无家可归的人准备的（难民）营正被建造起来——在爱尔兰和法国，例如，桑加特......
我们不是正在目睹一种全球次人类（subhumanity）的迅速兴起吗，那种对人类本身的废除，这样的废除既是生物技术之宗教领袖的梦想，也是犯罪集团之暴徒的使命？
随着每个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在一种新的、以人道主义形式呈现的卫生意识形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再一次，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回忆战争，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所扮演的角色。随着跨国公司在欧洲建立起众多的博爱企业：例如，标准石油公司；[206]或者，1917年，法国前线的洛克菲勒计划宣称，它要从国家中根除肺结核。不要忘了那些梦想着“普遍卫生状况”的美国人：在一个与巨大的细菌链相连的世界中，成立一支全球性的健康警察部队。[207]
我们还要记得法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建立的健康部。而纳粹政府，在设立了免费的医疗保险，使档案向全体公民开放后，不久便将下发用X光线检查全体民众的任务，把其中害病的人置于死地，把他们移交给一种已然变成了法医的医学——这里再一次实践了一种具有兽医预防价值的灭绝。
所以，在全面战争的第一日，希特勒，如今对其权力充满了信心，可以最终签署对数百万人的死亡判决，他们被认定为是不可救药的。在致病的种族（犹太人、吉普赛人、斯拉夫人等等）后，很快又将轮到精神病人、性变态者、残疾人，接着是结核病人、心脏病人、老年人：（纳粹）政权在开始消灭他们之前，计划着把他们边缘化。[208]
那么，我们应对此感到惊讶吗，即曾经的集中营囚犯，例如约瑟夫•罗文（Joseph Rowan），几乎是今天唯一反对用巨大的火葬来处死动物的人？自2000年以来，已有无数的动物被消耗在这样的火刑上，一种健康措施的判决：从防治（疯牛病[BSE]）到经济的逻辑（完全可医治的口蹄疫），以及一种神秘的、至今尚在预谋之中的细菌恐怖主义，它以炭疽热的形式，在动物和人之间建立了一种兽医关系。
1993年，我写到了对世贸中心的第一次袭击[209]：“不管谁对此负责，它都开辟了恐怖主义的新时代，和不时地震动爱尔兰或英国的爆炸绝无共同之处。的确，袭击的突出特征在于，它认真地试图引发世贸中心大楼的倒塌......所以，它是......一起战略事件，为我们所有人确证了这世纪末的军事秩序之变革。”[210]
我们不要误解了：随着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全面战争的行动，它得到了非比寻常的酝酿和实施，花费的却是最低的成本。这展示了某件我们已然忘却的事情：“战争中的一切都十分简单，但最简单的却是困难的。”[211]
五角大楼遭受的毁灭并没有什么结果；在人们心中爆炸的是世贸中心，它让美国陷入了死寂。
让美国成为事务的事务——首要的，是世界事务——事实上，星球的表象经济学发觉自己在这里受到了其体系之反乌托邦的持久影响。
2001年9月11日，曼哈顿的天际成为了新战争的前线。
袭击发动者的匿名性，对所有人而言，仅仅标志了一种全球的隐秘状况，一种在“善恶的彼岸”的私人犯罪之未知量的降临，数个世纪以来，“善恶的彼岸”还一直是一种偶像破坏式进步的高级牧师的梦想。
200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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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Paul Virilio, Ground Zero, London & New York: Verso, 2002.
[1] 乔治•威尔斯（H.G.Wells）,《大空战》（The War in the Air）, in The History of Mr. Polly and The War in the Air,(London: Odhams, undated), p.169.
[2] “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Witold Gombrowicz）及其为数不少的同时代人就已经注意到，现代性的标志并非增长或人类的进步，而是拒绝长大。‘不成熟和幼稚病是定义现代人的最有效的范畴。’”（保罗•维利里奥，《信息炸弹》[The Information Bomb], London: Verso, 2000, p. 94.）
[3] 尼采的“上帝死了”。（中译注）
[4] 父亲（procreator）：生产者，对父亲的谋杀应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译注）
[5] 也就是说，信息技术的冲击。“信息炸弹”的概念似乎是由爱因斯坦创造的。（英译注）
[6] E.M.Cioran, The Trouble with Being Born, trans.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Arcade Publishing, 1998), p. 11.
