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智能时代思考新唯物主义——基于德兰达解读大模型聚合论的分析
本文原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作者简介：蓝江，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曼纽尔·德兰达的新唯物主义思想，为智能时代重勘实在论的版图提供了锐利的概念武器。德兰达以庞加莱的奇点与吸引子为锚点，将尺度从外部高维坐标拉回内在性平面，使强度而非广延成为测绘实在的根本单位。在此基础上，辖域化与解域化不再是一对二元范畴，而被重构为参数连续统上的相态变动；资本主义总体性幻象随之瓦解，让位于异质性聚合体偶然结盟的星丛。德兰达对涌现概念的激活，更在拒斥向上与向下还原的双重路径中，为虚拟影像寻获了唯物主义的合法性：计算机模拟不是实在的摹本，而是潜在差异在非平衡态下的操作性展开。诸如Seedance2.0一类的大模型因而不再执着于对影像的真伪判断，其视觉震荡本质上是强度分布的重组运动，是虚拟与实在在聚合体层面相互触发的涌现事件。德兰达的思想坐标并非智能时代的终极答案，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诉诸超越性、不退回本质论的思考姿态——在每一次解域与再辖域的震荡中，测绘人类与技术物共同编织的潜在未来。
关键词 曼纽尔·德兰达；新唯物主义；智能时代；聚合论
引言
当字节跳动的Seedance2.0大模型让每一帧画面从文字的胚胎中破壳而出，我们目睹的不仅是一场视觉技术的迭代，更是实在论地基上一道被撕开的裂谷。那些由算法编织的动态场景——它们与真实摄影棚里打光、布景、运镜所捕获的影像如此相似，以至于人眼再也无法指认哪个是原本、哪个是复制。传统本体论的审判庭由此陷入窘迫：在这一刻，仿佛那些实在论的法官们惯用的“真实”与“虚拟”这对砝码在天平两端失去了权重。问题不在于生成物是否足以乱真，而在于“真”本身正在从一种固定属性滑变为一种变量，一种可以经由计算梯度不断调整、在临界点上骤然跃迁的强度值。这正是当代美国思想家曼纽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从德勒兹和加塔利的遗产中挖掘出的最锋利的概念武器。在他重构的唯物主义图景中，实在从不是既成物的静态集合体，而是由强度差异驱动的动态过程，一种不断变化中的聚合状态。温度、压力、速度、电位——这些在热力学中定义相变临界点的强度量，同样适用于理解社会聚合体、技术物乃至影像的生成。正如水在沸点瞬间从液态跃入气态，Seedance2.0所做的，是将“虚拟”从低强度、低置信度的边缘状态推向足以引发感知质变的高原分布。当一段完全由扩散模型生成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亿万次转发，当它成为国际新闻的影像证据，它便不再仅仅是“潜在”的，而是完成了自身向实在的跨越——这不是幻觉对现实的篡位，而是强度分布图式的一次深刻解域。
字节跳动Seedance2.0大模型
在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中，他强调了潜在性或虚拟性并非实在性的对立面，他说道：“结构即潜在性的实在性……相互规定与完全规定的双重过程界定了这种实在性：潜在性绝非无规定，它得到了完全的规定。”简言之，潜在性是实在物的内在维度，是聚合体尚未被激活但真实存在的倾向性。每个大模型都悬浮在一片由海量参数张成的可能性空间中，其权重分布就是它的图式——一组奇点与吸引盆构成的拓扑结构。因此，从德勒兹等人的立场出发，我们不能徒劳地追问“AI生成的东西是否真实”。而新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将实在性本身理解为一种强度值，它可以在辖域化（territorization）的编码系统中被冻结为固定等级，也可以在解域化的运动中重新分配、重新分层化。Seedance2.0并非用虚拟吞并真实，它只是在人类感知与计算的交界处绘制了一张新的强度地图。当整个智能世界开始以这种强度逻辑运转，我们需要的便不再是那种在云端俯瞰万物的超越性哲学。我们需要一种内在性的唯物主义：它不预设任何先验的形式因，只追踪聚合体在多重尺度上自下而上的涌现；它不崇拜永恒规律，只测绘潜在图式中奇点的分布与分岔；它不哀叹虚拟对真实的侵蚀，而是冷静地分析不同“技术—社会”聚合体的辖域化与解域化参数的变迁。人与智能体的关系也将在这个平面上重新缔约——不是主人与奴隶，不是创造者与被造物，而是两种在强度空间中相互触发、互为环境的聚合体，它们的每一次耦合都在改变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势能曲面。这是德兰达留给我们的思想工具，也是我们在智能时代重新奠定唯物主义根基的起点。当每一帧图像都可以是潜在之流的一次瞬时结晶，当每一个感知界面都成为强度跨越的阈限，哲学的任务不再是哀悼旧实在的消逝，而是用新的概念图式去测绘那个正在生成的世界。
