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马克思和唯物主义
原文选自《剑桥阿多诺研究指南》
西蒙·贾维斯著，
（美）汤姆·休恩编；张亮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我们习惯性地将“唯物主义”理解为祛魅（Demystification）的代名词。唯物主义是一种能够使我们摆脱那些来自非现实存在物或社会思想观念的错误信念的学说。有时候，我们甚至把它当成最容易掌握的哲学或社会科学信条。好像只有物质和物质需要是真实的，其他任何超物质的东西都是“形而上学的”“唯心的”或“意识形态的”。由此，唯物主义的工作也相当简单——破除魔障，免受欺骗。
要在实践中免除一切幻象（Illusion）远比口号所宣称的要难得多——唯物主义早就发现，它很难与它所要驱逐的幻象彻底撇清关系。宣称自己是一名唯物主义者远比真正成为一名唯物主义者容易得多，因为所谓唯物主义在实践中很容易不幸地沦为它自身所反对的东西。这样的困难早在唯物主义的思想起源中便有端倪可察。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物质是唯一真正存在的东西。他的主要观点之一就是“物有其源，生生不息”。这一观念不仅深刻影响了古希腊思想，而且延宕至牛顿的物理学及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共识。然而，这一原理也早已预示出，要将唯物主义传统与其他看来似乎并无多少共同之处的思想流派严格区分开来是多么困难。比如，爱利亚学派思想中的存在概念富有明显的非唯物主义色彩，但是存在概念的永恒不变特性却被移植到了德谟克利特关于万物本原的思想中：“物质永恒不灭。”
这种关联并非偶然。除了那些明确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之外，任何以“只有物质是真实的”这一命题为基础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学主张。这种形而上学主张使得世界的本质先于人们的评价方式，由此确保这些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可靠性。而唯物主义也毫不例外。假如，我们把唯物主义理解为一种“方法”而非形而上学理论，那么，一种方法之所以成为方法就在于它遵循同一种程序来研究不同种类的物质。如果这种方法总是按照同样的方式来研究它的所有对象，那么它根本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始终在所考察的对象中保留着一个永恒不变的常量。唯物主义，这个看上去最确切，最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纲领，实际上走向了它的对立面。
在阿多诺看来，唯物主义不是一系列固定的形而上学或方法论信条，而是某种富有动力性的东西，确切地讲，就是乌托邦想象。它追求包括肉体愉悦在内的真实幸福，渴望摆脱苦难。这种乌托邦愿望可以很简单，甚至天真，但是它需要所有的哲学狡计，以防这一愿望在一开始就发生变异，走向畸形，成为自身的拙劣仿品。阿多诺一开始便清楚地意识到要真正成为一名唯物主义者是多么困难。越是轻率粗鲁地将唯物主义与谬误割裂开来，越是容易身陷窠臼。
唯物主义在涉及观念论的东西时经常只能缄默其口，止步不前，这说明完全摒弃唯心主义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它尤其意味着，唯物主义思想与一种体系化的哲学一致性需求有着极为棘手的关系。这种需求是不能被简单忽视的。如果唯物主义认为它已告别了哲学，那它也只不过是告别了某些相当粗糙的随意的哲学教条。而一个天衣无缝的毫无矛盾的体系无论如何都不是“唯物主义的”，使体系成为体系的原因就在于异质性的缩减和永恒不变的同一性的形成。由此，唯物主义不可避免地与体系相对立。唯物主义不能忍受体系，但又不能完全没有它。
后人对待马克思的方式就是最好的证明。马克思思想中的系统性因素被不同类型的体系化者以不同的方式僵化掉了，这使得马克思思想成为一种类似于经济学大全的东西，一堆不可撼动的教条，一门具有深奥的理论并以特有的不可移译的术语武装起来的特殊科学。这源于后人对马克思告别哲学的肤浅理解。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马克思对哲学的告别与其说是一个适当的警示，提醒人们重视经验证据和研究，倒不如说是一个特许证，准许人们武断地将各种哲学观点置于严谨的哲学审查之外。存在于苏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然辩证法”中的武断观点就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同样地，这一情况也可能出现在任何“历史唯物主义”或“文化唯物主义”当中，只要它们将自身的研究置于一个超出任何哲学追问的特殊领域之中。与前述做法不同，在20世纪早期，阿多诺反倒将马克思的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联系在一起来理解马克思。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思想的孕育之地，马克思的诸多著作都是对黑格尔及黑格尔主义的批判，而这也深刻地影响了马克思的遣词造句和思想形态。阿多诺正是聚焦于马克思思想中这些不能被轻易纳入体系同一性的特质。在阿多诺看来，这才是马克思思想中真正唯物主义的东西。马克思的思想不是一种采用特有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获得权威的教条，而是在着力于解决德国古典哲学和唯物主义传统所共同面临的困难。由此我们能看到阿多诺的努力，他尝试着阐释出一个非教条的唯物主义，这是阿多诺从梅恩那里获得的启示。