[7] 佩鲁西案是“错误出生”案的典型，由于医生及其诊所未能在产前诊断中发现胎儿可能罹患先天性风疹，导致婴儿出生后被证实是残疾，婴儿的母亲便以婴儿的名义提起诉讼。（中译注）
[8] “还有没什么东西像胎儿一样”曾是英国精神分析家温尼科特（D.W.Winnicott）的口号，他的电台广播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风靡一时。
[9] Interview with Bernard Le Solleu, Ouest-France, 12 April 2001.勒努瓦女士已被任命为一个伦理团体的主席，该团体研究欧盟科学和新技术中的道德，并对人类细胞组织的使用规章做出裁决。
[10] 这次会议的文献，在欧共体和笛卡尔协会（Association Descartes）的主持下，由弗雷德里克•格罗斯（Frederic Gros）和杰勒德•赫伯（Greard Huer）编纂，并以《反抗命运？人类基因和人类遗传》（Vers un anti-destin?, patrimoine génétique et droits de l'humanité）为题出版（Pairs: Odile Jacob, 1992）。
[11] 见2001年9月3日，阿克塞尔•卡恩（Axel Kahn）在联合国教科会组织举办的有关种族主义的德班论坛上发表的报告之文本。
[12] 1799年7月，叔本华和父亲前往巴黎和勒阿弗尔，同年11月，拿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但并未称帝；拿破仑称帝是在1804年11月，而同年8月叔本华已经结束了国外的旅行。（中译注）
[13] Erich F. Podach, Nietzsches Zusammenbruch. Beiträge zu einer Biograpie auf Grund unveröffentlichter Dokeumente, Heidelberg 1930. 在这本著作中，波达赫博士适当地提到了尼采对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的赞美。根据波达赫的说法，尼采作为牧师之子并且从一开始就接受神学训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宗教改革时期德国的宗派主义者，得益于再洗礼派教徒托马斯•闵茨尔（Tomas Münzer）、塞巴斯蒂安•弗兰克（Sebastian Frank）或汉斯•邓克（Hans Denk）等人魔咒般的暴力......这些苦行僧不久便被某些德国人拿来和希特勒相提并论。
[14] Anthony Blunt, Artistic Theory in Italy 1450-16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6), pp. 48-57 (“The Social Position of the Artist”).
[15] 维特鲁威：古罗马工程师，著有《建筑十书》。（中译注）
[16] “当时地球上生产和消耗的全部机械能量的94%是通过人和动物的肌肉力量而实现的”，保罗•维利里奥，《人口防御和生态斗争》（Défense populaire et luttes écologiques,Pairs: Galilée, 1978, pp. 26-27）。
[17] Gustav Janouch, Conversation with Kafka, trans. Goronwy Rees. Second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London: André Deutsch, 1971), p. 15.
[18] 雅各•伯麦（1575—1624）：德国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和神学家，被认为是路德宗的思想来源之一。（中译注）
[19] 见《神与机器人》的副标题（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64）。
[20] 这里指的是1932-33年冬天，年轻牧师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在柏林大学所做的一次演讲：“像神一样”（Sicut deus）。朋霍费尔这样援引其文本：“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亮了，你们就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创世纪3：1-3）”选自Dietrich Bonhoeffer, Creation and Fall: A Theological Exposition of Genesis 1-3 (Minneapolis, MN: Fortress Press, 1997), pp. 111-114.
[21] 2001年7-8月在斯特拉斯堡的圣母院建筑博物馆（Musée de l'Oeuvre Notre-Dame）举办的展览：偶像破坏：中世纪生命与死亡之形象（Iconoclasme: vie et mort de l’image médiévale）。同样可见这里所指的旧约戒律：“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出埃及记20：4）亦可见卡巴拉（神秘主义）传统。
[22] 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中明确指出，拜偶像就是背叛真神。（中译注）
[23] 在1999年2月《文学杂志》（Le Magazine littéraire）发表的一篇访谈中，齐奥朗对H.J.海因里希谈起了自己的罗马尼亚血统，还有他对保加利亚的鲍格米勒派及他们把生物起源说魔鬼化的兴趣。
[24] 弗朗西斯•拉斯拜尔（1794—1878）：法国化学家、博物学家、生理学家和社会主义政治家，细胞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中译注）
[25] 我在这里依据的是保罗•特纳（Paul Turner）的译本：托马斯•莫尔，《乌托邦》（Utopia,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5）。乌托邦（乌有之乡）包括一条阿尼德罗河（Anydros，无水之河）和一个名为阿丹麦（Ademus，无人民的统治者）的总督。（此处的译名参考了戴镏龄翻译的《乌托邦》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中译注）在本书的原法语版本中，作者援引的是D.A.格里森尼（Grisoni）的译本，以及同一译者在2001年7月的《生活》（La Vie）上发表的关于《乌托邦》的一系列文章。（英译注）
[26] “白板说”应为洛克提出，见《人类理解论》。（中译注）
[27] 勒鲁瓦•古尔汉（1911—1986）：法国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古人类学家和人类学家，喜欢哲学反思，对技术和美学亦有研究。著有《人与物》（L'Homme et la matière）、《环境与技术》（Milieu et techniques）等，对德里达（《论文字学》）、德勒兹（《反俄狄浦斯》）和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均有影响。（中译注）
[2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如今已列出了“世界生态保护区”；阿尔莫里卡地区自然公园（Parc naturel régional d'Armorique）就是其中之一。
[29] 这里所采用的法语表述“理性是最强大的疯狂”[la Raison deviendrait la folie du plus fort]（“理性是最强之力量”[la raison du plus fort]的一个变形）是尤奈斯库（Ionesco）提出的。这位剧作家——他和齐奥朗一样，都具有罗马尼亚血统——也宣称“世界没有恶魔学就得不到理解”。（英译注）
[30] 汉斯•莫拉维茨（1948—）：卡耐基梅隆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的助理教员，写有关于机器人、人工智能和技术冲击的著作，同时也是一名关注超人类学的未来主义者。
[31] Hans Moravec, Robot: From Mere Machine to Transcendent Mi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4
[32] Ibid., p. 133.
[33] H.G.Wells, Mind at the End of its Tether (London/Toronto: William Heinemann, 1945), p. 9, p. 18.
[34] 疯狂之爱。（中译注）
[35] 对技术和科学的信仰。
[36] Paul Virilio, L’Horizon Négatif (Pairs: Galilée, 1984).
[37] H.G.Wells, The War in the Air, p.347.