一、从超越性的尺度到内在性的强度
德兰达是欧陆新唯物主义浪潮中不容忽视的思想坐标，而汉语学界长期以来对他的研究付之阙如。作为德勒兹、加塔利最富创造力的诠释者之一，德兰达从未满足于经院式的概念注疏，而是以工程师式的冷峻将《千高原》的工具箱拆卸重组，投送至非线性动力学、计算机科学、人工生命乃至材料地质学的陌生疆域。若要理解当代德勒兹主义何以能够在科学技术场域中持续不断地生产概念，我们首先需要穿越德兰达的思想生成史。1952年，德兰达出生于墨西哥城，20世纪70年代移居纽约，从实验电影迅速转向计算机编程与数字艺术。正是在这一跨界时刻，他遭遇德勒兹——并非以信徒身份，而是以工具论者的姿态将强度、聚合体、解域化等概念移植到战争机器、自组织系统等全新论域。其首部著作《智能机器时代的战争》以德勒兹式的透镜预演了海湾战争的赛博格图景；《非线性历史一千年》提出强度唯物主义的基本纲领，将地质沉积、生物演化与语言变迁置于同一形态发生学平面。真正奠定其理论声誉的是2002年的《强度科学与潜在哲学》，这部德勒兹研究经典将微分几何、动态系统“吸引子”（attractor）与德勒兹的潜在本体论对勘，令人信服地论证“强度”并非隐喻而是可测量的差异生产过程。此后，《新社会哲学》勾勒以聚合体为核心的实在论社会理论，《德勒兹：历史与科学》与《哲学与模拟》延续跨学科实验，直至《哲学化学》与《聚合论》对库恩式“范式断裂”迷思展开系统清理。德兰达的文本始终保持着罕见的清澈质地：严谨考据而拒绝修辞迷雾，跨界征用却无符号拜物教。当多数欧陆思想家的科学转向滑向虚无主义的悲情宣谕时，德兰达的唯物主义让世界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有趣，而非更加虚幻。
分辨真实与虚假，从来不是一场直观表象内的裁决游戏。尺度的引入，即意味着方法论意识的觉醒：我们如何测量，取决于我们选择在何种维度上安置对象。这正是德兰达新唯物主义思想中一个极易被忽视、却贯穿始终的方法论内核。让我们重返现代科学的奠基时刻。笛卡尔与费马创制解析几何时，已触及此根本命题：对低维对象的测量，必须将其嵌入更高维度的坐标系，方可实现形式化处理。一维空间中的直线或曲线无法在自身中被度量，唯有将其置入二维平面，固定轴线为每一点赋予数字坐标，几何关系方可转译为代数运算。德兰达精准地捕捉到这一操作的哲学意涵：“一旦嵌入二维空间，固定的轴线就可以为曲线上的每一点分配一对数字或坐标，这样点与点之间的几何关系就可以用数字之间的关系来表示，而新出现的代数学完全可以胜任这项任务。”解析几何的革命性，不在于发现了某种新图形，而在于发明了一种通过“n+1”升维实现精确描述的普遍策略。同样的逻辑在曲面研究中重现。高斯将二维曲面嵌入三维坐标系，使面上点的几何关联转化为三维代数关系；而另一位德国数学家黎曼则将这一策略推向极限：处理n维空间的几何，必须预先假定一个“n+1”维的更高阶嵌入空间。正如数学史家莫里斯·克莱因（Morris Kline）所言：“黎曼提出的空间几何学不仅仅是高斯微分几何学的延伸。它重新考虑了研究空间的整个方法。”这已不仅是数学技术的迭代，而是一种本体论立场的翻转——对象的可测性不取决于其固有属性，而取决于我们能否为其找到合适的更高阶外部空间。这种“通过升维实现度量”的思想范式，并未止步于数学史。数十年后，爱因斯坦将引力几何化，正是借助黎曼流形将物理过程嵌入四维时空；当代量子场论处理复杂构型空间时，仍延续着这一策略的当代变体。德兰达的敏锐在于，他看出这绝非单纯的科学方法移植，而是唯物主义哲学在数字时代重新获得严谨性的根本途径：实在从来不是扁平地摆置在眼前，而是始终需要通过升维跃迁，用高阶维度的尺度方能触及低维度的价值和判断，也才能对低纬度的值进行运算。
低维度的线、面与空间，唯有嵌入更高维度的坐标系之中，方可被测量、被计算、被赋予形式。这并非仅仅是一种数学技术，它同时承载着一个深远的超越论隐喻——而这个隐喻，从未像在笛卡尔那里那样，被如此清晰地锻造为形而上学的装置。当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为上帝存在提供本体论证明时，他所动用的逻辑工具，恰恰与解析几何将曲线嵌入平面的操作同构：我们作为有限的人类存在，无法在自身封闭的维度内确立任何完满的价值尺度；正如一维曲线无法自我测量。二维曲面无法自我展平，我们的真理、善好与实在感，都必须从一个更高的、超越性的维度那里获得担保。这个更高维度，笛卡尔称之为上帝。在回应梅斯兰神父的“第二组反对意见”时，笛卡尔提供了一段极具几何学神韵的论证。他写道：“因为我们在那里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性，因为必然有一个存在体存在着，在这个存在体里形式地或卓越地包含着在我们里边有其观念的一切完满性。”这段话表面上是对经院哲学本体论论证的现代改写，但其深层语法彻底属于笛卡尔的时代。正如曲线上的每一点需要外部坐标轴赋予数字身份，我们观念中的每一分完满性，也需要一个外部存在体赋予其实在性担保。笛卡尔将上帝设想为那个包含一切完满性的形式或卓越因，无异于将上帝设定为一个“n+1”维的超验坐标系，所有低维的、不完满的存在者必须在此坐标系中获得自身位置的标记。解析几何将代数关系注入几何直观，笛卡尔则将上帝注入有限心灵的观念库存——两种操作共享着同一套维度跃迁的逻辑。