对于阿多诺而言，马克思的重要贡献在于他试图将唯物主义的两个不同甚至在许多方面是对立的流派整合到一起。唯物主义无法确保自身一定能够成为一种解放的思想或一直对现存政治秩序保持批判的态度。我们只消参照霍布斯的例子便可。霍布斯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之一，但是他的思想却最终走向为国家的绝对权威，也即人格化的君主辩护的地步。阿多诺把某些古代唯物主义者与诸如霍布斯之类的唯物主义者区分开来。古代唯物主义者，如伊壁鸠鲁，并不大关注宇宙学或形而上学问题，而是重视肉体的快乐，并将之抬升为最高的善。而在霍布斯时代，人们对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理解已深受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马克思试图以一种特有的预言方式将这些思想流派整合到一起。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一尝试的目的在于将早期唯物主义所为之努力的未来乌托邦时刻与具有非乌托邦特征的当下结合起来，这些非乌托邦特征的当下时刻可以安置个体本性的软弱无力，极度虚弱和偶然性”。由此，唯物主义中或唯物主义自身不存在任何类型的目的：“在马克思那里，唯物主义的目的和理念已经完全背离了唯物主义自身，也就是说，马克思唯物主义的目标在于打破那些加诸人类身上的盲目的强制的物质条件，使得自由问题得以首次获得真正的意义。”[1]
本文将按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首先，介绍阿多诺关于唯物主义的思想，展示阿多诺与马克思的关系演变历程。其次，阐释阿多诺对马克思的理解，以及它们对阿多诺的文化和社会理论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最后，根据阿多诺晚期的思想，总结出阿多诺的唯物主义思想。
阿多诺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
毫无疑问，阿多诺最初所获得的哲学熏陶并非唯物主义，而是康德思想。阿多诺的指导老师科内利乌斯向他介绍了纯粹认识论意义上的康德。他的年长而智慧的友人克拉考尔则向他展示了更为复杂的康德形象。早年在克拉考尔的带领下阅读康德的经历对阿多诺至关重要。克拉考尔教导阿多诺，在面对重要哲学家之间的思想矛盾时，与其简单地着眼于谁对谁错，不如将之视为历史经验中的必然而真正的分歧。由此，阿多诺开启了一种独特的破译方式，他将隐匿于哲学概念和结构中的历史经验挖掘出来，这后来成为阿多诺所特有的哲学解读方式。
19世纪20年代的三个思想发展历程对阿多诺的唯物主义思想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首先，以卢卡奇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者们所引发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潮流对阿多诺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指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特征被当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过于简单化了。尽管马克思告别了哲学，但是他的一些重要论题，比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就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因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能简单地排除德国古典哲学的语境，尤其在论及黑格尔时更必须注重这一点。在卢卡奇看来，忽视这一点将导致严重的错误。资本主义尤其商品拜物教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包括精神生活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地深远，以至于同时也影响到了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本身。卢卡奇把所有现代思想都解释为一种主客二分的模式，而除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彻底消亡，否则这种主客二分的思想模式便不能彻底根除。由此，卢卡奇把革命的无产阶级理解为一种历史“群体主体”。只有从这种群体主体的视角出发，现代认识论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对于卢卡奇而言，这些思想蓝图只是他从早期浪漫主义过渡到后期正统马克思一列宁主义的中间阶段。阿多诺有所保留地对待卢卡奇的观点。他从卢卡奇那里获得的警示是，必须在马克思的哲学背景中以及为何马克思要与自己的哲学背景相决裂的问题视域内来理解马克思。此外，卢卡奇所指出的商品拜物教对文化与精神生活各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也使阿多诺深受启发。但是，阿多诺对卢卡奇所提出的革命无产阶级作为历史群体主体这一理念产生了初步的怀疑。
在这一点上，另外两位代表性的左派思想家对阿多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本雅明是其中之一，他对阿多诺的影响最为显著。从本雅明那里，阿多诺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即相对于那些普遍的因而空泛的哲学概念而言，通过历史和哲学问题揭示事物的微观特性才是哲学研究的始点，而这一点随后构成了阿多诺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基质之一。在《最低限度的道德》中，阿多诺着眼于瞬间的面部表情和姿势，以此破译隐藏于其中的历史经验。这一尝试离不开本雅明的启发。本雅明在《德国悲剧的起源》中，针对巴洛克戏剧做了类似的尝试。从阿多诺思想的总体方面而言，本雅明对他的深刻影响再怎么说都不为过。但在唯物主义思想方面，霍克海默对阿多诺的影响可能更为重要。正是霍克海默，一位对叔本华和马克思的长期崇拜者，一次次地逼迫阿多诺回到哲学与人的肉体苦难的关系问题上。正是霍克海默，坚持唯物主义既不能被理解为一系列的形而上学信条，也不能被当作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变的方法，而是一种以终结困难为其乌托邦目标的思想实践。