[38] Élisabeth Roudinesco, Pourquoi la psychanalyse? (Pairs: Fayard, 2000).
[39] 丹尼•希利斯，思想机器公司（Thinking Machines Corporation）的共同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今日永存基金会（Long Now Foundation）的创建者，该基金旨在建造一台可以运行一万年的时钟。
[40] 1981年10月9日，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废除死刑的法案，发布了第81－908号死刑废除法令。（中译注）
[41] 这里指的不是专门意义上的“兵役制”，而是暗指维尼（Vigny）的《军人的荣辱》（Grandeurs et servitudes militaires）意义上的兵役制（servitudes militaires，亦可作“军人的屈辱”[中译注]）。（英译注）法国结束义务兵役制是在2001年6月。（中译注）
[42] 当荷兰对安乐死进行合法化的时候，2001年4月21日的《竞赛》（Match）上出现了一则对歌手戴维（Dave）的访谈，题为“我帮助我的母亲安息”（J’ai aidé ma mère a mourir），随后是伯纳德•库什内和佛罗伦萨•波茨（Florence Portes）就法国处境发表的一篇评论。
[43] 赫曼•劳希林（1887—1982）：德国保守革命派，曾短暂地加入过纳粹，1934年叛逃至美国，并谴责纳粹主义。因《希勒特语录》（Hitler Speaks）一书而著名。（中译注）
[44] Paul Virilio, ‘Le devoir de dépeupler’, Traverses, January 1985. 引文选自Hermann Rauschning, Hitler Speaks.A Series of Political Conversations with Adolf Hitler on his Real Aims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Ltd, 1939), p. 140.
[45] 见《格列佛游记》（Travels into Several Remote Nations of the World in Four Parts by Lemuel Gulliver, London: Benjamin Motte, 1726）。在启蒙运动的世纪，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把拉普达岛上狂热的数学家和格拉多科学院疯狂的科学家描绘成科学的反英雄，他们糟践自己的国家，以知识的名义让人民陷于贫困。见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7, pp. 223-237）。
[46] 俄罗斯轮盘赌：一种在左***的六个弹槽中放入一颗或多颗子弹，而后旋转转轮，让参与者轮流对准自己头部射击的残酷的赌博游戏。（中译注）
[47] 爱德华•泰勒（Edward Teller）最初的计算表明，这有可能发生。但随后修正了的估算把发生大火的概率降低为“百万分之三”（Bill Joy, ‘Why the future doesn’t need us’—Wired, April 2000）。有了这样的关系，读者会记得，少数以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为首的科学家决定无视中止曼哈顿计划的军事决策，在纳粹德国战败后继续研究，直到广岛......“一个人对自身意图和真实欲望之无知的标志”，正如查尔斯•莫普西克（Charles Mopsik）所写的。
[48] 弗里曼•戴森（1923—）：美籍英裔数学物理学家，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对核武器政策和外星智能颇有研究，著有《武器与希望》、《想象的未来》等。（中译注）
[49] 选自纪录片《三一点之后》（The Day After Trinity），由比尔•乔伊（Bill Joy），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首席科学家，收录于“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Why the future doesn’t need us）。
[50] 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反常之魔》（The Imp of the Perverse, 1850）。
[51] 生产线在法语里亦作生产链（une chaîne [de fabrication]）。（英译注）
[52] 十月革命的胜利。（中译注）
[53] 墨菲定律：由美国工程师爱德华•墨菲（Edward A.Murphy）于1949年提出，当时，墨菲在参加空军的一次有关加速度的实验时，发现有人将原本可以用两种方式安装的16个加速度计全部安装在错位的位置上，故做出了这一论断，该定律指出，如果事物有出错的可能，不论其可能性有多小，它终将发生。（中译注）
[54] 在“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一份可在网上查阅的文档）中，比尔•乔伊同样思考了信息技术在机器人、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领域中的反常效应。他特别强调了西奥多•卡钦斯基（Theodore Kaczinski）在其《宣言》中阐明的反乌托邦方案（卡钦斯基，又名大学炸弹客[Unabomber，即大学（university）—机场（airport）炸弹客]，伯克利大学的数学博士，在1978—1995年间，将炸弹或设有机关的包裹寄给美国的科学家、学院、实验室和机场......造成了三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他以停止恐怖活动为要挟，迫使《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了其宣言，即《工业社会及其未来》[Industrial Society and Its Future]，并因此被人识破，遭到逮捕[中译注]）。“为了让我们的信息在大众面前出现并有可能留下持久的印象，我们不得不去杀人”，这位科学连环杀手这样写道；而根据犯罪学家埃里克•希基（Eric Hickey）的说法，他甚至没有任何的社交能力。（引文选自所谓的“炸弹客宣言”，第96段 [英译注]）
[55]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在这伟大的时代》（In These Great Times, Manchester: Carcanet, 1984, p. 76）。.