这种延伸所带来的形而上学后果是决定性的。它意味着，在观念论哲学中，人类从来不是一个能够自我奠基的存在物种。我们的尺度依赖于一个更高阶尺度，我们的标准寄生于一个无法直观的超越性维度。我们可以在平面上画出一条完美的直线，但我们无法在直线的内部证明它的完美；我们可以形成关于至善、无限、完满的观念，但我们无法在有限性的内部为这些观念提供存在论认证。因此，对超越性维度的寻求，并非只是虔诚者的信仰，而是理性自身的强制性需求。只要我们还在使用尺度，就不可能回避那个最终为所有尺度奠基的无条件尺度；只要我们还在分辨真假，就不可能满足于仅在可感世界内部进行表象之间的比对。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游记》中真假美猴王获得了全新的哲学意涵。六耳猕猴幻化出的行者，与孙悟空本尊在外形、言语、神通乃至对紧箍咒的痛苦反应上全然一致，天庭的照妖镜、地府的业镜、观音的慧目均无法分辨。唯一能够作出终审判决的，是灵山雷音寺——那个超越三界六道的更高维度。如来的慧眼所见，并非表象层面的差异，而是存在论层面的本源归属；他所动用的并非照妖镜式的平面比对，而是一种从更高阶位置向下俯瞰的判决性来辨别真伪。真假美猴王之辨，从来不是一场技术性鉴定，而是一场维度审判；不是哪个表象更真，而是哪个存在者拥有合法的维度位置。由此我们得以看清，笛卡尔的上帝与如来的慧眼，虽然分属两种文明传统，却共享着相同的逻辑位置：他们都是那个“n+1”维的超验坐标系，都是那个能够为低维世界提供终极尺度判准的外部观察者。
然而，对于德兰达这样的唯物主义者而言，观念论所倚赖的那个超越性维度是必须彻底摒弃的。问题随之而来：如果我们不再能够诉诸一个更高阶的外部坐标，那么，在这个完全由流变、杂多与内在关联构成的此在世界之中，尺度从何而来？判断如何可能？这绝非一个技术性的方法论疑难，而是唯物主义在告别超越性担保之后必须直面的根本诘问。真正的唯物主义不可能通过偷偷恢复某种隐蔽的超越性来拯救自身；它必须在纯粹内在性的平面上，为杂多性（multiplicité）的流形（manifold）寻获一种全然内在的价值生成机制。正是在这里，德兰达没有继续关注笛卡尔、费马、高斯等人，而将目光转向了19世纪末的法国数学家亨利·庞加莱。庞加莱所处理的空间，不再是黎曼意义上需要预设更高阶嵌入坐标的微分流形，而是一个完全自足、无需外部参照的拓扑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变量之间的依赖关系可以通过微分方程的内在演化来捕捉，而无需任何超越性的形式指引。真正具有哲学分量的是庞加莱对“奇点”（singularity）的处理：在拓扑空间中，奇点并非几何学意义上的缺陷或例外，而是充当着轨迹演化的吸引子。这意味着，即使成千上万条轨迹在流形上拥有截然不同的初始位置，只要它们起始于该吸引子的“吸引域”（basin of attraction）之内，最终都将收敛至完全相同的终点状态——那个吸引子本身。尺度不再来自高处，而来自深处；不再由外部坐标指派，而是由内在趋势汇聚。德兰达正是承袭了这一思想线索，他写道：“在这个意义上，奇点被视为系统内在的、固有的长期趋势：只要没有其他外力约束，系统在演化中总会自发趋向的那些状态。”在这里，德兰达将奇点从数学对象转译为本体论范畴：奇点不再是理想形式的残缺摹本，而是物质系统自身携带的未来指针；它不是被超越性尺度丈量的被动质点，而是在内在性演化中主动塑造轨迹的“吸引域”。
让我们以肥皂泡为例。在笛卡尔式的观念论视野中，肥皂泡之所以呈现为球形，是因为它分有了关于“球体”的先天观念；现实中的肥皂泡不过是完美球体在质料中的残缺投影，其与理想形式之间的差距需要被归因于质料的阻抗。然而，流体力学的拓扑分析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图景：肥皂泡的形态并非对某个超越性球体的摹仿，而是表面张力梯度、液体浓度分布与空气压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均衡。肥皂泡之所以趋近球体，是因为在给定的物理约束下，球体是能量最低的稳定构型。它不是理想的摹本，而是演化的吸引子。每一个肥皂泡都与完美球体存在微分层面的具体偏离——局部的浓度涨落、重力造成的细微拉长、气流扰动留下的瞬时凹陷——但这些偏离并非缺陷，而是物质自身表达其内在复杂性的真实痕迹。这正是德勒兹那句著名断言的彻底意涵：奇点是“拓扑的而非几何的隐含形式”。几何形式从外部规定，拓扑形式则从内部生成；几何形式追问“应当是什么”，拓扑形式则描述“可能成为什么”；几何形式仰赖超越性尺度的审判，拓扑形式则在内在性平面上自行开辟轨迹。
