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摘录
选自《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第一部分
[德]胡塞尔 著作，王炳文 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38 使生活世界成为主题的两种可能的根本方式：朴素的自然的直接的态度，与对生活世界和生活世界中的对象之主观给予方式的这种“如何”进行首尾一贯反思的态度之理念。
但是清醒的生活之这种最一般的特征，只是在现在才成了使对这种生活的实行方式进行可能的区分借以成为可能的形式的框架，尽管这种生活在所有情况下都预先给定了世界，而且在这个地平线中给定了存在着的对象。我们还可以说，这就形成了我们借以对世界并且对这个世界中的事物保持清醒的那些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方式，自然的通常的方式—它不是出于偶然的原因，而是出于本质的原因而绝对必须先于其他的方式，就是直接地指向当时给定的对象的，因此是进入到世界地平线中的生活之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并且具有通常的连续的恒久性，具有一种贯穿于全部活动的综合的统一性，这种直接指向各个被给予对象的通常的生活表明，我们的全部兴趣都在对象中有其目标。预先给定的世界是一种地平线，它以流动的经久的方式包含着我们的全部目标、我们的全部目的，不论这些东西是暂时的还是持久的，正如一种意向的地平线意识预先就潜在地“包含着”这些东西一样。我们这些主体，在通常的连续的统一的生活中，对于超出这种地平线之外的目标一无所知，我们甚至连可能有与这样的目标不同的目标的想法也没有。我们还可以说，我们全部理论的和实践的主题，始终存在于生活世界的地平线，即“世界”的通常的统一性之中。世界是一种普遍的领域，我们的全部活动，体验的活动，认识的活动，行为的活动，都是指向它的。一切感受都是从这个普遍的领域，从总是已经给定的诸对象产生的，而且总是将自己变成行动。
但是在对世界的意识中，还可能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清醒生活。它可能存在于一种突破平淡生活的正常状态的，有关世界的主题意识的变化之中。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下面这样⼀种情况，即一般来说，这个世界，或更确切地说，诸对象，不仅仅是以这样的方式预先给予我们大家的，即我们将它们作为它们的诸特性之基体而简单地具有它们，而是它们（以及一切被认为是存在的东西）以主观的显现方式，以被给予性的方式，被我们所意识，而我们并没有特意地注意到这种情况，事实上我们通常甚至对此毫无所知。现在让我们将这种情况形成一种新的普遍的兴趣方向，让我们确立一种关于给予方式的“如何”的和关于存在者（Onta）本身的前后一贯的普遍的兴趣。但关于存在者的兴趣并不是直接地指向存在者本身，而是将存在者作为它的给予方式的“如何”之中的对象而指向它的。而且这种兴趣正是按照唯一的并且是经常的兴趣指向确⽴的，即指向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统一的普遍的有效性，即世界，这个世界，是如何在诸相对有效性、诸主观显现、诸意见的变化中，为我们而成立的。也就是说，指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关实在的，即现实地存在着的对象的普遍存在的，普遍地平线的这种恒常的意识是如何形成的，——这些对象中的每一个，即使是作为直接存在于这里的东西按照其特殊性被意识到的，也只是按照对于它的诸相对的理解的变化，按照它的诸显现方式和有效性样式的变化而意识到的。
在这种按照由特殊的意志决定引起的新的连贯性进行的全面的兴趣转变中，我们发现，我们不仅得到了许多从来没有当作主题研究的个别事物的类型，而且得到了许多从来没有当作主题研究的，处于不可分割的综合整体之中的综合事物的类型。这种综合的整体由于意向上延伸的地平线的有效性而不断地产生出来；而地平线的有效性则以对存在的证实的确定的形式，或否证的消除的形式，以及其他样式化的形式，彼此相互影响。在其中我们能够获得以前完全不知道的东西，从来没有作为认识的任务觉察到和把握住的东西的那种综合的整体性所固有的东西就是普遍地进行着的生活，在其中，世界作为对于我们来说，总是处于流动着的特殊性之中的世界，作为总是“预先给予”我们的世界而实现的；或者换句话说，在这种综合的整体性中，我们现在第一次发现了世界作为被综合地联结起来的成就之可研究的普遍性的相关项，在它的存在结构的整体性中，获得了它的存在意义和它的存在有效性，并且发现了它获得这些东西的方法。