[56] 加斯顿•勒鲁（1868—1927）：法国记者、侦探小说家，著有《剧院魅影》（Le Fantôme de l'Opéra, 1910）。（中译注）
[57] 乔治•梅里爱（1861—1938）：法国电影导演，世界第一位电影艺术家，引领了早期电影的诸多技术和叙事的发展，是许多电影特技的发现者和最早使用者，包括停机拍摄、叠印法、多次曝光、渐隐画面等，代表作有《月球旅行记》（Le voyage dans la lune）。（中译注）
[58] 印刷术的世纪。（中译注）
[59] 布丰（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著有《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被视为达尔文的先驱。（中译注）
[60] 卡尔•克劳斯（1874—1940）：奥地利记者、讽刺作家、诗人、剧作家，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德语讽刺作家之一，他对当时的出版界、德国文化、德国和奥地利政治都进行过批判。（中译注）
[61] 黑色博物馆（black museum）：位于苏格兰场，创立于1875年，是一个纯粹记录犯罪案件的博物馆。（中译注）
[62] 见尼采的晚期作品《善恶的彼岸：未来哲学序曲》（Jenseits von Gut und B&oum; se, Vorspiel ein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中译注）
[63] 见《圣经•创世纪》：“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u•me•'etz had•da•'at to•vv va•ra, lo to•chal mim•men•nu, 2:17）；“你们就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vih•yi•tem ke•lo•him, yo•de•'ei to•vv va•ra., 3:5）。（中译注）
[64] 关于极限运动和极限科学的关系，可参见维利里奥的《信息炸弹》第一章。（中译注）
[65] 烧炭党：19世纪意大利的秘密革命团体，因其成员最初藏于烧炭山区而得名。（中译注）
[66] 纳粹冲锋队（Sturmabteilung, SA）：纳粹武装组织，成立于1921年，参加了啤酒馆暴动，因其队员身着褐色制服而得名（字面意思即“褐衫队”）。（中译注）
[67] 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革命家和地理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中译注）
[68] 博诺特（1876—1912）：法国建筑师、无政府主义者，“博诺特团伙”（Bande à Bonnot）的成员。（中译注）
[69] 阿尔•卡彭（1899—1947）：上世纪二十年代芝加哥黑手党教父。（中译注）
[70] 恩斯特•罗姆（1887—1834）：纳粹运动早期高层人士，纳粹冲锋队的组建者，在“长刀之夜”中遭希特勒清洗。（中译注）
[71] 门格勒（1911—1979）：纳粹党卫军军官，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师，对集中营里的囚徒进行了残酷的人体实验，绰号“死亡天使”。（中译注）
[72] 注意流行（popularity）和民粹主义（populism）在构词上的关系。（中译注）
[73] 麦克•奥兰（1882—1970）：法国小说家和作词家，著有小说《雾港》（Quai des Brumes）。（中译注）
[74] “没有什么比极权主义运动更为典型了......惊人地被迅速遗忘，惊人地被轻松取代”，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London: André Deutsch, 1986, p. 305）中这样写道。
[75] 政治独裁者。（中译注）
[76] 字面意思是“对禁止的禁令”（prohibition to prohibit）。（中译注）
[77] 《三十六计》（Wang Xuanming, The Thirty-Six Stratagems: Secret Art of War, San Francisco: China Books and Periodicals, 1992）。
[78] 以1969年第一届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为标志，当时的主题为“和平与音乐”。（中译注）
[79] 阿兰•艾伦伯格（1950—）：法国社会学家，著有《不确定的个体》、《自我的疲乏：绝望与社会》等。（中译注）
[80] 海盗电台。（中译注）卡罗琳电台（Radio Caroline）是在一艘破旧的货船上。它比一个“私人”电台还要远离海岸，从而利用了不受国家管辖的公海区域。
[81] “颠覆德性”......消费社会将重新创造另一艘“愚人船”及其“新的价值”，“新的价值”只是旧价值的颠倒，一种对致死罪行（贪婪、仇恨、暴力、嫉妒、贪食、性欲、谋杀）之僭越的展示，在一个对自身藏匿的危险一无所知的时期，这些致死的罪行正逐渐地变成其行为的准则。
[82] 这里指的是路易斯•阿拉贡（Louis Aragon）的诗句：“女人是男人的未来”（L’avenir de l’homme est la femme [Le Fou d’Elsa]）。（英译注）
[83] 在1982至2000年间，一个名叫奥利维奥•托斯卡尼（Oliviero Toscani）的人成为了广告恐怖主义的无可争议的大师之一，他宣称，他的运动是能够改变精神的“宣言”。
[84] Karl Kraus, In These Great Times, pp. 75-6.
[85] Marie-Anne Frison-Roche and Hubert Haenel, Les juges et le politique (Pairs: PUF, 2001).（这里要注意的是，在法国的体系中，负责监督犯罪调查的预审调查官[juge d’instruction]，也是司法部门的一员[英译注]）。
[86] 约瑟夫•罗特（1894—1939）：奥地利记者、小说家，著有《拉德茨基进行曲》（Radetzky March, 1932）。（中译注）
[87] 贝卢斯科尼曾获得意大利共和国“劳动骑士”的称号，故有“骑士”的别名。（中译注）
[88] 艾比•科恩：高盛公司首席证卷分析师，也是当今华尔街最具影响力的证卷分析师之一。（中译注）
[89] 在美国选举中，如有平局的情况出现，那么，候选人将进行额外的辩论。（中译注）
[90] 诺曼•梅勒（1923—2007）：美国小说家、记者，新新闻主义（非小说类创作）的改革者，小说《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 1948）两获普利策奖。（中译注）
[91] 艾萨克•阿西莫夫（1920—1922）：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著有《基地》三部曲和“机器人”系列。（中译注）
[92] 报告的作者是大卫•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和查尔斯•威斯特（Charles Vest），两人分别是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英译注）“总统选举”和“校长选举”在英文中均为“presidential election”。（中译注）
[93] 这里提到的影片是为2000年4月29日白宫通讯员协会（WHCA）的晚宴拍摄的。（英译注）
[94] 诺曼•施瓦茨科夫（1934—）：已退役的美国陆军上将，中央司令部司令，在海湾战争中任多国部队总司令。（中译注）
[95] Wiener, God & Golem, Inc., p. 69.