阿多诺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美国的大量对话记录显示出，阿多诺晚期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如何在激烈的争论中形成的。霍克海默一直担忧阿多诺会忽略一个关键视点，即唯物主义思想与具体的充满苦难、欲求和探索的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相对地，阿多诺也担心霍克海默对认识论抽象性的怀疑。这种怀疑将使得霍克海默在面对哲学教条时显得无能为力。经过了十来年之后，阿多诺与霍克海默之间的伟大思想的合作才得以开展。霍克海默主张，肉身的感受不仅仅是人类知识的必不可少的部分之一，更是人类知识的必要条件。由此，霍克海默曾言，“上帝无所需求也无所知”[2]。在这一点上，阿多诺深受霍克海默的影响。不过与此同时，阿多诺也使霍克海默承认，任何唯物主义都不能忽视哲学抽象，因为这种抽象本身就是实际经验的必不可少的部分。由此，我们需要揭示，解释并倾听这些抽象概念，直到隐藏于它们之下的生活经验被彻底展示出来。
在社会研究所的美国成员们之间的对话记录里，有一个令人会心一笑的重要情景，它表明了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上述观点上的一致：
洛文塔尔：存在首先存在。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异口同声）：不。
洛文塔尔的言论确实加深了社会研究所其他几位成员对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怀疑。他们越发无法容忍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如此沉浸于黑格尔的逻辑思辨之中。他们担心，这将可能忽视真正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问题。此外，洛文塔尔的评论也反映出，阿多诺对霍克海默的评论是一个循环论证，它暗含着一个危险的倾向，也即唯物主义很有可能成为哲学反思的教条式片段。洛文塔尔认为，“存在”是一个最为空洞的因而也最为无用的概念，只有那些粗率轻信的人才会接受这种空洞的同义反复。对此，阿多诺并不赞同。他指出，“基础本体论”所谈论的“存在的意义”不可能完全排除具体的或“纯粹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思考，问题的关键在于意识到这些基础哲学概念所内含的“悖论”，更确切地说，这些概念自身总是不断走向自相矛盾，而这种矛盾并不简单地来自论证的问题，也更不能轻易地被消解掉。
这些争论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形成自身的社会理论和哲学观点具有重要的影响。唯物主义的社会理论任务不再是简单地收集个体经验的社会需求并将之纳入理论框架内，相反，阿多诺开始着手将唯物主义的概念发展甚至拓展为一种解释的方式。那种只在先天和既定模式下研究社会与历史问题的教条理论不能妄称为哲学信念。哲学文本的解释与其服从于外在的标准，不如听从于自身由内而外发出的声音。哲学文本中的重要概念，甚至那些看上去最为抽象的范畴，都潜藏着历史经验。历史经验使哲学文本得以形成，而哲学文本中的矛盾、断裂或者失误可以使文本本身道出那些被压制于其中的历史经验。
正是对“唯物主义逻辑”的本质和可能性之讨论使得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哲学断片》，后名为《启蒙辩证法》得以诞生。尽管在这本著作中，他们并没有明确地阐述过“唯物主义”的问题，但是，他们所讨论的主题对阿多诺后来所形成的唯物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影响。该书的主旨在于阐明，旨在祛除神话的思想实践自身已倒退成为了神话。而当唯物主义被变成一种方法或世界观时，它就走向了它的对立面，这同时也为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论述“启蒙辩证法”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证。通过《启蒙辩证法》，阿多诺前所未有地确定，妄图使得唯物主义变得天衣无缝、毫无矛盾的做法将最终摧毁它。于是，阿多诺开始着手于发展一种“悖论的”唯物主义，也就是说，它将展示并解释，而不是抹去那些在它自身的追问过程中所无法根除的矛盾。而这种唯物主义最终成形于阿多诺晚期的重要哲学著作《否定的辩证法》之中。
重读马克思
与对待康德或黑格尔不同，阿多诺并没有专门著书或开设课程来评述马克思。然而，马克思对阿多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不仅仅是因为阿多诺的许多重要著述，诸如“晚期资本主义或工业社会？”“对阶级理论的反思”“论需求”，甚至他在所开设的课程如《哲学术语》中的大段论述都关注到了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影响，更主要的是因为阿多诺的大部分哲学批判思想，包括他的社会和文化理论都明显地表现出马克思式的风格。即使在那些完全没有出现过马克思字眼的著作诸如《启蒙辩证法》中，马克思的思想印迹依然无处不在。
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解读经常让人感觉是在组建一个巨大的稳固的玩具。马克思的论述被当作一整套的术语体系，其中，每一个细节都有确定和具体的意义，仿佛它们都是作者用个人语言写就的，每一个词语都永远保留着作者所赋予它们的独特意义。在阿多诺看来，解读马克思恰恰应该反其道而行之。在阿多诺那里，马克思获得了一次罕见而及时的机会，能够被当作一个真正的人来看待。马克思不再是一个枯燥体系的缔造者，或空想的马克思主义伪科学的发起人，而是一个善变的，喜欢冷嘲热讽的智者。马克思著作中的矛盾不能被大肆地论证掉，这不是为了挑战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是为了让我们去关注这些矛盾所叙说出来的历史的真实内容和条件。