然而这里我们不必进行详细解释，不需要深入到所有那些在这里可能成为主题的东西之中。对于我们来说，在这里重要的是要区分两个方面的题材范围，将每一个方面都看作是一个普遍的题材范围。
自然的生活，不论是前科学上还是科学上感兴趣的，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感兴趣的，都是在非主题的普遍的地平线之中的生活。这种地平线就其自然状态而言，正是始终作为存在者而预先给定的世界。当人们以这种方式平淡地生活时，并不需要“预先给定”这个词，关于世界对于我们来说总是现实的这一点，并不需要任何提示。一切自然的问题，一切理论的和实践的目标，作为主题，作为存在物，作为或许存在的东西，作为大概可能的东西，作为有疑问的东西，作为价值，作为计划，作为行为和行为的结果等等，都与世界的地平线中的某种东西有关。即便是假象，非现实的东西，也是如此。因为一切以某种存在样式表示特征的东西，毕竟又都是与真正的存在有关联的。世界甚至预先就具有意义：它是“真正”存在着的现实东西的全体，不单是被以为的，可疑的，有问题的现实东西的全体，而且是真正现实东西的全体，这些现实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只是在对有效性的经常的修正和改变的运动中，才对我们具有其现实性——作为对于理念的统一之预期才有其现实性。
但是我们不想讨论这种“直接进入世界中生活”的方式，而是尝试在这里进行一种一般的兴趣转变。在这种转变中，正是世界的“预先给予”这个新的词变成必需的，因为它是关于预先给予之方式的这种虽有不同指向却仍还是普遍的课题范围的称谓。就是说，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别的，而正是那种给予方式的，显现方式的，内在的有效性样式的主观变化，这种主观的变化持续地进行着，不断地综合地结合到流动之中，这样就产生出关于世界之直接的“存在”这种统一的意识。
在生活世界的对象之中我们也发现了人，人以他们的全部的人的行为与活动，工作与痛苦，借助他们各自的社会联系，共同地生活于世界地平线之中，并且知道自己是在世界的地平线之中。因此，对于所有这些，现在也应该一起实行一种新的普遍的兴趣转变。一种统一的理论兴趣应该仅仅指向主观东西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世界由于它的被综合地结合的成就之普遍性，终于成了它对于我们的直接的此在。在自然的通常的世界生活中，这样多姿多彩的主观东西不断地进行着，但是它在这里仍然经常是而且必然是隐蔽的。怎样，以什么方法，才能将它揭示出来呢？它能够被证明是一个理论上首尾一贯地进行的特殊研究的自身封闭的领域吗？这个领域展示为最终起作用的，有成就的主观性之全体的统一，这种主观性能说明世界——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自然的生活的地平线——的存在。如果这是一项合理的、必须的任务，那么执行这项任务就意味着创造一种特殊的新的科学。与所有迄今设计的客观科学，作为建立在这个世界基础之上的科学相反，它是关于世界的预先给予性之一般的给予方式的科学，因此是关于使这种预先给予性成为每一种客观性之普遍基础的东西科学。以上所述同时还意味着创造了一门有关最后根据的科学，一切客观的奠立都从这些最后的根据吸取其真正力量，而这种力量是来自这些最后根据的最终的意义赋予。
从对于在康德和休谟之间发生的疑难问题的说明而来的从历史上说明动机的我们的途径，现在向我们提出这样一种要求，即阐明预先给予的世界是一切客观科学，当然也是一切客观实践的普遍的“基础——存在”；因此导致要求那种关于预先给定这个世界的主观性的新式的普遍的科学。现在我们必须考虑，我们怎样才能满足这项要求。在这里我们注意到，那初看上去似乎是有帮助的第一步，那种我们必须借以摆脱一切被当作有效性基础的客观科学的悬搁，已经绝对不够用了。在实行这种悬搁时，显然我们仍然继续站在世界的基础上。现在世界被还原为前科学地对我们有效的生活世界，只不过我们并没有将由科学而来的任何知识用作前提，而且这些科学只许作为历史事实来考虑，对于它们的真理性我们并不表示自己的态度。