正是在这里，德兰达将德勒兹、加塔利的“强度”（intensive）概念引入论域，并使之与笛卡尔意义上的“广延”（extensive）属性形成对比。德兰达自己的界定是：“所谓广延指长度、面积、体积等可通过量变累积的属性；而强度则指累积可能引发质变的属性。”广延属性构筑了一个可供计算与测量的几何空间，其特征是可分割性：十米长的竹竿被截为两段，便成为两根五米的竹竿，广延量在此遵循加法逻辑。而强度属性则截然不同——它不可分割，无法经由等分而保持性质不变。一杯90℃的水，无论被分作多少份，每一份的温度依然是90℃；速度、压力、浓度、电压，均是如此。对强度而言更具决定性的特征在于：它是那种经由累积而可能引发质变的属性。水温从99℃升至100℃，增量不过1℃，却意味着液态向气态的本体论跃迁。强度的运作始终围绕着一个不可化约的拓扑结构——临界点，即冰点、沸点、屈服点、饱和点。在这些关节点上，量变并不平滑地过渡为质变，而是被奇点所捕获，骤然涌现出全新的存在层级。这种质变并非外在测度的结果，而是物质系统在其内在性平面上自行完成的形态变化。由此，强度不再是广延几何的附庸，而成为德兰达用以测绘当代复杂性唯物主义的根本尺度——一个彻底内在的、非超越论的、以奇点与吸引子为线索的价值坐标。
二、辖域化与解域化：聚合论唯物主义的运动
当德兰达用内在性之强度补充乃至抗衡观念论形而上学的超越性尺度后，其导致的直接后果在于：真实与虚假、善与恶、美与丑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不再被视为判若云泥的绝对界分，而是转化为内在性平面上连续的强度分布状态。在这一本体论框架下，基于强度分布的尺度本身即具有流变性——它在编码操作的基础上完成对相应区域的辖域化。辖域化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捕获运动，而真正构成唯物主义地基的，则是现实中不断流动、涌现的多元性的力（force）。这些力汇聚为欲望，持续冲击既有辖域化的编码（encode）与边界，使原本固定、条理化的空间发生动摇，此即解域化（deterritorization）或解码（decode）运动。辖域化与解域化，恰是强度分布在内平面上的动态图式（diagram）。据此，当我们援引德勒兹、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千高原》中的概念装置，并辅以德兰达的推进性诠释，来审视Seedance2.0所制造的视觉震荡时，便既不宜仅限于真/假的二元甄别的框架，亦无需在某种更新的超越性基点上重建真伪尺度——这场由大模型触发的感知革命，本质上乃是一场强度分布的重组运动。
倘若要深入研究辖域化与解域化这一对概念装置的理论层面，并澄清德勒兹、加塔利与德兰达在这里呈现出来的差别，我们不得不回到他们的原始文本。德勒兹、加塔利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始于《反俄狄浦斯》。在该书中，他们写道：“资本主义构筑并不断构筑着各色剩余的、人造的、想象的抑或象征性的辖域化，在其上，资本主义尽其所能地依托于抽象的量化方式对人格进行再编码、再规训。”显而易见，此处辖域化的执行主体乃是资本主义本身。德勒兹、加塔利在此勾勒出一幅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总体的编码图景：这一编码机制将一切多元性的涌动、一切流变的形态捕获至自身的抽象网格之中，使那些原本无法通约、无法计算的差异，被驯化为可以在资本逻辑内部被精确运算、被有效控制、被持续规训乃至被深度奴役的可交换单元。资本主义的辖域化，因而从来不是对既有领土的简单占有，而是对欲望本身的辖域化重塑——它将无定形的强度流编入量化表格，将异质性的生命轨迹纳入同质化的核算框架。与此相对，欲望作为真正的生命冲力，作为无器官身体所携带的爆破性能量，始终处于对资本主义辖域化编码的逃逸状态。德勒兹、加塔利继而写道：“这一社会条件界定了它自身的界限，以及其自身解体的可能性，以至于它不停地与那个推动其走向它的界限的力量处于对立状态。在资本主义的边界之上，解域化的社会集群让位于无器官身体，解码之流蔓延在欲望生产之中。”与拉康式欲望不同，德勒兹、加塔利的欲望并非某种匮乏的症候，而是充盈的生产性力量；它从不需要大他者的认可，而是在资本主义编码网络的间隙之中、边缘之处乃至内核内部自行开辟逃逸线。解域化运动，正是这些逃逸线在聚合体层面上的汇聚与爆裂。