尽管《资本论》的副标题明确地标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它却经常被解读为百科全书式的东西。当然，这并非要否定它的系统性。在阿多诺看来，马克思比谁都更明确地提出唯物主义与体系之间的必然的矛盾关系。然而，唯物主义的体系化来自资本主义社会所建立起来的系统统一性与连贯性要求。马克思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体系化并不是它自身所宣称的与生俱来的不可变更的东西，“马克思的体系，迄今为止我们能称之为‘体系’的，事实上只是一个否定的体系；其中，目的在于通过它来理解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系统统一性，也即，追问这种系统统一性是否如其所伪装的那样天衣无缝”[3]。
阿多诺发现，正是这种与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紧密关联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之前的社会主义者在面对政治经济学问题时，总是一开始就彻底否定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他们自己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案，而这种方案基本上是建立在一种教条式的人类学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建立在一种将人的自然需求与人为需求区分开来的理论基础之上。由此，这些社会主义者们无法真正理解资本主义。甚至，他们也易于沦为空洞的道德说教，总是认为事情“应该”如何如何。与此相反，斯密和李嘉图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研究。然而，他们把资本主义社会里道德和政治层面上的正义问题与社会的持续性功能这种纯粹的工具性问题混淆了，尽管这两者是纯然不同的。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实然”变成了“应然”。马克思所做的就是，通过挖掘政治经济学自身概念中的潜藏的规范性特征，使它自己反对自己，例如，追问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的自由和公平的交换是否真正地自由和公平。这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上的对规范性概念进行严格而技术性的限定所产生的争议，比如，“自由”是否该定义为“达成一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哲学问题。尽管马克思告别了哲学，但这仍然可以证明，马克思所受到的哲学训练方式仍然深深地影响到了他的思想轮廓。马克思的与众不同的方法使他得以超越空洞的道德要求，并彻底清算一切伦理的和批判的因素，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倘若没有经过他对黑格尔思想的批判，这一切也不可能达成。
因此，马克思所揭示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讨论的这些看上去充满自由和富有启蒙色彩的东西，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些陈腐的、神秘化的经不起推敲的概念之上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它单纯地错误地对待事实，而是因为它再现了一个根植于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自身之中的错误的认识方式。在阿多诺看来，一个最为明显和重要的证据就是马克思所分析的“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而言，商品交换本身没有任何问题。公正与自由是通过对立阶级之间达成一致来获得的。
在马克思看来，蕴含于商品交换中的认识方式在某种方面来说是正确的。它表现了内含于其中的交换价值。然而，就它所忽略掉的东西而言，它是一种骗人的招术。它所忽视的不仅是事物的本质和特性（马克思称它们为“使用价值”），还有整个个体和社会的历史，它早已变成一种交换史。甚至，它还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也即如何通过所交换的东西形成不同的交易方。这都不是细枝末节，而是至关重要的东西。马克思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某些特别显著的垄断事件进行批判，而是走得更远更深。但凡有商品交换，异质性的事物、特性，甚至历史都被同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表现为物的关系。因而，商品交换就是一个同一化与非同一化的过程。《资本论》所展示的就是这么一个在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和交换中同时进行的同一化和非同一化的过程。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阿多诺的悖论，也即《资本论》是一个“否定的体系”[4]，它既是体系，又不是体系。确实，《资本论》是以一个系统性的逻辑展开的，这个逻辑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无论这一逻辑自身是多么地行之有效，它在每一个阶段都表现出自身所具有的错误认知、遮蔽性和排斥性。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例证。诸如杜尔哥和斯密的古典剩余价值理论都致力于解决一个伦理问题，即如何在一个公平的交易中使一方让利于另一方。利润的存在表明，交易是倾向于某一方的利益的，而这种明显的不公在中世纪引起了一场关于交易合法性的讨论，并随之对有息贷款产生了打击。同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来说，剩余价值并非一个伦理问题，而是社会生活本身的天机般的秘密，一个如杜尔哥所说的“自然的恩赐”，只要没有任何人为因素来干扰自由交易，这个恩赐将继续降临人间。