但是我们将兴趣转向前科学的直观的世界对它进行观察，并注意它的相对性，这在这方面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对于这类事物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依然属于客观的研究范围，也就是属于历史学家的研究范围。历史学家必须重新构造他们每一次研究的诸民族和诸时代的变化着的生活的周围世界。尽管如此，预先给予的世界仍然作为基础而有效，而并没有被转移到作为独特的普遍的关联的纯粹主观东西的领域，而现在所涉及的正是这种纯粹主观东西的领域。
即使我们将一切时代，一切民族，最后将整个空间时间的世界，在统一的系统概观中当作主题，而且是在经常注意到处于其纯粹事实性中的特定的人的、特定的民族的、特定的时代的周围生活世界的相对性的情况下，情况也仍然一样。很显然，以上所述不论就以对相对的空间时间的诸生活世界重叠综合形式进行的这种世界的概观而言，还是就对一个这样的生活世界个别地进行概观而言，都是适合的。对于这个世界，先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考察，然后在更高的阶段上，是一个周围世界一个周围世界地考察，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地考察，每一个特殊的直观都是一种存在的有效性，不论是以现实性的样式，还是以可能性的样式。每一种直观从一开始就总是已经假定有客观的有效性的其他东西，对于我们这些观察者来说，直观就总是已经假定世界的有效性这种普遍的基础。
§39 作为对自然的生活态度实行彻底改变的超越论的悬搁之特征。
那么如何能够将生活世界的预先给予性变成一种独特的普遍的研究主题呢？很显然，只有通过对自然态度的彻底改变才有可能。通过这种改变我们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作为自然存在的人生活于预先给定的世界之不断实现的有效性中，宁可说是我们不断地对这种有效性的实现采取克制态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被改变了的新型的研究主题，即“世界本身的预先给予性”：即纯粹并且仅仅作为这个世界的世界，并且是正如它在我们的意识生活中具有意义和存在的有效性，而且总是以新的形式获得这些意义和存在的有效性那样的世界。因此我们只能够研究，作为自然生活之基础的有效性的世界就其全部的计划和行为来说是什么，与此相关联地，自然的生活和它的主观性最终是什么，也就是说，纯粹地作为主观性（它在这⾥作为完成有效性的主观性而起作用）来研究。这种完成自然的世界生活之世界有效性的生活，不能在自然的世界生的态度中研究。因此需要一种彻底的态度改变，一种十分独特的普遍的悬搁。
§40 把握真正实行彻底悬搁的意义方面的困难。关于导致将彻底悬搁误解为能对一切个别的有效性逐步实行克制态度的诱惑。
对整个自然的通常的生活进行的悬搁的普遍性，事实上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特性，而且作为这样的东西，首先有其可疑之处。首先不清楚的是，必须怎样实行它，才能使期望于它的方法上的成就成为可能的，这种方法上的成就甚至就其普遍性而言也仍然是需要阐明的。正如我们将会确信的，在这里出现了一些导致错误的迷途，即一些理解如何实行悬搁的方法，这些方法肯定达不到目的，这一点我们预先就能看清楚。
为了了解应该如何实行那种彻底改变态度，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一下自然的通常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是运动于永远是新的经验、判断、评价、决心的流中。在每一个这样的活动中，自我都是指向它周围世界中的诸对象，这样或那样地与这些对象打交道。这些对象就是在这些活动中被意识到的，有时是直接地作为现实的东西被意识到的，有时是以现实性的诸样式（例如，作为可能的、可疑的等等）被意识到的。任何这样的活动，任何包含于它们之中的有效性，都不是孤立的。在它们的意向之中，它们必然地包含有在流动的运动性中共同起作用的潜在的有效性之无限的地平线。由以前活跃的生活所产生的多种多样的获得物，并不是一些死的沉淀物；即使那些总被同时意识到，但暂时不相干，完全未被注意到的背景（例如知觉域的背景）也仍按照它所含有的有效性共同起作用。所有这一类东西，尽管暂时并未变成现实的，但都处于由直接地或间接地被促动的诸样式和对自我施加影响的诸样式构成的不停的运动之中，并且可能转入到能动的统觉之中，有效地啮合到诸活动的关联之中。因此，这个总是被能动地意识的东西，以及与此相关联，能动地对它的意识，指向它，与它打交道等，总是被⼀种缄默的、隐蔽的，但又共同起作用的有效性的氛围包围着，被一种生动的地平线包围着，现实的自我也可以通过复活以前的获得物，有意识地把握由统觉产生的思想，并将它们转变成直观，而随意地指向这种地平线。因此，由于具有这种经常流动的地平线的性格，每一种在自然的世界生活中直接完成的有效性，总是已经以诸有效性为前提，这些有效性直接或间接地向后延伸到模糊不清的，但偶尔可供使用的，可以恢复的诸有效性这种必然的基础，所有这些，连同那些未来的活动一起，构成一个唯一的不可分割的生活关联。