[96] Wiener, God & Golem, Inc., p.53.
[97] Ibid., p. 60.
[98] ‘This will be a monumental struggle of good versus evil. But good will prevail’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Photo Opportunity with National Security Team’, 12 September, 2001)（英译注）
[99] Paul Virilio, ‘L’État suicidaire’, Insécurité du territoire (Pairs: Stock, 1976).
[100] 2000年因为IT行业的过快发展和盲目投资导致的网络经济的短暂萧条，即互联网泡沫。（中译注）
[101] 保罗-亨利•斯巴克（1899—1972）：比利时政治家，曾任比利时首相、联合国大会主席和北约秘书长。（中译注）
[102] 布什是在2001年1月20日就职的。（中译注）
[103] 多疑的托马斯（亦作多马）：基督十二门徒之一，对基督的复活持“非见不信”的态度，直到他触摸了基督的伤口。（中译注）
[104] 当针对世贸中心的袭击被直播的时候，许多电视观众都相信，他们正在观看的是那些在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不断增生的灾难电影之一。而当他们转换频道并发现所有的台都在播放同一个画面时，他们最终才恍然大悟：“这是真的！”
[105] 出处不详。但尼采的话明显和路德的名言有关：“我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Hier stech’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英译注）
[106] 人的表象/显现。（中译注）
[107] 改编自施莱格尔的话。
[108] 即将人从其自身的尺度中释放出来。（中译注）
[109] 无形（insubstantial）：去实体的。（中译注）
[110]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1878—1957）：德国表现主义小说家，著有《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 1929）。（中译注）
[111] Golem在犹太教传说中是指有生命的假人，而到了现代科学，则变成“智能机器”的代名词之一。（中译注）
[112] 1987年10月20日，由于股市交易量过大，计算机交易系统速度减慢，但仍在运行，无法停止，最终导致股市崩盘，史称“黑色星期一”。（中译注）
[113] 伏都教：源于非洲西部，类似于萨满教，在美国盛行于路易斯安那州。（中译注）
[114] 1997年3月，邪教“天堂之门”的三十九名成员在加利福尼亚州迭戈郡的一座豪宅中集体自杀，包括为数不少的计算机专业人士。（中译注）
[115] 这里的通讯和交流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形式（communication/communicate）。（中译注）
[116] “意识显现为一种反思”（汉娜•阿伦特，“思想与道德思虑：一次讲座”[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 A Lecture], Social Research, no. 38/3, Fall 1970, p. 444）。在这个讲座中，阿伦特探讨了其同代人“对于思想的奇妙的、极其不真实的无能”（p. 417）。
[117] 见《圣经•罗马书》：Dilectio proximi malum non operatur（爱是不加害于人的，13：10）。（中译注）
[118] 见汉娜•阿伦特的《精神生活》：“因此，在罗马人看来，‘inter homines esse（在人们中间）’是活着的、意识到世界和自己的实在性的人的标志，‘inter homines ess desinere（不在人们中间）就是死亡’”（姜志辉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0页，有改动）。（中译注）
[119] 鲍修哀（1629—1704）：法国主教、神学家，主张政治专制主义和君权神授。（中译注）
[120] Pierre Mac Orlan, L’Allemagne en sursis (Pairs: UGE, 1984).
[121] 目前全球最大的“真人秀”之一，取名自奥威尔的《1984》，意为用大量的摄像机如实地拍摄私人生活。始于荷兰，后迅速传入其他欧美国家，有了不同的版本，法国的版本是“阁楼故事”（Loft Story）。（中译注）
[122] 在法国，高度成功的真人秀“阁楼故事”每天都在24小时的Canal 27上播放22个小时。（英译注）
[123] 弗朗索瓦•拉伯雷，《巨人传》（The Histories of Gargantua and Pantagruel, London: Penguin, 1955, p. 195）：“然后，再仔细地参考希腊、阿拉伯、罗马各地医学家的专著，也不要疏忽那些研究《塔尔摩特》和《加巴勒》的人，要经常练习解剖，要掌握关于另一个世界，亦即人类的全面的知识。”（选自《巨人传》中译本，成钰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有改动——中译注）
[124] 1991年5月，关贸总协定研究会成立，即世贸组织的前身。（中译注）
[125] 见保罗•维利里奥，《科学的盛宴》（’Une science à grand spectacle’,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ly-August 2001）。亦见维利里奥关于科索沃冲突，尤其是大众信息之控制能力的《欺瞒战略》（Strategy of Deception, London: Verso, 2000）。
[126] Kraus, In These Great Times, p. 57.