剩余价值理论的出现充分地说明，政治经济学的讨论都是建立在把伦理问题转变为专业技术性问题的基础上的。在马克思看来，剩余价值来源于一个明显的不能被同一化的东西，即人类劳动的非同一性。从账目上来看，人类劳动不过是一种商品，与其他商品别无二样。资本家与工人签订合同，购买他们的劳动力，获得工人所创造出来的价值。然而，与其他商品不同，人类劳动是活生生的并且能够再生产其他商品。尽管工人生产了这些商品，但却是购买了工人劳动时间的资本家获得了这些商品的所有权。因此，一方面，资本家已确实获得了他所购买的工人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他得到的比付出的更多，活生生的劳动所再生产出来的商品从来都没有出现在账本上。当然，马克思并不是要得出一个更为公平和完善的计算体系，而是要指出，因为这种体系的同一化与非同一化，使剩余价值得以产生的核心因素——资本家在生产工具上的垄断——无法如其所是地为人们所察觉。
接下来，显而易见的一点是，马克思既没有对这种剥削进行简单的道德攻击，也没有使自己安于这样一种变通，即将剩余价值转变为技术性的经济学问题。他不仅反对空洞的应然，也反对空洞的实然：对永久性存在的规范性因素的错误祛除，除非使这些因素获得真正地解决，否则将永远是一个有待阐述的道德问题。
马克思展示了同一化与非同一化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中同时开展并如何被纳入古典政治经济学编纂成典。同一化与非同一化不只涉及交换问题，而且长驱直入，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生产”本身的理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按照习惯，生产劳动的构成问题是由交换价值所决定的：“歌手出于自身的利益售卖自己的歌曲，她不是一个生产者。但如果是同一个歌手，她受企业雇佣出售歌曲以获得利益，那么，她就是一个生产者，因为她创造了资本。”[5]正如阿多诺所分析的，“根据这些段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此都表现为交换原则意义上的生产力，换言之，马克思所展示的整个体系本身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或真实的体系。”[6]《资本论》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要表明古典政治经济学犯了哪些特别重要的错误，或者说，它使得交换“凌驾”于生产之上。相反，它展示了一个体系化的幻象现象学，这一幻象的每一个范畴都同时既是同一化又是非同一化的东西。
这种同一化与非同一化的双重机制为资本主义批判带来了特有的困难。它表现在，从某个角度来说，同一化本身就是错误的。批判本身就内在于它所要批判的东西里面。如果批判者尝试着为资本逻辑提供另外的选择性理论，他就必须面临无所不在的早已为同一化逻辑所渗透的各种范畴。比如，建立一种以区分真实需要和人为需要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尝试。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真实”需要这一概念本身早就与利润密不可分。最低限度的、最严格的必需这一范畴本身是与作为“自然的恩赐”的剩余价值一道产生的。建立这样一种以绝对需要、最低限度为基础的经济人类学，是在把雇佣工人的最低限度的生存错误地当成生活方式本身。
那么，这一批判表现出怎么样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很明显，它不是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使经济体制遵从于一种类似于自然法的法律秩序；它也不是一种唯物主义人类学，使社会结构基于预先设定的、自然的人类需求和利益之上；甚至，它也不是一种用于实践的唯物主义方法论，能够采用外在的、先在的方法来研究它的对象，因为这些方法就是专门用来解释这些对象的。相反，它有意识地内在于它所要废除的体系化的幻象之中——那么，它就从许多方面与一种教条的自然主义区别开来——然而，与此同时，在目前的情况下同样重要的是，它同样与文化唯心主义和经济唯心主义保持着同样的距离，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此还是有所反应的。阿多诺特别关注马克思所采用的自然概念（对这一问题，阿多诺的一位学生有过重要的研究，而这也影响了阿多诺的相关看法。）自然既不是如后来恩格斯所认为的那个能被“辩证的唯物主义”充分阐释的对象，也不是如许多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令人局促的禁忌之地。阿多诺评论，“在东方，马克思的思想被归结为一种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正是马克思的文本自身所严格反对的。另一方面，在西方……人们却在试图祛除掉马克思思想中的唯物主义”[7]。相反，在马克思破除人类生产力的完美幻象时，我们可以窥探到自然这一概念所可能意谓的内涵。可能阿多诺最经常引用的马克思的著作就是《哥达纲领批判》。在其中，马克思坚持，“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8]。如果我们始终谨记，马克思所给予我们的并不是一种关于剩余价值如何产生，或者劳动如何成为自然力和人类劳动力表征的理论，而是对体系化幻象的详细阐述以及对它的强烈抗议，那么，马克思的这一段评论的真正意义才能获得正确的衡量。马克思并不相信所有的人类经验都是由文化或经济构成的，他试着去废除这种幻象，但马克思知道，他足以通过自然性来打破这种幻象，而不需要借助一种直接的教条的自然本体论。
阿多诺对马克思的非教条式解读使得他不会对马克思的所有话语都奉若教条。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内容是批判性的而不是教条的，是历史性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这两个重要特征明显地体现在阿多诺对马克思的重新解读之中，比如，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马克思认为，当生产力发展到它的充分水平（也即现存的劳动者和技术联合起来所能获得的总的生产力）时，现存的生产关系（也即资本家对生产工具进行垄断，将工人们排除在外）会对它产生制约。因为马克思把生产力理解为一种物质的实在，而把生产关系当作一种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东西，他希望这两者之间的冲突能够通过现存生产关系的革命性颠覆，也就是说，通过结束对生产工具的垄断来获得解决。