这种思考对于阐明应该如何实行普遍的悬搁具有重要意义。就是说，我们看到，这种悬搁作为以个别步骤实行的对于有效性的克制态度，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这种对于个别有效性的实行所采取的克制态度（与在由理论的或实践的要求而引起的批判态度中所进行的悬搁相似），代替每一种有效性只能产生一种建立在自然世界基础之上的新的有效性样式：而且即使我们想按照预先的普遍的决心，一步一步地，甚至是无限地，即对于所有从今以后向我们呈现出来的自己的或别人的有效性的实行采取克制态度，情况也不会更好。但是代替这种按照个别步骤采取克制态度所具有的普遍性，可能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普遍悬搁的方式，即这样一种方式，它一下子就使贯穿到自然的世界生活整体之中，并且贯穿到有效性的整个的（不论是隐蔽的还是开放的）网之中的总体的实行停止起作用，正是这样一种总体的实行，作为统一的“自然的态度”，构成“朴素的”“直接的”、平淡的生活。通过实行这种克制态度——它禁止这种迄今为止未被打断地进行着的整体的生活方式——就获得了对全部生活的一种完全改变，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于是就达到了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超出世界的有效性之预先给予性，超出那种总是将它们的有效性隐蔽地重又建立在其他有效性之上的这种无限相互交织，超出由多种多样的但又是综合统一的东西构成的这整个的流，在这个流中，世界具有并且重新获得意义内容和存在的有效性。换句话说，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一种超越于普遍的意识生活（个别主观的和诸主观间共同的意识生活）之上的态度，在那种意识生活中，世界对于朴素的平淡的生活者来说，“在那里”存在着，作为毫无疑问地现存的东西，作为现存事物的领域，作为全部已获得的和重新引起的生活兴趣的领域“在那里”存在着。所有这些都由于悬搁而事先停止起作用了，因此，整个的自然的平淡生活，指向“这个”世界之现实东西的自然的平淡的生活，都停止起作用了。
同样应该注意的是，当前的悬搁，即超越论的悬搁，当然地被认为是一种我们断然决定采取的习惯的态度。因此绝不是一种短暂的和偶然地个别地重复的活动。而且我们关于以前的悬搁，在将它与职业的态度对比时所说的一切仍然有效：即在“职业时间”，虽然悬搁使所有其他的兴趣都“不起作用”，但是悬搁绝没有停止第三部分对于超越论问题的澄清以及……作为我们的存在方式的其他兴趣的存在方式（或更确切地说，作为“感兴趣者”的存在方式的我们的存在方式），仿佛我们会抛弃那种存在方式或者只不过是重新考虑是否继续保持它。但是，也不应忘记我们对于贬低悬搁，将它与其他职业等同起来的做法提出抗议所说过的东西，以及关于通过这种伸展到人性的哲学深层的悬搁将会彻底改变整个人性的可能性所说过的东西。
§41 真正的超越论的悬搁使“超越论的还原”成为可能——对世界与有关世界的意识之间超越论的关联之发现与研究。
我们作为以新的方式进行哲学研究的人，在实行悬搁时是将悬搁当作从并非偶然地而是本质地发生在前的自然的人的存在之态度中转变出来，也就是从那种就其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科学中的整个历史性而言从来没有被打断过的态度中转变出来。但是现在必须真正理解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并不是停留在一种无意义的习惯的克制态度上，而是借助这种克制，哲学家的目光实际上才变得完全自由了，主要是从最强有力的、最普遍的，同时又是最隐蔽的内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也就是从世界的预先给予性中解放出来。