《千高原》则将这对概念进一步植入根茎本体论的深处。在“导论：根茎”中，德勒兹、加塔利写道：“所有根茎都包含着节段性的线，并沿着这些线而被层化、辖域化、组织化、被赋意和被归属，等等；然而，它同样还包含着解域之线，并沿着这些线不断逃逸。每当节段线爆裂为一条逃逸线之时，在根茎之中就出现断裂，但逃逸线构成了根茎的一部分。这些线不停地相互缠结。”在此，根茎既是被层化、被编码、被赋意的辖域化空间，同时亦从未停止分泌解域之线——逃逸线始终蛰伏于节段线的缝隙之间，一旦节段线爆裂，逃逸线便应运而生，且从未真正脱离根茎自身的肌理。辖域化与解域化并非两种彼此外在的运动，而是同一条根茎的两副面孔、同一场欲望运动的双重节律。综上所述，辖域化本质上是一种以控制为终极旨归的编码实践：它将混沌流动的强度空间切割为条理分明的网格的层（strata），使计算逻辑、监控装置与规训技术得以在这片编码的辖域上顺畅运转。正是在此意义上，德勒兹、加塔利指认资本主义发现了其历史上最为精巧的奴役形态与剥夺机制。然而，生命自身的欲望流变——作为一场永不终结的反俄狄浦斯运动——始终构成对这一编码机器的根本性抵抗。在德勒兹式的唯物主义视野中，力的流动与强度的涨落不断冲击既有的编码边界，催生持续的解域化浪潮。然而，资本主义的狡黠恰恰在于：它既能够有限度地协助某些生命支流的逃逸与解域，亦善于对这些新开辟的空间实施再辖域化（reterritorization），以便从中提取新的剩余价值份额。德勒兹、加塔利因而写道：“资本主义机器为了获取剩余价值，越是对‘流’进行解域化、解码化、公理化，那些彼此链接的、官僚化、政治性的部门，越是在吸收剩余价值增长的份额的同时被再辖域化。”据此，资本主义的历史运动本身便呈现为一个由辖域化、解域化与再辖域化交织循环的震荡过程——它从未真正离开过辖域，也从未停止重新绘制辖域。每一次解域化，都内在地进行再辖域化，每一条逃逸线都有可能沦为一条新的控制线。这正是德勒兹与加塔利对资本主义所作的诊断：它既是对一切编码的解码者，又是最贪婪的再编码者；它既释放欲望，又将欲望重新锚定在剩余价值的轴心之上。
德兰达对德勒兹、加塔利的聚合体概念深表认同，却从未将之奉为圭臬。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塑造的是“聚合体2.0”——一个在关键关节上与德勒兹版本分道扬镳的全新概念。这一升级绝非单纯的技术修补，而是根植于两重根本性的理论分歧。首先，德兰达拒绝接受德勒兹、加塔利笔下那个能够从总体上完成辖域化编码的资本主义机器。在他眼中，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将一切社会要素缝合进无缝总体之中的“幽灵”。经由德兰达重构的聚合体概念，其同一性并非来自某种超越性的总体性规划，而是源于异质性元素在具体互动中偶然结盟的强度的聚集。德兰达征引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城市研究：市场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透明均衡空间，而是“镇民相遇、交易、争吵甚至动武的场所……所有新闻——无论是政治还是其他——都在市场中传播”。德兰达由此给出一个十分关键的判断：“市场是弱联系人群传递新信息的场所。它们同时施加着约束——商品交易价格通常由供需关系非人格化地决定；买卖决策虽具主观性，价格却作为这些主观行为的集体性、非预期结果自然形成，并强加于参与者。”价格在此被还原为一种非预期的集体后果，是异质性决策交叉共振中偶然浮现出来的约束性事实。市场之为聚合体，恰在其约束力并非来自总体，而是来自局部互动的非总体性叠加。德兰达并未忽视民族国家对市场的辖域化编码。国家法律、财政制度确实构成强大的再辖域化机器，试图将市场的异质性流变纳入可计算、可征税的同质化框架。然而，即便在此强大的国家权力之下，市场的异质性聚合逻辑也从未被彻底剿灭：地下经济、逃税行为、灰色交易——这些并非资本主义的病理性残余，而是聚合体固有的解域化的逃逸线。国家法规之于市场，从来不是总体性的衡量尺度，而只是诸多约束条件中的一个元素。由此，德兰达得出一个极具论战色彩的结论：并不存在德勒兹与加塔利所预设的那个资本主义的总体。那个能够从全局完成编码、解码与再编码的资本主义巨兽，不过是一种抽象的理论幻象，是德勒兹主义未能彻底清算的拉康式遗产——那个始终在背景中运作、始终无法被祛魅的大他者的最后投影。真正的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一个总体，而是一张由无数异质性聚合体临时勾连而成的聚合体。由此可见，德兰达的“聚合体2.0”，正是这样一场告别总体性的理论仪式。