阿多诺认为这一重大现象并不会发生。他对该问题的看法深受波洛克和社会研究所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们的“晚期”或“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的影响。在波洛克看来，某些类型的生产力——诸如铁路网和电网等技术——恰恰不是为垄断所限制，反而是在垄断所有制下才有可能获得充分发展。当然，阿多诺有时候会过分强调马克思所分析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和波洛克当下所理解的垄断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但是，在此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阿多诺对经济学历史的贡献——他的思想大部分只是承袭性的——而是波洛克的思想如何激发阿多诺重新思考马克思思想中经济学与统治之间的关系。对马克思而言，压迫与私有财产是相互等同的。正如阿多诺所评论的，对马克思来说，“经济具有先于统治的第一性，而统治又只能在经济上推导出来”[9]。如果统治不能被视为与财产关系等同，那么这就更难以论证，这些财产关系的终结能够同时带来统治关系的终结。任何理论的妥协都将强化这样一个保守性观点，也即统治是“天生的”，因而人类社会也具有了合法性特征。然而，在阿多诺看来，这样的推论是不符合逻辑的。统治已成为迄今所有人类社会的特征，这一事实无法说明它的任何合法性。没有私有财产的地方仍然可以有甚至也已经有了统治。并且，阿多诺认为，这与其说是对马克思的一个外在批判，不如说是对马克思自身重要见解的拓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阿多诺看来，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主旨就在于它所发现的所谓自由社会里所残存的陈旧的垄断和统治。
它所产生的重要后果之一就是资本主义这一概念重心的变化。资本主义的崩溃既无法确保神话的终结，也无法确保统治的结束；它很可能导致神话与统治的更为直接的形式。并不是资本主义产生神话，而是神话在资本主义里表征自身，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现为祛魅。阿多诺的看法是，资本主义并不是过分启蒙的，不是过于破除幻想和过分自由的，相反，它根本没有受到启蒙的洗礼，没有破除幻想，也没有自由。这一观点使得资本主义对自身的规范对立于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生活经验。然而，正如阿多诺多次承认的，这是通过资本主义自身或多或少所内含的规范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而正是资本主义自身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些批评得以可能。
1941年，阿多诺写了一篇关于阶级理论的文章。这篇论稿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却鲜为人所论及。阿多诺对历史变化所采取的开放性方式在该文中获得充分的体现。与这种开放性方式一致的是他对马克思的态度。阿多诺把马克思视为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而不是经济学大全的创造者。该论稿的中心思想是一个明显的悖论：“无论真正的阶级是什么，它就是它自身，而正如它是它自身一样，它也是意识形态。”[10]该命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在实践中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才是批判的、悖论的，而不是教条的、实证主义的。马克思并没有把阶级当作一个富裕与贫穷意义上的质性概念，而是将其视为与生产工具相关联的质性范畴。生产工具的所有者是资本家，雇佣劳动者（尽管这种雇佣仍有待质疑）是工人。在阿多诺写作该文章之前，自由主义社会学就对马克思的阶级概念展开过持续的批判，指出其作为一种社会学工具的迟钝性和使这些工资水平相距甚大的雇佣劳动者隶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困难性。针对此，阿多诺的反应并不是抵制，而是更为深入地推进：“对自由社会的批判不能在阶级这一概念面前戛然而止，阶级概念与自由主义体系自身一样地真实，一样地不真实。”[11]阶级概念同样也应该被理解为悖论性的东西，也就是说，与其说阶级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实体，不如说它是一个真正的幻象。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很明确地说，没有一种叫“阶级”的实体：任何尝试着将形形色色的人群划入某个单一概念之下的做法，将首先无法避免错误的指认。然而，与此同时，这种错误的认同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上演，仅仅意识到它的错误之处也并不能就此轻易地祛除掉它。那么，阿多诺的目的并不在于为马克思的所有概念辩护到最后，似乎这些概念都是马克思的独创，而是想要使得这些错误认同得以终结。当然，附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因为当下的社会进程是由这些错误认同所组成的，所以简单地改变这些术语将不能使得我们更容易地解释和辩驳这些社会幻象，反而会更为艰难。例如，当我们自身作为“社会科学家”去研究社会问题时，它会给予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像我们置身于所要驱逐的那些幻象之外。