[127] 斯托克豪森（1928—2007）：德国作曲家，20和21世纪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以开创性的电子音乐作品而著称，对整个战后严肃音乐创作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中译注）
[128] 这段话的翻译依据的是当时德国报纸对斯托克劳森评论的报道（das grösste Kunstwerk, das es je gegeben hat）。但译文（What we have witenessed is the greatest work of art there has ever been!）似乎表达了一种有问题的解释，既是对作曲家实际的话语，也是对原文本。（英译注）
[129] 阿凡达（avatar）一词源自梵语（अवतार），意指降临人间的神之化身，这里是指生物技术在人身上的应用，可参考卡梅隆导演的电影《阿凡达》。（中译注）
[130] Culture mill：更确切的译法是文化磨坊/作坊。（中译注）
[131] 加布里埃尔•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记者、小说家和剧作家。对意大利法西斯运动颇有影响，被视为墨索里尼的先驱，著有《玫瑰三部曲》。（中译注）
[132] 保罗•西涅克（1863—1935）：法国新印象派画家，点彩派创始人之一，代表作有《圣特罗佩港的出航》、《马赛港的入口》。（中译注）
[133] 地中海上的帝王之星：盖指拿破仑（拿破仑出生于地中海中部的科西嘉岛，而他第一次流放的目的地则是地中海上的厄尔巴岛）。（中译注）
[134] 包豪斯（1919—1933）：德国魏玛的“公立包豪斯学校”，后改名“设计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立的学校。（中译注）
[135] 莫霍伊—纳吉（1895—1946）：匈牙利画家、摄影家，曾任教于包豪斯。（中译注）
[136] 在《战争与电影》（War and Cinema）中，维利里奥写道：“一场战斗的去现实化，其中，幽灵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敌方飞行员在屏幕上的幽灵被用来确证他们已被击落，而雷达图像、话音和回声则幽灵般地穿梭于屏幕、广播和声纳上。”（London: Verso, 1989, p.76.[英译注]）
[137] 密斯•凡德罗（1886—1969）：德国建筑师，坚持“少即是多”的建筑设计理念，主张流动空间的使用，是二十世纪中期世界上最著名的四位现代建筑大师之一。（中译注）
[138] 阿道夫•路斯（1870—1933）：奥地利建筑师、建筑理论家，现代主义建筑的先驱，著有《装饰与罪恶》（Ornament and Verbrechen）。（中译注）
[139] 安迪•沃霍尔（1928—1987）：美国画家、版画家、电影制片人，波普运动的领袖人物，二十世纪艺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中译注）
[140] 布莱斯•桑德拉尔（1887—1961）：瑞士小说家、诗人（1916年加入法国国籍），对现代主义运动有较大影响。（中译注）
[141] 库尔贝（1819—1877）：法国画家，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绘画运动的领袖之一。在1857年的沙龙上，他展出了六副画作，包括以两名妓女为主角的《塞纳河岸的年轻女子》，引发了较大的争议。（中译注）
[142] “印象主义”这个词是批评家路易斯•勒鲁瓦（Louis Leroy）提出来贬损莫奈的画作《日出•印象》（Sunrise: Impression）的。（英译注）
[143] 勒内•吉姆佩尔（1881—1945）：法国艺术商人、收藏家，其著作《艺术商人日记》（Journal d'un Collectionneur）是关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现代艺术与收藏之历史的重要资料。（中译注）
[144] 奥森•威尔斯（1915—1985）：美国电影导演、演员、戏剧导演、编剧和制片人，从事电影、戏剧、电视和广播等多个领域。1938年，他导演并解说了根据乔治•威尔斯的科幻小说《世界之战》（The War of the Worlds）改编的同名广播剧，获得了巨大成功。电影代表作有《公民凯恩》（Citizen Kane, 1941）《欲海妖孽》（The Lady from Shanghai, 1947）《历劫佳人》（Touch of Evil, 1958）等。（中译注）
[145] 直译为“远程在场”。（中译注）
[146] 保罗•克利（1879—1940）：德国（瑞士）画家，造型设计大师，受到了包括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立体主义、野兽派、未来主义在内的多种流派的影响，参加过“青铜骑士”，曾任教于包豪斯学校，是二十世纪最变化多端、最难以理解的艺术家之一。（中译注）
[147] Francois Cheng, Vide et plein. Le langage pictural chinois (Pairs: Le Seuil, 1979). 我们也会想到柏拉图思想的开放体系和希腊人创造的表述，kalokagathia[καλοκαγαθία]，它指的是一种令人欣慰的艺术的美（kalos, καλός）和善（agathos, ἀγαθός）。李思训的典故可见唐朝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天宝中明皇召思训画大同殿壁，兼掩障。异日因对，语思训曰：‘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通神之佳手也，国朝山水第一。’”（中译注）
[148] 西薇•姬兰（1965—）：法国超级芭蕾舞星，堪称“二十世纪芭蕾艺术的最高结晶”。（中译注）
[149] Sylvie Guillem, ‘Mon corps et moi’, Le Nouvel Observateur, 3 January 1996. “避免过分舞蹈”，她说。
[150] 毕卡比亚（1879—1953）：法国画家、诗人，达达主义的创始人之一，超现实主义艺术运动的参与者。（中译注）
[151] 他同样众所周知地要求科克托（Cocteau）这么做。（英译注）谢尔盖•佳吉列夫（1872—1929）：苏联艺术评价、赞助人、芭蕾舞改革家，俄罗斯芭蕾舞团的创建者，曾在世界各地组织芭蕾舞巡回演出，拉开了二十世纪芭蕾舞变革的序幕。科克托（1889—1963）：法国先锋派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中译注）
[152] 安德烈•艾萨克（Andre Issac），又名皮埃尔•达卡（Pierre Dac）（1893—1975）：二十世纪中期法国伟大的幽默家和诙谐体作家。（英译注）
[153] Paul Virilio, The Art of the Motor, Trans. Julie Ros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96).