其次，德兰达不赞同德勒兹、加塔利体系中隐藏的二元论残余。在德勒兹和加塔利那里，层与聚合体往往被塑造成一对彼此对峙的范畴：层是高度条理化、编码稳固、辖域化充分的同质空间，聚合体则是流动不居、边界含混、始终处于解域进程的异质性集合。德兰达拒绝接受这种范畴对立的本体论化倾向。他选择将物理学与化学中的“参数”概念引入聚合体理论，以此消解层与聚合体之间的本质隔阂。德兰达写道：“我们可将参数概念引入抽象领域。将这些控制旋钮引入聚合体概念，便能消除其与层的对立关系，从而使层与聚合体（在源初意义上）如同物质的固态与液态般成为不同相态。不同于互斥的二元范畴，相态之间可相互转化，甚至以混合态共存——正如凝胶这种由不同材料固液相混合而成的物质。在社会总体中，关键参数或可变系数在于其辖域化与解域化程度。”在此，层与聚合体不再分属两个世界，而是位于同一本体论连续统的两极，其差异仅仅是辖域化与解域化的向量在参数空间中的不同匹配值。当解域化参数占据主导，聚合体便趋近于多重性流形；当辖域化参数持续累加，聚合体便逐渐凝固为层。固态与液态并非本质对立，而是同一物质在不同温度下的相态表现——凝胶恰恰以混合态宣告二元框架的失效。以人体为例：作为由组织细胞、共生菌群、入侵病毒及无数未知微生物构成的复杂生物聚合体，其稳定态取决于免疫机制所维持的辖域化参数阈值。病毒入侵打破这一平衡，免疫系统启动编码式防御——这是一次再辖域化尝试；若失控，则机体进入解域化进程，原有编码失效，边界溃散；及至病毒与宿主建立新型互动均衡，从而生成了新的再辖域化的稳态。这一过程并不是量变带来的质变，而是参数变动中的涌现。德兰达说道：层与聚合体的“对立，或许可由一个配备可变参数的概念来涵盖，该参数的设定决定了聚合体是处于编码状态还是解码状态”。由此，他将辖域化与解域化从二元范畴还原为连续统的变量变化，形成了一种聚合论的唯物主义，亦得以从类型学转向拓扑学。
最后，让我们回到Seedance2.0的例子。同此前的Sora等大模型一样，人类与虚拟生成模型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场辖域化与解域化，再辖域化的往复运动。Seedance2.0所引发的震荡，其问题并不在于虚拟影像是否会取代真实影像，而在于：作为一种强力解域化的参数装置，它在何种程度上重构了人类观众与影像的存在论关联？它又如何重新调配了大模型生成影像与实拍原始影像之间的位阶秩序？这必然催生出一种全新的互动形态——影像与影像之间正缓慢凝结成某种可名为“影像间性”的聚合体。在此聚合体之中，人类不再是超然于影像之外的价值判断，而是深嵌于社会场域（socius）中的一个互动元；Seedance2.0生成的影像亦非无限逃逸的无界之流，而是在解域运动的同时，持续试探着与当下人类目光相契合的新维度。经由德兰达重新阐述，大模型的真伪之辨问题已然发生了变化：它不再追问哪种影像更为真实，而是追问在大模型高强度解域化的进程之中，人类主体与异质性影像元素之间如何达成一种聚合体的瞬间平衡？这便是在再辖域化的参数刻度上重新校准的聚合论目光。而思考这一问题，需要我们转向一种聚合论唯物主义。
三、涌现与潜在：在虚拟影像与唯物主义之间
我们现在可以正面切入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德兰达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位唯物主义者？在与思辨实在论奠基人之一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对谈中，德兰达明确将自身立场定义为唯物主义，而非单纯的实在论——尽管这两个概念在论域中存在许多交集。不过，可以看出，德兰达与哈曼共享一个基本判断：真正的哲学必须同时拒斥向上还原（upward reduction）或向下还原（downward reduction）。向上还原将物消解为它在总体中的功能或效应，向下还原则将物拆解为其构成质料，仿佛物的实在性和物质性只能由微观组成部分来确定。诚如哈曼所言：“‘物’指的是任何无法被向上和向下还原的东西，换句话说，物比其组成部分或其在世界上的效应总和都多出来一些东西，它比前者浅一些，比后者深一些。”哈曼由此转向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概念，试图以形式来锚定物的自主存在——正因为如此，他坚持认为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实在论者，却无法接受唯物主义概念的质料基础。