由此可以明确的是，阿多诺在其社会和文化理论中所运用的马克思思想，不管是对社会经验特征还是对个体文化手工艺品特性的解释，都不能简单归结为经济基础所引发的附属的或上层建筑的社会或文化症状。现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非科学和令人困惑的解读早已深深地影响了批判理论家与体系化的社会幻象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体系化的社会幻象被视为批判者所置身其中的东西，所以，对文化艺术作品的解读不能简单地唐突地打断它们自身的言说，或贸然地通过展示他们所源自的基本需求来对他们进行祛魅。任何这样的做法都只能使我们更难以倾听来自它们自身的言说，而在这些言说当中，这样的祛魅的意识形态批判本身仍然有迹可循。相反，它要求我们能够理解文化艺术作品的“意识形态”特征是如何与它们的可能的真理性内容紧密地缠绕到一起的。这可能就是艺术作品看上去像神话的首要原因，例如，我们在破译艺术作品的意义时，经常会遭遇这样一个困难，即艺术作品拒绝与它的观众或听众交流。而这使得艺术作品得以抵制来自资本主义社会进程中的体系化的、不断重复的同一化和非同一化所营造的更为强劲有力的神话。正是在此意义上，阿多诺把艺术作品视为“反对商品拜物教的拜物教”[12]。只要艺术作品宣称它追求一种独立于社会生产和消费之外的价值，那它就具有拜物教的特征。然而，当社会进程不断地体系化，演变为一种貌似自然的，不可改变的既定秩序时，艺术作品的拜物教特征将反过来抵制这种神秘化，反抗这种体系化的神话化的社会进程。
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
对哲学与社会理论关系的重新评定是阿多诺重新解读马克思的重点所在。阿多诺总是用自己的社会思想来批判“实证主义”，这绝非偶然。对他来说，“实证主义”这一词汇总能让人想起实证主义和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孔德的科学社会学理念建立在一种片面地独立于“形而上学”的宣言之上。而阿多诺并不认为这样的社会学能够真正地从形而上学独立出来；在这样的宣言中，批判的哲学问题不是被解决了，而是被压制了，而这成为随后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命运。在马克思思想中，最令阿多诺困扰的就是马克思突然宣称告别哲学；这并不意味着哲学问题不再成为问题，而是表明哲学问题已不再被视为问题。正如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所评价的，“马克思厌恶学术争吵。他像谚语中所说的公牛闯入瓷器店一样，在认识论的范畴中横冲直撞”[13]。与实证主义不同，阿多诺把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进程解读为同一化与非同一化的同时开展过程。在阿多诺看来，虽然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但是如果没有黑格尔的逻辑学思想作为基础，马克思所理解的社会进程是不成立的。阿多诺曾经指出过，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与他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精彩批判是一致的。这一点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它使人们注意到，尽管马克思明确告别了哲学，但他的思想框架正是在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20世纪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阿多诺开设了一系列关于黑格尔思想的研究课程。在这些课程研究和《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非教条的唯物主义思想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阿多诺敏锐地发现所谓唯物主义很有可能非自觉地走向它的对立面。对这一风险的洞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形成。唯物主义越觉得自身富有自由主义精神——例如，打破那些诸如主体性、精神或自由的偶像崇拜——它越可能使自身沦陷为一个新的神话。基于此，需要强调的是，阿多诺自身的思想是内在于，而不是外在于体系化的同一化与非同一化进程之中的。可以说，晚期资本主义时期所有的社会进程和哲学思考都同时内在于这一同一化与非同一化的进程中。这意味着，哲学的同一化与非同一化问题并不先在于社会进程或者仅仅是一个上层建筑问题，而是与社会进程本身紧密关联的。同时，它也意味着，唯物主义不能致力于建构一种新的方法论或世界观，而需要对沉淀于那些主导着现代认知方式的哲学思想中的社会经验进行重新解释，这些社会经验既具有误导性又具有揭示性。
黑格尔
尽管如此，《否定的辩证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对哲学传统进行内在的批判。阿多诺的批判展开了一场对概念和范畴的唯物主义变革。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对“思维”（thinking）意义的重新解释。在阿多诺看来，思考总会指向“某物”。即便是最为形式化的形式逻辑，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所指，因而完全脱离本体论的逻辑是不可思议的。思维内在地指向那些没有被思维同一的“某物”，也就是说，“某物”由此超越于思维。在此意义上，“某物”可被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冲动，它暗含于思维自身之中，可以打破逻辑内在性的局限，指向事物的知识本身。与此同时，所有的思维总是与肉体的感觉相关。没有感觉也就没有思维。感觉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思维的障碍，而应该被当作思维的可能性条件。正如阿多诺所言，“没有需要的思想、什么也不想要的思想是无意义的”[14]。