[154] 缪斯学院：古希腊著名学府，建于公元270年前后，也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馆。（中译注）
[155] 原文的philumenist疑为phillumenist之误。（中译注）
[156] “绿营，同性恋，奢华产业的专家，这——前所未有地——就是巴黎市政厅的新文化代言人之形象”（《竞赛》[Match]对西尔维•桑蒂尼[Sylvie Santini]的采访），“在伦勃朗面前跳舞”见Le Journal du dimanche, 22 April 2001.
[157] 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法国小说家、探险家、政治家，曾在印度支那和中国旅行，著有《人类的命运》（La Condition Humaine, 1933）。（中译注）
[158] “民族主义的狂欢不是柏拉图式的、为了狂欢的狂欢。它们导致了实际的后果——军备的堆积，无意义的经济竞争......最终则是战争。”赫胥黎，《墨西哥湾的彼岸》（Beyond the Mexique Ba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4, p. 85）。赫胥黎继而提倡新的“情感文化”（Ibid., p. 86）。
[159] 即艺术的遗传学；注意诞生（genesis）和遗传学（genetics）在构词上的关系。（中译注）
[160] “绘画在本质上属于意义的领域。这是一个事实，而世上的所有知识都无法战胜画家眼睛的经验”，让•巴赞（Jean Bazaine）在1992年2月这样宣称，而这些评论是《微妙》（Nuances）上那篇不可取代的作品的引言（《微妙》是艺术遗产完整性保护协会[ARIPA]的杂志）。
[161] 巴尔蒂斯（1908—2001）：波兰-法国现代艺术家，被毕加索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他强调其作品只能被观看而不能被阅读。
[162] ‘Orson Welles on TV’, De Visu, no. 4.
[163] 安迪•沃霍尔在1962年绘制的波普名作。（中译注）
[164] 贾科梅蒂（1901—1966）：瑞士超存在主义雕塑大师、画家。（中译注）
[165] 选自2001年冬在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纪念贾科梅蒂诞辰一百周年的展览。
[166] 见保罗•维利里奥，《消失的美学》（The Aesthetics of Disappearance, New York: Semiotext(e), 1994）。
[167] Walter Isaacson, ‘In Search of the Real Bill Gates’, Time, vol. 149, no. 2, 13 January 1997.
[168] Michel Nuridsany, ‘Internet, la grande rupture’, Le Figaro, 8 September 2000.
[169] 同样可以把罗马教会在“偶像破坏危机”中的态度和它在第二次尼西亚会议（787年）上的态度做一番比较，尼西亚会议肯定了图像的合法性及对图像的崇拜，“道成肉身的基督在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间建立了纽带”。
[170] Joseph Roth, Das journalistische Werk. 引自法文译本Automne à Berlin (Pairs: Éditions de la Quinzaine/Louis Vuitton, 2000), p. 231.
[171] 撒旦叶（satanael）是摩尼教神话对路西法的称呼。在前文提到的对齐奥朗的访谈中，齐奥朗说：“我总能发觉这个引人注意的说法，即撒旦，一个小小的恶魔，撒旦叶，而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英译注）
[172] 这里暗示的是保罗•莫兰德（Paul Morand）的著作《唯有地球》（Rien que la terre, Pairs: Grasset, 1926）。（英译注）
[173] 鲍德温（1924—1987）：美国黑人作家，战后美国黑人文学的重要人物，著有《向苍天呼吁》（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 1953）、《乔瓦尼的房间》（Giovanni's Room, 1956）、《下一次将是烈火》（The Fire Next Time , 1964）等。（中译注）
[174] 在《下一次将是烈火》（London: Penguin Book, 1964, 它和迈克尔•杰克逊有关）中，鲍德温写道：“白人不被承认的——表面上，对他而言，是不可言说的——秘密的恐惧和期待被投射到了黑人身上。他从黑人残暴的权力下解脱的唯一方法其实就是赞同他成为黑人本身。”（p. 82）在最后一篇散文《这是谁的黑人住宅区》中，他写道：“利益的驱动使每个人成为一个黑人或一个黑人的监督者。”（英译注）
[175] 卡斯帕•大卫•费雷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
[176] “在人性的历史上有一个时刻，在那个时刻，人类本可以走上另一条道路，而自动化的军工厂将不会出现。那个时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数科学家的举动，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左翼的人道主义者......但他们全都毫无例外地继续沉稳地做着他们的工作。”（查尔斯•莫普西克[Charles Mopsik]）
[177] 改编自施莱格尔的话。
[178] Sun Tzu: ‘Strategy is the art of lying.’
[179] Joe, ‘Why the future doesn’t need us’. 在那篇文章中，比尔•乔伊告诉了我们他即刻的愿望，即在心灵自由（摆脱了恐惧，也摆脱了技术崇拜）的情形下，和持有各种各样不同视角的人进行一场更广阔的讨论。
[180] 这里“宏大的礼拜仪式”是指1938年在纽伦堡举行的盛大的纳粹聚会。（中译注）
[181]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 345.