在这种解放中，并且借助这种解放，世界本身与对世界的意识之间的、自身绝对封闭和绝对独立的普遍相互关联，就被发现出来了。所谓对世界的意识所指的就是完成着世界有效性的主观性之意识生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在其持续不断地获得的形式中总是具有世界，并且总是主动地重新将世界构造出来的主观性之意识生活。如果从最广义上理解，最后就产生出各种性质的和各种意义的存在者一方，和作为以这种最广泛的方式构成意义和存在有效性的绝对主观性为另一方之间的绝对关联。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通过悬搁，在哲学家面前展示出一种进行体验，进行思想，进行理论化的新方式，按照这种方式，在哲学家超出他的自然的存在并超出自然的世界以后，并没有从它们的存在与它们的客观真理中失去任何东西，同样，也没有从他的世界生活的精神获得物中以及整个历史的共同体生活的精神获得物中失去任何东西；只是他——作为具有独特兴趣指向的哲学家——放弃了继续完全以自然的方式实行他的世界生活，也就是说，放弃了在现存世界基础上提出问题、存在问题、价值问题、实践问题，以及关于存在或非存在的问题，关于价值存在、效用存在、美存在、善存在等等的问题，使一切自然的兴趣都不起作用。但是世界，正如它以前曾对我存在过，而现在仍然存在着一样，它作为我的世界，作为我们的世界，人类的世界，以任何时候都是主观的方式而有效的世界，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在坚持不懈地实行悬搁时，它是纯粹作为赋予它以存在意义的主观性之相关物而落入到我们视线之中的，由于主观性所起的作用世界才“存在”。
但这并不是被赋予世界的一种“理解”、一种“解释”。任何一种“关于……”的理解，任何一种关于“这个”世界的意见，都在预先给予的世界中有其基础。我通过悬搁所消除的正是这个基础，我超出于这个世界之上，现在这个世界对于我来说，在一种十分特殊的意义上变成了现象。
§42 对实际实行超越论还原的途径给以具体的预先规定之任务。
但是如何能更具体地理解上面提到的由悬搁而成为可能的成就——我们称它为“超越论的还原”——以及如何能更具体地理解由此而展现出来的科学任务呢？这里提到的成就，是将“这个”世界还原为“世界”这一超越论的现象，因而还原为超越论的现象之相关物：超越论的主观性；在这种超越论的主观性之“意识生活”中，并且由于这种超越论的主观性之“意识生活”直接地朴素地对我们有效的世界，在⼀切科学之前，就已经获得了它的整个内容和它的存在的有效性。并且总是已经获得了它的全部内容和它的存在的有效性。我们如何能更具体地理解，在对世界的还原中同时包含的将人类还原为“人类”这种现象的做法，使我们能够将“人类”看作是超越论的主观性之自身客观化，而超越论的主观性任何时候都是最终起作用的，因此是“绝对的”主观性。如何借助这种悬搁使以下情况变成可能的呢？即按照其作出成就的活动，按照其超越论的、延伸到隐蔽基础之中的“意识生活”，按照其将世界在自身中作为存在之意义而“实现”的确定方式，对主观性进行描述——即以自明的方式将主观性揭示出来，而不是将它杜撰出来，不是以神秘的方式将它构造出来。如果在这里谈的是一种新式的科学态度、一种新式的理论探询和对问题的新式解决，那么也就必须为这些问题准备好基础。有关世界之自然的提问，在预先给予的世界中，在现实的和可能的经验之世界中，有其基础。因此悬搁所解放出来的目光，也肯定同样是按照其自身方式进行体验的目光。整个这种态度转变的成就，肯定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实的和可能的世界经验的无限性，变成了现实的和可能的“超越论经验”的无限性，在其中，世界及其自然的经验，作为第一步，将被经验为“现象”。
但是我们应该如何开始这项工作，如何继续进行下去呢？我们如何能够（首先通过具体试探）获得这些最初的成果呢（即使最初只是作为新的思考材料，在这种思考中，进一步系统研究的方法，另外还有我们整个计划之真正的纯粹的意义，以及这种新科学态度之非常独特的性格都将变得十分明了）。当我们不再在早已熟悉的世界基础上运动，而是通过我们的超越论的还原刚刚站到“知识之母”的这个从未涉足过的领域之人之处时，是多么需要这种材料；在这里引向自我误解的诱惑力有多么大，最后甚至超越论的哲学之真正成功在多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沉思的最后的清晰性，所有这些，我们将在以下的考察中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