然而，对思维意义的重新考察并不意味着一种教条的本体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复归，他主张只有物质是真实的。这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非教条的唯物主义，基于对思维本身的批判而展开，把思维当作某种总是必然地为物质所沾染的东西。思维总是会指向某一客体；思维总是会涉及主体的感觉。当我们把一切可能危及到其“纯粹性”的东西都从思维中排除掉之后，思维就不再成其所是了。确切地说，恰恰是这种假定的非纯粹性使得思维得以可能。也就是说，倘若它不是在思考着某物，那么它就不成其为思维。
当然，在大部分人看来，这并不能算是唯物主义。然而，在阿多诺看来，与其说唯物主义是一系列的本体论原理或方法论标准，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实践，这种实践旨在追求真实的幸福，远离现实的苦难以获得肉体的快乐和自由。对阿多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罗列出唯物主义的一系列特征来对应衡量，而是发展出一种思想实践，在这种思想实践中，思维的非纯粹性，思维的需求和它所意指的东西不是被强制性地压制住，而是被充分地意识到了。
基于此，哲学技巧和哲学文本所采用的形式对阿多诺的唯物主义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哲学的唯物主义经常与缺乏想象和呆板联系在一起，被当作一种排除了哲学语言的迷惑性和象征性等成分的决定论。相反，在阿多诺看来，唯物主义反复地违背自身的意愿沦为唯心主义，这意味着，倘若思想要说出事物“是什么，而不是它该归入什么类别之下”，也就是说，如果思想是要解释事物而不是仅仅对事物进行归类，那么，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哲学技巧。
唯物主义既不是方法论也不是世界观，它没有一个最终的既定的定义：“哲学在本质上是不可解释的。假如它可解释，它就是多余的。”[15]我希望本文是在介绍而不是在解释一种思考社会经验的方式或风格。倘若没有一个自我同一性基础，这种风格很有可能沦为方法论的、唯心主义的或科学主义的翻版。在此，我想简要介绍一下批判理论的后续发展情况。第二代批判理论家们总是习惯于从一种既定的美学主义视角来审视阿多诺的思想，尽管他们所采用的方式存在着细微的差别。然而，值得注意并且令人惊讶的是，当批判理论的散文式著述风格完全为体系化的理论所取代时，批判理论所丢失的恰恰就是唯物主义。从阿佩尔到哈贝马斯，再到韦尔默直至施内德尔巴赫（Schnädelbach）都坚信，非形而上学的交往行为理论的建立意味着唯物主义的问题早已过时。一旦我们意识到摆脱形而上学的信仰远比第二代批判理论家们所预期的还要困难得多，进入主体间性的问题将变得更为复杂。语言学的转向有助于后来的批判理论家推进主体间性的问题，因为这一转向正是使得形而上学问题在20世纪未获得解决，反而被压制住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学给予晚期批判理论以强大的理论支持，部分原因在于批判理论不再关注传统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问题，之所以说是部分原因，是因为批判理论只是单方面与形而上学决裂，并发展了社会学的基本原理。
（杨丽婷 张亮 译）
注释
[1][德]阿多诺：《哲学术语学》第2卷（Theodor W.Adorno，Philosopbische Telminologie，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4，vol.2，p.198.Hereafter cited as PT.All quotations from this text are given in my translation.）以下将缩写为PT。文中所有的引文皆由作者所翻译。
[2][德]霍克海默：《在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早期文选》（Max Horkheimer，Between Philosophy aad Social Science:Selected Early Writings，trans，G.Frederick Hunter，Matthew S.Kramcr，and John Torpey，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3，p.242.）
[3]PT, vol.2, p.216.
[4]PT, vol.2, p.262.
[5]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Kari Marx，Theories of Surplus Value，trans.Emile Burns 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69，vol.1，401[translation altered]。）
[6]PT, vol.2, p.276.
[7]PT, vol.2, p.256.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98页。
[9][德]特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第320页。
[10]《阿多诺全集》第8卷（Theodor W.Adorno，“Retlexionen zur 100 Klassentheorie”，Gesammehe Schiiften，ed.Rolt Tiedemann，vol.8，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1，p.379.）
[11]《阿多诺全集》第8卷Adorno，“Reflexionen zur Klassentheorie”，p.379.
[12][德]阿多诺：《美学理论》（Theodor W.Adorno，Aesthetic Theory，trails.Robert Hullot-Kentor London:Athlone Press，1997，p.227.）
[13][德]特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第204页。
[14][德]特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第90页。
[15][德]特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