德兰达在此与哈曼分道扬镳。他同样拒绝向上与向下还原，却无法认同哈曼以形式为最终凭靠。在德兰达看来，哈曼的形式论仍没有远离西方形而上学的窠臼，他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亦止于半途；哈曼的物导向本体论（OOO）固然有力，却终究未能挣脱西方形而上学的基本装置。德兰达更倾向于以“物理能量信息主义”来命名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物质不是质料加形式，亦非本质加偶性——物质就是物质材料、能量与信息本身，此外别无他物。正是在这一本体论基础之上，德兰达得以重新追问计算机模拟的虚拟界面及其形式之物质性。这一问题的出现，亦为我们回返Seedance2.0等大模型所制造的虚拟影像提供了锐利的概念工具。在《实在论的兴起》中，德兰达写道：
另一方面，在我的本体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涌现属性：一个整体的属性是由构成整体的各个部分之间持续的交互作用而产生的。涌现属性可以非常微妙：例如它可以出现在程序语言层面之上的计算机仿真系统中（如元胞自动机中的滑翔机制），而程序语言又存在于计算机硬件层面之上。严格地说，只有最末一层才是“物质”，它的上层是符号和句法，最上层由模式或形式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由于很少有人会认为计算机中的软件是非物质的，所以我经常用这个类比来给予数学一种物质的地位，因为它也是关于机械过程（功能）和数据结构的。同样地，与仿真系统的类比可以使小说及其人物不再如此神秘。
在此，“涌现”成为德兰达唯物主义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正是凭借这一概念，他得以在哈曼的形式主义与德勒兹的潜在主义之间独辟蹊径。德兰达认为，在中观层面——即非还原的、可经验但不可化约的层次——唯物主义的运作既不诉诸物的总体效应，亦不依赖其组分质料，更不借重哈曼式的永恒形式，而全然在于涌现本身。他进一步指出：“整体属性由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涌现而出，这一概念本身，并未对这类相互作用的潜在复杂性设置任何限制。另一方面，涌现属性这一概念确实对哪些整体可以被合理地接受设定了限制。”由此，计算机仿真、虚拟影像乃至大模型生成的视觉流，其实在性并不系于是否拥有坚实的物质基底，而在于：当它们被纳入由人类、技术装置与影像元素所构成的聚合体时，是否真正触发了可辨识的涌现属性。德兰达的唯物主义不再追问影像是否虚假，而是追问虚拟是否能够在与实在的缠结中生产出新的总体性效力。
在消除了向下还原与向上还原这两重错误唯物主义的魅影之后，涌现便成为我们重新审视虚拟影像的存在论地位的唯一可靠进路。在德兰达的视域中，虚拟影像同样负载着信息与能量——它从来不是纯粹的虚幻投影，而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介入实在的构造。然而，恰恰是“虚拟”一词导致了理论混淆。对于Seedance2.0一类的大模型生成物，人们惯于将其指认为虚拟影像，以区别于实在图像。这里的关键症结在于：当代技术话语中的“虚拟”与德勒兹哲学中的“潜在”是同一个单词，但在意义和内涵上却大相径庭。在《差异与重复》中，德勒兹早已对潜在与实在的关系做出过极其严格的界定。潜在绝非虚无，亦非依循因果逻辑线性展开的可能性。潜在的实现，乃是一种与实在相异却同样具足实在性的差异化显现。德勒兹写道：“一个潜在的或潜能的对象，其被实在化，就是要创造出对应于——但并不相似于——一个潜在多重性的那些歧异之线。潜在拥有一项有待执行的任务或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所具有的那种实在性：正是问题在定向、调节并生成着解决，但这些解决并不相似于问题的诸条件。”在此，潜在被赋予实在性：它不摹仿实在，却生发出解决实在之问题所必需的歧异线之上。德勒兹继而以记忆为喻，进一步阐明这一差异化运动的机制：“这种记忆的潜在的实在化似乎以创造歧异的线的形式呈现，每条分歧线都对应于一个潜在部分，既代表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是特定部分在差异化物种和部分中独特关系秩序与奇点分布的具象化体现。差异与重复在潜在基底中推动着实在化运动，推动着作为创造的差异化。它们由此取代了可能的同一性与相似性——后者仅能激发伪运动，即被理解为抽象限制的实现之虚假运动。”可见，德勒兹的潜在绝非是当代计算机技术的虚拟影像的前兆。它不在实在的对立面，而是实在之创生的内在动力。