[182] “这种恐怖和歹徒的普通犯罪之间的相似性已经很明确，无需指出。这并不是指纳粹主义就是歹徒帮派，像人们有时作出的结论那样，而是意味着纳粹尽管不承认，它实际上学习了美国的黑社会组织，而其宣传却承认是学了美国的商业宣传。”（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 344-345. 译文选自台版《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489—490页。[中译注]）
[183] “现代政治普遍地在群众宣传中运用科学性，这被解释为是一般迹象，这种对科学的热衷是西方世界自从数学和物理学在十六世纪兴起以来的特点；因此极权主义在‘科学变成偶像，可以巫术般地医治恶的存在，改变人性’的过程中似乎是最后一个阶段了。”（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 346. 译文选自台版《极权主义的起源》，第491页[中译注]）
[184] IMAGINA是全球最高级别的CG盛会之一，也是欧洲最重要的数字内容创意节。（中译注）
[185] 见皮兰德娄：《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中译注）
[186] 白南准（1932—2006）：韩国影像艺术家，现代艺术大师，第一个用电视机来表现艺术，被称为录像艺术的创造者。（中译注）
[187] 克里希纳（Krishna, Jagannath）：印度主神之一，梵文意译为“黑天”，《薄伽梵歌》称之为“最高的宇宙精神”。（中译注）
[188] 这段话选自2000年10月20日在阿维尼翁举行的一个名为“人工生命”（Vie artificielle）的活动之介绍。完全的文本可见网站cafe9avignon.org。（英译注）
[189] 冈瑟•冯•海根斯（1942—）：德国解剖学家，他将人体铸型标本的生产技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中译注）
[190] 冈瑟•冯•海根斯的探索始于1998年曼海姆的解剖艺术展（身体世界）。此后，他的尸体收集便增加了数千具。见保罗•维利里奥的《信息炸弹》（The Information Bomb, p. 51）。（英译注）
[191] 这里指的是普鲁斯特的名言：“爱为心灵创造了可感知的空间和时间”（L’amour, c’est l’espace et le temps rendus sensibles au coeur, La Prisonnière, Pairs: Gallimard, 1954, p. 464）。（英译注）
[192] 这里的法语概念是état de droit，它是指一个遵从法律统治的国家，大致上等于英语的constitutional state或德语的Rechtsstaat。（英译注）
[193] 首届感官展览的开幕时间是1997年11月28日。（中译注）
[194] 查尔斯•萨奇（1943—）：英国广告商，艺术策展人，他成就了“年轻英国艺术家”（YBA）在世界艺术界的巨大影响，被誉为“定义了英国当代艺术的人”。（中译注）
[195] 迈拉•希德利：臭名昭著的“沼泽杀手”，1963-1964年间，她伙同丈夫伊恩•布雷迪（Ian Brady）在沼泽地杀死了四名儿童。展览上的肖像出自马克斯•哈维（Marcus Harvey）之手。（中译注）
[196] 在这里，吉拉德当选巴黎市政厅的文化代表获得了其全部的跨政治意义。
[197] 人体悬挂艺术。（中译注）
[198] 斯蒂拉克：塞浦路斯-澳大利亚行为艺术家，其作品旨在拓展人类身体的机能。（中译注）
[199] 奥兰（1947—）：法国艺术家，在九十年代中期以自己身体的塑造/整形为作品。（中译注）
[200] 梅拉德（1951—）：法国地方法官，写有书本关于金融犯罪的著作。（中译注）
[201] Jean de Maillard, Un monde sans loi (Pairs: Stock, 1998).
[202] 乔治•贝尔纳诺斯（1888—1948）：法国作家，具有君主主义倾向，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并认为一种所谓的失败主义领导导致了法国在1940年的失利。（中译注）
[203] 德日进（1881—1955）：法国哲学家、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耶稣会会士，曾参与“北京人”和“皮尔丹人”的发掘工作，提出了“欧米茄点”（Omega Point）并发展了沃纳德斯基（Vladimir Vernadsky）的“人类圈”（Noosphere）概念，著有《人的现象》（The Phenomenon of Man）。（中译注）
[204] Joel Kotek and Pierre Rogoulot, Le Siècle des camps (Pairs: Jean-Claude Lattès, 2000).
[205] 康拉德•海登（1901—1966）：德国记者，对魏玛共和国和纳粹时期的历史颇有研究，写有关于希特勒的传记。（中译注）
[206] 标准石油公司由洛克菲勒成立于1870年1月10日。（中译注）
[207] Paul Virilio, ‘L’idéologie sanitaire’, in L’Insécurité de territoire. 2nd edn(Pairs: Galilée, 1993), pp. 185-93. Lion Murard and Patrick Zylberman, ‘Les Rockeffer Medicine Men en France, 1917-1923’, in Jean-Louis Cohen and Hubert Damish (eds), Americanisme et modernité (Pairs: Presse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Flammarion, 1993).
[208] 希特勒曾计划引入一部《国家健康法案》，它意味着“那些‘不允许留在大众中间’的人的数量会占德意志人口的相当一部分比例”。（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 416n]）。
[209] 1993年2月26日，一辆停泊在世界贸易中心北座地库停车场，内置重达1500磅尿素硝酸盐氢炸药的汽车发生猛烈爆炸，引致6人死亡，1042人受伤。（中译注）
[210] Paul Virilio, A Landscape of Events, trans. Julie Rose (Cambridge, MA/London: MIT Press, 2000), p. 18. 原法语文章见1993年3月30日的《全球》（Globe）杂志。
[211] 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战争论》（On War, ed. and trans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 Londn: David Campbell Publisher, 1993, p. 1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