德兰达并未止步于对德勒兹潜在概念的诠释，而是在现代技术哲学的背景下对其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重构。这场重构的关键点，来自尼科里斯与普利高津的复杂性科学。正是借助非平衡态动力学的概念装置，德兰达让“潜在”从德勒兹式的本体论差异范畴，转化为可以在数学建模与计算机模拟中被操作的技术对象。潜在不再是纯粹哲学思辨的抽象概念，而是获得了一种向科学经验敞开的全新命运。尼科里斯与普利高津对非平衡态的著名论断，为这一转向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哲学支撑：“非平衡状态揭示了非线性中隐藏的潜能，这些潜能在平衡状态或接近平衡状态时处于休眠状态。”换言之，平衡态之下，系统收敛于单一吸引子，潜在被冻结于重复的循环之中；非平衡态则将系统推至多重吸引子相互竞逐的临界地带，正是在这里，潜在获得了微分方程意义上的可表达性。德兰达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理论契机：他将潜在重构为“具有确定结构的可能性空间”——相空间中的吸引子、分岔点、极限环，这些数学对象不再是描述工具，而成为潜在本身的存在论载体。建模并非对实在的简化，而是对潜在内在结构的形式化捕获；模拟亦非对现实的苍白摹仿，而是让潜在实体在可重复的实验室条件下展开其固有属性与趋势。
于是，德兰达成功地在德勒兹的“潜在”与计算机科学的“虚拟”之间架设起一道本体论桥梁。他写道：“模拟技术在恢复涌现概念的合法性方面功不可没，因为它能让潜在实体相互作用，从而真实地呈现出属性、趋势和能力。由于这种涌现可在多台计算机中复现，不同科学家得以像研究实验室现象般对其进行探测与研究。换言之，模拟在涌现研究中可扮演实验室实验的角色，与数学在破译可能性空间结构中的作用相辅相成。而哲学则能成为整合这些洞见的关键机制，最终将它们凝练为一种涌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从而真正彰显物质与能量的创造力。”在此，模拟不再屈居于派生的、附属的认识论地位，而成为与数学演绎、物理实验鼎足而立的第三种科学实践。它以迭代与可视化的方式，让潜在于微分方程中的可能性空间在屏幕上获得现象学的直观呈现。这正是德兰达所勾勒的“涌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技术内核。
由此，我们得以从根本上重置对大模型生成影像的提问方式。问题不再是：单一的大模型能否制造出足以乱真的虚拟图像？而是：这些作为模拟技术的虚拟影像装置，究竟以何种方式成为重构人类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不妨借用一个来自技术史的类比。汽车的发明绝非马力运输手段的线性延伸——它不是在效率量级上替代马车，而是以燃料—机械系统为杠杆，撬动了一种被畜力时代封存的交通潜能，将人类定居点、物流网络与时间感知重新编织为全新的社会聚合体。同样，今天，诸如Seedance2.0、Sora一类的大模型所生成的虚拟影像，亦非人工绘画或数字制图技术的平滑升级。它们解放的是差异自身的潜能：不是让图像更逼真，而是让未曾存在过的视觉现实获得涌现的权利；不是服务于对既有世界的复刻，而是参与对尚未存在之世界的拓扑构建。譬如，当我们观看电视剧《太平年》中那些由计算机模拟生成的五代十国景象——杭州西府的市井巷道、开封汴梁的宫阙轮廓——我们并非在检视一幅虚拟地图的还原精度。这些影像与实拍镜头、人物表演、历史考据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无法以真假二分法切割的涌现总体。观众的意识不再游弋于“哪些为真、哪些为虚”的焦虑之中，而是沉浸于一个由异质性影像元素临时装配而成的感知聚合体之中。在这里，虚拟不是实在的缺席，而是潜在差异的到场；不是技术对现实的侵蚀，而是物质创造力在大模型时代的崭新显形。德兰达的涌现唯物主义，最终教会我们的，不是如何分辨影像的真伪，而是如何辨认每一次潜在差异如何通过技术装置完成自身的实在化。
当然，德兰达为我们提供的，从来不是一整套关于大模型时代的终极解释。他的思想既非灵丹妙药，亦非万能钥匙——若有人试图从中抽取出某种可供直接套用的分析框架，便已然错失了其最珍贵的馈赠。德兰达所做的工作，毋宁是在唯物主义的漫长谱系中重新安置了一批概念装置：强度而非广延，内在性而非超越性，涌现而非形式，聚合体而非总体。这些装置无法向我们承诺一个确定无疑的未来图景。当Seedance2.0将每一帧图像从算法的潜在空间中召唤而出时，我们意识到，人类的未来或许恰恰就悬于这种聚合论的潜在性之中。我们不再是站在世界对面的尺度颁布者，而是深嵌于“技术—社会—自然”聚合体中的一个互动元。我们的自由不再体现为对虚拟的拒斥或对真实的固守，而体现为能否在每一次解域化的震荡之后，寻获那个足以容纳新涌现的再辖域化形式。虚拟影像从未威胁要取代实在，它只是提醒我们：实在从来不止于我们已经熟悉的那种形态。德兰达的唯物主义最终交付我们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以及带着这些问题继续前行的勇气。
